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改革開放以來工會工作中

的問題和加強工會的建議

改革開放29年來，隨著國家在改革中的變化，我國工會也隨之改革變化，出現了新情況和問題。

2007年春夏之交的“黑磚窯事件”，驚心動魄，牽動和反映了多方面的問題，也反映了工會沒有發揮應有作用的問題。

下面我們把我們所了解的情況作些概述，提出加強工會的建議，請中央考慮。

一

像“黑磚窯”這種在改革開放中出現的私有、或雖為公有，卻由包工頭承包的小磚窯、小煤窯、小冶煉廠或是其他小作坊，不僅山西有，并且全國到處都有。這種企業的勞動用工狀況，對待工人的態度，程度上可能有不同，但基本都是一樣的，都是殘酷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無情地榨取他們的血汗——剩余價值、甚至必要勞動。

但是，多少年來，在事情不鬧到這次那樣，工人及其家屬們不得不起而行動的程度，無論是各級黨、政府，包括工會對之都不問不管、少有作為。

按理說，工會是無產階級自己的組織，工會的天職就是代表、保護無產階級的利益。并且，工會應當處身于無產階級群眾之中，無產階級所受的壓迫、剝削，工會應當如同身受，有切膚之痛，最能在第一時間發現、反應，就像全總自己所說：應當是“職工群眾合法權益的第一知情人、第一報告人、第一幫扶人和第一監督人。”令人遺憾的是，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

此次山西“黑磚窯”事件？洪洞縣、廣勝寺鎮、曹生村王兵兵那個罪大惡級的“黑磚窯”是當地派出所個別民警偶然發現的。那里根本沒有工會，地方工會根本不知道。2007年3、4、5月，河南數百名家長，包括電視臺的記者在山西到處尋找被拐騙擄掠的孩子，工會全然不知。很有諷刺意味的是：王兵兵“黑磚窯”在5月27日被發現曝光后的6月5日，《工人日報》在對此案無一字披露的情況下，卻報道：“《山西省農民工權益保護條例》，6月1日經山西省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將從7月1日起開始實施。”并且說：“這是9年來在山西省總工會推動下，省人大常委會頒布的第7部保護職工權益的地方性法規。”《工人日報》、山西省總、山西省人大都像沒有發生什么事似地，官樣文章，發布文件。麻木如此，令人嘆息！6月中旬，中央胡錦濤、溫家寶、吳官正、李長春四位中央常委對“黑磚窯”批示以后，山西急急忙忙“地毯式排查”，共查了8萬多戶，全國總工會也參加了，沒有看見工會事先曾單獨主動發現揭露過任何一個單位的問題。接著，由國務院部署，全國總工會和各地工會都參加，在全國范圍內排查了27萬多戶，同樣也沒有看見工會事先曾單獨主動發現、揭露過一個單位的問題。

是不是這些問題很難發現呢？根本不是。在國中，殘酷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事到處皆有，摭拾即是。但往往不見工會在其中有何作為！

當然，也有個別特例：今年三月，洋快餐麥當勞、肯德基、必圣客違規用工事件，由大學生寫信揭發以后，廣東省等地方工會和全國總工會都積極出面替受雇的大學生說話，但當政府勞動社會保障部門一說：大學生勤工助學，不視為就業，可以不訂勞動合同，不執行最低工資標準。盡管這種說法于法于理都不妥，工會也只好不支聲、不了了之了！

多年來，發生多少礦難、多少事故、多少資本主嚴重侵犯無產階級合法權益的案件，我們看到的，都是在事發以后，政府派調查組，工會參加，跟在一起調查，處于陪襯地位。很難看見工會事先主動發現，獨立自主去保護無產階級的利益！

為什么天職就是無產階級自己組織起來保護自己的工會，變成了這樣呢？原因究竟何在？

二

要弄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工會所處的社會處境。

首先，在中國，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一切的。工會作為黨聯系群眾的紐帶和橋梁，更被嚴格規定必須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工會的路線、方針、任務，以至組織體制、干部配備，都由中共中央和各級地方黨委決定。“黨叫干啥就干啥”是多少年來工會必須嚴格遵循的原則。工會對黨處于這樣的從屬地位，工會的問題，實際反映的是黨對工會的方針問題，也是黨本身的問題。

