勸君莫當改革的最高裁判官——讀皇甫平《改革不可動搖》及有關文章有感

欒保俊　

                                     （一）

    最近讀了一些關于皇甫平先生在《財經》雜志上發表的大文《改革不可動搖》（此文發表以后，又接連發表了幾篇文章和訪談錄），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轟動和爭論的文章，使我感觸頗多。我有幸與皇甫先生（實名周瑞金）在解放日報一起工作了七年，而且關系相當好（這是我自己的感覺，皇甫先生是不是這樣認為就難說了）。那時的皇甫先生給我的印象是：政治上敏銳，愛好民主，文化修養相當好，為人也比較沉穩，謙和，很好相處，很多重要評論都出自他手，我以有這樣的朋友和同事為榮。但不幸的是，自從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以后，我們就如有人常說的那樣“漸行漸遠”了。我這個人一向珍惜同志友誼，即使觀點不同但友誼可以長存。后來皇甫先生一路高升，而我則離休賦閑，沒有什么接觸了，但心里還是經常掛念著。90年代初，在改革開放需要“促進”的時候，皇甫先生連續發表了《作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文章以后，名聲大噪，成為耀眼的政治明星。
    但是，最近讀了皇甫先生的《改革不可動搖》一文，使我很有一些失望。從行文中看，當年我們在一起工作時的那種謙和與良好的修養，似乎不見了。文章很有一點居高示下，舍我其誰的味道，而且不少地方的行文是在打棍子，扣帽子（這是皇甫先生過去一貫反對的）。我不知道皇甫先生現在身負何種要職，只知道閣下的最后職務是《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就算這個職務是“終身制”，作為有頭有臉的文人，而且是一向愛好民主的文人，寫文章也不必擺出一種真理都在自己的手中的架勢，教訓那些只是對改革提出了一點善意意見的人。這使人有一種皇甫先生又得到了什么“令旨”，又要出來扭轉乾坤的感覺。
                                   
