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學者談《讀書》與“《讀書事件》”

——全球視野、東亞社會與中國思想十年

小森陽一 等

原編者按：近段時間以來，總結近十年來中國思想狀況的討論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門話題。而很多討論參與者都不約而同提到一本雜志，就是最近剛經歷“換帥”事件的《讀書》。可以說，要理解和把握近十年中國思想界的基本狀況和問題意識，就有必要超越表面的熱點，冷靜總結《讀書》雜志在近十年的得失經驗。

過去的十年是也中國踏上全球化進程的關鍵十年，中國思想界更廣泛深入地展開了與全球知識界的對話和溝通，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知識界也比以往更廣泛深入地參與了中國思想界的討論。可以說，近十年來，中國思想界幾乎所有的討論都有世界性的因素，包括中國學者走向世界觀察世界，也包括國外學者走向中國，參與中國的討論。因此，如果要全面把握近十年中國思想界狀況（包括通過《讀書》雜志這一關鍵性個案），了解海外學者的觀察是必不可少的。我們注意到，目前的討論參與者還主要是國內學者，于是邀約小森陽一等國際著名學人以《讀書》為個案討論中國思想十年，希望引入國際性的視野，以深化當前的討論。

我心目中的《讀書》雜志

小森陽一

汪暉與黃平倆先生從1996年開始成為《讀書》來自外部的主編，我認為，這使以往中國和日本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的交流狀況發生了巨大而本質的轉變。

自1997年以來的數年間，我與溝口雄三教授一起參與實行了“日中知識共同體”的項目計劃。而最初與溝口先生在北京會面，并和孫歌女士一起討論這個項目計劃，則是1997年之前的事情。

那次討論的時候，溝口先生便對這個項目計劃的成功抱著堅定的信心，有信心其重要的前提在于這個項目計劃有汪暉和黃平先生的合作。

1994年，汪暉和溝口先生于舊金山所做題為《沒有中國參與的中國學》的對談，已經在《讀書》上刊出，并在中國知識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溝口先生的堅定信心其根據也正在于此。作為日本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最高權威，溝口雄三教授向我們說“和你們一樣，具有共同的問題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大有人在啊！”連同那高興而驕傲的表情，溝口先生的話在我的腦際至今記憶猶新。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們開始嘗試跨越文學、歷史、社會、思想等傳統研究領域的框架，在后殖民狀況和冷戰結構崩潰之后的全球化格局中，同時也是在“亞洲”或者“東亞”這一地區性之下，對以往的學術與研究的格局進行批判性的重構。以前，我們曾經與韓國、臺灣或者香港的研究者在多種研討會和國際會議上有過接觸。但是，與中國的研究者在這樣一些場合的相聚卻很少，這樣的對話也比較稀有。

然而，在“日中知識共同體”的討論現場，與汪暉、黃平先生等的討論、交流使上述狀況發生了徹底的轉變。我強烈地感到，應邀來北京的柄谷行人先生與汪暉先生進行的對談，從根本上闡明了中國的現狀，并提示出東亞、乃至國際知識界共同關心的課題和思考理路。

汪暉和黃平先生積極地將“日中知識共同體”的討論成果發表于《讀書》上。進而，雜志上也開始有了關于日本的亞洲論述的介紹和評論文章。而且，不僅日本，包括韓國、臺灣、香港在內的學者亦參與到《讀書》的相關討論中來，可以說，《讀書》已經成了一個亞洲論壇的場。

與此同時，在“日中知識共同體”中也被討論過的“國有企業改革問題”、“農村、農民、農業即三農問題”、日中關系、東亞共同體問題等等，雖然都是一些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問題，也在《讀書》上展開了討論。而新自由主義批判、文化研究、新馬克思主義等全球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前沿的諸種問題，同時在《讀書》雜志上，作為世界理論走向和研究成果而得到了介紹。

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于并非以中國研究為專業的我這種日本近代文學研究者，《讀書》亦成了必讀的雜志之一。