其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黨和國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中國工會就是解放了的、集體占有生產資料的國家和企業主人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工會。工人階級是中國社會的領導階級，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系的代表，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列寧論定，工會“是學習管理的學校，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是共產主義的學校”。工會的任務，中國工會曾長期規定為“以生產為中心，生產、生活、教育三位一體。”也就是說，廣大工人階級群眾把自己組織在工會之中，努力提高社會主義覺悟，努力發展生產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生活。社會主義就是民主，社會主義企業必須實行民主管理，工會就要組織職工參與企業經營管理，辦好企業，并且同企業管理中可能出現的官僚主義作斗爭，正確處理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盡管其中也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總起來說，工會受到黨、政府和全社會的重視、依靠和支持，受到廣大工人階級群眾的擁護，就發揮了比較重要的作用。

第三，改革開放了，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工會的社會處境也隨之變化。

29年來，中國社會最重要的變化在兩個方面：一、變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私有制。二、階級結構上重新出現了一個占有資本、創辦企業、雇工剝削，獲取利潤的資產階級；與此同時，工人階級重新被剝奪掉了公有生產資料的集體占有權，再次淪為一無所有，只能出賣自身勞動力謀生的被剝削、被壓迫的無產階級。

關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公、私比例的變遷，盡管國家一直不公布正式統計，但有識之士測算，2006年全國GDP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比重分別為37%與63%。國有主導、公有主體已不復存在，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至于企業個數，國資委公布的今年上半年最新數字，中央企業還有157戶；2006年底，全國國有企業還有11.9萬戶。相反，非公有制企業，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歐陽淞在2007年9月25日《人民日報》上公布，到2006年底，已有非公有制企業494.7萬戶，從業人員1.45億人。公私企業中的從業人員，有人統計是公有企業占32.5%，私有企業占67.5%，絕大多數無產階級已經在私有企業中成為被剝削的雇傭勞動者。更何況，即使是國有企業，包括國資委直屬的中央企業，也都已改制成為股份公司，許多在國內外上了市，生產資料已多元所有，經營管理制度完全遵循資本主義社會通行的“游戲規則”，工人階級的主人地位實際上也已不復存在。

關于階級結構。

一方面，中國社會上現在有這樣一些資本主：在改革開放中產生出來的中國人資本主。“溫州模式”得風氣之先，29年來，這種大大小小的私有企業遍地開花，布滿天下。占有重要地位的是許多國有企業，特別是所謂“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經過改制，變為私有企業，那里原來的國有企業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干部，化公為私，把國有資產變成了他們的私產，他們成了資本主。還有一些原來的國家機關公職人員下海經商，譬如搞房地產，他們利用手中之權謀利，迅速暴富。在這兩種黨的干部演變出來的資本主中，不少百萬、千萬、億萬富翁。再就是境外進來的資本主，從臺、港、澳、華僑、華人，到外國的，包括國際壟斷資本中的跨國公司，世界500強的資本主及其代理人。今天中國大陸土地上以上方面人士構成的，已經是一個確實意義的資產階級。他們通過他們各自的行業協會等組織，直至全國工商聯組織了起來。全國工商聯已由中共中央給予同各民主黨派同等待遇，實際上已確認為帶有政黨性質的階級組織。

