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義政治學的理論結構（上）

老田 07年11月27日

主持人：大家好，請大家坐好了，歡迎大家接受邀請來參加我們這一次特別講座，我們很高興請到我們的老田先生做一次講座，這次講座的題目是——毛主義政治學的理論結構，這是老田的最新的一個學術研究成果，我們歡迎老田來給我們做講座。（掌聲）

老田：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這個題目有兩個意思，“毛主義”的意思就是不同于“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本人的政治學認識，而“理論結構”是把毛的政治思想做一個草圖勾畫，其實是一個很偷懶的題目，意思就是說，把我理解到把握到的內容畫一個結構性的草圖。今天就這個問題，跟大家做一個交流。對毛澤東基本的政治思想，除了來自毛澤東本人留下的文獻之外，還結合他醫生中間的第二件大事進行印證，也有一部分是加上了我自己的理解，因為要勾畫一副清晰的草圖，就需要加上可以進行比較和鑒別的對照內容，這樣才能實現對于毛的思想理解更加明晰，我所加上這些對照性的內容是不是合適，歡迎大家提出批評意見。

一、         扁平化結構和幾個相關概念

就我本人理解的毛主義政治學而言，涉及到現有的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幾個基本判斷，所以需要首先來介紹幾個基本的概念。我個人覺得理解毛澤東政治思想，他晚年的思想非常重要，他晚年思想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毛澤東始終用非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和權力分配的可能份額變動，用“資本主義復辟后”的狀態去思考“復辟前的社會主義”的狀態，由此他格外重視“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對照觀察框架，并以此去觀察分析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各個階層的政治態度和制度變革需要。毛澤東的思想，特別集中地體現在他的政治思想里頭，始終關注不同社會制度下人們的利益和權力變化及其與人們的政治態度制度需求的關系，從這一點出發，毛澤東思想可以很好溝通左右兩翼的兩種學術，西方的主流學術特別是其中所積累起來的經驗提煉部分，是可以跟毛澤東政治思想很好地進行對照理解的。

因為要勾畫清晰的草圖，就需要進行比較和鑒別，格外需要把毛主義與西方主流學術的溝通比較效果傳遞出來，所以需要先講幾個西方社會科學里面的簡單命題。第一個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這個假設是認定通常情況下人們會按照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方向去行動的，這是一種看問題的標準和方法，把人作為追求自己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機器來看待；第二個就是說社會學里面有一個社會分層概念，一個社會由于人們有不同的社會地位，擁有不同數量的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或者是各個轉化形式例如金錢、名望等等，這些奠定你的社會地位，一個人處在不同的社會地位上，就有不同的利益追求方式，包括不同的制度追求方式，我個人傾向于限定一下，掌握的三種權力比較多的人精英階層，掌握權力少的人是平民階層，在概念原初的意義上，我把精英階層和統治階級這兩個詞匯等價使用。社會分成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層的人對于權力和利益分配要求都服從經濟人假設，要求一個更大的份額，競爭不僅導致直接的需要體現為利益和權力分配的多少，而且還體現為要求按照自身的優勢來設定相應的權力和利益分配規則，這就導致不同的制度需要。按照毛澤東的矛盾論認識，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是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精英階層由于掌握著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的絕大部分，所以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個就是社會矛盾性質，兩個階層都有擴大權力和利益分配份額的需要，這就會產生政治權力和利益分配上的沖突，按照毛澤東本人的矛盾性質劃分，一種狀況是人民內部矛盾，意味著沖突的非對抗性質，還有一種是敵我矛盾意味著沖突的對抗性性質。

為了更好地傳達毛主義政治學的核心思想，我自己提煉出一個概念叫做“扁平化結構”，意思是一個社會里頭相對均衡地在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之間分配權力和利益，社會分化因而受到很大的抑制，這樣的社會其實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比方說原始社會的共同體社會。毛澤東時代曾經反復宣傳過要縮小“三大差別”，這其實就是扁平化結構社會的維持和再生產要求。在共產黨領導人民干革命的時候，戰爭年代的“官兵一致和軍民一致”，其實也是一種扁平化結構的社會。建國后，毛澤東努力探索的過程都和實現社會的扁平化結構相關的。

我們首先介紹的幾個概念，一個是經濟人假設，一個是社會分層和上下層的權力和利益競爭，一個是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性質，最后就是毛澤東自己的戰爭經驗并結合中國的傳統提出一個扁平化結構。我把這些前奏介紹完了以后，下面就可以開始正式介紹毛主義政治學的核心主題。關于一個階級或者階層的狹隘利益或者涵蓋利益的概念，在理解毛主義政治學中間具有重要意義，所以下面展開一下。

奧爾森在對美國的利益集團政治進行研究中間，提出有兩種不同的集團，一種是僅僅服務于特殊利益的狹隘性集團，另外一種是廣泛性集團，在他看來：“簡而言之，如果社會中的典型組織只代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則該組織必然不肯增加全社會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犧牲；更為可能的是它將為其成員在社會總利益中爭取更大的份額。尤有甚者，即使社會利益重分配所招致的損失超過該集團由此種重分配所得利益的許多倍，仍會發生上述情況。在任何集團為其本身爭取社會總收入的更大份額時，該集團不會關心此種重分配對全社會造成的任何數量的損失。”在通常情況下，雖然集團的努力方向可能涵蓋廣泛性的利益，但是由于集團本身僅僅構成社會成員數量的一個小部分，改變分配份額的行為更為常見：“很難找到許多這樣的特殊利益集團，其活動的主要目標既追求其成員的特殊利益，同時又兼顧增進全社會的經濟效率與總收入。”而且此種行為的結果是所成的社會成本，要大于特殊集團的獲利數量。“任何組織在原則上都可通過兩條途徑為其成員謀取福利：或者使全社會的生產增加，從而使其成員按原有份額取得更多的產品；或者在原有的總產量內為其成員爭取更大的份額。”“希望采取集體行動以增加其收入份額的組織，不會關心社會總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損失’。因此之故，用分蛋糕來比喻社會收益的重分配還不夠恰當，更近似的比喻是在瓷器店里爭奪瓷器：一部分人雖然多拿了一些，但還會同時打破一些本來大家可以分到手的瓷器。”“在爭奪國民收入的分配額時，一部分人的收益增加必然伴隨著另一部分人收益的減少，甚至減少得比增加的還多，因此人民之間就產生了怨恨。這樣，當特殊利益集團的地位愈來愈重要，從而分配的問題顯得格外突出時，政治上的分歧將愈演愈烈。”“總的來說，社會中的特殊利益組織或集團會降低社會效率和總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劇。”（奧爾森《國家興衰探源》第三章）

毛澤東就共產黨和國民黨進行過系統的對比，他認定人民軍隊之多以有力量，就是因為超越了狹隘私利的局限，因而得到廣泛的支持并形成內外部的穩固團結。他在《論聯合政府》中間說：“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斗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有了這個宗旨，才有了內外部緊密團結的可能：“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很好的內部和外部的團結。在內部——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間；在外部——軍民之間，軍政之間，我友之間，都是團結一致的。”

與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情況恰恰相反，國民黨的狹隘利益成為一切進步事業的“障礙物”：“因為這個集團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國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利益。這些極少數人所形成的反動階層，壟斷著國民黨政府管轄之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機構。他們將保全自己少數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所以，正是由于堅持狹隘利益，所以國民黨腐敗無能：“這樣，就使得它的軍隊縮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幾乎喪失了戰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廣大人民之間發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蜂起的嚴重危機；使得它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不但是極大地減少了，并且變成了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礙物。”結果國民黨雖然擁有各種優勢，卻與共產黨形成了鮮明的，在人力物力的動員都出現了極大的困境：“國民黨擁有廣大的人力資源，但是在它的錯誤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補充卻極端困難。中國解放區處在被敵人分割和戰斗頻繁的情況之下，因為普遍實施了適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衛軍制度，又防止了對于人力資源的濫用和浪費，人力動員卻可以源源不竭。”“國民黨擁有糧食豐富的廣大地區，人民每年供給它七千萬至一萬萬市擔的糧食，但是大部分被經手人員中飽了，致使國民黨的軍隊經常缺乏糧食，士兵餓得面黃肌瘦。中國解放區的主要部分隔在敵后，遭受敵人燒殺搶‘三光’政策的摧殘，其中有些是像陜北這樣貧瘠的區域，但是卻能用自己動手、發展農業生產的方法，很好地解決了糧食問題。”“兩條路線：或者堅決反對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腐敗無能，無力抗日；或者堅決贊助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獲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偉大的同盟軍，借以組織雄厚的戰斗力量。”

與奧爾森僅僅關注政治活動中間的利益集團表現不同，毛澤東把生產力的發展空間與一個階級的整體利益及其代表性政黨聯系在一起：“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借鑒奧爾森的概念，結合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深刻認識，提煉出一對關聯到階級或者階層的狹隘利益和涵蓋利益的對照概念。

二、         中國社會的階層分化：精英階層與平民階層

在共產黨內部，就這個問題有兩個非常不同的判斷，一個認為社會主義制度阻礙或者廢棄力量，來自黨外或者來自過去統治階級，斯大林就曾經持有這個觀點，他認為“黨內思想斗爭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表現”，在中共黨內劉少奇同志也明確持有這一看法，他在四清曾經和毛澤東進行過爭論，提出了“四個交叉”的說法――黨內矛盾和黨外矛盾交叉，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交叉等等，這幾個交叉是什么意思呢？實際上，少奇同志在社會分層結構方面，沿襲了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把這個階級分析方法應用來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情況，把社會下層和黨外的影響視為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威脅。

我們知道在整個國際共運史上，到毛澤東這一階段的時候，社會主義制度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間，有一些結構性問題暴露出來，毛澤東為了因應這個問題并求解，他在晚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之前的四清階段，他提出一個詞匯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詞匯的背后，代表了毛澤東的一個基本性的判斷，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如果運作不好，或者將來會被人廢棄，這個相應的決定力量在社會結構的什么位置上？

從社會分層理論看，在西方社會學里面，有兩種理論“關系論”和“分配論”，其中“關系論”是肇始于馬克思的階級分析，這個分層模式要點就是看你占不占有生產資料，如果你占有生產資料你是資本家階級，你不占有生產資料靠出賣勞動力生活就是工人階級，整個社會的分層以這個作為唯一依據；社會上另外的重大政治現象，比如說意識形態，比方說國家政治，馬克思把這兩個重要的領域，最后都化約為為生產資料私有制服務。這樣來理解，關系論的階級分析，就化約為一元論，在邏輯上也當然很嚴密。另外一種社會分層理論，是韋伯首創的，是按照個人占有稀缺社會資源來看這個人社會地位，占有生產資料或者你有很多資本，固然會意味著你在社會上處于較高階級地位上；同時你擁有技術，受到良好的教育培訓，或者你有很高的聲望，你有很大的政治權力，也意味著你處于社會上層。這樣一種分層理論稱為“分配論”，就是看你占有多少稀缺的社會資源，社會資源不限于生產資料一種，政治權力和技術教育社會聲望都算數。

以上兩種社會分層思想，在中共黨內都存在，特別是存在于毛澤東一個人的不同階段上。從毛澤東本人持有的觀點來看，大概是以1957年為界，此前毛澤東基本上是持有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關系論”社會分層觀點，最典型在合作化時期，他要求我們合作社里面的領導層，貧下中農要占優勢，而且是占絕對優勢，占三分之二以上。新的社會主義制度能夠給貧下中農帶來利益，所以貧下中農最擁護這個制度，地主富農是進入社會主義之后喪失了巨大的利益所以他們不擁護，后來他的判斷又有所變化，認為反對合作社最積極的是富裕中農，因為新的合作社妨礙了這些人雇工和買進土地，妨礙了富裕中農延續就社會地主富農的道路發家致富。這個時期，依據馬克思經典的階級分析，得出的重要結論是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貧下中農，不利于舊的剝削階級，同時也限制了有希望按照舊的剝削階級發家的道路上升的富裕中農，這個時期毛澤東持有的分層看法，主要是以生產資料占有為主要依據的，而且也主要是把社會主義制度與社會底層和經濟領域的現象聯系在一起來看待的。黨內有很多人對于合作化事業很消極，毛澤東就認定這些人愛聽富裕中農的話，代表富裕中農思想，這是1957年之前的情況。

從1957年2月份開始，毛澤東提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社會主義革命”以后，他對于社會分層的看法就逐步地發生了質的變化。這兩個革命背后隱藏著兩撥很不同的人，一撥是知識精英，一撥是權力精英，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針對這兩撥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的抵抗情緒，或者說，這兩撥人沒有積極主動參與地承擔他們的社會管理職能，從而降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運作水平，因此社會的上層而不是下層，現在成為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的對象。當然，毛澤東從持有關系論的看法，轉換為分配論的看法，并非有著理論上的自覺，而是面對制度變革之后的社會現實，從中間提煉出來的，因此他的認識轉變就相對有一定的延續性和滲透性，從1957年開始直到毛澤東去世之前，在他的思想中間，韋伯的“分配論”要點是逐步清晰起來的，對于關系論的揚棄也是逐步的，最后的看法越來越純粹，他臨終之前有一個概括很經典，他說，當了大官比資本家還厲害，上了大學不想跟工農劃等號，這兩句話實際上就包含了經典的韋伯社會分層理論。

