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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江|《毛澤東的大業之道》:七、領袖風范篇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朱江 · 2023-09-11 · 來源:烏有之鄉
盡管毛澤東本人對一度流行的“四個偉大”覺得“討嫌”,只愿意剩下“Teacher”這個詞。不過,在無數人心中,毛澤東首先是“人民領袖”、“偉大的領袖”,然后才是其他的。

  七、領袖風范篇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盡管毛澤東本人對一度流行的“四個偉大”覺得“討嫌”,只愿意剩下“Teacher”這個詞。不過,在無數人心中,毛澤東首先是“人民領袖”、“偉大的領袖”,然后才是其他的。

  畢竟,毛澤東創立紅色事業的基礎和成就,以及他在歷史進程中的點點滴滴,給世人展現了非凡的領袖風范。對此,許多人物和媒體有評說。

  且看:

  毛澤東一生的事業伙伴、親密戰友周恩來,1949年5月7日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學習毛澤東》的報告時說:“三十年的革命運動史的事實證明我們中國人民有了我們自己的領袖,就是毛澤東。...毛主席是從幾千年的歷史經驗教訓、近百年的革命運動、近三十年來的直接奮斗中生長出來的人民領袖。”

  孫中山夫人宋慶齡,閱人無數,其中多有杰出的英豪。毛澤東過世不久,宋慶齡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紀念毛澤東,文章標題是“毛主席是舉世無雙的領袖”。

  1940年5月底6月初,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到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考察了7天。離開延安后,他對好友、馬來西亞愛國僑領莊明理說:“我未訪延安前對中國前途甚為悲觀。以為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已做了許多大事,此人現在正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還有,十大元帥之一的葉劍英,晚年感言道:“毛、劉、周、朱、陳、林、鄧,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還有各位老帥等其他人,我葉劍英也算一個,從一定意義上講,哪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讓我們從心底佩服一個人不容易。但在長期的中國革命斗爭中,大家逐漸認識了毛主席。別人也都當過頭、掌過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們這些人攏起來,干成了建立新中國并開始建設社會主義這件大事情。”

  再看,美國《新聞周刊》于毛澤東逝世時分發表社論——《歷史上最后一位巨人》,這樣評論毛澤東:“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毛澤東都是一位無與倫比的人物。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家,能夠憑借幾乎一無所有的政治資源,白手起家,在二十八年之間,縱橫捭闔,締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政黨,一支戰無不勝的軍隊,一個偉大的國家;從而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廣闊的中華大國的至高無上的神圣領袖。”

  此外,美國第37屆總統、開啟中美對話大門的尼克松,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毛澤東有頗多的評說,其中一句是:“作為中國的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毛澤東以其高超的戰略洞察力、靈活的戰術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強勁手段,在歷史上留上了不可磨滅的痕跡。”

  林林總總的評價顯示,無論是與毛澤東長期交往還是短暫接觸,也不管是毛澤東的同行者還是敵方陣營人物,亦或是對東方世界肆無忌憚的西方媒體,都將毛澤東視為罕見的杰出領袖人物,對他贊譽無比。

  事實上,正是因為有諸多無以倫比的領袖風范,毛澤東贏得了志同道合者的心悅誠服和積極追隨,進而使得五星紅旗在世界上高高飄揚。

  那么,毛澤東身上究竟有什么神奇的領袖風范、令海內外無數英豪人物深深折服呢?

  誠然,領袖風范是一個難以說清楚的概念,也無標準的結構和范疇。而且,前面許多主題章節的內容,都分別體現出毛澤東的某種領袖風范。

  但是,遠遠不夠。這里,再次“借一斑略窺全豹”,以毛澤東的人格魅力風范為中心梳理一下,看看毛澤東如何贏得英豪和民眾的追隨與頌揚。

  (1)高度歷史自覺,義無反顧擔當

  媒體爆料,1961年的一天下午,出于對末代皇帝溥儀的關心,毛澤東在頤年堂單獨接見溥儀,與他親切交談工作、生活、學習,賓主二人相談甚歡。

  晚上6點了,毛澤東邀請溥儀共進晚餐。四、五道菜中,有一道“紫罐煨肉”,溥儀十分贊賞,夸它“味美厚重,獨具品位”。毛澤東跟著溥儀的話題說道:“如果沒有廚師,豈不淡而無味?菜做得好吃,不要忘記他們(廚師)的功勞。我也有些日子不吃豬肉了,今天算是破例。難啊!朝鮮一仗(指抗美援朝),赫魯曉夫逼我們還債,那時國家又無多少美元,只得用農副產品、輕工產品和別的一些東西還他們。不過,中國人是有志氣的,反正天塌不下來,咬咬牙也就過去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什么困難和原子彈?”

  溥儀聞聽此言,十分震驚,脫口問道:“誰勸你律己不吃肉的?是開會決定的?”毛澤東笑著回答:“誰也沒勸,是我們自己定的。大家都沒有肉吃,為什么我還非吃不可呢?”溥儀無語,深情地望著毛澤東。

  讓溥儀的心靈受到極大震撼、深受感動的,就是毛澤東高度的歷史自覺和擔當。當過皇帝的溥儀知道,國家再困難,作為國家最高領袖的毛澤東也可以正常飲食,沒有誰能約束。事實上,那段時間不僅沒有誰約束毛澤東的正常飲食生活,伙伴們和身邊的工作人員還不斷苦勸毛澤東,要他吃點肉蛋類的普通菜肴,均被他拒絕。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把自己的工資和糧食定量下降了很多,與全國人民共度艱難歲月。

  確實,心懷天下的歷史使命、義無反顧地擔當責任,無須他人驅使,不計個人得失和苦難。這份高度的歷史自覺和擔當,是毛澤東的一個特質,十分感人。

  而且,毛澤東的這個珍貴特質純屬內在,毫無做作即顯現出燦爛的光芒,人們一經與他有某種接觸或某些了解,即有強烈的感悟。

  例如,1936年在延安與毛澤東長談幾次的埃德加·斯諾,感悟毛澤東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并不是什么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而且這種活力的源泉,是“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 的迫切要求做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1972年與毛澤東開啟中美對話大門的尼克松,在他的回憶錄中評價毛澤東,“他不僅是一個完全獻身的和重實際的共產黨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歷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詩人”,“毫無疑問,他只爭朝夕地為了他所看到的前景和他那樣強烈信仰的原則而努力。”

  這里,斯諾所言“天命的力量”、“根本活力”、“不可思議的程度”,尼克松所言“完全獻身”、“只爭朝夕”、“強烈信仰的原則”,描述的就是毛澤東的高度歷史自覺和擔當精神。

  事實上,毛澤東這種心懷天下、高度自覺、義無反顧、全力以赴的歷史自覺與擔當精神,源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中華文明,經馬列主義熏陶后不斷升華。自青少年時期開始,到他生命的最后歲月,體現在毛澤東的各類言行中。

  早在長沙第一師范讀書時,他就經常引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名言來與同學們共勉。還曾有言,“吾之意與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及大丈夫兩章之意,大略相同。”

  在《民眾大聯合》一文中他疾呼,“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

  1918年4月,毛澤東與蔡和森等發起成立了新民學會,開始探求救國救民的新路。在新民學會中,他提出要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的目標。

  1925年冬,對“為什么要革命”的問題,毛澤東回答:“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

  在《沁園春·長沙》中他誓言,“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在《沁園春·雪》中他放言,“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在《為人民服務》中 他號召,“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論聯合政府》中他揭示,“中國人民不但在抗日戰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戰后世界和平上將起極大的作用,在保障東方和平上則將起決定的作用。”

  在建國前夕的首屆政協會議上,他宣告,“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立起來了。”

  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中,他暢想,“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貢獻。”

  除了無數次深情感悟和呼喚,以及讓溥儀極為震撼的嚴格自律、與大眾同甘共苦的這類現象,毛澤東的高度自覺、義無反顧,更體現在他為改天換地而奮不顧身的行動中。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因才華出眾、深受孫中山、汪精衛等國民黨領袖人物的欣賞和器重,1925時出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代理宣傳部長,屬于“黨國”高級領導、頂層人物,在國民黨內的地位高于當時的蔣介石。而且,已經娶妻生子,有幸福的小家庭。但凡有點私心,即可享受高官厚祿,更無生命危險。

  但是,因為心懷天下、立志改天換地,毛澤東義無反顧地拋棄了這一切。

  首先,面對黨內外對農民的歧視、對農民運動的不滿,毛澤東深入湖南農村細致地考察,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讓大家對中國農民和農民運動有正確的認識。

  1927年夏秋時分,蔣介石、汪精衛先后背叛革命后,中共被迫走上武裝斗爭之路。此時,中共中央安排毛澤東到上海,在中央機關工作。作為一個高水平的文化人,這本是合理安排,且帶著小家庭在上海的租界里面生活,危險也不算大。但是,毛澤東拒絕了這個安排,主動要求到農村去組織和領導秋收起義,建立第一支共產黨的隊伍。

  就這樣,毛澤東帶著對親人的歉疚和思念,“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訴”、“憑割斷愁絲恨縷”,告別年輕的妻子和三個年幼的孩子,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最艱苦最危險的武裝斗爭第一線。

  而且,毛澤東不計個人得失、不惜犧牲地奮斗,卻很少得到組織上的認同和贊揚。自上井岡山到第五次反圍剿,毛澤東不斷遭受否定、批判、撤職的懲罰,自己的意見沒人在意,似乎看不到未來。面對這樣的遭遇,毛澤東沒有一走了之,也沒有一蹶不振,而是忍辱負重、讓干啥就干啥,繼續追求理想、奉獻一切。

  還有,抗戰時期派胞弟去新疆開辟新區,建國初期送長子毛岸英上朝鮮戰場,都是十分危險的事,這二位也都因此犧牲。毛澤東諸如此類義無反顧、自覺擔當之舉,無不“長使英雄淚滿襟”。

  即使到了晚年,毛澤東依然為使命義無反顧、全力以赴。

  媒體有料,尼克松首次訪華時,毛澤東剛從一場大病中華緩過來,身體狀況很差。九天前他曾突然休克,此時隨時都有惡化和發生危險的可能,不易工作。而且,按當時的慣例,他見不見尼克松,可以在周恩來與尼克松會談之后、視情況由他自己確定。但是,毛澤東高度重視這次對中美兩國和世界影響重大的事件,不僅在尼克松剛到北京就與其會見,而且會見時間也被毛澤東由預定的15分鐘延長到了65分鐘。

  至于這個過程的艱難,不少當事人有回憶。

  首先,因為毛澤東身體狀況很差,會見過程中,醫護人員就在旁邊“備戰”。不僅準備好了搶救設備,連強心劑都抽在針管里了。

  還有,毛澤東會見尼克松時,幾乎全程紅光滿面,且談笑風生,似乎很健康,其實是竭盡全力。因此,尼克松剛離開,毛澤東的臉色一下子就灰暗下來,連與周恩來溝通幾句的力氣都沒了。還沒等工作人員離去,毛澤東就被扣上了擺放在旁邊的氧氣罩。

  對此,在身后“備戰”的護士長吳旭君有言,“我覺得毛主席真是費盡了心啦。”唯一在場的翻譯唐聞生則說,“我覺得主席是用生命在書寫當時那段歷史。”

  可見,毛澤東確實為歷史使命而奮不顧身。

  如同《苦難輝煌》作者金一南教授所言:“先有真人,后有真理。”正是因為毛澤東始終如一的高度歷史自覺和義無反顧的擔當,使得“無私無畏”成為真理,也讓無數英雄豪杰和平民百姓為之深深地折服。是故,2011年,70歲的趙忠祥有感言,“我崇拜他在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在任何時候都能贏得人心。”

  (2)不懼敵強路險,奮勇一往無前

  “能追無盡景,始見不凡人”。宋朝詩人陸游的詩句名言告訴世人,在看似渺茫的機會面前勇敢并執著地追求,是成就非凡大業之人的一個基本特征。

  毛澤東就是一個“能追無盡景”的“不凡人”。

  大家知道,1949 年4月下旬的長江流域,不僅發生了“百萬雄師過大江”的大事,還發生了一件震驚海內外的事——解放軍炮兵與英國軍艦發生炮戰的“紫石英”號事件。

  此事規模不大,但是影響不小。因為,此前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中國人從來不敢攻擊西方列強在中國境內的武裝力量,對列強的兵馬車船都是畢恭畢敬。這次的炮戰不僅主動開火,后續的事項中共也很強硬,先后發表《抗議英艦暴行》的社論和《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的聲明》。最后,迫使美英等國停泊在上海的軍艦相繼撤離,1840年以來在中國的艦炮政策就此終結。

  因此,事件發生后,無數海內外人士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其時,大多數人不了解共產黨,還經常被誤導。但是,僅此事件就讓許多人信任共產黨、追隨毛澤東。他們知道,敢于不畏西方列強而跟他們開戰的人,勇氣可嘉,值得信任和追隨。

  例如,“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程開甲院士,就是因此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決定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

  事實上,不懼艱難困苦、勇于迎戰強敵的大無畏精神,是毛澤東的一個明顯特質,也是他吸引無數英雄豪杰舍身追隨的重要原因。可以肯定,一個心懷天下、但面對強敵和艱難只會長吁短嘆的謙謙君子,身邊最多只有一些經常聚在一起唱唱高調、訴說苦情的鴻儒,聚不起一支改天換地的戰團。

  而且,自青年時代開始,毛澤東的這種無所畏懼、敢于斗爭的精神,就不斷有充分的體現,彰顯出頂天立地的英雄氣概。例如,1917年時,毛澤東即給自己一個《奮斗自勉》,自勵“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很快,他的這種奮斗勇氣就發揮創造了奇跡。就在1917你11月份,護法戰爭期間,面對潰敗到長沙城外的3000多北洋軍閥潰兵,毛澤東依靠湖南第一師范的400多個沒有槍彈的學生自愿軍,加上附近幾個警察分所的配合,用計謀恐嚇,迫使這3000多潰軍繳械投降,為長沙免除了一次兵痞之災。

  當然,毛澤東的這種敢于斗爭的英雄氣概,不局限于武裝斗爭,更不是與人勾心斗角,實質上是方方面面都勇敢地行動。對此,1945年10月17日的《關于重慶談判》一文中,毛澤東有鮮明的解讀。他說:“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爭。那些地方有困難、有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是為著解決困難去工作、去斗爭的。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這才是好同志。”

  可見,毛澤東的“斗爭”是廣義的,是哲學性質的。主要是指努力通過各種實踐行為來戰勝困難、克服矛盾、解決問題。簡而言之,是勇敢的實踐行為。

  可以說,在毛澤東引領大家推翻舊世界和建設新世界的過程中,無處不需要勇敢地斗爭。而且,毛澤東始終敢于迎戰各路強敵,敢于挑戰各種困難。這方面,大大小小的事例舉不勝舉。

  1927年秋天,面對掌控數十萬嫡系部隊、能調動上百萬其他軍閥部隊的蔣介石,毛澤東不懼,深入一線領導數千農民為主的秋收起義軍,走上武裝反擊的道路。

  1930年冬到1931年秋,在江西蘇區剛立足,就迎來蔣介石的圍剿,且一次比一次來的更多。面對裝備精良且數倍于己的敵人,毛澤東無所畏懼,以弱小兵力迎戰強大敵人。在不到一年時間里,連續打破蔣介石三次“圍剿”,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勝利,還讓蔣介石通電下野一次。

  紅軍長征剛到陜北,毛澤東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宣告,“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隨后,一切方針都以抗日為主,絕無投降和妥協的空間。

  1946年夏季,蔣介石依仗美國的支持徹底拋棄雙十協定、發動全面內戰。此時國共雙方實力差距明顯,被形容為“飛機加大炮”和“小米加步槍”的對陣。就是這樣的形勢,毛澤東毫無畏懼之感,不僅宣示“一直打到底”,還放言“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1947年,為牽制國民黨軍的戰略預備隊胡宗南部,給中原地區的戰友造就有利條件,毛澤東不懼近在眼前的危險,以自己當棋子,率領一支小規模中央縱隊在陜北高原兜圈子。期間多次與敵人近在咫尺、十分驚險。

  為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懼千難萬險、一往無前地奮爭,毛澤東的這份英雄氣概不局限于在國內。在國際舞臺上,面對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和蘇聯,毛澤東的表現更加出彩。

  面對借二戰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勢頭正旺的美國,毛澤東不恐懼。他放言,“原子彈是紙老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當美軍不顧中方警告、突破三八線、進到中朝邊境時,毛澤東以非凡的勇氣發出志愿軍入朝作戰的命令,最后把美軍打敗,震驚世界。經此一戰后,他總結:“勝利的信念是打出來的,是斗爭中間得出來的。比如,美國人是可以打的,這是一條經驗。這條經驗,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國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敗的。”

  此后,1956年,面對美國的核訛詐,他直言:“我們無原子彈,不想打。蘇聯有,也不想打。但如果帝國主義丟下原子彈,我們準備打。”不久,金門炮戰時期,毛澤東不懼美軍艦隊護航、命令前線部隊繼續攻擊國民黨軍;美軍染指東南亞時,中國公開聲援和鼓勵東南亞國家反抗,給美軍劃線禁入,切實限制了美軍的作戰區域。

  面對當時的盟友、“老大哥”蘇聯,及名聲顯赫的斯大林,毛澤東不畏懼,主動登門拜訪,“虎口奪食”,要求對方退回以前從蔣介石政權手里強取豪奪到手的中國權益。因為毛澤東的無所畏懼、忍辱負重、據理力爭,斯大林退讓了。最后,用平等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代替了很不平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最大限度地收回了被蔣介石政權出賣的合法權益。

  不久,中蘇關系蜜月期,蘇聯援建的上百個大型項目正在建設時,毛澤東不懼關系破裂、援助終止,公開反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思想,直接拒絕赫魯曉夫提出的“聯合艦隊”、“長波電臺”等有損中國主權的方案。

  即使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強同時為敵,核訛詐核威脅不斷的環境中,毛澤東依然無所畏懼。放言“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此外,毛澤東的這種充滿英雄氣概的語句,還有很多。他明確,“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

  而且,這種勇氣還延伸在面對大自然、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對于各種困難,他有一個自己的“公式”——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直至勝利。

  正是毛澤東“壓倒一切敵人”英雄氣概的引領和帶動,有愛國心報國志的各色人等紛紛追隨,包括許多原本在敵方陣營、或是遠離家園的棟梁之才。同時,全民族反抗強權的血性得以康復。因此,毛澤東的旗幟下凝聚起斗志昂揚的各路戰隊,并不斷發展壯大,各時期、各領域的“英雄贊歌”不絕于耳。

  (3)敬畏使命責任,從來嚴肅認真

  1945年秋季,重慶談判期間的一天,蔣介石對身邊的文膽陳布雷說:“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據說每天要抽一聽(50支裝)。但他知道我不吸煙后,在同我談話期間竟絕不抽一支煙。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啊!”