另一方面，原來解放了，當家作主的工人階級，已經演變成為完全意義的無產階級。隨著國有、公有生產資料的大量消滅，以及還剩下的國有、公有企業也已經完全遵循資本主義的原則經營管理，企業職工同企業的生產資料全無所有關系，職工已經完全淪為除去自身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只能依靠出賣自身勞動力謀生的無產階級。具體表現是：國家法律規定勞動者同用人單位必須通過簽訂勞動合同來建立勞動（實際是勞資）關系，勞動者同企業是雇傭與被雇傭的契約關系。許多勞動合同的內容，只由企業一方擬定，是一種不利于勞動者的片面合同，甚至“霸王合同”、“生死合同”。許多企業還不愿同勞動者簽訂合同，在沒有合同的情況下，一旦發生工資、工傷等勞資糾紛，資方就可不承認勞動者是企業職工，推卸責任；政府、司法機關甚至工會卻認準只有訂有勞動合同才可接受為之維權。工人被到處推諉，告狀無門。勞動力實際已是商品，黨和國家在法理上又不公開承認。勞動者必須到勞動力市場上去出賣自身的勞動力，勞動力價格由市場勞動力供求情況，在競爭中主要由資方決定。今天中國勞動力供大于求，這就把勞動力價格壓到國際市場上的最低點，有的甚至壓到勞動力的價值之下，連勞動力簡單再生產都難以保證。許多黑心資本主、包工頭還惡意扣罰、拖欠勞動者工資。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許多企業不實行。國家規定的工時制度許多企業都不執行，八小時工作制普遍不實行，許多單位實行10小時、12小時，甚至16小時工作制。任意強令加班，不按國家規定支付加班工資。勞動者得不到應有的休息睡眠時間、積勞成疾，甚至暈倒勞動現場、過勞死。企業不保護勞動，工傷、礦難、有毒、有害物質、氣體傷害工人，職業病嚴重。生產現場不合保護勞動的要求，擁擠、空氣污濁、不降高溫、不保暖，甚至門窗鎖閉，一有火災等事故，勞動者無處逃生致死傷者屢屢發生。許多企業都不給勞動者購買工傷、醫療、養老、失業等社會保險。許多企業不關心勞動者的生活，伙食既差又貴，還只給極短的用餐時間，使勞動者吃不好。宿舍條件極差，有的車間、倉庫、宿舍混處，幾十人擠在一間屋里，又吵又亂又臟，有的還讓勞動者住在簡易工棚里，冷暖不問等等。改革指導者中有人認為需要一支勞動后備軍，使之互相競爭，以降低勞動力價格。鼓吹勞動力必須流動，要使勞動者有失業的危機感，以使他們賣力勞動。國有企業改革，提出“減員增效”，使數千萬人下崗失業，難于重新就業，生活陷入困境。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實際已是中國工人階級一支新增的隊伍，擔負著生產建設中苦累臟難險的勞動任務，發揮了重要作用，卻不正式承認他們為工人階級的成員，自發地稱之為“打工仔”、“打工妹”、“民工”、“農民工”，成為一支“另冊”隊伍，遭受更加不平等的剝削和壓迫。許多私有、臺港澳和外資企業，實行著原始野蠻的企業管理制度，任意處罰，打罵工人，實行抄身制，侵犯人格尊嚴，侮辱婦女，雇用童工，甚至出現“黑磚窯”這樣的奴隸勞動、“當代包身工”、“血汗工廠”、“人間地獄”！現在公認在中國已是“資強勞弱”、無產階級、工農群眾是“弱勢群體”。

二億農民工的存在，他們在工人和農民之間的游離流動，倒真使中國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結合在一起，難解難分。他們是中國七億勞動力中的大多數，他們生活在人類資本主義早期原始積累時期那種悲慘的被剝削、壓迫的勞動生活之中。

在勞動力是商品的原則之下，盡管腦力勞動者被稱為“白領階層”，他們中的一部分能夠有較高的收入，但只要他們也是不占有資本，受雇于資本，而以工資收入為生活主要來源的無產階級，也就同樣受著剝削、壓迫。大學生就業非常困難；許多白領雇員，也常常在激烈競爭的壓力和超時、超重勞動中積勞成疾，許多人處于亞健康和心理障礙的狀態。

以上說明，中國社會本質上已由資本占統治地位，中國經濟已經是資本雇傭勞動，資本剝削無產階級的剩余價值中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國已經產生了實際處于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和實際處于被統治地位的無產階級。在此情況下，工會原來那套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路線、方針、任務就不相適應了。改革進程中，工會不斷受到沖擊，必須加以改變了。

三

改革開放29年以來，工會改變具有劃階段意義的有兩次：一次是1994年，提出一個“突出維護”的總體思路。一次是2006年提出“建立和諧的勞動關系。”

第一次，1994年1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的十二屆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全國總工會關于貫徹實施<勞動法>的決定》。

這個決定確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企業、職工三方利益格局加速形成，勞動關系日趨多元化、復雜化。”“工會的性質和任務，決定了必須遵循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開展工作。”“我們工會服務于黨的中心任務的主要手段是維護。通過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保護和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積極完成黨和政府提出的各項任務。維護是工會的基本職責，指的是在維護全國人民的集體利益的同時，更好地表達和維護職工群眾的具體利益。”