關系論和分配論的分層理論中間，包含了一個很巨大的區別，韋伯分層理論是一種經驗概括，而且認定精英階層在社會上占有更高的位置也是必要的，而且也有利于現代社會的理性化過程，有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運作效率和合作，雖然韋伯也對現代化社會不持完全樂觀的看法，但是他沒有給出判斷這樣的分層會帶來什么樣的社會沖突，沖突的性質和最后結果會如何。馬克思的關系論分層模式，意味著整個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把整個社會關系空前簡化，把非無產階級一步步都變成無產階級，整個社會最后分裂成非常純粹兩大對立的階級，這兩大對立的階級對社會的權力分配和對生產資料的用法，有完成對立的看法，最后無產階級從自身的感受出發，需要進行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在馬克思的關系論分層認識背后，按照毛澤東對矛盾性質的概括，是隱含著兩大對立階級之間存在著對抗性社會矛盾這么一個重大判斷在里頭。我們看到，毛澤東雖然從新中國的社會分層經驗出發，沿用了韋伯分配論社會分層認識，但是他仍然保留了對抗性矛盾的判斷，他認定社會主義社會的精英階層，仍然和資本家一樣，毫不關心社會下層的權力和利益需要，而從他們自身對權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出發，必然要走向資本主義。

在戰爭年代，毛澤東在革命隊伍內部，雖然肯定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但是整體上還認定是人民內部矛盾，在古田會議決議中間，就主張吸納工農分子進入紅軍，同時還認為需要發動地方政府和群眾來批評紅軍，進行內部糾偏，幫助糾正紅軍內部的本位主義和宗派主義。建國后，具體來說是在1959年，毛澤東對于共產黨領導下的官僚精英群體作出了完全負面的判斷，因此他把從前屬于“內部糾偏”性質的群眾運動，批評和自我批評性質的整風，發展為“外部糾偏”――支持從基層涌現出來的群眾組織，形成有組織的、制度化的群眾力量，從外部批評和監督官僚精英群體。從戰爭期間和建國早期的“內部糾偏”，發展到文革時期的“外部糾偏”，從主張“小民主”走向主張“大民主”，反應了毛澤東對于官僚精英群體與民眾的矛盾性質的判斷上的根本改變。

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分層機制（韋伯的“分配論”）和階層沖突的性質判斷（他認定屬于“對抗性矛盾”），在社會整合和功能上，則直接對應著精英階層無法體現全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這樣一個判斷，毛澤東篤定中國的精英階層只能產生“狹隘利益”而無法達到“涵蓋利益”；或者按照保羅·巴蘭的看法，第三世界國家的精英階層，不可能執行全社會的利益。因此，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下層只能自己通過革命的方式，來達成自己的需要。

毛澤東思想的核心線索，是一個從韋伯的社會分層認識“分配論”基礎上的“對抗性矛盾”判斷，這等同于宣布中國的精英階層具有“原罪”，不僅理應接受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從內部糾偏到外部糾偏的各種矯正，而且從“娘胎里就帶來軟弱性”無法作為民族正當利益的捍衛者、無法承擔起有效的管理職能。這樣的判斷和認識，對于精英階層追求的各種特權需要而言，是一種致命的威脅。后來的毛鄧論戰和鄧胡記毛澤東思想，就是直接針對毛澤東思想中間的社會學特色，目的在于消解毛澤東思想對于精英階層權力和利益最大化訴求的“障礙”。

從毛澤東的結構性視野出發，在社會主義社會，精英階層無法有效履行自己的社會管理職能，必然背棄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必然排斥多數人的權力和利益，而且，精英階層有著不同于平民階層的制度化要求，平民主義制度化的主要障礙將來自精英階層。

對于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解，有著很大的不同。有人把生存資料所有制的作用絕對化，認為這是決定一個制度不同于另一個制度的關鍵，私有制意味著非社會主義，而公有制就是社會主義，這是一種典型的而且是絕對化的“經濟決定論”。馬克思本人，在經濟基礎之外，還提出上層建筑的作用，這兩者共同作為社會形態的組成部分。蘇聯曾經宣稱過建成社會主義，就是舍棄了上層建筑的要求，甚至是降低了上層建筑的要求，來界定社會主義的。

西方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巨擘諾思，在正式制度之外，還提出非正式制度和執行特點，三者共同構成一個社會的制度安排。毛澤東在1957年提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且說僅僅有經濟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而且革命成果也是不鞏固的，需要把社會主義革命推進到上層建筑領域，把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完成。在毛澤東的視野里，社會主義不可能通過沒收私有財產而建成，需要新的權力公有和話語權公有作為配合，后兩者直接牽涉到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工作領域。按照諾思的看法，諸如習慣看法和意識形態這樣的非正式制度建設工作，構成正式制度的運作環境，沒有一個適當的非正式制度相配合，正式制度的運作成本會相應上升，運作效率下降。

  新中國社會的精英階層對于社會主義事業很消極，對于平民主義制度化的要求很冷淡。這一點首先被毛澤東注意到了，從1950年開始，毛澤東就發現新中國的知識精英對于宣傳社會主義沒有興趣，仍然停留于資產階級世界觀，這在文學藝術方面表現得很充分。所以他著手進行糾偏，從批判武訓傳開始，經過批判俞平伯的唯心主義，胡適的實用主義，批判胡風等等，這些從根本而言，是要求知識精英承擔起他們的社會職能，要為新社會新制度的“價值普遍化”服務。雖然毛澤東對于知識精英的不足很敏感，很警覺，但在毛澤東那里沒有引起特別大的基礎判斷改變。終其一生，毛澤東始終認定知識精英的世界觀停留在資產階級世界觀水平上。在處理知識精英的世界觀問題上，毛澤東相對比較有耐心。

引致毛澤東對于中國社會矛盾性質發生改變的重大事項，是毛澤東對于共產黨權力精英群體對于社會主義態度的判斷，具體地說，毛澤東從他認定共產黨官員中間的多數對于社會主義缺乏興趣之后，就認定關系到工農利益的社會主義事業陷入了困境，從而，從制度的穩定性出發得出了對抗性矛盾的判斷。1962年，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一判斷的背后，隱含了毛澤東對于共產黨當權派（權力精英群體）的一個結構性看法，換句話說，到了這個時候，毛澤東對于精英階層拋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得出了一個“鐵板上釘釘”那樣確鑿的判斷。

毛澤東是從什么時候看到這種對抗性的，或者說他什么時候發現共產黨當權派必然要拋棄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央文件室一組有一個研究員叫陳晉，他在研究毛澤東晚年詩詞的時候，發現從1959年毛澤東寫了三首讀報詩之后，心境有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三首詩都是諷刺赫魯曉夫在美國戴維營表現的，從此以后，陳晉認為毛澤東就處在一種“突圍心態”里面，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受到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的重重包圍，所以整個心態很悲觀。

從這個意義上看，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會有統治階級，社會主義無非少了經濟上的地主資本家，少了占有生產資料這個經濟上的統治階層，但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統治階級還是存在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容許精英階層的傳宗接代和流動機制自發起作用，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在什么人中間產生新的精英階層，問題至關重要，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的運作效率和命運。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精英階層應該具有什么樣的稟性，如何產生，這是毛鄧論戰中間的一個焦點問題。

三、         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國的精英階層到底怎么樣

中國這樣一個國家的精英階層或統治階級究竟怎么樣，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總是要完成一些社會管理職能，例如對內要能夠組織一個社會的生產和分配以滿足國民的福利需要，對外要能夠在競爭的國際格局中間捍衛民族的整體利益。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要能夠完成對內對外的基本職能。

一般而言，人們總是認為哲學上的實證主義，政治學里面功能主義，是一種過分肯定現實的、缺乏批判視野的認識方法。但是，我們看到毛澤東實際上也是持有一種功能主義立場，看一個統治階級，首先是看你們是不是能夠完成自己的社會分工職能，執行自己社會分工配給你的那一份職責。我們看到，毛澤東在他干革命的時候，第一判斷就是中國的統治階級無法履行對外職能，在面對帝國主義的壓力面前無法捍衛民族的整體利益，五四運動的時候，全社會都得出了這么一個對于舊中國統治階級的基本判斷。從洋務運動開始，在全球工業化的格局中間，提出了對統治階級的一個新的要求，要實現工業化，或者說按照洋務派的說法是要“富國強兵”，這一要求是體現工業化的潮流，要把整個社會的剩余集中向現代流動，要求有適當的人力物力資源去支持現代新的工業部門成長，借以解決民生和國家安全問題。正式在這個方面，毛澤東發現中國的統治階級是負功能的——就是不僅不能促進工業化進程的進步，反過來，舊統治階級和精英階層的權力和地位恰恰是阻礙人力物力資源流入現代部分的，只要有統治階級的特權和優勢“正功能”就沒有辦法實現，正式從功能主義的視野出發，毛澤東得出了中國的舊統治階級的負功能判斷，因此，中國要解決國家安全問題和民生問題，就必須推翻就統治階級的特權和地位，沒有革命就沒有中國的進步和未來，毛澤東正是從這樣的功能主義視野出發，做出了最激進的判斷——舊精英階層是歷史前進的袢腳石必須被徹底推翻，說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者也可以，但是，他首先是從中國統治階級的負功能判斷出發的平民主義者。

因為我普通話不好，擔心大家聽不明白，出現錯誤，所以畫了一個草圖來表現毛澤東對于中國統治階級的基本認識。我借用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的“涵蓋利益”和“狹隘利益”兩個概念，來表達毛澤東對于中國精英階層的基本判斷。一種狀況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存在和實現方式，僅僅包含著統治集團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能夠兼容大多數平民階層的基本利益，這就是狹隘利益。反過來，如果統治階級的利益實現方式可以兼容乃至平民階層大多數人的利益，覆蓋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口，這就是涵蓋利益。

在一個社會中間，精英階層由于相同的階層有相似的地位和相同的利益結構，因此在利益實現和分配規則上會產生共同要求，傾向于擴張精英階層的權力和利益分配份額，由此，階層的分化的后果最終帶有政治性——由涵蓋利益走向狹隘利益。反過來，平民階層的權力和利益實現，就要受到精英階層擴張的壓縮，從而有可能成為精英階層擴張過程的矯正力量。在精英階層從涵蓋利益走向狹隘利益方向上，我畫了很多個箭頭在這里，以說明這種趨勢具有很強烈的內在動力，反過來，平民階層由于要受到精英階層的“管理”和意識形態影響，捍衛整體利益的意愿雖然有，卻很有限，因此矯正力量很有限，最終，矯正的效果很不怎么樣，所以，反向的箭頭就很少。

    從經濟人假設出發，精英階層不會自發地放棄狹隘利益以走向涵蓋利益，所以，需要矯正力量起作用，這樣就只有引入“平民階層政治領導權”。在毛澤東時代，通常使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這個詞用得太濫，常常超出詞匯的內涵和外延來應用，所以很不準確，后來又被許多精英刻意進行了歪曲，所以我避免使用它。而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則相對具體，是指代沒有權力的平民階層，在受到精英階層狹隘利益擠壓之后的正當反應。

中國共產黨人是從革命起家的，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是來自社會底層，建國初政權所有的政策目標，努力方向，我認為是反應國家整體利益的，也是包含改進大多數人生存境況的，因此是涵蓋利益。毛澤東自己也反復說，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不是全民利益，共產黨不是全民黨，總是要少數例外的，特別是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后，多數人利益和地位的提高過程，伴隨的是少數人也就是舊精英階層特權和利益的損失過程。舊社會的少數人先富和多數人共同富裕是相互沖突的政策目標，共產黨人成為涵蓋利益代表的標志是取消了少數人先富的社會政治條件，同時創造了多數人共富的條件，沒有這樣的變革，就不能認定從狹隘利益走向涵蓋利益的質變。舊中國統治階級狹隘利益的喪失，是中國革命的成就。

中國的精英階層或者統治階級必然走向狹隘利益，這一判斷是聯系著中國這樣一個第三世界人口大國的社會分化現實的，一個國家的社會分化現實最終決定了統治階級或者精英階層的利益最大化實現路徑。毛澤東經常使用5%對95%這樣的區分，或者說90%以上的人民，我來提煉一下，毛澤東根據自己的經驗認識，認定中國社會的分化特點是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這三種權力在社會階層中間的分布狀態是高度集中，如果放棄“扁平化結構”的建設，放棄對于精英階層進行權力和利益擴張的限制，按照社會分化的本來規則發展，最終是5%的人掌握中國絕大部分權力，而95%的人則基本上沒有多少權力，這個權力分布的集中度固然最終要反應在社會分層上面，同時也要反應到統治階級或者精英階層的利益最大化實現方式上——占全部人口5%的少數人最終有能力剝奪95%的多數人，正是中國特定的分化現實——三種權力高度集中于5%的精英階層手里——最后決定的精英階層利益最大化路徑，并進而決定了中國社會階層矛盾的對抗性性質。

我個人來加上一個限制，毛澤東的這個判斷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僅僅符合第三世界國家的現實，換言之，第三世界國家的權力分配比第一世界更高度集中于少數精英階層手里。這個意思就是說，在第三世界國家里面，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最高的份額，掌握在更少的人數中間。這個判斷作為一個常規的社會學命題，也是可以進行“實踐經驗”的。

第三世界的統治階級，在面對海外列強的時候他們是弱勢，所以往往選擇對外投降；在面對國內平民階層的時候，這個統治階級掌握了更高份額的權力，所以表現得毫不妥協往往選擇鎮壓。文革期間經常批判統治階級“對外投降、對內鎮壓”，反應的是第三世界國家統治階級的結構性地位，面對第一世界的列強他們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要求，通常是選擇屈膝投降，無法捍衛民族的整體利益，對內則有排斥大多數人基本生存利益的權力資本。

