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黨的自我革命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應有之義

　　馬克思主義是以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先進文化形態(tài)橫空出世的。而建黨學說，又是馬克思主義最早的構件。在建黨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始終堅持的觀點是：建立一個不同于其他政黨的特殊的政黨，一個以新的科學的世界觀作為理論基礎的自覺的不斷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然而，無產階級不可能自發(fā)地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那些帶著剝削階級思想烙印，憑獵奇心理參與黨內的學術達人，必然會自覺不自覺地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進行曲解和篡改。從1847年《共產主義國際同盟》成立、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fā)表，一直到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相繼去世的近半個世紀里，整個歐洲鮮有真正體現馬克思主義“行”的政黨出現。馬恩的故鄉(xiāng)德國沒有，馬克思著書立說的英國沒有，巴黎公社起義的法國沒有，其他國家也沒聽說有。有的是一批批曲解和篡改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政黨。“就連馬克思、恩格斯親手創(chuàng)立的黨，也在他們逝世后變成了資產階級政黨。”【1】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傾其畢生精力創(chuàng)建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同時，不得不分出極大精力，同各式各樣的冒牌貨進行堅決斗爭，以捍衛(wèi)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科學性和純潔性。正如恩格斯1882年10月致奧·倍倍爾的信中所說：“馬克思和我一生中對冒牌社會主義者所作的斗爭，比對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爭都多。”【2】

　　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發(fā)展者和模范踐行者。1898年，俄國共產黨一成立，黨內就處于思想理論上和政治方向上的對立和分裂狀態(tài)。1901年，列寧首次提出從思想理論上建黨的主張，并通過黨內斗爭于1903年團結、爭取了俄國共產黨中的大多數，成立了布爾什維克黨。列寧通過黨的自我革命、引領俄國社會革命，將馬克思主義由理論第一次變?yōu)閷嵺`，干出了一番取得“庶民的勝利”改天換地的大事業(yè)。“除了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之外，第二國際的那些黨，幾乎全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3】。從十月革命勝利，到蘇共亡黨國70多年的歷史，眾所周知不必贅述。170多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昭示一條真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設和發(fā)展，主要是通過內部斗爭，通過自我革命實現的。任何拒絕內部斗爭和自我革命的黨，都注定逃不出幼年夭折或半途而廢的命運。

　　二、自我革命是成就中國共產黨宏圖偉業(yè)的決定性因素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明確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區(qū)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就現實來說，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170多年的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堪稱通過自我革命，從幼稚走向成熟、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馬克思主義革命黨、執(zhí)政黨。黨初創(chuàng)和幼年時期（1927-1934），黨的章程、綱領由共產國際主持制定，黨的領導人由共產國際指定，黨的行動由共產國際指揮……黨在革命路上還沒邁出第一步，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陳公博、周佛海就投向敵人的營壘。黨的第一屆到第六屆的主要領導人，接二連三犯嚴重右傾或“左”傾錯誤。大革命失敗后，黨的隊伍面臨被趕盡殺絕和潰散的危機時刻，革命星星之火險遭反革命惡浪澆滅的緊要關頭，是被排斥在黨的最高領導層之外的毛澤東，在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正確革命道路的同時，開辟了黨的自我革命的道路。

　　黨的自我革命的實質，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創(chuàng)建一個真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和革命軍隊。從1927年9月，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途中的“三灣改編”，確立“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和軍隊內部的民主制度，到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建立起一整套黨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對軍隊實施絕對領導的制度；從上世紀40年代的延安整風，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兩個務必”和警惕“糖衣炮彈”襲擊的忠告；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到防修反修反和平演變戰(zhàn)略……毛澤東一生都在狠抓黨的自我革命。更令人感慨的是，毛澤東一生都是黨的自我革命的表率和排頭兵。例如，延安整風時，傷害和冤枉了一些干部，毛澤東向這些干部鞠躬致歉，果斷予以糾正。一位農村婦女詛咒讓雷劈死毛澤東，毛主席不僅嚴禁懲罰這位婦女，而且從自身工作上和黨的政策上查找漏洞。“大躍進”時刮起浮夸風，本來由毛主席首先發(fā)現并著手糾正，卻主動承擔作為黨主席的責任，于1961年底、1962年初，兩次在全國性大會上，向全黨和全國人民作自我批評。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毛主席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半年不沾肉蛋，以致全身浮腫……總之，毛澤東主席通過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所建立的豐功偉績將永載史冊！