進入2000年以后，汪暉和黃平先生有機會來日本長期做研究，直接接觸到急速右傾化的日本社會和日本政治，在此，他們在促進中國和日本的知識分子進行直接坦率的對話方面，開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而汪暉先生在來我供職的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生院)綜合文化研究所做客座教授的期間，令眾多學生和研究生感動不已的是他那學問的敏銳和深湛。

我想從三個方面概括汪暉和黃平先生對《讀書》的貢獻。第一，通過《讀書》雜志向中國讀者闡明了下面這個道理∶日本對亞洲和中國的認識與日本的自我認識密切相關，圍繞著這個他者認知和自我認知而于不同的歷史階段所形成的扭曲關系，產生出復雜曲折的日本式民族主義。第二，以《讀書》雜志上的討論為媒介，有關“亞洲”或者“東亞”這一論述架構的共同認識，在“亞洲”地區內的知識分子和知識界中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第三，在可以直接對話討論的各國知識分子或者知識界之間，開拓出新的聯帶的可能性，即當共同面臨危機和困難的情況時，可以舉其全力相互支持，從而得以超越國家架構、國境乃至語言的差異而實現聯手合作的可能性。

（趙京華 譯）

小森陽一：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著有《重讀漱石》、《日本現代國語批判》、《天皇的“玉音”放送》等。

我所讀過的《讀書》10年 

                                               李旭淵

                                    （韓國 西江大學 中國文化系 教授） 
 

    我與《讀書》結緣是從1993年在北京學習的時候開始的。 當時我正是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的高級進修生。從那時候起我一直閱讀《讀書》雜志。特別是，在過去的十年里我一直都是《讀書》的忠實讀者。當然，在雜志的特點方面來看，那時的《讀書》與現在的《讀書》多少有所改變。但在過去的十年里我一直是通過《讀書》來了解中國社會和知識社會的。《讀書》對于我而言，可以說一扇透視中國與中國知識人社會的窗戶。即使是現在，在學校里我的研究室的書架上仍然擺放著從1993年到現在發行的《讀書》。我覺得中國的知識人有必要為擁有像《讀書》這樣的雜志而驕傲。擁有能夠代表一個國家的知識人社會的雜志是這個國家的驕傲和榮耀。從這方面來看，《讀書》的存在既是中國知識人社會的驕傲，也是中國的驕傲。 在過去的十年間，《讀書》曾是中國知識人社會當之無愧的驕傲，同時我希望《讀書》能夠成為中國知識社會的永遠的驕傲。

    包括我在內的許多韓國知識分子對最近《讀書》雜志“換帥”這件事有著巨大的關心。這是因為《讀書》雜志在中國以及中國知識社會擁有著重要意義的緣故。《讀書》已經不屬于某個人或者某個出版社了。《讀書》并不僅僅屬于三聯書店，而是屬于整個中國知識社會。這就好比在韓國《創作與批評》并不僅僅屬于出版雜志的創批出版社，而是屬于整個韓國知識社會。因此，我覺得更換《讀書》的主編也決不僅僅是三聯書店內部的問題，而是中國知識社會共同的問題。正對這次更換主編的問題，我希望中國知識社會能對此加以關注。這是因為我希望中國知識人將這一問題與中國知識人社會的現狀以及危機相聯系，從而對此加以關注。我堅信現在《讀書》所面對的問題和危機正是中國知識人共同的問題和危機。因此，我期待以《讀書》更換主編的問題為契機，能夠喚起中國知識人社會共同的危機意識， 對中國知識人社會的狀況以及如何確保屬于中國知識人的自由而又民主的批判空間的問題進行熱烈而集中的討論。我相信中國知識人社會擁有展開這樣的討論的力量和熱情。

