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抗日戰爭的時代精神—救亡圖存
——紀念抗日戰爭七十周年

龔忠武

今天是抗日戰爭的七十周年。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另一首偉大的悲壯史詩，充滿了血淚。半個多世紀之后，回憶這段國難深重、家破人亡、山河殘破的歷史，仍然像是一場揮之不去的惡夢，仍然令人感到有錐骨刺心之痛。
談到抗日戰爭，雖然有說不盡的英雄事跡，講不完的悲壯故事，但最后歸結起來，戰爭的性質，基本上是一場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神圣戰爭，一場中國衛國的正義戰爭，和一場中國人不愿做日本皇國臣民的反奴役戰爭；簡言之，是一場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不愿做亡國奴的戰爭。
 如何來刻劃這場民族的圣戰？當然有各種方式，但我以為最好的方式應當是用一首詩歌來加以概括。言為心聲，詩言志；詩的語言，言簡意賅，雄渾有力，富于想象；歌而誦之，充滿激情，蕩氣回腸。
我們能不能找到反映這段民族悲壯心境和戰斗歷程的詩歌？有，就是抗戰時期唱遍大江南北，被稱為中華民族解放號角的〈義勇軍進行曲〉，后于1949年9月經全國政協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詩歌：

起來！
不愿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起來！
起來！
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前進！
前進！
進！   

