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周六講座
　　主題：在新一輪“否定文革”運動的高潮中回顧文革的認識論價值
　　主講人：老田先生
　　時間：2004年7月10日下午4：00

在新一輪“否定文革”運動的高潮中回顧文革的認識論價值

　　一、為什么要研究文革

　　研究文革這個熱潮不是我們要興起的，是反毛反文革那一派人士，把這個熱潮推到一個新的高潮。我研究文革是被動跟進性質，因為我感到很驚奇，我99年上網參加左右派論戰，就感覺到這樣一股加強否定文革和毛澤東的氣氛，論戰的一個長期不變的話題就是毛澤東和文革。這就是我為什么要研究文革的原因，因為不掌握事實就沒有發言權，就覺得這個事情需要了解一下，這個事情確實不了解，不是親歷者，論戰到最后我們說話也沒有底氣，逼迫我去進行調查研究工作。

　　我住在武漢，這是一個研究文革的有利條件，武漢當年的文革在國內是比較有代表性的，群眾組織和運動的規模是非常浩大的，因為武漢群眾組織分化不是特別厲害，這是后來誘發武漢720事件的原因，這個時間是全國文革運動的一個轉折點，算是一個標志性事件。

　　武漢當年最大的學生造反派組織叫“鋼二司”，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鋼二司的宣傳部長，在得到他的幫助后，陸陸續續的結識了一些當年的風云人物。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在主流的文革敘述之外，了解到文革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層面――群眾性的文革史，去追尋造反派青年學生和個人為什么參與文革運動，有什么樣的政治訴求，他們后來經歷的政治斗爭過程如何，這樣經過幾年的努力，就積累了一些這個方面的材料。因為這方面的材料是長期不受重視的，不僅是國內受到政治的限制如此，包括海外的研究也如此，那些所謂的權威也完全不重視文革政治博弈另一方的資料。

　　在調查文革的時候，我們訪問了一個人，把他的小故事講給大家聽聽，也許有助于我們大家了解，文革為什么需要研究。這個人姓張，他家在解放前是個大地主，他祖父曾經在北京上大學。在1919年五四運動的時候參加了火燒趙家樓，后來北洋政府任命他當江蘇泰昌縣縣長；他的父親是北閥時期國民黨的師參謀，大概是在30年代改變了自己的信仰，加入了中共地下黨，他父親后來的遭遇不好，結果促使他認識到共產黨的官僚精英群體是有一些很不好的地方，認為這個群體是有問題需要改進，所以他很積極主動的認同了毛，就是黨內有壞人，有走資派，毛一說這話，他就認為說到他心坎上去了。這樣他就積極主動地參加了文革運動，因為參加造反運動，所以他的遭遇就非常慘，但到后來我去訪問他的時候，他說自己不后悔，自己雖然是妻離子散，69年的時候又被判3年徒刑，釋放候又把他下放到鄂西北山區農村，回武漢之后也一直沒有穩定工作，眼睛也瞎了一只，現在要靠兒女撫養，但他不后悔。他說人生本來就應該這樣，有很多波瀾，酸甜苦辣咸都應該嘗一下。他自己說從祖父參加火燒趙家樓開始，到他父親的思想轉變，到他自己參加文革，他說中華民族始終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就是中華民族要到哪兒去，中華民族有什么路可以走？始終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他說80年代開始的時候，就是他們造反派政治上最不得意的時候，但他還覺得這個國家欣欣向榮，有機會的，還是挺高興的，到現在，他認為，20多年來，這條路上的問題越來越多，路越走越窄，從這個意義上，從他祖父那么積極的參加五四運動開始，到他現在積極參加文革運動，改革開放又有20多年，這么長時間的跨距里面，在三代人的時間里面，他認為中國所面臨的這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當然，張先生是個人出身，沒有很高的理論的修養，他的看法卻很堅實，來自中國的現實，是很樸素的，從現實出發，從現在社會的緊張關系看，他就覺得這個是很大問題迫切需要答案。其實就算把這個層次再抬高，抬到全球的范圍內，我們看到，仍然是有兩派在爭論，一派人說人類歷史已經終結，世界就只能是這樣，只能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或者只能由少數人掌握大部分社會剩余，然后再去控制或者動員多數人；另一派人仍然是理想不死，就象我們這個烏有之鄉的名字所象征的那樣，還是要去追尋一下另一條更好的道路，主張另一個世界是不是可能的。所以這個問題在全球視野里也是始終沒有解決，還是在爭論之中，無非是有的時候這一派人比較得勢，有的時候是那一派人得勢，二戰之后的早期，哈耶克在西方知識界聲明狼藉，到1974年卻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風水輪流轉，問題還是沒有塵埃落定。

　　二、 否定文革背后的意函變換

　　文革過去幾十年過去了，在1980年代被政治決議否定了。最近20年來，在表面上否定文革的話語沒有變的情況下，其內涵卻有著根本的變化。近年來，海內外的網絡興起以后，我們得到很多不同的信息，網絡上面關于文革的爭論不受控制，一直都很熱門，但是慢慢的在這些否定話語背后的味道已經變了。從這個意義上，我們看否定文革的研究就很有意思。

　　否定文革的話語內涵，有兩個非常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時候，那個時候關于文革的敘述，基本上不是一種研究，而是要在政治上要判定共產黨內相互爭執的兩派的是非，毛澤東和他的對立面在幾十年內關于新中國建設的爭論到底是誰對誰錯，決議就是要在政治上去解決這個問題。而在社會輿論上，響應決議并對輿論和普通人的意識形態世界起作用的主要是借助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來實現的，傷痕文學很真實的實質部分就是有一部分人，覺得自己在文革、在毛澤東時代30年里，利益受損，自己的最大利益沒有實現，自己要的社會秩序和分配方案沒有實施，所以感到不滿，或者在文革十年中間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受到質疑和沖擊，或者按流行的說法叫受到迫害，這個作為意識形態起作用的傷痕文學就是一部分人要出來倒倒苦水。

　　在六中全會的決議之后，是政治決議解決黨內是非的重新評說，由傷痕文學表述部分精英們的黑暗感受，這個相互配合的內外搭配我認為很真實，決議反應的是黨內需要，文學去爭取社會輿論同情。

　　從總體上看，毛澤東時代黨內的緊張關系一直沒有得到必要的緩和，毛澤東要走的道路，自始至終一直都有人在反對，這個反對方面的理論在1980年代我們還看不清楚，那個時候輿論還是說毛澤東錯在沒有真正領會馬克思的原理，很多方面運用錯了，他毛澤東批判的許多東西正是馬克思的基本原理，說是要從毛澤東時代不太好的社會主義，進入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好的社會主義。那么再結合今天的現實看，用好和不好的馬克思主義，來定位毛澤東和他的對立面之間的分歧是不合適的。從發展趨勢看，毛澤東定性的自己和對立面的分歧性質，應該沒有什么疑問，已經由社會發展的事實檢驗過，毛澤東當初的判斷不能說是極左，也不是什么擴大化。

　　那么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毛澤東反對的這條路行不行，走不走得下去，這是在理論上需要說清楚的一個問題。這就意味著不能在否定文革和毛澤東得時候，老是停留在“倒苦水”的層面上，老是去描述陰暗面，而是要超越文學敘述層次和爭取同情的范疇，要在真正的政治學和經濟學里面把問題說清楚講明白。早期在意識形態方面，在政治和經濟學方面是堅持“不爭論”的方針，那是符合特定時期政治需要的，但是今天繼續這樣的“不爭論”就剛剛好反過來，不符合現實政治需要了，我們知道中央前些時發布了關于繁榮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意見，其實高層恐怕就是有道路選擇方面的困惑。

　　我們看到，今天主流知識精英關于文革和毛澤東的敘述，他是要起這樣一種作用，防止人們去思考和比較毛澤東時代的得失，服從建立話語霸權的需要，直接告訴你什么另外的可能性都沒有了，制止人們去思考到底有沒有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種道路到底是不是可能。早先的文革敘述，是解決黨內政治是非問題，表述部分人的獨特感受；那么現在的文革敘述已經脫離這樣的軌道，服從建設話語霸權和文化專制的需要，這是一個質變，雖然表面上還是維持同樣的形式，進行非人道控訴，炒幾碗冷飯；但是敘述的實質和服務方向已經發生了質變了，早期是滿足政治需要，現在是滿足文化和思想專制需要，利用早期否定文革建立的敘述資源，利用建設道義立場的方式去排斥理智和邏輯，利用復述早期文革敘述的結論去和最強大的官僚精英群體保持一致。這些東西我們也是參加網上論戰以后，再經過三年多的調查以后，才慢慢感悟到的。

　　在這個意義上，再檢討今天主流學界否定文革和毛澤東時代的敘述，會發現，他們是通過這樣的敘述妨礙我們去檢討另外一個時代，妨礙我們去思考另外一條道路，妨礙我們去尋找新的理論空間和思考中國出路。因為早期爭論文革的兩派絕大多數都不在政治舞臺上了，都不在了，這個政治需要已經不存在了，剩下來的就是說我們要到哪兒去的時候，去規范人們怎么說，誰來說，什么話不準說，是建立這樣一種規矩。主流知識精英建立這樣的規矩，利用兩個資源，在學術上面援引早期非毛化時期的現成敘述，節省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在社會心理上與人們已經有的印象和知識接軌；在政治上保持與官僚精英群體的一致性，和最強大的群體保持一致，本身是一種力量整合方式和統一戰線策略。

　　針對今天主流學界關于毛澤東和文革的敘述是服從文化專制和話語霸權的需要，就這樣的重大轉變理應引起我們的重新思考。我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來疏理文革和毛澤東時代的問題，然后來講一下我自己的思考。因此研究文革不是要搞平反委員會，不是要為誰說話，沒有這個必要，當年中央高層參與文革競爭的兩部分人，大多都不在世界上了，今天的領導人跟文革的主流，正反兩方面關系都不大，在高層里面，無論是哪一邊，都丟掉文革這個包袱了。

　　簡單地說，中國的精英主義者（在學界主要是主流經濟學家和所謂的自由派組成的）已經丟棄了早期否定文革的政治內涵，把否定文革作為一根棍子使用，去敲打別人。從吳敬璉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到秦暉這樣的自由派大腕，人人都喜歡使用。從戰術上講，文革這么一根棍子可以用來方便地打擊對手，把自己和政治上比較強大的官僚精英群體對文革感受捆綁在一起，這個統一戰線的實際存在，是這么一根棍子還能夠打著人的原因；從戰略上講，或者從人類智慧發展歷程上看，中國的精英主義者也許希望通過發掘本土資源，去為論證“歷史終結論”做一點微薄的貢獻，通過否定文革和妖魔化毛澤東去論證“另一個世界”絕無可能存在。

　　三、 毛澤東選擇的中國式道路

　　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今天確實不存在了，那今天再來看文革就是一個認識論問題，就是一個認識空間問題。所謂為了簡化敘述，我提供這樣一種理解供大家參考，中國的毛澤東時代是迄今為止在人類能夠設想的另外一條路上走得最遠的時代，這個時代有很多方面確實很不完善，但是確確實實是最有代表性的另外一條路，跟西方現在是完全不同的一條路。作為這一道路的本身固有特點之外，還具有中國特殊的時代特點，這條路在毛澤東時代還處在資源分配關系很緊張的時代，結果資源分配關系緊張帶來了當時黨內的緊張關系和社會的緊張關系，包括我們快速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張力在文革中都有表現。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同意精英主義者的看法，文革的發生具有中國式道路的結構性因素作用，不是個別人的主觀故意和自主選擇的結果。

　　我個人認為毛澤東時代的兩條腿就是：三面紅旗和繼續革命。三面紅旗是解決新中國如何建設的問題，繼續革命是針對建設過程中間暴露出來的的重大政治和國家管理問題的。文革之所以會發生，我個人認為不僅與毛澤東選擇的新中國建設道路有關，也有著那個時代資源和剩余分配關系全面緊張的制約，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的總爆發和周期性清算，不是人為的、或者可以隨意選擇的。在這個意義上，我部分贊同精英主義者的觀點，毛澤東時代的問題以及文革這樣的事件，反映那一條道路的內生性問題，我反對的是精英主義者過分偷懶和隨意的敘述。

　　三面紅旗就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總路線就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內含著以政治權力替代資本去整合人力物力資源，快速發展經濟的道路選擇；大躍進就是要快速的完成工業化進程，以鋼鐵和主要的工業品產量在15年內趕上英國為努力目標；人民公社就是在農村廣泛的實現有組織的勞動，去替代原來個體農戶的家庭勞動。

　　人民公社值得特別提出來說一說，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前的1956年，接近90％的農民已經是在高級社的集體里面，高級社的規模就相當于后來生產隊；人民公社實際上沒有改變集體的性質，而是在縣和生產隊之間強化了中間層級的基層政權，全國建立起9萬多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建立起來以后，就在縣以下組織進行廣泛的農田水利建設，土地平整，后來的農村小工業基本上也都是在人民公社這一級來辦的。今天回顧人民公社的建立過程，實際上就是在縣以下，建立一級聯系到廣大鄉村的一層強有力的政權組織。我們知道，在中國歷代王朝里面，政權都是不下縣的，縣里面有縣令是由皇帝派，然后再下就是鄉村自治，或者是鄉村惡霸，或者有影響的精英人物，來負責鄉里的秩序。人民公社比較大的差別就是在縣以下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政權，這個政權在毛澤東時代30多年的歷史，他最大的工作就是，就是組織大家修水利，修水庫，組織大家修道路，基本上是一個農村勞動力動員的一個組織，是這樣一個功能。人民公社后來也辦鄉鎮工業，在1970年代才開始的。

　　三面紅旗雖然是在1958年才正式提出，但是基本思路是在1956年就確定下來的，通過八大政治報告和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加以確認的。根據當事人胡喬木和鄧力群的回憶，八大政治報告就是以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為藍本起草的。在這兩個文件中間，確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確定了農業增產要在沒有大量化肥農藥投入的現實條件下實現，必須通過有組織的勞動努力來改善基本農業生產條件。三面紅旗其實也是一個輿論策略，有把重大政策宣傳給人民知道的意思在內，毛澤東自己親自設定的三面紅旗確實用心很深，紅旗就意味著今天的“政治正確性”，通過簡單的口號式宣傳廣為人知，本身有讓人們擁護的重大政策，在人們普遍接受之后再反向作用于官僚精英群體、向上傳遞管理壓力。這也是毛澤東群眾路線的一個范例，他利用這樣形成的群眾輿論壓力，去引領和規范官僚精英群體的努力方向。

　　三面紅旗直接劃定了新中國的建設模式，最后在中國落實下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農村通過有組織的勞動努力，通過大量密集投入勞動的方式，來改善我們的農業生產條件，實現農業增產，以滿足工業化過程中城市人口對農產品日益增加的需求，也要滿足我們國家龐大的人口和在高死亡率業已下降的條件下人口巨額增長的需要。這樣一個設想，可以用后來的事實進行檢驗，從1952年為起點到1978年，糧食產量每年增長3.2%，就是大家在那個時代吃的不好，但基本上滿足了龐大的農村人口增長和工業化城市人口的生存需要，而且這個增長是在沒有大量農藥和化肥投入的情況下實現的，這個實現過程是非常艱苦的，完全依靠需要投入勞動力很多的土地平整，水利建設，水庫渠道設施建設。

　　大致上我們國家糧食增長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完全靠大量勞動力投入改善基本農業生產條件和水利條件來支持糧食增長。70年代中期以后到今天的糧食增長基本上是靠化肥和農藥的投入來產生的。這就是三面紅旗在農村是依靠集體勞動，依靠對農村過剩勞動力的動員和組織來進行大規模的土地平整，水利建設。

　　在工業上，就是以高積累的方式，快速推進工業化進程。這個過程不是靠西方那種私人資本主導，而是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來實現原始積累過程，來推進我們國家的工業化進程，而且在我們這樣龐大的國家里，由于國情限制，不可能依靠國外的經濟體，來實現我們工業化進程的產業發展梯級演變過程，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是獨立自主，只要是獨立自主就決定了是重工業優先，必須先把生產資料發展起來，等到你會建工廠的時候，你能夠制造工廠建設的設備以后，你才能建工廠，這個重工業優先是必然的。

　　重工業優先政策的背后，也意味著中國這樣的龐大國家，要建設自己的重工業和輕工業體系，實踐的是阿明所極力主張的“脫鉤發展”和毛澤東自稱的“自力更生”，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實踐的是典型的“另一條道路”，不是作為中心地區的擴張后果，而是中華民族自我把握命運的自主努力。

　　三面紅旗所決定的新中國經濟發展道路，與西方社會的成長道路完全不同，它不同的地方主要有兩個：第一個是我們的國家工業化起點是新中國受國外敵對勢力的封鎖和包圍，或者說新中國沒有國外更大規模的重工業體系可資憑借依仗，所以說必須獨立自主，這是第一個特點；第二個特點是新中國的工業化努力過程不是西方早期的發展那樣主要是受私人資本主導，完全是國家政權的整合力量起作用。有了這兩個根本性的區別，我們看到新中國整個的工業增長、農業增長模式，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歷史過程，所以主流經濟學家在“非毛化過程”中間的言說大有道理，因為他們是拿著從西方現代化進程總結出來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來看中國，那新中國點點滴滴都不對，西方走過的路新中國完全沒走，西方人沒干的事情毛澤東他們都干了。

　　新中國的整個經濟發展過程確實就是這樣，完全不符合西方的經驗，所以只要是確認了西方的有色眼鏡看中國，那新中國發展努力樁樁件件都不對。反過來去回顧毛澤東時代，報紙輿論大力妖魔化西方，說資本主義即將滅亡，社會都是腐朽一片，也有道理。從我們的道路經驗和有色眼鏡看過去，西方也是完全跟我們不同，我們認為對的事件他們都沒干，我們認為錯的他都干了。這樣的理論和現實對立，只要我們今天不帶什么包袱去看，明顯是各有道理，你的路和我的路不一樣，是兩股道上的車。看到了毛澤東時代和西方經驗的根本差別，就應該了解新中國的發展道路不是西方經驗所能夠包容和檢驗的，反過來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經驗也不是唯一的和絕對的，在研究和回顧毛澤東時代的時候，就要更多地去看現實，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書本。

　　直接管理模式的管理問題

　　所以我們在討論毛澤東時代的時候，顯然就不能以西方人的是非為是非，而是要深入探求毛澤東時代有什么問題，有什么可以選擇的政策空間，在當時的努力方向上成功和挫折如何，這樣才能夠真正認識毛澤東時代的經驗和教訓。

　　西方的工業化進程，是利用私人資本主導人力物力整合過程，有限的資源和社會剩余要向少數人手上集中，通過增加少數人的控制權去增加對全社會人力物力資源的整合能力，私人掌握資本的增加意味著少數人控制權上升，就意味著社會資源的有序動員能力上升，調度和整合整個社會人力和物力資源的能力就相應增強，經濟發展會相應順利一些，因此就必然是對私人資本積累以及資本積累的正常實現條件持正面評價，對不利的因素給予負面的評價，這是西方道路的社會評價體系與資本作為主要整合力量相一致的結果，算是理論和實踐的高度統一形式。私人資本的控制權行使方式是間接的，主要是通過市場和價格機制的作用，集中購買力去選擇雇傭和不雇傭、選擇和不選擇某些人力資源、物力資源，來生產發展。那么我們剛好反過來，新中國就是一種直接的管理方式，就是通過國家政權直接對全國范圍的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進行調度，分配資源和社會剩余。