毛澤東的這個看法并不是獨一無二的，也有海外學者根據對第三世界政治經濟狀況的觀察，獨立地得出與毛澤東完全一致的看法，1952年保羅·巴蘭就寫文章說：“掌握大多數不發達國家政府權力的是有產者的聯盟，他們不可能制訂和執行一套違反其切身利益的措施，不可能制止生產經營中的浪費現象，不可能制止寡頭勢力的壟斷活動、牟取暴利、資金外流和奢侈生活，也不可能減少或放棄用于軍隊和警察方面的巨額撥款。所以，不發達國家的政府保衛現存的財產權和種種特權，不可能為全社會的發展服務。”“舊制度的衛道士不可能成為未來的建設者，所以，封建地主、工業保守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中等階層的聯盟必須打破。”（保羅·A·巴蘭《論關于落后問題的政治經濟學》摘引自《西方經濟學名著精覽》，梁小民，姚開建主編，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出版第70-74頁，原載據英國《曼徹斯特學報》1952年l月號，彭城撰）巴蘭的這一思想，被后來的學者所發展，形成了非常有影響的“依附論學派”，其中阿根廷學者勞爾·普雷維什根據對拉美國家的觀察，得出一個著名的結論是精英階層為了提升自己的消費水平，熱衷于把人力物力資源優先用于模仿中心國家的消費并由此去建設一個特權消費社會。換言之，第三世界國家統治階級的狹隘利益體現為：在前工業化時代是工業化的障礙，在全球經濟關系方面是新殖民主義國際體系的國內政治代表。

精英階層自身消費水平的提升，是以收入分配的集中為條件的，更是以大多數消費水平下降為代價的，少數人的富裕發達是以多數人貧困潦倒為條件的。我們國家的小學生也很清楚地知道了，長大了之后，不能再當工人當農民，雖然這兩部分人是我們國家人口中間的絕大多數，但是他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在遭遇到中國精英階層權力和利益的三十年持續擴張之后，已經變得難以忍受了。文革期間經常宣傳“修正主義上臺就是法西斯上臺，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工人農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這個說法內含了一個精英階層對于平民階層的剝奪順序——首先是剝奪政治權力第二步才是剝奪經濟權力，這也是一個可以根據蘇東巨變的進程而加以檢驗的命題。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精英階層實現狹隘利益的蛻變過程，是從剝奪多數人的政治地位開始的，然后以剝奪多數人的基本生存利益而結束的，最終的結果就是多數工農無法維持一個能夠滿足基本生存需要有起碼人身尊嚴的體面生活。

僅僅是工人農民地位的下降，還不能說就實現5%的人對95%的多數人的排斥，畢竟中國的工業化有了很大的進步，中間階層數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在住房、教育和醫療商品化之后，出現一個新的情況，屬于中產階級的中下層的小資和白領也過得很不舒服，一些人通過貸款買房成了“房奴”和“負翁”負翁是正負的負，不是財富的富。深圳的鄒濤甚至試圖根據市場供求規則，來改變自身受盤剝的地位，拒絕接受“自己的基本生存條件成為暴富群體的牟利手段”。由于小資和白領的基本生存條件的不穩定化和下降，中國精英階層所排斥的人數節節上升，大致上已經接近于毛澤東所說的那個95%。下圖是社會學學者李強等人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抽樣數據，借鑒美國新馬克思主義學者賴特的“組織資產”和“技術資產”，加上馬克思原本就很重視的“經濟資產”，經過抽樣分析得出的中國社會各個階層所擁有的三種資產的數據（李強：《“丁字型”社會結構與“結構緊張”》，原載《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

看起來像是一個笑話，有一位所謂的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老先生，他是竭力否定毛澤東的，并且把毛澤東思想作為“和諧社會的對立面”來看待，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反而自己“獨立地”得出了毛澤東那個“5%對95%”的結論。他說中國上流社會的人口有5%，這些人消費能力很強，而且有著歐美人士那樣的思想；但是，另外95%的人“恐怕”還是保持了毛澤東思想，主張革命和造反的。茅老先生從他自己“為富人說話”的立場出發，很是擔心95%的人懷著一種仇恨心態，最終有可能要顛覆5%上等人的地位。這個茅老先生是真的為那5%的人著想的，要維持精英階層的好日子，想來想去也沒有辦法，因為有95%的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這終歸是一個問題，小恩小惠解決不了問題，提升生存條件是需要有資源作支撐的，中國的資源不大夠，只能是指望從國外來，但茅老先生嚴格符合“依附性、軟弱性和動搖性”的特點，他既不能設想與美國人競爭并戰而勝之，又不敢設想犧牲“特權消費社會”的發展模式，最后就只能寄希望于列強恩賜來極大地增加中國的可分配資源，說是中國的民主化對于世界和平以及美國多么有利，從這個利益出發，他基本上達到赫魯曉夫當年的認識水平——實現“無軍隊、無武器、無戰爭”的三無世界——從軍費節約中間可以分給中國一杯羹。

有人說這個茅于軾是自由派陣營里頭的“蔣干”，這個“蔣干”先生其實有很大的進步，他已經認真地從人均資源占有來考慮問題了，其他的主流精英和自由派人士至今停留在“制度萬能論”層次，拒絕考慮資源分配問題。茅于軾說中國的平民階層很多人持有與精英們很不同的危險觀點，我們也經常跟底層的工人農民接觸，發現很多人還是很消極的，其思想多數體現了“在物質生產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在精神領域也占有的統治地位”那樣一種狀態，這個茅于軾這樣來提出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屬于“高瞻遠矚”性質——在平民階層多數人還沒有覺悟的時候就開始擔憂他們覺悟起來的后果。我個人推測，這是因為他開設的保姆學校里頭的小保姆們教育了他，在今天的城市里頭，無論保姆愿意付出什么樣的努力，她們都將不可能取得適當的資源，讓她們離開鄉土進入城市，比如說購買一個一室一廳的住房，在城里取得一個穩定的工作崗位，所得薪水能夠支持她們在城市里安身立命，保姆們很清楚這些最低限度的指望在現經濟社會條件下是不可能實現的。換言之，小保姆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她們從自己的人生愿望和實際可能的巨大差距中，得出了一種“對抗性矛盾”的判斷——只要這個社會的基本規則不改變，她們的理想終究是無法實現的——所以她們告訴茅于軾先生她們的政治主張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茅于軾先生后來對網友們說，這些小保姆文化水平很差思想很極端，看得出來，小保姆的說法體現了95%得不到資源以改善生存處境的人的潛在威脅，我個人估計，茅于軾所讀的全部西方學術書籍遠遠不及小保姆的說法對他教育意義更大，也肯定比他所有的老師的教育效果加起來都更好，茅老先生從此非常認真地研究人們的生存條件改善背后的資源問題，然后又從這里看到中國人均資源不足的問題，在不敢設想與列強競爭的前提下，寄希望于列強善意施舍，他在紙面上設計出一個崇高事業來吸引列強，然后要列強圍繞這個崇高的事業關心中國的上等人的生存條件和民主化因果關系，并且基本上達到赫魯曉夫的認識水平——在戰爭經費的巨大節約中間列強除了自己得利之外可以讓渡一部分資源給中國。茅老先生看來，如果沒有外國資源，維持中國精英階層的利益和地位所需要的巨大資源數量，是與底層社會成員的生存條件改善相沖突的，在這樣的條件下，要穩定上等人的地位也是困難的；中國的精英階層迫切需要海外列強的恩賜，借以幫助中國統治階級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并消弭平民階層的反抗意識。

    第三世界的統治階級，從涵蓋利益走向狹隘利益的趨勢里面，有一個基本的資源分配問題，第一世界國家已經實現了高度的富裕發達，基本上達到馬克思所說的“物質財富充分涌流”的一個較低版本，精英階層不需要剝奪平民階層的基本生存利益就可以實現自身的富裕發達，而第三世界國家的精英階層為了要模仿中心地區的消費，就需要實現一個更高程度的財富分配的集中——反過來就是需要一個對于平民階層更為嚴厲的排斥機制，這對于社會矛盾的對抗性有著深刻的影響。如果說，模仿第一世界的消費還只是精英階層按照最發達國家技術水平的可能而產生的需要的話，那么，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的高度集中則為精英階層排斥多數人利益提供了可能。特別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精英階層格外拔高“普世價值”和“主流文明”的無可替代性，這是為了論證第三世界國家也必須尊重精英階層的制度，在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階層對立中間試圖加強自身的意識形態地位。對于列強而言，第三世界國家的高消費群體是一種現實的市場購買力和利益，同時，列強的生產體系也需要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力物力資源輸入，第三世界的高消費群體是列強最恰當的代理人。換言之，捍衛第三世界國家精英階層的地位以及社會兩極分化的結構，高度符合列強的利益。

看起來，毛主義政治學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第一世界的統治階級和第三世界的統治階級的狀況有所不同，主要在于第一世界的統治階級跟平民階層的利害沖突性質不是對抗性的，而且，第一世界的統治階級能夠大體上履行他們的社會職能，能夠把整個社會的生產組織起來，能夠兼顧平民階層的基本生存利益這樣一來，他們在民間遭遇到的反抗力量相對較小，能夠建設葛蘭西所定義的“領導權”——保證大多數民眾的順從。總而言之，第一世界的統治階級看起來已經超越了狹隘利益的最低限制。

四、         兩種精英階層狹隘利益的制度化方式：以中國的三農問題為例

中國的統治階級就不是這樣，從中國近代史的經驗看，其狹隘利益的實現方式，主要體現為兩種狀態。第一種情況就是表現在解放前，中國舊精英階層的利益實現方式是“反工業化”的，第二種情況出現在工業化實現之后，精英階層的利益最大化方式不僅表現為特權消費社會的建設（這體現了“零和博弈”和精英階層的損人利已部分），更表現為事關多數人福利生產的“高價抑制”現象（過高的服務價格在把多數人變成不合格的消費者之后導致全社會福利生產在“質”和“量”兩個方面的巨大萎縮——“負和博弈”）。

1949年之前，中國是一個前工業化國家，農業是國民經濟中間的最主要部門，絕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農村依靠傳統農業為生，農業剩余的生產和流動方式服從于精英階層的利益最大化需要，或者說，舊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所反應的是精英階層利益實現路徑的制度化。舊中國的農業和農民是什么狀況呢？有百分之六七十的貧農和中農在階層，他們的生存狀態都非常不穩定，只要他家里稍微有一點意外風險，就有可能導致破產——喪失土地這樣一種基本生產資料，年成只要稍微偏離正常水平，就沒辦法得到足夠全家人生存的口糧，就是說，多數農村人口的基本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都是不穩定的，處于高風險狀態。在這樣一種制度下，農民的勞動力與土地的結合是很不穩定的，很容易變成一個佃農或者雇農。由于人均耕地很少，就體現為一種不利于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土地價格高而工資很低，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是喪失了自己的土地成為佃農或者雇農，由于工資極低多數情況下肯定沒有能力娶妻生子，生命的再生產過程就此中斷，出現農村居民最為忌諱的“斷子絕孫”現象。

1930年毛澤東在江西南部尋烏縣的調查結果是，每一年都有1-2%的農民要賣掉自己的田地，這等于是全破產的部分；此外還有4%到5%的農民，要抵押掉的土地去借債以渡過難關，自己還保留“回贖權”，預備將來有朝一日發了財，再把田贖回來。由于當時借債利息很高，窮苦農民的剩余卻非常有限，無法積累足夠數量的剩余去贖回土地；還有的窮苦人家沒有土地可以出賣出典，只能把自己親生兒子賣出去——“賣奶子”，這三個部分加起來，接近占當地農戶8%到10%，換句話說，農民每年破產的數量高達8%到10%，十年中間絕大多數農戶都會遭遇到這種可怕的情形。我們知道，雖然當時人均預期壽命比今天短，人生比較短暫，但當時人生的長度也有個三十多年，這樣看來，農民中間的絕大部分，很少不遭遇破產的。當然，這是多數人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是有得益者的，破產農民的土地最終是要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去的。

毛澤東的父親就是一個處于上升進程中的富裕中農，他通過做生意積累了一些本錢，在一些鄰居陷入困境之后可以買入土地，可以指望沿著這樣一條道路上升到富農和地主。農民的破產顯然有利于土地的集中，要按照主流經濟學家的設想，這明顯有助于實現規模經營和技術進步。當時，薛暮橋曾經有一個調查，說地主制是如何頑強地排斥資本主義農業的：“在江北濱海的鹽墾區域，那里有許多大規模的鹽墾公司，其中有六家資本都是超過一百萬元，每家有幾十萬畝土地。這些公司都已具備著發展資本主義農業的充分條件，但是它們絕少自已經營，多將土地出租，地租的收入在公司的全部收入中占絕大的比重。而且幾乎每家公司都在章程上面規定，墾熟后就實行分地；因此任何公司年代長久，必然就會變成許多私人地主。” “他們為什么不利用這種巨大的資本和廣大的土地，來實行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營呢？這是因為雇農的工資雖然很低，但肚子總非吃飽不可，佃農卻能忍饑耐寒地來耕種租地，把節省下來的一切去繳納高額佃租。因此生產雖然衰落，地主們的收入卻仍十分豐厚。這些事實說明資本主義經營的發展，在現階段的巾國是如何困難啊！”（薛暮橋：《舊中國的農業經濟》農業出版社1985年第二次印刷，第55頁）