    作為在韓國的局外人，我之所以對此懷有這一期待一是出于對中國知識人社會的熱愛，二是因為過去的十年里，在汪暉以及黃平兩位先生接任編輯之職后，《讀書》已經成長變化為跨越中國國境，在東亞范圍內重要的雜志的緣故。我認為在過去十年里《讀書》主要取得了下面兩方面的成就。一，促使中國知識人更為關注中國的現實以及中國民眾；此外還將中國知識人與世界，東亞聯系在了一起。從《讀書》雜志的歷史來看， 這兩方面的成就也正是《讀書》雜志本身的變化。我認為在過去十年間《讀書》之所以會取得如此的變化和成就并不是因為兩位主編的個人的政治見解，而是因為中國現實的變化。因此，對于這次更換主編的問題，我并不贊同將《讀書》雜志的一部分問題全部歸結在主編身上的做法。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現實本身的變化。隨著時代的變化，《讀書》也變化了。因此我并不贊同《讀書》的變化是主要來自于“新左派”編委這一主張。

    在過去的十年間，中國社會經歷地球上最快同時也是最為巨大的變化。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擴散，中國的經濟有了巨大的發展。但是發展正如同太陽一樣，太陽越是華麗強烈，影子也就更深長。現在中國的光芒與影子毫無疑問在市場化的過程中，便隨著市場化的而產生。現在我們身居這樣一個時代：不考慮市場化的問題就無法思考中國問題。在過去的十年間，《讀書》雜志一直關注著中國社會的市場化問題。這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雜志不能避免的選擇， 同時也是一個妥當的選擇。現在是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時代。中國是這樣，韓國也是這樣。不關注或忽視市場與資本的人文知性是早已死了的人文知性。現在的世界處于這樣一個時代：市場已如同一個全知全能的神重新降臨人間。中國不例外，韓國也不例外。 我通過《讀書》了解到在這樣一個時代里資本與市場是如何改變中國社會，而中國的知識人又是如何來作出對應的。對于我來講，通過《讀書》了解這一情況是一次對人類歷史現場進行學習的寶貴的機會。

    在全球化市場的時代里，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緊密相連。特別是，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的問題從此不再是中國的問題，而是世界的問題。尤其是在最近圍繞韓半島問題而展開的六方會談中，中國與東亞的關系越來越密不可分。 東亞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問題，同時中國的問題也就是東亞的問題。我記得在過去的十年間《讀書》一直對東亞問題表現出了極大的關心。對于《讀書》一直以來所表現出的對中國知識人社會與（東）亞洲的關心，以及為了促進（東）亞洲和平合作與共同繁榮而傾注的努力，我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在過去的十年間，《讀書》是一座連結中國與世界，中國與東亞的寶貴的橋梁。《讀書》一直以來履行著讓中國的知識人關心亞洲的問題，世界的問題，同時也讓亞洲的知識人關注中國問題的職能。《讀書》在過去的十年間，已經跨越了中國，成為東亞范圍內的一份非常重要的雜志。

    在過去的十年間，伴隨著中國的變化，《讀書》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知識人社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的世界處于市場萬能主義的時期，全球的知識人社會都面臨著危機。韓國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雖然韓國在經歷了民主化時代后，軍事獨裁銷聲匿跡，但新專制時代即市場獨裁的時代卻已經來臨。現在韓國的知識人因申請韓國教育部的大型學術項目的研究經費而忙碌。關注于高爾夫與股市、房地產的知識人日益增加，反之對勞動者以及農民問題表現出關心的知識人卻日益減少。習慣于用絢爛的西方學術理論進行遣詞造句的學者不斷地增加的同時，對于深切關注于韓國現實的知識人卻在不斷地減少。這是韓國知識人社會的危機，也是韓國人文知性的危機。不知目前中國知識社會如何？

    我真心地希望中國知識人社會不會步韓國的后塵。同時還希望能夠像過去十年一樣繼續通過《讀書》看到中國知識人社會的活力。最后，期待在今后《讀書》的批評空間也能夠像過去一樣， 繼續成為中國的驕傲，中國知識社會的驕傲。《讀書》今后也應該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的證據及象征。

《讀書》窗外的風景

劉禾

有人說《讀書》雜志是一個窗口。我同意這個說法，但我要補充的是，過去十年的《讀書》，更像是一個每時每刻都在移動中的窗口，如同我們坐在火車上看風景，望出去，眼前的景象呼嘯而過，讓人很難捕捉到個別的、清晰的景物。如果從外面朝車窗里面觀望呢？那就更困難了，可這正是我此時此刻的心境。