                                    （二）

    文章的頭一句話是“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歷史性拐點”。據學問家說，“拐點”是個數學用語。鄙人文化水平低，沒有學過“微積分”，連算術都很差勁兒，所以不知所云。但隱約覺得說歷史出現了“拐點”，似乎是說出了“方向”問題。因為皇甫先生在下文有論述，他認為：“社會上出現一股新的（請注意：是‘新’的，不是舊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按：這頂帽子夠大的，大得可以壓死人）。他們把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矛盾，上綱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臨新一輪改革‘姓社姓資’爭論的輪回。”因此，皇甫先生覺得“大事不好”，現在又需要他這位曾經大出風頭的政治明星出來橫掃陰霾，端正方向，保衛改革，推動改革了。
    這些年來，在一些人那里，“改革”變成了他們的“專利”，任何人都“碰不得”，不管出了什么問題，他們一口咬定“改革（不管什么樣的‘改革’，是真的還是假的）就是好就是好”！誰要是提一點意見，說改革有什么缺陷或問題，應該加以改進，這就冒犯了天威，侮辱了他們的“改革”，就給人扣上“左”、“保守”、“落后”、以至“反對改革”的大帽子。他們儼然是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是非的最高裁判官，改革的好與壞，意見的對與錯，只有他們說了算。只要他們認為什么人提的意見不符合他們的口味，他們就可以給提意見的人判定任何我們的罪名。像皇甫先生這樣愛好民主、修養比較好的人都如此對待改革中出現的分歧和爭論，都聽不進一點不同意見，可想而知，修養比他降一格的人會怎樣？
    皇甫先生可能認為自己是改革的先知先覺，是改革的堅決擁護者，保衛者，眼里揉不得半點沙子，時時刻刻在瞪大眼睛尋找“反對改革”的對象。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因為在主流傳媒、主流經濟學家輿論的高壓之下，對改革的確是少有人敢提出什么不同意見的。但是，不提意見，或者聽不到不同意見，不等于沒有意見。只不過是憋在心里不講罷了。盡管斷斷續續有幾個非主流經濟學家，先后發表了一些文章，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見。但忠言逆耳，并沒有引起掌控改革大權的領導和機構的重視。一般百姓就更難表達自己的意見。所以。中國內地的改革，長時間里是輿論一邊倒，改革的“話語權”，完全被“主流經濟學家”和媒體所掌控著。
    誰知2004年從香港冒出了一個名叫郎咸平的人，此人出生于臺灣省，就讀于美國沃頓商學院、密歇根州立大學、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等院校，并獲得碩士、博士學位。畢業后，任香港中文大學首席教授和長江商學院金融學講座教授。按傳統的說法，此人應屬于 “資產階級學者”。大概就是因為他是個“資產階級學者”，又生活在香港，有較大的自由空間，就膽大妄為起來，在他認真地研究了內地的國企改革以后，從2004年下半年開始，在網上和報刊上連續發表文章，炮轟內地的國企改革，諸如：《質疑TCL產權改革方案》（2004年6月17日“搜狐財經網”）、《海爾變形記：漫長曲線MBO全解釋》（2004年7月31日《財經時報》）、《在“國退民進”盛筵中狂歡的格林柯爾》（2004年8月16日“新浪財經網”）、《MBO成了MBI國企問題不在所有人缺位》（2004年8月16日“新浪財經網”）、《批判主導中國產權改革新自由主義學派》（2004年8月29日“搜狐財經網”）《應當立即停止產權私下交易》（2004年9月2日《國際先驅導報》）郎咸平先生的文章還有許多，因為篇幅有限不能多列。但僅從上列的幾篇文章的標題就可以看出，郎咸平先生的思想傾向是非常明確的，就是批評內地在國企改革中，有人以“改革”的名義竊取國有資財產，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失，食公而肥，應該加以制止。
    據介紹，郎咸平為什么在那個被一些人視為天堂的美國學業有成，卻要回到香港任教，而且關心內地的改革開放？他說就是為了報效祖國。假若這個介紹不虛，我認為這位郎先生的思想境界，似乎要比內地有些自吹自擂的所謂“著名經濟學家”（有的還得了什么獎）的思想境界要高那么“一點點”！高在那里？高在他關心內地的改革開放，看到問題敢于直言不諱，一言中的，戳到了要害。即使由此引來了圍剿和漫罵依然坦然自若。而且，到現在為止，鄙人沒聽說他和什么權貴或者“暴發戶”勾結，圖謀私利（拿點稿費是應該的）。他在香港工作，大概待遇不會太差。內地的國企改革的好壞、成敗，對他來說沒有多大的利害關系，完全可以“隔岸觀火”，不加評論，既不得罪人，當然也就不會招罵。但他卻以大局為重，單打獨斗，面對內地的一幫“主流”“著名經濟學家”的誹謗和漫罵，連續發表文章，猶如石破天驚，一石激起千重浪，打破了改革的沉悶空氣，引發了關于改革的大討論。