經濟學里面有一個相對價格的概念，就是勞動力富裕而土地稀缺的情況下，市場定價非常不利于勞動力，而非常有利于土地的占有者，這個不利程度，已經達到了地主可以收取“饑餓地租”的地步，就是說，一個饑腸轆轆的佃農總是愿意付出更多的剩余去爭取租地機會，得益于這樣的相互競爭，最后使得地主把地租提高到侵占佃農的部分口糧的程度，所以，資本主義的農場經營模式不再具有“經濟性”。解放前占全部收獲量50%以上的高額地租，體現的就是不利于勞動力的相對價格，這樣的相對價格所支持的統治階級利益最大化路徑，足以扼殺一切新的生產方式和技術。同時，雖然是傳統的精耕細作，但是沒有化肥和種子等現代技術的幫助，土地的單產還是很低的，加上人均耕地少，中國從晚明以來就長期存在一個糧食數量與人口溫飽需要的數量差距，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糧食市場存在著結構性的供求關系失衡，這個供求關系的不平衡，主要表現在非常大的糧食價格的季節性波動方面，富裕的農民正是借助這個價格波動實現一種特別的“高利貸”盤剝——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間所提到的“撿新谷錢”“撿新油錢”就是這樣，利用貧苦鄰居低下的市場談判地位來牟取暴利。

撿新谷錢是什么意思呢？對于放債人來說，他是很仁慈的，一分錢利息都不要，在青黃不接的季節，一擔谷的價格是四塊錢，貧苦農民在插秧季節需要借一點口糧，他的富裕鄰居就說我借給你四塊錢，這個時候的四塊錢就相當于一擔谷，等待收獲季節的時候，谷的價格是兩塊錢一擔，這個時候你還債就不是一擔谷，而是還四塊錢或者兩擔谷。要是從價值形態衡量，這個鄰居很人道，一文錢的利息都不要你的，但是從實物形態上看，四五月份插秧季節借谷，到九十月份收獲季節歸還，利息就已經是百分之百了，如果換算成年利率就高達百分之兩百以上了。這個巨大的季節性差價，反應的是糧食供求關系的嚴重失衡，收獲季節的低價反應的是供需就相對平衡，而青黃不接的季節，表現為那種多數人無法承受的高價格，這個價格是抑制性的，最終是把多數人變成不合格的消費者。舊中國的民生困境，其實也很清晰地折射在這個季節性的糧價波動中間。

正是在相對價格不利于勞動力的中國農村，就統治階級發展出一個系統的、長期有效的、最符合經濟人理性的制度，這個制度在自己的運作過程中間，不僅集中表現為農業剩余從窮苦農民快速流向富裕農民的規模和數量，也系統地排斥新技術和新生產方法的引進，這種生產關系非常頑固或者說很穩定。根據黃宗智教授的研究，由于貧苦農民低下的談判地位和高利貸收益率的比較，農業剩余幾乎不可能“自動”流向工業，結果也就不可能支持工業化的進程。

舊中國統治階級按照其利益最大化所發展出來系統的狹隘利益，是高額地租和高利貸，這不僅破壞了多數人的生存條件的穩定性，而且，多數人生存條件的不穩定和談判地位低下，反過來又被統治階級利用作為加速他們破產的市場機制。舊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農業生產力雖然水平低下，但是由于存在著對于貧苦農民的沉重盤剝，所產生的農業剩余數量也很可觀，舊中國的一個順口溜所說的是：“農民頭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錢高，苛捐雜稅如牛毛。”通過這些方式從農民手里強制提取的農業剩余數量不少，地租的數量就高達700-900億斤，但是這些被提取的剩余并不能轉用于支持工業化進程，只是服從于少數人的高消費抽大煙娶小老婆等等，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的農業剩余還要轉過來成為破壞多數人生存條件穩定性的憑借，剩余流動規則最終是在增加少數人財富聚斂速度和加速多數人的破產進程。這是舊中國統治階級狹隘利益的表現形式。

最近的幾年，三農問題研究非常熱，學界有很多人都參與研究，這也是一個集中體現中國在西式現代化道路上陷入困境的大問題。與1949年相比，我國人口增加了一倍半，由5.4億上升到13億，與此同時，在工業化成就的支持下，農業得到了更多的化肥和兩種的幫助，單產水平上升得更多，雖然人均耕地更少了，但是我們的糧食總產量開始超過全國人口維持溫飽水平的需要，帶來了土地和勞動力相對價格的結構性變化，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巨大的糧食的季節性差價消失，統購統銷和按人發糧票的行政管制制度變得多余了。換言之，農民的溫飽問題不再是三農問題的評判標準，這個標準的適用時期是前工業化時期，也就是說，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業缺少化肥和良種支持，人均口糧不足和穿著、住宅條件的低水平，是可以作為民生問題的衡量標準的。在中國的初步工業化完成之后，農民的基本溫飽問題不再是主要問題之后，三農問題需要因此上升一步，落實到現代技術對于改進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民的生存條件的潛在可能方面。

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各個地區的工業化進步差別很大，農業受到工業化成就的支持水平也是不同的，農業因此達到飽和產量的時間就有先有后。中國的發達省區，例如長江三角洲地區，在七十年代早期糧食產量就已經達到了飽和產量。在飽和產量的附近，糧食單產的波動不再與投入水平相對應，而是與天氣狀況呈現更密切的關系，每年的糧食產量是跟著氣候變化波動的。費孝通老先生多次回訪的江村，就是這個情況。中國的中部地區，例如我的老家湖北，達到農業飽和產量的時間要晚一些，大致上是七十年代晚期達到的，我最近會老家蘄春縣調查，發現84年的產量跟79年的產量是一樣的，此后的變動也不大。在河北河南的小麥玉米產區，由于優良品種推廣的時間滯后和化肥飽和供應相對滯后，大概在九十年代前后，都慢慢都達到了飽和產量。自從中國農業在多數地區達到飽和產量之后，糧食產量就穩定地超越了全國人口的溫飽型消費數量，供求關系趨向于均衡，從晚明以來的糧食價格的季節性波動“自然”地消失了。1950年代，中央政府必須用統購統銷政策來強制性消弭糧食價格波動，以行政管制方式來穩定全體居民的糧食供應，到七八十年代之交供求關系接近平衡時就成為不必要的了，實際上當時就可以取消糧票的，但是由于行政和制度的慣性作用，一直拖到九十年代才逐步取消。按照劉日新教授提供的最新資料，在“五五計劃”時期，就已經有“文件本來明確作過取消票證制度的安排，只是沒有公布罷了。公開宣布取消票證制度推遲到六五計劃初期，即1982、1983年國務院才陸續公開宣布取消各種票證，所有商品開始敞開供應。”（劉日新：《新中國經濟建設簡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307頁）

如果說政府政策的慣性不小，那么認識上的慣性就更大了。工初步工業化完成之后，農業的單產達到了飽和產量之后，農業發展的問題和農村民生的瓶頸就不再是溫飽問題了，但是我們看到作為政府貧困線的標準仍然是圍繞著“溫飽問題”來界定的，農村居民年收入低于668塊錢就被認定為“貧困”，這個668塊錢中間，包括相應的食物數量折算成的貨幣，然后再加上40%作為穿衣的需要，其他的內容就沒有了。農民達到這樣一個收入標準，就不再是貧困人口了。這個貧困線實際上取消了初步工業化實現之后的后續發展要求，代表了一種與政治需要相聯系的理解方式，在農民溫飽問題解決之后的今天，體現農民經濟地位的標準實際上與缺食少衣無關，而且，從農村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看，這個標準明顯把教育和醫療方面的開支部分排除在外了。而且，從九十年代晚期到本世紀前幾年的現實看，農民經濟狀況的衡量標準除了福利價格的急劇上升之外，更重要的是農民負擔的急劇增長，換言之，是農民無法應付快速上升的開支而不是在飽和產量附近難以提高的收入，對于農民經濟地位的惡化具有更為重要的標志意義。

如果我們把農民的福利要求考慮進去的話，那么我們會發現農村的貧困數量是非常驚人的，從各種典型調查的情況看，多數省份里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農民，是在貧困線之下的。如果計入教育和醫療方面的開支來制定城市人口的貧困線標準，估計絕大多數城市的貧困人口不會低于三分之一。用這樣的實際的貧困標準來看待今天這個社會，就不會像主流精英們所描述的那樣“到處鶯歌燕舞”了。

為什么我們曾經覆蓋絕大多數人口的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不能維持了呢？從最簡單直觀的角度去看，就是教育、醫療和住房價格的急劇攀升，超過了絕大多數人口的收入增長水平，結果把絕大多數人口變成了缺乏“有效購買力”的不合格消費者，而不是由于生產方面的成本推進，或者人力物力資源的嚴重短缺限制了教育和醫療服務的生產。把絕大多數人口變成不合格的消費者的“高價抑制”，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國福利生產在“質”和“量”兩個方面急劇萎縮的關鍵機制。因為，有購買力的人群在規模上嚴重縮小，最終會傳導到生產環節——不能被購買的服務最終就不會被生產出來。結果，一個方面是看病難看病貴，另外一個方面是醫藥方面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和藥品行業的過度競爭，這兩種狀況長期并存。而且，沒有理由可以指望這個福利生產萎縮和消費萎縮的“雙萎縮”，可以在短期之內通過某種修修補補的措施予以解決。從這個意義上看，福利價格的上漲以及由此帶來社會財富重新分配，已經成為少數人收益而多數人利益嚴重受損的最重要機制，其解決的難度最終牽涉到精英階層的狹隘利益的涵蓋化。

對于教育、醫療和住房價格的急劇上漲，已經成為關注度最高的問題，普通民眾已經認定這是破壞基本生存條件的“新三座大山”。在改革開放時代，許多主流經濟學家有一個共識，就是要讓資源分配主要通過市場價格機制來進行，經過這樣的變革之后，顯然，精英階層的利益實現也就當然地要體現在價格變化中間。在價格決定機制的背后，起作用的力量顯然就不是什么市場規則，而是談判地位不對稱（即權力）和信息不對稱，這個不是什么左派觀點，而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結論。換言之，改革開放和市場機制的引入，最終要實現精英階層所壟斷的權力在定價機制中間起作用，教育和醫療服務價格的節節上升和房地產作為聚斂財富最強有力的杠桿，最終反應的不對稱的權力在市場中間“兌現”的過程。不同地位的人，擁有不同的權力，一部分最終享有定價權，而另外的只能被動地接受這個價格，最終成為不合格的消費者。在貨幣和市場成為社會關系定位的主要機制的條件下，精英階層的狹隘利益實現，不可能不經由市場價格機制來進行。

如果僅僅從生產所依托的人力物力資源來看，毛澤東時代遠遠比不上今天，那時初步工業化尚未完成，我們所采掘的不可再生資源數量只有今天的幾分之一，工農業產出水平遠遠低于今天，人口數量和所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也大大低于今天，就是人力資本積累數量也很少，就是在那樣的條件下，全國還能夠實現接近于覆蓋全民的教育和醫療保障。正是隨著國家綜合實力的增強、生產力的急劇擴張過程，絕大多數人口反而喪失了福利保障。這樣的發展過程，不能解釋為福利生產在數量上“短缺”和不足，也不能盲目相信多數人口在未來發展的某一點能夠重新得到，新三座大山的形成是一個和數量無關的事項，反應的是社會分化規則和內在的結構性問題，說到底，是處在較高社會地位的人借助于自身對于權力和信息的壟斷地位，通過跟權力的某種結合，強制性地提高了服務價格，在實現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制造了一個龐大的不合格的消費者群體。在真實的貧困線之下，至少包括農民的四分之三和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中國的富裕群體的消費水平迅速接近第一世界，與中國上層消費水平相關的重要變化是資源分配重點的明確轉移，毛澤東時代的“四個現代化”是明確以生產條件改善為優先分配原則的，今天中國的資源分配重點和拉美國家的“特權消費社會”有多少差別，這是可以討論的。

按照巴蘭和斯威齊的看法，不能被順利吸收的剩余根本，一開始就不會被生產出來。在高價格的排斥機制之下，我們國家的教育和醫療事業就隨之萎縮。雖然這個“高價抑制”，不符合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但是卻嚴格符合精英階層的狹隘利益實現需要。

我們可以假設，如果把高價抑制取消，按照實際的人力物力資源水平來生產福利，會有一個什么要的成就，借以評估精英階層的狹隘利益對于福利生產的抑制程度。從今天中國多數農村地區來看，如果有一個穩定的集體組織作為依托，把教育和福利生產作為經過單位內部的分工方式生產出來——也就是說把教育和醫療系統從利潤最大化的邏輯之下解放出來，那么，只要一個地區的農村并不缺少可以充當醫生和教師的、已經受過一定教育的年輕人，只要農民能夠承擔得起購買基本藥品和教材作業本的支出，就可以迅速建設一個覆蓋全民的免費教育和醫療體系，與毛澤東時代相比，這個服務生產體系可以達到更高的“質”和更大的“量”——因為毛澤東時代早期絕大多數農村居民是文盲半文盲，而今天農村高中生的數量和質量要遠遠高于新中國醫療教育事業開始大范圍普及的文革時代。高價抑制的關鍵在于：具有壟斷地位的教育和醫療系統成為以盈利為目的的機構，而農民有限的收入增長無法跟上從業人員的欲壑，在大多數人口被排斥到服務范圍之外的時候，福利生產吸引本身同時開始結構性的萎縮過程。

五、         平民階層政治領導權的實現困難

   實現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有幾個方面的明顯困難，首先在于平民階層要覺得監督精英階層是一個必要的事情（階級覺悟的啟發），其次是平民要產生投入監督成本的意愿（由于監督和收益無法實現對稱，存在著制度化的明確障礙），第三是監督要取得成效就必須超越管理專業化和信息成本的限制（精英階層擁有技術領導權——存在著學習成本和證實成本問題），第四是平民階層組織起來的巨大成本障礙（平民階層巨大的組織成本和管理成本障礙）。