這個決定為工會提出一個“總體思路”，就是要“更好地代表和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后來大家習慣地簡稱為“突出維護職能”。

這個決定既強調了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又把“維護”作為“工會服務于黨的中心任務的主要手段。”這就使工會處在了兩難的境地：黨的中心任務的最主要之點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市場經濟的目的的實質就是追求資本利潤的最大化。這就使占有資本的國家和私有企業主千方百計地向無產階級榨取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從而同無產階級的利益相矛盾。現實社會中普遍的狀況是，許多黨組織和政府機關都主要重視經濟和資本的增長，而較少關注無產階級利益的被侵犯。工會既然被嚴格地置于同級黨委的領導之下，面對“服務于黨的中心任務”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矛盾，就很難違背黨組織的意志而獨立自主地去維護職工的利益。

在這個自相矛盾的思想的指導下，決定甚至強調：“貫徹實施《勞動法》要自覺地服從和服務于全黨全國的工作大局。”要“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提醒工會干部：“如果我們的指導思想、工作路子和工作方法不妥，分寸、尺度掌握不當的話，也可能激發一些矛盾，造成一些不穩定因素。”“對此，我們強調要遵守三條要求：一是《勞動法》的貫徹實施，一定要在同級黨委領導下，按照當地政府的統一部署，工會與勞動部門緊密配合。強調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二是首先抓好統一思想的工作。……三是凡涉及新的勞動標準、涉及當地停產、破產企業和困難職工的政策措施，要由當地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統一發布部署。”如此等等，可以說把工會束縛得很少主動行動的可能，這就是多年來工會少有作為的根源所在。

第二次，2006年，在黨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甚至建設和諧世界以后，中華全國總工會也提出了建立和諧穩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勞動關系的任務。2006年，全總主席王兆國在題為《堅持以理論創新推動工會工作創新》的講話中指出：“勞動關系是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勞動關系的性質是社會性質的重要體現。建立規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贏、和諧穩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勞動關系，是工會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切入點。”“首先，要正確認識我國的社會主義勞動關系性質，從理論上搞清楚與資本主義勞動關系的根本區別。資本主義勞動關系的本質是階級的對抗性，往往表現為罷工等激烈方式和尖銳的沖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勞動關系既不同于資本主義勞動關系，也不同于傳統計劃經濟時期的勞動關系，勞動關系的雙方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但總體上講是勞動者與建設者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具有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具體利益的相對差異性。這種矛盾和差異在我國現階段不具有根本的對抗性，能在協商、協調的基礎上得以解決，從而保持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

王兆國在2006年12月8日的全總十四屆十一次主席團（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又重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勞動關系矛盾本質上是非對抗性的，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矛盾雙方是對立統一體和利益共同體，具有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具體利益的相對差異性。”提出“工會組織必須從這一特點出發，倡導和諧理念、立足和諧發展，善于通過協商協議、調解仲裁等途徑，協助政府和有關方面通過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解決勞動關系矛盾。要發揚主動精神，依照法律法規，堅持科學推進，把維權納入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確保勞動關系雙方協商共謀、機制共建、效益共創、利益共享、建立和發展規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贏、和諧穩定的社會關系。”“確立組織起來，切實維權的工作方針”、“堅持促進企業發展，維護職工權益的原則”，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維權觀：“以職工為本，主動依法科學維權。”

講話還規定要“堅持黨政主導、工會運作的維權格局。”強調“自覺接受黨的領導，是工會維權工作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根本保證”，要求“努力形成黨委領導、政府支持、社會配合、工會運作、職工參與的維權格局，確保維權工作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以上所引2006年以來工會工作的這些指導方針是今日中國工會工作最新的、現行的指導方針。其中的突出之點就是：肯定我國當前的勞動關系（實際是勞資關系）本質上屬于人民內部、非對抗性矛盾。因此，可以建立互利共贏的和諧勞動關系。工會維權要依法規范、科學維權。并且工會維權要堅持黨政主導、工會運作的格局。這個格局中，是黨委領導、政府支持、社會配合、工會運作，而職工本身只是參與。

我們在前面第二部分中，大略地把今天中國無產階級的處境概述了一下，誰都可見，他們是真正地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受苦受難。是何等地切望黨、政府，特別是自己的組織工會去帶領他們捍衛自己的利益。