　　新中國的政權主導和西方發展過程的私人資本主導，那些西方的評價體系和有色眼鏡都不再在中國具備現實基礎，而且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對企業領導人的要求完全不同。在私有制情況下要求資本家能夠順利完成資本積累過程，占有盡可能多的社會剩余，少數人的控制權越大越好，換言之，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一致是合適的；而在公有制條件領導人，毛澤東這條道路上要求他的這個領導人大致上（不要求100％）做到不亂伸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索取剩余，這樣才能讓群眾確信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是有保障的，換言之，毛澤東時代的高積累政策受到群眾信任的一個認識關鍵是：精英階層不利用優勢地位去占有和索取非分的社會剩余。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差別，內在于制度的設計和運行之中，表現為社會評價體系和倫理規范的對立。

　　毛澤東時代的努力過程是通過建立人們對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的信任，再去調配物，對人要做直接限制和要求。而資本主義制度就通過占有物去調配人，它是間接的管理方式，它對人不做直接限制。哈耶克等人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批判，實際上就是從間接管理和直接管理的差別入手的，最后把受政權管理下的個人的問題完全歸結為個人自由個人命運與個人主導生產地位對立起來，而在私人資本主導的社會里，哈耶克就完全放棄在資本驅使下的個人命運和遭際問題，中國的追隨者們更進一步，把個人命運的視野完全拋棄掉，把資本主導的社會問題完全歸結為效率問題，赤裸裸地站在資本的立場上。其實個人無法主導自己的命運，乃是工業化之后的現代社會的一個根本性問題，除了小農經濟占優勢的社會之外，個人的命運總是從屬于某個龐大的、個人無法控制甚至無法參與意見的機構，這是現代化大生產急劇膨脹到囊括一切人的社會后果。哈耶克的反對和自由的言說，對于現代化大生產而言不過都是空談而已。社會主義管理思路對人有直接限制，直接調度，直接管理和間接管理的差別，一直是中國精英主義者的一個理論資源，20年來的重大發展是發現可以跟在哈耶克屁股后頭，用人權的話語去解構社會主義道路的直接管理模式，凸現兩者不同管理模式的區別并進行歪曲的解讀，算是中國精英主義者的一個重大理論進展。

　　看清楚了毛澤東時代的直接管理模式和私人資本的間接管理模式的差別，就很容易理解左右派在政治上的相互攻擊。毛澤東時代使用政權的力量，對人進行直接調度，隱含的底線是每個人都給你一個位置，誰都不排斥，社會主義最終承諾給每個人一個機會，給每個人安排一個位置。個人已經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了，社會管理通過政權來進行，給每個人一個機會只有政權愿意承諾，而資本則必定要搭配某種性質與程度的排斥機制。當然毛澤東時代還沒有百分之百做到，但是至少百分之八九十做到了，而是作為長期努力方向的。直接管理，我人人都管，從經濟上給你最低保障。每個人從道義上，從最終發展方向上，從制度設計原理上，每個人我要給你一個機會。

　　每個人給一個機會，給當官的帶來一個麻煩，我不能隨便開除人，意味著不能對人的選擇性排斥作管理手段使用，就是控制權很有限。控制權一有限，事情就變成了工人如果不滿意，他老婆可以到廠門口破口大罵廠長，生產隊里的“潑婦”就可以破口大罵生產隊長，使得這樣一種特殊形式的輿論制約能夠發揮反向監督作用，結果又增加了管理的難度和工作量。分配上相對平均也是高積累政策的配套要求，因為有限的剩余要集中用于快速的工業化，那么給工人的工資就相當低，像在58年開始的定的工資起點，二級工就是38塊錢，剩余集中用于工業化所需要的積累，無法用來建立分配上的階梯并作為管理手段去引導人們的行為方向。結果毛澤東時代的“官”是不那么好當的，輿論可以進行反向制約、對人的選擇性排斥機制受到很大限制、物質刺激政策也不容許大規模使用，控制權很有限條件下的管理壓力問題，最后總是向上傳遞，常常導致某種政治打擊手段的引入，管理成本和壓力在黨內常常以“路線分歧”的形式進行表述，文革前后的黨內分歧多數與此有關。

　　后來的改革學術和改革輿論，不斷抨擊“工廠辦社會”，真實原因不是計劃經濟，而是跟這38塊錢的工資水平有關，如果要用市場化手段去解決職工子女的就學、入托問題，工資肯定就不夠花了。因此必然要尋求一條非市場化的出路，因此用合作方式來進行就是必然的，在工廠辦社會過程中間用這種隱性的福利給你一點補助，因為不配套這種東西，人人都沒辦法忍受這種低工資，在高積累低工資狀態下也必須要配套這些東西。這個社會很奇特的一個景觀，就是人居住環境的高度穩定，好像每個地方都是一個很封閉的社區，每個人都要考慮自己的長遠利益。那么這個就帶來另外一個問題，越是這樣就越發把工廠變得像個農村，變的像個很穩定的社區，一家子幾口人甚至幾輩人都在這個工廠里面，這樣也根農村一樣，民間對精英們得反向輿論壓力非常大，工人他可以在輿論上制約廠長，廠長他沒有辦法來制造輿論來壓制工人。輿論作用還有一個條件是社會身份分化不嚴重，現在的廠長都住富人區與工人截然分開，原來的廠長都住在廠宿舍區，充其量，他住兩居，工人住一居，可能就這個差別。這也就是限制了管理者的支配權。而私人資本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特點是，我不保證給你們每個人一個機會，但是你在我這里可以來去自由，在市場上進行雙向選擇，管理者可以對員工進行選擇性排斥，這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管理手段。

　　社會主義給予人們最低生活保障，但是選擇政權作為整合人力物力資源的方式，必然意味著直接管理，哈耶克就說你這樣的集體化和直接管理的特點，說是通往奴役之路。反過來，對資本主義制度和私人資本主導的指責，就集中在說你們資本主義制度人吃人，用舊上海常常有“路倒”沒人管的事實，說很多人死在馬路邊和陰溝里，人都成了“路倒”，你也不管，太沒有人性，這是拿著資本主導社會必然會有的排斥機制說話。顯然這是兩個體制在管理特點上的極端不同，最后就成為不同的話語資源，共同的特點是把個人的命運去解構對方的基本制度和管理模式。一個是那么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間接管理模式要求一定形式的社會排斥機制起作用，沒有相當程度的排斥數量，間接管理模式下就無法集中適當數量的人力物力資源，福特在大蕭條時期看到失業工人很高興，說只要他們饑腸轆轆地在街上游蕩了幾個月之后，就會成為最好的工人。可以想象，排斥機制覆蓋面越大，間接管理的威力才會越大，沒有排斥機制，間接管理模式就要破產。

　　安全目標和長遠目標優先政策下的資源和剩余分配關系緊張化

　　重工業優先政策，可以用紡織工業發展為例來幫助理解，解放初我國絕大多數人口，都依賴一個紡車在家庭內部解決穿衣服的問題，婦女常常要為此起早貪黑地勞作，還不一定能夠穿上像樣的衣服；為了避免繁重的家庭勞動，唯一的替代方式就是多建紡織廠，這樣就可以多生產布，可以把婦女從繁重的家庭勞動中解放出來。為了在短時間內盡可能建更多的紡織廠，在鋼鐵數量很有限的情況下，那就要優先使用鋼鐵去建設更多的紡織機械廠，在建設紡織機械廠之前，肯定要先建機床廠，在建機床廠之前，先要建鋼鐵廠。這就是重工業優先，也就是五八年說的“鋼鐵元帥升帳”，用這樣一個很通俗的說法就完整表述了重工業優先或者生產資料有限增長的內涵，并沒有什么特別復雜或者高妙的東西。

　　如果說解決穿衣問題的工業化需要分四步走的化，那么重工業優先政策執行到七十年代末期的時候，我國大致上已經把前三步走完了，鋼鐵廠建完了，機床廠建完了，紡織機械廠也建完了，就剩下建設紡織廠這一步了，重工業優先的政策馬上就要見到最后的效益了。以湖北為例，黃石、武漢、宜昌三大的紡織機械廠都已經投入生產了，按原來的企業分類標準都是國家大二類企業，規模都很大的，他們開足馬力生產的話，一年可以裝備十幾個紡織廠。就是在這個紡織業生產能力支撐下，在1983年取消了布票，我們是在1984年才開始嘗試進行城市和工業體制改革的，在改革見效之前，紡織業的生產能力擴張已經完成了。在這個紡織業擴張的具體過程中，我們很容易看到“勒緊褲帶”幾十年的大躍進成效，我們當初要快速解決國民穿衣工業化的目標已經完全實現了。

　　我們工業化的最初規劃目標，是從解放前洋釘洋線洋布的基礎上開始的，目的是解決工業品“有和無”的問題，第二步才是解決“好和壞”的問題。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中國工業化的產品技術標準，常常是五十年代的技術水準和要求，淘汰和替代的目標是手工紡車那樣的解決穿衣的方式，中國工業化的現實起點就是這兩者。新中國建立的紡織廠生產的布，年紀大點的同志都知道，像白細布、嗶嘰布、斜紋布都是處在這樣的技術標準上。不僅跟今天我們穿衣服又很大的距離，跟當時美國日本也有著很大的距離，這就是改革以后主流經濟學長期抨擊的“產品幾十年一貫制”的依據所在，“一貫制”的存在是“有和無”的目標還沒有最后完成，民眾20多年內還在受布票配給制的限制。主流經濟學家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但是不愿意看一看中國工業化的起點是什么，也不愿意正視工業化進程還沒有進入第二階段的事實，換言之，就是主流經濟學家們看到了通過社會排斥機制去集中分配資源，并支持技術標準迅速提高和實現自身消費意愿非常強烈，這妨礙了他們看問題的視野，他們不愿意正視中國工業化的具體階段，也漠視生產者的努力成績。

　　在重工業優先政策的執行過程中間，實際上是人們為了將來的福利快速增加，要以承受當前福利減少的代價。對于毛澤東時代的政府決策而言，是把未來的分配狀況改善作為政策依據，以承受當前可供分配資源減少的社會關系緊張，這樣的政府決策在民主制和任期制下是難以做到的。重工業優先政策，是以減少當前可供分配資源和剩余為條件的，決策依據是長遠利益先于當前利益。這樣的資源分配方式，普通的工人農民并沒有特別感到難以忍受，因為新中國提供的工業品在數量和質量上與他們在解放前的消費狀態相比還是有進步的；但是那些有優勢地位的精英們就不一樣了，他們感到只要改變資源分配方式就可以迅速與歐美日接軌的可能性，同時自己又被毛澤東捆綁在一個落后的消費水平上，因此極為不滿，這個不滿最終積累為一種政治上的勢能，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事業提供了政治基礎和合法性。

　　毛澤東時代20多年的工業化目標，受到兩次挫折。第一次挫折就是在大躍進以后的大壓縮，從1962年開始，劉少奇他們主持壓縮了1700多萬工人，就是在大躍進時期上的大多數項目，后來都說成是盲目上馬，結果倒是真的搞了一個大規模的盲目下馬，結果導致工業儲備項目嚴重不足，使得工業鋼產量到70年代初與50年代末是一樣的。也就是說鋼鐵工業是十年徘徊，這是第一個波折。第二個波折也跟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有關，三年困難之后全國人民對這個糧食副食品短缺帶來的緊張關系是感受很痛切的，這個時候國際形勢也相對緩和，中央高層也形成了一致看法：準備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把吃穿用作為發展的主要目標，有限的資源優先滿足輕工業和農業的需要。我們知道這個政策最終沒有采用，到1964年事后發生了北部灣事件，美國準備升級越南戰爭給中國的資源分配政策帶來重大限制和變化，有限資源從此優先滿足軍事工業的需要，在工業布局上要優先滿足戰爭條件下的生存需要（這導致投資效率下降和配套成本急劇攀升）。

　　這個時期國家安全形勢急劇惡化，受美蘇對中國壓力的交互作用。美國在南邊威脅中國安全的軍事行為開始了，結果對蘇聯產生了很大的鼓勵，蘇聯也因此變得又可能借此機會撈一把，利用這個對他們有利的形勢來對中國施加壓力，后來就表現在1969年的中蘇邊界沖突上面。因為中國的安全形勢不利，美國和蘇聯都希望借助對方的力量和對中國安全的壓力，低成本撈取政治上的好處，1963－64年的中蘇論戰和公開分裂，明顯助長了美國對中國的覬覦之心；而美國在中國南面邊界的軍事壓力，又給蘇聯一個有可能低成本榨取中國讓步的可能，助長了蘇聯的莽撞行為。國家的安全態勢急劇惡化為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所充分把握，因此在這個關系到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上，一切僥幸心理和幻想都迅速放棄了。

　　在65年的時候國家計委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四月提綱，就是說工業和國家建設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原來第三個五年計劃是以吃穿用為主，又改回來了以重工業優先。在這過程中又特別注意了戰備的需要，這個過程中又將重工業的建設成本提高了，在重工業中間又優先布置軍事項目；在布局上面為了戰爭期間的生存壓力，也較低了投資效率和產出水平，原來你可以在大城市建的項目，現在要進山、鉆洞、分散，而且規模要小，很多地方要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這樣就使建設成本規模效益都很不好。有限的資源，在投資和建設效益上，必須要以戰爭期間的生存能力為第一依據進行布局調整，這樣的效率損失是非常大的，這個效率損失實際上就是為國家安全支付的成本和代價。

　　中國企業布局和規模效益很差的情況，一直延續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后，這個時候中國的安全態勢有了很大的改善。1973年開始執行的“四三方案”在布局上面，就脫離了原來的戰備考慮。尼克松訪華后西方國家放松了對中國的管制和禁運，這個時候我們國家拿出43億美元進口了十三個化肥廠、四個大石化工廠，一個烷基苯廠，兩個電廠，這樣就總共一百多個項目，這樣的項目在布局上主要是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而且規模是按照國際上產品規模建設的。這個調整過程由于政治上的干擾沒有最后完成，但總體趨勢已經開始了，經歷了這么幾個階段。

　　在重工業優先政策減少了當前可分配資源和剩余之后，國家安全原因又迫使中國政府選擇一個低效率的布局和規模選擇，同時制造槍炮的需要壓倒了制造面包的需要，安全成本的支付也同樣降低了民眾的當前福利，毛澤東時代的資源分配緊張關系，就這樣直接受到安全成本支付和長遠利益優先的影響，除了解放初中國的起點很低，人均資源不足之外，這兩者是毛澤東時代社會分配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換言之，為了國家和民族安全，為了長遠利益，人們不得不忍受當前福利的減少。這就是精英們后來主導政治變局的能量之一，他們不承認安全需要成本，不承認長遠利益優先，不承認多數人的普及比少數人的提高重要。

　　歷史上我們這個國家是個非常窮的國家，建國時90%是農民，而且社會剩余非常有限，洋釘洋線洋布這么一個社會，在毛澤東時代結束的時候，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時候，我們國家已經成為世界上第六大工業國。按產品量計算，是世界第三位，僅僅少于美國和蘇聯。然后從整個工業化進程來看，已經到最后沖刺階段，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國家的未來發展方向在1970年代就已經能看得很清楚了，一九七五年初的四屆人大定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就是已經能看到我們國家能夠做些什么事情了，指望實現什么樣的目標了，認識的起點和高度就是：（按照當時的口徑叫做）一個初步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已經建成了。按照我們1985年第二次工業普查的數據，我們國家82.1%的工業裝備都是我們自己制造的，實際上我們國家的工業裝備進口，除了1950年代蘇聯的156項和1970年代的“四三方案”之外，其他的裝備都是我們自己制造的。

　　四、 如何制造給官僚精英群體工作壓力及傳遞機制

　　我們剛才講了精英們在毛澤東時代實施管理工作，面臨著嚴重的控制權不足的問題；同時在毛澤東時代的資源分配規則中間，精英們基本上沒有與控制權相一致的剩余索取權，消費層次與平民階層落差太少，這也是一個很大的積累起來的政治能量。在這兩個視野里去回顧毛澤東時代的分歧和爭執，是非常有意思的，咱們的精英們在毛澤東時代基本上既沒有撈到他們滿意的好處，同時在社會主義制度選擇下精英們的管理工作還特別不好做。

　　關于管理和控制權問題，在這里我們講兩件事，一個是明代晚期的時候，皇帝為什么要搞東廠和西廠這樣的特務機構，然后再用這個特務機構去控制各地的官吏。對于這樣的選擇，原來我完全不懂，就跟著咱們的教授們認為皇帝很腐敗無能，中國的中央集權制政權形式很落后，他們除了殘酷專制之外，管理水平不行，最后落實到“壞人不辦好事”的解釋上。到1990年代看到朱鎔基搞財稅改革之后，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來中央政府收入問題一直沒辦法解決，地方政府拒絕給中央政府上繳收入，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談判能力和控制權不足，最后沒有辦法了，到93年94年的時候干脆進行稅制改革，建立兩套平行的稅收機構，以大幅度膨脹收稅機構、人員和收稅成本為代價，把主要的稅種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地方支出不足然后再由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進行轉移和補貼，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來控制地方政府，增強中央政府的權威。

　　朱鎔基的稅收制度改革背景，與晚明時代背景有很類似的地方，都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和官僚群體失去了正面的良性的影響力和控制權，晚明的皇帝在失去了良性的影響力以后，他就使壞招，反正我沒辦法從正面影響你的話，你們這些個官僚還要不要命吧，我派的特務就在你邊上，搞不好就搜集你的證據搞一個滿門抄斬，用這個東西來嚇唬你，控制你，這個東西實際上就是政府管理體制的窮途末路，或者說是管理的破產，管理手段的破產，最后只能用這種流氓特務的方式來控制官員，這說明整個行政體系里的制度和程序控制方式完全失效。在深圳也流傳了一個笑話，真假不清楚，就是說處級以上的干部，基本上不用辦公室和已經登記的手機跟朋友通話，而是跑到街上打公用電話才說點私房話，他們自己都認為自己的電話已經被監聽了。

　　在政府失去對各級官僚精英群體的良性影響力方面，有一個農民編成的順口溜很說明問題，是說“村騙鄉來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國務院就發文件，一級一級往下念，念到基層不兌現。”農民具有痛切感受的沉重負擔問題，中央為此發了幾十個減負文件，嚴厲要求把農民負擔控制在農民純收入5%以內，但是多少年來從來不生效。

　　如果官僚精英群體變成了利用手上掌握的國家行政權力，去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這是非常可怕的，足以使一切行政管理和控制手段失效，跟他們利用手中權力去追求自身利益那個利益份額相比，中央政府能夠采用的制裁措施就很難管用了，良性管理手段失效了。如果整個官僚精英群體的行為模式向經濟人方向發展，貪污被抓的幾率很低，貪污的風險很小，各級官吏可以通過建立瓜分經濟利益的同盟進行相互勾結，以實現官僚精英群體整體化過程，這個時候就是上上下下各種權力結成了一張嚴密的大網，形成了“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系，那么這個時候再去進行突破就很困難了。韓非子里面有個預言故事“社鼠城狐”之患，說老鼠和狐貍跑到人們不便采取嚴厲制裁措施的地方躲起來，以逃避被抓的風險，用來官僚精英群體自己貪污，卻可以憑借自己掌握的政治權力向國家政權轉嫁成本和風險，以逃避受制裁的可能。遼寧的反腐敗的力度一度比較大，結果形成一些政府官員根本拒絕辦事的后果，最近國家電力公司的負責人說，公布審計報告打擊了國電職工的積極性，基本上還是先秦社鼠城狐的故事。

　　政治問題不僅存在于我們怎么樣去實現國家目標，保證努力方向問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運用權力去組織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來發展生產，勢必要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精英群體，如果這個精英群體實現了整體化，顯然他們“追求低投入高產出”的行為模式就具備了條件，這個時候你還有什么控制手段去對官僚精英群體形成良性的影響力呢？在這樣的視野里，回顧毛澤東時代和后來的文革大民主運動就很有意思。