 我提出政治領導權是與技術領導權相對應的，政治領導權則是對應于精英階層走向狹隘利益的糾偏力量和機制，所謂技術領導權就是跟隨管理專業化而來的學習成本和經驗積累，基本上是掌握在精英階層手里。由于社會分工的存在，平民階層主要是由承擔工農業生產勞動的工人農民所組成的，而精英階層則相對處在技術和管理崗位上，相應地，隨著管理和技術工作年限的延長，除了精英階層原本受到的教育訓練之外，會在工作崗位上通過積累經驗而逐步擴張自己的技術優勢——包括管理上的和技術上的。在新中國建國初期，共產黨官僚精英群體的經驗積累還很少，那個時期對于官員的處分往往非常嚴厲，三反運動中間被撤職的官員人數和級別都相當高，隨著管理經驗積累越多，官員被替代的成本也就越大，他掌握的權力就牢固。

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期間，武漢曾經發生過一個“紀凱夫事件”，這個事件經過是51年4月二醫院總務科存款1200萬元被盜，文書紀凱夫發現之后向醫院監委書記報告了，并向公安局四分局報案了，根據情況判斷盜竊人可能是王清，衛生局副局長宋瑛說王清是老紅軍不會偷錢，是紀凱夫故意布置的陰謀陷害王，后來四分局發現證據不足要釋放紀，宋不同意還向副市長周季方匯報，周下令繞過四分局由公安局直接關押紀。10月份中南局紀檢委提出繼續關押紀是錯誤的，但是武漢市委不同意釋放，52年1月初，毛澤東親自拍來電報說“武漢市副市長周季方壓制民主，打擊報復，侵犯人權，立即逮捕法辦。”（《鄧子恢傳》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8頁）此后，毛澤東還出面干預，要鄧子恢開除市長吳德峰的黨籍，甚至還讓安子文轉告鄧子恢：你不開除他，我就開除你。毛澤東的憤怒很好理解，一些干部自己貪污盜竊，還借自己把持的權力網絡實現對無辜者進行陷害報復，政權在這些人手里好像就變成一個黑幫團伙似的完全沒有黨紀國法，官員們中間也沒有是非，只有無原則的關系。這樣一個小人物的冤案，導致武漢市市長、副市長丟掉了烏紗帽。

到了1964年12月20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對“四清運動”的對象時，他毫無猶豫地肯定：“先搞豺狼，后搞狐貍，這就找到了問題。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在談到對壞干部處理時卻力主寬大：“四不清干部，貪污四、五十元的、一百元的是多數，先解放這一批，我們就是多數嘛！犯了錯誤的，對他們講清楚道理，還是要革命的。”著眼點還是這些人積累寶貴的管理經驗，棄之不用只能是：“結果不利于人民，不利于貧下中農。”只要解決了思想作風問題，退贓退賠反而可以不必斤斤計較：“擠牙膏，擠不凈，那有什么辦法？留一點也可以。擠得那么干凈？寬大處理嘛!”（毛澤東：《在中央工作座談會上關于四清問題的講話》，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載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毛澤東在64年對待壞干部的政策，與1951年的嚴厲態度形成鮮明的對照，其中的差別就在于十余年來官僚精英群體所積累經驗的看重。在2003年出版的《毛澤東傳》中間，也收入了類似的意思：“不要管下層，只管‘五大領袖’，這是共產黨，是當權的人，不當權也是跟著跑的人。管你是掛名的共產黨也算，過去是國民黨的也算，過去是真共產黨變了的也算，總而言之你是掌大權。就是要發動群眾來整我們這個黨，整那個支部，那個公社黨委。”“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農民起來，紅了眼睛，影響到你們，你們走群眾路線嘛，就站到群眾那方面，結果樹敵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還說：“把那些貪污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們的群眾就多了。把貪污一百塊錢到一百五十塊錢的解放出來，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貪污幾十、百把塊，兩百塊的，你們自己講出來，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眾批準，拉倒！其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大的怎么辦？坦白退賠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塊的也可以赦免。表現好的，群眾同意的，還可以當干部。”毛澤東的這許多言論，按照他本人的意見都是屬于“階級斗爭”范疇，非毛化時期的宣傳中間把階級斗爭界定為“你死我活”，但是我們看到至少毛澤東本人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根據我自己的提煉，認定毛澤東所講的階級斗爭主要對象是精英階層，其斗爭的“尺度”是督促他們放棄狹隘利益，同時尊重精英階層的技術領導權，完全不是要實行徹底剝奪當權派的權力（即所謂的“打到”）更不是肉體消滅或者其他的什么。

在毛澤東時代，因為整個的輿論氛圍是把精英階層的狹隘利益作為管理效能提升的第一障礙來看待的，所以就格外強調管理改進的路徑在于對于狹隘利益的糾偏，所謂階級斗爭一抓就靈，所謂抓革命促生產，都是著眼于對于狹隘利益的糾偏。1980年代的非毛化運動開始以后，基本上就把技術領導權拔高到決定一切的高度，所謂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恐怕還要增加一條“當權派的管理技術和絕對權威也是第一生產力”才比較全面，這樣就徹底否定了還存在政治領導權和對狹隘利益進行糾偏的必要。政治領導權針對的是什么呢？精英階層天然具有從涵蓋利益走向狹隘利益的傾向從經濟人假設出發狹隘利益是無法精英階層內部的監督機制來解決的，至少在毛澤東那兒是這么看待的，所以，解決這一問題只能從精英階層對壘的平民階層著眼，首先是要提高平民階層的“階級覺悟”——也就是階級斗爭為綱的針對性所在，其次是要把平民階層中間愿意承擔監督成本的人選組織起來成為一股力量，以便有效地反向作用于精英階層起到糾偏作用。

由于已經假定精英階層不會主動放棄狹隘利益，也由于認定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是促使精英階層走向涵蓋利益的唯一憑借，所以在法理上就等同于要對精英階層實行“有罪推定”，同時，著眼于平民階層無法全面掌握技術領導權的劣勢，考慮管理專業化和信息成本的限制，信息成本就被強制性地轉嫁給精英階層承擔，所謂“大鳴、大放、大字報、大不論”，所謂“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實際上是要求精英階層自身承擔信息發布的成本，普通的群眾只要是有不滿意的情緒，都可以通過“四大”來釋放出來，而相關的證實成本則由精英階層承擔，當時叫做取得“群眾諒解”之后可以繼續站出來工作。

根據毛澤東經濟年譜記載：“1963年2月11日一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介紹了湖南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河北保定地區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四清”)的經驗。在這次會上提出了‘階級斗爭，一抓就靈’。”（《毛澤東經濟年譜》第579頁）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中間的階級斗爭，對象是指向上層，內容是“狹隘利益”，方式不僅達不到“你死我活”的高度，連罷官都不是，退贓方面都不要求徹底。

落實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目標是促使精英階層回到涵蓋利益，而不是直接替代精英階層的領導權力。文革發展到1967年奪權運動興起的時候，毛澤東曾經特地講過奪權是奪取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而不是奪取業務權力。在非毛化時代，很多人批評毛澤東說他反知識分子，反對科層制和專業化管理本身是代表農民社會主義理想反現代化的，這些人的視野里是完全排除了政治領導權的地位，按照當時的說法是“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

反過來，過去確實有一些過分的宣傳，特別是在文革里頭，徹底否定技術領導權的地位，經常是講一個故事說，廠里的廠長和工程師少數人搞得一塌糊涂，還利用特權和權威去妨礙正確的革新意見，然后來了一個新書記通過深入群眾發動群眾，結果，廠里面所有的問題都迎刃而解。這樣的故事邏輯背后，是否認有技術領導權的存在，任何問題只要是干部一深入群眾，群眾一發動起來，通過集思廣益，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這實際上是否定管理專業化的作用，同時也否認現代技術有超越經驗積累水平的高度。

我個人傾向于認定，技術領導權和政治領導權都是存在的，而且相互之間不能實現簡單的替代，缺一不可。不落實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精英階層的狹隘利益是不可能得到矯正的，反過來，不尊重技術領導權，也難以實現現代技術的全部潛力。在毛澤東本人看來，也沒有一個否定另一個的片面性，他總是要求實現“兩參一改三結合”，要開展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同時承認兩者。

應該說，技術領導權和政治領導權的實現之間是有沖突的。為什么人類社會幾千年以來，進入文明社會或者階級文化社會以來，都是少數人控制多數人的問題，就是因為少數精英階層擁有技術領導權方面的優勢，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利益協調任務的日趨繁重，管理專業化和技術分工的深度就越是加強，精英階層可以依仗和憑借的資源和權力就越多。這是一個無論逃避的管理悖論，不可能通過革新社會機制來克服，毛澤東開出的藥方是通過建設扁平化結構的社會來增進平民階層的認同，減少對強制性管理手段和權力的依賴，在這個基礎上引入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和精英階層的技術領導權的交互為用，從而使得中國社會分化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把整個社會保留在一個“可管理狀態”之下。

在這個方面，老子的認識是最深刻的，邏輯上也最徹底，他認定設立一切管理手段以及相應的控制權力，最終都要走遠處設計的反面，他說“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人心不亂。”如果人們要學術名譽地位來設立管理等級階梯的話，就肯定要出現服從競爭需要的“文人相輕”；如果把高價值的產品在今天就是貨幣——作為報酬來調節人們行為的話，跟這個作為報酬的“難得之貨”相聯系的就會被賦予社會價值，即便盜竊而來的財富也會受到尊重，所謂的“笑貧不笑娼”的現象就會蔓延開來；所有的管理手段都要經由對人們欲望的調節來實現，而在實現的機制上本身就會刺激人們產生更為強烈的欲望，結果走向反面會鼓勵人們逾越恰當的界限去行事。我把老子的這個核心思想稱為“管理悖論”，從老子的時代開始，無論中國外國，無論農業時代還是工業時代，管理悖論處處存在。老子真切地看到除非回歸“小國寡民、結繩而治”的原始共同體狀態，管理悖論就不可能被克服，他不許諾任何一個階層任何一種制度能夠提供美妙的答案，從這個意義上看，有且只有老子真正實現了“價值中立”，沒有站在任何一個階級的立場上編寫美妙動聽的故事。

比方說在土改時期，基層農會主席就是海選出來的，讓你當農會主席和他當農會主席，并沒有太大的區別——大家都同等地缺少文化和管理經驗，再后來，就是以農會為基礎來建立了農村基層政權，當時干部是真正實現了能上能下的，在處分和管理上沒有后來那么僵化。到四清時期，在處理“四不清干部”的時候，毛澤東就力主謹慎并縮小打擊面。到了八十年代，再想要被提拔當干部，就非常困難了，農村基層政權在1984年有一次對普通平民開放的機會，當時是要求畢業兩年的高中生通過統一的調干考試，此后機會就越來越少了，今天已經停止從農村青年中間招募鄉鎮干部了。此外，由于精英階層狹隘利益的高漲，當干部的困難程度已經可以用貨幣數量來精確地進行表示了，有一個縣里面跑官的價碼是：“三萬掛個號，五萬戴個帽”。這個變化里頭體現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就是專業水平和領導能力積累的過程相對延長，從而就要受到文憑和經驗資歷的限制，另外一個方面就是——一個人的職位越高崗位越重要，他所能實現的狹隘利益數量也越大，狹隘利益的實現機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有價格的，同時還服從競爭激烈程度的調節，越肥的缺、越高的官位、競爭的人選越多，標價就肯定越高。技術領導權的尺度和狹隘利益的數量同時作為選拔標準，已經結構性地存在于中國官場中間。

要落實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要實現對于精英階層狹隘利益取向的糾偏，肯定會在某種程度上妨礙技術領導權的落實。這個情況集中地體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非毛化時期精英們對于毛澤東的批評，也有一定的針對性，讓群眾掌握四大，對那些當官做老爺的當權派的批評，不僅損傷他們的面子，也肯定要損害他們的工作權威和信譽。比如，文革期間，紅衛兵小報揭露某省委書記，說他一貫高高在上，在困難時期搞瞎指揮和浮夸風，還發現在困難時期的機關生產中間，占有大家的勞動成果，同時還說他生活作風糜爛。這樣的領導人，不僅僅會在群眾面前威風掃地，而且發號施令效果肯定要打很大的折扣，如果仍然是他占據領導崗位，此后投入原來同樣的時間和精力所能協調完成的管理事務數量，肯定會大大低于此前的水平。原來處理一件事情可能只要三四分鐘，現在可能要五十分鐘，六十分鐘，原來可以簡單地通過下命令來實現，現在可能改為說服、誘導，即便是繼續采取恐嚇和制裁的辦法，其管理效果也肯定要打很大的折扣。行使和落實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在當權派看來，就肯定要產生損害技術領導權的效能，會產生降低管理績效的問題，如果假定當權派的管理投入的數量不變，那么就肯定會出現很多問題得不到及時處理的情況，因而政治領導權或者無產階級專政可以被精英們恰當地轉譯為是“破壞社會秩序和生產管理”的行為。這實際上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時精英們強調得最多的一個理由。