在過去的十年中，大多數的夏天里，我都會在北京度過三四個月的時間。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差不多每次回國，我都會聽到一些說法，四處沸沸揚揚，都是針對《讀書》和《讀書》主編汪暉和黃平的。由于聽得多了，也由于自己曾經被卷入一場相關的爭論，所以我對這些已經是見怪不怪了。不過，我還是有些驚訝，有些人對《讀書》的抱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說法卻始終不變；與此同時，《讀書》窗外那呼嘯而過的，早已非昨日的風景，而中國亦已非昨日的中國。

我在《讀書》雜志發表的文章不多，不過前后也長達十五年之久。因為早在汪暉和黃平接手《讀書》之前，還是在1992年，沈昌文主編就發表了我的一篇文章，介紹國外當代理論和最新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后殖民理論方面的研究，題為《黑色的雅典娜》。我記得，當時并沒有出現“太學術”和“看不懂”的說法。汪暉和黃平接手《讀書》以后，我又陸續寫了一系列文章，基本還是沿著《黑色的雅典娜》的話題，進一步展開我對當代學術和后殖民理論的評介和思考。大概是由于我長期任教美國大學，對國外學術的發展比較了解，對當代理論介入也比較深，所以常常有國內的一些朋友們希望我盡可能把最新的學術動向傳達給國內，這其實是我成為《讀書》撰稿人之一的真實背景。

記得我在《讀書》上寫過一篇短文，重點介紹“依附理論”創始人弗蘭克的新著《白銀資本》，這篇文章很快就在《南方周末》上引發了一場莫名其妙的爭論。我說莫名其妙，是因為那場爭論并不是以學理的方式進行的，它第一次讓我意識到，原來西方中心論在中國遠比在國外根深蒂固，它是一種集體情結，一種欲望，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自卑感。由于說理這件事通常在學理上進行，所以跟欲望和和文化自卑感講理是講不通的，這些情感頭緒只能通過精神分析才能理清，正如印度理論家南蒂對印度的文化精英所做的分析那樣。但是國內似乎還沒有人著手做這項工作。從《河殤》到《走向共和》和《大國崛起》，這些電視片的制作都提供了極佳的精神分析文本，每當我們聽到有人宣揚那些宏大敘事，好像真理在握的時候，后面多半藏匿著不安全感和某種難言之隱。只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充分地理解，為什么西方中心論在邏輯上是潛在的文化自卑感和狹隘民族主義的起點和歸宿。這里面什么都有，唯獨缺少的就是國際主義的視野和社會批判的意識，也就是本源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狀態。

什么是現代知識分子？我想這起碼要求知識分子應該具有某種狀態，即同時具備社會批判意識和國際主義視野這兩點要素。與之相應，知識分子的刊物亦該如此。但實際上，冷戰后，國際主義這個維度往往被人忽視，更常見的情況是，很多人認為沒有國際主義視野的社會批判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這種觀點漠視了一種危險：沒有世界大視野的社會批判完全有滑向狹隘民族主義或者是國家主義的危險。因此，同時具備社會批判意識和國際主義這雙重視野，理論和思考才有可能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發現真實的問題，并有能力分析這些問題。我認為，《讀書》這十年的所有努力正集中于此。奇怪的是，《讀書》所作的這種努力，不但沒有得到正面積極的評價，反而被扣上“新左派”的帽子，這不但有失公允，混淆視聽，而且以一場混戰攪亂了正在進行的政治和社會批判。

最先發明中國的“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人很聰明，他發明了一頂紅帽子，扣在“新左派”頭上，又發明一頂白帽子，戴在自己頭上，自我標榜“自由主義”。這兩頂帽子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意味著什么，發明帽子的人應該心知肚明。更有意味的是，汪暉等人從來沒有承認自己是“新左派”，等于是拒絕了對方的命名。這拒絕本身正說明一個問題：關鍵在于由誰來命名，而不在于命名的實質是什么。