而工會的指導方針竟是如此地一片祥和，把今日的勞資關系描寫得親兄弟似的。兩者相較，怎么如此不相協調！億萬無產階級群眾讀了這些美妙的“創新理論”，作何觀感，可想而知。應該明確指出，如果工會堅持遵循這條路線走，只會更加脫離群眾，喪失作用。無產階級對黨領導下的工會不再寄望，為了自身的解放，總有一天要自己起而斗爭。群眾自發斗爭，就有不同可能，或是做得正確，或是出現偏差。美帝國主義、國內外反共、反社會主義、反華勢力正虎視眈眈待機而動，一有間隙就會下手，把不明是非的群眾引上歧途，情況就危險了。

這里我們要坦誠指出，工會的這套理論、路線、方針、任務，都是在中央領導下提出，經中央審定的，是認真貫徹中央的總路線的。

多年來黨的工作中，以發展馬克思主義為名，實際上不斷修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原理；以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名，實際放手發展資本主義。同這樣一條路線相適應，要求工會搞勞資合作，為促進資本主義企業發展服務而不去同資產階級壓迫、剝削作斗爭，就不奇怪了。要解決工會問題，就要從端正黨的路線著手。

四

如果真誠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結合中國當前的實際，為了中國工人階級、實際也就是為了全體中國勞動人民的利益和社會主義前途，在考慮工會問題時，必須解決以下方面的問題。

（一）要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而不是依靠資產階級。現代生產力的有生要素是工人階級，解放生產力是解放（包括生產工人、工程技術人員、經營管理人員）被剝削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由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實行民主管理，教育、引導他們努力生產建設，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他們的物質文化生活。這樣，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就會充分涌流，社會主義經濟就具有比之資本主義私有制更大無比的優越性。

資本主義私有制，資本主有權剝削謀利，他們心情舒暢，他們在經營管理中很積極，也很有創造性，資本主自己當然深有體會，他們當然認定資本主義制度充滿生機活力。但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有生力量是無產階級，全靠無產階級生產，沒有無產階級的勞動，資本主義生產無從談起。無產階級處在被壓迫、被剝削之下，他們當然不僅不積極，并且要反抗，他們的生產力是被壓抑的。資本主所看到的無產階級的勞動態度是不高昂的，所以資產階級就武斷地認為工人都是懶漢。資產階級既沒有看見過，更無法想象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讓工人當家作主以后，工人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是怎樣的？加上資本主當然不同意消滅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所以，資產階級就武斷地宣揚工人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阻礙生產力發展，是搞不好的。我們隊伍中那些迷信資本主義的意志薄弱者，或根本就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跟著資產階級干，就使我們走上迷途！

實際情況是，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情況下，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充分發揮，使社會主義制度大大優于資本主義制度。原來資本主義經濟沒有充分發展的、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能在短短幾十年中，趕上和超過發展了幾百年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是二十世紀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鐵的史實，中國更是如此。對此視而不見的，是那些抱著不可救藥的資產階級偏見的資產階級分子及其反動謀士。

現在應當重新確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大力發展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真正回到科學社會主義的正道上來。回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道路是前進，不是倒退。向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邪路滑下去，才是歷史的大倒退，這種倒退才是沒有出路的。

（二）今日中國已是私有經濟占多數，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和斗爭已是客觀存在。領導無產階級及其群眾組織工會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正確處理階級關系，是共產黨的天職。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而不是既代表無產階級，又代表資產階級，也不是代表全民。照顧資產階級的合法利益，爭取團結他們，根本也是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為了推進社會主義，不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必須從理論和實踐上承認：