精英階層在管理技術和生產技術方面積累的越多，越是難以被替代，尊重技術領導權會被精英們轉化為穩固自身的權力和地位的恰當理由。精英階層對于自身所積累了優勢有明確的認識，關鍵時候可以作為一個政治籌碼來起作用。文革期間，就是在1966年10月份發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派路線以后，“兩報一刊”的輿論開始全面支持“少數派”——也就是后來的造反派，當權派成為輿論批評的對象，喪失了輿論保護之后，各地的當權派就是有意無意地領導了黨政機關干部的總罷工，反正他們有那些資本，關鍵時候就是要用以向毛澤東施加政治壓力——要么你放棄矛頭向上對準當權派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轉而按照官僚精英群體的意愿把文革作為第二個反右運動，要么老子就撂挑子不干了，你毛澤東自己想辦法重新建立第二套指揮系統。即便是第二套指揮系統能夠在短時間內開始運作，由于經驗欠缺肯定負面影響很大。這實際上是一種無聲的抗議，目的就是要你毛澤東自己權衡權衡，到底妥協不妥協，如果妥協就可以達成協議“復工”；如果你毛澤東一意孤行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那對不起，請你自己想辦法建立起第二套指揮系統來。這一次毛澤東拒絕妥協，拒絕把文化大革命按照官僚精英群體的意愿變成第二次反右運動，官僚精英群體也真的躺倒不干了。在開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輿論之后，毛澤東實際上已經預見到黨政系統當權派消極抵抗的可能，同時也是為了避免當權派把與造反派群眾的對抗升級，從1967年10月9日開始，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有各路諸侯參加并持續了20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會上毛澤東親口作出承諾說“我不會打到你們，我看紅衛兵也不會打到你們”，但是要求各路諸侯一改此前“組織一派紅衛兵保駕”同時“與另一派紅衛兵作對”的僵硬做法，正確對待群眾。毛澤東這一次苦口婆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算是徹底失敗了，湖北省代理第一書記張體學回來之后，因為批判資反路線路線之后，保駕的一派紅衛兵趨于瓦解，所以，他就把黨政系統干部劃分為“三道防線”——第一道防線由小干部組成，在政府機關外頭“頂住”防止造反派進入政府大院；第二道線由一些中層干部組成輪流值班的小組，出面應付造反派提出的各種問題，因為這些人沒有得到授權，因此就不能滿足造反派提出很多實質性問題，而且，這些值班官員根據官場通行的規則，只能是采取最僵硬的態度否定提出來的任何政治條件；張體學那個層次的官員屬于第三道線，他們雖然兼容軍隊政委，但是多年來并未在軍隊工作，這個時候都統統穿上軍裝躲進武漢軍區。文革穿軍裝的風氣不是從毛澤東那兒興起的，而是各路諸侯在這個時候迫切需要把自己軍事化，借以抵擋造反派群眾的“質問”，逃避自己在文革初期“整群眾”所欠下的政治債務。

在當權派普遍選擇罷工的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選擇進行第二套指揮系統的艱難建設過程，正是為了應對黨政系統當權派的罷工，毛澤東于1967年1月底作出批示，要求軍隊參與接管和重建黨政系統，這其實就是“支左”的針對性所在，直到1967年3月份，全國通過“奪權并建立革委會”的省份只有4個，進行“軍管”的省份倒有10個，為什么會這樣呢？目的就是為了避免黨政系統當權派罷工之后可能出現的天下真的大亂。同時，因為這個時候群眾組織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形成了一股可以依靠的力量，所以也要求他們參與穩定局勢，成為奪權的一份子，而且，在成立革委會之前，各地都以軍隊干部為主體組織過臨時的秩序維持機構——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最能夠體現毛澤東堅決不妥協的，是他說的“狠話”——去了張屠夫就吃活毛豬，沒有那么回事。實際上，由于原來的黨政干部是最熟悉業務的人，所以成立革委會的時候，也竭力拉攏他們參加工作，所以，革委會最終是“軍隊干部、黨政革命干部和群眾代表”的三結合。

   平民階層本身的管理經驗看，確實缺乏相應的積累，許多管理制度都不熟悉，而且社會矛盾和情況又錯綜復雜，后來的革委會缺乏相應管理能力去應對如此龐大的管理事務，在軍隊簡單的上下級命令系統中間，許多事情被粗暴地處理和對待，確實造成了相當多的社會問題。軍隊干部從適應于軍隊內部的簡單管理，到復雜的社會管理確實有一個漫長的熟悉、了解過程，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間，因為管理技術不足造成很多的矛盾和糾葛，1973年初毛澤東要求實現“權歸政、兵歸營”的決策依據。而對于原本作為勞動者和學生的群眾代表來說，對于管理的陌生程度就更高了，他們要學會調配資源和協調各個部門相互沖突的利益，協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多種社會關系，不僅欠缺了一個學習過程，而且也欠缺了一個在實踐中間汲取經驗教訓的磨合過程，這些在“非管理崗位”上是無法實現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宣傳上有一個偏向就是“過分道德化”的問題，這個問題并非處于毛澤東本人的治國理念或者四人幫別有用心的煽動，而是肇因于青年人相對單純的人生經歷和對社會政治關系簡單化的想象。就是說當時有很多原本沒有涉足政治的人，特別是以許多青年學生，積極地參與到這個群眾運動進程中間來了，雖然工人參與的也不少，但是學生發言辦小報的比重更高，學生掌握了很大的話語權之后，他們進行的“大批判”運動就格外受到他們自身認識水平的限制，每一個中學，甚至一個班級就可以編一張報紙，學生們對政治、對社會關系的理解，局限于自己非常單純的人生經驗，所以很容易出現把一切都理想化敘述。在普通學生的價值觀念中間，他們的眼界嚴重局限于“非政治”方面，他們最不能容許的各種壞事就是干部的生活作風腐敗問題，甚至組織很多“揭老底戰斗隊”專門去揭干部的作風問題，小報上也是連篇累牘地刊載這些東西。毛澤東后來很不滿意，他說把走資派批倒批臭是指從思想上、政治上把他們批臭，不是從生活作風上把他們批臭，不要把紅衛兵小報辦成黃色小報。不僅是處在非管理崗位上平民階層人士，很容易從一般的社會道德規范角度去看問題，受到自己生活經驗和觀察視野的局限，而且文革時期一些造反派也發展出自己的“狹隘利益”樣式——想要通過最簡單有效的方式把對立的當權派在社會輿論上批倒，以最方便的方式去爭取群眾，1967年元月，清華大學的學生“智擒王光美”之后，與王有一次激烈的交鋒，學生們要求王光美要從政治上、思想上，包括從生活上全面揭發劉少奇，王光美同意從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揭發，但是拒絕從生活上揭發，就這個問題雙方激烈的交鋒持續了一個多小時，看起來還是王光美同志比較掌握毛澤東思想。（對蒯大富的訪問）

造反運動和群眾監督，確實可以促使干部作風謹慎、聯系群眾和從狹隘利益方向收縮陣地，僅僅在這些方面才可以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很難在制度化方面做出建設性的成就。

從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波瀾壯闊的落實平民階層政治領導權的實踐看，一青年學生為代表的造反派確實未能在技術領導權方面有很多的建樹，小報輿論所體現的“泛道德化”傾向，實際上體現了平民階層在超越管理專業化和信息不對稱方面的局限。學生就是從普通民眾的道德信念出發，未能深刻理解復雜的政治過程，也不明了國家管理的關鍵問題及其基本規則，缺乏一個全局觀念和取舍標準，這當然需要經過漫長的學習和事件過程才能獲得，如果沒有這個方面的限制，就大可以按照巴黎公社的要求，通過直接選舉的方式，方便的甚至是頻繁地進行組織革命——隨時都可以換一批人去當干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的行使受到技術領導權的限制，文革期間發生的許多錯誤和偏向，都主要地與這個有關系。鄧力群說毛澤東高估了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組織能力，這實際上還是未能看到政治領導權和技術領導權的區別和分離，如果具備了鄧力群所說的兩個條件，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不需要周期性地進行，而是可以畢其功于一役，甚至實現巴黎公社式的選舉，干部隨時可以撤換。而毛澤東就不是這樣看問題的，他確實看到那些學生犯了很多錯誤，身上有很多不足，但是毛還是支持他們肯定他們“大方向是正確的”，支持他們自己組織起來，希望他們在錯誤中間學習，最終實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目標，按照當時的說法叫做“時間出真知、斗爭長才干”，希望這些年輕人在親身投入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經過實踐、政治對抗和派別之間的沖突與磨合，不僅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而且提高自己處理相互沖突的利益和權力要求的能力，在實踐平民階層政治領導權的相關斗爭過程中間，增進技術領導權方面的積累。

如果說行使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對于精英階層而言是有損于他們的權力和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堅決反對的話；實際上，行使政治領導權對于平民階層自身而言成本就更為巨大。我們都知道一個民間諺語“窮不與富斗，富莫與官爭”，這說的是與有錢有勢的人過不去，后果很嚴重，不對稱的權力意味著更高的競爭力，擁有權力較小的弱勢群體在通常情況下不宜選擇競爭行動。特別是，一個支付監督成本對領導提意見的下屬，通常要承擔“穿小鞋”這樣一種常見的監督成本，但是，領導作風和方法的改進或者放棄狹隘利益取向，其受益者通常是那些沒有支付監督成本的人，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說法，在行使平民階層政治領導權的過程中間，監督成本是內部化，但是因此產生的收益卻分散在許多人身上，難以實現內部化。由此必然要發生奧爾森所說的“集體行動的困境”問題。也是由于監督成本和收益的主體難以重合，對于精英階層的監督制度化就缺乏現實的路徑，當然，精英階層刻意選擇對于監督者的打擊報復，目的無疑就是要達到使監督成為一般人的“不明智”選擇，借以把監督行為最小化。

從文革的群眾造反參與者的遭遇看，在劉鄧“五十天白色恐怖時期”被作為“右派”、“反干擾”的對象和“游魚”受到打擊，在1967年軍隊支左后的“二月逆流”中間受到逮捕和鎮壓；在革委會成立之后的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中間受到批斗；在1970年全面展開的“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一打三反”運動被作為反革命份子，關進“五不準學習班”受到嚴酷審查；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后的“揭批查運動”中間鋃鐺入獄，后被判刑。當權派要造反派群眾承擔如此巨大的監督成本，目的顯然不是為了鼓勵民主監督和群眾行使政治領導權的。“二十年不搞運動”固然反應了官僚精英群體的共同意愿，但是這一目標的順利實現，也只有徹底瓦解民間的一切監督成本支付意愿之后，才是有保證的。

把監督成本提高到無窮大，明顯降低了狹隘利益遭遇反對的可能。反過來，搞“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天天講”，明顯是把精英階層的狹隘利益取向充分暴露出來，讓人們充分認識到行使政治領導權的必要性；而文革期間毛澤東以自己的巨大個人威望去支持“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明顯是著眼于降低個人承擔的監督成本預期，為盡可能多的人解除“穿小鞋”的顧慮，積極地參與到監督精英階層的政治運動中間來，從而把必要性和可能性統一起來。讓監督者承擔一個什么樣的實際成本，或者適當地改變成本預期，明顯會起到鼓勵或者阻擾群眾監督的參與規模。

監督精英階層放棄狹隘利益，首先要去掉平民對精英階層的盲目信任，在當權派的劣根性還沒有充分暴露的時候，“階級斗爭的教育”就更是必不可少，所以毛澤東對他的侄子毛遠新說：“階級斗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學畢業？”（毛澤東：教育制度要改革，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卷）實際上，文革初期主導運動的很多大學生，都是在親身參加四清運動中間，才第一次對共產黨官僚精英群體產生了新的認識，然后才帶著相對主動和積極的態度參與了文化大革命過程，武漢“鋼二司”的第一號勤務員楊道遠、第二號勤務員方保林都是這個情況。今天來放“馬后炮”的話，讓大學生放棄學業去參加“四清運動”，一些畢業班的大學生因為參加了“四清”按照規定竟然可以省去“畢業設計”，實際上這是毛澤東為了訓練文革中堅力量而“蓄謀已久”的“政治夏令營”，是讓相對缺乏政治經驗的大學生們在第一次參加文革這種嚴肅政治斗爭前的熱身運動。

文革期間最能夠反應這個對官僚精英群體給于“合理惕戒”思想的概念就是“當權派”：一個黨委書記或者政府官員是否代表黨和政府，本身不是由科層制內部的職能分工所能決定的，而是需要經過群眾審查確認的，這個概念背后隱含了對精英階層進行“有罪推定”的政治預設，同時群眾可以揪斗“走資派”的法理依據，也在于需要當權派自己來承擔證實成本，要是沒有“有罪推定”和精英階層承擔“證實成本”的規則，四大和揪斗行為都是違法的。那樣的話，政治領導權就根本不可能落實，除非以青年學生為代表的群眾掌握了比精英階層更高水平的技術領導權，否則就取消你的發言權和參與資格。文革中間你們老是把小報搞成黃色小報，哪兒有能力糾正當權派的問題呢？當權派的問題很難坐證，或者說證實成本很高，群眾無法承擔，所以，今天的依法治國實際上是把證實成本轉嫁給平民階層承擔了。文革期間四大和揪斗走資派的依據是：只要沒有群眾的批評和監督，精英階層天然會走向狹隘利益，證實依據這個取向在法理上才肯定了有罪推定，在有罪推定的前提下考慮群眾缺乏管理經驗和信息弱勢，才產生出要求精英階層自己承擔證實成本的要求。沒有這兩點，落實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就是一句空話。

