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拉開了毛澤東主席精心準備和科學指導的延安整風（又稱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的帷幕。這場歷時三年多，使黨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紀律上、作風上與方法上全面強身健體為之一新的整風學習運動，錘煉出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氣派和風骨，夯實了贏得抗日戰爭勝利的中流砥柱與建設新中國的核心力量基礎，開辟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光明道路。

　　起因與背景

　　整風學習運動起因于毛澤東對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與反思。從1921年建黨到1935年的遵義會議，黨經歷了兩次差點覆亡的慘重失敗。而失敗的主觀原因，在于黨中央歷屆主要領導人或右或“左”的路線錯誤。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的遵義會議，雖然確認了毛澤東軍事政治路線的正確性，但而后的1935年9月，經歷了張國燾另立中央，分裂黨分裂紅軍的宗派主義的嚴重破壞。1937年5月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雖然通過了毛主席提出的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但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國后，極力鼓吹和奉行一切服從國民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又使毛主席的正確主張一時出不了窯洞。1938年9月至10月間六屆六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的作用下，雖然明確了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但錯誤路線的影響在黨內高層依然嚴重存在。例如，1941年1月“皖南事變”前的半年多時間內，毛主席20多次發電警示提醒新四軍主要領導人，要有應付蔣介石突然襲擊的準備。① 然而，由于新四軍主要領導的情緒受王明路線影響過深，右傾麻痹，導致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突然襲擊中損失慘重。

　　對于這段歷史，毛主席曾多次強調，這主要不只是幾個領導人的責任問題，而是黨在幼年時期尚未領悟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的本質、精髓和靈魂，尚未確立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所難以避免的錯誤。就當時黨員隊伍的狀況看，不論是老黨員還是新黨員，他們都是程度不同地帶著他們原來的階級烙印入黨的，都沒有接受過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系統訓練。因此，這就在黨的隊伍的素質和能力與履行黨的使命任務之間產生一個絕大的矛盾和絕大的困難。整風學習運動，則是解決這一絕大矛盾、克服這一絕大困難的絕佳途徑。

　　整風學習運動是在空前嚴峻的國際和國內背景下展開的。國際上，希特勒于1939年9月1日閃擊波蘭，1940年6月23日征服法國，同年9月27日訂立《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進攻蘇聯。而此時的日軍大本營正在做征服大東亞的戰爭準備。總之，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勢力得勢更瘋狂的兩年。

　　國內方面，1938年10月，武漢、廣州相繼失守。同年12月，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投降日本，1940年3月3日在南京成立偽政府。而此時的蔣介石重慶政府在日本的誘降下轉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從1939年到1941年初，連續掀起兩次反共高潮，同時對延安方面實行全面的經濟封鎖，加大奸細、特務的派遣滲透力度。此時此刻，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有三項任務：一是同敵（日）、偽（汪精衛）、頑（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三方作公開的和隱蔽的兩條戰線上的作戰或斗爭；二是文攻與武衛相結合，維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三是克服自身面臨的愈來愈嚴重的經濟困難。這三項任務都是艱巨的。毛主席精心策劃的整風學習運動，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基于通過強化黨的自身建設，攻堅克難，打敗強敵，引領革命勝利向前。

　　過程與收獲

　　延安整風是1941年5月正式開始的，但整風醞釀和準備要追溯到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之時。當時，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裝斗爭。軍事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決定革命的成敗。毛主席1936年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著《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率先從軍事政治路線上進行撥亂反正。而思想政治路線上的撥亂反正，是從哲學層面切入的。為了從哲學高度剖析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源，作為“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撰寫了長達6萬余字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于1937年4月至8月，授課110多小時。哲學名篇《實踐論》、《矛盾論》，則是對講課核心內容的歸納。1937年9月《反對自由主義》一文，是繼1929年12月《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之后，對全體黨員思想道德和作風紀律存在缺陷的針對性誡勉。1938年10月在六屆六次全會上的報告，即《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對整風學習的重要性、必要性、主要內容及相關工程作出了全面的構想。1939年12月21日的《紀念白求恩》，深刻闡明了共產黨人所應具有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當蔣介石連續掀起反共高潮，分裂、倒退、投降危機黑云壓頂之際，毛主席以主要精力同這股關乎統一戰線存亡、中華民族存亡的逆流作斗爭的同時，撰寫了《關于1929年9月至1935年1月間中央路線的批判》的長文，選編出包括《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在內的馬列經典著作讀本，編輯了《六大以來》和《六大以前》500余份文件的選集，為整風學習運動做好了充分準備。

　　開篇《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首先從整頓學風入手，提出了改造全黨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的任務。報告指出：黨內許多人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違背了理論和實際統一這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這種反科學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隨后，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等重要文件，推動整風學習在理論聯系實際中深入推進。此時（1941年6月3日），發生一個農民詛咒毛澤東被雷擊死的事件。② 毛主席聞報，果斷阻止懲罰這個農民。經過調查，原因是農民對征集公糧過多不滿，于是決定在減征公糧的同時，啟動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

