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大林1928年的談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綱”
在中共六大之后，周恩來、瞿秋白和斯大林有一段談話。斯大林的這段談話可以說是之后王明路線的“總綱領”。這個總綱核心就是“城市中心論”，其中具體內容包括以下幾個部分，之后我一點點的分析。我們是時候系統的清算一下斯大林的錯誤，完成毛主席老人家未竟的心愿，告慰由于共產國際、斯大林的極端嚴重錯誤指導帶來的“左”傾路線而犧牲的紅軍烈士們了！
（1）“不能持久論”
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毛主席就精準指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但是，斯大林卻強調：“農民游擊戰爭并非暴動，有些地方取得政權，組織紅軍，但不能持久。”可見，斯大林這個坐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沒接觸過一天中國農民群眾的“大人物”武斷的否認了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持久性。斯大林顯然是沒弄清楚中國半殖民地的根本性質，也就沒有弄清白區軍閥長期混戰的問題，所以就認識不到農村建立根據地的持久性。斯大林這樣說無非就是不愿意看著我們紅軍持久在農村工作，無非就是想抓緊讓我們去大城市！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強調：“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一，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政權……就會明白相應于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著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于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一天擴大一天，一天激烈一天，始終不能統一，本身就體現了白區軍閥混戰的長期性。斯大林認識不到中國白區軍閥長期混戰的本質，也就認識不到農村根據地政權存在的持久性。有階級敵人的持久混戰，也有農村革命政權的長期發展。
斯大林那種反對長期持久的、艱苦的農村工作，實際上也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的體現。毛主席在古田會議決議強調：“個人主義見于享樂方面的，在紅軍中也有不少的人。他們總是希望隊伍開到大城市去。他們要到大城市不是為了去工作，而是為了去享樂。他們最不樂意的是在生活艱難的紅色區域里工作。”并指出相當一部分離隊者就在于因在工農武裝根據地“長期斗爭，感覺疲勞”。
總之，毛主席堅持在農村根據地進行持久斗爭，堅持根據白區軍閥始終不能統一的混戰事實，逐漸持久的在農村發展革命政權力量，而斯大林的“不可持久論”荒謬至極，就是王明路線關于加緊進攻城市、反對在農村建立持久根據地的重要依據。?
（2）“無法動搖論”
斯大林和瞿秋白、周恩來強調：“俄國1905年后農民暴動還在發展，但不能(動)搖到整個政權。”他以俄國為例，來貶低農村斗爭、強調農民暴動無法動搖資產階級的統治，實際上脫離了中國的國情。他這樣無疑是貶低了農村在中國的決定意義，為的還是讓我們重點關注大城市！
俄國城市無產階級力量相對雄厚，是資產階級維系生命的主要基礎（俄國資產階級主要靠無產階級養活），無產階級積攢的實力也足以抵抗資產階級——所以農民暴動不用充分、大規模發展出足以推翻階級敵人的力量，只需配合城市斗爭，就可以通過城市暴動奪取政權。
中國則不同！中國無產階級力量極度薄弱、數量極少。帝國主義培植了一大批雄厚的軍隊和一小撮幫他們控制這支大軍的買辦力量，對城市工人階級具有壓倒性優勢。城市敵我差距極其懸殊，在城市，無產階級不可能奪取政權，所以無產階級就只能先去農村。什么叫動搖敵人的政權？動搖，反義詞是穩定。穩定就是沒有力量在根本上威脅到統治，動搖就是讓敵人的統治不穩定、不穩定就是無法延續統治、受到根本威脅，就是讓敵人遇到足夠使其滅亡的力量——就是產生徹底壓倒敵人的階級統治的革命力量！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講：“而朱毛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紅軍游擊隊與廣大農民群眾緊密地配合著組織著從斗爭中訓練著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武裝組織從鄉暴動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以至于超地方紅軍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向前擴大的政策……必須這樣，才能給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
農村占當時中國人口90%以上，無產階級只占當時中國人口0.5%。無產階級扎根鄉村，大規模發展鄉村政權，把鄉村革命根據地規模發展的比城市還大，對城市形成壓倒性優勢，把全國90%以上人口都解放走了，大多數人在敵人的敵對一邊而不在敵人這邊了——這就足以動搖了敵人的政權！敵人那時候即使在還城市，也無法維系統治、只能束手就擒了！農村的實力以及規模已經遠遠大于城市了，壓倒性優勢都形成了，決定性力量都形成了，就動搖敵人政權了！長春、北平、綏遠、武漢、湖南、新疆，很多地方都是和平解放。敵人還在大城市，怎么就統治不穩固了？因為我們以鄉村根據地為主的革命力量對敵人形成壓倒性優勢了！