李陀在最近一篇《南都周刊》采訪中，其實已經把問題講得很清楚。他說：“新左翼，它和新自由主義一樣，是個國際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定義和淵源。如果我們認真讀一下《新左翼評論》主編佩里·安德森的文章《<新左翼評論>的重建和西方左翼思潮的發展》，就很容易明白這種淵源關系，明白人家“新左翼”到底指的是什么。把這個名詞不管三七二十一移植到中國來，當帽子亂扣，是不合適的，這樣亂扣，把中國知識界長期以來存在的分歧弄得很亂，而且越爭越亂。” 因為一旦你開始糾纏這些跨語際概念的所指，將這些命名翻譯回去：the New Left 和liberals，你就會落入不可收拾的混亂當中，因為中國的紅帽子在國外很可能戴在那里的自由主義人士的頭上，而中國的白帽子在國外倒是不折不扣地落在極右勢力的頭上。小布什在其2004年總統大選的那場公開辯論中，就火藥味十足地給戈爾扣了這樣一頂帽子：“你是個左翼自由派（a left-wing liberal）”。這句話當時連解釋都不需要，因為在美國右翼保守主義的政治里，它等于是罵人。既然中國所謂的 “自由主義”人士公開支持小布什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既然以戈爾為代表的美國“左翼自由派”和國際知識分子結成了反戰同盟，那么在中國標榜“自由主義”的人士恐怕要先做一點功課才行，首先有必要澄清他們的概念。也就是說，作為一對跨語際的命名，“新左派”和“自由主義”，都是不負責任的對國外理論名詞的生搬硬套，既沒有學理依據，又缺少誠實的分析，對此我們不必太認真，更不必在派別問題上過份糾纏。

回顧《讀書》，我認為有一點絕不能忽視：在過去十年里，正是由于對批判意識和國際主義視野的雙重堅持，它才成為一個重要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園地。九十年代恰好是國內學者與國外學界開始頻繁接觸的階段，也是中國的社會經濟經歷一場脫胎換骨的變革時期，更是冷戰后世界格局發生巨變的年代。在多重變化的夾縫中生存的《讀書》，這時候如果一成不變，那倒是怪事。因此，問題不在于變還是不變，關鍵在于如何變。所幸的是，汪暉和黃平主持《讀書》期間，他們將一個文人刊物轉變成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平臺，并在那里展開了一系列的對于變動中的中國社會和變動中的世界格局的跟蹤和分析，為國內外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思想辯論的空間。

那么我們如何理解《讀書》雜志的國際主義視野和它對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意識的堅持呢？首先應該承認，讀者從《讀書》這個移動中的窗口里所看到的，不單是中國社會的景觀，而且是在全球化中徐徐展開的世界的大景觀，而《讀書》的當代性也就體現在這里。活躍在《讀書》文章里的許多思想，與世界上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理論思考不但同步進行，而且其中的有些論述還相當超前。這是因為中國如此大規模地卷入了全球化過程，對世界各國的經濟和社會帶來如此巨大的影響。這一嶄新的格局不能不對已有的理論提出尖銳的挑戰，也不能不對生長在中國的知識分子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戰。無論是城市化、私有化、教育產業、文化產業、大眾媒體、科學主義、壟斷資本、能源的爭奪、生態環境、性別政治、民主危機、移民網絡、勞工和流動人口問題，還是醫療改革等等，這些都是各國知識分子都正在關心的話題。《讀書》不但及時地回應這些當代的問題，而且它是以知識分子深刻的人文關懷和敏感去關注周圍發生的一切。這些正在發生的事情往往沒有現成的答案或方案，就像我們在移動的火車上想捕捉窗外的風景一樣困難，但理論創新的契機永遠是在沒有現成答案的地方出現。