　　1942年，是整風學習運動在全黨、全軍和各抗日根據地普遍展開的一年。2月1日，毛主席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2月8日，作《反對黨八股》的演說，進一步明確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系統工程。在此后的兩三年間，毛主席殫精竭慮，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從黨的自身建設與對敵斗爭的統籌上，牢牢抓住整風學習這個綱，先后完成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和成果：

　　培育和養成了黨的優良作風。通過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得以在全黨確立。毛主席為抗日軍政大學題寫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三八”作風，得以在全軍普及。“三大作風”、“三八作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鮮明標志。

　　校正了文藝文化事業的方向。針對延安文學藝術界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濃厚，輕視實踐，脫離群眾之風盛行的缺陷，在會前進行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主席從1942年5月2日至23日，全程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并兩次作重要講話。講話從文學藝術是為什么人的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指明了“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方向。

　　審查甄別干部成績斐然。在四面臨敵激烈殘酷的斗爭環境中，黨的隊伍不純是必然的。日寇、蔣介石和汪偽三方，都通過各種途徑不間斷地派遣奸細、特務打入我黨我軍內部。因此，審干既是反特鋤奸、純潔組織的需要，更是鍛造一支堪當大任的馬克思主義干部隊伍的需要。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決定在以重點整頓領導方法和克服自由主義的同時，進行一次普遍的審查干部運動。審干的決定是正確的，成績也是主要的。期間雖然出現十幾天的“搶救運動”，傷害了一些同志，但毛主席主動承擔責任，幾次向被冤枉的干部們敬禮和鞠躬致歉，誠懇作自我批評，這使受冤枉的同志如釋重負，煥發出更自覺的革命積極性。

　　民主制度建設獲得巨大成功。毛主席一向把爭取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視為關系革命成敗的中心任務之一。1940年1月至2月間所著《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憲政》等文，對人民民主政治作了科學規劃，對蔣介石的假憲政真獨裁作了揭露批判。整風期間，延安和各根據地普遍按照“三三制”（共產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間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原則，以及與之相配套的民主選舉、監督程序和對政務人員的約束機制，建設人民民主政權。人民民主理論的創立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創造了“10個沒有”③ 的奇跡，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所創造的治國理政樣板。

　　以統一戰線為總政策的一整套政策得以落實。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毛主席在1935年11月的瓦窯堡會議上提出來的。整風期間，在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黨中央、毛主席創造性制定和完善了與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內外政策。如外交政策、戰俘政策、鋤奸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勞動政策、干部政策、文化政策、知識分子政策，以及對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各項政策，等等。這些政策的制訂和實施，對于把擁護共產黨的人搞得多多的，反對共產黨的人搞得少少的，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大生產運動成效顯赫。1945年4月27日，毛主席在給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中指出：“1942和1943兩年先后開始的帶普遍性的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曾經分別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質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兩個環子，如果不在適當的時機抓住它們，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的革命鏈條，而我們的斗爭就不能繼續前進。”黨中央領導同志人人參與，全黨全軍規模的生產自救運動，不僅打破了敵人封鎖，改善了物質生活，減輕了人民負擔，為度過最困難時期奠定了物質基礎，而且錘煉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創造了中國歷史乃至全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奇跡。

　　精兵簡政意義非凡。面對日漸膨脹的行政機構，面對愈來愈嚴重的經濟困難，毛主席采納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的建議，于1941年12月2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作出精兵簡政的決議。通過精兵簡政，同類項機構裁撤或合并，數萬名行政人員充實到戰斗和基層一線，不僅減輕了財政負擔，而且極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戰斗力。

　　人民戰爭的力量空前壯大。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和根據地發展，經歷了伸開手掌、縮回拳頭和再伸出更有力的拳頭三個階段。整風開始于“縮回拳頭”，整風收官則伸出了更有力的拳頭。整風收官時，黨員發展到120多萬人，人民軍隊主力發展到90多萬人，游擊隊和民兵200多萬人，根據地面積擴展到10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均比縮回拳頭時成倍增長。就戰斗力而言，有一鮮明對比的例子：1944年4月，日寇發起打通南北交通線的豫湘桂戰役，國民黨守軍一觸即潰，損兵折將50多萬人，棄守城市150余座，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淪陷敵手，6000多萬人民落入魔掌。而與此同時，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發起進攻作戰，殲滅日偽軍20多萬人，收復城市20多座，國土10多萬平方公里，解放人民1700多萬人。

　　為人民服務的唯一宗旨得以確立。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出席中央警備團為戰士張思德舉行的追悼會，題寫了“向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詞，并作重要講話。這個講話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為人民服務》。