幾乎在“郎旋風”勁吹的同時，劉國光同志發表了關于《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2005年7月）、《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2005年4月）和要反思改革等講話和文章，又引起了討論，媒體認為這又是一股“旋風”。這兩股“旋風”使關于改革的討論進一步發展和深化。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我為這種討論歡呼！古人早就說過：“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攻堅”時刻，要使改革進一步健康發展，就要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打破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特別是那些擔任什么“公司”、“集團”“獨立董事”的經濟學家、以及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所謂“精英”控制“話語權”的局面，廣泛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集思廣益，才是正確的。
                                    （三）
    早在1985年3月28日，鄧小平同志在接見日本自由民主黨副總裁二階堂進時就說：“我們的改革是堅定不移的，不會動搖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總結經驗。因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問題，每一步都影響成億的人。這中間一定會犯錯誤，還會出問題。關鍵是要善于總結經驗，哪一步走得不妥當，就趕快改。” 講得多好啊！這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金石之言。其要點是：第一，改革一定要堅定不移，不能動搖，動搖了中國就沒有希望；第二，要善于總結經驗，他老人家那時候就估計到“一定還會犯錯誤”，所以要好好總結經驗，以利于改進工作，把改革推向前進；第三，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因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不及時總結經驗，走了“邪路”就會損害“成億”人民利益，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可是有些人對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根本沒有往心里去。皇甫先生號稱是“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的，他是怎樣“輔佐”的呢？他們根本沒有把“成億”的人民放在眼里，在20世紀20多年的改革中，經濟的有了飛速而巨大的發展，這是有目共睹的鐵的事實際。誰也否定不了，但是也出現了許多問題，用鄧小平同志的話說叫“一定會犯錯誤”，皇甫先生自已也承認“貧富差距、地區差距拉大，生態環境惡化，權力腐敗嚴重，社會治安混亂，以及衛生、教育、住房中出現看病貴、上學貴、房價高、就業難等問題”。這些問題，連皇甫先生也說是“群眾中反映比較強烈”。“強烈”者，強大而猛烈也！就是拿出一項兩項，或者是一兩個地區所犯的錯誤，都是大問題，都涉及到小平同志所說的“成億”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提一點意見，或者是批評，實在是再正常不過又是非常必要的事情。但不知為什么皇甫先生竟然要給提議見的人扣上“反對改革”的大帽子？這除了說明是“護短”，是要封住提意見人的嘴，還能說明什么呢！
    鄧小平同志號召我們要善于總結經驗，而且把這說成是“關鍵”，并說“哪一步走得不妥當，就趕快改”。可是皇甫先生以及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們又是怎么對待的呢？涉及到10多億人民的改革，是一個巨大而復雜的工程；如果加上“精英”們所希望的使社會主義的中國“轉型”（為什么社會主義社會要“轉型”，“轉”成什么“型”，鄙人是一概不知），那就更加復雜。對如此巨大而復雜的事物，凡有正義感和責任感的人都會堅決遵循小平同志的指示：走一段回過頭來看一看，看看改革出了什么問題沒有，總結一下經驗，或者聽聽群眾的意見，對了就繼續往前走，要是錯了就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趕快改”。可是“精英”們反對這么做，他們反對“向后看”，說向后看就是要回到計劃經濟時期，就是否定改革的成就。這里不說計劃經濟到底是好還是不好，他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到底起沒起過良好的作用。只問一點：為什么一向后看就回到了計劃經濟時期，就否定了他們的改革成就？人們不曉得，他們那個“改革”怎么就那么不經“看”，一看就被“否定”了！如果真是這樣，你們的那個“改革”是不是真的有點不太對頭？這樣地“輔佐”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的在天之靈能安心嗎？