  確實,作為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無須像其他人那樣在蔣介石面前畢恭畢敬。他與蔣介石多次談話。每次都有幾個小時,竟然一支煙都不吸,既是對談判對手的尊重,更是對自己責任的重視。

  其實,毛澤東接受蔣介石的邀請、親自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本身就有很大的風險。他不僅拒絕許多人的勸阻、冒著生命危險去重慶談判,談判期間也沒有局限在小圈子里面,而是不顧疲勞和危險主動出門拜訪各方人士,為和平鼓與呼。在此期間,他不僅拜訪了關系友好的各民主黨派人士、國民黨左派人士,還不忌吃“閉門羹”,親自登門拜訪反共核心人物戴季陶、陳立夫,勸導他們支持國共和談、和平建國。

  可見,毛澤東對這次談判十分重視,嚴肅認真地對待各色人事,細節上也不隨便。

  事實上,毛澤東不僅心懷天下、一往無前地奮戰,而且將“安天下”之心認真地落實在各項工作中。不管環境如何、自己的身份如何、他人的臉色如何,都不忘自己心中的使命和身負的責任,嚴肅認真地做好每一件事。

  且看,1932年10月,領導紅軍創建了一大片蘇區根據地、打敗了國民黨中央軍三次圍剿、為中央提供了安全工作環境的毛澤東,卻在寧都會議上遭受外來的中央領導們的嚴厲批判,在紅軍總政委職務也被撤銷,軍權被剝奪。此時,他對在會議上支持自己的王稼祥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又對為他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很快,贛州打不下來時分,項英去請他,他二話沒說就跟著走了,認真地幫助解決了困難。

  隨后的第五次反“圍剿”中,“毫無發言權”的毛澤東連獻三計破圍,雖然被置之不理,他卻從不置之度外,始終關注作戰進程。當時有些會議不通知他參加,但他的態度是“只要讓我出席就去”。去了就在會上宣傳他的觀點,不管人家歡迎不歡迎。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開始艱苦卓絕的長征。此時的毛澤東只是一個被帶上的無實權病號,在擔架上跟著走。但是,面對剝奪自己的權力導致的重大挫折,毛澤東沒有停留在嘆息和抱怨,而是認真周到地行動。

  一方面,主動接近有話語權的人物——王稼祥、張聞天,擺事實講道理,形成糾正錯誤的“統一戰線”。一方面,幫助周恩來解決具體困難,避免在錯誤道路上走得更遠。還有,抓住時機直擊根本,提出“要討論失敗原因”的會議建議,并對參加會議人員、會議重心、發言過程等要素提出科學建議。同時,精心準備自己的發言提綱,而不是像以前那樣脫口而出。

  遵義會議成功不久,茍壩會議上,因為反對戰友們發起進攻打鼓新場的戰斗,剛重出江湖、出任前敵司令部政委的毛澤東,苦口婆心的諫言被否定,不僅被戰友們以“少數應該服從多數”的原則孤立,而且剛履職的實權職務還在會議上被罷免。滿肚子委屈和傷心的毛澤東,還是放不下對組織對戰友的那份責任。半夜三更,提著馬燈走田埂,到周恩來住處再次要求周恩來晚一點下發作戰命令,說服周恩來后,又同周恩來一起去說服朱德。

  顯然,遵義會議前后、茍壩會議前后,毛澤東的挽救紅軍、挽救中共的所作所為,都是他敬畏組織使命和身負的責任,嚴肅認真地對待工作的體現。

  而且,這份敬畏之心、嚴肅之舉,沒有因為勝利的來臨而松懈,而是始終如一。

  例如,1949年春天,眼看著就要到大城市當國家領導了,實屬喝慶功酒的大背景。毛澤東亮出來的不是燦爛的笑容,而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的宣告,是“經不起糖衣炮彈攻擊”的預警,是“兩個務必”的嚴格要求和“六個不”的具體規定。

  就在他率領伙伴們離開西柏坡進入北京城之時,毛澤東沒有趾高氣昂,而是如履薄冰。在路上他就告誡自己和伙伴們是在“進京趕考”,囑托大家“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我們一定要考個好成績”。而一到北京,他就邀請黃炎培,將“窯洞對話”延續成“香山敘談”。在那個晚上的長談中,毛澤東不僅圍繞歷史周期律虛心求救,還請黃炎培做自己的諍友、不斷提醒自己。

  到了1956年初,遠離了內憂外患,政權穩固、民心激昂,現代化事業在城鄉各地熱氣騰騰地展開了。毛澤東依然沒有放松,而是從戰略層面著手,認真地探索國家治理和發展的科學要素。為準確把脈,毛澤東歷時近2個月的時間、與34個國家部委的領導分別進行座談,并系統地梳理歸納,然后提出《論十大關系》的專題報告。

  還有,在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本來已經是成品,毛澤東還是三番五次地增刪修改,一個事例、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

  種種事例顯示,無論身處什么環境、遭遇什么狀態,也不管是手頭的工作是自己主動做的還是被動承擔的,毛澤東的心中都不忘肩負的組織使命和責任,嚴肅認真地對待眼前的一切,如履薄冰,從不懈怠。

  自然,毛澤東的這份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人們能夠感受到。這也是各方人士敬仰和追隨他的一個重要原因。

  (4)格局廣大深遠,思維系統本源

  領著一幫仁人志士改天換地,不僅需要過人的膽氣,更需過人的才智。在這方面,毛澤東以非凡的大格局心智,讓伙伴們心服口服、傾心追隨。

  關于毛澤東的才智,他身邊的伙伴們多有評價。

  早在遵義會議剛結束時,在云南威信地區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周恩來與博古有一次長談。他對博古說,“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而且他才能夠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毛澤東一生的事業伙伴、親密戰友朱德,抗戰時期在一次講課時動情地說:“我一生中有兩個老師,一個是蔡鍔,一個是毛澤東。參加共產黨以前,我的老師是蔡鍔,他是我黑暗時代的指路明燈;參加共產黨以后,我的老師是毛澤東,他是我現在的指路明燈。”

  建國后的一天,周恩來與薄一波談話時說,“一波呀,毛主席下決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棄權,但不要輕易表示反對。在歷史上,有幾次,我曾認為主席的決策不對,表示反對,但過一段時間都證明他的決策是對的。以后我就謹慎了,不輕易表示反對了。但后來又有一次,我確信主席錯了,我堅決反對,但在以后的實踐卻又證明是主席對的。”

  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也說過類似的話。曾任彭真秘書的楊景宇回憶,那是1980年初的一天,談起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彭真說,“捫心自問,我不是一個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個比方,一件事情來了,如果主席與少奇或者總理有不同意見,我很自然地就贊成主席的意見;如果是少奇與總理有不同意見,那就不一定了,在這件事情上,我可能贊成少奇的意見,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贊成總理的意見。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心態?這是因為,在黨的歷史上,幾次重大關頭,毛主席的意見開頭多數人不贊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終的事實證明還是他正確,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遠。這樣一來,對他的個人崇拜就逐漸形成了,我也不例外。”

  曾任國家主席的李先念,生前曾幾次對人講:“自己軍事上是從徐向前同志那里學來的,經濟上陳云同志是我的老師,外交上是周總理直接指導的,而毛主席則是我一輩子的導師。”

  這類贊譽還有很多,都是發自內心。而且,對手們對毛澤東才智的評價絲毫不亞于他的伙伴們,只是說法不同。

  事實上,毛澤東在各時期的所作所為,無須精挑細選,無論大事小事,總能體現燦爛的智慧光芒。去鄉村,反“圍剿”,政治建軍,四渡赤水,游擊戰略,論持久戰、三大戰役,重簽中蘇協議,構建戰略后方,先重后輕,等等,都是例證。

  之所以這樣,皆因毛澤東有非凡的大格局心智。

  首先,思路正。

  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同一個現象、同一個問題,會有不同的看法,智力問題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立場問題和思維導向問題。這方面毛澤東一直拿捏的很好,對任何現象任何問題的思考分析和解讀,都基于事業使命的立場和方向。因此,毛澤東的思路總能穩定地沿著事業的核心利益展開,不因困難而搖擺、不因小利而投機,不易因小失大、傷及己方的根本利益。

  事實上,對于改天換地型的社會大變革事業,使命的立場和方向堪稱最根本的導向。毛澤東面對各種問題時都不偏離這個導向,是他的思維很少出錯的根本原因。

  然后才是高屋建瓴、腳踏實地、系統思維、直擊本源、動態思維等章法,看問題總是很全面、很深遠,看到根本問題,看到表象后的動因,看到行動引發的趨勢與后果,并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來突破難題,等等。因此,他的思維勝算很多、失誤很少。

  當然,正是因為思維格局非凡,他的一些認識和策略看似不合算、不正常,其實是最大限度地匹配了己方的核心利益、重大利益、長期利益,切實起到了“指路明燈”的作用,把人們帶到他們不一定想去、甚至不知道、但是應該去的地方。

  且看,面對千瘡百孔的國家、亂象萬千的困局,改天換地該從何入手?毛澤東深入調查分析后看出,在小農經濟的社會環境,關鍵剛需資源來自農村,農村被土豪劣紳控制。因此,他找到了破局的突破點。他說,“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角。打倒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

  而且,毛澤東看出,農村不僅是關鍵剛需資源的來源,還是敵人最薄弱的地方。自然,有了這樣清晰的認識,毛澤東才引領大家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并成功地逆襲各路強敵,贏得了勝利。

  再看,自秋收起義開始,毛澤東就將改天換地的使命作為一切工作的綱領和基石,創辦軍隊不是單純打仗,而是將軍隊作為承擔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來建設和發展。同時,他懂得人性,懂得平等尊重的價值,因此才有三灣改編、古田會議。毛澤東旗幟下的軍隊才有震驚世界的戰斗力,同時是最受民眾愛戴的軍隊。如果局限于改朝換代,沒有政治建軍、使命領軍,這支軍隊恐怕很難超越其他軍隊。

  此外,布局東北、經營東北,也是毛澤東大格局智慧的一個典型事例。

  大家知道,遼沈戰役是毛澤東指揮的的經典大手筆,背景是抗戰一結束、毛澤東就指派各路人馬搶占東北、經營東北。

  事實上,早在1942年,因為蔣介石不斷的打壓和圍困,毛澤東開始考慮抗戰結束后應對國民黨的戰略問題。當年7月,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提出:“國民黨在戰后仍有與我黨合作的可能。雖然亦有內戰的另一種可能,但我們應爭取前一種可能變為現實。因此就須估計日本戰敗從中國撤退時,新四軍及黃河以南部隊須集中到華北去,甚或整個八路(軍)新四(軍)須集中到東三省去,方能取得國共合作的條件(此點目前不需對任何人說),如此則山東實為轉移的樞紐。”

  不久,1944年,毛澤東把戰略構想變成了實質性的準備工作,發出明確指示,“滿州工作之開展不但關系中國未來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緩之緊急任務。” “晉察冀分局及冀中區黨委、冀熱區黨委,山東分局及膠東區黨委各成立一滿州工作委員會,負責動員和領導一切可能的力量開展滿州工作。”

  到了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明確提出,“如果我們有了一大塊整個的根據地,包括東北在內,就全國范圍來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有了基礎,有了堅固的基礎。” 還提出具體要求:“準備二十、三十個旅,十五萬人到二十五萬人脫離軍區,將來開到滿州去。”

  可見,毛澤東認為,不管與國民黨是戰還是和,派大部隊搶占東北、經營東北,都是必要之舉。如此,抗戰一結束,中共軍隊即大舉進入東北、大力經營東北,為抗擊反擊國民黨軍做好了重要鋪墊。

  還有,當毛澤東苦苦思索三天三夜、決定跟國民黨徹底決裂時,中共黨內人士普遍缺乏打贏國民黨的信心。毛澤東有信心,且不是自我安慰、而是有根有據。他指出,缺乏信心的原因是對自己的困難和蔣介石的優勢看得清楚,卻沒有看到蔣介石方面也有一大堆困難。例如,接收淪陷區、恢復淪陷區,承擔政府責任,處理戰犯戰俘,等等。而且,毛澤東深知蔣介石政權虛浮無力,任何一件事都會造成大壓力、引出大麻煩。因此,毛澤東對戰勝國民黨軍的進攻充滿信心,戰略戰術也是“刀刀見血”。

  建國之后,在風云變幻的國際舞臺上,毛澤東依然格局深遠。最突出的是,他跳出二戰之后充斥國際舞臺的、以意識形態為根據的東西方陣營概念,對尼克松提出的、以國家實力為依據的“五極”概念也置之不理,而是以國家、民族的切身利益為核心因素,以各國在利益爭奪價值鏈上的位置為依據,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此舉不僅贏得世界政治界的普遍認同和贊譽,而且徹底打破了原有世界格局,顯著提升了我國在世界舞臺上的位置。

  還有,建國初期,面對新中國重整家園的迫切需要,以及自身工業實力弱小的現實,很多人提出盡量購買和租賃船舶之類的大家伙,因為“見效快”、“成本低”。對于一度熱門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說法,毛澤東不僅看到國家建設的長期需求,還看到產業鏈的巨大價值。對此有言,“造船再貴,貨幣并沒有外流,無非是錢從左衣袋裝進了右衣袋,肉爛在了鍋里。買船再便宜,得付外國人錢,貨幣外流了,算總賬就虧了!”

  無數事例證明,毛澤東以非凡的大格局智慧為紅色事業挑起了一盞又一盞“指路明燈”,引領伙伴們從勝利走向勝利,因此贏得了伙伴們的真心敬佩和傾心追隨。

  當然,國際舞臺上的同行或對手也有相應的表現。例如,長期的對手、美國歷史上最驕傲也是最反共的總統尼克松,在他的傳記中記錄了自己首次訪華與毛澤東會談時的情景。他這樣寫道:“我云山霧罩般地聽毛跟我談了一小時十五分鐘的哲學,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毛的風采,毛的睿智已經征服了我,站在他的面前,我不敢說半句假話,像犯了錯誤的小學生站在嚴厲的先生面前那樣,因為毛智慧的雙眼仿佛把我看透。”

  瞧瞧,多虔誠啊!