　　經驗與啟示

　　時光荏苒，滄桑巨變。延安整風80多年過去，但延安整風提供的寶貴經驗與經典范式，仍能引發對新時代黨的建設諸方面的諸多感想。

　　關于強化黨的自身建設的主要矛盾問題。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著初心神圣、使命任務艱巨與隊伍不純、能力不足之間的尖銳矛盾。延安整風的經驗證明，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在于整風以及整風過程中的審干。毛主席于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說：“做好整風和審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內奸），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績，我黨百年大計即已奠定。”④ 憶往昔，看今朝，當年通過整風和審干奠定黨的百年大計的寶貴經驗，為新時代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借鑒。

　　關于培育和弘揚黨的優良作風，堅持完整性與實踐性的統一問題。學風、黨風、文風是一個整體。整頓學風、黨風，不能漏掉整頓文風，因為文風是學風和黨風的宣傳工具、表現形式或藏身地。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是一個整體。強調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不能回避批評與自我批評，因為回避批評與自我批評，就可能成為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壞作風的擋箭牌。對于自我批評，毛主席曾有精彩論述：“整風是一個偉大的黨的思想斗爭，實行此種斗爭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評。有自由主義偏向的人則不愿拿起這個武器，尤其是許多上級與高級干部害怕自我批評，這種現象必須在此次整風中著重糾正過來。自我批評是馬列主義政黨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馬列主義方法論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氣的組成部分，是馬列主義政黨進行兩條路線斗爭的最適應的方法，而在目前則是反對錯誤思想建立正確作風的最好方法。”⑤

　　關于民主制度建設問題。毛主席從延安整風期間的民主制度建設中，找到了避免“人亡政息”歷史周期率的一條新路，這就是民主，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的民主。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民主和權力是對立統一關系，是互為作用的兩個籠子。把權力關進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的籠子里，權力的行使就不敢懈怠和妄為，就能避免重蹈“人亡政息”歷史周期率的覆轍。相反，一旦民主、人民民主被鎖到權力的籠子里，就早晚難逃“人亡政息”的厄運。因此，在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的過程中，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加強、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的完善，是一項刻不容緩的重要工程。

　　關于精兵簡政的現實意義問題。精兵簡政是當時為解決“魚大水小”的矛盾而實行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精兵簡政，其實當時精的不是普通的兵，而是大大小小的干部，是精官簡政。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高度關注政權建設中的“魚大水小”問題。1965年4月21日，毛主席說，“湘潭一個縣的編制有898人，只剩下幾十人就行了。”同年6月11日又說，“縣、省一級人太多。江蘇以前說省級機構要減到3500人，要那么多干什么，500人即可。省委、縣委頂事的就那么幾個人，每個人帶個秘書就夠了。我想要徹底把這個問題搞一下。”⑥ 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各級政權機構的人數，特別是幾大班子中的副職人數，早已翻上幾倍的膨脹。這就免不了出現為人民服務的政權性質與履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之間的“二律背反”現象。在建設中國式現代化強國的過程中，“精官簡政”極有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的必要。

　　關于文藝文化軍隊建設問題。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引言”中指出：“文化的軍隊，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在“結論”中更嚴肅指出：“依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文學藝術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前蘇聯文學藝術界結構性墮落，丑化英雄，虛無歷史，充當西方“和平演變”別動隊，導致的亡黨亡國悲劇，證實了毛主席的高瞻遠矚。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文學藝術界的建設和改革，2014年10月主持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就發表了展現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的重要講話。但從現實來看，學習和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文化思想并不理想。文學藝術界存在的傾向性問題積深已久，建設一支與新時代黨的使命任務相向而行的文化大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關于黨、人民軍隊乃至整個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問題。延安整風的過程，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道德建設過程。正是從那時起，毛主席一直高度重視以黨和人民軍隊的思想道德建設引領社會道德建設問題。毛主席著文表彰和題詞學習的英雄模范，主要集中在思想道德方面。從延安整風時的白求恩和張思德，到新中國成立后的雷鋒和“好八連”，⑦ 樹立的都是思想道德方面的典范。正是在這些典范的引領下，當時的物質生活雖然艱苦和貧困，但精神境界和社會風氣卻充滿正能量。然而不可否認，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的幾十年來，物質生活日益走向富足，思想道德卻有滑坡缺失的現象。有鑒于此，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唯一宗旨落實到每個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的切身行動上，并以此引領和帶動整個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乃是頭等的精神文明建設的大工程。

　　注釋：

　　①《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85~24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②《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30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③10個沒有：沒有貪官污吏、沒有土豪劣紳、沒有賭博、沒有娼妓、沒有小老婆、沒有叫化子、沒有結黨營私、沒有萎靡不振、沒有人吃磨蹭飯、沒有人發國難財，見《毛澤東選集》4卷合訂本第677頁，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④《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44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⑤《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43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⑥《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第490~49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⑦1963年3月5日，毛主席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1963年8月1日，毛主席作《八連頌》雜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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