　　三面紅旗是58年正式表述的，但實際上整體框架在56年就已經全面具備了，1956年三大改造已經完成，我們國家工商業改造已經完成了，私人資本已經被贖買了，90％的農民已經是在高級社里面了，新中國建設已經完全排斥了私人資本主導模式，毛澤東《論十大關系》最后成為八大政治報告的藍本，在政治報告肯定了業已完成的既成事實并得到通過以后，三面紅旗的實質性內容都已經具備了，重工業優先的資源分配模式和農業依靠集體化來增產的路徑就已經確定了，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落實這一規劃。

　　官僚精英群體的個人只要是沒有真正實現“非經濟人化”，就必然要有所抗拒。在這個視野立去回顧從56年到58年的高層分歧，顯然就有很不同的判斷。雖然政策已經確定，但是要很好地落實還是需要做工作。毛澤東在這個期間，做了許多探索，并試圖引用黨內的力量去促使黨內工作作風的轉變；在1957年的“整頓三風”中間，毛澤東要求實現開門整風，要知識精英出來說話，試圖讓他們的批評成為黨內官僚精英群體工作的良性壓力。結果反而引致官僚精英群體的反彈，變成了一次反右運動，還大大地擴大化了，一些人包括當年的右派林西翎也認為毛澤東后來承認是“陽謀”和“引蛇出洞”，實際上是從自己最初的立場上后退，因為毛澤東當時還沒有痛下決心與官僚精英群體決裂，這個決心直到1966年才下。另外一個很重大的事情，是毛澤東自己親自給官僚精英群體做思想工作并輔之以政治壓力，毛澤東不僅拉著黨內高層官員到處開會，毛澤東親自出場做了超過100場講演，還在毛澤東推動之下形成一系列的決議，以形成決議的程序和制度去壓他們；因為僅僅是正面推動還有困難，毛澤東還動用非常手段施加政治壓力，今天被“非毛化輿論”反復訴說的幾件事情中間，就有毛澤東說“周恩來是右傾離右派只有50米遠”，這很明顯是毛澤東那政治壓力當管理手段使用的結果。到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之后，毛澤東把這個建設思路歸結為“三面紅旗”，并通過大量宣傳讓普通群眾掌握，實際上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在群眾中間建立政治正確性的氛圍，以期規制官僚精英群體。鄧小平在1980年代搞“不爭論”，實際上還是部分受到毛澤東1958年“政治正確性”建設運動的壓力，不敢輕易去正面抗衡毛澤東時代輿論導向，只能是選擇“摸著石頭過河”。

　　毛澤東在八大之后竭力落實并規范高層官員的努力過程，不僅不像后來描述的那樣厲害，還受到一些人發自內心的同情。我后來訪問到前湖北省委副秘書長叫劉真，他在文革初期主持大學組學習文件，他為看到從57年開始毛一系列的文件和講話，包括這中間62年的一段爭執，他說對毛澤東非常同情，毛主席講了這么多了，苦口婆心的勸說，這些人就是不聽，連他的秘書田家英也不聽，這些人太可惡了，所以他就認為毛很值得同情。他對毛開展文革就很理解，支持文革運動開展和造反派起來造當權派的反，他自己說這個選擇完全出于對毛澤東的同情，整個官僚精英群體就缺乏一個有力的推動力量，就是要群眾起來發揮影響幫助毛主席。因為始終找不到這樣一個強有力的管理手段和推動官僚精英群體去積極工作的因素，在這個意義上去看毛說周恩來離右派只有50米，實際上是說你干不干，再不干給你帶個政治帽子式，其實就是用給你帶個政治帽子的方式施加壓力。雖然八大政治報告在大會上通過了決議，中央委員和政治常委在會上大家也都舉手了，但是要在現實中間積極去落實和貫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報告說農業怎么做，工業怎么做，大家都同意，沒有什么不同意見，但是在實際中間做和不做，慢做和快做，積極的去做還是消極的去做，是有很大差別的，這個里面就看到毛當時的心態。

　　毛在使用右派這樣的帽子之前，除了幾十次幾百次講話以外，還積極主動做些表率工作，干些什么事情呢？我們現在很多人說毛是一個理想家、戰略家，只干大事，但當時毛并非完全是這樣，他在1958年開始做了什么事情呢？親自總結了《工作方法六十條》，然后又在1958年1月份的南寧會議上進行宣講，你們不做、不愛做，不積極地去做，毛澤東親自告訴你們怎么做，就是一條一條總結該做什么怎么做，毛親自總結的，像這樣的事情本來應該是秘書的工作范圍，毛親親自給這些人當一回秘書，幫助總結出來。在南寧會議上講了一通，講了一通還是不太管用，接著又開成都會議，后來才是北戴河會議。

　　北戴河會議決議建立的人民公社，從公社存在的20多年的時間里，主要是作為一個聯系縣政府和村莊之間的一個強有力的政企合一的組織，既承擔政府功能，同時也是一個企業性質的機構，鄉村技術服務和辦工業的努力都是在人民公社層次進行的。

　　1980年代的宣傳說，大躍進就是極左，三面紅旗就是極左，更重要的聯系是說它就等于浮夸風，然后還把這個浮夸風說成是三年困難的原因，然后要毛澤東作為三面紅旗的決策者為餓死三千萬人負責，這就是今天的主流敘述和多數人接受的信息。

　　浮夸風和三面紅旗并沒有直接關系，而是只與官員的政績和評價有關系，毛澤東要搞大躍進官員們就一定要用浮夸風來應付，也說不過去，所以需要分析政策和路線與大量浮夸風之間的傳遞機制問題。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我們的建設是不是要少慢差費，能不能實現多快好省，這個差距體現著私人資本主導能力和政治權力動員強度和能力的差別。政權主導能力的很好發揮，必然要與官員的工作努力狀態相聯系，如果能夠順利推動官員向前努力，多快好省乃是必然的結果，畢竟政權的積累能力要大大高于私人資本的作用。

　　激發官員的工作熱情，不是一個普通的困難，特別提醒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困難，如果誰能把這個困難一勞永逸地加以解決，誰就是神仙，得個把諾貝爾獎根本不值得一提，現在所有全世界的資本家在為這個問題操心，從90年代以后，研究委托人－代理人之間的激勵相容和契約理論，就是要為資本家解決怎么監督經理層的問題，我股東怎么讓經理班子盡心盡力的往前沖，我董事長怎么樣才能更好地控制和激勵總經理，為此已經很大方地發出了好幾個經濟諾貝爾獎，這個問題不僅始終沒有解決，至今連像樣的答案都沒有。雖然資本家企業規模更小控制更容易，但是幾十年來還沒有找到好方法，諾貝爾獎給的很多也給得很豐厚又很集中，就是希望重賞之下出勇夫，聰明人都來幫助想辦法，本質上是想要影響全世界高人的努力方向，要大家都要來想這個辦法，為資本家們共同操心的問題出謀劃策，費點心費點力幫資本家們把這個難題給解決了。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共同的結構性的難題，越是毛澤東的那種需要權力主導人力物力資源的集中體制，這個結構問題越就突出，所以毛澤東費盡心思也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

　　毛澤東用了所有手段還不管用，這個時候來個絕招――政治壓力，毛澤東只是在幾十次思想工作不能生效的情況下，非常謹慎地選擇對能夠深涵周納的周恩來總理用了這招。

　　劉少奇鄧小平看到毛澤東用戴政治帽子的作為管理手段使用，這個方式最是簡便易行，基本上不需要費心費力，那我們也來照章辦理，結果1958年劉鄧主導了一個規模很大、對官僚精英群體造成很大政治壓力的“豎紅旗拔白旗”運動，這個運動1980年代完全不宣傳。這個拔白旗運動，還不僅僅是今天的“末位淘汰制”那么簡單，政績的不行的人不僅要下臺，還要被說成是政治上的敵人，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一個人叫何載，后來擔任過中組部秘書長，他1958年就是“拔白旗”時作為敵我矛盾處理，下放到農村干了20年農活，可以想象一下當初“拔白旗”運動對官員的壓力高到什么程度。我們看到毛澤東使用政治壓力作為管理手段使用的前提是有大量的說服教育工作，有深入細致的工作方法交代，然后不得已才偶一為之，還特別選擇使用對象，劉鄧在大范圍內使用政治壓力作為管理手段，這些前提和后果都不考慮。

　　這個“拔白旗”運動，給各級官員帶來的強大思想壓力，又缺乏適當的引導，聽任浮夸風蔓延和相互激勵，結果帶來官員即使出于自保也得跟上這股瘋。毛澤東決策的三面紅旗本身與浮夸風沒有關系，但是劉少奇為了簡單地推動官員工作，盲目使用政治壓力，又缺乏及時的引導和調節，結果帶來各部門各級政府，爭相浮夸，盲目地進行數字上的躍進，結果竟然導致毛澤東親自壓高指標，都成為一個巨大的困難，毛澤東為此進行過多次會議和調整，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直到廬山會議前期，各地諸侯竟然都拒絕買帳。拔白旗運動搞得官場人人自危，誰也不敢自居白旗，就是再這個非常龐大的政治壓力下，各個地方爭先恐后地制造出先進典型，湖北省的先進典型是從王仁重親自跑到襄樊地區搞的，在老河口伙牌公社去搞了個典型，說小麥畝產3215斤。湖北是這樣靠近西北方是小麥產區，靠武漢周邊是水稻產區，王任重放完3215斤得小麥衛星之后，還是心里沒底，怕自己好要當白旗。他一個電話打到孝感地區，地委書記不在家，魏秘書接的，王任重說歷來低產的小麥已經達到了3215斤，向來高產的水稻應該達到多少斤，你告訴家吉。孝感地委書記叫王家吉，王仁重親自從襄樊跑到孝感來蹲點，在孝感按照王仁重的部署準備搞一個畝產千斤縣，王任重說千斤縣里面必定有畝產幾千斤的公社，幾千斤的公社里面必定有萬斤田，畝產萬斤的生成邏輯就是這樣的。這樣搞了兩個月，各種各樣的高產典型都出來啦。我訪問過一個人，就是當年孝感地委秘書，當時接過王任重電話的，此人后來參加文革是造反派，所以沒有升官留在民間還可以訪問到。在合作化時期當時地委書記出題，他寫過一篇文章《誰說雞毛不能飛上天》，這個文章受到毛的肯定，收入毛澤東主編的《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在1958年的時候，上級布置了很多任務，叫他天天下去采訪哪個地方出現了萬斤田，把他分到應城去，就是說那個地方的農民懶得很，懶得做那個假典型，把那個稻子割掉，留一塊很密集的谷蔸子給他，要他們按照每平方米谷蔸子有多少個稻穗，每個稻穗多少粒，千里重是多少你就乘吧，結果七算八算，算出來有七千多斤，心里正著急找不著萬斤田，結果王任重親自蹲點的那個縣出了萬斤田。后來又要他去武昌縣豹獬公社去，那是湖北省書記處常務書記王延春的點，他也要出萬斤田，這塊田見報的時候說出了3萬7千斤，拔白旗運動下參與造假典型的干部級別都是很不低的。

　　當時很多武漢大學的大學生下到農村去，剛好武漢大學有20多個同學在那里調查，那時候很多大學生很多來自農村，他們對農業生產很清楚，根本不相信萬斤田，怎么會有3萬多斤呢？于是就去訪問農民。貧下中農開了會，統一了口徑，說真是這樣。地主富農沒有資格參加這種會。后來學生就問到富農，他們就告訴學生們典型從哪幾塊田搬過來的。那學生去田里一看，是呀，這谷蔸子都哪兒去了？在驗收的那一天，有新華社記者和農業專家參加，王任重還親自帶隊，中央電視臺還派了人拍攝電影，預備播放。那個時候人還是很天真，以為事關真假，完全不關心干部的個人得失，帶隊的老師姓陸，陸老師沖上去說“王秘書長，王秘書長，你們趕緊回去，這個樣板是假的！”這樣一來王任重就很緊張，不僅讓他大大丟臉了，他自己回去了，把王梁留下來主持開斗爭會，可是那個陸老師很頑強，三天三夜不投降，“我們說的都是真的”。最后沒辦法就給他施加組織壓力，把武漢大學副校長何定華（何定華在“文革”時候被王任重親定為“三家村”）找來。何定華就趕緊道歉，說回去我們自己處理，就把人都帶走了。從這個里面可以想見，當時那個“拔白旗”運動給整個官僚精英群體帶來了多大的壓力。

　　共產黨這個官僚精英群體，大家都知道，它的一個特點是組織紀律性好，多數人是打仗出身。這一個方面是優勢；第二，因為是一個新政權，不太腐化，心中還是有誠意想把事情搞好，畢竟是文化水平極低，沒有管理經驗，做工作容易簡單粗暴，整齊劃一，在這個拔白旗運動里面就暴露得很明顯。1959年廬山會議的時候，到處都有反映。毛對這些問題都很清楚，還在4月29日特別寫過一封信，要求傳達到小隊長手里，要求他們按照正常去安排工作，不要理會高指標。毛應該說是比我們的管理經驗多得多，對整個現實都把握得都很好，出現這些弊端表示理解，作為“交學費”，但是錯誤不能總是繼續，下面要改好。為什么說毛澤東59年說這個是個學費，這涉及到一個制度和程序建設的成本支付問題，合格的干部和制度要建立起來并為人們接受，需要一個正規化過程和時間，在正規化早期出現了的簡單粗暴的作風和各種失誤，確實具有不可避免性質。喻權域老先生參加過土改，他說一般要換三撥干部才能把合適的人選換上來，先是勇敢分子當干部，接著是思想好的上臺，最后才有德才兼備的干部出來。建國后整個官僚精英群體的管理沒有走上正規化，沒有建立起一套組織考核體系，現在通過1958年的這個挫折過程，想建立起有效的監督管理體系和目標評價體系，所以毛澤東既嚴厲批評，也抱有寬容和諒解態度；這與彭德懷覺得機會難得不同，彭德懷不僅僅是有話要說那么簡單，實際上是不依不饒要去追究個人責任。

　　我們今天那種造政績的方案很精致，很委婉，不容易發現，不容易發現的結果就是不容易改正。我認為相比而言畝產萬斤的造假更容易改正，如果非要造假不可，那就畝產萬斤好了。今天一些精英們說，那個時候人們都沒有常識，發瘋發顛，只有他們樹立的幾個典型才有起碼的智慧，這只能說明精英們自己理解能力的貧乏，這樣的問題是政治壓力造成的，精英們又要袒護責任者，明明是政治和國家管理上失誤造成的問題，結果被精英們局限在技術和認識層面，結果敘述了一個非常可笑的弱智。弱智是精英們的弱智，完全無法識別政治過程的特定場景。

　　毛自己指責周恩來，但他的條件是我給你寫了《工作方法六十條》，我從1957年開始到1958年我給你說了幾十次、上百堂講座，根本不辦之后他才選擇了施加政治壓力。但是劉少奇和各級機關他就沒有這些說服教育工作，也沒有交給工作方法，他就是簡單施加很強大的政治壓力，結果搞出了一個整體性的“浮夸風”高潮，結果使得國家管理失去了正確的信息。浮夸風達到什么程度？當年統計上來的1958年糧食年產量達到一萬零五百億斤，這是什么概念呢？我國歷史上糧食最高產量是1998年達到5.123億噸，還差300億斤，這個數據是李先念還以為自己比較謹慎的一個數據，結果毛主席說要打七折，最后見報是7500億斤，到廬山會議前期再調整為5000億斤。因為這個“拔白旗”運動從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到王任重這些省委書記一整批人，全部都有責任，倒是毛澤東沒有什么責任，從主持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和上海會議，自己親自給六級干部寫信要實事求是。1980年代的宣傳目標是要突出毛澤東的對立面，把責任推卸給毛澤東，以解決特定時期的政治需要，結果在宣傳上就必然要省略這個至關重要的拔白旗環節。結果在宣傳上，前面有大躍進并命名為“極左”，后面有“浮夸風”，把它命名為“瞎指揮”，中間缺少了在管理過程的傳遞機制和作用過程，極左決策究竟是怎么傳遞下去并執行成為浮夸風的，使人感到非常費解，只好是把整個官僚精英群體和記者作為弱智和瘋癲去理解，就是因為政治責任問題很涉及到敏感人士，只好在歷史敘述中把“拔白旗”運動屏蔽掉的結果，這個運動因為與決議不一致，只有少數幾個人在回憶錄中提起過。1980年代的歷史敘述服從當時的政治需要，要重新評定毛和他的對立面誰是誰非的問題，20多年過去了當初的政治需要已經不存在，需要把這個傳遞機制加進來，恢復歷史的真面目，幫助我們更好地去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

　　在后來的困難期間，浮夸風確實是部分地區嚴重災害的直接原因，最著名的就是“信陽事件”。信陽地區是“浮夸風”典型最集中的地區，也就是紅旗插得最多的地區。當時信陽地區是450萬人，餓死的人的比例相當高。我后來訪問過一個人，叫楊玨，他在吳芝圃1957年發動反“潘楊王”運動時被打下去，1962年他回去主持工作糾正“浮夸風”，對信陽餓死的人數進行過核實，死亡數字最開始有兩個，一個是120萬人，一個是80萬人，最后他們核實了在信陽一個地區餓死了100萬人，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口被餓死。這個事件極其嚴重，促使了毛澤東對整個官僚精英群體進行重新認識。1960年的時候發了個中央文件，開始提階級斗爭和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問題，背景就是信陽事件。

　　從鼓吹和執行過程看，應該說“拔白旗”和“浮夸風”運動的第一號責任人就是劉少奇，但是他從來不檢查自己。我們今天的歷史敘述說，因為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承擔了責任，所以是劉少奇的威信很高。當時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有兩次講話收入了劉選。他在講話中反復提出要反對“分散主義”，意思是說我沒錯，都是你們這幫家伙在下面各搞各的，搞壞了，這引起很多人的反感。相反，毛澤東卻承擔了責任，但實際上“拔白旗”運動跟毛澤東沒有什么關系，毛澤東的胸懷和氣度在七千人大會上人們對毛澤東很是心折，毛為了安撫大家幫助劉少奇擦屁股，在最后一次講話中說，我們這次會議都不戴帽子，都不打棍子，劉少奇說的反對分散主義也算帽子，但只是說說而已，并不真辦，大家下去還要把事情做好。這個會上的真實場景就是大家對毛非常服氣，對劉極端反感，因為“拔白旗”就是你劉少奇干的，是你施加龐大的政治壓力逼良為娼，然后還說是別人亂搞搞壞的，底下要是不報畝產萬斤就給你劃為白旗，還動不動就要上升為敵我矛盾處理，你自己反而不承擔責任，就拔白旗運動的前因后果可以看到劉少奇工作方式和個人胸懷之一斑。在廬山會議之后的反右傾運動，實際上仍然是官僚精英群體為了掩蓋自己的錯誤，繼續進行站隊，排斥各級那些批判劉鄧的人以鞏固中央的權威，換言之，“反右傾”的錯誤是為了掩蓋“拔白旗”運動的錯誤，結果是在錯誤的軌道上鞏固了劉鄧的政治地位，在馴服工具論的基礎上塑造官場風氣，這是鄧小平1959年之后自信心極度增強、并6年不向毛澤東匯報工作的政治基礎。

