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戰爭的困難，迄今為止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是最大的。

　　列寧在《論我國革命》講：“我們的歐洲庸人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復雜的國家里，今后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

　　中國在1949年之前是世界殖民體系中被殖民國家之中人口最多（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面積最廣闊的大國，是世界殖民體系的中心環節。

　　近代中國經歷了長達三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封建勢力要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濃厚，現代化程度甚至遠遠低于同一時期的印度。

　　近代中國的現代化程度甚至遠遠落后于印度。那時，印度人均鋼產量為4千克，而近代中國才2點多；印度人均發電量10.9千瓦時，而近代中國不到3千瓦時。

　　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講：“紅軍的敵人國民黨，它的情況是怎樣呢？它是奪取了政權而且相對地穩定了它的政權的黨。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國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軍隊——改造得和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的軍隊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現代國家的軍隊卻大體相同，武器和其他軍事物資的供給比起紅軍來雄厚得多，而且其軍隊數量之多超過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的軍隊，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常備軍。它的軍隊和紅軍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它控制了全中國的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樞紐或命脈，它的政權是全國性的政權。”

　　中國共產黨面對的階級敵人——國民黨大地主大官僚資產階級集團，不僅有超過了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數量的常備軍，而且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大規模資金援助和軍事技術援助，敵我差距的懸殊程度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前所未有。

　　毫不夸張地說，毛主席領導了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和敵人差距最懸殊的以弱勝強的革命戰爭。

　　正是因為近代中國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80%以上是農民小生產者，中國共產黨遇到的小生產者汪洋大海的阻力更是前所未有的。

　　看到上述鐵的事實，深感毛主席和我們中國共產黨的不易，深感中國革命困難阻力之大前所未有。也可以感覺到列寧“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復雜的國家里，今后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這句話太正確了！

　　而且，斯大林在會見瞿秋白等人的談話中也提到：“中國革命勝利的條件較俄國當時（更）為（困）難。”

　　正是因為我們有更大的阻力、更大的困難，中國革命這樣長期而艱辛的開國創業的輝煌艱辛歷程是別的國家所沒有的。

　　毛澤東主席領導下的我們中國共產黨有更艱辛困難的創建共產主義偉業的歷程，有空前全面、艱辛、長期、由小到大、由弱到強、逐漸發展壯大的政黨建設歷程、政權建設歷程、軍隊建設歷程、民眾組織建設歷程，有著二十多年艱苦的浴血奮戰的歷程，這是更偉大、面對困難更多的歷程。這是一個國際共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歷程。

　　我們在毛主席領導下的開國創業面臨的巨大困難，是迅速趁敵人力量薄弱、內外交困而奪取革命勝利之后迅速甚至有些倉促的接管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官僚體系、軍隊體系的列寧、斯大林所沒有經歷的。馬克思、恩格斯也沒有這樣艱辛的、大規模的發展組織打江山的歷程。

　　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我們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據地政權工作，積累了根據地管理經濟的經驗，培養了一批管理經濟的干部，同農民建立了聯盟，從他們那里得到了糧食和原料。所以，在全國解放以后，很快地進行和完成了經濟的恢復工作”，“我國中央人民政府是在華北人民政府的基礎上成立起來的，各個部的成員都是根據地里出來的，而且大多數骨干都是共產黨員。這個國家機構，同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根本沒有任何關系。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比起俄國在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來說，要純潔得多。”

　　中國大革命的特殊性和創造性

　　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由于中國情況的復雜和斗爭的困難程度前所未有，我們的領袖毛澤東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做出了一系列理論和實踐的創新，提出了一系列前人沒有過的科學理論，進行了一系列前人沒有進行過的科學實踐。

　　毛主席根據被殖民地區的特殊國情，第一次創造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開辟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

　　毛主席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說：“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之后，他做了實事求是、細致入微的精彩分析，列舉了有利于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各個帝國主義的間接殖民、帝國主義扶植的白區軍閥之間的混戰、第一次國民革命的影響、全國全局革命根據地的相互配合、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正確領導、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農村良好的群眾基礎。

　　毛主席根據中國現實情況指出——以農村革命戰爭為中心推動中國革命高潮到來的戰略是完全正確的。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講：“……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

　　毛主席關于堅持在大城市敵人力量極其強大的情況下扎根農村、在農村逐漸發展壯大、以鄉村包圍城市這一原創性的科學理論對于被殖民的、以農民小生產者為主要人口的很多地區的無產階級領導的武裝革命也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指導和借鑒意義的。