汪暉最近在《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的一篇采訪中提到，如果中國學者沒有能力在世界上說話，不能對外部世界發生的變遷有權威性的解釋，只是對自己說話，這不是好事情。他強調國內和國外的知識分子要平等對話，《讀書》提供的恰恰是這樣一個平等對話的平臺。他還舉了一些例子，比如全球化引起的社會沖突，像印度的宗教沖突與全球化的關系、俄羅斯私有化與全球化的關系、以及對美國的霸權和戰爭政策的批評等，這些不同的關注點都在《讀書》視野的之內，是非常可貴的。汪暉強調的平等關系，是言說行為和一切公共行為的道德底線，堅持這個底線非常重要，而《讀書》在這一點上確實做得比國內的許多刊物都好。不過，我本人對所謂中外“對話”的前景并不抱有太多的幻想，因為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仍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除非說話的雙方都愿意虛心學習對方的語言，否則就是拿出對話的姿態，站在同一個平臺上自說自話。所以，與其說《讀書》是平等對話的平臺，不如說在過去的十年中，發生在《讀書》里面的思想與世界其他地方的理論思考既有交叉又有同步，我想，這些活生生的思想只要存在，《讀書》及其編輯部的所有成員這十年的辛勤勞動就會繼續開花結果。

作為此文的結尾，我想提及十年前我在《讀書》的一篇文章里寫下的一段話，因為這段話對描述《讀書》和圍繞《讀書》的知識分子群體比較貼切。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出，當代理論對我們的挑戰“大大超出了‘西方理論’是否適合中國語境的老問題，更不是要不要反西方的問題。它真正的挑戰是：中國學人處在當今劇烈變動中的全球文化格局里，應承擔何種角色？或不承擔何種角色？在跨語言、跨文化的學術和學科史研究中，中國學人能做出怎樣的獨特貢獻？”這段話剛好寫在汪暉和黃平出任《讀書》主編的那一年。十年前，《讀書》主要還是中國文人圈子的刊物，十年后的《讀書》已經成為國際知名的知識分子刊物，這一切都是在汪暉和黃平擔任主編以后才發生的。

回顧十年的風風雨雨，《讀書》經歷的這些變化，還有這些變化的意義，已經不是窗外匆匆閃過的風景，那是窗口自己的歷史。如今這窗口消失了，我們還能看見什么？

（劉禾,1990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1990-2001年任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系跨系教授及講座教授，此后任密歇根大學亞洲語言文學系和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爭論焦點是什么？

——汪暉，黃平與《讀書》風波

（編輯稿）

阿里夫·德里克

       在過去近三十年，《讀書》已經成為中國學術界的一個批判性的聲音。隨著中國社會內部和外部環境的變化，這個聲音一直在改變，舍棄了一些舊的腔調，加入了新的東西，這也是這本雜志變化的明證。最近《讀書》主編汪暉和黃平的離職表明了另一種轉變？如果是，這個轉變意味著《讀書》過去十年所關注的東西對這一代讀者來說已經不重要了，因此不再好賣？是什么讓汪暉和黃平領導下的《讀書》有別于其它時代？而在這些年里，《讀書》反映的是怎樣的社會狀況？這些社會狀況已經不再重要了么？或者新的一代對他們所關注的東西不以為意？

       汪暉和黃平將各自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背景結合起來是他們的編輯生涯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說社會科學對產生它們的現代社會的研究來說很關鍵，它們只有在人類持久追求公正、真理和美的背景下才會最好地為人類的福利服務，而按照現代學科體系，公正、真理和美屬于人文學科范疇。《讀書》在汪暉和黃平的帶領下，將這些關注點結合起來，在中國甚至是全世界的文化研究出版的最前沿取得了一席之地。把主觀性和信仰以及它們賴以存在的物質條件聯系到一起，不僅在學術上是一個跨學科的問題，也是任何嚴肅的文化、社會和政治批判分析的出發點。