  (5)推開私人恩怨,攜手英豪萬千

  前文提及,周恩來一次與薄一波談話時說,“在歷史上,有幾次,我曾認為主席的決策不對,表示反對,但過一段時間都證明他的決策是對的。以后我就謹慎了,不輕易表示反對了。但后來又有一次,我確信主席錯了,我堅決反對,但在以后的實踐卻又證明是主席對的。”

  此言既是毛澤東才智非凡的印證,也是毛澤東心胸寬廣、包容不同意見的印證。因為,周恩來所言顯示,他多次反對過毛澤東的決策。但是,沒有任何資料顯示毛澤東因此對周恩來有不滿和報復。

  事實上,倡導“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的毛澤東,盡管一生中有許多對手或者敵人,但卻沒有一個私敵,也從未有過他與某人結下私怨的傳聞??梢哉f,“心胸大如海”既是他對老伙伴朱德的贊譽,也是對他自己的一個寫照。

  而且,在這方面,毛澤東有專門的宣貫和教導。

  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他明確:“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匯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當中還有犯過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這些人,要準備和他們一道工作。”

  1956年8月的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在《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報告中,他教導:“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別扭的,跟自己作過斗爭的,自己在他面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

  此外,他還有言,“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于團結那些反對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反對錯了的人。”

  其實,毛澤東所言之“意見不同的同志”、“犯過很大錯誤的人”、“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別扭的,跟自己作過斗爭的,自己在他面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以及“反對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反對錯了的人”,都在他身邊出現過。毛澤東要求大家善于團結這些人,他自己更是一直如此。

  且看,朱德、陳毅,在古田會議前夕,都曾反對毛澤東的政治建軍思想,還導致毛澤東失去指揮軍隊的實權。古田會議之后,他們統一了思想,成為一生的好戰友。

  秦邦憲(博古),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責任人,在中央蘇區和遵義會議前,一直打壓毛澤東。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對他一直保持同志式的尊重和友好。延安時期,秦邦憲主持創辦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并任社長,同時兼任新華社社長、中央出版局局長。同時,毛澤東還在中共七大中央委員選舉期間專門關注秦邦憲的得票,勸導說服大家選秦邦憲當中央委員。

  凱豐,遵義會議上鮮有的支持博古和李德、反對毛澤東的人,不信任毛澤東的能力,當眾批評毛澤東“只是靠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指揮打仗”。此事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多次提起。但是,毛澤東從未因此給凱豐“穿小鞋”,一直信任和重視凱豐。延安時期,凱豐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等職務,建國后出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中央馬列學院院長。

  張國燾,這位另立中央、要用武力解決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核心團隊的人,叛逃前亦是“犯過很大錯誤的人”。對這樣的人,毛澤東依然善待,力爭團結。在張國燾以失敗者姿態到達延安后,毛澤東一面只在很小范圍內批判其錯誤,一面安排他擔任中央所在地的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在林伯渠主席去西安以后,又由張國燾代理主席職務,仍然執掌不少的權力。直到張國燾公開背叛中共,才決定開除他的黨籍并公布他的罪行。

  王明,一個混入中共且惡搞中共的怪才,對中共的紅色事業破壞巨大,對毛澤東本人也傷害巨大,以至于1966年毛澤東還對周恩來等伙伴們說:“王明路線使我們吃的虧最大。”就是這樣的人,在中共七大和八大上,毛澤東還親自提議并費力勸導,讓王明繼續當選中央委員,還安排王明出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動用稀缺的外匯讓他一家人去蘇聯養病和生活。直到他長期滯留蘇聯并公開背叛中共,才停了他的高薪和補助。

  這就是毛澤東的“海納百川”之道,從不計較私人恩怨,更沒有假借政法手段或軍事手段來解決黨內爭端和路線分歧。對傷害過自己的人,毛澤東一概就事論事地對待,批評教育,量才使用。因此,除極少數三觀不正、心地陰暗者之外,毛澤東贏得了絕大多數“對手”、“敵人”的由衷敬佩和擁戴,更讓無數伙伴戰友們感受到毛澤東無私的人格魅力。顯然,這是毛澤東身邊將帥林立且同心同德的一個重要原因。

  (6)自然率真坦蕩,感染四面八方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這句流傳數千年的名言顯示,坦蕩的風范很有魅力。在這方面,毛澤東可謂楷模。

  大家知道,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一事,是毛澤東改天換地過程中的一個精彩亮點。在座談會上,為幫助一群自命不凡的文化藝術人士端正心態、重塑三觀,毛澤東誠懇坦言:“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煉。在這里,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毛澤東此言一出,對在場的文化藝術界人士的心靈觸動很大。大家與毛澤東的心理距離拉近了很多,對毛澤東也更加敬佩和信任。

  這就是毛澤東的樸實自然、率真坦蕩,很有魅力。雖然這屬于天性,但是,許多人隨著身份地位的變遷會有意控制這份天性,以拉開與普通人之間的距離。顯示自己的高貴。不過,毛澤東沒有這份矯情,無論是面對陌生來客還是偶遇的平民,或是會見來訪的外國首領,毛澤東一不擺譜二不做作。保密內容之外、尤其是私人生活方面,毛澤東總是呈現本來面目、敘說客觀事實。

  例如,1936年,埃德加·斯諾在陜北保安的一次采訪毛澤東時,兩人坐在室外。因為是黃土高原,天旱水缺,人們很難得有洗澡搞衛生的條件。盡管面對的是外國記者,毛澤東也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一邊與斯諾談天說地,一邊解開褲腰帶,在褲腰里捉虱子。還把捉到的虱子用指甲擠破,啪啪直響,一點也不在意對方會把這個情景告訴外界。

  諸如此類的現象比比皆是,而且,毛澤東還主動將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歷、思想變遷過程全盤托出。兒時家里的斗爭、母親的慈悲、父親的嚴厲、自己的叛逆,等等;踏入社會后的求學、社會思想變遷、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等等;滔滔不絕,毫無保留,讓人一覽無余。因此,埃德加·斯諾在書里寫到,“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復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儉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可見,他被毛澤東的魅力所折服。而且,他描述的質樸純真的毛澤東,也讓無數讀者對毛澤東有了美好的第一印象,吸引了很多人奔赴延安。

  再看,1940年5月底,華僑領袖陳嘉庚到延安考察。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并敘談國事時,對毛澤東所談內容并未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也為毛澤東的誠懇言詞所感動。隨后的宴席上,幾道陜北農家菜外,唯一的美味佳肴是一只雞。毛澤東抱歉地解釋說:“我沒有錢買雞,這只雞是鄰居老大娘知道我有遠客,特地送來的。母雞正下蛋,她兒子生病還舍不得殺呀!”

  聽聞此言,閱人無數的陳嘉庚先生不僅感嘆毛澤東與普通百姓的親和關系,對毛澤東的這份坦誠更是佩服。這也是短短幾天之后他就將毛澤東和中共視為“中國的救星”、“中國的希望”的重要原因。

  還有,在《紀念白求恩》的悼詞中,毛澤東也坦言,“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見過一面。后來他給我來過許多信??墒且驗槊?,僅回過他一封信,還不知他收到沒有。”

  即使對來自敵方陣營、還相當陌生的人,毛澤東也是如此。例如,1949年初秋,在湖南起義的陳明仁到北京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時,毛澤東多次與他交談。一次,毛澤東對陳明仁說:“后天,也就是21日,我們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就要開幕了,各方面的人物都有,唯獨還缺少蔣介石的嫡系將領,你來了,代表性都全了。”

  幾天后,陳明仁被毛澤東邀請在家里吃飯時,主動提到四平之戰,表示內疚。毛澤東笑了笑說:“兩軍相戰,各為其主嘛!猶如劃船,都想劃贏呀!”

  隨后,毛澤東得知陳明仁還想在軍隊工作后說到,“我看林彪打仗不如你。讓你擔任解放軍二十一兵團司令員吧,有什么條件你盡管提出來。”

  陳明仁以職業軍人的姿態答道:“報告主席,我現在真正服從了共產黨,無條件服從領導。”

  聽到這樣的回答,毛澤東笑容滿面地說:“啊呀,人家提出條件,我倒好辦,你這個沒有條件的,我倒不好辦了!這樣吧,從今以后,解放軍有飯吃,你也有飯吃,共產黨的軍隊有衣穿,你有衣穿,一視同仁。”

  如此率真坦誠的談話,讓陳明仁心花怒放、顧慮全無?;氐介L沙后他高興地說:“我為蔣介石出生入死賣命大半生,難聽到他一句誠懇、親切的話,毛主席與我首次相見,卻如此平易近人,寬厚仁慈,真有天壤之別呵!”

  自然,陳明仁以盡心盡力的工作來回報。

  不過,毛澤東的這份率真坦蕩,并非都有笑意。當他憤怒的時候,同樣坦誠,不刻意隱瞞。

  例如,第一次出訪蘇聯時,因為與斯大林在中蘇協議問題方面的意向有明顯的差別,毛澤東受到冷落。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別墅中閑住了幾天后,毛澤東忽然向蘇聯的接待聯絡人員發脾氣,“我現在每天就是吃飯、拉屎、睡覺三件事,真不知你們把我從那么遠請來干什么? !”

  這次帶有“火藥味”的率真,自然很快匯報到斯大林那里,讓斯大林感受到毛澤東的桀驁不遜、為民族利益的堅韌不屈,對毛澤東的態度由一般尊重變成了高度重視,還帶有一些敬畏。由此訪蘇工作發生了轉折,為后續的談判和簽訂平等協議墊定了基礎。

  多年后的1958年7月22日,面對赫魯曉夫提出的聯合艦隊、長波電臺構想,毛澤東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直言不諱。他說,“昨天你們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著,也沒有吃飯。昨天的問題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誤會,也可能我是正確的,經過辯論可以解決。……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只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腳的,所以才產生了合營的問題。你們只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權。你們一直不相信中國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國人被看作是第二個鐵托,是個落后的民族。你們說歐洲人看不起俄國人,我看俄國人有的看不起中國人。斯大林在最緊要的關頭,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在這一點上。他犯了很大的錯誤,與季諾維也夫是一樣的。另外,我們對米高揚不滿意。他擺老資格,把我們看做兒子。他擺架子,可神氣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來西柏坡的時候,架子就很大。后來又來了幾次,都是這樣。我對米高揚在我們八大上的祝詞不滿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議。很多代表都不滿意,你們不知道,他擺出父親的樣子。中國有它自己的革命傳統,但中國革命沒有十月革命也不能勝利,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能勝利。……我們要學習蘇聯,但首先要考慮到我們自己的經驗,以我們自己的經驗為主。”

  如此坦誠率真,毫無做作的外交辭令,自然讓對方高度重視,就此引來了赫魯曉夫的秘密訪問。

  在外交場合直言不諱,在國內更是如此。

  就在毛澤東結束首次訪蘇回國途中,面對哈爾濱、沈陽領導誠心誠意擺下的山珍海味宴席,毛澤東毫不領情,要求“按我們在家的標準去辦”。不僅如此,還在沈陽召開的東北局、遼寧省、沈陽市的領導干部大會上專門批評:“我在哈爾濱提過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陽一看比哈爾濱還厲害。我和恩來不是為了吃喝,搞那么豐盛干什么?中央三令五申,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要艱苦奮斗,你們應做表率嘛。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想當李自成??!”

  還有,著名的“6.26指示”發出之時,毛澤東對衛生部的工作很不滿,提出批評,“不為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服務,只為城市服務,主要還是為城市老爺服務,衛生部應該改名為城市衛生部,或者城市老爺衛生部。”

  與此類似的還有,1963年11月,毛澤東對文化部提出批評。他說:“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果不改變,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

  顯然,在“官本位”文化嚴重的社會環境中,領袖人物毛澤東身上的這份自然、率真、坦蕩的君子風范,難能可貴,且魅力非凡。不僅吸引了許多人,也震懾了不少人,更令世人津津樂道、回味無窮。

  不僅如此,在一些特殊時期、對某些特殊工作,毛澤東的率真坦言還對相關人員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例如,核潛艇研制工作難度很大,赫魯曉夫聲稱中國自己搞不出來。對此,毛澤東放言,“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大三線的重點工程、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時期,因為困難很多,進展不快。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攀枝花工程時,毛澤東憂心忡忡地說,“把攀枝花鋼鐵廠建起來,建不起來,我睡不好覺。”

  關于三線建設,毛澤東還有言,“沒有路,騎著毛驢也得去;沒有錢,把我的稿費拿去。”

  這些話傳到各工程的建設單位后,無論是科技專家、黨政干部,還是工人農民,無不心潮澎湃、激情滿懷。有人用毛澤東的另一句名言表達心聲,“一萬年太久了,只爭朝夕。”更多的人放言,“活著干,死了算!”

  領袖的坦蕩心聲,透露出的信念、憂慮,就是這么給力。

  (7)悟道博大精深,活學活用靈魂

  媒體有料,抗戰時期我國著名作家嚴文井先生,曾在延安與毛澤東有過一次長談。事后他回憶道:“我從毛主席的窯洞里走出來,天已經黑了。我頂著星光往自己的窯洞走,你猜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不要忘了,那時的我,是從白區來到延安的小有名氣的作家,自負得很呀!可是當時我回想著和毛澤東相處的一幕幕,我心里說:這個人呀,現在他讓我為他去死,我都干!……我也很奇怪他拿什么征服了我。……其實他那天沒講一句馬列,講的都是天文地理世態人情,他是百科全書,無所不知,可是他不把馬列掛在嘴邊上。但你事后細想,講的都是馬列呀,他把馬列全融會到中國現實中啦!當時我就認定,跟著這個人干革命,革命肯定有希望!中國肯定有希望!真馬列呀,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此事近20年之后的1957年3月份,我國著名翻譯家傅雷先生聽了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后,情不自禁地給兒子傅聰寫信,描繪當時的情景:“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于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

  細品一下就會發現,上面兩個無關的事例,呈現的都是毛澤東的一個特征——理論修養水平高,知識面廣,應用之時展現的都是靈魂性質的內容,沒有刻板的教條。

  確實,作為“理論聯系實際”的倡導者和踐行帶頭人,毛澤東反對“斷章取義其內容、簡單模仿其策略”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強調以馬列主義的基本立場、原理、觀點、方法為依托,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制定科學且可行的策略方法。同時,毛澤東深知理論的重要性,因而有言,“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里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而要領導一個大黨、大國戰勝強敵、改天換地,更需要杰出的理論修養。因此,他一生手不釋卷研讀經典理論著作,吸收其中的靈魂和精華,不斷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理論素養。

  其中,馬列主義是核心,中華傳統文明中的治國理論也是重頭,還兼顧軍事、政治、經濟等領域內的其他景點著作資料。

  至于毛澤東究竟研讀了哪些理論著作,即使一本厚重的專著也難說清。因為,有人根據他留下的文字或當事人的一些記載歸納出他閱讀、推薦和編擬的27個書目,每個書目少則3種、多則100種以上,涉及到上千種書。而在毛澤東逝世時,他在中南海住地的藏書達9萬多冊,都是新中國成立后根據他的需要陸續配置的。

  可見,毛澤東博大精深的理論,“隨手拈來,都成妙諦”的才華,來自他“活到老學到老”的厚積薄發。

  盡管無法詳細列舉,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還是值得提出來。且看:

  馬列主義方面,毛澤東曾經對斯諾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

  自然,除了三本啟蒙著作,毛澤東后來還讀了很多?!秶遗c革命》,《政治經濟學》,《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等。

  治國理政的傳統名篇方面,《論語》,《資治通鑒》,《漢書》,還有3249卷、4000萬字的《二十四史》,等等。

  軍事科學與藝術方面,東方軍事名篇《孫子兵法》,西方軍事巨著、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魯登道夫的《全體性戰爭論》,民國軍事科學大師蔣百里的《國防論》,蘇聯人寫的《論戰略》,日本人寫的《戰斗綱要》、《論內外線作戰》,劉伯承翻譯的《聯合兵種》,還有《戰役問題》,《戰斗條例》,以及拿破侖、華盛頓的相關書籍,等等。

  文學作品方面,內涵豐厚的經典名著,如《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等等。

  現代社會學方面,《社會學大綱》,《邏輯與邏輯學》,《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哲學與生活》,《哲學選輯》,等等。

  即使是一斑窺豹,也足以印證毛澤東多么重視理論學習。

  事實上,無論是落魄低迷時期,還是功成名就之后,亦或是艱難的轉戰奔波途中,毛澤東從未停止學習。用“活到老、學到老”來評價,尤嫌不足。

  對此,毛澤東自己說過,“我一生最大的愛好是讀書。”同時,長期陪伴在他身邊的周恩來也有言,“學習也正是毛主席的一個特點。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學習,他從來也沒有感到滿足過,他常常說這方面不會還要學習,那方面不會還要學習。”

  而且,毛澤東博覽群書不是瀏覽,是帶著問題、帶著思想去讀書,邊閱讀邊思考。其中一些書,他不止看一遍,而是反復看多遍,反復揣摩,充分吸取其內在的精華。例如,毛澤東說過,“《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只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