壯哉曲譜！譜出了抗戰大時代的主旋律和時代精神；偉哉歌詞！一共只用了83個字（不包括標點符號），道出了一個充滿苦難的民族的心聲！真是天才的創作！ 聶耳，歌曲的巨匠；田漢，偉大的文學家、劇作家，真是民族的雙璧！
這首歌詞，仔細分析起來，至少含有下列幾點深刻的歷史意義：
 第一點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近代中國，在這之前，從1840年算起，我們民族已經碰到過多次「危險的時候」，1840年的鴉片戰爭、1885年的中法戰爭、1895年的甲午戰爭、1898年的列強瓜分之禍，1900年的八國聯軍，1904年發生在東北的日俄戰爭、1915年的「日本二十一條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等等，都是「危險的時候」；而且一次比一次危險，國難一次比一次深重，國運危如累卵。但抗戰卻是這一系列「危險時候」中最危險的時候。
 有沒有言過其實？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順便區別一下東洋侵略和西洋侵略的本質上的不同；西方人來華主要是要做生意、賺錢，是經濟商業侵略，是資本帝國主義；其次是傳教，傳播文化，是文化宗教侵略，是文化帝國主義。而日本不同，除了西方列強的經濟商業和文化侵略之外，還要征服中國，納入日本皇國的版圖；要亡我民族，亡我國家。 
 所以一點也沒有言過其實。以前的危險，充其量不過是割地賠款，喪權辱國；而這次卻是全國要被征服，要被納入日本皇國的版圖，中國人要被迫做日本皇國的臣民。這就是歌詞里所說的「奴隸」的含義。所以，中華民族已面臨生死存亡的急迫關頭，也就是蔣介石所謂的「最后關頭」。
晚清重臣，張之洞曾經將中國近代救亡圖存概括為「國亡、種滅、教毀」三大危機。這次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就是集三大危機于一，的確稱得上是中國這個國家民族面臨最后生死交關的「最危險的時候」了。
第二點是，不愿做日本皇國奴隸的中國人怎么辦？只有自救。所以，呼喚整個民族起來，起來，起來，起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求生是動物的本能，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更是這樣。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所謂的「大東亞戰爭」，激發了中華民族求生存的最基本的本能；為了求生存，那可是不惜一切代價的，是什么都可以拋棄的。
我們常聽說的而近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最愛引用的一句順口溜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不過他們所謂的自由是個人的小自由，在民族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個人顯得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個人的自由成為一種奢侈品，甚至有害，妨礙爭取國家民族集體的大自由。這個時候，人人追求的應當是民族國家集體的自由，不應當是個人一己的自由。為了民族國家集體的自由，大我的自由，個人的生命和愛情，都可棄之如敝履。這就是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特征。
 已故的數理邏輯大師，王浩教授，晚年說過一句名言：「民族主義是近現代中國新的宗教。」的確如此。君不見，近現代中國有多少民族精英為挽救民族的危亡而犧牲、而「殉道」，而奉獻自己寶貴的生命！
 第三點是，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中華民族對日本全面侵略的回應是「全民抗戰」，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黨無分國共，都一致團結起來，共同抗日。
從鴉片戰爭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到九一八，無數的國恥，無數的喪權辱國，國人一次一次地被當頭棒喝，一次比一次更加覺醒，但都沒有達到全國、全民覺醒、動員的時刻；但抗日戰爭卻使全體中國人發出最后的吼聲，這是求存本能的呼叫；沉睡的中華之龍，終于醒了，發出了震天的龍吟！
 中國人到了這個時候，只要有助于民族國家的存續，就會六親不認。宋慶齡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他們家可是中國的貴族，集榮華富貴于一家，然而她卻毅然地六親不認，舍家為國。這樣的例子真是多得不勝枚舉。
 這就是共產主義在中國得勝、資本主義在中國失敗的歷史大背景，也是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基本理論依據。現在有的反毛的中國自由主義者把這種現象批成極左，實在是脫離歷史客觀大環境，反毛反過了頭。
第四點是，雖然全民族都起來了，但如何打退敵人？靠什么？當時的中國貧窮落后，軍備遠遠不及日本。所以抵抗日本的唯一辦法是靠精神力量，靠堅貞不屈的意志，靠敢于犧牲、前仆后繼的無畏精神。總不能等著當亡國奴吧？歌詞生動形象地說，「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我們的飛機大炮，坦克軍艦，是比不上敵人，那怎么辦？總不能束手待斃吧？只好用血肉之軀，用小米加步槍，甚至用最原始的武器，大刀長矛，來同敵人拼命。當我們聽到「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進！」的時候，腦海里一定會閃現出一幕幕槍林彈雨、血肉橫飛、無數英靈先烈的尸體堆積如山的、殘烈悲壯的畫面！
在這場戰爭中，我們犧牲了3500萬同胞，但是他們短暫的生命卻換來了民族國家永恒的生命。
 撫今思昔，怎不令人感嘆！怎能不令人緬懷在八年民族圣戰中逝去的英靈！
 歷史是教人鑒往知今，鑒今知來。那么我們能從八年抗日圣戰中學到什么歷史教訓？
 個人認為主要至少有下列幾點：
 一是、根據我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一點體會，我將這150多年的歷史，或者中國近代化的進程，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四大階段或四部曲，就是求存、求強、求富和求文；文者是指文明或文化。八年抗戰是國家民族求存的最后階段，絕處逢生。就整個進程的目標而言，也可以概括為九個字，就是要做到「不挨打、不挨餓、不落后」。抗戰是國家民族挨打的最后階段，此后就同挨打永遠告別。從一個歷史階段進入另一個歷史階段是質的飛躍，一般都需要經過大動蕩，大轉折。抗戰就是這樣的轉折階段。
 二是、抗戰的時代精神（zeitgeist），是舍我從公，舍家報國。誰能最好地體現這種精神，誰就能得民心，得政權，得天下。就當時國民黨的重慶精神和共產黨的延安精神作一比較，個人認為，體現社會主義的延安精神最能體現這種精神，體現資本主義精神的重慶精神就不能。所以當時的延安精神吸引了無數的熱血男女青年，民族精英，跋山涉水，投奔延安，參加革命。現在國民黨人或同情國民黨的人或中國自由主義者，舉出許多理由來為蔣介石的失敗、為國民黨丟掉大陸、失掉民心辯護，但如果你把兩個國歌比較一下，立刻就可以分出兩黨精神境界的優劣高下和吸引力、訴求力了。