《讀書》雜志這十年，也就是現代性在中國思想界成為一個問題的十年。經濟現代化的快速前進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新的問題。汪和黃有很好的處理這些問題的能力，一位是對中國學術遺產和現代理論問題非常熟悉的文化分析者，另一位是在社會理論和現代化問題方面受過良好訓練的社會學家，這里的現代化不僅指物質發展過程，也是一個問題。在他們的領導下，《讀書》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努力提出和保持了有活力的批判性評估，并且表現杰出，這種評估不僅把現代化視為經濟問題，也視為社會、政治和文化問題。林春在最近出版的關于現代中國社會主義的著作《中國社會主義的變遷》中認為，過去十年，中國已經進入改革的新階段，即一個重溫和重估社會主義目標的改革新階段。這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外建立另一種現代社會模式的問題，這一目標也是汪暉和黃平的靈感所在。執政者承認地區差距、城鄉差距、階層差距、性別不平等和污染問題在困擾中國的現代化。《讀書》換帥事件有可能是致力于全面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人們發現革命記憶的復蘇有些讓人不快而且礙手礙腳，也有可能是在九十年代后興起的消費社會價值觀中成長的新一代年輕學術青年覺得《讀書》提出的政治和文化問題非常乏味，尤其是當這些問題用中國和其它地方的學者們所共用的八十年代后期的后現代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語言表達出來的時候。

  過去十年，《讀書》作為全球性的思想平臺，批判歐洲中心主義和歐洲中心的現代化，又沒有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確實，《讀書》由于語言方面的明顯原因（中文不像英文那樣是常用的國際語言）使得讀者僅限于中文讀者，但是除了語言不同，這本雜志的涉獵范圍與其它地方的文化研究雜志差別不大。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一些讀者對雜志的語言和風格的晦澀有所抱怨。當不必要的復雜語言成為現代文化研究話語的普遍特征而受到批判時，我們不應該把這些批判變成反智主義，將所有有難度的思考都當成謬誤，而不承認，無論我們是否喜歡，有些問題確實是有難度的。可能的是，一些《讀書》的讀者因學術慣性而感到不適應，而年輕一代的一些人卻對那些消費文化批判毫無耐性。《讀書》是高水平的文化批判刊物，而不是一本流行文化雜志。文化批判雜志不會吸引《讀者》雜志或者《人物》雜志的讀者群，出版社必須要很清楚地認識到這點。另一方面，很多的認可都是因為編輯們的工作和聲望，以及在很多征兆顯示世界范圍內的發展危機來臨的時刻，他們提出了那些關系中國發展甚至全球發展的重要問題。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杰出學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教授，此前曾任美國杜克大學歷史系講座講授、俄勒岡大學“耐特社會科學講座教授”等，著名中國歷史研究專家）

附原文：

                                   What is at Issue?

                     Wang Hui, Huang Ping, and the Dushu Affair

       Dushu has served as a critical voic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life for nearly three decades. The voice has changed over the years, dropping old tones and adding new tones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mstances of Chinese society-which is a tribute to the journal’s dynamism. Does the recent dismissal of Wang Hui and Huang Ping as the journal’s editors point to another such shift? If so, does the shift imply that the concerns of the last decade are no longer relevant to a present generation of readership-and do not sell? What marks off the journal’s voice over this past decade during the editorship of Wang Hui and Huang Ping? What were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journal responded to during those years? Are those circumstances no longer relevant? Or is a new generation oblivious to the concerns that they represent? Has the journal’s appeal suffered, therefore, raising marketing concerns, or is it the uncomfortable questions it has raised concerning China’s development, raisin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cerns? 

       It is the silencing that is the issue here, not whether it is economic or political, which makes little difference where the voices are concerned. Censorship is more or less severe depending on country, but it seems to be active globally at the present at all levels of society from governments to corporations to the press and even to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more often than not in the form of self-censorship. The collus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power makes it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re the censorship originates. But it seems that the market is as important a consideration in such self-censorship as its political and legal consequences. We should, therefore, not dismiss lightly the company claim that the dismissal of the two editors was for economic reasons. They are silenced all the same.    

