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手”們經常故意掩蓋資本家的剝削屬性,將其粉飾為“民營企業家”,甚至美化為“人民富豪”,為其充當“店小二”尋求道義上的支撐,那么資本家、民營企業家、民族企業家,乃至真正的人民富豪的區別究竟在哪里?
“皮帶哥”和他所建立的“恒大”商業帝國,以及“中國船王”和他的“民生公司”,各自的所作所為就能很好地闡述清楚這個問題。
“皮帶哥”許家印,中國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黨委書記,中國企業聯合會副會長、中國房地產業協會副會長、廣東省慈善總會名譽會長,全國政協十一屆委員,全國政協十二屆、十三屆常委,“中華慈善獎”、“十大公益慈善楷模”、“全國勞動模范”、“中國民營經濟十大風云人物”、“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改革開放40年百名杰出民營企業家”等殊榮的獲得者,可謂是萬千寵愛集一身。然而“皮帶哥”和他的“恒大”都干了些什么?
“恒大”用39億元注冊資本成功地撬動了500多倍的金融杠桿,但卻造成了24374.1億元的總負債;“恒大”2021、2022兩年虧損8120.3億元,但其卻在12年中連續分紅730多億,許家印家族囊括503億元;“恒大”事實上造成了大約162萬套爛尾樓,162萬個家庭、500萬至600多萬人口的居有定所夢破裂,但許家印卻通過與妻子丁玉梅技術性離婚的伎倆,將500多億的財富卷到國外,并為自己的兒子成立了23億的信托基金,把黑心資本家“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厚黑學”演繹得淋漓盡致。
讓我們再把歷史的指針撥回到抗戰最艱難的歲月,看看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一代“船王”盧作孚的大仁大義和大情大愛。
1938年秋,宜昌淪陷前夕,盧作孚指揮民生公司24艘輪船和850余只木船,經過40天的奮戰,將在宜昌聚集的150萬余人員、100萬余噸物資搶運入川。其中包括:復旦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航空機械學校、中央陸軍學校、國立戲劇學校等數十所高校;還包括兵工署22廠、23廠、24廠、25廠、陜西廠、河南鞏縣分廠、河南汴州廠,金陵兵工廠,湘桂兵工廠,南昌飛機廠,航委會無線電廠、宜昌、安慶、揚州航空站等重要兵工企業,以及上海鋼廠、大鑫鋼鐵廠、周恒順機器廠、中福煤礦、大成紡織廠、武漢被服廠等民生企業。
在這次中國版“敦刻爾克大撤退”中,民生公司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毀,69艘船舶被炸傷,117名員工壯烈犧牲,76名員工傷殘,各種損失高達四百萬元。這次宜昌大搶運,為在重慶恢復生產,構建一個強大的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基礎,為保存當時中國的政治實體、經濟命脈以及教育文化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
在這次艱苦卓絕的“宜昌大撤退”中,對于身無分文的難民、難童,甚至學校的師生,民生公司都是免費運送,包括復旦大學、金陵大學1000多名師生以及大量圖書設備和實驗儀器,還有中央大學農學院隨校搬遷的一批珍貴的良種馬牛羊,都是免費從宜昌運往大后方的,但盧作孚及其家人坐船卻都要買船票。這種為國分憂、堅決不發國難之財,自發自掏腰包,自我承擔一切損失的行為,不圖名、不圖利,只為了民族的大義,國家的興亡!蔣介石稱他是“民族英雄”。
整個抗戰期間,民生公司船只運送出川抗日軍隊270.5萬人,武器彈藥30多萬噸,先后運送了150多萬人至大后方,這些人中有不少都是國家各條戰線建設上的精英人才,為中國人民最終贏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
1950年,盧作孚毅然放棄了蔣介石的高官厚祿利誘和海外優越的生活,組織海外18艘輪船突破國民黨的層層封鎖,回到了人民的懷抱,也許他的這個選擇結局并不算那么完美,但是他至死都問心無愧。之后,他又率先提出了“公私合營”的設想,將民生公司徹底地交給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為新中國的航運和交通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毛澤東曾高度評價“中國的民族工業,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講到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講到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講到化學工業,不能忘記范旭東;講到交通運輸業,不能忘記盧作孚。”
盧作孚的小兒子盧鏗回憶:父親一生嚴于律己,公私分明。在民生公司任職期間賺取的車馬津貼,全部捐助給北碚的公益事業,全家只靠他的一份工資生活,生活十分拮據,全家7口人住的是公司40平米的宿舍,家具都十分破舊,就連風扇還是三十年代初的,全家人的衣服、鞋子大部分都是母親自己縫制的,就連生病了,想買只雞都沒錢。
1952年2月8日,在被扣上“不法資本家”的大帽子,遭受最惡毒的誣陷、受到錯誤的批斗之后,盧作孚不堪凌辱,服用了大量安眠藥與世長辭,終年59歲。
他留給妻子蒙淑儀女士的遺囑是: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還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兒女;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在遭受如此不公平的情況下,盧作孚依舊滿心惦念著民生公司和國家。義無再辱,誰該為他的死負責?
不知“皮帶哥”的那些名不符實的榮譽和勛章,“看得見的手”們都收回去了嗎?他什么時候才能受到法律的嚴懲?
作為一個真正優秀的民族企業家,必須要有對國家、對民族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把企業發展同國家繁榮、民族興盛、人民幸福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主動為國擔當,為國分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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