三是、歷史的偶然因素往往也很重要。是的，我們全民起來響應抗戰了，也以我們的血肉筑成了新的長城；而且戰略上國共兩黨結成了同舟共濟的民族統一戰線，以空間換取時間，打持久戰，打機動游擊戰。這都很正確的戰略戰術，但這只能拖延戰爭，無法最終贏得戰爭，結束戰爭。這時出現了偶然因素，就是原子彈；原子彈大大縮短了戰爭，迫使日本投降，而且是無條件投降。這是歷史事實，你不承認也不行。有人稱之為「屈原」，日本屈服于原子彈；也有歷史家認為，蘇聯參戰，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叫做「蘇武」，日本屈服于蘇聯武力參戰。這也是促成抗戰勝利的關鍵的外在客觀因素。
這里就不討論日本到底最后是敗在誰的手里這個問題了。
四是、那么，今后中日關系會不會緊張？甚至中日兩大民族還會不會再戰？
今天仍然有一些殘余的死硬日本軍國主義者認為，日本在大陸戰爭中，不是敗在中國人手里，而是被美國人的原子彈打敗了。所以，他們敗得并不口服心服，所以還要等待時機再同中國較量，再決勝負。
但客觀地分析一下，他們是在癡人做夢。中國早已不是昔日「東亞病夫」之中國，如果在現在或在可見的將來（就假定30年吧）的歷史時空條件下，要同中國再戰，那不啻是大和民族的自殺。
具體地說，純就抗日戰爭而論戰爭，這是傳統的中國陸權對抗傳統的日本海權。這是中日兩個民族的第二次較量。第一次是甲午戰爭，中國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然而，這次抗日戰爭幾乎沒有打過什么像樣的海戰，全是陸戰。所以日本人陷入了中國的大泥沼，陷入了中國人民戰爭的大海洋。所以日本侵略者面臨的是一場曠日持久、一眼看不見盡頭的消耗戰。
今天，日本軍國主義者如果不自量力，還要再同中國較量，顯然不可能再是一場大陸戰爭，而必然將是一場海洋戰爭，一場核戰，一場太空戰。現在日本處心積慮地介入臺灣問題，長期糾纏釣魚臺列嶼的主權問題不放，恐怕還有長遠的生存自衛的戰略考慮。這點是值得我們注意和深思的。
 但是，只要中國保持強大，走出朝代盛衰興替的循環怪圈，日本就無機可趁，就不敢發動戰爭。現在的日本，戰略上是守勢、自衛，待機而動。而且按中國歷史朝代循環規律而言，現在的中國只是處于盛世的初期，一段很長的好日子還在后頭，起碼是五十年吧。近幾年來，我到西部走訪了不少地方，看到各地都在忙于開發建設，都在忙著奔向小康，一個兵強、國富、民安的盛世，指日可待。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說，至少在可見的未來的三四十年內，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狂想曲必然是場自我陶醉的春夢。 
 現在我們有沒有內憂？無庸諱言，當然有；成堆的問題，例如貪污腐化、環境污染、生態退化、貧富兩極化、教育、醫療、住房供需嚴重失調等；縱令如此，這些問題，也還不足以構成傳統意義上的「民不聊生，民心思變」的「內憂」；何況目前的中國已經全面溫飽，將近13億的人口中，據官方說，只有三四千萬人的溫飽仍待解決。所以可以說已經初步具備了盛世的基本條件。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中共的第四代是一個有旺盛企圖心、責任心的一代，是在文革烈火中鍛煉成長的一代，是要有所作為的一代。我舉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來說明。胡錦濤2003「七一講話」中對「三個代表」的闡述，集中概括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八個字。概括得很好，因為它繼承并發揚了抗戰精神。
 共產黨為什么能在抗戰期間，由弱變強，由小變大，就是充分落實了這八個字。共產黨，顧名思義，就是一個為公不為私的政黨，一個為民不為己的政黨。現在第四代繼承發揚這種抗戰精神，民族精神，這個黨和在他們領導下的國家，就會保持強大，保持活力。
 最后，我順便再進一步分析我所講的「求文」的問題。個人認為三個代表的提法是有待完善的，因為沒有突出中心思想。所以我建議，應該將三個代表濃縮為「建設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文明（或文化）」，然后以三個代表為其具體內容。國內學術界有些人發表過類似的看法，例如北大黨委副書記趙存生，在最近學習三個代表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發言時，就提出「三個代表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還有一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在同一個研討會上，提出「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這都在我所說的「求文」的范圍之內。不過，我不認為政治文明應該獨立出來單獨提，而應該包括在廣義的文化或文明的范圍之內，當然可以把政治文明建設作為文化或文明建設的一個重點。
 在這里順便突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獨特現象，我們不妨稱之為「中國盛世并發癥（癥候群syndrome）」。中國歷史上，每一個大朝代，開國初期至中期，朝野上下總是勵精圖治，所以人民安居樂業，四海承平，成為盛世。但由于長期外無敵國，內無動亂，人民承平日久，于是武備松懈，社會驕奢淫佚，官場貪污腐化，迅速轉成衰世。然后是民亂四起，外敵入侵，以致滅亡。這就是黃炎培在延安向毛澤東提出的警告，希望共產黨人能夠注意并解決這個朝代循環周期的怪圈。我今天在這里順便強調一下這個并發癥，也提醒中南海秉國諸公和國人重視這個中國歷史上的怪癥。而且切不可以掉以輕心，因為現在出現的一些問題正是這個怪癥的初期癥狀；如果處理得不好，就會轉為不治之癥。
 值此抗戰七十周年之際，特草此文，希望國人能夠認真汲取抗戰時期的慘痛歷史教訓，并身體力行，方無愧于我們是民族圣戰中逝去的英靈的后代。
 最后，根據上面所講的抗戰時代精神，鑒于現在距離抗戰已經七十個年頭了，人類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國內外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以為了「與時俱進」，個人覺得體現時代精神的國歌也應該改寫了，以反映當前的時代精神和主旋律。為此，我建議改寫如下，（曲譜照舊不變，只是修改原歌詞）：

起來！不甘落后的人們，把我們的知識筑成我們心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國富兵強的盛世，每個人發出莊嚴的誓愿。
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乘著民主（注）科學的東風前進，乘著民主科學的東風前進！前進！進！   

換句話說，現在的國歌，體現中共第一代毛澤東時代求存、求強的時代精神，而現在我們處于中共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執政的時代，中國已進入求富、求文的時代，所以國歌理應體現求富、求文的時代精神。改寫的國歌正是體現這種精神。當我提出這樣的建議時，當然也曾考慮到周總理之所以贊成將「義勇軍進行曲」改為國歌時提醒要國人永遠要「居安思危」的一片苦心。

當然，這只是一時的即興游戲之作，僅供參考，不能當真。

注：這里所謂的民主，不是指西方的議會民主，而是指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

 （本文根據2003年7月6日，在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聯合會等單位舉辦的紀念七七抗戰六十六周年座談會上的講稿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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