1、中國已經存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再不該諱言階級，而把階級稱為階層。

2、資產階級是剝削階級，無產階級是被剝削階級。再不該諱言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必須肯定只有勞動者的活勞動才創造使用價值和價值。死勞動——生產工具、生產對象都不產生價值。再不該在財富和價值之間制造混亂。自然物是財富的源泉，但沒有活勞動作用其上，自然物不可能變成有使用價值的現實財富，更無從具有價值進行交換。資本獲取利潤是在資產階級法權保護下資本主對無產階級剩余價值的剝削。再不要諱言剝削。說資本雇工勞動是給工人提供就業機會，是資本主施恩于工人，完全顛倒是非。是勞動者養活剝削者，不是剝削者養活勞動者。資本主是私人占有資本的資本主義企業主，應當如實地稱之為“資本主”或“私有企業主”，不要再用那種掩蓋階級本質的“民營企業家”來稱呼資本主。（資產階級把自己美稱為“資本家”，自詡他們是運籌資本、辦好企業的“行家”“專家”。其實，世界上那些白手起家、發財致富、占有資本、剝削謀利的人中，很大部分是沒有多少文化，更不是受過經營資本、管理企業的教育的科班出身。現在中國這幾百萬私有企業主中的很大部分更是如此。他們專有的只是視資本如命、唯利是圖、剝削成性的階級本能。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嚴謹地使用語反映事物的本質。稱他們“資本家”名不符實，“民營企業家”更美化了。他們占有資本，稱為“資本主”準確；他們辦私有企業，“私有企業主”是他們的本質屬性。）

3、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這是兩個敵對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本質上是對抗性的。只有無產階級進行正確處理，才能轉化成為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不該再說“本質上是非對抗性的”、“具有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具體利益的相對差異性。”現在我國的實際情況是：中外私有企業中，資本主對無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十分殘酷，哪有什么“利益共享、公正合理、互利共贏、和諧穩定”？應當清醒的是：既然容許私有企業存在經營，就只好容許他們進行適度剝削。但是，必須節制資本，不容許他們粗暴壓迫、過度剝削；也不容許他們違法亂紀，損害國家、消費者和社會利益，只許他們守法經營。

4、既然是階級矛盾，既然要節制資本，就不可避免地要斗爭。矛盾和斗爭是事物和社會發展的動力，是客觀規律，共產黨人不該諱言斗爭。重要的是斗爭中要講政策和策略。斗爭為了解決矛盾。今天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同我們容許他們存在發展的資產階級斗爭，目的是爭取團結他們，團結是斗爭的目的，斗爭是團結的手段，懷著團結的目的，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經過斗爭達到思想行動上的一致，就可在共同的基礎上謀取勞資兩利的果實。團結——斗爭——團結是規律，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5、斗爭必須由無產階級自己起來進行，才能勝利。《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毛澤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天職就是領導無產階級，組織好自己的工會，團結在工會之中，有領導、有組織地去進行正確的斗爭。那種“堅持黨政主導、工會運作”、“黨委領導、政府支持、社會配合、工會運作、職工參與的維權格局”的說法是不科學的。把職工放在“參與”的地位上，不讓群眾自覺起來，由別人代替主導維權，是沒有力量的。

實際情況是：無產階級群眾階級覺悟不提高，不發動起來，不組織起來，受了壓迫和剝削還不意識，只知各自忍受，散沙一盤，這就是多年來農民工受了嚴重壓迫剝削而無力自衛的主要根源；也是多少“血汗工廠”中的慘劇不被揭發暴露的主要根源。黨也好、政府也好、上級工會組織也好，都在企業以外，不深入、或深入不進去，群眾自己不告，問題就無從發現，遑論解決。

今天的關鍵是要使工會發揮作用。工會要盡快組建，使之健全。組建了工會，就要去教育無產階級群眾，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去武裝群眾，提高無產階級覺悟。主張“組織起來，切實維權”是正確的。問題在于今天組建工會障礙重重；許多原來的國有企業在改制中工會被瓦解削弱，整個工會處于軟弱狀態，亟需努力加強。

（三）加強工會就要賦予工會更大的主動權。全國各級黨和政府都要給工會以更多支持。工會自身要改進。

1、加速工會組建。現在全國有上千萬個企業，據正式公布，非公企業到2006年底是494.7萬戶，從業人員1.45億人；全國農民工有2億人。據全總宣布，截止2006年9月底，全國基層工會數為132.3萬個，工會會員1.7億人。其中農民工4097.8萬人，外商投資（含臺、港、澳投資）企業中，有6.1萬個建立工會，覆蓋單位8.3萬家，會員1179.1萬人，工會組建率54.2%，職工入會率55.5%。由此可見，全體中國工人階級中，參加工會的不過一半，而非公企業和農民工比例更低。隊伍不組織起來，單個的工人相對資本主，必然處于弱勢。加快工會組建，十分迫切。但中外資本主普遍阻礙工會組建。而多年來，許多地方政府、甚至地方黨委，都更看重本地經濟發展，生怕影響招商引資，對組建工會不予支持。許多地方在企業主的抵制下，工會進不了企業門，見不了職工人，組建工會無從談起。