　　毛主席根據中國這樣比俄國更復雜的特殊情況，面對遠遠比俄國更少的無產階級基礎、遠遠比俄國數量更大的小生產者汪洋大海、遠遠比俄國懸殊的敵我差距，創造性的首次解決了在小生產者汪洋大海規模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大、封建勢力空前濃厚、帝國主義殖民勢力極端強大的國家締造無產階級先鋒隊、締造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軍隊、締造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武裝割據政權、發展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經濟力量這四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空前困難而又艱巨的問題。

　　只有在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的革命實踐中，華夏大地才真正意義上出現了經濟命脈獨立自主、軍事力量獨立自主、指導思想獨立自主、革命道路獨立自主的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

　　所以，說毛主席是中國共產黨實際意義上的締造者，絲毫不夸張。

　　毛主席根據中國農民小生產者汪洋大海規模前所未有、封建勢力和殖民勢力極端濃厚的實際情況，以“思想上入黨”為黨的建設的重心，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首次空前大規模的對農民小生產者以思想改造的方式發展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成員，首次把黨的政治路線問題和黨的建設問題緊密結合，“第一次科學地闡明了黨的建設同黨的政治路線的關系”，創造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克服三風、樹立三風”的整風模式，首次以歷史決議的形式科學的服務于黨的建設，終于使一個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指導思想上、革命路線上完全獨立自主的中國共產黨在華夏大地誕生，解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難題。

　　毛主席面對中國農民小生產者為主要人口、封建勢力和殖民勢力極端濃厚的現實，從三灣改編以來，就創造了穩定的軍隊的黨政控制制度（而不是蘇聯那樣搖擺不定、時而設立時而取消），把黨的支部建在連上，大大強化了無產階級先鋒隊對于軍隊的絕對控制。

　　正如毛主席在《井岡山的斗爭》所說：“黨代表制度，經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黨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黨代表更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員會進行政治訓練，指導民運工作，同時要擔任黨的支部書記。事實證明，哪一個連的黨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而連長在政治上卻不易有這樣大的作用。”正是因為“支部建在連上”，毛主席成功的強化了黨對軍隊組織上的絕對控制、政治上的絕對領導，方便了軍隊服從黨的政治訓練教育、對黨的軍事方針的絕對貫徹，而且加強了黨和軍隊基層戰士的聯系，方便了黨指揮軍隊開展群眾政治工作和經濟生產工作。

　　毛主席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軍隊建設歷史上，首次明確規定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并首次創造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首次創造了戰斗隊工作隊和生產隊“三大任務”、首次創造了包括瓦解敵軍在內的三大原則、首次創造了擁政愛民和兩憶三查的整軍方法，空前發展了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軍隊建設的理論。中國人民軍隊真正意義上的締造者，毛澤東主席當之無愧。

　　毛主席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反對包辦代替的土地改革方法，更扎實的建立了工農武裝割據政權。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按照教科書的說法，在武裝干涉和長期戰爭的條件下，‘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不對的。我們國內戰爭的時間比他們長得多，沒有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而又取得了勝利，主要是我們對農民采取了正確的政策，在戰爭中緊緊依靠了農民。”

　　我們的中國革命處理農民問題和其他國家處理農民問題是不同的，我們通過無產階級政黨引導農民群眾自主開展階級斗爭的方式進行土地改革，而不是其他國家土地改革那樣搞“恩賜論”。以此為基礎，我們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工農武裝割據政權，首次的解決了在這一空前困難的特殊環境建立政權、逐漸通過武裝斗爭和發展根據地工農業經濟力量從而發展壯大、奪取全國勝利的問題。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主席根據空前困難的國情，總結經驗教訓，創造了一系列前人沒有提出的原創性理論，我在這里就不一一詳細講解

　　綜上所述，如列寧所說，東方革命會比俄國革命情況更復雜、更具有特殊性。中國革命無疑是比俄國革命更困難、更復雜、更艱辛、更有特殊性的偉大革命。沒有中國人民大規模的無私支援，以朝鮮狹小的地域和人口力量也不可能把強大的美帝國主義趕到三八線，越南和老撾也不可能實現革命的勝利。

　　師哲回憶錄記載，劉少奇訪問蘇聯的時候，斯大林說：“我從來不喜歡奉承人家，但別人卻對我有許多奉承，我也覺得很厭煩。我說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成熟了，蘇聯人及歐洲人要向你們學習的話，并不是奉承你們，不是客氣話。西歐人由于驕傲，在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們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東方，現在又移到了中國和東亞。”

　　他還說：“在國際革命運動中，中蘇兩家都應多承擔些義務，而且應該有。希望中國今后多相負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方面的幫助，因為中國革命本身和革命經驗會對它們產生較大的影響，會被它們參考和吸取。蘇聯在這方面起不到像中國那樣的影響和作用。”

　　毛主席無疑也是這個正確預言的實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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