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造反派對“《讀書》兩主編”的“造反策略”賞析

作者：老田

記得前幾年有些個“自由派學者”或者“公共知識分子”，給汪暉扣上一頂“新左派”的帽子，意思是這個反對人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可能是考慮到政治風險很大，汪暉對“新左派”的帽子至今不肯認賬。這些自由派和公共知識分子多是教授、博導和研究員等等大腕，他們共同把汪暉認定為新左派，照理說這應該是很權威的結論，但是很長時間以來，官方還是很腐敗很瀆職，至今沒有采取行動把汪暉抓進班房去，所以有些人很是不爽。

這樣一來，自由派人士就降低了對官方的依賴，在“政界”之外的學術界，采取了好幾次獨立行動。一些個著名的右翼造反派就說汪暉毫無學問，為加強這一說法的權威性，有個姓雷的自由派人士，趁著哈貝馬斯訪華講學的大好時機，拉大旗作虎皮，假借哈貝馬斯的尊口說中國新左派一味引用西馬的文獻“引錯了”。這個雷某“謀事不周”，造謠之前沒有好好打草稿，結果當即被一位曹先生指出“重大紕漏”，說雷某不懂英文和德文，也缺乏適當的機會跟哈大人對上話，所以這個說法只能是編造。結果這個社科院的著名研究員只好“忍氣吞聲”出了一回丑。由于這些自由派和公共知識分子們的行為目標，與文革期間“要把走資派拉下馬”的造反派高度雷同，本文姑且名之曰“右翼造反派”。

雖然利用哈貝馬斯來遂行右翼造反派的良好愿望未能實現，但是，右翼造反派的戰斗精神還是十分頑強的。記得在評長江讀書獎的時候，右翼造反派就有一個很大的聯合行動，最高目標是要把汪暉從獲獎名單中間“拉下來”，最低目標是要實現借機丑化他――例如說這個人很貪財，在評獎的時候評委們偏心。這是在“道德”評價方面著手“矮化”目標對象的。

記得《讀書》雜志曾經發表過一篇高默波的文章，文章說自己的農村老家在文革時期所取得的進展，而且還說到農民對于文革時代的看法不同于中國的精英階層。右翼造反派就借此在《南方周末》上發表了系列呼吁，要求政府出面制止讀書雜志發表“為文革翻案”的文章。這一次由于右翼造反派組織良好，出擊準確有力，加上還有一些中宣部、中組部的退休高干參與造反行動，結果取得了可喜成績，讀書及其上級主管部門都受到了批評。汪暉私底下嘆息說，我們發表文章是希望就相關重大問題進行討論，但是那些“自由派人士”說這個題目不準討論。看起來是因為汪暉不僅不了解右翼造反派的心意，而且還不聽右翼造反派招呼，所以這些個右翼造反派就非要把他從《讀書》清洗出去不可。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右翼造反派們可沒有天真，非常注意在“造汪暉的反”的時候，盡可能引起官方重視和介入，以加強自己的力量。因為文革是官方的最大忌諱，在一些高官那里，文革比國民黨搞的“四一二大屠殺”還要犯忌諱，右翼造反派對此心知肚明，所以常常明智地加以利用。

聯系到右翼造反派人士十數年如一日的執著造反行動，甚至是搞“老中青”三結合的方式，以及他們給出的對汪暉的各種評價是很有意思的。雷某那樣的中年造反派說汪暉沒有學問讀洋人的書“引錯了”，也有人反過來說汪暉寫的文章是“歐化漢語”“句子特長”誰也看不懂，象沈昌文這樣的年紀老大不小的右翼造反派則責怪汪暉主編讀書時學問取向太強“文章讀不懂”，張檸這樣的年輕造反派則說讀書編輯頭腦少了一根至關重要的“筋”――“沒有培養公民意識和練習公民言說的想法”。