  還有,讀《資治通鑒》達17遍,《哲學選輯》他連讀3遍,《紅樓夢》也是反復閱讀了好幾遍。

  不僅如此,毛澤東看書學習的過程中不是簡單接納,會在書上加上自己的感想感悟,用自己的思想去修正、完善、升華所學理論。

  例如,鴻篇巨著《二十四史》,毛澤東就不僅精心研修,還認真考據、點評。在他閱讀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書上,批語就有1.2萬字左右,最長的一條有1200字。而且,毛澤東對一些書的批語分三類:原著內容提要,對原著觀點的評論發揮,結合中國實際發的議論。他分別用黑鉛筆、毛筆和紅藍鉛筆進行批注,以示區別。

  這方面,他的一位秘書林克曾回憶說到:“我發現他(毛澤東)在《共產黨宣言》的第一頁到最后一頁,全部密密麻麻地用蠅頭小字注得很整齊,很仔細,他的這種精神,很感人。”

  如此用心,世上難覓第二人。毛澤東也因此為創造自己的理論體系、當好將帥們的導師領袖墊定了厚實的基礎,并贏得無數人的由衷敬佩和頂禮膜拜。

  (8)傳道耐心認真,力求順服心誠

  “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毛澤東時代的一句名言,撇開具體內容,彰顯的是毛澤東耐心教誨的導師風范。

  大家知道,毛澤東給自己的身份定位是“教師”,走上歷史大舞臺后也念念不忘聚焦“大本大源”來啟蒙思想、再造靈魂。尤其是身為領袖人物,不僅需要高屋建瓴、先行一步,還要及時帶動伙伴們追隨自己前進,因此,“傳道授業解惑”是他的重要工作事項。毛澤東也將各種文章、報告、講課、談話作為工具,不遺余力地為大家傳道授業解惑。且因為成效出色,被世人譽為集領袖與導師為一身的“君師合一”型人物。

  不過,盡管因用心悟道而擁有罕見的學識才華,且有領袖的身份,要當好導師、讓大家心服口服也很難。一方面,數千年傳承下來的封建文化勢頭十分強勁,正如魯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樣》中所言:“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人自己是不肯動彈的。”其次,紅色事業舞臺上的人們形形色色,有“哪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的豪杰,有心高氣傲的文化人,還有許多心地樸實善良但不怎么識字的人。因此,要贏得他們的心服口服,很不容易。

  對此,毛澤東很清醒,也很重視。他有言,“解決思想問題,不能用專制、武斷、壓制的辦法,要人服,就要說服,而不能壓服。”他還強調,“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勢力大也不能解決問題。以力只能服敵。敵人是不和你講理的,你跟他講理他不聽,他只講力。對人民只有說理,只要沒理,不管勢力多大,資格多老,也輸了。”

  因此,毛澤東傳授自己的認識、理論、策略,不是簡單地靠權勢來強迫大家接受,而是認真且耐心地教導和說服。

  這方面,他的親密戰友周恩來在建國初期對青年團員有解說。周恩來說:“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體化,實現在中國土壤上的時候,并不是說,定出辦法來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說做就由幾個人孤立地去做。不是這樣的。毛主席總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講,反復地講,使這個真理為大家接受,變成了力量。...當他的意見沒有被大家接受時,他就等待,有機會他就又講,又教育,又說服。”

  周恩來還舉例說明,“在十年內戰的時候就是如此。我們主張打大城市,毛主席認為我們的力量小,不應該打大城市,應該集中力量建設根據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見大多數不贊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著打。結果打敗了,毛主席趕快在會議上提出:打敗了證明這個辦法不行,換一換吧!大家還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著大家走。”“正確的意見常常是要經過許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勝利,為大家所接受。”

  再三再四,舌敝唇焦,反復,等待,再等待,迂回,又教育又說服,...可見,毛澤東這個導師當得著實不易,很是辛苦。

  事實上,除了戰略方針方面苦口婆心、耐心堅持,在其他方面,毛澤東的認真和耐心也有多種表現。

  例如,從1938年12月至1939年4月,以“永遠以革命的面目相見”為主題,毛澤東就有三次講話。而在1957年3月中旬,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前往杭州途中,在天津、濟南、南京、上海, 4天內他接連發表了4場演講,主題都是“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

  再有,寫文章、做報告,是他向大家“傳道授業解惑”的重要手法。為讓大家理解和接受自己的主張,毛澤東對文章和報告的內容有很高的質量標準。他說,“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說,如果是重要的帶指導性質的,總得要提出一個什么問題,接著加以分析,然后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的辦法。”因此,他的許多文章、報告,以及授課的內容都是以問題為導向,耐心細致地闡述,包括對問題的提出、分析、證據、解決方法,等等。準備很充分,內容很系統,邏輯很合理,證據很充分,道理很透徹。所以,無論是高層次的戰略方面、哲學方面,還是低層次的工作方法,毛澤東的教導總是那么清晰易懂,許多文句朗朗上口,成為大家張口就來的名言。

  對自己的這份認真和耐心,毛澤東有記憶。他曾回憶在抗大的講課,說道:“講一次課,整整要花一個星期的時間作準備,而且其中還有兩個通宵不睡覺。準備了一個星期,講上兩個鐘頭的課,就‘賣’完了。”

  可見,好效果不是應付出來的。

  此外,對具體人具體事的教導,毛澤東同樣很認真、很耐心,而不是強壓。

  前面介紹過,陳云1947年2月發表過一份報告——《怎樣才能少犯錯誤》。報告中說,“我曾以為自己過去犯錯誤是由于經驗少。毛主席對我說,你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他要我學點哲學。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還是對我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他以張國燾的經驗并不少為例加以說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談這個問題,他仍然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

  還有,1942年夏秋時分,《解放日報》刊登的華君武創作的一幅漫畫作品引發爭論,毛澤東也看出此類作品的問題所在。為幫助習慣諷刺社會現象的漫畫師在藝術創作走上正道,毛澤東專門邀請華君武等漫畫界人士到自己的住所交流。在交談過程中,毛澤東沒有簡單地下定義和指示,而是耐心細致地與他們對話溝通,針對他們提出的具體現象、具體作品創作,提出作品的創作思路和社會效應之間的關系,然后提出具體的指導。因此,談話結束后,三位漫畫家心悅誠服,毛澤東的教導取得成功。

  “君師合一”的毛澤東就是這樣,認真且耐心地傳道授業解惑,避免了靠權術造成“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隱患,贏得了伙伴們心悅誠服的理解、認同和追隨。

  (9)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1956年6月,毛澤東巡視南方、在武漢多次暢游長江時分寫下一首詞——水調歌頭《游泳》。其中兩句,“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后來廣為流傳。因為,這既是毛澤東當時心境的描寫,更形象地展現出毛澤東在疾風驟雨中泰然淡定的領袖風范。

  這是一種卓越的風范,對領軍人物尤為重要。至于其價值,宋代名家蘇洵有言:“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糜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即身為將帥人物,要有淡定的心智,泰山在面前崩塌而臉不改色、糜鹿在身邊奔跑而目不斜視,這樣才能冷靜地剖析利弊、迎戰強敵。

  蘇洵所言很有道理,但是還不全面。事實上,領軍人物泰然面對突如其來的疾風驟雨,不僅能保持理智、避免思維錯亂,還能給旗下的團隊一個“定心丸”、一份勝利的信心。否則,領導心慌意亂了,隊伍也就亂了陣腳,接下來恐怕就是全面潰敗了。

  在這方面,毛澤東有上佳的表現。在各個時期、多種環境,面對各種類型的緊張形勢和沉重壓力,毛澤東都表現出非凡的定力,泰然面對,不慌不亂,淡定從容地施展他的戰略戰術智慧,有效地化解危機、克敵制勝。而且,他還善于借力發力,借敵人的瘋狂用來激發大家的斗志,快速轉“危”為“機”。

  且看,1928年秋的井岡山上,面對“敵軍圍困萬千重”的緊張局勢,毛澤東以“我自巋然不動”之態迎戰,淡定布防,依托地形構筑防線,指揮反擊,很快取得了“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的勝利。

  再看,長征途中,因為張國燾個人野心膨脹、意圖對中央機關下毒手,毛澤東周恩來帶著紅軍中央機關和一、三軍團連夜北上。很快,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追上來了,氣勢洶洶,命令原四方面軍的人都跟他走,中央紅軍的一些人與李特等人的對立情緒很嚴重,雙方劍拔弩張、局勢十分緊致。此時,毛澤東沒有慌亂沒有沖動,既冷靜地去勸阻開導李特,又勸導身邊那些憤憤不平的戰友。最后,大家平靜地分手,避免了紅軍內部火并的慘劇。

  還有,1947年3月,胡宗南率領20多萬武器裝備精良的軍隊進攻陜北之時,毛澤東秩序井然地布置工作,教導大家“有一種勝利叫撤退”。然后在敵軍近在咫尺了才不慌不忙地離開窯洞,開始了歷時一年多的轉戰陜北,以不足千人的小隊伍牽制20多萬人的敵軍主力。這段時間危機四伏,與敵人插肩而過、山頂山腳相望的危險情況時有發生。在如此命懸一線的情況下,毛澤東依舊“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穩定了軍心,幾百人在強敵面前沒有驚慌失措。最后拖垮了胡宗南的大軍,達成了自己的目標。

  當然,最能體現毛澤東戰略定力的,莫過于他對待各類核威脅與核訛詐的態度。

  大家知道,自從美國向日本投放了兩顆原子彈、取得驚人的戰果后,全世界幾乎都籠罩在對核武器的恐慌中。有核大國一舉起“核大棒”,相關國家多數陷入恐慌,再無戰斗的勇氣。但是,毛澤東是個例外。無論是面對美國還是蘇聯的“核大棒”,毛澤東始終泰然自若,并以驚人的言行挑戰之。

  1946年,早在原子彈剛現身不久、海內外各界人士各路媒體都沉浸在“原子彈恐慌”中的那段時期,毛澤東就放言,“原子彈是嚇人的紙老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1950年代初期,志愿軍入朝抗美援朝不久,美軍敗績不斷,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宣稱,“要對中共軍隊使用一切武器!”很快一批原子彈運抵朝鮮海域附近,準備用于實戰。

  當毛澤東在北京最高國務會議上看到秘書緊繃著臉送來的絕密文件時,掃了一眼后對秘書說:“念,給大伙念!”參會的是部長以上干部、各民主黨派黨魁,這一念,會場鴉雀無聲。然而,就在此時,毛澤東一拍桌子,站起來放言,“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最后我一定戰勝你!”

  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顒樱⒊鱿?4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與東方陣營領導們談到核戰爭時,各國領導都戰戰兢兢,唯有毛澤東不懼,“決定戰爭勝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毛澤東還宣稱,“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此言讓赫魯曉夫及東歐各國黨政領導目瞪口呆。

  到了19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蘇聯也多次對中國舉起“核大棒”,毛澤東同樣泰然自若地回應,毫無膽怯的表現。據稱,他曾放言,要打就早打,要打就大打,我們中國人多,死兩億還剩兩億多呢。還有,1969年國慶期間,得知蘇聯很可能用核武器偷襲我國的情況下,毛澤東依然堅持正常舉行國慶20周年慶?;顒樱敛皇救?。

  對于毛澤東在“核大棒”面前的種種看似不正常的言行和舉措之舉,赫魯曉夫不懂,但曾任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明白。他曾嘆息說:“原子彈的最大威力是在發射架上,而不是飛出去之后。毛澤東是一個極難對付的人物,恐嚇、威脅對他沒有用。”

  正是因為毛澤東非凡的戰略定力,“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風吹”之時,依然“亂云飛渡仍從容”,展現出“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的英雄氣概,給對手強力的震懾,核彈皆成了“啞彈”。同時,臨危不亂的“主心骨”給戰友們極大的信心和鼓勵。在各類洶涌澎湃的風浪中,毛澤東旗幟下的團隊都穩住了陣腳、守住了信心,并迸發出“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強大力量。

  每臨大事有靜氣!對于長期處于以弱對強、經常遭遇兇險危機的毛澤東而言,實屬不易,難能可貴,更是魅力非凡。

  (10)每臨重大關頭,即有重頭指南

  史料記載,1938年初,面對上海南京接連丟失的現狀,著名文化人、社會活動家梁漱溟先生專程到延安拜訪毛澤東,向毛澤東提出一堆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毛澤東耐心地向梁漱溟分析了國內外政治軍事力量、戰爭性質、強弱的轉化、戰爭發展階段、抗戰應遵循的戰略戰術原則,以及“兵民是勝利之本”的人民戰爭思想,從而給出了“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結論。

  幾番長談后,梁漱溟由衷贊嘆:“毛先生說的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梢赃@么說,幾年來,對于抗戰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樣發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

  送走梁漱溟之后,毛澤東想到,中華大地許多人都與梁漱溟一樣,對抗日戰爭感覺迷茫、缺乏信心,“亡國論”很猖狂很普遍,“速勝論”也有市場。他覺得這個問題事關抗戰大局、非同一般,必須像回答梁漱溟那樣全面細致地解說,讓人們跳出混亂和迷茫,正確認識抗戰,積極堅持抗戰。

  于是,毛澤東沉下心來,拋開一切,廢寢忘食,白天黑夜連軸轉。顧不上吃飯睡覺,鞋子著火了也不知道,累的病倒了也不罷休。經過8天9夜的嘔心瀝血,寫出了《論持久戰》初稿。初稿完成后,毛澤東沒怎樣休息,就開始了修改。他讓工作人員抄一遍,自己改一遍,然后重復、再重復,…。如此這般,同樣不分晝夜,反復地斟酌修改了不下7遍,5萬字左右的《論持久戰》才最后定稿。

  1938年5月面世后,《論持久戰》立刻風靡中華大地,撥開了籠罩在國人心頭的云霧,成為指導抗日戰略戰術的經典之作,中共黨政軍干部如獲至寶。八路軍三五九旅旅長王震曾回憶說:“《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燦爛希望所在,我們這些在抗日戰場上直接參加戰斗的人,在戰斗的間隙,土坑油燈,如饑似渴,欣然閱讀,備受鼓舞。完全可以說,一部光輝的《論持久戰》,鼓舞和指引我們奪取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不僅如此,國民黨方面的蔣介石、白崇禧、陳誠、馮玉祥、衛立煌、傅作義等人也贊嘆不已。很多人還把此書下發給自己的部隊,要求軍官們認真學習應用。

  至今,《論持久戰》依然享譽海內外,被譽為世界十大軍事戰略著作之一,是多個國家著名軍校的必修課程。不久還傳出一句名言,“讀懂了《論持久戰》就讀懂了中國和世界。”

  此外,這篇非凡的著作也給毛澤東本人帶來巨大的價值,伙伴們對毛澤東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改變。在此之前,大多數戰友們只認為毛澤東指揮打仗有一套,佩服、尊重,但還沒有把他當成值得追隨的領袖,善于背誦馬列著作原文的王明在黨內還有很大的感召力?!墩摮志脩稹钒l表之后,情況大為改變。

  對此,陳云在1941年10月8日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發言說:“過去我認為毛澤東在軍事上很行,因為長征中遵義會議后的行動方針是毛澤東的主意。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后,我了解到毛澤東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

  還有,比毛澤東資格更老的革命家吳玉章在回憶錄里所言:“《論持久戰》發表之前,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并不十分鞏固,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者們內心并不服氣,他們認為毛澤東馬列主義理論修養不足?!墩摮志脩稹返陌l表,毛澤東以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嫻熟應用和對抗日戰爭的透徹分析,征服了全黨同志特別是高級干部的心,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贊許、佩服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這種感情上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認同與擁戴,與一般的組織安排絕不可同日而語。”

  就連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總書記兼管中國事務的季米特洛夫,也盛贊《論持久戰》是“一本劃時代的著作”,并明確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明令王明不要再爭了。

  這就是《論持久戰》的創作起源、過程、多重效果,呈現的是毛澤東的一個卓越風范。即他重視重大關頭的重要需求,會認真地擔當責任、深入思考,及時提出價值豐厚的理論思想、大政方針。此舉堪稱在十字路口為伙伴們點亮心燈、撥開迷霧、指明前進道路,同時,毛澤東也因此贏得或鞏固了伙伴們對敬仰和追隨之心,領袖權威再升一級。

  確實,“每臨大事有靜氣”固然非凡,“每臨關頭有深思”更是卓越。畢竟前者屬被動的積極行動,而重要關頭則是需要自己去發現和掌控,屬主動行為。何況,要推出價值豐厚且令人心悅誠服的東西,不僅要才思卓越,還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專心致志投入相當長的時間。

  這方面毛澤東是楷模。盡管日理萬機、事務繁忙,以唯物辯證法為基礎理論修養的毛澤東,總是以動態的視線觀察世界。在各個歷史時期,他都關注形勢變遷以及相應的需求。一旦感覺有需要,即會沉下心來思考相關問題。此時的毛澤東,就像撰寫《論持久戰》那樣,集中精力,全神貫注,一鼓作氣,通宵達旦,廢寢忘食,直至完成才休息。