　　今天的歷史敘述中，1962年還有一個重要的事件，就是毛澤東批判“黑暗風”、“翻案風”和“單干風”，后來被毛澤東稱為1962年的右傾。當時批判“單干風”具體涉及兩個人，一個是田家英，一個是鄧子恢。毛批評田家英是說他思想動搖，一到關鍵的時候，就不能堅持立場，新中國要搞人民公社、搞工業化都是由政治報告和黨的歷次決議所規定的，作為政策制訂者，對政策完全缺乏認識和信念，你怎么就隨便一退就退到要搞單干上頭去了呢？毛對田家英就是這樣批評的。而毛對鄧子恢的批評就很不一樣，毛說他作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在沒有任何組織程序的情況下，到處亂講跟黨的歷次政治報告不同的東西。另外還涉及到另外一個人，就是陳云。陳云當時對毛澤東講，如果分田到戶，四年可以恢復，如果不搞分田到戶，八年還不能恢復。毛就問他，你給我講一個道理，為什么單干比合作恢復得快？你給我講一個道理，工業化要不要搞？究竟怎么搞？從此以后，陳云基本上就不在毛澤東面前出現了。大概從此以后，劉少奇也不重視陳云，陳云后來埋怨說：“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不是政治局委員了，反正從1964年開始，少奇同志就不通知我參加政治局會議了。”在毛和他的對立面爭論的問題，還是八大報告中間肯定的那個老問題，就是新中國如何發展以及如何管理的問題。一個政治報告確實解決不了重大思想分歧，今天劉少奇和周恩來、陳云都出了選集，很有意思的是：這些被1980年代“非毛化輿論”中間被肯定為八大正確路線代表的人物，在自己的著作中間，幾乎沒有一篇文章是領會了政治報告實質精神的！

　　毛澤東個人相對而言比較具有前瞻視野，對政治報告和決議常常加以引導，只要會上通過了就成為毛澤東加以援引的資源，要求對立面認真執行，毛澤東作為黨內的少數，常常把決議和政治報告作為做壓力施加給對立面，要他們能夠按照已經決定的方向去推動工作。

　　1980年代的宣傳中間，為了突出毛澤東的錯誤，一個主要的努力方向是說毛澤東違犯了八大的集體領導，把毛澤東的對立面打扮成為八大報告的捍衛者，這個宣傳的發明權要歸功于小平同志，他首先說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是違犯了八大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對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表述，而根據胡喬木和鄧力群的回憶，八大政治報告固然是依據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為藍本起草的，而關于主要矛盾表述也不反映劉鄧當時的看法或者集體認識，而是秀才們胡喬木和陳伯達靈機一動作出來的，事先只有毛澤東看過，經過毛澤東臨時同意（而劉鄧并未過目）然后在會議上被代表們表決通過的，更不反映毛澤東和他的對立面的分歧。鄧小平是遲至1980年代才意識到這個問題重要性的，然后主流知識精英和輿論宣傳才大力緊跟的。

　　三年困難時期暴露了官僚精英群體很多問題，這些問題促使毛重新評價黨內上層和下層，毛對上層采取緩和方式，自己親自出馬作思想工作，借助1963年開始中蘇論戰的契機，重新給政治局常委們和其他高級官員講一遍理論課；對基層干部采取稍微嚴厲一些的方式，就是以清理經濟問題入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就是1963年開始的“四清”。

　　根據吳冷西《十年論戰》中間的回憶，中蘇論戰時期，毛澤東經常召集中央高層開會，包括擴大到吳冷西、王家祥、張聞天這些有一定理論水平的人，實際上就是毛主席給中央高層上課，我們應該在政治上怎么做，工作的壓力傳遞機制怎么樣，怎么樣正面影響官僚精英群體，核心問題就是為多數人服務還是為少數人服務，為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服務還是為百分之五的人服務，我們的立場站在哪一邊。仍然是試圖在思想認識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正面的良性的柔性的引導機制，避免像“拔白旗”這樣的消極影響。這也是毛澤東吸取教訓的一種方式，毛澤東講課的效果在表面上還是不錯的，大家一致同意說共產黨當然是要為大多數人服務，當然是要反對“三和兩全”，當然是要和赫魯曉夫相區別，這個一致的結論，最后就寫成《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發表。在這個《九評》里面已經全面表述了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就是我們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獲得成功奪取了政權，這只是萬里長征剛剛走完了第一步，不是“船到碼頭車到站”，而是要繼續努力，為多數人服務，就是堅持在西柏坡提出的“兩個務必”。實際上，這是在中蘇論戰的大背景下，把中國革命的過程和目的，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重新說了一遍。這是毛澤東選擇的對高層干部的做法。

　　對基層干部的態度就是在農村開展四清，針對廣大農民不滿基層干部作風粗暴，在困難時期多吃多占的問題都清理一遍，四清的主題很簡單，就是要臨時賦予農民評價和監督干部的權力。原來的四清在農村的內容，在毛澤東主持起草的“前十條”中間給予全面列舉是“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清管理”，實際上都是跟經濟有關，跟干部的工作有關系，后來劉少奇和王光美同志的大力推動下，就把這個四清的內容變成了單一的“清經濟”。原來毛澤東的規劃中間，雖然面上是經濟問題，骨子里還是要解決權力的歸屬和服務方向問題，要農民自己起來說話，去臧否干部。經過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大力發展之后，四清就變成了“清思想、清組織、清政治、清經濟”，變成了四分之一，把四清的任務擴大了四分之三，這個無限擴大了的運動目標，顯得漫無邊際，難以操作，據說學習文件就花了幾十天，被毛澤東批評為繁瑣哲學。工作隊下去之后又搞秘密政治，搞扎根串連什么的，好像見不得陽光似的，一個應該公開進行的政治教育運動，變成了抓特務式的秘密偵察，必然就失去了應有的群眾基礎和極大地偏離原來的目標。

　　劉少奇在湖北省四清干部動員大會上有個講話，其認識論和哲學基礎就是“四個交叉”，四清和四不清交叉，敵我矛盾交叉；在打擊矛頭指向誰這個最關鍵的執行方針問題上，他提的執行方針是“問題在干部，根子在敵人”。這樣，四清工作隊下到農村后就劃新富農。本來運動是要解決干部作風和干群關系問題，上級派了工作隊下去以后，就變成了打擊干部以外的群眾。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出來以后，又升級成為把所有干部看作一團漆黑，要對他們進行秘密偵察和調查，或者要全部干部下水洗澡、放包袱下樓，實際上意味著干部組織考核體系全部推倒重來，把1958年以來付出巨大學費建設的組織考評體系都作廢，原來的考核標準都不算數了。桃園經驗就是先假定你們全部都是階級敵人，所有的干部都上樓或者下水洗澡，由于涉及人數太多，沒有辦法一一調查核實，于是工作隊為了減少自己的工作量，就大量提倡自己交代，不再花時間去調查核實。鼓勵你主動交代，或者積極揭發同事，甚至大搞逼供信，這樣工作隊就先解放你，定為一類干部、二類干部，作為可以依靠的對象；如果你不跟上級派來的工作隊配合，不就把你放一邊，不管你以前干得怎么樣，個人品德、工作業績都作廢。用工作隊的操作困難核定的簡單化的工作方式，用這樣的方式試圖解決問題，那是絕對沒有可能的，只能是制造問題，李爾重回憶說，他們當年向毛澤東匯報四清工作方法的時候，毛澤東非常不滿意，說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最后毛澤東選擇了文革。毛澤東后來說這樣的工作方式在表面上很左，其實是形左實右。在文革期間批判這是搞獨立王國，要把上下級關系變成庸俗的父子關系和貓鼠關系，通過四清運動變相地推廣“馴服工具論”那一套東西，把黨員和干部變成馴服工具，目的是要建立獨立王國，學生造反派更加不客氣一些，北京南下的學生說湖北省委是個“大黑幫”，張體學爭辯說湖北省委是個“大紅幫”。

　　事情發展這一步以后，毛劉分裂就非常公開，劉原來在毛講課的時候，表示都同意保證要站在多數人一邊，要把工作的出發點建立在為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上。一到具體主持工作的時候，就完全變了樣，自己的“小九九”都出來了，迎合各省各地的干部巴不得把下屬都換成聽話的人這個意愿，而基層的“五風干部”又巴不得把運動的打擊矛頭指向群眾，干部群體的兩個意愿劉少奇都愿意主動地去代表，就是沒有群眾的意愿，就是沒有要解決干部隊伍問題的決心。后十條和桃園經驗兩個東西出來以后，毛主席一看，問題還真不在基層干部那里，上層問題特別是中央的問題要嚴重得多，你們當面同意了，背后又另搞一套。這樣23條就出來了，23條一個核心就是說運動的的重點是“要對準黨內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這就是毛劉分裂的真實過程，在新版的《毛澤東傳》里面，有一部分選錄了四清時期的一個內部講話，毛劉兩個人在講話中間相互不接腔，你說你一套，我說我一套，各自的講話都是一篇完整的意思。毛下決心要搞文革，就是因為黨內有組織的調整機制，黨內的正面推動力量已經沒有了，所有程序方法都已經用完了，那只剩下一種方式，就是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來揭我們的陰暗面，用群眾運動的力量來給官僚群體施加壓力，施加良性的工作影響力。文革運動的決策，本身是政治思想工作失效，四清轉移打擊方向之后的事情，這一點非常重要。

　　在文革初期，運動的重點和矛頭又有一次改變，這就是被毛澤東稱為“白色恐怖”的文革初期的五十天。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喜歡寫日記，他在日記里記得清清楚楚（日記后來被造反派得到了），當時根據少奇的布置，劉少奇給王仁重打電話說，我們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30-40萬右派。王仁重一算，全國要打30-40萬右派，我們湖北要在大學的老師和學生里面打5%的右派。本來經過四清的爭論，文革運動方向不可能再有什么疑問，毛澤東的意圖非常清楚，后來有人檢討的時候說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不知道文革怎么革，顯然是不能成立的，即便真實有什么猶疑或者不確定，經過了四清的前十條、后十條到二十三條的爭論以后，文革的目標和對象是相當清楚的，就是要解決干部隊伍內部的問題，絕對不存在被誤解為第二次反右運動的可能。文革初期運動方向的改變，代表的官僚精英群體整體化水平和階級意志的初步覺醒，他們不愿整面對自己的問題，不愿意接受有組織的程序監督，所以運動對象和打擊矛頭一再被轉移。1980年代鄧小平說毛澤東的個人專斷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大大發展，毛澤東施加的壓力很大的，沒有人敢跟他正面碰，所以大家都無法糾正極左錯誤，如果事情真是這樣的話，毛澤東當然就要為很多大事情負責了。這個說法雖然為主流知識精英廣為宣傳，但是顯然無法解釋四清到文革初期的運動方向轉移問題，倒是毛澤東說鄧小平他們一貫自行其是6年不匯報工作的說法，更接近于當時的政治現實。

　　劉鄧他們為什么敢于轉移斗爭方向，反復不斷地去整群眾呢？這個目前缺乏文獻支持，需要進行推斷，師東兵寫過一本書《中國第一冤案》，這本書主體是寫劉鄧陶如何被打倒的過程，還得過中宣部的獎項，他在書中提供一種解釋，他說劉鄧當時判斷，在黨內多數人都不愿整自己的情況下，他們有多數票，就算是毛澤東不愿意了，要公開跟他們翻臉，他們也不怕，所以敢于改變運動方向跟毛澤東叫板，把打擊矛頭對準黨外人士和群眾。劉鄧之所以這么干不是誤解，是他們判斷自己有力量那么干，毛澤東最終也是無可奈何。師東兵在書中也寫到，毛澤東在66年7月16日從武漢游泳游到北京以后，就著手扭轉這個運動方向，主持撤銷工作組，薄一波、何長工這些人很慌張，因為許多人在會上都爭著向毛澤東檢討，背棄了原來的立場，結果多數票集團瓦解了，到八屆十一中全會時候，反而是會議以多數通過了十六條。如果劉少奇真是師東兵所說那樣，事實表明劉少奇對大局判斷嚴重失誤，在毛澤東跟前他永遠得不到多數票，即便是文革這樣違背官員意愿直接針對官員的大民主運動，劉少奇也無法得到和維持多數支持，毛澤東相對劉少奇的權威是很大的，十六條能夠在中央表決通過就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所以那些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要從劉少奇手上奪權的說法，完全不符合文革初期毛澤東還能夠爭取到違背官員自身意愿的“多數票”這個重大政治事實。

　　十六條通過的時候，在公開性方面有一個重要的變化，被看作是文革起點的五·一六通知，都是秘密發行到黨內發到某一級別，不向公眾公開的，而十六條一通過，第二天（8月9號）就在全國各大報刊第一版刊登出來，政策就這樣第一次直接交給群眾了。文革群眾運動的一大特點就是要求政策的公開性，不為廣大群眾所知的政策和意圖，就無法體現出來，許多研究文革的精英們老是窮于挖掘宮廷內幕，完全不考慮沒有公開性的政策，就無法為廣大群眾對掌握和接受的基本事實。

　　國家都需要管理，而中國的國家權力通過國家官僚精英群體的組織調配，去組織領導新中國工業農業的發展過程，那么在這個權力行使或者管理中間，對管理者如何施加良性影響力問題，始終難以解決，在組織程序有悖官僚精英群體意志無法運用的情況下，毛澤東最后是選擇是動用群眾的力量，來給管理者施加壓力和激勵。通過群眾出來表達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的方式，來促使官僚精英群體實現真正的服務方向轉變，文革的全部是是非非，我認為都要在這樣一個總體框架里去認識。對于大民主是用于“對敵斗爭”的性質，毛澤東認識非常清楚，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面明確表述過；對于群眾運動的局限性和負面作用，毛澤東也十分清楚，他本人就是革命家的出身，但是在失去其他手段的情況下，對管理者的行為限制和監督，毛澤東認為需要而且只有要群眾出來顯示自身的意志和力量，才能對官僚精英群體形成適當的威懾作用，讓官僚精英群體看到群眾的力量意志，知道有所戒懼，不能走極端。在這個層面去評價文革，那么文革就沒有什么理想主義色彩，更不是空想和判斷失誤，文革的成功和失敗就要以對官僚精英群體的壓力是否形成，以及是否起過作用。

　　當然一次群眾運動的壓力，不可能對管理者永遠起作用，一次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尚不足以催生新的思想和文化，實現力量格局和思想格局的變換。所以毛澤東說不要認為有一兩次、三四次文革就能解決問題，群眾壓力在國家管理體系內部的傳遞是經常需要的。以群眾運動或者大民主方式向官僚精英群體施加壓力，成本和代價是很高，無法程序化和制度化，使用的前提是有組織的程序都已經失效了。

　　五、 中國近代以來文化革命與歷史變遷的主體問題

　　有一種觀點認為只有精英們能夠主導社會并創造歷史，并把與此對立的觀點抨擊為民粹主義。毛澤東的觀點向來是旗幟鮮明，認為中國的精英們由于自身地位的特殊性，無法主導和把握中國的歷史方向。鑒于精英們20多年的理論努力，毛澤東群眾運動創造歷史和文化的觀點，是需要進行一些分析和回答的。

　　群眾運動這樣一種方式，有很多自身的特殊問題和特點，需要考察群眾運動的實際情況，去回答文革過程為什么會展開成后來那個樣子。這樣去評價文革，就不見得要求文革是不是非要勝利，是不是非要成長起來一批社會主義新人，是不是非要實現制度變遷，是不是非要變成理想的社會。很現實的問題就是國家在權力主導人力物力資源整合過程中，所遇到管理困難如何解決，管理問題需要有一個良性的影響力，那么最低目標和起點是這個，那么最高目標和終點是什么，就要看群眾起來以后，和群眾對立的那些力量相互博弈的運作過程。在這樣的視野里，再回顧一下為什么這樣一場群眾給官員施加故作壓力的運動，可以叫做文化大革命，叫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說回顧這個運動的宏觀意義和認識論價值。無產階級的限定就很清楚了，就是說主體是誰，而文化概念則需要進行粗略的界定。

　　怎么理解文化，按照漢語的本義文化就是“人文教化”，是指一個人的成長和社會化過程中間形成的區別于人的生物本性的那些特性。在超越個體的宏觀社會層面上去看問題，在社會上除了物質力量的作用之外，還有精神力量的作用，物質力量或者物質資源都是有形的，象鋼鐵、糧食，大家都看的見的，這很好理解。而一個社會的精神力量卻是大家看不見的，但是這個力量也是很強大的，沒有這種精神力量對人們的規范作用，人世間恐怕就很難與禽獸世界相區別，這就是每一個社會都需要的特定形態的文化，精神力量或者文化的形態作用不足，我們就會看到有很多問題，包括我們提到的從上到下的管理體系中間那種良性的影響力的喪失。在這個意義上來看文化，我個人認為文化還是先秦諸子劃定的文化內涵比較有理，他們把文化作為區別華夏和蠻夷、區別人和禽獸的依據，你有文化就變成了人，沒有文化就是禽獸要不就是蠻夷。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生活態度、一種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定位模式，按照今天的流行詞匯文化要規定個人的權利義務界線，在文化起到這樣規范和調節作用的心理狀態離。文化也可以說成一個人的關于自己的未來過去、關于他人關系的一個整體的看法和個人應該努力成就的方向。如果要跟我們今天學術對應的話，文化相當于社會科學的整體作用，并且這個作用還要深入并內化為人的內心深處而產生的影響與效果，也相當于按照這樣的思路去規劃的一整套觀念化的社會制度，這實際上就相當于馬克思說的上層建筑諸范疇。

　　毛澤東這個時代不同于西方的話，取決于毛澤東非常注重文化建設過程，毛澤東大概是首屈一指的，中國沒有西方成長過程的內外部環境，中國終究需要走出一條與西方國家不同的中國式道路，那么如何規范走在這條道路上的人，使他們主動意識到這個巨大的不同，讓人們成為自覺的歷史主體通過自身能動的努力過程，去完成這一道路將要實現的目標，并根據正確的認知去完成自我制約、自我調節，讓大家都能生活在一個這樣一個合理的社會過程中間。毛澤東的文化革命努力過程，非常長遠，在革命年代就表現得很清楚，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很集中地闡述了歷史主體，以及話語權如何服務于歷史主體的問題；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一些列的文藝批判過程，就是要在我們自己的道路上去尋求不同于西方的文化，重要的分歧就在于：歷史主體是誰？如何為歷史主體服務？服務的合適形式與內容又是什么樣的？那么從五十年代初期開始，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和胡適的唯心主義，批判胡蜂乃至后來的反右，直到文革初期的文藝批判運動，這一些列過程都是試圖用政治壓力，去規劃文化的發展空間，規劃出一個與中國式道路相適應的文化建設的方向。事實證明，這一系列運動的成就不怎么樣，僅僅依靠政治批判過程去建設新文化證明是很不成功的，最近二十年來知識精英在回顧反思這一段歷史的時候，在咒罵和潑臟水運動背后表現出來的刻骨仇恨，大致上可以認為是他們當初所受政治壓力的心理創傷的惡性發作，這一份幽怨的發作烈度，大體上可以度量毛澤東要進行文化革命和精英階層抗拒文化革命之間的政治距離和落差。

　　毛澤東最先是指望知識精英完成文化革命的建設任務，結果是知識精英最反對毛澤東那種文化建設方向，雖然知識精英掌握著書面文化，最有條件完成文化革命和新文化建設工作，但是在政治上他們最不愿意干這個工作。毛澤東最后發現無法依靠他們，從階級分析觀點和中國社會分層的現實去看，其實毛澤東早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至少是在1939年寫《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毛澤東就已經看清楚了這個歷史主體的選擇問題，知識精英在建國后抗拒這樣的歷史任務，最終是坐實毛澤東早年的一系列判斷。毛澤東在建國之后的努力過程，就可以被合理地解讀為毛澤東在低成本實現文化革命道路上的頑強努力過程，這個努力過程與他早先的政治洞見是不相符的。毛澤東提到中國的民主革命的領導者也必須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不是精英階層；對于知識精英，毛澤東一貫是認為他們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然后在“資產階級”這個定語的后面，還要再加上三個標簽：動搖性、依附性、軟弱性。

　　在這個背景下去回顧毛澤東畢生的思想，他的矛盾論和階級斗爭理論，最終都要落實在中國的精英階層會怎么樣這個決定性的判斷上。1939年寫成的《新民主主義論》里面，就已經是這樣一個很鄙視的腔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強調即使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上，政治領導權也必須把握在無產階級手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階段上，今天回顧從建國以來毛澤東與知識分子一系列沖突看，仍然涉及到這個對精英階層怎么看的最基本的判斷。