       Let us hope that their legacy is not suspended, for what they have had to say-and, we hope, continue to say-has not lost its relevance; indeed, is likely to acquire greater urgency in coming years. Not the least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Wang/Hwang editorship was to bring together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from the disciplinary backgrounds of the two editors. If the social sciences are crucial in the study of modern societies of which they are the products, they serve human interests best when plac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long-standing human aspirations to justice, truth and beauty, which in the modern division of labor have been placed in the realm of the humanities. In bringing these concerns together, Dushu under the Wang/Huang editorship achieved a place in the forefront of cultural studies publications not just in China but globally. Bringing together issues of subjectivity and belief  an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is not merely an academic matter of transdisciplinarity, it is also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any serious critical analysis of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Wang/Huang tenure at Dushu coincide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modernity as a problem in Chinese thinking, which itself was intimately linked to the rapid advance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which also produced new problems in Chinese society. Wang and Huang were well equipped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e one as a cultural analyst deeply familiar with Chinese intellectual legacies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issues, the other a sociologist trained in issues of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ization, not just modernization as material progress but modernization also as a problem. Under their leadership, Dushu was distinguished for raising and keeping alive critical evaluation of modernization efforts in Chinese society not just as an economic but also as a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roblem. In her recent study of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Lin Chun argues that during the last decade,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phase of reform, that of retrospection and revaluation, especially with socialist goals in mind. This is not just an academic question, but a question that is crucial to the creation of an alternative modernity to that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which, it seems to me, is the professed goal of the leadership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so-called “new left” positions of Wang Hui and Huang Ping. The problems that beset China’s modernization-from regional, urban-rural, class and gender inequalities to pollution-are also readily acknowledged by the leadership, and are subject to examination. Neo-liberals committed to full incorporation in global capitalism may find the revival of revolutionary memories unpleasant and obstructive.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a new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 youth, reared on the values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that began to flourish in the 1990s find tedious the kind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ssues raised in Dushu, especially when those issues are couched in the languages of postmodern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that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shared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elsewhere since the late 1980s.

       The term “new left” made some sense when it emerged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n distinguishing a new generation of Marxists parting ways with Stalinism. It makes little sense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socialist society. Its us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one indication of unease that in the pursuit of national wealth and power  as it appears through the lens of private interests, the country has strayed from  the socialist goals of justice and equality, and national goals of autonomous development, and is in need of a reminder of its revolutionary legacies from a “new left-“ a term that seemingly encompasses all those who have raised questions about post-1992 development, and it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Some als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answers, if only as inspiration, in earlier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and invoke them in criticism of present-day problems, if not out of a political desire for their revival, then at least out of a recognition that they are indispensable to grasping critically problems of moder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Over the last decade, Dushu also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an intellectual cosmopolitanism, engaging in critique of Eurocentrism and Eurocentric modernity without escaping into a parochial nationalism. Indeed, while for obvious reasons of language(Chinese not being a commonplac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like English) Dushu’s readership is restricted to readers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journal in its coverage is not different from cultural studies journals elsewhere except in its accents. This also explains the inaccessibility of language and style that some readers have complained about. While unnecessary complexity of language has been characteristic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discourse in general, and needs to be criticized, the criticism should not be carried to an anti-intellectualism that finds fault with all difficult thinking, without allowing that some problems may indeed invite complexity whether or not we like it.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 of Dushu’s readership suffer from intellectual inertia, while others of a newer generation have little patience with critiques of their newfound consumer culture. Dushu is a high-level publication of cultural criticism, not a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As Wang Hui has pointed out in his response to the Sanlian management, journals of cultural criticism do not attract the kind of readership as Reader(Duzhe) or People magazine(in the US). The publisher must be well aware that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the goal is to increase circulation by bringing mor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it, in the process pulling the journal back from the recognition it has acquired internationally even among those who cannot read it. Much of this recognition is owing to the work and reputation of the editors, as well as the relevance of the issues they have raised that are relevant not just to China’s development but globally at a time when there is every sign on the horizon of an impending crisis of development worldwide-and there is much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that may help with its resolution.

       As I noted above, it would be unfair to anticipate that the editor-to-be will turn his or her back on this legacy of the journal. But then, if a new editor is to continue with the path initiated by Wang and Huang, why the change? And why take the risk! All we can do is hope that Chinese readers of a critical intellectual bent will not be deprived of the fresh critical perspectives for which Dushu has served as a platform, which may be more necessary now than twenty-eight years ago when the journal started publication.  

Arif Dirlik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Distinguished Visiting Fellow, the

 Peter Wal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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