  對自己的此番行為,毛澤東有描述,“著書之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振筆疾書,知有著書,而不知有他事。”

  因為“每臨關頭有深思”,幾乎在各個歷史時期、各類重大關頭,毛澤東都會“瞻前顧后”一番,然后亮出高水平的東西,給紅色事業指明路線、方針、政策。

  且看:

  到陜北后,面對全新的形勢、從反蔣到聯將抗日的巨變,以及陌生且強大的敵人,毛澤東推出多篇軍事斗爭戰略方面的文章,《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這一系列的文章,不僅及時給戰友們明確的指導,也是鴻篇巨著《論持久戰》的基礎。

  抗戰時期,面對日軍的“三光”政策和蔣介石的嚴密封鎖,毛澤東在號召“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同時,針對新形勢推出了多篇經濟方面的論著,《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組織起來》、《我們必須學會經濟工作》、《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等等。

  1945年春天,歐洲戰場大局已定,抗戰勝利指日可待,國內外形勢即將大變。現在該怎么辦?抗戰結束后中國怎么辦?中共怎么辦?急需明確的說法?;谶@樣的背景,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發表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為中國和中共下一步的行動明確了大政方針。

  1948年底,國共爭鋒形勢發生急劇變化,毛澤東通過觀察發現,很多黨內干部和黨外人士受國民黨方面的迷惑,對形勢多有迷茫和錯覺。黨內有懈怠的跡象,統一戰線有分裂的痕跡。為幫助大家正確認識形勢,12月3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一篇著名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新中國成立前夕,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之際,毛澤東在香山推出《論人民民主專政》。此文明確且系統地論述了人民共和國的藍圖,堪稱新中國的一個最重要的憲法性文件。史料記載,寫此文時,“毛澤東在寫這篇文章之前,坐了一天,動也不動,專心構思。然后又用一天時間,飯也沒吃,兩天一夜時間一氣呵成,完成了近萬字的名篇。”

  1956年,受蘇共20大的正反面啟示,毛澤東認為應該更重視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為此,毛澤東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先后找了34個部委談話,了解情況,反復討論、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

  1957年初,毛澤東發現,已經是建設新世界的社會環境,黨內很多人還停留在“推翻舊世界”的思維模式,亟待改變。因此,認真思考后,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隨后精心整理、補充、完善,于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報》發表。

  這類事例還有很多。因為“每臨關頭有深思”的風范,毛澤東在沒有人提醒、沒有人監督的情況下,不斷地自主發現問題和需求,自己提出任務并自主實踐完成任務,及時做好事關全局的大事難事。盡管大多數不如《論持久戰》、《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的影響力,也都在關鍵時期起到了關鍵作用,為伙伴們點亮了心燈、指明了道路。

  借用一句經典古語——識時務者為俊杰。毛澤東不僅自己很“識時務”,而且讓伙伴們都從迷茫者變成了“識時務”的“俊杰”。

  自然,這份卓越的領袖風范也讓伙伴們對毛澤東的敬仰之情日益增長。

  (11)及時概括定性,排比震撼人心

  “張聞天發言以后,毛澤東才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看來是對張聞天發言的補充和發揮,實際卻是作了歸納概括和結論定性。具體的話我記不清了,幾條結論性的話我卻一直難忘。他說反“圍剿”軍事上的錯誤,主要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和退卻時的逃跑主義。其根本原因又是完全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即“左”傾教條主義。他在發言中又舉了許多實例來說明他的論點。心里本來不太服氣的博古,這時也只得低頭接受批評,一向“老子說了算”的李德,除了干生氣也無言以對。別的同志更覺得毛澤東說出了大家早已要說只是還沒有說出的話。”

  ——這是遵義會議參加者伍修權的一段回憶,直接描繪了毛澤東的一個鮮明的特質,即他善于對事務進行歸納概括和結論定性。而且,毛澤東在做歸納概括和結論定性時,不僅提綱接領上升到“主義”的高度,還通過排比句形成強烈的震撼力。

  這段回憶中的“主義”就有冒險主義、保守主義、逃跑主義、本本主義、“左”傾教條主義。震撼人心的排比句就是“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和退卻時的逃跑主義”。

  對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表現的這個特質,陳云也有很深的印象,因此后來回憶說,“毛主席講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統,他的發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

  從這兩位的深刻印象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的這個特質很有魅力。聽到的看到的,都會受到震撼,留下深刻印象。

  自然,這樣的特質建立在豐厚理論修養基礎上,看起來不復雜,但絕非照貓畫虎就能學到的。而且,毛澤東的這種特質,也不是偶爾才表現出來的。事實上,在毛澤東的許多文章、報告及其他思想理論資料中,都能看到毛澤東歸納概括和提綱接領做結論性定性的功夫,以及震撼人心的排比句。

  最突出的,莫過于毛澤東主持批判過的形形色色的“主義”。

  大家知道,在各個歷史時期,毛澤東都會把彌漫的各色低俗風氣和錯誤行為進行歸納概括,定性為某個“主義”進行批判,以此來引發大家的重視。其中比較典型的有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右傾機會主義、自由主義、官僚主義、修正主義、宗派主義、經驗主義、形式主義,等等。

  同時,對每一個“主義”,毛澤東多有歸納概括,很系統,很具體,并經常以排比句方式增加力度。

  例如,1937年9月的《反對自由主義》,歸納概括了自由主義的十一種表現。其中排比句格式的句子有,第二種表現中的“有話當面不說,背后亂說;開會不說,會后亂說。”第三種表現中的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 以及第四種表現中的“只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紀律。”

  而在1963年發表的《論反對官僚主義》報告中,毛澤東歸納了官僚主義的二十種表現,不僅有詳細的歸納概括,提出具體的定性,如“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作官混飯吃的官僚主義”、“糊涂無用的官僚主義”、“機關式的官僚主義”、“自私自利的官僚主義”,等等,更有很多的排比句。例如,第一種表現中的“不了解下情,不調查研究,不抓具體政策,不作政治思想工作,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脫離黨的領導”;第三種表現中的“對人不考查,對事不調查,不研究政策,不依靠群眾,發言無準備,工作無計劃”;第九種表現中的“糊糊涂涂,昏昏沉沉,人云亦云,得過且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第十六種表現中的“對工作挑肥揀瘦,對待遇斤斤計較,對同志拉拉扯扯,對群眾漠不關心”。

  當然,應用排比句不局限于“主義”的歸納概括,毛澤東在很多地方都經常采用排比句格式,很好地體現出自己的思想。

  例如,1937年3月5日,毛澤東為抗大題詞:“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

  1938年底,為反擊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錯誤主張,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毛澤東提出,“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F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演講時公開宣告,延安“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私營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蔣介石擺下一場“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鴻門宴,一連給毛澤東發了三次電報,邀請毛澤東赴重慶進行談判。自然,出于安全考慮,伙伴們都反對毛澤東去重慶。但是,毛澤東決定去,理由是,“由于有我們的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干預四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

  其實,毛澤東原創的或在他原文基礎上形成的許多經典口號,大多有排比句的格式風范。且看:

  

 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

 

  

 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建設一個新世界。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

 

  

 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達到。

 

  

 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

 

  

 我們的目標是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

  顯然,這些文句廣為流傳、深入人心,排比句風格功不可沒。

  無疑,面對繁雜如一堆亂麻的事務現象,井井有條地梳理后歸納概括,并提綱接領地給出有高度的定性結論,輔以富有震撼力的排比格式,是毛澤東的一個很燦爛的特質。因為這個特質,毛澤東經常“一鳴驚人”,以震撼人心之言給人們醒醐灌頂之感。高效能地傳遞了自己的思想,并贏得了戰友和民眾的由衷敬佩。

  (12)高調小題大做,防控懈怠墮落

  毛澤東與周恩來是一生的親密戰友,海內外各界人士經常將他們放在一起解讀,有各種各樣的評說。其中一個關于他們各自工作方法的對比性評說廣為流傳,即毛澤東“舉重若輕”,周恩來“舉輕若重”。

  這個評說不知始于何處,卻也不無道理。

  確實,因為才華卓越、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加上不斷培育和鍛造了一大批能擔負大任的將帥之才,并善于授權,許多大事難事在毛澤東那里很快就解決了。漸漸地,人們覺得毛澤東有“舉重若輕”的風范。同時,因為周恩來工作很認真,思維慎密,處置周全,不僅面面俱到,而且細節上經常有驚人的亮點,許多日常工作事項經周恩來之手就顯得很有價值。漸漸地,人們都覺得周恩來的風范是“舉輕若重”。

  盡管這兩個評說都有道理,但也都不全面。且不說周恩來也經常有“舉重若輕”的表現,毛澤東,因為志存高遠而對工作質量要求高,同時目光長遠且善于見微知著,經常從不起眼的小事中洞悉出大信號。因此,他也經常“舉輕若重”,出手處理一些旁人不太在意的小事。有些事不僅親自出手,還很高調,甚至上綱上線。

  例如,文章資料方面,毛澤東非常細致認真。

  大家知道,毛澤東文采出眾,國共合作時期出任過國民黨中央的代理宣傳部長,對自己的文采應該很自信。盡管這樣,毛澤東寫文章都很細心,以問題為導向,耐心細致地闡述。具有及時的時效性、明確的針對性、全面的系統性、強化的傳播性等特點。因此內涵豐厚且清晰易懂。

  對自己經手的文件資料,毛澤東更是細心。他高度重視內容的細節要點,對不足之處都親自修改,而且十分嚴謹,決不簡單走過場。為此,在重要的指導性文件方面他還確定了自己的三項標準。1、標題改到有吸引力;2、論據改到無懈可擊;3、核心要點改到具體明確。

  這方面,延安五老之一的老先生謝覺哉,深有體會。

  1933年5月,50來歲的謝老來到江西瑞金中央蘇區,給毛澤東當秘書。上任的第二天,就根據要求寫了一個關于召開查田會議的通知,內容有時間、地點、人員等基本信息。不料送請毛澤東簽發時,這份通知被改得幾乎沒剩幾個字。在這份通知上,毛澤東增加了會議的中心內容、要討論的問題、應準備的材料。此外,會議的時間、地點、會期、費用補貼辦法,以及需要“自帶碗筷,被子”等事項一應俱全,以便基層干部一看就明白,不會因信息不足和不清楚而出麻煩。

  這樣的修改,著實給謝老上了一堂“舉輕若重”之課,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和感慨。此后,年過半百的謝老以此事此文為鑒,向毛澤東學習,認真細致地工作。因此很快適應了蘇區工作的需要,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不久還擔任了中央蘇維埃政府的秘書長。

  除了對經手的具體工作認真嚴謹,對錯誤思想及不良風氣的高度重視和大張旗鼓的打擊,是毛澤東“小題大做”的主要表現。

  且看,古田會議前后,因根據地建設剛起步、部隊接二連三遭遇失敗、生存困難等等原因,身為師長的林彪感覺前途渺茫,有“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的疑慮。為此,他向自己信任的領導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擔心。

  當時,盡管毛澤東重用林彪,在他眼中林彪還是個思想不成熟的“娃娃”。按常理,對他當面批評幾句,或是簡單回信開導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毛澤東沒有簡單應付,他從林彪及其他戰友近期的表現中看出,情緒悲觀不是個別現象,紅四軍內部隨處可見,對下一步的工作很不利。因此,毛澤東“小題大做”,秉燭夜書,寫下一封六千多字的長信,對林彪來了一番厚重的形勢分析和思想教育,還以充滿詩情畫意的語句向林彪展現即將到來的革命高潮。

  不僅如此,毛澤東把信送給林彪時,還要求紅四軍政治部把這封信公開印發,供全軍閱讀和學習,以教育紅四軍所有黨員和指戰員。

  因為毛澤東的“小題大做”,及時驅散了彌漫在紅四軍內部的悲觀情緒,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經典佳作。

  再看,1937年秋,中共領導的各路人馬大部分在延安聚齊了,基本安頓下來了,不用每天緊張地戰斗了。因此,很多人不像以前那樣認真了,封建官場的一些不良習氣也見怪不怪了。毛澤東發現后,對這些“中國官場特色”沒有一笑了之,也沒有簡單地對某人批評、懲罰,而是很高調地“小題大做”,將林林總總的不良習氣一起梳理歸納,并上綱上線地定性為“自由主義”,專門發文《反對自由主義》。

  如此,很多人不再將那些不良習氣視為“小毛病”、“老習慣”、“不小心”、“好心腸”,而是把它們稱為“自由主義”。自然,大家清醒了、重視了,形形色色的“自由主義”風氣沒有過度泛濫下去。

  還有,抗戰時期,許多文化藝術界的人士奔赴延安,愿意跟著共產黨走。但是,由于多種原因,很多人或是自我感覺“高人一等”,或是固執于“創作自由”,或是拒絕“歌功頌德”,與毛澤東“文化的軍隊”的期望相距甚遠。對此,毛澤東沒有停留在抱怨嘆息,也沒有簡單地批評教育,而是大張旗鼓地搞了三場交換意見的座談會。發請柬,認真籌備,帶領高層領導集體出席,誠心誠意地座談,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做啟發,等等。且連續三次座談會,每次都參加,都認真地傾聽和講話。

  正是因為毛澤東下足了功夫,大做文章,延安文藝座談會非常成功,端正了文藝工作的大方向。其影響延續到建國后,使我國的文藝創作風范煥然一新。

  毛澤東“小題大做”的事,還有一件讓他身邊很多伙伴們都震驚,即批判電影《武訓傳》。

  1951年上映的電影《武訓傳》,是一部讓很多人感動的流淚的電影,許多中共高層領導也大加贊揚。毛澤東卻大為不滿,并公開批判。因為,他看出這部電影歌頌和推行的是做順民、愚忠愚孝、個人通過“學而優則仕”改變命運,等等?;旧隙际欠饨ㄉ蕽庥舻呐f文化,與中共倡導和推進的紅色精神情操完全相反。由此,毛澤東看出這是一部影響力很大的“毒品”,因此從文化理念的高度進行評說,大張旗鼓地批判。

  這幾個事例足以顯示,毛澤東不僅“舉重若輕”,也有自己的“舉輕若重”,很嚴謹很細致。尤其是發現“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惡性風氣和錯誤思想,他會上綱上線地“小題大做”,不會止于批評教育。也正是因為毛澤東的這個行事風范,切實起到了防微杜漸的作用,形形色色的懈怠、墮落現象沒有在毛澤東的旗幟下泛濫成災。

  (13)盡管位高權重,始終保持謙恭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留下的“兩個務必”,一直是毛澤東教育黨政干部的重要內容。當然,毛澤東不僅這樣教育大家,自己更是注意,堪稱“兩個務必”的踐行楷模。

  且不說他一生保持樸素乃至簡陋的生活習慣,并一直嘔心瀝血地奮斗。而且,在功成名就、位高權重之后,盡管面對的都是恭順和敬仰,毛澤東一直保持著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在他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的方方面面,謙恭隨處可見。

  首先,待人接物時,毛澤東一如既往地友善謙恭。

  毛澤東辦事嚴肅認真,原則性很強。但是,待人接物總是謙恭友善的態度。

  由于工作關系,毛澤東身邊大多數人是自己的下屬,同時經常接觸三教九流人士。還有,從小到大的社會關系,也是不可回避的。史料記載,無論是建國前還是建國后,無論面對什么人,無論是信件交流還是當面接觸,毛澤東或是彬彬有禮,或是輕松自然,沒有因為位高權重而端架子。

  且看,1941年,已是中共實際最高領導的毛澤東,給老同事、老下屬謝覺哉的一封工作交流信函。

  “謝老:八日信及安塞報告均收,已看一遍,尚待詳看。準備開的總結會議是積極的,非單為辯論個別問題,請準備一積極建議,包括全部財經問題,分列若干條,今年如何辦,明年如何辦,均列入之,擬好時請交我,以便先加研究,交換意見,然后討論。林老前有三年計劃,亟欲一閱,林老昨示謂待增修重擬,不知在十天左右能脫稿否?大家希望能統一意志與統一行動,我意須確定一行動綱領,否則無法統一。而此行動綱領,非根據一方案交換意見,過細研究,無法討論與確定。我是毫無研究的人,為欲開此會,故愿加以了解,你的各信,我都過細地讀了。在不妨礙你健康條件之下,如能草一條文式的方案,或即就林老三年計劃,根據新近經驗與研究加以增飾,那是最好的。我此刻尚未睡,上午能睡好,下午或派車子接你來談,那時再定。即致敬禮!毛澤東、八月九日早。”