這一次造反行動，是以《新京報》為陣地發起的。從這一事件過程進行“孤立的”分析，是一個名叫張弘的記者發布假消息引起的，這個記者開始借孟暉的博客文章制造謠言，然后這個記者還特地找李少君采訪，要借“李少君的嘴”來否定讀書雜志的主編。很不幸的事情是，網絡時代的謊言格外容易被揭穿，我們很快就知道了孟暉和李少君本人的說法，很快我們就知道了這個記者是在造謠。

報章上出現報道不實乃至是謠言，這個現象并不罕見，關鍵是謠言過后的《新京報》的反應比較罕見。在報紙競爭激烈的時代，敗壞信譽的媒體，無疑會影響自己的市場地位，這個影響是可能轉化為“經濟損失”的。在通常情況下，對媒體報道的真實性帶來負面影響的人，會受到很嚴厲的處分，整體而言，這是市場經濟效益與媒體內部管理要直接掛鉤的因果鏈決定的。《新京報》聲稱對這個謠言絕不道歉，而且還把《讀書》雜志主編人選“最后落定”作為刊登澄清文字的前提。這個事情有點怪，似乎《新京報》不在乎孟暉和李少君的反駁聲明，也不在乎報紙信譽因此遭受的損失，這就超出了通常的邏輯，需要引入別樣的分析。

這一次對新左派汪暉的“造反”表現，只能認為《新京報》內部已經形成共識，只要這一造反行為部分有利于把汪暉、黃平從主編位置上清洗出去，就愿意接受報紙聲譽受損害的代價。這樣一來，問題的性質就不一樣了，報道不實或者造謠事業就不再是一個年輕記者的偶然行為，而是符合右翼造反派的一個重要目標的有計劃行動，整個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報紙信譽損失，在事先就已經得到了謹慎的評估。所以，在孟暉和李少君作出強有力的反駁之后，換任何一家其他報紙，都不能做到《新京報》這般舉重若輕，這般不以為恥。從前，社科院雷某也是付出了自己的聲譽作為代價來造謠的，這事情早有先例，只是孟暉這樣的小丫頭想像不到而已。

在文革期間，有人擔心學生造反派太單純，不了解對手在政治上多么成熟，所以把對手的策略編成一個順口溜，以告誡剛剛涉足政治場域的青年學生。鑒于很多人不了解右翼造反派的策略，所以有必要把這個著名的順口溜轉述如下：政治斗爭無誠實可言，組織路線結成死黨，路線斗爭引導對方犯錯誤，革命造謠好得很。從右翼造反派的表現看，他們是深諳此道并長期奉行的，正因為他們把汪暉等人作為政治上的對手而不是學術交流的對象，才制訂出以扼殺、清洗為目標的章法。這些年的幾次爭執雖然時隱時現，但是要把汪暉從《讀書》主編的位置上清洗出去的堅定政治目標，右翼造反派從來就沒有動搖過，甚至不惜犧牲他們口頭上極端重視“言論自由”原則，不惜放下自己“公共知識分子”的高貴身段，想盡一切辦法去借用官方力量并結成各種程度的“統一戰線”。

當然，也存在另外的可能性，比如：《新京報》的當權派可能有恰當的讀者群調查數據作為依據，認定他們報紙的主要讀者群跟普通人不同，不是喜歡真實，而是更喜歡謠言，這么一來，“造謠不道歉”就反過來成了可以提高報紙市場地位的好事情，造謠記者因為促進了報紙效益反而應該受到表揚；又比如新京報的官兒們認定新京報越是對汪暉、黃平這些人造謠，讀者們就越是認為他們在政治上很堅定、很正確，越是喜歡新京報，因此，造謠就可以取得正面效益，造謠記者也應該得到表揚；又或者，在今天這個“笑貧不笑娼”的時候，新京報的當權派們也可以認定越是墮落就越是快樂，可以借此得到很高的心理滿足，可以好好地“過上一把癮”，根據一般的規律，能夠讓領導們高興的下屬當然會前程似錦的。看起來，一件事背后得可能性是很多的，本文只是就其一個方面做了點演繹，未免顯得掛一漏萬，不那么全面，需要先道個歉。

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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