敵人在城市“有力量”，我們在農村更有遠遠大于敵人的力量，我們對敵人有壓倒性優勢，就徹底動搖了敵人的統治！所以，毛主席在1929年3月像中央匯報的時候，就提出“一般工作的重心，我們意見：紅軍、小區域蘇維埃個數加多……這樣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圍的形勢”（可見，毛主席在1929年就明確提出，必須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才能動搖階級敵人的統治，才能促進革命高潮——而不是城市中心才能促進革命高潮的到來?。?，委婉的體現了農村包圍城市、以農村為中心的建議。
毛主席的意思很清楚，以農村為中心擴大根據地政權力量是唯一的可以動搖敵人階級統治基礎的方法。這就和斯大林的城市中心論劃清了界限。?
（3）“掌握城市才有高潮論”
斯大林荒謬的認為“假使我們(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時才可說高漲。現在(我)不能同意你們的主張:革命高潮快要來了。”但是，不掌握主要城市，照樣可以實現潮流高漲，照樣可以判定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斯大林這樣說，無非是想讓我們重點搞城市工作，以打大城市帶來“高潮”！
什么時候可以說高漲？實際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的規模大了、力量大了，甚至發展的比城市力量和規模大了，才可以說是真正的高漲！即使主要城市沒掌握，只要把農村力量發展大、發展的比城市力量還強，照樣可以說高漲了！高潮到來，革命力量上升，舊勢力統治受到威脅，不等于大城市占領與否。
促進潮流高漲的最主要任務是什么？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強調：“而朱毛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紅軍游擊隊與廣大農民群眾緊密地配合著組織著從斗爭中訓練著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武裝組織從鄉暴動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以至于超地方紅軍的……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可見，革命高潮到來之前，最主要的任務必須是發展農村根據地政權力量；當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候，不是掌握了城市，而是發展的農村根據地政權力量遠遠大于城市了！
潮流高漲、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不等于掌握了大城市。而且，高潮快要到來也包括階級矛盾的激化、階級敵人的統治受到嚴重威脅！正如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說：“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隊，并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眾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為無錢開學，許多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后，許多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
（4）“性質不改論”
斯大林告訴瞿秋白和周恩來：“農民的游擊戰爭如沒有得到重要城市的援助，決沒有改變社會制度的性質。即使有(取得)勝利也不能鞏固。故城鄉的關系不能建立則勝利無望。假使我們視為潮流高漲了，則我們應即能抓住重要城市以為中心。簡單地(說)，為什么資產階級還能坐在城中，因為他們有力量(的緣)故。”
斯大林的這個觀點是荒唐的。他根本上否定了農村革命根據地已經改變了根據地的社會性質，否定了井岡山和蘇區以及之后的陜甘寧邊區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農村和城市沒直接聯系，在農村建立的根據地照樣改變了根據地的社會性質的！在《井岡山的斗爭》，毛主席強調：“在紅色區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區鄉政權普遍建立。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都有縣政府，并成立了邊界政府。鄉村普遍組織了工農暴動隊，區縣兩級則有赤衛隊。”可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根本上改變了當地的社會性質！
潮流高漲了，不是“應即能抓住重要城市以為中心”。前文提到過，高潮到來的標準不是打下大城市了，而是農村根據地的力量超過大城市的力量了。即使資產階級還坐在城里，把農村根據地發展的比資產階級城市力量還大，照樣標志著高潮的到來。而且，高潮到來就應該先打大城市嗎？不應該！高潮到來，也應該采取穩健的軍事戰略。隨著帝國主義和地主為了自身階級利益而對工農群眾剝削導致內部階級矛盾的激化、隨著剝削階級的統治威脅加重，統治階級為了緩和內部危機而掠奪資源的白區軍閥戰爭加緊，革命高潮逐漸到來，也不應該先打大城市作為“中心”。如毛主席在《井岡山的斗爭》所說：“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例如兩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戰爭時期，廣東在張發奎李濟深戰爭時期，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備白色恐怖到來時有所恃而不恐。”建立中心堅實區域的基礎——可見在這里，毛主席就提出了注意以農村根據地為中心區域。?