  再看,建國前夕,毛澤東給多個黨外人士、海外人士寫信溝通。在致信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和民盟負責人沈鈞儒的信中寫到:“弟已擬了一個草案,另件奉陳,以上諸點是否適當,敬請二兄詳加考慮,予以指教。”在給華僑領袖陳嘉庚的信中寫到:“為此亟待各民主黨派及各界領袖共同商討。先生南僑碩望,謹請命駕北來,參加會議,肅電歡迎,并祈賜復。”在給另一位華僑領袖司徒美堂的信中寫到:“至盼先生摒檔公務早日回國,蒞臨解放區參加會議。”

  對于長期支持和幫助中共的老朋友宋慶齡,毛澤東更是謙恭。在邀請她來北京的信函中,毛澤東寫到:“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敬頌大安!毛澤東”

  可見,毛澤東寫給他人的書信中,字里行間充滿謙恭。

  當然,毛澤東待人接物的謙恭風范,在他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是隨處可見。

  例如,對宋慶齡,不僅邀請信函充滿謙恭之情,而且在她乘火車到北京時,毛澤東親自到火車站、并登上車廂迎接。

  還有,毛澤東一直尊師敬長,與師者長者在一起,毛澤東多自稱為學生、晚輩,言談舉止很是謙恭。例如,陪同起義將領、自己的老上司程潛游玩時,毛澤東自己劃船。對曾經開除自己的湖南一師老校長張干,毛澤東不僅保持尊重,還一直在生活上給予照顧。而且,照相的時候也注意照顧年長者,自己經常靠邊,讓年長者居中。例如,1949年9月,出席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部分代表合影時,他就和劉少奇分別坐在兩端,中間是徐特立、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幾位長者。

  此外,毛澤東對那些來訪的年長者,如張瀾、李濟深、沈鈞儒、陳叔通、何香凝、馬敘倫、柳亞子等人,都會迎送出門,還親自攙扶他們上下車,上下臺階。

  不僅如此,無論是建國前還是建國后,無論是下屬還是舊友,毛澤東發現好書時都會借閱,而且到期及時歸還,不會強行奪人所愛。如,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從蕭勁光那里借了《戰役問題》和《戰斗條令》兩本書;1959年,毛澤東向黃炎培借閱一本王羲之的真跡,都依照約定歸還了。

  當然,對于自己的長輩,毛澤東也不忘盡孝。建國之后,與老岳母、楊開慧的母親楊老太太聯系上了,毛澤東不僅多次安排孩子代自己去看望,寫信、送禮、送錢,還在實行薪金制之后定期給楊老太太寄生活費,對在家鄉的其他長輩,乃至親戚、同學、鄰居等人物,一旦得知生活困頓的消息,毛澤東也會動用自己的工資或稿費,及時給予補貼幫助。

  第二,毛澤東的謙恭還體現在學習和商議時的虛心。

  雖說毛澤東很有才華、很有主見,但在請教知識、商議工作時,毛澤東一直很虛心,注意傾聽并尊重他人的意見建議。

  例如,1945年在延安時,毛澤東對黃炎培很尊重、很虛心;1949年進北京后,身份變化巨大,但毛澤東對黃炎培的態度依然如此,尊重有加,虛心請教,沒有絲毫變化。

  當然,這份尊重和虛心不局限于少數人,而是對所有人。無論是向黨外人士請教各類治國理政之道,還是向專家高手請教問題,毛澤東都很認真。例如,國旗方案,他原本傾向于中間有黃杠的圖案,張治中等人提出,此圖有分裂之感,不妥,毛澤東認真聽取意見后,改變了傾向,接納了五星紅旗方案。還有,“志愿軍”名義,我國原子能事業發展方案、航天工程發展方案,等等,都是傾聽他人意見及集體商議后的決定。

  再看,1959年,他在印發《到韶山》一詩之前,虛心向臨時助理、人稱“荊楚才子”的梅白征求意見。梅白提出“別夢依稀哭逝川”這一句應改“哭”為“咒”,還提出詩的最后一句“要使人民百萬年”不妥,有口號之嫌。毛澤東覺得有道理,不僅改“哭”為“咒”、將最后一句改為“遍地英雄下夕煙”,并尊稱梅白為“半字之師”。

  除了待人接物、工作學習方面的謙恭,作為政治領袖,毛澤東的謙恭風范還有不少獨特的表現。

  這方面首先體現在對待榮譽方面。毛澤東一貫低調,保持虛心,不慕虛榮,不顯擺身份,不出風頭。

  例如,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立下了六條規定:一不祝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鼓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

  顯然,這主要是約束毛澤東自己的形象和榮譽。

  而且,那段時間黨內很多人提出“毛澤東主義”概念,都被他拒絕。他聲稱,“如再搞一個主義,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幾個主義,這對革命不利,我們還是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店好。”

  與之相似的還有,拒絕湖南大學改名“毛澤東大學”的要求。

  而且,在制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過程中,不僅拒絕將該憲法命名為“毛澤東憲法”,還阻止部分人大代表的一項提議,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毛澤東主席最高榮譽勛章”的提案。同時,刪除了憲法中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為國家之元首”的條文。

  對此,毛澤東還有專門的說法。他說,“有人說,憲法草案中刪掉個別條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別謙虛。不能這樣解釋。這不是謙虛,而是因為那樣寫不適當,不合理,不科學。在我們這樣的人民民主國家里,不應當寫那樣不適當的條文。不是本來應當寫而因為謙虛謹慎才不寫。科學沒有什么謙虛不謙虛的問題。搞憲法是搞科學。”

  當然,在大家的心目中,這確實是毛澤東謙遜的表現。因此,國民黨起義將領、水利部長傅作義說到:“最后我愿意提到,在召集人會議上,大家一致同意寫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國家元首??墒潜幻飨ㄈチ?。但是這并不能抹去億萬人民衷心的愛戴。愈謙遜愈偉大,愈偉大愈謙遜。”

  除了拒絕榮譽,毛澤東還強調宣傳中突出民眾、反對突出宣傳自己。對此他不僅多次修改刪除宣傳文章中對自己的贊美歌頌和突出個人的內容,如“中國人民偉大領袖”,“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等等,還在1960年6月對宣傳工作專門提出,要突出人民不突出領導的。他說,“領導人和人民不能分開,也不能等量齊觀。人民是決定的因素,領導人不應站在人民之上,不應站在人民之外,必須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們,也包括了我。如果脫離人民,做官當老爺,那就不能包括。總而言之,必須突出‘決定的因素’,突出人民,決不能突出個人。”

  不僅如此,作為領袖人物,毛澤東的謙恭還體現在放低身份上。

  例如,自開國大典開始,當人民熱情高呼“毛主席萬歲”時,他就對著大家高呼“人民萬歲”。為此,他還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人民喊我萬歲,我也喊人民萬歲,這才對得起人民吶。”

  還有,當從供給制改為薪金制時,毛澤東拒絕獨占鰲頭的一級工資,提出,“我們把一級讓給馬克思、恩格斯,把二級讓給列寧、斯大林,我和你們一樣,都是三級干部。”

  此外,尊重規則、不以權力說話,也是毛澤東謙恭處事的一個特點。

  且看,1954年3月2日,毛澤東給秘書田家英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說:“李淑一女士,長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書為業,年長課繁,難乎為繼。有人求我將她薦到文史館為館員,文史館資格頗嚴,我薦了幾人,沒有錄取,未便再薦。擬以我的稿費若干為助,解決這個問題,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種幫助否?”

  這短短的幾句話顯示,毛澤東曾多次幫人推薦工作,卻都沒有成功??梢姡珴蓶|沒有用自己的權勢來強迫,否則不會有這樣的內容。

  還有一個小事。那是1959年9月的一天,毛澤東視察即將完工的人民大會堂時,走累了想吸煙,先問陪同的萬里:“可不可以在這里抽支煙?”得到肯定答復后才吸煙。

  上述各類事例,還有很多。足見毛澤東確實保持了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也因此如傅作義所言,贏得了億萬人民衷心的愛戴。

  (14)善待伙伴戰友,多見良苦用心

  大家知道,唯我獨尊、目中無人、以權謀私,等等,是官僚主義的常見表現,也是人們最敏感最反感的官氣。而且,不管環境是富裕安康還是貧窮艱苦,權力總有顯擺的機會。在幾千年官場文化強大慣性的引導下,這些現象普遍存在。

  不過,毛澤東是個例外。他不僅多次發起對官僚主義做派的批判,同時,作為最高領袖,他的言談舉止中幾乎看不到這些令人反感的官氣。無論面對的高層還是基層,也不管相關的是大事還是小事,毛澤東對自己的伙伴和戰友都很友善。

  這方面,毛澤東有很多燦爛的表現。

  例如,在緊缺且珍貴的資源上,毛澤東先人后己。

  史料記載,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1940訪問延安期間,被共產黨、毛澤東感動?;厝ブ笙敕皆O法在美國買了兩輛福特牌轎車,突破重重阻力送到了延安。對當時僅有的這兩輛轎車,有關部門認真研究了分配方案,大多數人都主張給毛澤東配一輛。因為他是黨政軍的領袖,公務最為繁忙。但是,毛澤東堅決反對,“我不要!”并提出方案,“分車一要考慮軍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顧年紀較大的同志。”

  最后,在毛澤東的堅持下,一輛給管軍事指揮作戰的朱德總司令使用,另一輛配給了被尊稱為“延安五老”的林伯渠、謝覺哉、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他自己依舊騎馬出行。而且,即使在他騎馬摔傷了、不適合騎馬的那段時間,也經常拒絕使用轎車,避免影響朱德和“延安五老”的工作。

  對此,伙伴和戰友們都很感動。

  再看,在榮譽面前,毛澤東想著給伙伴機會和舞臺。

  大家知道,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歷時兩個多月,在他和周恩來堅持不懈的努力下,廢除了蘇聯與蔣介石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及相關協定,達成了平等雙贏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相關協定。這是載入史冊的輝煌事件,為此,斯大林一直希望由他和毛澤東二人一起簽署這一條約。

  但是,毛澤東拒絕了這份榮譽,將簽字的榮譽交給負責談判的周恩來,建議由中國的總理周恩來與蘇聯的部長會議主席(總理)斯大林一起簽署。最后,由周恩來與維辛斯基以兩國外交部長的身份簽署了這份舉世矚目的條約,斯大林和毛澤東出席簽字儀式。

  這方面還有一事。

  1956年冬季,毛澤東先后收到烈士劉胡蘭、董存瑞家鄉的申請,請他給烈士題詞。

  年僅15歲就勇敢犧牲的女共產黨員劉胡蘭,犧牲前有一句豪言,“怕死不當共產黨!”1947年3月26日,正在陜北轉戰的毛澤東得知她的事跡后很感動,為她題寫了“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八個大字。得知此文稿因戰爭原因不慎遺失,毛澤東毫無怨言,1957年1月9日再次認真地題寫了“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八個大字,手稿于1月11日送達劉胡蘭烈士的故鄉——文水縣云周西村。

  幾乎同一時期,毛澤東卻沒有為舍身炸碉堡的英雄董存瑞題詞。他對相關工作人員表示,劉胡蘭是群眾,董存瑞是軍人,給董存瑞的題詞還是請總司令題合適。因此,董存瑞烈士家鄉收到的是朱德題寫的“舍身為國,永垂不朽”八個大字。

  可見,不管是大事小事,有榮譽時毛澤東都會照顧自己的同事。

  毛澤東善待伙伴戰友,還體現在一些小事上。公開別人的出色業績,讓他們感受到掌聲和贊譽,是一種現象。

  眾所周知,毛澤東文采飛揚、筆耕不斷、佳作連篇,并多次強調領導干部不要依靠秘書。。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也有例外,會提出核心要素后要秘書主筆。而對他們的辛苦和出色的表現,毛澤東也有善意的言行。

  例如,1946 年4 月,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為《解放日報》寫了一篇社論,原標題是《駁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的講話》,內容是揭露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卻將發動內戰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毛澤東看了很滿意,只將標題改為《駁蔣介石》,內容一字未改。

  該文很有水平,發表后即被重慶《新華日報》轉載,反響很大。

  不久,毛澤東在湖南的老師符定一(原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校長)應邀到延安,與毛澤東談話時說道,《駁蔣介石》這篇文章立意新穎、主題鮮明、文風潑辣,在國民黨統治區影響很大。然后問此文是否出于毛澤東的手筆?毛澤東說:“這是我的秘書喬木寫的。”符定一當即提出,要見見喬木。

  還有,十年后的中共八大會議上,毛澤東致開幕詞。2000多字的開幕詞很精彩,多次被掌聲打斷。會議中間休息時,許多人都還對開幕詞嘖嘖稱贊。毛澤東很高興,告訴大家:“開幕詞是誰寫的?是個年輕的秀才寫的,此人是田家英。”

  有這樣友善的領導,辛苦付出還算什么呢?

  以上幾個事例現象顯示,毛澤東對伙伴戰友很真誠很友善,且可謂用心良苦。當然,人們也因此更愛他。

  (15)誠懇尊重下屬,有禮有節有度

  毛澤東反感擺官架子的官氣,倡導官兵平等,推行民主集中制。而這一切的關鍵,是權勢最強者在下屬面前的平等尊重心態。

  在這方面,毛澤東有上佳的表現。

  大家知道,身為最高領導,毛澤東有決策決議的拍板權,以及對下屬下達命令、要求執行的權力。毛澤東也確實不斷行使這些權力,經常命令下屬做一些他們不太愿意做的事。不過,那都是在緊要關頭、且毛澤東確定決策正確的前提下。大多數情況下,毛澤東對大家的意見、意愿都很尊重,不會獨斷專行。

  且看,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親自撰寫了一份《黨內通訊》。開篇是“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然后,分別列出了六個問題——包產問題、密植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問題。對各項問題提出了詳細的說明、要求和指導,最后提出,“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

  瞧瞧,面對“十品芝麻官”在內的下屬,毛澤東的字里行間充滿誠懇的尊重。

  當然,這種尊重沒停留在紙面上,而是實實在在的。就連影響全國的戰略性決策,毛澤東都曾根據下屬意見建議而調整決策。

  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發生在1948年春夏期間。先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央軍委根據戰略形勢,作出了分兵南進的戰略性方案。決定從中原戰場上抽出一部分兵力,由粟裕帶隊渡江南下,以調動中原戰場上的國民黨主力部隊。但是,粟裕不認同這個方案,三次向中央發電“斗膽直陳”,提出在中原戰場上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建議。反復考量后,毛澤東放棄了前期既定的方案,接納了粟裕提出的、在中原黃淮地區打幾個大規模的殲滅戰、加速勝利進程的戰略思路,同時給粟裕更大的職權。此事的后果,就是豫東戰役和濟南戰役、以及淮海戰役的一個接一個的勝利。

  而且,毛澤東不僅接納了粟裕的戰略性異議,還有表彰。他說:“我很欣賞粟裕的性格,他敢于說真話,敢于堅持真理,敢于為真理而斗爭,他不怕誤解,不怕委屈,不怕丟烏紗帽,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這就是一個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質。”

  此外,毛澤東尊重下屬、不獨斷專行,不僅體現在大事上,兩次“借錢”的小事,也是亮點。

  第一次,毛澤東率人馬長征到達陜北時,可謂人困馬乏、衣衫襤褸、一無所有,幾千人過冬的棉服和糧草是大問題。此時,附近有徐海東和他率領的紅25軍。盡管這支部隊原隸屬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畢竟毛澤東代表中央,依照“黨指揮槍”的原則,他有權給徐海東下命令。但是,毛澤東沒有命令徐海東向中央紅軍提供資源,而是給徐海東寫了一張借條,向他借二千五百銀元。

  當然,因為徐海東高度的組織觀念,中央紅軍得到的是五千銀元,比“借條”上的翻倍,而且是送不是借。

  第二次,1952年初,鑒于抗美援朝戰場的急需,空軍建設要加速,需要增加經費。但是,一窮二白的國家,一分錢掰成兩瓣花,沒有錢。毛澤東想到原本為海軍準備了一筆購買軍艦的外匯,因為形勢巨變、海軍發展可以暫緩。于是,他準備將這筆錢劃撥給空軍購買戰斗機。

  這次,作為黨政軍最高領導,毛澤東也沒有直接下命令,而是對海軍司令蕭勁光說:“勁光同志,志愿軍空軍擊落美國‘空中英雄’戴維斯的重大勝利你們都知道了吧?今天,有個重要的事情想和你們商量商量,我準備把購買艦艇的外匯轉買飛機,以鼓勵志愿軍空軍去爭取更大的勝利。這也算是論功行賞嘛。”

  打借條,商量商量,不是尊重是什么呢?