在非毛化時期，不僅否定了階級斗爭為綱，實際上也連帶否定了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法。，當然目的還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國是否存在利益相互沖突和對立的階級，本身成為一個疑問，大量的輿論和學術都集中于闡述“雙贏”——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的雙贏，中國和美國的雙贏，等等，利益的沖突和落差變得看不見了。為了否定這個分析方法，把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徹底的“無害化”處理，在邏輯上就需要填補一個漏洞：毛澤東的“極左認識”和對國內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是如何“合理”地產生的？最后是聰明的胡繩先生做了這篇文章，他認定毛澤東有明顯的“民粹主義”傾向，錯誤地高估了底層民眾的道德覺悟，這個文章在兩個方面有“創新價值”：首先是把社會制度建設問題轉化為對于道德水平的錯誤判斷，同時，也不恰當地從農民的平均主義愿望出發進行錯誤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有了這個對漏洞的修補，就可以指望減少很多說三道四的人，從而對于精英階層狹隘利益構成威脅和顛覆性危險的東西，就可以大大減少了。

六、         扁平化結構社會的造反派——中國的“貴族造反”與精英主義制度化進程

精英主義制度化時代，極端的狹隘利益阻塞了多數人的出路，會引發平民階層的不滿和革命。反過來，一個相對扁平化結構的社會明顯抑制了精英階層的權力和利益擴張空間，會引發貴族造反的強烈情緒。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革命感的普遍而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平等，其時，人們認為他們與勝過他們的其他人是相同；或渴望不平等和優越，其時，他們想到自己不是強于而是同于或劣于自己的下屬，然而卻自認為是優越的……于是，在寡頭統治的國家，民眾在他們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思想指引下起來革命，因為正如我以前所說，他們是相同的人，卻沒有相同的份額；而在民主政體的國家，達官顯貴起來反叛，因為他們不是相同的人，卻只有相同的份額。”（亞里斯多德《政治學》，轉引自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亞里斯多德對于一個社會的階層結構和制度穩定性的看法，很具有啟迪意義，看起來每一種制度都會有不滿意的階層，他對平民階層革命的理解，不無偏頗，但是對于貴族造反的把握卻相當精準。而魯迅先生有一個說法，更好地描述了時間序列中間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利益變動對于人們的影響，他說“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而已集-小雜感》）

社會主義制度并非穩如磐石，而是隨時有可能發生變革的，按照毛澤東于1962年得出的結論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如果歷史真的存在這種可能，顯然，會導致平民階層和精英階層的權力和利益份額的巨大改變，按照魯迅的說法是肯定會有“將來闊氣”的群體，這個群體顯然按照經濟人假設可以被合理地推定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力量，或者如亞里斯多德所言那些“只得到相同的份額”的“不相同的人”有強烈的造反欲望。

對于官僚精英群體而言，其狹隘利益并不是僅僅簡單地體現為多吃多占和貪污等經濟形式，還表現為思想意識和權力運用方面的變化，這些經濟、思想和權力運用方式的變化是系統的，而且是結構性的——就是每一個官員在特定的地位和科層結構中間，會自動地復制出來，可以借用美國社會學家朗西曼的“系統策略利益”的概念來表述。“在朗西曼看來，任何社會中的主要演員是那些真正追求他們的‘系統策略利益’的現世表演者。‘系統策略’這個術語是朗西曼發明的。它指的是一個群體或一種范疇——如：一個階級、地位群體、社會等級或宗派集團—它包括扮演這種角色的人們，他們有‘一個明顯的、遠非暫時性的、相似的地位以及(因為這個緣故)一個共同利益’。主要演員之間的權力競爭決定了他們的社會如何運作和演變。在任何時刻，每個社會都是競爭性選擇過程的結果。”（轉引自史密斯：《歷史社會學的興起》第175頁）毛澤東對于共產黨官員的認識界定與此類似，在1950年代他多數情況下是在“反右傾反保守”的名目下講話，敦促官員的工作方法改進，但是他逐步認識到這是官員們的結構性行為模式體現的是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所以才被他定義為修正主義，1963年6月4日毛澤東在武漢東湖客舍會見越南勞動黨代表團時說：“出修正主義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會經濟基礎。偶然的、不成系統、不是一貫的不能叫修正主義，是認識問題。我們這些人的認識也有個過程。”（《毛澤東經濟年譜》第581頁）

一般而言，官員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總是傾向于降低政治風險、盡可能減少管理事務的數量，從而發展出一種因循守舊、得過且過的心理。不僅僅是共產黨官員是這個樣子，就是西方先行國家的成熟企業官員，也是這個樣子，按照企業史家錢德勒的理解，“歷史經驗表明，除非受到最強大的壓力，管理者很少會改變他們日常的慣例和權力地位。”（路風：《從結構到組織能力――錢德勒的歷史性貢獻》，該文原是《戰略與結構》一書的序言）問題的關鍵在于：新中國的各項事業剛剛開展，管理經驗的積累還剛剛開始，有效的“慣例”還沒有形成，組織內部的關系定位尚未達到穩定狀態，這個時期的右傾保守的表現就相當糟糕——到完全無法指導起碼的生產程序，而且過分缺乏管理經驗的官員其行為模式向往往過快地指向個人利害相關的方向，大躍進時期的“五風”問題就是一個集中的表現。最嚴重的管理問題當然就需要最嚴厲的管理整頓，因此四清運動和文革的相繼發動，目的是通過上下結合的方式去施加一種“最強大的壓力”促使管理者改變他們固守可憐的“慣例”同時超越系統策略利益——按照毛澤東的理解就是修正主義。除了經驗不足的問題之外還有別的問題，毛澤東顯然認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一個危險是受到官僚精英群體的狹隘利益牽引，落入“修正主義”的陷阱。“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干部也沒有經驗。過去對干部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也不夠。所以這次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參加勞動。支部書記、大隊長都參加勞動，公社以上干部也參加一部分勞動，最好縣一級干部也參加一部分勞動。”（《毛澤東經濟年譜》第581頁）

四清時期曾經提出過一個干部蛻化階段的公式——“懶、饞、占、貪、變”，認定干部的蛻化是從好逸惡勞開始的，一步步地去強化并擴張自身的狹隘利益，最終徹底走向反面，毛澤東提煉的蛻化機制是這樣的：“農業合作化以來的無數事例證明：凡是辦得好的社、隊，無例外的都具備有社、隊的領導干部經常和社員在一起積極參加勞動的特點。反之，凡是辦得不好的社、隊，往往具有一個相反的特點，即這些社、隊的領導干部不愿意和社員在一起積極參加勞動，因而脫離群眾，不能抵抗剝削階級思想的侵襲，生活特殊化，貪污、多占群眾的勞動果實，有的甚至逐步蛻化變質，墮落成為富裕農民和資本主義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毛澤東：關于《山西省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已形成社會風尚》一文的批語，一九六三年五月，載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

從經濟人假設開始，可以認定精英階層的狹隘利益取向，在走上管理工作崗位中間，官員們已經逐步地脫離群體形成自身的系統策略利益，最后的精英主義制度化過程在毛澤東看來是一定會完成的，資本主義復辟肯定要實現。這個“可能性”向現實的轉化過程，除了受到精英階層自身的利益驅動表現為“貴族造反”之外，還因為平民階層政治領導權方面的決定性不足。毛澤東在1959年就判定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是代表蘇聯的“高薪階層”，在1962年得出結論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按照我的提煉，毛澤東實際上認定：精英階層的狹隘利益是結構性的無法避免的，會從早期的“右傾保守”的臨時表現走向系統的修正主義階段——也就是系統策略利益的穩定表現，最后肯定要走向精英主義制度化階段——資本主義——實現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要防止這個演變的三階段全面完成，在修正主義階段也就是在當權派的系統策略利益階段上，就必須要“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揭露陰暗面”形成強大的輿論和組織力量，才有那么一點點可能最終解決，由于問題體現的是一個社會階層利益的頑固性和結構性，顯然，問題就不可能指望通過一兩次或者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解決。

一個社會的實際權力和利益分配，越是靠近中間的平均線，那么從經濟人假設出發，貴族造反的勁頭就越大，反過來，平民階層的滿意程度就越高，對于精英階層的警惕戒備就越是不足，政治上就越是消極。換言之，一個社會越是接近于扁平化，精英階層的造反意志就越強，因為作為不相同的人卻只得到接近于相同的份額；而平民階層則因為接近得到了相同的份額，覺悟就越低。所以，扁平化結構社會“貴族造反”的成功可能性最大，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主義越是成功，復辟的機會就越大。

平民階層的覺悟或者政治意志要到什么時候才會提高呢？按照平民階層最偉大的軍事家和造反派頭頭毛澤東的認識是：人愈窮，才愈要革命。如果沒有經濟上的剝削，就不需要政治上的壓迫，進行政治壓迫是需要付出很大的管理成本的，假如沒有很嚴重的經濟剝削，老百姓也就不會想著要反抗你，還費心勞力去搞一個高成本壓迫系統干什么，那不是有病嗎？反過來，壓迫也不是能夠解決精英們的一切問題，就象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精英階層為了保障自己的狹隘利益，不得不組織一個政治壓迫系統，來有效地排斥平民階層的利益要求，結果最后走向惡性循環；牛頓定律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毛澤東說革命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最后要發展戰略反攻，也就是說，反作用力開始階段小于、中間階段等于、最后階段是大于作用力，壓迫就要被推翻了。這樣一種情況是我們在革命年代看到的，但是在毛澤東時代我們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

如果沒有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國家的許多帶有根本性的政治問題我們都看不清楚，沒有辦法進行研究。恰恰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把許多平時隱藏得很深無法暴露的問題都揭示出來。所以，我們要分析中國“貴族造反”的條件有多么好，貴族造反多么容易，還是要得回到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中間去。

我們學的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都要講到，國家的本質是一個暴力機關，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沒有這個作為支撐，一個集團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就不大可能。一個根本的意思就是，沒有鎮壓機器起作用，統治集團的特權和地位就難以維持。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檢驗機會，毛澤東確實擔憂當權派會調用國家機器去壓制造反派學生，所以在1966年8月21號22號，分別通過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和公安部都下了明令，不準動用警力，不準動用解放軍去鎮壓群眾鎮壓學生。青島、西安、長沙、浙江、江西等地，都實行了調動工農反學生的現象，后來中央又迅速下發文件予以制止，人民日報還以公開社論的方式告誡工農不要去反對學生，特別是到了10月份批判資反路線之后，各地原來受壓制的“少數派”公開成立組織活動成為“造反派”而且力量日益壯大，當權派苦心組織起來的“多數派”也就是保守派趨于瓦解，當權派真的沒有國家機器可以用，沒有暴力機器可以支撐，從1966年11月到1967年1月，當權派確實經歷了十年文革期間的最虛弱時期，大概接近四個月時間。如果認為這樣就說明了事情的全部，那是不準確的。

我們剛才講到，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后，黨政系統的當權派領導了罷工，中國真的陷入“天下大亂”的危險，毛澤東拒絕從文化大革命整當權派派后退到“反右”的整群眾，所以不得不自己著手建立第二套指揮系統，在這樣的情況下，讓唯一的有組織力量解放軍出來起作用就難以避免了。1967年1月21日毛澤東就有批示，要求解放軍要支持左派革命群眾，此前的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毛澤東：對南京軍區黨委關于是否派軍隊支持造反派的請示報告的批語，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卷）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發出了《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1月28日毛澤東批發了軍委八條，從此解放軍正式介入文革并成為各地主導文化大革命走向的主要力量。

在1966年8月下旬下發的總參總政和公安局文件中間，實際上是凍結了國家暴力機關對當權派地位的支持作用，軍委八條下發之后，各地當權派普遍借助其中第一條的規定去鎮壓造反派的“沖擊”，這一天是這樣說的：“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各地黨政系統的當權派普遍地和軍隊系統的當權派攜起手來，再次援引國家機器的力量去捍衛自身的地位和利益，軍隊支左“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毛文稿》），甚至演變成“二月鎮反”——把不利于自己的造反派組織宣傳為反革命組織加以取締和鎮壓，最惡劣的事件是1967年青海的“二二三事件”——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西寧駐軍“聯辦”領導小組副組長趙永夫命令開槍打死學生和工人180多人，打傷幾百人，抓捕群眾上萬人。成都軍區則在一夜之間抓捕了十多萬人，監獄人滿為患。這就是著名的“二月逆流”在地方上的經過，軍隊確實是捍衛當權派權力地位的最方便和強有力的工具。從文革的進程看來，當權派雖然實際上掌握黨政軍人財物，但并非總是能夠可以援引暴力機器的力量。

1966年8月下旬之后，國家暴力機器被凍結，按照造反派的看法當權派的主要手法“打著紅旗反紅旗，挑動群眾斗群眾”，按照毛澤東的看法為了與一派紅衛兵作對，需要組織另一派紅衛兵保駕，10月批判資反路線之后，由早期工作組時代組織起來的“多數派”紅衛兵趨于瓦解，當權派此后的四個月時間里面的統治階級地位確實是岌岌可危，沒有什么可以維護的力量作為憑借。在軍隊支左之后，當權派利用政策按照自己的需要找到了一個“缺口”，在反擊“二月逆流”期間，首先是處理了青海二二三事件逮捕了趙永夫，接著于1967年4月10日頒布了“軍委十條”，堵塞了當權派可以利用的政策缺口。軍委十條的第三條規定：“不準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準把革命組織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對于犯有某些錯誤的群眾組織，要積極進行幫助教育。對于確實查明被反動分子控制的群眾組織，要做分化爭取工作，孤立其最壞的頭頭，爭取被蒙蔽的群眾。必須公開宣布其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的，要經中央批準。”第二條規定“不準隨意捕人，更不準大批捕人。對于確實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須證據確鑿，經過批準手續。”國家機器對于當權派的保護作用，再次被凍結了。