　　文化的一個核心敘述和把握，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就是階級斗爭問題，也就是在一個競爭性質的社會中間，落實到個人、落實到相互競爭的群體、落實到社會階層的相互關系中間，如何去落實國家的政治主導權、剩余分配權和話語權的問題，或者在中國這樣的國家里面，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話語權如何分配，如何限定其服務方向才是最合理的。在毛澤東看來這樣的大是大非如果不清楚，就根本談不上新文化的建設，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在于如何判斷中國的精英階層。

　　對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精英群體怎么看，他們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在這個意義上從1939年開始毛澤東至少對中國的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一直是消極看待的，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其基礎判斷是仍然沒有什么變化的，在建國以后一系列改造學習和政治運動，也都是以這個判斷為依據的。我們今天的知識分子，也好象在用他們自己的行為和話語權服務方向去證實毛澤東這個判斷。這一點很不幸，我們在坐的都屬于這個群體，但是我們這個群體的大多數，在民眾中間的確是名聲不好，而且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名譽越來越差，看小宋去西部農村支教，當地的農民對她的印象可能是要好一點，老百姓對大學教授對醫生的印象都是很不好的。哪怕在今天來看，在毛澤東晚年反復提到的“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上去對照著看，最后就簡化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的精英群體（包括知識精英群體、包括官僚精英群體、包括資本精英群體）會怎么樣，他們是不是有遠見，有沒有全局和系統的思維，能不能領導中國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其實這是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共同問題，第三世界國家的精英階層，他們在全球競爭的態勢下不大可能擁有對外的競爭優勢，換句話說他們的優勢不能在對外競爭中獲勝，這個時候精英階層如果把全部競爭優勢用于對內競爭，對本國的平民階層會產生什么樣后果，毛澤東的核心思想就變成了這樣一個非常現實的判斷。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必須就建立在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判斷上。

　　這個方面中國的情況應該說是很不樂觀，我個人認為毛澤東的看法是對了，你要證偽毛澤東的看法要靠中國精英階層自身的努力，你做的與毛澤東說的不同那就說明他錯了，如果毛澤東說錯了乃是一件幸事，就說明中華民族就很有希望。如果毛澤東的論斷總是對的，這個社會前途就很悲觀，發展下去說不定就是一場革命，如果下一場革命發生的話，我覺得整個中國的精英群體的命運肯定是極其悲慘的，再獲得在毛澤東時代的待遇是不可能指望了。因為毛澤東領導那一場革命，它的整個的成本在幾十年的奮斗過程里面，都是社會底層支付的。毛澤東的革命是用武力把反對派方面的力量完全摧毀了，在摧毀對手的過程中，自己聚集成一個龐大的有組織力量，新政權是非常穩固的，毛澤東對政權的穩定和不受威脅是很有信心的，因此才能夠作到“一個不殺，大多不捉”，毛澤東在內部講話里多次講這樣一個意思，說地富反壞右就算有5%，他們這些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大概有3千5百萬人（這是60年代初的話），如果3千5百萬人組成一枝軍隊來對付我們，那我們到要認真對付一下，他們分散在各處那就不要緊了。有鑒于此，毛澤東還主張人家地主勞動十幾年了，還帶著個帽子，現在總應該摘下帽子當社員吧，不過毛澤東這個主張給地主去帽子的事情沒有人給辦。一個政權如果很穩定而且不受威脅的時候，它肯定可以做到很寬容，就算是你反對他，它也知道你反對它，它也仍然可以寬容你，反正你壞不了大事。按照我們鄉下的說法就是“黃花魚翻不起大浪來”，翻不起大浪來，你就可以繼續存在，即使你什么貢獻都沒有還可以養著你，文革后的政策對部分知識精英就是“養起來”。如果有可能壞事，肯定就不那么客氣了，1950年美國發動朝鮮戰爭的時候，國內的一些地主和地方黑實力蠢蠢欲動，結果受到了堅決鎮壓，當時全國是鎮壓了70萬人，象我的老家的幾個地主，本來都在土改中間給他分了田的，結果在政權面臨外來威脅的時候，又重新執行了鎮壓。一個政權要穩定下來的成本和代價，是非常高的，即便是毛澤東領導的那樣一場平民革命，其強大和穩固在受到戰爭的殘酷檢驗的情況下，也仍然是這樣。

　　毛澤東直到臨死之前，對知識精英的判斷還是與1939年的判斷一樣，毛澤東在1976年還是這個態度，他說“為什么有些人對社會主義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還在嗎？小生產的影響，貪污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是屬于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文化革命在這個意義上，檢驗了中國新的官僚精英群體，他們的性質和問題如何，在文革的大民主中間，官僚精英群體是選擇引導還是選擇站在對立面上，這是無法隱瞞的，而且官僚精英群體的表現完全落在參加運動的群眾眼里，想要進行辯解和掩蓋都是不可能的。由于公有制改造的完成，毛澤東時代沒有經濟精英群體，整個社會的分化和對立狀況，講主要是由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的行為方向界定，民眾的命運將取決于話語權和政權的行使和服務方向。中國的社會階層分化和社會上人與人關系如何定位，整個社會發展應該是什么樣子的，整個社會財富應該如何分配狀況如何，就是新中國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的系列理論演繹的基礎，需要對精英階層作出一個適當的判斷。

　　毛澤東對于知識精英群體的判斷是一直很穩定的，自從1939年之后就沒有改變過。對于官僚精英群體，毛澤東也有一個基本判斷，但是這個判斷是逐步形成的，他在1957年對于官僚精英群體還是相信的，認為官僚精英群體的問題與知識精英群體的問題不同，知識精英群體是立場和思想問題，是不愿意為多數然利益服務，而官僚精英群體是不善于為人民服務，是水平問題和工作方法問題，但是這個判斷沒有能夠持續下去，在1976年毛澤東更改了自己當初的判斷，他說：“為什么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持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一百年后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萬年后矛盾就看不見了？怎么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由于自身受到社會分化規則的制約，受到階級意志的局限，毛澤東指望知識精英完成文化革命的設想不可能不失敗，在毛澤東與知識分子一系列互動中間，知識分子最終也沒有發展出毛澤東所指望的、必然要超越知識精英階級意志局限的新文化來。

　　當年的一些所謂的文化積極分子，像吳敬璉這樣的，雖然對當“極左打手”有興趣，但是他們并沒有真正超越自身的局限，對于這樣一些人，毛澤東在1958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經濟學家左，是為了蒙混過關。”吳敬璉先生的表現還是很好的，有很多“光榮業績”值得一提，在1964年的文藝大批判過程中，于光遠主持對孫冶方的批判工作，有兩大打手出面批判孫冶方，一個是吳敬璉，一個是張卓元，這樣的乖巧人到現在還都很紅啊！后來于光遠后來領導一個小組，要重新寫一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但一直沒有完成。到七十年代末期的時候，都已經粉碎四人幫了，吳敬璉在于光遠的寫作小組里面，吳還說利息體現剝削主張取消。但是沒過兩年，吳敬璉在觀點書面就迅速地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變成“吳市場”。這個轉變的迅速和劇烈，令很多人跌破眼鏡了！你吳敬璉與時俱進的速度也也太快了吧！整個來說，即使是在當時的體制中很紅的那些人，在表明上做的那樣一些文化建設，也不過是在那兒趨炎附勢、敷衍了事，裝出極左的樣子去捍衛自己的職業利益。對于這一點，毛澤東很清楚，所以毛澤東對知識精英群體，對于理論界和文藝界的現狀，從來就沒有滿意過。

　　九幾年的時候，劉再復和李澤厚在香港就告別革命對話，其中涉及到毛澤東時代的文藝成就判斷，他們也說文藝只有些空洞的符號，形象干癟，沒有血肉，沒有說服力，不能感動人。我覺得這個結論很有意思，最終跟江青對文藝界的評價取得了某種一致，江青也向來認為他們那幫人就是不行，干的活也基本上都是假的。

　　新中國的歷史證明，文化革命不能在學院里面經由知識精英主導完成，雖然他最有能力完成文化革命，但實際上他最反對。因此文化革命就只能是群眾在實踐中間去建設，去認知，讓精英們在文革實踐以自己的行動說話，去教育群眾，以等待未來的總結工作。所以毛澤東在1966年主持的一個群眾性的大民主政治運動過程，為什么可以稱文化革命，這其實就是文革革命只能由階級意志局限的人去完成，而且理論革命不可能先于實踐，即便是毛澤東一個人先把握到了并告訴人們實際情況如何，也不一定能夠為人們所接受和把握，文化革命中間的核心問題就是對精英階層的判斷，這個需要精英們在文革這樣的宏大歷史事件中間自己去定位。文化的認知和接受，都是需要一個重大的實踐活動來完成。

　　六、 作為政治博弈過程的文化大革命

　　我們知道，檢驗一支軍隊的訓練情況和戰斗力，不可能在沙盤上完成，還是需要定期舉行耗費不菲的演習過程，在演習過程中間去暴力問題。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文革就是一場演習，要求黨政軍民學都出來表現一番，毛澤東還說在這個過程中間，左中右派都會得到自己的教訓。實際上文革一直進行到人們根據政治決議認定已經結束了之后很久，在文革運動中間缺席的主流知識精英才得以進行原汁原味的表現工作，這個工作至今為止還在進行。

　　要建立新的政治學、新的經濟學、新的社會學，一個首要的問題就是社會分化規則是什么樣子的？社會群體競爭如何展開？各個階層或者集團如何進行競爭？競爭包括什么樣的內容？競爭的性質如何：對抗性的還是非對抗性的？這些問題都需要實踐來回答，文革剛好就是一場這樣的內容涉及全面的政治博弈過程。今天很多人研究政治學的時候，難免會感到很困惑，為什么呢？一般人都不談政治，先生們聚在一起往往是談女人，談發財，談的是這些東西。一些研究政治學的人，下到農村去調查，發現農民都是一個個孤立的個人，基本上不組織起來進行政治斗爭，總是在那里指望“好官好政府”。政治學按照孫中山的說法，起碼是“眾人之事”，但是在現實的城市和農村生活中間卻沒有這個東西，所以你到哪去都找不到政治。要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去揣測，去摸索，去評估，去猜想：農民有些什么政治訴求，如果搞政治，是什么樣子的，與某某地方的一個偶發事件是什么關系，或者干脆就認為偶發事件就是農村政治的常態，結果把政治研究變成了瞎說！就算不是瞎說，也是把政治變成一種猜測、一種解釋、一種讀后感這樣的東西。

　　中國今天的政治學很有意思，在主流上還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話語，但是這個馬克思話語在否定了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以后，就不承認中國還有階級和社會分化，也不承認集團競爭，不僅從根本上否定了競爭分析法，否定了矛盾論，實際上吧結構――功能分析法都否定掉了，這樣一種政治學，在我們的學術界占了半壁江山吧。另外一部分是西方主流來的舶來品，核心話語我們很熟悉，叫做海選，民主，自由，人權，法制，只有這五個核心話語。這些東西跟我們國家一對照，就發現中國共產黨政權不是按照這些理念組織起來的，結果就變成潑婦罵街，說共產黨政權不民主，不是選舉產生的，違反人權等等，美國就是在那里揮舞著人權大棒，下面就跟著一批搖旗吶喊的。這樣一些批評，加上社會上許多人都有對自己的處境有不滿意的地方，就湊合著用這些話語去表達自己的不滿，小右派們把潑婦罵街政治學極力發揚光大。

　　這兩種政治分析的共同特點，都是不對應中國的政治現實，這樣就變得空空如也。前一種政治既然否定了結構分析法，就不可能在政治的核心理論上發揮什么作用，只跟部分學界人士掌握話語權或者就是純粹的職業利益相關：我要說――我不說就沒有飯碗，我必須說，馬列主義政治學被他們改造成了這樣一個東西。后一種政治就變成了一種發泄不滿情緒：要人權沒有，要自由沒有。我要當權，你不讓我參選，你共產黨專制！腐敗！就變成了一種潑婦罵街式的東西政治學，中國的問題在那里，對策式什么，都沒有了，只剩下我有什么東西用來表達我的不滿意，失去了建設性和對應性。兩種政治學話語都完全失去了建設性。

　　從中國政治學話語變異去回顧文化大革命，就很有意思。文革恰恰是一個全民性的、在人類歷史上政治參與面最廣、參與程度最深，而且激發了真正的政治競爭過程這樣一個群眾性運動，也是最為政治化的群眾性實踐，足以支持我們進行政治學研究。文革的起點和歸宿，也都是希望重建共產黨政權與群眾的血肉聯系，或者反過來要群眾的意志和力量顯示給官僚精英群體帶來一定程度的激勵和制約作用，形成兩個方面的良性互動。

　　在文革期間群眾性的大民主運動和官僚精英群體的互動和住址博弈過程中，雙方各有些什么樣的資源，如何實現內部動員與整合，雙方的力量對比是怎樣發展并互為消長的，最終各方是如何表達自己的訴求的，又是如何排除自己的政治障礙的，這些內容涉及到新中國的社會分化，各方的組織與動員能力，各方與政權和國家機器的關系，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問題，足以修正人們頭腦中間那些西方舶來品的政治信念，更新人們對新中國社會的認識。

　　政治競爭的資源包括幾個方面，話語權、人力物力的動員能力，調用國家機器的力量保護自己的能力，瓦解對立面的手腕和能力。一句話就是要整合自己的同時分化對手，團結起來才能爭取更大的手里。歷史的悲喜劇最好是用當時的詞匯來描述，所以文革政治博弈過程的參與者是兩個方面：造反派與當權派（包括作為當權派政策工具的保守派）。

　　造反派的資源主要有毛澤東親自控制的話語權支持，體現在“兩報一刊”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反復高調宣傳和對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上面。這是造反派的優勢和最重要資源，因為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掌握話語權，兩報一刊在支持他們：你們造反有理！大方向正確！即使有消極和缺點，但不掩蓋大方向正確，主流是好的。這是造反派的一個優勢，他們掌握了話語權，當然是通過毛澤東這樣的代理人來掌握話語權的。在造反派的對立面，就是當權派，如果我們把我們整個國家比喻成一個企業的話，毛澤東的地位相當于是董事長，董事會在文革期間親自掌握著話語權。而從劉少奇以下的各級領導班子的干部，就是企業各個層次的大小經理，他們是當權派系統。董事會要干的事情，就是把股東發動起來，通過大民主和群眾運動方式，相當于是要拿上鞭子準備在經理班子后面打他們一下子，把他們往前趕。文革運動的規劃起點是這樣子，但是運動最終走到哪去了，就不由人預先設想，在這樣全面的政治博弈中間，并沒有神仙和皇帝能夠控制這么一個過程。

　　當權派在共產黨內不是鐵板一塊的，從文革的政治博弈過程看，至少可以劃分為黨政精英群體和軍隊精英群體兩個有截然不同界線的群體，因此作為當權派政策工具的保守派也是相應地劃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派系，早期由黨政精英群體主導和把握的“多數派”和后來由軍隊精英群體把握的“擁軍派”，也是非常不同的，他們采取的主導行為模式和背后的依靠力量有關，而且與政治博弈過程深化的利益保護目標密切相關。

　　在1966年8月初十六條發布之后，毛澤東在66年8月21號和22號兩連續兩天，通過公安部和中央軍委下了兩道命令：不準調動部隊去鎮壓群眾，不準開槍，連朝天鳴槍都不允許；也不許軍隊出席各種慶祝大會去示威、顯示力量；也不許公安警力去鎮壓群眾。當權派原來可以輕易調用國家機器的鎮壓力量，這兩道緊箍咒就在那兒，消解了當權派利用國家力量捍衛自身利益的可能。很顯然國家機器是不能用了，當權派的一個主要優勢是依托原來的組織體系，把黨團員和積極分子這些和政權官員關系比較緊密的群體動員起來，這樣就形成了文革初期的的多數派組織。

　　湖北的王任重，就是按照少奇同志的布置要變成打右派的時候，就利用各地的黨委把團員、學生會干部、班組長這些都集中起來組成多數派，用他們去打少數派，去抓右派。這就是文革初期的對立，群眾還沒有造反，造反派還沒有冒頭的時候就已經挨了一悶棍，就像魯迅在那首詩中說的：“未敢翻身已碰頭”，還沒有開始造飯右派和反革命就已經要抓到你頭上來了。說造反派是憑空產生的或者說是么響應毛主席造反號召組織起來的，都沒有反映造反派的主要起源，學生當中的造反派，主要就是文革初期當權派發動多數派抓壞蛋，抓右派，抓反革命，這一抓，抓出一批造反派來了，這個符合革命和造反的一般規則：多數人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正是在這個抓右派的過程中，當權派制造了與造反派的對立和造反派本身，規定了沖突的性質和沖突的樣式，后來的搶黑材料、要求工作組和當權派做檢討等造反形式，就是這一沖突過程的反應。沖突的一方是上級派去的工作組和他們支持的各地基層機構的黨委，還有他們驅使的多數派；另一方是被打擊的（包括少數響應兩報一刊社論起而造反的）少數派。

　　早期的多數派的主要目的是貫徹劉鄧把文革作為第二次反右運動來搞的政策，主要是轉移斗爭方向指向黑五類，否定斗爭矛頭和社會分化規則下官僚精英群體的責任問題，他們的資源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劃分理論，使用的方式主要是通過宣揚“血統論”的文斗方式，轉移運動方向去“保爹保媽派”，同時遂行對出身不好的造反派進行輿論壓制，說他們是右派翻天想要推翻共產黨政權，禁止把矛頭指向各級當權派。背后的邏輯是把當權派個人與共產黨政權捆綁在一起，試圖以此轉嫁自身不法行為被追究的風險和成本，造反派針鋒相對提出“懷疑一切”，指出當權派個人是否執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線是需要審查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客觀存在的，把個人與政權整體區分開來。

　　早期的多數派也實行一定程度的所謂“紅色恐怖”，但是不是主要的政治競爭方式，抄家、破四舊、剪陰陽頭這些事情，也是作為轉移運動方向的一個組成部分。在1966年10月報章上開始批判資反路線之后，由于面臨著明顯的政治風險，多數派陷入瓦解，早期當權派通過多數派轉移運動方向的全部努力，在強大的輿論攻勢面前也已經完全失敗了。

　　在當權派把早期多數派作為運動主力期間，劉鄧等人不僅轉移運動方向部署搞第二次反右，各地黨委和工作組大搞左中右排隊，準備劃一批右派和反革命，劉少奇后來在給北京建工學院的檢討中間承認是自己親自部署了“排除干擾”和“抓游魚”運動，把一些不滿意工作組的人打成反革命，就是這些步驟造就了第一批最堅定的造反派，在8月初十六條公開發布之前，造反派處于被動受打擊狀態，稱為“少數派”。在十六條之后，各地學生造反派開始建立自己的組織，反駁當權派把矛頭對準群眾的運動模式，在10月初批判資反路線之后，原來處在造反派對立地位的多數派陷入瓦解，當權派又明顯失去了話語權的保護，造反派卻同時得到了話語權的保護，結果給各地的當權派帶來很大的壓力。當時的當權派這個官僚精英群體要保護自己免受造反派的沖擊，優勢地位免受質疑，它有什么可動用的力量？

　　文革政治博弈的第一個重大轉折，是在66年十月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時候話語權放棄了對官僚精英群體的保護，而且公然指斥他們鎮壓群眾是資反路線，是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相對立，結果批判資反路線確立的政治風險又迅速瓦解了多數派。特別是在學校里面，學生相對單純，原來受到當權派組織動員的這一部分人，很多迅速依據兩報一刊的批判口徑改變了自己的態度，成為造反派。這個時候，官僚精英群體不僅不能使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去保護自己；原來好不容易組織了一個多數派，結果就被批判資反路線的社論瓦解掉了；在批判資反路線的同時就失去了話語權的保護；結果在運動早期當權派制造出來的造反派攻勢面前，連一堵墻都沒有了，不要說長城了。