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勞動法》和《工會法》都有明確規定。《工會法》第三條：“在中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參加組織工會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阻撓和限制。”第十條“上級工會可以派員幫助和指導企業職工組建工會，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阻撓。”多年來，工會就不敢、不能運用法律武器去同那些違法阻撓組建工會的企業及企業主斗爭。以致對他們阻撓無可奈何，現在必須改變這種狀況。

組建工會，工會自身必須努力，但只要得到黨的重視，就能有力推進。建國之初，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思想的指導下，中共中央十分重視組建工會工作，派大批得力干部到工會，支持工會工作的開展。1949年7月全總召開了工會工作會議，部署全國組建工會。到1952年，在短短二年之中，全國工會會員已達到1002.3萬人，主要城市和產業工人中有90%以上的職工參加了工會。現在組建工會也應如此，全黨重視，政府支持，集中統一行動。

2、開展對工人階級的階級教育。發動群眾組建和建立工會以后，就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無產階級群眾。上面我們指出了多年來我們以“發展馬克思主義”、“創新理論”為旗號，散播了許多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用了許多模糊事物本質的中性語言，在人民群眾中制造了許多混亂思想。對于工人階級的政治思想教育更被荒廢。加以，隨時間和實踐的推移，原來那支在黨的領導下，長期經受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科學實驗鍛煉的、具有高度生產技能和階級覺悟的、特別能戰斗的工人階級隊伍，在減員增效、企業改制、下崗分流、自然更替中被化解掉了。工人階級已經過廣泛深刻的更新換代。大批缺乏階級覺悟的青年農民、知識青年進入工人階級隊伍，并且頻繁流動，很不穩定，基本上無人對他們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教育。社會上資產階級思想泛濫，同樣侵蝕無產階級群眾的思想。現在，他們基本處在被雇傭、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上，階級矛盾的客觀實踐教育他們，他們的階級意識總要萌發。及時對之進行正確的教育，他們就會很快覺悟起來。如果黨、國家和工會不給他們正確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教育，資產階級思想、特別是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想就會影響他們，他們中的有些人就有走上歧途的可能。

在此情況下，黨必須提出重新教育工人階級的歷史性任務。

1983年，中共中央曾經作出每年對青年職工進行系統的脫產政治輪訓的決定。進行《中國近代史》、《科學社會主義常識》、《中國工人階級》的系統教育。在這部分教育完成以后，第二輪可以進行更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其中文化知識不夠的，可以先補文化知識，在此基礎上再進行政治理論教育。主張把這種教育長期堅持下去，認為“工人階級只有在取得政權以后，才能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使自己能夠接受這樣的系統教育”。在這個教育中，工會做了不少工作。在這個教育開展的幾年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青年工人群眾的思想政治素質顯著提高。可惜這項教育被錯誤地廢棄了。

現在黨應當把開展對工人階級群眾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僅看成工人階級隊伍建設、并且應當看成黨的階級基礎的建設，重視起來，提到日程上來，重新根據情況，作出部署。工會仍然發揮共產主義學校的作用，擔當起應擔的責任。

3、切實維護工會會員和職工群眾的切身利益。當前，無產階級渴盼維護的問題很多。組建工會以后，工會就應深入下去，聽取會員和職工群眾的呼聲和意見，了解實際情況，帶領群眾，依照國家法律，運用職工的民主權利，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勞資集體協商、進行工資談判、簽訂集體合同等的辦法，合情、合理、合法地幫助群眾解決問題。對于那些堅持違法傷害職工利益的資本主，工會要敢于運用法律武器，直至訴諸法庭，與之斗爭到底。那種生怕得罪資本主的精神狀態必須拋棄。以勞動為生的無產階級當然希望有一個和諧的勞資關系，但決不應當姑息退讓、委曲求全、聽任宰割。基層工會應當同職工群眾一起，帶領群眾進行斗爭；基層以上工會，直至全國總工會，應當領導、支持下級工會進行正確斗爭。全國總工會和各省、市、自治區總工會，以至工會各級領導機關，要大力加強法律部門的力量，組成律師團和法律顧問隊伍，具體為會員、職工服務。黨應當領導、政府應當支持工會進行斗爭。為了和諧，諱言斗爭，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