                                     （四）

    毛澤東主席在世的時候多次說過：要讓人家講話，讓人家講話，天塌不下來；不讓人家講話，有一天會霸王別姬的。可是現在不要說是某些官員，就是有一些“精英”、“主流經濟學家”、“主流媒體”以至某些教授（這些人平常是最愛好民主的）都不讓人家講話。翻開中國的近代史，不管是革命時期、建立新中國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時期，都可以看出中國人民是多么的偉大！他們為了祖國的解放和建設，作出了巨大、也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貢獻，只要革命和建設需要，他們有什么就貢獻什么，甚至生命。他們作出了貢獻，卻很少索取，甚至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只要能忍受，就默默的忍受。就拿改革開放以來說吧，有的農村，上面說要在那里搞“開發區”（全國有4000多個開發區，有的征了土地并沒有開發，讓土地曬太陽），要拿農民的土地，農民說：好吧，拿吧。有的能拿到一些補貼，有的連補貼也拿不到。在工廠里，領導說要“建立現代企業機制”，要“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才能使工廠發展，因此需要多少工人下崗，工人說：好吧，下吧。于是每人發一點錢就給打發了•••••。盡管有些失地農民（據報道，全國有4000多萬失地農民）和下崗工人（據報道有3000多萬下崗工人。——這個數字鄙人吃不準，有的報道說是2600萬，海外的報道說有3600萬，我取中為3000萬）生活很困難，但他們仍然千方百計地克服困難，自謀職業，維持生計，盡量不給國家增添麻煩。因為領導上告訴他們：這是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有“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他們聽黨的話，默默地忍受著，抱著希望，盼望著有一天能“解決”。但是幾年過去了，他們的困難有的仍然沒有解決，有的甚至還加重了。實在過不下去了，才到有關部門上訪，而上訪也并不如他們想象的那么簡單，受氣是經常的事情。他們忍受了多少年的困苦，蒙蒙懂懂，不知問題出在哪里。而那些出主意讓他們失地和下崗的“精英”和“主流經濟學家”們，竟然毫無憐憫之心，還在不遺余力地為他們的大賣國企，國有資產流失所出的主意諸如“賣光論”、“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等理念 “理直氣壯”地進行辯護，不許人們說一個不字兒。只是最近因為出現了兩股“旋風”，打破了沉悶，人們才開始講話，由于電腦的普及，不少人才在網上發表自己的意見。
    這本來是一件很大的好事兒。在這個過程中，討論的空氣逐漸濃厚，參與討論的人也較前活躍，有的意見得到了高層領導的認可。如果能繼續討論下去，聽取正反兩方面的意見，加以綜合分析，取長補短，一定能使改革的步子邁得更穩，工作更完善。可是“精英”們不高興了，皇甫先生說他們是“反對改革”，前面已經說了，不贅述。還有一位名氣頗高的大學教授張維迎先生，也出來發話了。他在深圳一個會議上說：“我們是一個網絡時代，輿論環境變化非常大，網絡時代的信息特別容易偏離時代，是一個少數人的意見被認為是多數人意見的時代，是一個很多人可以說話但是又可以不負責任的時代，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這一點。我們不能低估這種輿論對中國國企生存發展的危害性。” 這真是一篇“絕妙好詞”！與皇甫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張先生不愧為教授，不僅學問大（沒有學問怎么能當教授），政治敏感性也特別高。他和皇甫先生一唱一和：一個說“網絡時代的信息特別容易偏離時代”，一個說現在“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一個說現在“是一個少數人的意見被認為是多數人的意見的時代”，一個說“相當部分年輕一代，他們沒有過往歷史經驗的教訓，容易被情緒感染”（見2月23日《南方周末》記者與“皇甫平”的對話：《〈改革不可動搖〉發表前后》）；一個說“不能低估這種輿論對中國國企生存發展的危害”，一個說現在“否定改革”的思潮“甚囂塵上”。
    我的天！現在的中國到底是誰家之天下？人們對于改革多年不敢講話，剛剛講了幾句，就招來這么多的罪名！美國有人在全世界推行政治、經濟和文化霸權主義，其結果是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連他們自己的輿論界都問：美國人為什么到處招人恨？這是前車之覆，不可不鑒，不可不重視。想不到在堂堂社會主義中國，在熟讀了歷史的知識界，竟然有那么幾個“精英”，不顧歷史，在21世紀，在黨的十六大召開，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主政三年，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等等一系列的深得人心的方針政策以后，竟然也想施行“霸權主義”——話語霸權主義：只許他們講話，不許別人講話，一講話就會招來他們給加上的許多罪名。——這是怎么回事兒，是誰讓他們這么干的？