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間，當權派不僅僅是狹隘利益受到威脅，就是他們的權力地位這樣的既得利益都受到一定的威脅，他們通過各種方式來進行維護，毛澤東凍結了暴力機器他們就組織保守派群眾的力量去維護自己，在軍委八條出來之后就變通執行利用軍隊的力量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可以動用軍隊就動用軍隊，不能動用軍隊的時候就挑動群眾，1976年之后可以動用司法機關。官僚精英群體利用一切手段去捍衛自己的利益，這個不奇怪，奇怪的是“群眾”“高度” 受其利用。文化大革命中間最典型的案例是武漢的“百萬雄獅”圍剿造反派。軍委十條頒布之后，當權派依仗暴力機器的意圖部分落空了，他們又只能轉而在群眾組織中間打主意了，武漢在1967年5月16號成立了一個由武裝部發起并組織的、由“武裝基干民兵”組織“紅武兵”為主要力量的“百萬雄獅聯絡站”，這個組織從5月16日成立，到7月24日攻打武漢體育學院的最后一次行動，存在了69天，進攻了70多個造反派力量占據主導地位的學校和工礦企業單位包括部分造反派宣傳據點，例如六渡橋武斗就是進攻設在“民眾樂園”的造反派宣傳據點，此外進攻湖北大學、測繪學院、武漢水運學院，漢陽軋鋼廠、汽車配件廠、國棉三廠等等。按照百萬雄獅一號頭頭俞文斌的說法，他本人并不認識造反派中間的人，更談不上個人恩怨，為什么非要采取極端的“武斗”和圍剿手段呢？按照造反派頭頭楊道遠的說法，我們學生組織從文革初期一直存在下來，經過鎮壓和打擊一直存在，為什么百萬雄獅一夜之間冒了出來，是因為當權派在文革的這個階段有這個迫切的需要。百萬雄獅的成立就是為了滿足國家機器被再次凍結之后的當權派需要。事實不是單純的“當權派幕后操作和挑動”那么簡單，實際上，固然有當權派挑動的因素，也有認識方面的障礙和原因，毛澤東對此就不是單純看待的“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個工廠，分成兩派，主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保自己，蒙蔽群眾，挑動群眾斗群眾。群眾組織里頭，混進了壞人，這是極少數。有些群眾組織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也是一個原因。有些人當了保守派，犯了錯誤，是認識問題。有人說是立場問題，立場問題也可以變的嘛。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極少數人的立場是難變的，大多數人是可以變的。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毛文稿》12卷）　　

按照毛澤東的說法：百萬雄獅雖然不是群眾組織，但是里面還是有群眾嘛。確實，百萬雄獅里頭很多都老工人，這些人感到解放后，自己工作有保障，收入和地位都大大上升，自認為是“得了共產黨的好處”的人，所以許多人受到當權派的鼓動，認定造反派是壞人操縱的“右派翻天”組織目的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回到舊社會去，這樣，很多老工人的階級感情就被激發出來了，甚至冒著被造反派反擊的危險，很積極地參加百萬雄獅指揮的武斗。許多造反派在武漢立足不住，紛紛逃亡北京和上海等地。武漢的造反派不承認有什么“武斗”，只承認組織的基干民兵組織秉承當權派的意愿而執行的“武力圍剿”。關鍵在于：那個時代的當權派即便是沒有暴力機器的掩護，也仍然能夠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地位。

對于這個現象，研究文革的學者王紹光有一個看法，認為毛澤東有一個錯誤，很多保守派工人是新社會的得利者，也是新制度的擁護者，毛澤東在文革期間不依靠他們反而依靠對官員們意見很大的造反派，在文革依靠力量上有一個錯位。這一點毛澤東也有清晰的認識，但是他不滿足于此，而是要繼續深入下去，他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講話中間說：“他們為什么能蒙蔽群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么，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只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并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以及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繳械了。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斗爭的繼續。”（《王力遺稿：王力反思錄》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

平民階層，在扁平化的社會里面在政治上的缺乏覺悟，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關鍵在于普通人很難說制度的好處和當權派的好壞分開來看待，把自己在新制度下的得益轉化為對當權派的效忠，沒有這一點誤置，百萬雄獅就很難組織起來，即便是組織起來也可能被瓦解掉，就像文革初期的“多數派”一樣。學會把路線和官員分開，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毛澤東在一些高官談話時，多次強調“要跟路線，不要跟人”。從文革初期兩派的辯論中間，體現了一個看問題的方法上的關鍵分歧，造反派是同意“懷疑一切”的、支持把路線和官員分開看待的，而保守派則強調黨的領導是具體領導、路線和人不能分開。雙方看問題的方法論分歧，集中體現在“當權派”這個概念上，毛澤東提出這一概念，造反派支持這個概念，保守派則反對，轉而認定書記就是黨的代表和化身，所以認為造書記的反就是反黨，文革后保守派輿論的所謂“迫害老干部”的敘事中間，實際上也是把官員作為黨的化身、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利益的代表，把掌權的人和權力的內容混為一談。

文革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認識分歧，涉及到左右派看問題方法上一種有悠久淵源的差別，按照曼海姆的看法就是：“19世紀早期的德國保守主義者和當今的保守主義者，都傾向于使用形態學范疇。這種范疇不僅不會打破經驗材料的其體整體性，相反、還保存了它整體的獨特性。與此相反，左翼黨派則喜歡使用分析方法，以此將每一個其體整體加以分解，以求獲得較小的、也更一般的單位，然后將這些單位通過因果范疇或功能分析范疇重新組合起來。這里，知識社會學分析的任務不僅在于指明，具有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會按照不同的方式進行思考，而且還要說明人們使用不同范疇賦予經驗材料以不同秩序的原因。左派所期求的是從現有世界中獲得某種新的東西，所以他們并不想就這一世界的本來面貌來了解它，而是將即定情境的組成要素進行抽象和分析，然后再以嶄新的方式加以組合。而接受形態學的范疇，也就意味著我們希望按照世界的既定面貌來加以了解，不希望它發生任何變化。穩定那些變動不居的要素，支持現存事物，是形態學范疇的本質目的。”（李小方：《曼海姆》，載《當代西方哲學家評傳》第十卷，第413-414頁）

涉及到數量龐大的群體的認識上錯誤，只能是等待他們覺悟，不能從外部施加壓力，這只能起反作用。1967年秋天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9月18日上午接見了湖南省委領導人黎原、華國鋒、章伯森，后來傳達的接見講話中間有這樣一些話：“湘潭的經驗很好嘛！有那么多工人，不會一輩子保皇，要正確對待。對保守組織的頭頭，要讓受蒙蔽的群眾起來造反。”“兩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對保守的不能壓，一壓就有反抗。我們就是蔣介石壓出來的，一壓就壓出了三十萬紅軍，三十萬共產黨員。后來是自己犯了錯誤，才有二萬五千里長征。”（龔固忠等主編：《毛主席回湖南紀實（1953-1975）》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15頁）按照毛澤東的部署，不僅不要施加壓力，而且新的革委會成立時，還要考慮保守派群眾的代表性所在，給予相應的名額：“在一九六七年八九月主席南巡前后，中央處理各地問題的政策，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原來是區分左派右派、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后來都承認是革命群眾組織，同等對待。遼寧問題的處理上，表現得最明顯，對于遼聯、八三一和遼革站都是平等對待的，成立革委會是每個組織出常委以上的名額五個，沒有分左右派。具體的比較，是進入革委會之后，看工作能力和表現。”（對周總理聯絡員老李的訪問，2006年8月）

看起來有這樣一個規律，社會主義制度越是成功，越是保護多數人的利益，多數人在政治上越是消極，越是沒有覺悟，“階級斗爭為綱”那種教育和運動就越是需要；而且，僅僅只是正面教員的教育，其效果還是有限的，只有一部分人接受，多數人的覺悟最后還是需要“反面教員”出場。北京的退休工人在北海公園集體唱歌，他們中間可能有人是文革期間的保守派，經過事實的教育，他或者她已經在政治認識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他們把文革歌曲《敬愛的毛主席》中間的歌詞：“我們有多少貼心的話要對您講，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兒要給您唱。”修改為“我們有多少慚愧的話要對您講，我們有多少感激的歌兒要給您唱。您的苦心今天才明白，您關護我們的心天高水長。”（引自強國論壇：《同唱東方紅 紀念毛澤東――首都工人群眾自發在北海公園唱歌、歌頌毛主席見聞》）

文革四十年以后，大量的百萬雄獅的普通群眾包括大部分的中間層的頭頭，都覺悟了。07年720事件的前一天，7月19號，百萬雄獅原來工廠一級的頭頭三四百人約定在武漢中山公園的一個茶館里碰頭，還預備要在會后舉行游行示威。他們到了才發現，茶館的所有座位都被便衣警察坐滿了，他們一看這個樣子就只好到公園的空地上去，準備聯絡聯絡，交流交流，很快便衣就跟來了，便衣自己跟他們發生沖突，這些頭頭還沒有反應怎么辦的時候，便衣自己打電話報警，警察早就預備好了，行動神速，一下子就來了一千多警察，三四個人伺候一個，弄清楚各人的身份之后，有單位的叫單位來人領走，沒單位叫組委會領走了，這些人不僅游行示威沒有搞成，連話都沒有相互說上幾句。

實際上從2003年開始，前百萬雄師聯絡部長章迪杰等人率領部分百萬雄師頭頭上訪，向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提出四項要求：“落實原市委發文同意的因文革致傷致殘按工傷處理的政策。我們原來治病、治殘是實報實銷的，自從醫改后，全部要由個人承擔，要求恢復原來的政策。”，“落實住房補貼政策——現在公務員、事業單位都按文件給了錢，企業的職工一分錢也沒給。”“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事業單位2006年最低的一次性每月就增加了480元，現在不僅沒有縮小，還在擴大差距。”“增加醫保門診的醫療費用。前幾年報上公開承認，中國的醫療制度改革是失敗的。造成的惡果是，不少的老勞模、老先進生產者、廠紅旗標兵因無錢看病，跳樓上吊，自殺身亡。我知道的就有十幾人。”這四個要求中間，除了第一條之外，都是普通工人的共同問題和要求，但持續的上方也只是少部分得到了滿足，“今年4月上旬，市穩定辦強漢生主任與我們有關上訪人員進行談話，詢問我們有哪些困難。我們說，我們是企業退休的老人，是靠政策吃飯的，如果有關政策不落實，我們將會永遠困難。這陣風過后，這四個問題沒有一個有實質性的答復。僅對部分傷殘人員作了調查。對部分傷殘人員醫藥費進行了報銷。” 前百萬雄獅的十三個常委之一的章迪杰很有感慨，他曾經對訪問者說：“造就‘七·二零’事件的‘百萬雄師’兄弟們，除極個別人因提拔到黨政部門領導崗位，躋身主流社會外，絕大多數人已經墜入下崗，買斷工齡，被邊緣化，淪為新的城市貧民。對當今社會的看法，我們‘百萬雄師’高層的幾個人意見就不能統一。這不奇怪，毛主席說過，人們的經濟地位決定人們的意識。他當了大官，當了老板，有了錢，說法就跟你不一樣，因為他是既得利益者。老俞就認為我是瞎胡鬧，認為我們提出要解決文革中傷殘者的醫藥費問題已經過時，因為他享受老干部待遇，看病可以全報。我現在和孫德洲（他是離休待遇）一起領著弟兄們干。”（榮根：《武漢“七二零”事件四十周年――“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訪記》，載海納百川博客）

在一次造反派頭頭與百萬雄獅頭頭的聚會中間，俞文斌講到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搞權力斗爭的，他原來的老戰友張迪杰當場就發言表示不能接受，一點也不給留面子。張迪杰和俞文斌的分歧，很鮮明地體現毛主席那條著名的語錄：“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毛澤東：《實踐論》，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頁）張迪杰告訴采訪者說：“我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是為了解放廣大的勞動人民，建立一個公平公正合理的社會。檢驗社會主義國家的唯一標準是看廣大勞動人民的基本生存條件。我們認為劉少奇、鄧小平確實是搞修正主義的，毛澤東用組織程序很容易解決劉少奇、鄧小平路線的問題，不應該把全國人民都卷入這場大災難。我認為文革中兩派都是受害者。”百萬雄獅的一個中層頭頭王少榮對于近二三十年的演變的評價是：“工人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毛澤東在四十三年前就有預見的。我是當年的‘四清’工作隊員，當年主要是清查走資派，是反修防修，現在看，中共比蘇修還修。”“毛澤東要搞文革，目的是為了工人階級，為廣大勞動人員，但做法是欠妥的。現在的干部一人幾套房子，有小車，養二奶，換妻子，而工人下崗的下崗，買斷的買斷，貧富差距擴大了。工人心里是不平衡的，群眾想念毛主席。”（同上）在宏觀方面看，這些頭頭確實覺悟了，但是在談到他們自己在文革中間的問題，他們就反過來加以肯定作為自己的“政治資產”來看待，所以，在談論解決問題的方法時，他們都認為走資只是劉鄧個人的問題，不是一個階級或者階層利益的體現，所以，就反復說只要毛澤東采取組織措施就可以解決。

有一位省報的副總編告訴我，在他那個位置上能夠看到幾乎全部黨內文件，他的印象是二十多年來的文件，沒有任何一個文件是擴張工人農民利益的，都是有利于社會上層利益的。從這一點看，工人農民成為弱勢群體乃至一個持久的貴族造反過程在政策方面體現的積累效果。反過來，“新三座大山”重新成為威脅民眾基本生存條件和精英階層的狹隘利益的體現，也當然是這一效果的另外一個方面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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