　　文革發展到奪權這一步的時候，我們看到在資產路線批判以后，全社會的許多不滿情緒都爆發出來了。早期文革運動主要局限于學校，學生根據中央文件放假半年，專門搞運動。工人還沒有參與進來。根據十六條的規定，專縣以下不搞文化大革命，工廠和農村是配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正面教育為主，許多工作組派到工廠里一樣根據當權派自己的需要去抓右派。工作組表現是這個樣子，工人中間也積累了很多怨氣，工人也有很多苦水要倒。上海在1966年11月9日工人也組織起來，要求參加文革運動去造當權派的反。武漢的工人總部是11月10日成立的，得不到湖北省委的支持，他們也組織了北京告狀行動。工人組織開始是不符合“十六條”的，也是違法的。后來的變化起因是上海的“安亭事件”，先是工人成立了組織，要求上海市委承認。上海市委當然不那么愿意承認：你造我的反，我還承認你合法？工人看到市委不承認，造反就有當反革命的危險，所以要反抗到底，因此就攔了一列火車到北京去告狀，希望尋求中央的支持。火車剛剛開出上海不久，上海華東局就命令鐵路局調度，把車開到安亭一個小站里，丟在岔道上面，把準備進京告狀的工人關在那兒。結果把矛盾激化了，工人一方面向中央文革打電報尋求支持，一方面阻斷京滬鐵路制造影響，這個時候的文革小組長陳伯達還是按十六條的口徑，給工人回電報說“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沒有支持工人成立組織的事兒。中央文革派到現場處理事情的代表是張春橋，他去了以后于工人在現場接觸，覺得工人很值得同情，很多人有很多苦處，而且他們的問題和整個社會的問題是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就簽了五條，實際上承認了工人組織是合理的，上海市委這種對待工人的粗暴方式是不對的。根據王力的回憶，張春橋簽了這五條回到北京以后，也是焉頭搭腦的，很擔心。因為他在現場簽署的東西沒有法理依據，而且大家都不支持，陶鑄還為此大發脾氣。張春橋做這個事情明顯是自作主張，有犯了錯誤的可能，開始幾天很消極。最后毛澤東出來表態支持，還說總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毛澤東覺得工人已經起來了，如果要把工人組織瓦解掉，把工人的造反精神打下去不合適，要鎮壓也只能讓對立面去鎮壓，這樣就重新起草了抓革命促生產十六條。在十二月初時，拿到陶鑄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工交戰線座談會上征求了意見，一些條款遭到反對，最后變成了十條，于1966年12月9日發布。這個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里面，肯定了工人有造反的權力，肯定他們有建立組織的權力。肯定他們在不影響生產、不影響八小時工作的情況下可以進行文化大革命，這就是說工人起來造反的權力是工人已經起來造反之后追認的。在這個時候毛就很清楚了，開始的時候我們還是學生，對當權派的沖擊已經造成了當權派的整體性罷工。工人的力量起來以后，當權派對立面的力量更大了，社會矛盾更加激化，可以預料：由于官僚精英群體面臨的壓力更大的話，他們肯定是整合程度更高，反抗更激烈。到了這個時候，當權派和對立面之間的競爭和社會矛盾激化，肯定是必然的結果，毛澤東對此很有預見性。

　　1966年毛澤東的生日這一天，他發表了一篇講話，以前都沒有批露，在王力回憶錄批露出來以后，新版的毛澤東傳也引用了這一部分。毛澤東講述的核心思想就是：全國全面的形勢斗爭這樣一個總體的形勢判斷。由于原來當權派不考慮工人農民的利益，他們自認為是共產黨，天下是他們打的，他們要坐這個江山。工人農民在解放后，多數人的經濟情況有很大的好轉，因此對共產黨有感恩心理，當權派一些人就貪天之功為己有，認為自己就要當官做老爺，不想著繼續為人民服務。

　　批判資反路線之后，工人組織起來造反，是文革政治博弈力量對比轉變急劇發生逆轉的時期。也是文革時當權派遇到的第一個最慌張、最混亂的時期。他們的共同選擇就是穿上軍裝、跑到軍隊里去躲起來，結果就基本上進入罷工狀態，湖北省委代理書記張體學親自部署了“三道防線”，核心是防止自己受到造反派的攻擊，全部干部放棄原來承擔的工作。這是當權派的第一招：我失去了保護，我不干了。正是這個當權派的罷工行為，直接導致了毛澤東安排軍隊“支左”和支持造反派“奪權”，其實都是援引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去恢復秩序的行動，應對黨政精英群體的罷工形勢。

　　當時既然你這些人不干了，那么工農業生產、調度、指揮總得有人來干。當時可以指望的力量有兩種；一個是有組織的造反派群眾力量已經有一定的勢力，他們可以幫助發揮恢復秩序的作用。另外一部分就是從前站在國家機器后臺的，作為政權支柱的這樣一部分力量-----軍隊，軍隊是全國性的最嚴密的有組織力量。在這是兩部分力量之外，毛澤東還希望有熟悉業務的干部能夠轉變態度站出來工作。為了應對罷工之后的恢復社會秩序需要，毛澤東首先是主張是軍隊出來支左，其次是支持造反派奪權，第三個就是希望原來的干部站出來合作，后來的“三結合”革委會，其實就是為了應對當權派罷工后的混亂形勢，要求三個部分的力量出來為恢復秩序而努力，一元化的革委會，就是把這個臨時性的恢復秩序的政權機構長期化和固定化了。奪權使得當權派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受到全面的威脅，馬基亞維里所說的就的既得利益者拼命反對革新的時候就要到來了，當權派的競爭意志迅速高漲，組織程度和勾結過程迅速完成。文革從此就變成了完全、徹底的政治搏棄過程了，基本上就不受調控。兩報一刊的社論和毛澤東自己的指示，無非是能夠支持造反派，它本身就降低為造反派的一份資源和一份力量，那么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官僚精英群體的反擊。

　　“奪權”的形勢不僅使得當權派的競爭意志和組織過程的加速，而且在另一個方面引發了造反派組織的相互競爭和分化。因為政治利益競爭是排他性的，也肯定是互為消長的，“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就是指這樣一個排他性的政治利益競爭性質。結果各個地區的造反派都發生了分裂的改組，在一月奪權之后武漢造反派按照對“二八聲明”是否支持來畫線，分裂成為“香花派”和“毒草派”。軍隊“支左”給當權派提供了重新控制局面的機會，特別是適應軍隊支左需要的“軍委八條”，使得當權派找到了一個重新調用國家機器力量保護自己的口子。“一月奪權”之后的力量消長過程，是文革政治博弈過程的第二個重大轉折點。

　　軍委八條的第一條是：“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其它的當權派都不看了，就看“堅決采取專政措施”這一條。當時軍隊出來到底是支左還是支右，全部依賴支左干部和軍區的領導人傾向，而不在于造反派組織的性質。在爭取軍隊支持的過程中間，從前的黨政精英群體具有很大的優勢，例如歷史上王任重和陳再道的個人關系就很好。陳再道原來是在晉冀魯豫120師小平同志的部下，王任重是冀南地委書記，陳的軍糧就是王任重主持的后勤供給，工作上這種關系。在文革的時候他們的交情有加上了階級感情，陳再道對王任重被點名批判也是兔死狐悲：王任重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壓力，而陳再道則在軍隊內部受到壓力，在文革初期武漢軍區還發生了兩件特殊的事情：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唐金龍自殺，唐原是一軍軍長是二方面軍賀龍部下，調到武漢任職不久就自殺了。中央進行過調查，但報告從來沒有公開過究竟是什么原因自殺的，后來很多人猜測和賀龍被指控進行“二月兵變”有關，因此受到壓力。我訪問過當年陳再道的生活副官，他去看過唐金龍的自殺現場，說唐是坐在辦公桌前用手槍打的，腦漿噴得到處都是。第二個是他軍區政治部主任呂炳安也是自殺，什么原因自殺？陳再道都講不清楚。根據規定，武漢軍區下屬有四個單位也可以開展“四大”，就是武漢陸軍總醫院、信陽陸軍學院、武漢高級步校（現在是海軍工程學院）和勝利文工團。這四家是軍隊內部的文化單位，他們也要開展四大，也去尋求陳再道的接見和支持。陳再道這個人作風很是簡單粗暴，他說：“接見個球！都給我轟走！”這種態度很明顯是把造反派往對立面推，陳再道老是不接見，造反派就拿武漢軍區的自殺事件來非難陳再道，軍區兩個人自殺而死，肯定是陳大麻子有陰謀。不僅是造反派當時這樣想，陳再道身邊的人副司令員孔慶德也說：也難怪造反派他們產生懷疑啊，兩個高級干部自殺，說也說不清楚。

　　地方干部穿上軍裝后，和陳再道在這個時候可是發生了很深厚的階級感情，因為大家處境一樣，都面臨造反派的沖擊，處于惶惶不可終日的狀態，找不到辦法來保護自己。剛剛好軍委八條出來了，原來不準動用解放軍和公安警力去鎮壓造反派，現在只要是宣布你是反革命組織，就可以堂堂正正第調用軍隊的力量了。武漢最大的造反派組織叫工人總部，就在六七年三月十七號晚上這一天，調用湖北省軍區的8201部隊，一個晚上就抓了他們各級頭頭五百多人，然后再宣布你這個是反革命組織！軍區隨后發布3.21通告：列舉了工總十大罪狀，說他們搞武裝準備造反，照片上是武漢市電信局的民兵槍支，另外就是破柴刀啊什么的，還有房契地契什么的。由于力量強大，所以在輿論方面就不太精心，簡單地把工人總部說成是國民黨的還鄉團，說服力嚴重不足。因為最大的工人老大哥組織被抓了，學生承擔的政治壓力就格外大起來，軍區還勒令學生去軍區門口列隊請罪，結果共同的遭遇在學生造反派中間也產生了階級感情，工人老大哥沒有了，自己的長城也沒有了嘛，眼看下面主要打擊方向就輪到自己頭上來了。結果學生一個就派人去各個工廠調查，調查的內容就是要給工人伸冤：軍區說的這個東西對不對？軍區抓的人到底是不是壞人？結果武漢市全市到處出現了反駁十大罪狀的大字報。核心內容就是說他們不是國民黨還鄉團，被軍區抓去的頭頭都不是壞人，不是軍區說的流氓，也不是亂搞男女關系的人，還讓他們的夫人到全市演講。

　　武漢軍區為了把造反派搞臭，把工人總部一號勒務員叫朱紅霞與王任重聯系起來，因為王任重當時是被中央點名的走資派，他們就放消息說：“朱紅霞是王任重的小老婆。”（大笑），沒有想到這個朱鴻霞是個先生，不是女的。河南省軍分區也說黨言川是劉建勛的小老婆。這樣的謠言確實很不高明，也不符合嚴肅的政治斗爭場合。但是文革的政治博弈過程中間，對壘的雙方都經常使用這樣的話題，而且作為一個主要輿論手段使用。其實這才是真實的政治！因為政治要讓普通人能夠理解并接受，符合普通人的認知水平，在普通人的印象中間去區別好壞對錯，尋找自己的支持者或者瓦解對方的陣營。找一個人們在通常經驗里面不能接受事實，然后把你裝進去，用最低的成本很方便地把你說成壞人，然后你在政治上就很難站得住了。后來造反派批判走資派的時候，也是常常干這個事兒，毛澤東對此很不滿意，說要批臭走資派，指的是政治上和思想上批臭，不是指生活作風問題，毛澤東還抱怨造反派把小報辦得像黃色小報似的。這就說明雙方對群眾的政治認知水平都把握得很好，大家都就這個問題投機，以便去爭取群眾，大家都是滿足于群眾的先有認知水平，就是在普通群眾得認知水平上把他說成是壞人，看來政治競爭的成本和效率對比，決定了政治競爭只能是在現有的多數然認知水平上進行。真實的政治競爭看來高明不了。在經過幾年的文革調查以后，我個人傾向于認為從名家的書本談政治，從脫離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書本原則出發去談政治，都是偽政治，肯定是假的。真實的政治競爭過程和輿論動員過程，一定要對多數人發生作用，只有這樣一種政治才是真實的政治。

　　這樣一個過程，就是通稱的“二月逆流”“三月黑風”，陳伯達根據自己在懷仁堂里的感受，把這個時期當權派利用軍隊力量清算造反派的過程稱為“從上到下的反革命復辟逆流”，是不正確的。逆流的到來是當權派自己的競爭意志和特定時期可資調用的力量相結合的結果，體現的是當權派為了捍衛自身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的堅定競爭意志，“二月逆流”決不是老干部和中央文革在懷仁堂里斗斗嘴那么簡單。地方的黑風與懷仁堂里的爭執，其共同點僅僅在于：當權派在不同的場合都表現了共同的捍衛既得利益的堅定政治意志。武漢的情況是地方干部穿上軍裝躲到軍隊之后，經常在一起秘密開會，根據720事件之后一些老干部的揭發，他們這些會議的內容，主要就是一起商量如何鎮壓造反派，鎮壓的步驟是先抓了軍隊內部的造反派，再后來跟著對付地方的造反派。在1967年的二三月間，各地的行動雖然在表面上很象是出自統一安排，也有可能各地采取行動之前向北京的老上級打過招呼，但是這并非決定性的因素；各地當權派對于自己面臨的問題和要實現的意愿都是很清晰的，對于實現自身意愿的現實政策空間都是一樣的，因此采取的行動模式和行動的時間在全國各地高度重合。決定性的因素是當權派的階級意志和政策空間的重合。

　　各地造反派被抓的事實，激發了很大的群眾輿論同情，武漢的學生一方面在紙面上反駁軍區強加給工人總部的罪狀，一方面也充分利用各種方式去動員群眾輿論的同情，先后發起了“新公校絕食”（武漢支左火線指揮部門口）和漢陽公安局絕食，要求釋放工人總部的戰友。還派出大量的學生去各個工廠，幫助工人成立戰斗組織，重新組織起來造反。整個武漢的群眾輿論受到學生行動的影響。工人造反派的實力，在重新“樹旗”之后急劇上升。原來在二八聲明之后陷入分裂的造反派，因為面臨著接踵而至的政治壓力和同樣的命運，也終于認識到造反派的命運其實是一樣的，原來反對“二八聲明”毒草派，也起來為被軍區支左勒令解散的工人總部翻案。造反派內部的分裂得到了暫時的彌合。

　　武漢這個情況在全國帶有普遍性，先是中央處理了安徽問題，發布了“安徽五條”，說不準隨便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抓的人要放。四月二號《人民日報》發表了的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這個社論就是以武漢和四川抓捕造反派和解散群眾組織的背景寫的，社論的核心內容就是說，紅衛兵小將雖然有很多缺點和錯誤，但是他們的方向和主流始終是對的。不能一有缺點就把他們打下去，這要犯走資派的錯誤。這是第二個文件。第三個文件是1967年4月6日的《軍委十條》。按照《八條》各軍區、軍分區解散組織和抓人行動，至少還有一個法理依據可以采取專政措施；但是《軍委十條》就非常明確、毫不含糊地把這個權力給取消掉了，而且反復申明各地的軍區軍分區都沒有權力宣布誰是反革命組織，誰不是反革命組織，也不能隨便采取專政措施。這三文件出來之后，結果是又回到1966年8月之后的狀態：當權派仍然無法調用國家機器的威力捍衛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在文革的政治博弈過程中間，當權派調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始終面臨著一個政策空間問題：1966年8月20－21日的文件規定了國家專政機器不能用；批判資反路線之后是自己苦心組織起來的多數派被瓦解；在軍隊支左和軍委八條之后好不容易有一個機會在動用一下專政措施，軍委十條之后專政措施又不能用了。換了各位自己設身處地想一想，你們要保護自己，那么你們有什么手段？我估計你們的選擇與當時武漢軍區差不多。很難說陳再道鎮壓造反派完全是是徐向前吩咐的，各地的當權派在采取行動之前都有可能向他自己的老上級，老山頭上級做些請示過，多多少少肯定有這種協商過程，但是肯定不是決定性的，起決定性的是他們的政治競爭意志，是他們要捍衛自己的優勢地位和既得利益的決心；他們也有能力采取各種手段組織一批力量，把挑戰力量鎮壓下去。

　　為了落實“軍隊支左”和“軍委十條”，中央分別在1967年的3月和4月召開了軍以上干部會議和軍委擴大會議，進行政策交底和政治思想工作，其中在為支左服務的軍以上干部會議上，林彪的320講話比較重要，核心內容是要以階級斗爭的觀點看問題，如何把握運動的主流和支流問題，以及如何看到文革的代價和老干部的遭遇問題，要求大家從國家命運和歷史的角度超脫個人的感受。在為落實軍委十條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江青講話題目是“為人民立新功”，這是代表毛澤東去講的，周恩來講話內容涉及要保持革命晚節問題。

　　武漢軍區人武部部長信俊杰，當支左辦公室主任來搞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武漢市人武部部長巴方庭發了一個文件給各個區縣，要求組織基干民兵集訓，百萬雄師的核心組織叫紅武兵，就是這個經過集訓的基干民兵組織。對于當權派而言，情況很清楚，跟學生辯論是沒有用的，已經輸了好幾波了，沒有辦法捍衛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不是自己特別擅長的領域；特別是把工總說成還鄉團這件事上，完全是輸得體無完膚，喪失民意。而且象軍區司令員陳再道這樣的火爆脾氣，也壓根就不想去做細致的思想工作，通過搞文斗來捍衛自己的利益，在各個造反派已經興辦自己小報的情況下，湖北日報和長江日報都已經落入造反派手里掌握了，軍區和當權派方面已經沒有了輿論優勢，唯一的優勢組織和動員技術，這樣就奠定了武漢軍區以有組織的武裝力量來摧毀造反派的選擇，同時一月奪權時期造反派的分裂軍區也沒有能夠把握和主導，象重慶爭取到八一五這樣的造反派組織去和對立面進行武斗的工作成就也沒有了，這樣武漢軍區以基干民兵組織作為依托力量的格局，明顯是為后來的720事件設定了前提。

　　從五月份開始，在基干民兵組織紅武兵的支持下，武漢開始了一系列的武斗。造反派占優勢的一些單位，陸續受到百萬雄師的有組織攻擊，如武漢汽車配件廠、漢陽軋鋼廠等；造反派的一些主要宣傳據點和廣播站，也陸續被占領。到1967年中央“六六通令”下來的時候，他們也發了一個通告，說要制止武斗。因為有內幕消息說中央馬上要著手解決武漢的問題，要武漢兩派派代表到北京去談判。百萬雄師在這個時候，就加緊了武斗的步伐，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在中央談判之前和把造反派的力量掃平，你這個組織不存在了，就不可能參加談判了，六月份武漢地區的武斗急劇升級。漢陽地區的造反派被百萬雄師武力驅逐干凈了，就被造反派稱為“敵占區”；漢口還有幾個孤立的造反派據點，因此被稱為“游擊區”；武昌稱為“解放區”，因為武昌大學多，百萬雄師搞武斗的時候還是區別對待的：把工人往死里打，學生還被看作將來要掌握國家政權的，對于接班人打起來還是要緩和一點，有這樣一個政策區別，所以武昌這個解放區能存在。