                                     （五）

    記者問皇甫先生：“網絡上反對您的聲音，您有過大致的思考嗎？”皇甫先生答曰：“相當部分是年輕一代，他們沒有過往歷史經驗的教訓，容易被情緒感染。還有一些來自學界的不同聲音，他們還堅持計劃經濟體制的特點。”皇甫先生為什么這么看重“年輕一代”？這使我大惑不解。在很長的時間里，“精英”們批評的主要對象是“老家伙”，認為改革的阻力主要是來自那些“抗日戰爭扛過槍，解放戰爭跨過江，抗美援朝負過傷”的人，這些人受“左”的影響太深，習慣于計劃經濟，看不慣改革開放所施行的“新”方針政策，因此“上面頂，下面抗，中間還有一根頂門杠”。為了打破這種局面，曾經提出過一個口號“允許改革犯錯誤，不允許不改革”。這個情況我想皇甫先生是會記得的，可是為什么現在忽然把矛頭指向了“年輕一代”呢？真讓人猜不出葫蘆理賣的是什么藥。
    皇甫先生，你不覺得這么說“年輕一代”有點冒失么？第一，“年輕一代”是國家的未來，是改革開放的接班人，搞了20多年的改革，結果培養出“相當部分”的“反對”皇甫先生、也就是“反對改革”的“年輕一代”。如果真是如此，皇甫先生的“改革”就很值得悲哀了！第二，皇甫先生說“年輕一代”“容易被情緒感染”。“情緒”是個什么東西，大家都知道，它是客觀事物影響人的主觀（物質——如大腦或心理）的反應，美好的事物，會引起人的美好影響，產生美好的情緒；不美好的事物，會對人產生不美好的影響，引起不美好的情緒。皇甫先生所指的“年輕一代”，尤其是已經能在網絡上發表意見的“年輕一代”，恐怕已經不是不諳世事的、人云亦云的、容易受人左右的“年輕一代”；他們在長期的某種教育下可以樹立不同的世界觀，但情緒卻不會輕易地被人“感染”的。這樣的“一代”對皇甫先生的“聲音”有所“反對”，恐怕不是無足輕重的。第三，皇甫先生說這些“反對”他的“年輕一代”“沒有過往歷史經驗的教訓”，因此才“反”他的“對”，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這許多年來，傳媒上和一些所謂的“文學作品”中，發表了多少污蔑、丑化社會主義、共產黨、毛澤東的消息和作品！這些“年輕”人正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就拿批評計劃經濟方面來說，媒體作了多少文章啊！電視上拿出兩寸布票來展示，拿某一戶人家把油瓶子打翻了，一家人為此而痛心，用棉花揩油的故事來展示，以說明計劃經濟的不好，給人的印象深刻極了。被皇甫先生所指責的在網絡上“反”他的“對”的“年輕一代”，決不會沒有人看這些東西。這些場景留在他們的心目中，他們決不會不與現在的人因吃多了大魚大肉而得肥胖癥的場景來比較。可是比較下來，他們還是“反對”皇甫先生的“聲音”。難道這不值得皇甫先生深思么？何況，在網上“反對”先生的“聲音”的，不會只是“年輕一代”吧，因為現在中老年人上網者也是“大大地有”啊！
    經過這樣的分析倒使我有一點開竅了：皇甫先生在這里指責“年輕一代”，恐怕不是不需要“年輕一代”，假若這些“年輕一代”不是“反對”皇甫先生的“聲音”，而是“歡迎”甚至是吹捧皇甫先生的“聲音”，大概就不會招來皇甫先生的指責。君不見自從皇甫先生的大作發表以來，國內的輿論大加吹捧，記者訪問也不止一次，不斷地發表大塊文章。對此皇甫先生舒服得很，答問中不乏得意之詞。未見先生對這些新聞單位和記者有什么不滿。香港的極右刊物也大加贊揚皇甫先生的大文，為皇甫先生“怒斥政壇反改革思潮”和“挑戰胡、溫”而叫好，也未見先生出面譴責，與這種挑撥劃清界限。相比之下，是不是可以看出皇甫先生的愛好和立場？是不是可以看出他的言論受到什么人的擁護？

                                     （六）

    皇甫先生在大作中拿科學發展觀來說事，有點言不由衷，給人一種心虛的感覺。皇甫先生，你所要保衛的“改革”，與科學發展觀是有差異的。科學發展觀是什么時候提出來的？是2003年10月14日，胡錦濤同志在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來的。他說：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必須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堅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堅持在開發利用自然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樣的發展觀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只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能為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經濟發展又是同政治發展、文化發展緊密聯系的。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十分重要的一環就是正確處理增長的數量和質量、速度和效益的關系。增長是發展的基礎，沒有經濟的數量增長，沒有物質財富的積累，就談不上發展。但增長并不簡單地等同于發展，如果單純擴大數量，單純追求速度，而不重視質量和效益，不重視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協調發展，不重視人和自然的和諧就會出現增長失調、從而制約發展的局面。”
    我這樣大段地引證胡錦濤同志的講話，因為這個講話太重要了，每一句話都有所指，稍加思索，都能找到對立面。堅持全面發展，是因為曾經有過沒有全面發展的問題，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因為曾經有過人與自然的不和諧，說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政治、文化緊密聯系，是因為有不夠緊密聯系的時候，說不能單純擴大數量和追求速度，是因為有過這個毛病。在科學發展觀作為中央的決策、方針和指導思想正式出臺以前，陸續有人指出過我們在經濟建設中，有GDP崇拜、搞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破壞自然環境搞掠奪式開發、經濟收入差距太大（有人認為有了兩極分化）等毛病，并因此引起了“群體事件”大副上升等問題••••••。人們對這些事情提出意見和批評，是為了改革能更健康的發展，卻遭到了“精英”和“主流經濟學家”的反對以至圍攻，口徑與皇甫先生對待“年輕一代”的口徑驚人的相似。如今，皇甫先生竟然好意思拿科學發展觀來打掩護，實在是有些那個！