（5）“城市中心論”
斯大林的“城市中心論”是一套完整的、相互聯系的、成體系的、荒謬百出的一個整體。他先百般強調農村困難，扯什么“農民游擊戰爭并非暴動，有些地方取得政權，組織紅軍，但不能持久。”“如我們有些地方可作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便可卷入戰爭。但農民有一缺點:有小部軍隊，有了土地，便不想進取了此便是工農間的矛盾”。給你制造在農村不能長久發展的印象。
毛主席則和斯大林針鋒相對——就要在農村長期扎根！毛主席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就講：“現在中國革命形勢是跟著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的分裂和戰爭，而繼續地向前發展的。所以，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你說不能持久，我就能持久！
然后，斯大林講：“現在僅僅是農民暴動，說他(它)破壞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基礎(是)對的，但對全國卻不能說高漲。”否定了農村暴動可以帶來最終高漲。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則這樣講：“而朱毛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紅軍游擊隊與廣大農民群眾緊密地配合著組織著從斗爭中訓練著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武裝組織從鄉暴動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以至于超地方紅軍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向前擴大的政策，是無疑義地正確的。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對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俄之于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的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偠灾?，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農村根據地的擴大就能帶來高潮！農村根據地對于全中國就像當時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俄對于全世界一樣，就是中心！以這個促進高潮的到來，把農村力量發展的規模比城市還大，即使沒占領城市照樣能帶來全國的潮流高漲！
斯大林還認為：“廣州暴動是否是盲動主義?不是!盲動主義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軍事陰謀，廣州暴動則不是。廣州暴動的結論是，中國黨和工人階級想鞏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圖。他們向國內外作一次公開的反抗。一方面是想鞏固自己的革命勢力，另外開展了一個新的革命斗爭的局面 。”鼓吹壓根就不應該搞的大城市暴動。斯大林不承認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的暴動壓根就不應該搞，不承認打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在當時本身就錯了，本身就表現出來了他實際上就是一個城市中心論主義者，就是王明路線的祖宗。
毛主席在《井岡山的斗爭》強調：“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備白色恐怖到來時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則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這時在軍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可見，毛主席早就反對攻打大城市的錯誤路線了！毛主席強調——反對冒進，反對打實力極其強大的大城市！而廣州暴動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打大城市，就是盲動主義！
斯大林也擺出一副重視農民的樣子，他先說：“我現在只說其最重要者——農民運動。”，然后他暴露了他的真實目的：“其最重要在于農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結果在(是)建立紅軍，固然土地革命之深入能給國內外仇敵以經濟上的打擊。”這個“固然”意味深長?？梢姡J為農民運動最重要不在于變革農村生產關系、擴大農村土地改革根據地面積，而在于“拉隊伍”。然后，他終于暴露了他的真實目的：“游擊戰爭能從為土地革命(作)斗爭(的)分子中集中軍隊的力量，其意義在為工人用。假使我們能從農運中吸收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其意義將更重大……在這一時期，最主要的是吸收斗爭的分子成立廣大的紅軍，這是這一時期革命綱領中最重要的問題。”圖窮匕首見——不僅是單純軍事觀點，而且想拉完幾萬隊伍然后去大城市送死！