　　三、深入理解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腐敗是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zhàn)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這一斬釘截鐵的科學論斷，深刻闡明了腐敗的極端危害性和反腐敗斗爭的極端重要性。

　　腐敗是一種歷史痼疾。1943年3月，郭沫若在重慶發(fā)表《甲申三百年祭》，痛陳明王朝一朝覆亡、李自成進北京40天失敗的慘痛教訓。1945年7月延安“窯洞對”，黃炎培提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兩者都不約而同指向同一禍根——腐敗。如果說，剝削階級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是腐敗生成、延續(xù)和不可根絕的沃土，因而“腐敗—滅亡—再腐敗—再滅亡”的循環(huán)往復，是其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改朝換代的通律。那么，對于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作為領導人民事業(yè)的核心力量，且已執(zhí)政70多年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如果任由腐敗這一毒瘤蔓延滋長，同樣難逃重蹈“人亡政息”的覆轍，同樣會對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造成致命威脅。

　　然而，黨的十八大之前一段不短的時間里，在西風勁吹、一切向錢看的大環(huán)境的影響下，一些意志薄弱者在“糖衣炮彈”轟擊下紛紛倒下。一時間，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軍隊，井噴式出現的腐敗分子成群結隊、觸目驚心，細思極恐的“老虎”遍地跑，“蒼蠅”滿天飛。公仆變老爺的腐敗現象，成為人民群眾最憂心的話題、黨失信于民的最大禍根。這些年，絕大多數腐敗分子是以經濟犯罪的罪名被拿下的。其實經濟犯罪只是表象，實質是思想上政治上走向了黨的反面。這些思想上政治上走向黨的反面的當權派，“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經濟上貪婪無底線，買官賣官、濫用職權形成習慣，吃里扒外、賣國投敵什么壞事都干得出來。腐敗分子掌控的權力，變質、變色、變味是必然的。記得20世紀60年代毛主席曾經說過，最高領導人一變，一切都可能會變。黨、國家和軍隊的最高權力一旦被周永康、令計劃、郭伯雄、徐才厚之流超級大老虎所竊取，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chuàng)的偉大事業(yè)就有被斷送的危險。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膽略和智慧，親自謀劃和指揮反腐敗斗爭，消除了黨、國家、軍隊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挽救了黨，挽救了人民軍隊，挽救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挽救了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yè)，很明顯，這是最徹底的黨的自我革命。

　　四、黨的自我革命不止于反腐敗斗爭

　　從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戰(zhàn)爭歲月，到鞏固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黨在通過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過程中，對腐敗和腐敗分子一向視為敵我性質的矛盾，一向采取零容忍、嚴制裁的霹靂手段。但是黨在各個時期、各個階段“趕考”的課程不是一門，而是多門。黨的自我革命要解決的最大量的問題，是有損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若干相關病毒和灰塵，而鏟除掃除這些病毒和灰塵，主要采取思想教育，自我凈化、自我提高的途徑。毛主席在七大政治報告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因此，黨的自我革命，說到底是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方法論的革命，是培育革命精神和優(yōu)良作風的革命，是激勵和增強勇于斗爭、善于斗爭本領的革命，是普遍、深入和持久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改造運動。