　　武斗在六月中旬升級，是與中央準備舉行武漢兩派的談判有關。武漢武斗的高潮是百萬雄師武力拔取漢口的造反派據點，主要的據點是三個：1966年六月十七號到十九號，攻打了漢口的民眾樂園，這個民眾樂園位于漢口六渡橋鬧市區一個群眾性的娛樂機構，既然是娛樂機構就有一定的場所啊，既然是鬧市區就人多啊。各個造反派組織在那兒搭廣播站，那是漢口鬧市中心造反派堅持到最后的一個大的宣傳點。也因為這個地方很重要，造反派就武裝保護這個地方，成立一個抗暴指揮部，在連續三天被百萬雄師攻打之后，造反派決定撤離。因為造反派中間最有戰斗力的工人總部被軍區解散了，也就是最能夠和百萬雄師硬拼的一股力量瓦解掉了。雖然工人總部原來的戰斗隊員“人還在，心不死”，也組成一個叫“鋼八師”的組織，給造反派一些支持，但是終究不是組織嚴密的百萬雄師的對手。“鋼”就是鋼鐵無產階級革命派，“八”是堅持八小時工作，是一個散兵游勇性質的松散組織，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學生造反派肯定三天都堅持不了，到六月二十號的時候已經很明顯支持不下去了，結果就決定撤回去。工廠中被百萬雄師攻打的主要的造反派頭頭，也不敢回廠了，就跟著學生一起撤到學校里面去。在百萬雄師攻打民眾樂園的過程中間，有整整一車的造反派學生被百萬雄師殺干凈了，這些學生是武漢鋼鐵公司第一技校的學生，他們坐上卡車去聲援民眾樂園的戰友，被百萬雄師攔截，司機最先被殺死，滿車手無寸鐵的學生就在眾目睽睽之下，被百萬雄師逐一殺死，這是1967年的6月18日。

　　失去了學生的支持和聲援，漢口的造反派工人組織就更加孤立了，六月二十四號百萬雄師武裝攻打漢口友誼街的劉少奇紀念館，在文革前武漢建有劉少奇紀念館，沒有毛澤東紀念館。劉少奇紀念館所表達的地府官員小意思很清楚，劉主席你看我們很重視你，很效忠你。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1980年代之后人們都說毛澤東大搞個人崇拜，其實劉同志的個人崇拜也很不少，當然到底是人民群眾還是人民公仆崇拜他我們就不說了。因為劉少奇在文革初期就臭了，這個紀念館不能再要了，就被武漢市委撥給一個工人組織“工造總司”做辦公地點成了他們的司令部。六月二十四號那天，百萬雄師武裝攻打工造總司，工造總司被殺的造反派有二十多人，被俘虜的有幾百人。附近武漢八中的學生，也有許多人被殺死，最慘的是姐妹兩個，妹妹叫朱慶芳，百萬雄師說她是廣播員，當場被殺死，姐姐的下身被捅了二十多長矛，整個下身被捅爛了，因此畢生殘疾也不能嫁人，這個人現在還活著。

　　工造總司被打下來以后，漢口還有一個唯一造反派據點“長辦聯司”，現在叫長江水利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頭叫林一山，很有名，在我們國家治理大江大河戰略思想上是很有貢獻的。造反派也承認這個人自己在技術上不是很懂，即對水文、河流、航道這些東西不是很懂，但是大局上他都把握得非常不錯。毛很看重他，他在我們國家技術專家里面非常少有的很有宏觀頭腦和全局戰略意識的人。這個人如果不是做得太過火的話，他下面應該沒有造反派。這個人辦事作風，一貫很過火，因為毛很倚重他，他也很有大局觀。他也認為自己見毛可以隨便見，見周可以隨便見，見劉可以隨便見。所以水利部的那些人就不放在眼里，在五十年代成立流域規劃機構的時候，其他機構是掛在水利部下某某委員會，他的牌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沒水利部什么事。因為中國主要的水旱災害集中在長江和淮河流域，建國以后國家治水的大量精力也是集中投入到這些地方，因此他們的工作在國家事務中間是有一定的高度，毛劉周很重視他們呢。林的個性帶來一定“長辦聯司”這個造反派組織的獨特特點，就是受到湖北省和水利部的大力支持，因為林根本不把湖北省委和水利部放在眼里，是武漢地區很特殊的一個造反派組織，長辦聯司的一號勤務員顧建棠，還是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組動員起來造反的。

　　長辦聯司當時已經掌握了單位基干民兵連的武器，有高射機槍輕機槍等，一些單位的民兵手上有武器，是五八年和六二年兩次辦民兵師的后果，很多單位都是有武器的。當漢口的工造總司打下來以后，長辦聯司就成為唯一的孤立造反派據點，漢口各個單位有幾千人無法回家，最后全部集中到了長辦大院。百萬雄師包圍了長辦大院，整天在外面用高音喇叭廣播“敦促顧建棠投降書”。按照學生的觀點，就要把民兵的武器拿出來和百萬雄師拼，就要把機槍拿去用。長辦聯司的一號勤務員顧建棠還能夠全面考慮問題，他想，如果我們先開槍了，那百萬雄獅背后的陳再道有多少槍啊，軍區你怎么打得過他？如果先動槍的話，百百萬雄師真有借口血洗長辦啊！顧建棠想不出什么辦法去說服他們，他就想一個拖的辦法說：我向中央請示一下再說。他心里想如果是中央不讓動武器，你們就沒有什么好堅持的了。結果當時郵電局已經被軍管，控制得很嚴密，電報不給發。最后是通過湖北省氣象局的造反派，把電報發到周恩來手上。說了這個事，說我們現在被百萬雄師包圍，我們有些武器學生堅決要用，怎么辦？結果當天下午周恩來就回了電報，只有七個字：“那個東西不能動！”。顧建棠就拿著電報說，你們看，周總理說不能動。既然周總理說不能動，那么大家都很買賬。不能動就想不能動的辦法，這樣就決定化裝逃跑。在當天晚上一兩點鐘外面包圍的百萬雄師處于最疲憊的時候，包圍的人也很少的時候，他們分四路逃走。一路逃到上海，一路跑到長沙，一路到北京來，幾千人到快天亮時才走完，顧建棠被抓住了，抓住了以后被百萬雄師打斷了兩根肋骨，打斷了一條臂，最后要求他簽署投降書，百萬雄師還告訴他：“老紅軍劉宏宇已經簽了投降書，你為什么還不投降？”他們那個單位很多老紅軍因為對林有意見，所以也是支持造反派的，后來說四人幫時代老紅軍都是受迫害，都是支持保守派的，這個不對。文革當時的特點大體上都是這樣的：如果那個地方的老紅軍本身是邊緣化的，不受重視的，平時受岐視的，也是有意見的，聽到毛澤東說黨內有走資派，他們根據自身的切身感受就相信有壞人有走資派，毛澤東號召造反，他們就支持造反，基本上是這樣。長辦的老紅軍因為自己沒有多少文化，在技術干部面前沒有什么優勢，平時林就很不尊重他們。另外武漢的長江航運管理局底下有二十八個老紅軍，沒有一個是支持保守派的，全部清一色支持造反派，也是這個原因。因為這個機構成立得晚，都是抽調比較有文化的干部，這批人用今天的說法是精英意識比較強，看不起工農干部，所以他們在文革的時候根據自身的感受就自然選擇了站在毛主席和造反派一邊。長辦的林一山跟知識分子的關系蠻好的，對工農干部很輕視的，平時要見他都見不到，所以很多老紅軍對他是相當不滿的。長辦聯司疏散之后，漢口也成了“敵占區”。

　　文革進入1967年夏天之后，對壘雙方的政治博弈過程，在當權派的主導下舍棄了文斗，完全轉入武斗，文革的政治博弈已經變成了真實的力量對比。武漢造反派應當說是組織得相當好的，內部分化也不是特別嚴重，結果在武斗期間也是每戰必敗。如果這種局面持續下去的話，當權派有能力把全部造反派圍剿干凈，武漢將呆不住一個造反派。我們看到文革引發的政治博弈過程的殘酷性。

　　接著就是中央文革的6－26電報，這個電報指責武漢最近一段世間的武斗，是極為不正常的，批評的對象直接指向武漢軍區。許多軍區干部讀這個措辭嚴厲的電報都很慌張，猜測這個電報是不是江青表態的結果，有一些被百萬雄師關押的學生造反派就是在這個通令之后被釋放的。開始的時候，毛澤東打算要武漢兩派到北京來談判，最后毛澤東又決定去武漢就地解決。毛澤東離開北京之前，對楊成武說是要到武漢去保陳再道去。最新才了解到的一個情況，當時張春橋和周恩來都跟清華的蒯大富打過招呼，說陳再道、韓先楚和許世友是一定是要保的，第一他們是有功戰將，第二這些人本身是老粗，不跟他們計較，第三他們都是四方面軍的人，他們這幾個人地位比較高，算是四方面軍的代表人物，所以要保護他們，不計較他們的過錯。蒯大富這個人挺不仗義，就把派去武漢的聯絡站給撤了，也不跟武漢的造反派打招呼。他的意思是造反派和陳再道對立成這樣，我們又不能支持陳再道，干脆還是走吧，三十六計走為上，不介入武漢的事情，這件事是很近的時候，蒯才說出來。

　　武漢出現的七二零事件，跟武漢軍區組織以基干民兵組織為核心的百萬雄師這樣一個很惡劣背景有關，這樣中央代表到武漢之后就給陳再道帶來很大的壓力，而且這個人完全不善于處理各種的關系，由于他不善于做工作，雖然造反派在奪權時期分裂成為香花派和毒草派，他解散了香花派，但是他沒有做細致的工作把毒草派拉過來為己所用，再利用毒草派這樣的早期造反派去武力壓制香花派，這個他沒干成。手上就沒有力量，就去組織基干民兵組織，而且占據確鑿，這個情形明顯太惡劣。當時他又不知道毛澤東要保他這個底牌。第二就是百萬雄師自己感到沒有想頭了，所以鋌而走險。720的大背景就是這樣跟陳個人的個性，跟武漢軍區早期的自殺事件的特殊情形，還跟百萬雄師這個組織的特殊性質緊密相關。陳再道在周恩來跟前，都表現得桀驁不遜，跟周恩來都拍過桌子，這已經不是個性而是心虛了。鐘漢華放任百萬雄師和八二零一部隊去抓代表謝富治和王力。

　　武漢720事件既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也是文革政治博弈過程的一個根本性轉折點。事件背后折射出文革到了經過當權派的三次反撲，表明當權派內部已經完成組織上的整合，全國局勢有失控的可能性，文革不僅已經變成了真實的力量對比，而且文革已經脫離了文斗的范疇，變成了真正的武斗和赤裸裸的力量對比，在720事件中間已經看到當權派的競爭意志已經強大到可能脫離中央權威控制的地步！當時和王力一起被抓的人在8201部隊師部，聽到他們的師政治部主任和師長的對話，當時他們還確實打算抓住“那個游泳的老頭子”，這個師長曾經是王明的警衛員，資格很老，是1955年的少將，解放后沒有受到重用，文革前還是師長。

　　在文革期間，毛澤東很小心注意不要去觸動共產黨歷史上的傷疤，說對于各個山頭的代表人物都是要保的，借以避免政治博弈深入到歷史層面而失控，實際上還是發作了。

　　七、 文革前后中國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的政治表現及其認識價值

　　文革變成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博弈過程，本來就是極端不利于普通的群眾組織的。在競爭意志和組織技術上面，當權派因為要失去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邊際損失很大，這使得他們的反抗意志迅速攀升；而幾十年世間弱勢條件下長期奮斗的革命戰爭經歷，錘煉了他們作為革命家意志和組織技術，今天他們要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努力；同時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不久，戰爭年代的光輝業績和犧牲精神，在民眾心目中間無疑也是他們的一項資本，這也是造反派無法比擬的無形資源；共產黨政權對工人農民利益的照顧，整體性政治經濟地位的改善，使得他們確實有“貪天之功為己有”的資本，這也是為什么保守派能夠組織起來的原因；馬列主義的階級概念和革命遺產不容拋棄的事實，都足以在輿論和話語權方面幫助當權派實現自身的政治意志，轉移文革運動的大方向。造反派無法實際上掌握黨政軍人財物的有形資源方面的弱勢地位，造反派在經驗和組織技術積累方面的欠缺也注定了在競爭的無形資源方面的不足，同時有組織的官僚精英群體，基本上在原有的官僚等級體系中間就已經完成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過程，這明顯有利于消弭當權派內部的分歧和分化，消弭給予政治權力的競爭關系而實現整合；而造反派恰恰就是在這個競爭的關鍵問題上，無法避免競爭關系，使得造反派一再出現分化，在一月奪權和武漢720事件之后，武漢的造反派都出現了基于政治競爭的分化過程，這不僅妨礙著造反派力量的順利整合，也使得造反派之間的分裂容易為當權派所利用。文革發展到1967年夏天，真切地證明了在政治博弈過程中間，有組織的少數才是最強大的，而分散的多數，無論享有多么廣泛的同情，都不足以抵消有組織少數的優勢。從這個意義我們就看得非常清楚，如果談論政治如果不講力量對比，不注意有組織的少數及其力量優勢的根源，想要依靠海選過程的“多數決”去瓦解和沖擊有組織的少數，是多么的幼稚和天真。

　　文革中間政治博弈過程的勝負，其實是事先已經注定了的，文革之所以能夠開展起來，實際上是因為毛澤東個人超凡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決定的，而且毛澤東還能夠獨自把握話語權的控制，用以支持和鼓勵造反派，極大地改善了造反派的弱勢地位，不然的話，造反派在如此強大的對手面前早就要面臨著滅頂之災。即便如此，也很難說造反派真的能夠改寫政治博弈的歷史，在十六條中間就已經提起預言了這個政治博弈的可能結局：“由于阻力比較大，斗爭會有反復，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復。這種反復，沒有什么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它勞動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在《毛澤東傳》中間，毛澤東提到要在實際的階級斗爭實踐中間去鍛煉青年人，培養堅定的無產階級接班人，這也是毛澤東“壞事可以變成好事”的預期。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毛澤東乘坐專列離開杭州，向西駛去。途經江西時，列車停靠在南昌站。他在車上接見江西省委幾個負責人，對他們說：“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我與毛澤東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版，第４１頁。）“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毛澤東給江青的信，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斗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后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我很高興，他們是同意我的作法的。”（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

　　文革演變成為政治博弈過程，已經沒有了是非，到720之后已經只剩下冷冰冰的真實力量對比。這個時候許多個重大的政治考慮和目標，一齊涌現出來，第一個問題就是文革的代價和成本不能夠無限制膨脹，至少是不能引發全國性的政局混亂和內戰，這樣損失太大，超出了一場政治演習所能夠承擔的成本。這個時候文革唯一的一條路是撤退，撤退有兩種方式，一是等待政治博弈過程的完結，競爭能量釋放殆盡。實際上就是聽任造反派被殺光；二是在對立面競爭意志和能量完全釋放之前自行組織撤退，以保存一部分力量。

　　官僚精英群體到1967年夏秋之際，已經基于競爭意志完成了整合過程，而且有了組織起自己的第二武裝，具備強烈的競爭意識，在鎮壓威脅自身利益的群體方面的意志是堅定不移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撤退，要繼續文革的政治博弈過程，就必須把官僚精英群體清算掉，沒有第三條路。清算這樣的事情，就推測而言毛澤東是認真考慮過的，但是他認為這一批老干部有幾十年的革命經歷，戰爭年代許多人立功，也為新中國建立流了很多血，清算他們太過于殘酷，也不合情理。即便是清算可以進行，也還是不能解決問題，如果把這批人換下去，新上來的造反派能夠一勞永逸地把政治基礎問題解決，那付出這樣的成本也還是可以承受的，關鍵是沒有這樣的可能，造反派在奪權時期的內部分化，證明他們連自身的政治整合都是難以完成的，在現實中間還不能有效排除或者整合對立面，實現恢復秩序的能力都沒有，這就是為什么軍隊一定要出來支左的原因。造反派連最低的限度――把握局勢、恢復秩序都沒有能力獨立做到，因此對造反派的支持，現實的選擇是無法繼續下去。恢復秩序和把握局勢的能力，一方面是內部整合的順利完成，更重要的方面是有能力和手段整合或者分化對立面，造反派都還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因此當時唯一的選擇只能是撤退，撤退意味著造反派要犧牲，前軍變成后隊，尾巴部分難免被對立面追擊，甚至還要包括自己拋棄一部分“餌兵”，以平衡和釋放對方集聚起來的競爭能量，讓對方相對滿意，放棄以極端的手段去體現自身的意志。在文革過程中間，我們看到在批判資反路線之后，二月逆流之前，當權派競爭意志尚未凝聚起來之前，曾經發生過數起高級干部自殺事件，云南的閻紅彥和山西的魏垣等人，以他們地位和所起作用與湖北張體學一樣，從湖北文革初期的政策安排看，這些人肯定也跟張體學一樣在文革初期做過許多“資反路線”方面的部署，按照張體學后來在干部中間做檢討時痛苦流淚的說法是“把大家領錯了路，沒有按照毛澤東的革命路線辦事。”這兩個人是在當權派最為虛弱的時候，政治上感到絕望并喪失了求生意志的，此后就很少發生同類的事件了，1967年夏天當權派對自身的意志和力量產生了新的認識和信心。

　　做了以上的分析，再來回顧當時拋棄王和戚，并把陳再道稱為同志和不計較他們的過去，這一系列的步驟和安排，實際上就是撤退戰略的必要步驟。既然力量對比不行了，政治博弈演變成為武斗又不能繼續，在道義上、在力量對比上、在恢復秩序的考慮上，都不能清算當權派，剩下的選擇就只能是向他們讓步。這個撤退策略甚至可以部分解釋后來“清理階級隊伍”和后來的“一打三反”運動和打擊矛頭指向造反派，大致上可以認為當權派凝聚的競爭能量的繼續釋放，特別是1070年開始的“一打三反運動”，在全國抓了1000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從而在大體上兌現了當權派在文革初期威脅要對造反派進行“秋后算帳”的政治恫嚇。

　　文革在六七年的七二零事件之后轉入撤退，大概是為了鼓舞士氣，中央在很短的世間內集中對各地的群眾組織進行了表態，在表面上真正的造反派都被中央肯定為革命群眾組織，造反派自造反以來受到的各種壓制，都是在被指為反革命的名義遭遇的，因此造反派在720之后真切地感到揚眉吐氣和勝利。但是實際毛澤東卻是要組織撤退，受到表面上勝利的鼓舞，許多人這個時候繼續沖出來，包括湖南的楊曦光，他就寫了《我們向何處去》這樣一篇文章，說自己的政治訴求還沒有實現，毛澤東發動文革所要解決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他自己的對立面還是掌握著國家機器，因此要繼續往前沖，撤退的時候還繼續沖鋒，結果當然是可想而知。這樣的觀點，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觀點，而是代表了老造反派中間多數人的觀點。他的感受和問題都是不錯的，他錯就錯在不知道力量對比。這個時候力量對比已經不行了，應該撤回來。武漢在1967年11月之后，成立一個北斗星學會，后來又發展為“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派聯絡站”（簡稱“決派聯絡站”），他們幾個人發行《揚子江評論》這樣一份小報，也是說問題沒有解決，文革要繼續前進。甚至在大聯合過程結束、革委會成立之后，這樣的思想還是存在，并成為造反派分化的一個主要依據，一派人認為“革委會好得很”，稱為“好派”，這些大體上是原來多數派在批判資反路線之后轉入造反派陣營的人，他們感到自己的訴求基本上實現了，自己的問題解決了；另一派說“革委會好個屁”，稱為“屁派”，這些人基本上是原來的少數派，他們感到原來整他們的人還是沒有受到清算，在政治上也沒有認錯，自己還是有重新受到政治壓制的可能，所以對革委會成立之后的政治格局無法滿足。毛澤東的撤退，不為造反派中間許多人所認同，根本差別是毛澤東清楚地看到力量對比的消長，而造反派中間很多卻著重于1967年720事件之后，反革命枷鎖的取消，從這個感受出發結果是對形勢判斷發生根本性的錯覺。