他的公式：拉隊伍比搞土改、擴大農村根據地還重要，最重要——拉隊伍之后“更有意義”的是打大城市，而不是繼續擴大農村的土改根據地范圍——拉隊伍之后可以打大城市的標準就是“幾萬”。這是毫不掩飾的城市中心論！第三次反“圍剿”之后，幾萬軍隊拉出來了，去打大城市、打贛州了，結果不是“更有意義”，而是更有災難——打大城市損失慘重！
毛主席從來不認為打“大城市”會“更有意義”。早在井岡山，毛主席就認為只有實事求是的撿著弱的打才更有意義！在《井岡山的斗爭》，毛主席講：“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布置長期斗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你斯大林不是說不能持久嗎？毛主席的部署就是持久部署！你斯大林不是說集中到城市更有意義嗎？毛主席就先集中打敵人弱的地方！集中到城市去那是去送死！
只有發展了至少五百萬人民軍隊之后，我們才成功打贏了階級敵人、打下了大城市。斯大林那個吸收幾萬就去打大城市的觀點，實在太缺乏基本的軍事素養和戰略意識了！?
二、1929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來信”的瞎指揮
1929年，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來信，發表了“左”傾機會主義謬論，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他們講：“一九二七年資產階級叛變的結果，它的投降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的結果，國民黨各種政治派別，以及國民黨左派的社會基礎，也就都變更了，一切種種沒有批評態度的企圖，要想把現在時期的政治派別，和武漢時期的政治派別，去相比擬——都是機會主義的公開的露骨的表現。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聯盟里暫時的很有條件的分出中等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的一翼——這種分裂，無論如何不能夠解釋成為小資產階級的獨立發動，或者解釋成為民族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革命發動，譬如中國共產黨的右派就是這樣說法，右派常常要用資產階級營壘里的各種變動和勾結，來代替工農的群眾斗爭。”這就是王明路線反對利用福建事變的重要理論基礎。這是王明的一把尚方寶劍！
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頑固的強調“城市中心論”：“尤其是中國各省群眾的農民土地運動，一般的是在生長，以及蘇維地區域保存著，而且最近更在擴大并鞏固起來，南方有著不斷的游擊戰爭——這都成為革命潮流之中的一個支流，順著這個支流……然而談正確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長的高潮的象征，還是工人運動的復興，中國工人運動，現在已經脫離一九二七年嚴重失敗之后的消沉狀態……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任務，共產黨當然是更加是沒有解決?，F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務，是要取得無產階級自發的經濟政治斗爭的領導，這一個任務也還沒有解決。”看看，多么明顯而荒唐的城市中心論！這和毛主席的農村為中心的思想根本不同！
他們荒唐的把主要危險定義為右傾，強調“然而黨內主要的危險，現在是右傾的機會主義情緒和傾向，這些傾向:是要削弱反對改組派的斗爭，是要承認改組派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是對于農民戰爭的估量不足，是對于群眾的自動能力，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加以阻礙，是減少無產階級及共產黨的獨立作用和領導作用。”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反對穩健的軍事路線，這就是共產國際——把當時弱小的力量估計過高了！
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在同一時期還發了關于富農問題的指示信，強調：“在現在當革命失敗的時候，我們必要在農村中重新建設自己的組織，重新創造自己之政治影響的基礎，要動員農村廣大的群眾特別是貧民，若不對于一切剝奪與壓迫的形式都采取堅決的勇敢的斗爭，則這些任務是不能實現的。不是堅決的階級的口號，而想擴大我們在農村貧民的政治影響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就是要我們指導廣大的農村無產階級及農村貧民之反對地主與富農之一切剝奪與壓迫的斗爭。假使保持著聯合富農的策略或者不要加緊進攻富農的策略路線，則黨必不能領導農村貧民的階級斗爭，必不可免的要緩和農村貧民群眾的積極而有利于農村中的富農。”這就是王明路線關于“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理論來源！這也是一把王明的尚方寶劍！?