                                     （七）

    毛澤東主席在世的時候，不斷地提倡要學會分析問題，對待問題要有區別，說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我看這個方法也適用于對待改革的反映問題。皇甫先生一定是熟讀過毛澤東主席寫的《矛盾論》的，他在這篇巨著中引用列寧的話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于具體分析具體的情況。”對改革也應該持這種態度。我認為在改革這個偉大的工程的長過程中，矛盾的表現是有階段性的，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矛盾，用不同的解決方法。而不同階段處于領導地位的領導集體或領導人，由于水平、經驗和作風的不同，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也有差異，有的成績、收效大一些，有的就小一些，有的甚至出現過某些失誤，這都是正常的。誰也不能保證他所做的工作都百分之百的完善。人們以對黨和人民負責的態度，指出發生的失誤是正常的，也是符合憲法和黨章規定的。若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就應該虛心地、認真地聽取這些意見。不能誰一指出有失誤，就說人家反對改革。只要是一個頭腦正常的人都知道，社會只有改革才能前進，不改革社會只能原地踏步，就不能發展，人類就是在不斷地改革中前進的，為什么要反對改革呢？人們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提出批評與意見，是改什么和怎么改意見，不是不要改革的意見，這個界限是應該分清的。不過，假若有人搞的不是真的改革，而是借改革之名而行謀私利之實，就如胡長清、周正毅、劉金寶、顧雛軍••••••之類，他們是打著“改革”的旗號在犯罪，這樣的“改革”人們反對一下，我看是有好處的。
    同理，對各個階段提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口號，也不能籠而統之，要么一概肯定，要么一概否定，也要有分析，區別對待。不能一個階段提出了某個大得人心的理論或者口號，就把所有的不太正確或根本錯誤的口號也給掩蓋或抹煞。不知皇甫先生注意了沒有？在新一屆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和隨后出臺的一系列的新措施，特別是把建設的重點轉向農村，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免除施行了2600多年的農業稅，在經濟上要“多予，少取，放活”以來，人們、特別是弱勢群體的氣兒順了，臉上的笑容多了。為什么？因為這個方針使占中國80%的農村人口、也就是這個政策使中國的大多數人受益，所以才能出現這種令人深受鼓舞的好形勢。但是卻不能因此就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所有的政策口號都是正確的。我認為這是真正的擁護改革的人應有的態度。

                                     （八）

    本來還有很多話要對皇甫先生說，限于篇幅，文章不能再寫下去了。但是還想勸皇甫先生幾句。當年你處在一個特殊的條件下，得風氣之先，寫了幾篇文章，受到了一些人吹捧。但你自己得頭腦清醒，你不能以先知先覺自居，更不能以救世主自居。要知道，人的一生那樣的機會是不會太多的。就拿你最近寫的《色情服務需要產業化，規范化》一文來說吧，我看就是在一種不太正常的心態下寫的，可能受到非議。你說去年這種事兒給中國帶來了5000億的產值，在你看來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此，就應該讓它合法化，規范化。這樣的做法將來怎么樣無法預計，有可能你的建議會實現。但在今天中國社會的條件下提倡這些東西，你不覺得有一點冒進么？假如有人問你：這么好的事業，你的親屬中有多少人在從事這項“工作”？你如何回答？假如有，你的心情是否很舒暢？
     3月4日，胡錦濤同志在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的委員時說：“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要求。要引導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堅持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這說明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對皇甫先生的建議是持否定態度的。皇甫先生不覺得臉上無光嗎？
    所以，我勸皇甫先生，不管你過去是多么的走紅，還是收斂一點為好。好漢不恃當年勇啊，即使你過去有天大的貢獻，也只說明過去，并不說明現在，更不能說明將來。所以不可鋒芒畢露，還是謹慎做人為好。
   （《環球視野》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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