　　在整個文革的政治博弈過程中間，兩報一刊始終掌握在毛澤東的控制下，每一次重大政策和政治舉措的變化，往往采取了在名義上與毛澤東一致的某種表面形式。一般而言，一切有利于當權派的政策和措施，都貫徹得很快，很徹底，一切不利于當權派而有利于造反派的政策，都難以貫徹，阻力很大。反右抓反革命，當權派都很積極，平反改錯，就拖拖拉拉，不到不得已的時候，就拖著不辦。清理階級隊伍就執行得很快，而且很賣力地轉移方向去打擊造反派，基本上又回到了文革初期五十天的運動模式，終點又回到了起點；但是毛澤東要求實現黨組織的“吐故納新”，提出建黨50字方針“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階級和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就很難落實，湖北后來的官修歷史說由于受到廣大干部的抵制，最大的造反派組織“鋼工總”一號勤務員朱鴻霞，最終沒有能夠混入黨內。

　　官僚精英群體在文革期間對政策呈現明顯的利益和立場選擇，與西方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所描述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很一致，由于信息壟斷帶來的優勢地位，當權派總是想盡辦法去搞秘密政治，把自己的行為裝扮為中央的政策決定，即便是公開的信息也要加以歪曲理解，湖北省的張體學就說毛澤東說炮打司令部是炮打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

　　如何制約有組織的少數，如何制約那些具有信息優勢的代理人，是一個永遠的難題。我們剛才講到諾貝爾經濟學獎頒，連續發給一系列的研究信息成本和契約理論的經濟學家。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起在組織體系內部用盡一切手段，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最后他才啟動群眾運動方式，最終正如毛澤東曾經預料到的：群眾運動也還是不能戰勝有組織的少數。在結構性的力量對比不均衡的現實中間，制度和程序調節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這其實就是為什么毛澤東最終選擇文革的原因。我們在談論政治的時候，在力量對比和信息成本的作用下，制度萬能和程序萬能永遠是沒有依據，說每個人都有一張選票就可以解決問題，那完全是騙人的。解決不了力量和信息優勢帶來的差別，制度和程序甚至根本就無法建立，落實就更不用說了。西方的資本家集團，也面臨著經理班子難以制約的難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發了好幾個，有用的答案還是沒有產生。毛澤東探索了“文革”這樣激烈的大民主方式，又有毛澤東這樣的超級權威的指導，并掌握著兩報一刊的輿論來支持造反派群眾，結果他們仍然處于弱勢狀態，還是在文革中間就被當權派搞“秋后算帳”。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去看“文革”的起點，毛澤東要通過群眾的大民主運動，給官僚精英群體傳遞一種工作壓力，顯示群眾的力量和意志，使得官僚精英群體知所戒懼。那么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文革”有戰術價值和解決暫時性問題，這個應該說實現了。“文革”所有當權派后來的講話，都因襲文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整套語匯，工人和學生代表直接在三結合的委員會里取得位置，當權派要在工作中間直接接受群眾的監督。至于很多人宣揚說，文革這樣一次運動，是毛澤東要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建設新人新世界，顯然這既不符合毛澤東的設想，也不可能在一次政治博弈過程中間完成這樣的目標，真實世界的政治學無法給人任何許諾，還是老子比較說老實話，只要是建立了政權和國家機器，勢必會加強少數人的組織點和力量，強化已經有的信息不對稱，結果這樣的“人之道”必然要被少數人用以“損有余以奉不足”。有組織的少數是最強大的，能夠戰勝無組織的多數，無組織的多數不能對有組織的少數構成有效的制約，古今中外幾千年的歷史都證明了這點，文革的政治博弈過程也重新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佐證。

　　文革不可能取得一勞永逸的成就，不可能解決多數然監督和制約少數人的問題，文革的代價和成本是很大的，精英主義者經常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要承受這樣的代價？毛澤東和林彪在多次講話中間，對這個成本持這樣一種理解：把文革和革命時期的劇烈動蕩和生命財產代價進行對比，把文革看作是可以防止革命出現的一種政治上的替代，比方說如果五次文革可以避免一次革命，成本是不是變得可以承受？林彪講文革代價最小最小，就是把避免革命作為影子價格來計算的。

　　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間，提到“基層干部、部隊中下干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這一股不滿情緒，其實就是在官僚精英群體中間積聚起來的政治怨氣和政治競爭意志。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作者們，看到了這樣一股怨氣的政治意涵和政治能量，想要借此成就其野心。其實這樣一股“怨氣”所代表的意志和力量，早已為中國1970年代高層政治人物所共同關注，誰能夠整合他們并引導之，誰將成就自身的政治愿望和地位。華國鋒粉碎四人幫就是要取悅這樣一批人，希望得到他們的擁戴以穩固自己的地位；鄧小平上臺后在1975年搞治理整頓期間，拼命整造反派，說新干部沒有經驗要下去鍛煉，對于那些派頭頭一年要調動360次，說造反派比日本鬼子還要壞，都是去滿足這樣一批競爭意志很強烈的人的政治愿望，借以建立自身的政治代理形象；1973年軍隊支左干部離開地方之后，在短短的不到兩年時間，各級政府部門的人數迅速膨脹到超過文革前，那些懷有強烈政治競爭意志的人就回到了政權中間去；對于這種人數膨脹的后果，江青他們也是很清楚的，所以在報紙上面極力批判“舉逸民”，也是看到了這樣一批人中間的政治能量所在，文革因此變成“贊成的不多，反對的不少”的運動，最強有力的那樣一群人的判斷就是主導地位的認識。

　　造反派處在當權派的對立面上，其弱勢地位在十年文革期間反復得到證明，弱勢地位不僅僅是有形資源不足注定的，造反派在無形資源方面的欠缺也是非常明顯的。造反派和革命者不同，他們不是無法生存下去的“哀兵”，因而具有一往無前的競爭意志，他們也沒有充分感受到個人奮斗無法生效的社會排斥機制，因而強烈感到要團結起來進行奮斗，換言之就是認同感不是足夠高，因而組織成本無法下降到足以完成內部整合的地步，因此在政治博弈過程中間，造反派沒有超越對手的強烈競爭意志，在組織技術和政治整合方面也不好，也注定了造反派在文革前后的不斷分化。毛澤東時代經常強調“事件出真知，斗爭長才干”，經過文革大潮洗禮的造反派，確實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進步，在經歷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的打擊之后，從前進入政權對于他們而言是當代表，是一種榮譽和政治地位，現在進入政權則是個人安全之所系，認知變化的背后，本身意味著競爭意志的強化過程；1967年一月奪權的時候造反派分化成為“香花派”和“毒草派”，在720事件之后的大聯合過程中間，又分化為“鋼派”和“新派”，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間，武漢造反派分為“潮流派”“議會派”和“招安派”，基本上只是一種斗爭策略和場合的差別，在主要方面已經不是政治上的相互競爭關系，而是一種相互配合關系，更有甚者，一些造反派甚至同意與百萬雄師的人合作，一起攜手進行運動，在組織技術和整合策略方面的進步也是很明顯的。毛澤東要通過文革這樣的運動去“練兵”，應該說收到了部分的成效，政治家不可能從書齋里產生，對于現實政治中間的各種政治力量的把握，政治策略與整合的進行，以及體現在這些政治博弈行為背后的政治競爭意志，尤其需要在現實的政治博弈過程中間去歷練，才能獲得。

　　在文革運動前后，就戰術層面而言，文革也是有成就的。在經濟上，有人認為如果沒有文革，中國的改革肯定是蘇聯那樣的一步到位方式，國有企業的瓜分和垮臺將提前20年，因此現在還有養老和醫療保障的幾千萬工人，將失去他們的基本保障，有幾千萬老工人的保障是通過文革造反派犧牲得到的。政治上，毛澤東畢生希望把中國政治扎根到民間去，希望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有人起來造反，使得多數人的利益和社會主義事業有強有力的守護人，從這個方面看，文革也是有部分成就的，劉少奇垮臺和彭德懷垮臺民間基本上都沒有什么人惋惜，除了他們自己的親朋好友之外，但是四人幫垮臺的時候，根據華國鋒的說法全國有幾百萬人說這是“右派政變”，政治的根是扎下去了，但是不夠強大和有力。武漢的胡厚民在文革接近結束的時候說“我們這些人都是文革的孩子，如果文革被否定了，那只有重上井岡山。”也算是有點文革造就的政治利益相關者和政策路線守護人的樣子，但是到四人幫被粉碎的時候，他又告訴造反派戰友說“現在什么也不要說了，跟著去揭批四人幫算了。”政治意志為清醒的形勢判斷和力量對比所替代。在一般公眾輿論上，對于修正主義和走資派的深刻惕戒，已經在民眾心目中間扎下了根，這直接決定了鄧小平的改革只能是以恢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為起點，也決定了后來的意識形態策略“不爭論”――光做不說，實質上文革時期強大的輿論壓力，規定了鄧小平的改革只能是漸進式和悄悄演變的形式，這也規定了改革的政策空間只能是逐步的拓寬，改革總是需要與文革時期的強大輿論對話，沒有整體社會輿論氛圍的變換，就沒有徹底的改革，正如主流經濟學家戴圓晨所總結的“本來要去天津，但是只能說要去廊坊，等到了廊坊之后才提出到天津。”所以鄧小平的改革是以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修補制度欠缺開始，以私有化和市場經濟告終，這個改革過程在精英主義者看來是很緩慢的，他們就是背負著毛澤東在文革運動中間給他們打制的強大精神枷鎖。文革為改革設置的阻力，鏟除了在中國實施“休克療法”的政治和社會基礎，這也算是文革設計者的一個收獲吧，吳敬璉總是不停地把理論對手叱責為“想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至少是部分地反應他自己的認知和感受。

　　只有世間是最寶貴的，也許中華民族能夠在這樣一個千百萬年輕人以自己的青春和熱血爭取到的、最昂貴“時間差”里，完成認識調整和總結過程，最終能夠以低成本回歸自己的正確道路和方向。

　　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要對中國的精英階層包括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如何下一個準確的判斷，有了這個判斷做基礎，不同于西方主流的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起點和基礎就有了，毛澤東主張的到底是民粹主義，還是看透了中國精英階層的本質特性和他們難以克服和超越的缺陷？文革的政治博弈過程中間官僚精英群體的表現和否定文革之后知識精英的表現，足以為毛澤東力主完成的文化革命，奠定堅實的理論與實踐經驗基礎。

　　八、 在社會分化和排斥機制深化的今天重新回顧毛澤東當初的選擇

　　評價文革這樣的政治事件，歷史的真實還不足以評價之，過去的問題、文革的政治博弈過程當然都是研究文革的基本起點，但是還要涉及到對現在和未來的判斷。換言之，評價文革要結合今天和明天。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精英主義者要在否定文革的問題上，繼續進行理論創新的緣故。如果今天這樣一條道路可以滿足中國大多數人的基本利益需要，能夠實現多數然的基本人生追求，文革恐怕就沒有什么必要；反過來如果今天的道路不能兼容多數然的基本利益，文革這樣的事件和代價就有重新評價的必要與可能。

　　在毛澤東看來，人類社會的制度和社會模式選擇其實非常少，具體地說時是只有兩種：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按照今天的解讀，可以合理地歸結為“精英階層主導的精英主義道路”和“平民階層主導的平民主義道路”，毛澤東從新民主主義論提出之日起，就一直否定中國精英階層按照自身意愿去主導中國道路的正當性，不停地尋找各種方式和力量，促使中國的精英階層超越自身的階級意志和局限，去實現與平民階層的結合。

　　從歐美日的現實看，其實精英主義道路也還是有可行性，不過要求的條件相對苛刻。西方國家民主相對有效，法制相對有效，它的基礎是整個社會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它的整個社會結構是紡錘型的，中產階級占多數，它整個社會的資源或者權力的分配相對均衡，包括政治資源、文化資源、經濟資源分配都相對平均。在這種情況下，它的法制民主確實相對有效，也不像毛澤東時代的那些知識精英宣傳的那樣，他們的民主都是假的，那也不是。這個制度的支撐點是物質財富的相對充裕，社會矛盾相對緩和，階層競爭不是那么激烈，換言之是實現了“物質財富充分涌流”一個較低的版本，資源分配關系的相對寬松緩和了社會關系的緊張狀態。這個階層力量對比相對均衡，各個階層流動性很大而且相互滲透，今天中國的階層分布是截然分明的。我們今天的階層分化到了什么程度？我個人有一點很強烈的感受。去年春節前我去黃石拜訪我的同學，畢業多年未見了，很多同學小有成就，很多人像大學老師、醫生大概就是骨干這一類吧，他們當中有一個人娶的老婆是個工人。這個人的老婆自己就從來不參加同學聚會，她也從不邀請這些同學到她家去玩。階級分化明顯到這種程度，就好象不是一種人，相互之間不交往。除非是中國先實現了物質財富分配關系的相對緩和，負責西方的道路就在中國沒有可行性，也沒有在全世界的推廣價值。我個人認為，也不一定非要實現西方那個程度的富裕，只要中國的平均水平達到臺灣80年代初期的水平，絕大多數人能夠為社會發展過程所接納，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機會，能夠解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這些基本的需要，精英主義制度就可能在中國維持下去。而今天中國的現實是資源和剩余分配關系極度緊張，精英階層利用一切優勢地位建設各種社會排斥機制，提高資源分配的集中程度。結果社會排斥機制的作用范圍和覆蓋面越來越大，今天已經囊括大學生和白領階層了。

　　像今天在北京，如果大學畢業生在北京拿不到一萬塊錢月薪的話，恐怕畢生就不能指望有自己的房子。今天得大學生無論是面對資本家也好，面對國有企業的負責人也好，談判地位都是極端低下。這個談判地位下降過程，本身又跟90年代得大學擴招和教育產業化政策有關，因此顯著改變了大學生就業市場上供求平衡關系。中國的主流知識精英都很聰明，表面上講都是好聽的，擴招給大家教育機會，提高國民素質，提高科技水平，在這種框架下讓大家來讀大學的，實際上一方面學費充實了教授們的腰包，一方面在社會上強烈改變了就業態勢，擴大了社會排斥機制、減少了參與社會剩余分配的人數指標，幫助加強精英們的分配地位。今天已經是市場化社會了，個人讀書是投資，你將來可以指望高收益嘛，那么大學收費就按照一定年限的收益增量來確定學費數量，結果大家把學費交了以后，畢業一看，發現社會上的就業供求關系完全變了，原先指望的高工資和收益增量就沒辦法兌現了。即使得到一份白領工作，也已經和農民工差不多了，買不起房子、養不起小孩了，雖然不是所有的人，按照現在的工資水平和房價水平，百分之八九十白領也是很難買的起一套房了。社會分配和排斥機制的形成，常常借助市場的無形之手，造就一種少數人優勢的局面。我們看到今天社會的排斥機制，已經排斥到白領階層，精英階層還在繼續設置各種籬笆和門檻，想要盡可能減少多數人的所得份額，增加少數人的所得份額，北大和社科院的改革思路，就是這樣一種繼續修筑籬笆促進社會分化的思路。

　　我自己畢業的時候離今年有15年了，我們當時的心態和你們今天要畢業的同學就很不一樣。我們當時也是不可能指望馬上得到房子的，也很難迅速住好房子，但是大致上可以相信將來肯定有房子，至于你什么時候有，反正是分到任何單位去都是跟著慢慢排隊，就是這樣一種心態。個人進入社會之后，有一個依托，基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是有保障的，我們對于未來有一個很穩定的預期，對于未來大致上是有把握的。現在的情況是完全沒有把握，適當的壓力固然可以促使人們奮進和努力，但是這樣赤裸裸的社會排斥機制針對剛剛步入社會的青年人來說就很殘酷，一些基本的生存需要無法實現，給多數人制造反復不必要的挫折，給人們的心靈創傷是很大的，這就很難說是一種健康和必要的社會環境條件了。

　　這兩種不同的社會里面，把人們的心態和對未來的預期對比一下，在我畢業的時候工資很低，我第一年基本工資是66，過了一年漲到76，到單位里之后，第一個月給一個半月的工資，一百零幾塊錢，放在口袋里完全不管用，吃飯除了工廠食堂哪兒都不能去，想去飯館都是休想，但是可以指望的隱性利益就很多。當時去沿海打工的，合資企業給開300塊錢，400塊錢工資，在短期收益上比較要高好幾倍，自己跟著去了深圳以后就覺得沒有根，指望不到房子這些東西，社會環境截然不同的給人帶來的壓力、思考和預期的變換很大，對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行為模式選擇，就有很大的影響。我看到有報道說大學生“零工資就業”，實際上想要以短期利益付出作為條件，但是這樣的工作經歷和經驗是不是對長期利益有正面價值，也很有疑問。

　　今天的社會排斥機制發展到這么高的門檻上，那么這個社會的得利者和擁護者就變成極少數，也就是我們最開始提到的那位工人就說這個社會路越走越窄一種寫照，就會引發政治認同和社會認同問題，認同感下降的必然結果是極大地拉高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成本。在革命時代，毛澤東說蔣介石最后變成大地主、大資本家的代言人，整個中國就只有就是那么一些人擁護他，小地主、小資本家都不擁護他了，這個政權就肯定不可能繼續維持下去了。在我們老家有個小地主，沒有什么社會關系，那國民黨軍就老跟他要糧要稅，要到什么程度呢，就讓他把稅從四幾年交到七幾年，為了支持蔣介石的戰爭機器，把小地主榨干了。這樣的話，維持政權穩定和社會秩序就很成問題。

　　最近中央高層說要有“新發展觀”，要“繁榮社會科學”，我們的一些大學教授又借了這個機會去抄了一通洋書，提出綠色GDP什么的，實際上是完全不理解我們領導的心態和苦楚。提“新發展觀”顯然就是老發展觀不行了，要“繁榮社會科學”就是原來的老社會科學不管用了，就是這樣很通俗的兩句話。我們現在整個社會的排斥機制、整個社會的緊張關系上升，各地因此引發的一些極端事件，總是要通過政權機構層層向上傳遞，他們看到的應該比我們多，感受到壓力肯定也很大，我看這個話完全是有感而發。因此胡溫的親民姿態也好，包括高調紀念毛澤東，高調去訪問革命老區，重新提兩個務必，重新宣傳工人中間的先進分子，這一系列的舉動都跟整個社會的緊張關系在政治體系中間的傳遞和感受有關系，這種壓力和緊張關系傳遞并積壓到高層那兒，很難不痛感到原來的發展指標體系無法對今天的社會真實加以度量和考察，原來的社會科學無法幫助進行思考并指導未來或者應付現實，這些都意味著要在新的社會壓力之下對原來20多年的道路的重新回顧，至少是一種重新展望。我們看到的和感受到的，高層都完全沒有感覺？顯然不是這樣子的；他們面臨的壓力在什么地方，他們面臨的問題是什么，跟今天普通人的感受和壓力相比是什么關系，看到今天連大學生都沒有辦法整合了，他們應該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和敏感性，應該知道這種困境背后的政治危險。極端的精英主義制度化的愿望，包括在經濟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都不可能在高層受到知識精英那樣盲目的追捧。

　　在我們經歷的這短短20多年時間里，中國社會發生了堪稱是天翻地覆的變化，使得許多基本的范疇在這個時代里都發生了對比非常強烈的變化和落差，如果大家去訪問四五十歲的人，就他們的經歷和看問題的方式，差別更大，人們對這些巨大差距的感受和評價里面，隱含著全球競爭環境中與中國特定資源條件下人們的全部命運和出路的空間，理論就是面對這一切的結果。從文革到改革到今天的巨大社會落差，是非常豐富的理論創新或者文化革命的資源，對于中國人而言，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新的社會科學和新的社會都是可能的，這需要大家的長期理論努力。那些坐在書齋中間想要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根據西方舶來的話語去制造某種理論，并試圖以此去規制人們的思維方向和主導中國社會的未來路徑選擇，這樣的理論努力過程，與變革社會中間人們生存環境的深刻變化和活生生的生命遭際相比，未免顯得過于渺小和淺薄。

　　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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