至于那種組建了工會，對會員和職工渴望維護的問題放在一邊不去解決，首先去搞私有企業的“促進企業發展”先讓職工為資本主賣力，結果必然使會員和職工為之冷心，脫離群眾。

4、加強工會的組織建設。工會必須成為真正的工人階級自身的群眾組織。基層工會的領導干部應當由會員民主選舉企業現職職工、工會會員中受會員擁護的積極分子擔任。鑒于當前許多企業無產階級尚未發動，群眾覺悟未提高，應當容許由上級工會選派干部進入企業去聯系群眾，發動群眾，組建工會。在此過程中，臨時擔當基層工會負責干部，把工會工作開展起來。這種工會干部應當經過上級工會的培訓，站穩工人階級的立場，懂得工會工作，能密切聯系群眾，熱心為會員群眾服務。工會這種派遣，企業主不得阻撓，也不受企業主任何節制，在上級工會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工作。這種工會干部在把工作開展起來以后，取得會員的信任，經過會員民主選舉，可以擔任該企業的工會主席等職務，成為企業職工中的一員，企業主應予吸收，不能拒絕。

為了能向基層派出這支隊伍，現在全國總工會和各省、市、自治區工會都要做出規劃，物色人才。這要請黨中央和各地方黨委大力支持。不是從社會上招聘，而是請黨組織從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黨員干部、包括工會基層、車間、班組干部中選拔優秀分子，輸送給工會，加以必要的培訓。有了這樣一支隊伍，工會的組建工作一定會有力地開展。

全國各級工會組織，都應建成名符其實的“職工之家”，工會機關干部都應成為“職工之友”。工會機關干部主要也應從曾經做過工、受過生產勞動鍛煉的，熱心工會工作的優秀基層工會干部和積極分子中選舉提拔。工會機關干部應當經常深入到企業中去，密切聯系群眾，參加一定的勞動，同會員、職工交朋友，進行調查研究，向群眾學習，在此基礎上做好工會工作。

各級工會機關都應十分重視職工群眾的來信來訪工作。工會領導機關要容許職工群眾進入，聽取群眾意見，盡力解決他們的問題。

現在有些工會領導機關的官僚衙門作風，必須徹底改變。改革開放之初，有媒體把全總干部稱這“工會高級官員”，對此，全總書記處作出決定，請求不要把工會干部稱為“官員”，工會這個優良傳統保持至今，應當發揚。

（四）黨的正確領導，政府的重視支持，是加強工會的決定因素。共產黨是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產物，黨的階級基礎是無產階級，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司令部。工會也是無產階級斗爭、革命的產物，是無產階級的群眾組織，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工會在黨的領導下工作，才有正確方向。

政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主體。政府工作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為無產階級服務。工會是國家政權的堅強支柱，政府必須支持工會工作。

黨、政府同無產階級及其群眾組織工會這樣一種關系的前提，是黨和政府必須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明確自己的階級屬性，毫不含糊地代表和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重視和支持工會的工作。

改革開放以來，在提出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情況下，黨內外實際上存在著一股要補資本主義課的暗流。相當一些黨政領導干部思想上淡化了自己無產階級的屬性，以為要去代表全民、甚至資產階級的利益。特別在片面重視發展經濟，急于發展私有經濟、引進外資的情況下，許多地方和基層黨政領導干部，在出現勞資矛盾時，往往偏袒資方而忽視對勞方的合理意見的支持。對工會維護職工合法利益的工作，不予支持、甚至設置障礙，使工會不敢、也無力依法同資方斗爭。這就是多年來社會上普遍反映工會軟弱、不作為的來源。

希望中共中央重視這種情況。要重申全黨都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各級黨組織都要加強對工會的領導。不是否定斗爭、為所謂的“穩定”去束縛工會的手腳，而是大力支持工會獨立自主地發揮作用，使工會真正成為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

為使全黨更高更深地從理論和實踐上認識清楚工人階級和工會問題，建議中央在十七大以后，專門召開一次討論工人階級和工會的會議，經過會議充分討論，制定一條有關工人階級和工會的正確路線。

馬賓    韓西雅

2007年10月1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