三、十月來信之后，共產國際真的放棄城市中心論了嗎？
共產國際的瞎指揮、李立三的火上澆油，使中國革命出現了嚴重曲折。《周恩來年譜》記載，當時周總理親赴莫斯科，向斯大林講：“因為全國政治經濟的不統一,使得中國革命的發展也表現出不平衡的特點,農民游擊戰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中國工農革命的紅軍是游擊戰爭與土地革命的發展過程中、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的特殊產物。”這里，周總理明確提出“農民游擊戰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
斯大林聽后，對周總理說：“中國革命只能從敵人統治最薄弱而黨的工作最發達的地域發展起,首先發動廣泛的群眾斗爭,進而創立和擴大紅軍,鞏固黨的領導,并逐漸開辟和擴張革命根據地,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發展,爭取中心城市。”他還強調“把中國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問題的第一位”?？梢?，斯大林這時的觀點有了相對轉變，比以前相對進步。
但是，他即使同意先打敵人薄弱的地方，也依然沒有同意以農村為工作中心，沒有明確指出薄弱的地域應該是農村，沒有指出群眾斗爭應該是農民斗爭。這和毛主席把工作中心放在農村，強調“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紅軍游擊隊與廣大農民群眾緊密地配合著組織著從斗爭中訓練著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武裝組織從鄉暴動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以至于超地方紅軍的”農村武裝割據的觀點還是有很大差別的。而且，政權問題才是根本問題——以武裝斗爭擴大政權、不斷地擴大工農武裝根據地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強調紅軍問題放第一位，實際上就是單純軍事觀點，無疑實際上還是想拉人手趕緊打大城市。
共產國際發來了“十月來信”，希望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但是之后的日子，共產國際還是站在了王明這一邊、博古這一邊、“左”的錯誤這一邊，遠遠落后于毛主席的規劃！
毛主席主張集中力量先進行鄉村工作、擴大鄉村武裝割據政權、以鄉村工作為中心、反對打大城市，但是，王明路線執行者們堅決要打大城市。打贛州，就是執行了斯大林“假使我們能從農運中吸收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其意義將更重大”的觀點，結果損失慘重！紅軍已經發展道路數萬，反對以農村為工作中心的斯大林當然支持“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發展,爭取中心城市。”的路線了！
毛主席極盡所能減少損失，堅決主張先打敵人弱的地方、先打農村，反對中央進攻大城市的路線。最終，在寧都會議被徹底剝奪了一切軍事指揮的參與權。這個決定被送到了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蘇共中央之后，在發給臨時中央的電報指示中，共產國際執委會開門見山地表明了他們的態度——“總體上同意”臨時中央的處理意見。也就是否定了毛主席先打農村、先打敵人薄弱環節的正確意見！這些都是真實的歷史！
后來周恩來回憶：“但一九四○年我到共產國際去，共產國際的領導同志都還擔心我們離開工人階級太遠了。我說我們在農村里經過長期斗爭的鍛煉，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完全可以無產階級化。共產國際的一些同志聽了之后大嘩，不以為然。”可見，斯大林為首的這個共產國際是長期堅持城市中心論的。
可見，結束了立三路線之后，共產國際、斯大林依舊反對以農村根據地擴大為中心任務，依舊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依舊反對中立富農而熱衷于過度打擊富農，這些都是王明路線的理論基礎！苦海無涯，回頭是岸，不要再給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嚴重錯誤洗白了！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