　　以延安整風為例。延安整風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黨中央毛澤東倡導、部署和發(fā)起的一場全黨全軍范圍的自我革命。從毛主席發(fā)表的相關文獻看，1937年9月發(fā)表的《反對自由主義》為延安整風的發(fā)端。爾后陸續(xù)發(fā)表的相關文獻有：《青年運動的方向》（1939年5月）、《共產黨人發(fā)刊詞》（1939年10月）、《紀念白求恩》（1939年12月）、《論政策》（1940年12月）、《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反對黨八股》（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943年6月）、《為人民服務》（1944年9月）等等。這一系列極具問題針對性和導向性文獻所闡發(fā)的光輝思想，構建起延安整風所要解決的問題的全要素、大系統(tǒng)。通過延安整風，黨確立了理論聯(lián)系實際、密切聯(lián)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作風，端正了學風、黨風和文風，提高了政策和策略水平，改進和增強了工作方法、工作能力，明確了為人民服務是黨和人民軍隊的根本宗旨，激發(fā)起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一往無前的戰(zhàn)斗精神，使全黨全軍達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原則基礎上的空前團結，戰(zhàn)斗力實現了革命性躍升，為奪取抗日戰(zhàn)爭的最后勝利，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改革開放之初，老一輩革命家陳云發(fā)出“執(zhí)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警言。幾十年來，我們在經濟領域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包括黨風在內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領域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80年前延安整風基本解決了的問題，大有花樣翻新，春風吹又生，卷土又重來之勢。如自由主義的種種表現，理論脫離實際的諸多現象，黨八股的惡劣文風，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和宗派主義小圈子傾向等等，在現實生活中不是隨處可見嗎？凡此種種，都屬于通過黨的自我革命克服和糾正的范疇。新征程上，黨的隊伍的整體素質和能力與黨的使命任務不相適應的矛盾，永遠都屬于通過黨的自我革命要不斷解決的問題。

　　五、兩個“永遠在路上”的深遠意義

　　“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習近平總書記著重強調的這兩個重要觀點，是對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和黨的事業(yè)偉大工程辯證統(tǒng)一規(guī)律的深刻揭示，是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也是對我們黨寶貴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和升華。我們黨百年奮斗取得的每一個勝利、創(chuàng)造的每一個輝煌，無不是靠從嚴治黨、靠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碩果。

　　馬克思主義認為，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而整個思想體系的完善、捍衛(wèi)和發(fā)展，新的社會制度的建立、鞏固和建設，都要經過一個又一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的接續(xù)奮斗。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開拓者毛澤東，曾于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政治革命、經濟革命、文化革命”三大革命；在1963年《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中，提出“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科學實驗”三大實踐。這就明確告訴我們，三大革命、三大實踐是相互關聯(lián)的社會革命的整體。它可以有先后、有重點的區(qū)別，但任何一項都不能缺。歷史的經驗表明，即使通過階級斗爭贏得奪取政權的政治革命，如果不進行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革命，如果在生產力發(fā)展和科學技術領域長期落后于資本主義，不僅難以理直氣壯地說馬克思主義行、社會主義好，政治革命的成果也將難以鞏固，甚至隨時有倒退和復辟的危險。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黨通過武裝斗爭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悲慘命運之時，正處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業(yè)化達到巔峰之際。我們在保衛(wèi)和鞏固政權，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之時，又處在攫取霸主地位的西方世界新技術革命醞釀和猛烈爆發(fā)之際。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在工業(yè)和科技領域，比歐美落后200年，比日本落后80年，比印度也要落后幾十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一窮二白，幾乎從零起步，在生產斗爭和科學技術領域急追猛趕，取得了多項從無到有、從有到追、從追到跟跑、從跟跑到并跑，甚至領跑的驚艷世界的跨越式成就，但由于基礎差、起步晚，至今仍存在多方面的短板。

　　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黨也跨上了第二個百年的新征途。新征途上，需要應對的風險和挑戰(zhàn)比以往會更加嚴峻和復雜，需要破解的獨有難題會更加難以預料。例如，當前帝國主義視中國為頭號對手，把政治、外交、經濟、文化和技術活動全部武器化、戰(zhàn)爭化。面對帝國主義欲對我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末日瘋狂，我們黨要擔負起領導完成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社會主義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尤其是人民幸福指數諸方面都勝過資本主義的使命任務，創(chuàng)造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使命任務，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壓力出動力。其中的核心動力，就出自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只要中國共產黨永葆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靈魂，為有犧牲多壯志的血性，兼濟天下、環(huán)球同此涼熱的胸懷，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就必然會進一步感動億萬人民群眾這個“上帝”，就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就沒有戰(zhàn)勝不了的敵人，就沒有攻克不了的險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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