  不僅如此,對下屬的一些違背自己意愿的言行,以及牢騷,只要不是違法原則的,毛澤東都很包容,不會斤斤計較。

  前面提到過,毛澤東尊稱“半字之師”的梅白,是毛澤東在湖北時的臨時助手,很有才華,也很有個性,毛澤東很欣賞他。后來,毛澤東有意調他到北京,當自己的秘書,梅白拒絕了,自愿到基層荊門當縣委書記。對此,毛澤東沒有給他“穿小鞋”,而是要他經常向自己反饋基層工農業和經濟的實際情況。對此特殊任務,梅白很認真,經常向毛澤東提交深入實際調研后寫成的調查報告。對這些報告,毛澤東也很重視,經常有批復,不過,有時候反饋的時間比較久。對此,梅白有意見,向毛澤東的秘書說,“再不及時回復我就不寫了。”

  自然,這些牢騷話,秘書會委婉地傳遞給毛澤東。每當聽到這樣的消息,毛澤東也只是笑一笑,從不計較梅白的率性和牢騷。

  誠然,對梅白的這份尊重體現在包容中。

  此外,毛澤東尊重下屬,還體現在細節上。

  大家知道,即使都是好心、都是認真工作,想的做的也未必正確,或未必合適。因此,毛澤東尊重大家,不等于都順從他們的意愿,難免有否定他人的時候。這時,毛澤東不會簡單地“就這樣吧”,而是注意說明原委,讓相關人員明白怎么回事,不會莫名其妙地受委屈。

  其中,“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一事,就是見證。

  據此事的當事人、毛澤東當時的秘書林克回憶,1963年2月初,《中國青年》雜志社準備3月初推出一期學習雷鋒專集,發信給毛澤東,申請題詞,并希望在2月25日前題好。因為已通過媒體對雷鋒的事跡有了解,毛澤東很贊賞很喜愛雷鋒,因此答應題詞。同時,他請林克先擬幾個題詞供他參考。為此,林克認真思索一番后,擬好了十來個題詞,都是十幾、二十幾個字的短句,內容中有突出的具體要素,送給毛澤東做參考。

  但是,毛澤東交給林克的題詞就是“向雷鋒同志學習”七個字,林克草擬的十來個題詞,一個也未采用。此時,毛澤東沒有遞給林克就完事。先詢問一句,“你看行嗎?”在聽到林克大聲肯定后,毛澤東說道,“學雷鋒不是學他哪一兩件先進事跡,也不只是學他的某一方面的優點,而是要學他的好思想、好作風、好品德;學習他長期一貫地做好事,而不做壞事;學習他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雖未明說,毛澤東顯然是在向林克解釋為什么沒有采用他的建議。聽到這樣誠懇的解說,雖然自己的認真付出沒有發生作用,林克心里沒有委屈感。

  可見,無論大事還是小事,毛澤東都尊重下屬的責任、權力、意愿,并在細節上體現出來,因此,無論是直接接觸還是隔空對話,大家都能感受到誠懇的尊重。自然,下屬們鮮有委屈傷心,多有尊重和熱情。

  (16)銘記歷史貢獻,切實知恩圖報

  大家知道,毛澤東正視“山頭”的現實,反對山頭主義,凡事強調“一碗水端平”。因此,與伙伴們戰友們的交往都注意適當距離,避免誤解錯覺。即使與朱德、周恩來這樣生死相托的伙伴之間,也沒有私情色彩明顯的交往。

  但是,這不等于毛澤東不講情意。其實,對于那些有恩于紅色事業的伙伴、戰友,以及黨外人士,毛澤東都很講情意。他心里一直記著那些人的貢獻,并有切實的回報。

  這方面的事例不少。

  首先,銘記徐海東的貢獻,高調回報。

  前面提及,毛澤東率人馬到達陜北時,極端困難,寫了一張借條,派人帶著借條向徐海東借錢。

  徐海東1965年的自傳《生平自述》中記敘,“我對毛主席是真誠地擁護和熱愛的。當楊至誠同志拿著毛主席批的條子,要二千五百塊錢時,我把供給部長找來,問他還有多少錢,他說全部七千元。我說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當時我認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無條件的服務中央。”

  徐海東有七千銀元,似乎不少。但是,他領導的紅25軍有近四千人馬,需要添冬裝、買藥、買鹽、買油、買糧食,翻一倍都不夠。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沒有以“自己都不夠”的理由拒絕借錢,也不是按毛澤東所提、借給中央二千五百塊,而是自己留下二千、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

  不僅如此,徐海東還明確表示,堅決服從中央指揮。

  從鄂豫皖蘇區打到陜北,鞏固發展陜北根據地,熱情歡迎中央紅軍,堅決服從中央領導,對中央紅軍“雪中送炭”,送錢之后還送了很多武器彈藥、衣物醫藥,將戰斗力最強的騎兵全部交給中央紅軍,全力幫助中央紅軍站穩腳跟。徐海東的這一系列高風亮節的行動,加上后來一段時間保衛陜北的戰績,毛澤東記在心里,一生念念不忘。他常說:“徐海東是對革命有大功的人”,是“最好的共產黨員”。

  因此,盡管自1940年開始徐海東就因渾身嚴重的傷病退出了一線指揮崗位、長期處于養病狀態,在1955年評軍銜時,毛澤東專門指示,徐海東評大將軍銜,且排名第二。

  而且,在中共八大上,經毛澤東的推薦,徐海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此后,每次開中央會議,毛澤東會前都要問:“徐海東同志來了嗎?”直到回答到了,才放心地開會。

  1969年3月31日,中共九大召開前夕,毛澤東在審閱主席團名單時發現沒有徐海東的名字,立即提議要徐海東參加。因此,當時被人排擠打擊且疾病纏身的徐海東,不僅參加了九大,還是主席團成員,并當選為九大的中央委員。

  更特別的是,因為徐海東來遲,開幕式既定時間到了,毛澤東也不就坐,一直等著徐海東,還多次詢問。在等待期間,毛澤東再次向身邊的人們講述徐海東為中共在陜北立足做出的巨大貢獻,強調“徐海東同志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

  其實,除了高調推舉徐海東當中央委員,毛澤東還十分用心幫一個人當中央委員。

  那是中共七大期間,因為大家對王明主導的“左”傾路線的怨恨,對王明的同學、并犯過“左”傾錯誤的王稼祥也不滿,使得他在七大中央委員會選舉中落選了,毛澤東得知消息后很吃驚。

  毛澤東知道,雖然王稼祥犯過錯誤,但是他為挽救紅軍挽救黨做出過重大貢獻。因此,毛澤東在選舉候補中央委員之前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大量的工作,力薦王稼祥。在面向全體代表的《關于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講話中,毛澤東用了很長時間、講了許多“大家不知道的,是中央內部的事”,詳細介紹了王稼祥十幾年來的貢獻和功績。后來楊尚昆回憶說,“毛主席幫助稼祥同志‘競選’”。

  正是在毛澤東的積極努力下,王稼祥以第二高票當選中共七大候補中央委員。

  高調回報黨內伙伴戰友的歷史貢獻之外,毛澤東還有一個高調的感恩事跡——晚年每年支助章士釗2千元生活費。

  網媒爆料,章士釗先生是一位傳奇人物。他無黨無派,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和教育總長,與國共兩黨的領袖人物都有密切且友好的關系。

  1920年,毛澤東和蔡和森為赴法留學而籌款,帶著楊昌濟的信函到上海找章士釗募捐兩萬銀元。章士釗二話不說,當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澤東。這筆錢一部分用于資助湖南青年赴法國勤工儉學,一部分用于毛澤東在湖南的活動經費。

  對這次幫助,毛澤東一直記在心里。自1963年起,毛澤東以“還債”的名義,每年春節期間從自己的稿費中支取2000元,派人送給章士釗,補貼他的生活。而且,一直到章士釗1973年逝世后才停止。

  上面幾個事例流傳很廣,堪稱經典,足以印證毛澤東知恩圖報的至誠情懷。

  其實,這類事例還有不少,只是傳奇色彩不重。

  例如,1946年,皮定軍帶領一個旅做“誘餌”,與數十倍于己之敵周旋24天,不僅成功掩護軍區主力部隊突圍,自身還橫跨三省,奔行近千公里,進行大小戰斗20余次,粉碎了敵人的圍追堵截,全旅于7月20日到達蘇皖解放區,堪稱奇跡。對此戰役,毛澤東一直記得。在1955年評軍銜時,毛澤東看到給皮定均的軍銜預案是少將后,批示一句:“皮有功,少晉中。”因此,皮定軍被評為中將。

  還有,1946年6月26日駕機起義的國民黨空軍飛行員劉善本,堪稱國民黨空軍起義的“領頭雁”,在1955年評軍銜時被授予大校軍銜。對這位新戰友帶動了許多國民黨空軍起義的獨特功績,毛澤東也一直記在心里。1964年,毛澤東特意為劉善本向空軍司令劉亞樓申請一個少將軍銜。他說,“劉善本是在我們共產黨最困難的時候駕機起義的,不能忘記他。”

  自然,因為毛澤東的知恩圖報,當事人和知情者都會受到感動。可謂,領袖如此善報,英雄無悔折腰。

  (17)常有關愛言行,體現厚重仁心

  西方有句俗語,“仆人眼里無偉人”。意思是偉人的非凡言行主要在外面的世界表現,長期在他身邊的人見到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凡俗之人。

  此話描述的是一種普遍現象,不過,在毛澤東這里失效了。許多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在口說或撰文談及毛澤東時,敬愛之心溢于言表。可見,他們眼里的毛澤東就是一個偉人。

  原因也簡單,因為毛澤東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關愛他人的言行,涉及到方方面面,體現出厚重的仁愛之之心。

  且看,一種關愛很“上心”。

  許多書籍和文貼爆料,毛澤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很上心。

  首先,毛澤東將身邊的工作人員視為與自己平等的同事、同輩,為此立有“家規”,要求兩個女兒叫秘書、衛士等人“叔叔”。即使他們年歲相仿、甚至倒過來。他還專門對女兒們強調,“對工作人員要好,要尊重人家。工作人員付出勞動照顧我,我們好多事都不是自己作的,都是靠人家的勞動,所以要尊重人家。”

  毛澤東確實真心把他們視為同事,經常有同事式的幫助。例如,幫他們介紹對象、幫他們戀愛成功,甚至幫文化不高的衛士寫情書。誰家里有困難了,毛澤東會關心幫助。且這份關心幫助不是簡單問問、說說,而是很具體、很細致、很周到,包括開導教育、提醒寫信、督促寄錢、提供假期、提供經濟幫助。經濟困難時期,甚至連他們回家探親路上的干糧都會幫著準備好。

  因為建國前夕立下了“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的規定,毛澤東不辦壽宴。但是,六十大壽時看到身邊工作人員期盼的笑臉,毛澤東自己出錢,請廚房多做幾個菜,與他們一起吃頓飯。而且特別提醒,“別忘了燒鍋爐的工人和秘書同志,請他們一起來。”

  對于在自己身邊時間較長的人,毛澤東會建議和鼓勵他們離開自己、到更大的事業舞臺上發展。

  對于收到的食物型禮物,毛澤東除要求交給后勤機關統一充公處理外,也會給身邊的工作人員分一些,讓他們嘗嘗。不過,他自己和親人沒份。

  還有,毛澤東對工作人員態度很好,他們不小心出錯時,基本上不提。對此,中南海廚師康輝曾說,毛澤東“發脾氣也是沖干部發。飯里吃到沙子,他也不說話”。即使偶爾沖動之下對工作人員發脾氣后,毛澤東都會誠懇地道歉,甚至多次道歉。

  無數事例顯示,毛澤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很上心,令他們很感動。

  再看,一種關愛很“熱心”。

  毛澤東對他人的關愛,還體現在對病痛患者的熱心相助上。

  大家知道,無論是戰爭時期還是建國之后,物質匱乏是常態。尤其是一些療效不錯的藥品,我國很長時間不能生產,顯得十分珍貴,中共中央幾個高層領導的需求都難以保障。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只要遇到有人急需,不管什么人,也不管還有幾支,毛澤東都要求醫生用藥救人。

  很久以前就有人回憶,戰爭時期、征戰途中,毛澤東偶遇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窮人時,不僅立刻派隨軍醫生去救治,而且動用給他們幾個中央首長備用的珍貴藥劑,哪怕這次用了就沒了。

  再有,曾任毛澤東機要秘書、清華大學和北京市領導的謝靜宜回憶。1973年前后,清華大學四川分校一名女大學生,因疾病危重需要一種對癥的特效藥。謝靜宜收到求助信息后四處尋找未果,找到負責毛澤東安全的中央警衛團領導張耀祠,通過他在中南海里面找到了藥,及時救治了這位女大學生。

  事后,謝靜宜將此事報告給了毛澤東,不好意思地說“用了您的藥”。毛澤東了解事情經過、且得知那個學生得救后,連聲說“好”,然后加重語氣說:“什么用了我的藥、中央首長的藥啊?根本不對,救死扶傷,誰急需,就給誰用。”然后還說,“今后再遇到這種事,還到這里來找藥好了。”

  看看,多么熱心??!

  當然,毛澤東的這份熱心不局限于提供醫藥,還有其他的熱心行動。例如,抗戰時期,一個受重傷住院的戰士念叨“想見到毛主席”。接到醫院傳來的信息后,毛澤東沒有拖延,很快趕赴醫院看望這個重傷員。

  再看,建國前期,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身患重病、住院治療。忙于開國大業的毛澤東,不僅指示加強護理,還把友人剛剛送給自己、且自己很喜歡的七八尾鮮紅的北京金魚送給在醫院治療的任弼時,以助他放松心情。

  還有,1964年,毛澤東的專長司機朱德魁患了嚴重的肝炎病,住院治療很長時間效果不佳。毛澤東從外地返京后得知此事后,多次派人去探視,傳話給他,要他好好配合治療,還給他寫字條鼓勵,建議他離開醫院療養、采用中醫中藥,并先后兩次給他600元錢加強營養。

  此類熱心的事例還有很多,舉不勝舉。

  此外,毛澤東關愛他人還體現在細心上。

  前面提到,大將徐海東因傷病嚴重,1940年就退出了一線,長期治病療養。1960年春節期間,毛澤東在廣州停留時期,與徐海東為鄰。因此,毛澤東多次提醒自己的司機,“海東同志住隔壁。他是病人,不要吵他!”同時,為了不吵到徐海東,毛澤東乘車外出時,汽車要離徐海東住處有些距離了才發動,返回時也要求注意降低發動機聲音。

  還有,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比以前要短小很多。因為,做報告的周恩來已患病多年,毛澤東就對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工作提出一個要求:報告只能寫5000宇,以免周恩來讀太長的稿子。所以,稿子一改再改,把一切可以壓縮的段落、句子、詞、字統統壓掉,最終壓縮到5000字。

  其他類似的事例也有不少。

  例如,羅榮桓元帥從1942年就帶病作戰,46年切除一腎,建國后因病辭去總政主任等職務,但還需要經常參加一些重要會議。對此,毛澤東特許他開會時可隨意退場。

  再有,獨臂將軍賀炳炎沒有右臂。毛澤東免掉他向自己和其他領導敬軍禮的規矩。

  這些細心之舉,傳承的都是毛澤東的仁愛之心。

  正是因為毛澤東對遠遠近近的人都很上心、很熱心、很細心,而這些都是他身邊工作人員經常感受到的。所以,在朝夕相處的身邊人眼里,毛澤東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偉人。

  (18)確實善解人意,給人意外驚喜

  大家都說,做人要坦誠,有話就說,有屁就放。但是,現實很骨感。個人的愿望盡管沒有惡意,也可能會給對方帶來麻煩,所以會有顧慮。尤其是面對大人物時,人們更加謹慎,擔心自己的想法讓對方不高興。因此,很多時候、很多人的內心意愿不易流露出來,并留下很多遺憾。

  這是中國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源于人性的弱點與傳統文化的短板,毛澤東對此有清醒的認識。為弱化這種負面色彩重的普遍現象,毛澤東不斷倡導大家暢所欲言,并帶頭與大家平等對話。此外,在日常工作中和生活中,善解人意的毛澤東會注意觀察和換位思考,若發現身邊的人有未言之正當心愿時,多有熱情主動的行動,或是給人一份意外的驚喜,或是幫人消除潛在的麻煩。

  這方面的事例不少。

  且看,1943年初,毛澤東在延安參加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一個會議,接到一個任務——為22位獲得“生產英雄”榮譽稱號的干部題寫獎狀,一人一張。按常理,毛澤東只要在每份獎狀上題寫“生產英雄某某某”、加上自己的簽名即可。但是,毛澤東從戰友們的眼神中看到一種渴望,渴望自己的獎狀有點特別、價值更厚重,因此,毛澤東不辭辛勞,對每個人的題詞都是貼近他們本人的獨特內容,且在題詞下面加上自己的簽名。

  這22份獎狀的得主和題詞內容分別如下:

  王震,“有創造精神”;

  習仲勛,“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馬文瑞,“密切聯系群眾”;

  何維忠,“切實樸素,大公無私”;

  晏福生,“堅決執行屯田政策”;

  羅章,“以身作則”;

  黃靜波,“堅決執行黨的路線”;

  劉秉溫,“善于領導群眾”;

  惠中權,“實事求是,不尚空談”;

  劉建章,“合作社的模范”;

  王世泰,“忠實努力,不夸不驕”;

  楊林,“堅決執行黨的政策”;

  范子文,“機關生產的模范”;

  胡起林,“無限忠心”;

  馬錫五,“一刻也不離開群眾”;

  王維舟,“忠心耿耿,為黨為國”;

  李丕福,“面向群眾”;

  文年生,“生產教育,兩者兼顧”;

  任成玉,“為群眾謀利益”;

  賀晉年,“艱苦奮斗,不屈不撓”;

  羅成德,“不怕困難”;

  王正年,“善于領導群眾”。

  其中,只有延安縣縣委書記的王丕年和縣長劉秉溫兩人的獎狀上題詞同為“善于領導群眾”,其他的各不相同。

  如此用心的個性化題詞,領到獎狀的伙伴們自然喜出望外。

  再看,1952年,毛澤東接見志愿軍第二次歸國代表團、為大家簽字時,女英雄解秀梅因事先沒有準備,臨時從別人那里借了一個簡單的小本子。毛澤東看到遞過來的有點舊有點皺的小本子,猜到是她從別人那里借來的,問明白之后笑了笑,然后在第1頁和第2頁上分別簽上“毛澤東”三個字。

  對此,解秀梅回憶說,“開始我并未理解主席的意思,后來才知道他老人家的用意。毛主席知道我是借人家的本子,將來還要還給人家,所以簽了兩頁,一頁裁下留給了自己,一頁則留給了本子的主人。主席關心他人,心細入微,每次想起,我都很感動。”

  如此善解人意,確實令人感動。

  還有,1953年2月下旬,毛澤東認真視察了剛起步的海軍。他先乘“長江”艦從武漢乘去南京,在軍艦上生活了幾天,然后在南京檢閱了“廣州”、“南昌”、“黃河”三艦及其他艦艇。在此期間,他根據“長江”艦、“洛陽”艦指戰員的申請,認真題寫了2張相同的題詞,“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一定要建立強大的海軍。”

  隨后,毛澤東到“南昌”艦上實地考察時,艦上指戰員也請他題詞。毛澤東沒有因為剛給兩艘軍艦題詞了就拒絕,也沒有隨便題寫一句,而是與他給“長江”艦和“洛陽”艦的題詞內容完全一樣。并且,題詞不是1份,而是3份同樣內容的題詞,分別贈給“南昌”艦、“廣州”艦和“黃河”艦的指戰員。

  這樣,既明確了對海軍建設的指示,又讓當時的5大主力軍艦的指戰員們都受到鼓勵,其中三艘軍艦的指戰員也不會因為毛澤東沒有上艦視察而委屈傷心。

  毛澤東的這份善解人意,還幫當時負責原子彈工程的宋任窮化解了委屈。

  網媒爆料,1960年初,毛澤東在廣州約見幾位部長,商談工作。當時,康生也在場,還直接詢問二機部長宋任窮,什么時候能夠爆炸原子彈?宋任窮據實回答說,蘇聯原來答應給我們的原子彈樣品和資料現在不給了,要靠自力更生,盡最大努力,爆炸時間得推遲到1964年。康生聽了后說,1964年爆炸遲了,還是應該在1962年爆炸,然后還講了一些“站著說話腰不疼”的理由。

  兩人對話一陣后,自然都把眼光轉向最高領導毛澤東。毛澤東沒有點評什么,只說了這么一句,“康生,你去當二機部部長吧。”

  此言一出,康生不吭聲了,宋任窮的委屈感也消失了。

  此外,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過程中的諸多小事,更體現出毛澤東善解人意、善待民心的風范。

  首先,毛澤東此次上井岡山的車輛和司機,是湖南省委安排的。一次出車過程中,毛澤東所乘坐的汽車水箱開鍋、發動不了。當時身處黃洋界,附近沒有水源。因此,陪同的領導提議毛澤東換乘另一輛車,毛澤東拒絕了。他知道,如果自己中途換車,司機趙毅雍回去后會挨批評、甚至可能受到處罰,因為他沒有做好為領袖開車的工作。所以,毛澤東拒絕換車,他說,“不要換車,這位司機很好,車也很好,我不贊成換。”然后安慰趙毅雍:“老趙,不要緊,既然是水開了,加點兒涼水降降溫,很快就可開車嘛。”還笑著說:“我帶來的飲水箱里有涼水,是準備路上喝的,你就把我喝的涼水先給汽車喝吧。”趙毅雍立刻照辦,將涼開水倒進汽車水箱,一會之后繼續行程。

  在井岡山期間,毛澤東知道,在井岡山的老紅軍、老黨員、烈士遺孀都想見見自己,也應該向他們表示感謝。同時,當年幫助自己在井岡山立足的、后來被錯殺的袁文才和王佐的家屬,更需要寬慰。于是,他專門提出,要見見袁文才和王佐的妻子。在下山前又提出,要會見老紅軍、井岡山干部和群眾,同他們合影。

  就這樣,離開井岡山之前,他分四次接見了干部、群眾代表,與他們合影留念,然后在公路上揮手接見兩旁的鄉親們。其中,袁文才的妻子謝梅香、王佐的妻子蘭喜蓮,更是受到特別安排,毛澤東也與她們直接相認,像以前那樣稱呼她們“袁嫂子”、“王嫂子”,并合影留念。

  不僅如此,毛澤東對一些負面事件當事人,也有善解人意的體恤和關懷。例如,在他嚴肅批判《武訓傳》這部電影所宣揚的價值導向時,想到電影的主創人員,派周恩來與他們談話,幫他們放下思想包袱。

  還有,在拍板對劉青山、張子善執行死刑時,毛澤東專門指示善待這兩人的家屬。河北省委根據這個指示做出相應的決定:1、子彈不打腦袋,打后心;2、斂尸安葬,棺木由公費購置;3、罪犯之親屬不按反革命家屬對待;4、罪犯之子女由國家撫養成人。

  這個決定公開后,不僅讓兩個罪犯和他們的家屬十分感動,也讓其他人感受到領袖的大仁大義。

  毛澤東就是這樣,體恤他人的需求和困難,主動行動,或是給人一份意外之喜,或是幫人消除潛在的麻煩和困境。自然,這份善解人意、善待他人的風范溫暖了很多人,也讓人們更熱愛毛澤東。

  (19)嚴格認真自律,引領清廉正氣

  “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唐代詩人虞世南的五言古詩《蟬》中的名句,道出了一個社會現象,即位置高、影響大。當然,這里的原意是品性才華方面,其實也適合社會地位方面。

  確實,在官權文化厚重的社會環境,身份地位高者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很多人,無須借助什么宣傳,因為上行下效,為此民間有言,“上梁不正下梁歪。”而這也是領導人成敗的一大關鍵。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而不行。”

  可以說,“上梁”一正,“下梁”一般不歪;即使歪了,也不難治。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加上從惡如崩的人性弱點,就是“上梁歪一尺,下梁歪一丈”的惡劣現象。

  對這種社會現象,毛澤東有清醒的認識,并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斷教導伙伴們保持優良作風。同時,一方面因為源自內心的自覺和謙恭,一方面為了以身作則、引領大家堅守正道,毛澤東在各方面都高度自律,其嚴格的標準和認真的態度超乎想像。

  首先,毛澤東嚴格遵守自己提出的各項行為理念、規則和規定,“兩個務必”、“六個不”,等等。而且,自己制定或確定了很多約束自己的規則。

  無論是戰爭時期還是建國以后,毛澤東的糧食供給、津貼、工資待遇等等,一概嚴格按照當時的標準執行,沒有特殊照顧。長征途中警衛員給酷愛吃辣椒的毛澤東多領了20個紅辣椒,都被他如數退回,還嚴厲批評警衛員。

  建國之后,他在中南海居住,組織配給的住房和家具都交租金,水電費和取暖費也自己出錢,明明白白,不允許拖延欠賬。

  一日三餐方面,他有嚴格的標準。午餐晚餐都是所謂四菜一湯。葷素各一的熱菜,一碟辣椒一碟咸菜,一份清淡的菜湯?;锸硺藴士刂圃诿刻?.5元,而且明確要求,剩菜不浪費,下一頓繼續吃。

  不僅在家里的飲食很節儉,在外出差也一樣。拒絕一切宴席,工作人員會給接待方明確毛澤東一天2.5元的飲食標準,并在離開之前支付餐費和糧票。因此,在毛澤東的遺物中,有很多各地招待所開具的相關發票、收據。如他于1965年5月22日到29日在井岡山期間的餐飲,井岡山管理局交際處收取費用和糧票后開出了兩張發票:00006482號發票上面寫著:首長伙食費,7天,每天2.5元,合計17.50元;00006484號發票上面寫著:首長交糧票23斤。

  毛澤東不僅吃飯自己掏錢,喝茶也付費。在家里喝茶是自己出錢買的,在人民大會堂等地開會時喝茶了,每次都要付一毛錢的茶葉費。

  飲食簡單節儉,其他方面更是節約。他的衣服、鞋子幾乎都是幾十年的,破了補,補了又破,反復多次。他戴的手表,是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郭沫若在重慶機場從自己手腕上取下來送給他的。此后,這塊表修修補補,一直陪伴毛澤東,直到他逝世。

  其實,毛澤東收到很多禮物,其中就有不少名表,但是他一概不視為私人物品。這方面,他首先明確嚴禁收受禮品。對于人民群眾贈送的、確實難以拒絕的禮物,以及外國政要贈送的禮物,毛澤東則是一概交給組織,由專門機構統一管理和使用。

  除了日常生活中規中矩,毛澤東還嚴格遵守各類規定。因為劉思齊還差幾個月到法定結婚年齡而不允許毛岸英結婚,從不大張旗鼓辦祝壽慶典,嚴厲拒絕用自己的名義命名城市、大學、街道,明確反對為他塑像,反對給他的家鄉特殊照顧,等等。

  延安“大生產”時期,毛澤東確定,自己和其他幾個中央領導也有生產勞動任務。為此他按要求開荒種菜,一有時間就到菜園勞動,并拒絕警衛人員幫忙。而且,在延安時毛澤東有幾次去醫院看望戰友,被值班護士以規章制度的名義阻攔,毛澤東也是認真遵守規矩,白跑一趟且毫無怨言。

  除了在規則面前嚴格自律,就連沒有明確約束的、正常范圍內的一些事情,毛澤東也嚴加約束。例如,毛澤東入住中南海不久,因房屋太老舊、環境太簡陋,工作人員提出的修繕一下房屋、布置一些鮮花,都被毛澤東拒絕。對此,他不僅強調國家困難、厲行節約,還有言,“一國主席,要給全國人民帶個好頭,我這里擺這么多漂亮的鮮花,一定會上行下效的,養成這種無事種花的風氣可就不好了。”

  毛澤東的嚴格自律、尤其是飲食方面近乎自虐的節儉,既讓大家感動,也讓大家擔心。因此,經常有人勸他改善伙食、保障健康。每當伙伴或工作人員用“您身體重要,全國不差您這一點吃的用的”之類的話勸說時,他總是這樣回答:“中國是不缺我毛澤東一個人吃的花的。但如果說我要生活上不檢點,隨便吃了、用了,拿了國家和人民的,共和國的部長們、省長們、縣長們、村長們都可以這樣做,這個國家就沒法治理了。”

  他還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老百姓看中南海,就是看你們這些工作人員,誰吃誰付錢,中南海的人敢吃別人一個水果,外面的干部看到了,就敢拿別人一座金山。”

  顯然,毛澤東是在給大家樹立一個正面的標桿,不給各級干部放縱的理由。

  第二,毛澤東嚴格認真的自律,還體現在“魏晉分明”的公私界限上。待人接物皆公私分明,從不以權謀私。

  網媒爆料,毛澤東對自己的家人家屬、遠親近親、故交舊友都很友善,同時有自己的原則。“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還有“戀親不為親徇私,念舊不為舊謀利,濟親不為親撐腰”,等等。并一直超乎尋常地嚴格自律。

  首先,國家給他配的小車,他不準家人乘坐。她兩個女兒外出上學、工作、生活,均與普通人一樣,騎車、坐公交、步行。

  在中南海里居住時,孩子大部分時間不在家里吃飯,而是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隊買飯。

  收到的禮品禮物,即使不是貴重物品、孩子很喜歡,毛澤東也不給孩子。

  建國后,找毛澤東幫忙的親戚和故交很多,毛澤東對他們態度友好熱情,幾乎都親筆回信,情意依舊。對生活上確有很大困難者,毛澤東會個人出資幫助,但拒絕一切要他以權謀私的愿望。對來信求助特殊照顧的人們,毛澤東在回信中都會強調,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不是毛家的天下,要他們尊重當地政府,在家鄉在當地好好工作。

  這里最典型的,莫過于他拒絕楊開智的求助。

  楊開智,楊開慧的親哥,毛澤東的大舅子。他的親妹妹楊開慧是革命烈士,他的獨生女兒楊展是抗戰烈士。而且,在楊開慧被捕后,楊開智夫妻二人努力營救;楊開慧犧牲后,他們冒著殺頭危險從監獄中接回毛岸英三兄弟,東躲西藏、細心照料。不僅如此,作為知名學者教授楊昌濟的兒子、畢業于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中國農業大學前身)的楊開智,長期在湖南從事農林專業工作,專業才能出色。

  就是這位有恩于毛澤東一家、且身份資歷完全適合進京出任較高職位的楊開智,1949年11月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安排到北京生活工作。接到這樣的來信,毛澤東沒有猶豫,直接回信拒絕。在信中他對楊開智說:“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給湖南省委的相關領導寫信,明確指示:“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其老母如有困難,可給若干幫助。”

  就這樣,各類親戚、好友、老鄉,很多人得到毛澤東用私人力量的幫助,沒有一個受到毛澤東用公權的照顧。

  事實上,毛澤東的這類事情舉不勝舉。也正是因為他以極其嚴格認真地“為所當為”、以正視聽,才能一直嚴肅認真地督促位高權重的伙伴們“反修防修”,要求他們繼續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而且,因為毛澤東的“標桿”形象,黨政干部們不易走上歪道,清廉正氣成了毛澤東時代的主流風氣。這也是人們由衷地熱愛他、無怨無悔地追隨他的一個重要原因。

  (20)認真自我批評,引領無私擔當

  前面提到,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做《論聯合政府》報告時,總結概括出中國共產黨人的“三大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

  簡單看來,前面兩個屬于原則層次,后面一個屬于方法層次。但是,毛澤東對這個方法層次的優良作風依然很重視。尤其是自我批評作風,毛澤東十分重視,在這個報告中明確指出,“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

  而且,早在1942年2月1日發表《整頓黨的作風》報告時,針對阻礙各類黨政干部團結協作的難題,毛澤東專門要求強勢地位者先行一步,首先開展自我批評。

  毛澤東如此重視自我批評,確有原因。因為,改天換地的大業需要許多人一起奮斗,認真負責的心態,以及人與人之間、尤其是干部之間的團結,十分重要。而每個人都有缺陷、會犯錯誤,容易影響工作,并因此造成同事之間、上下之間的隔閡抵觸。若位高權重的責任人不能及時坦誠地自我批評,就不能體現責任心并及時糾錯,更無法消除團結協作的大障礙。

  因此,為促進自我批評的作風被伙伴們接納,毛澤東諄諄教誨。他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說,“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么?”

  然而,幾千年封建文化氛圍里成長起來的人們,太講究面子,虛榮心堪稱國人的第一人性弱點??梢哉f,自我批評的作風既是團結奮斗的“剛需”,又是令許多人望而生畏的“高墻”。

  不過,這面“高墻”對毛澤東無效。他不僅大力倡導自我批評的作風,自己也從不因為要面子而拒絕自我批評。事實上,毛澤東不僅經常自我批評,而且每次自我批評都很認真、很具體,決非蜻蜓點水那般來一句“我也有錯”、走個過場。

  且看,1935年1月底,土城戰役失利,紅軍損失慘重,隨后開會總結。此時,剛通過遵義會議進入決策層的毛澤東,不顧自己的良好形象會受損,在會議上認真地做了自我批評式的總結。

  毛澤東首先表態,土城之戰是他提議并親自指揮的,是一場敗仗。他負主要責任。

  隨后,毛澤東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具體地總結失敗的一系列原因,明確反省自己主觀上的求勝心切是失誤的根本。他反省,因為求勝心切,心急引出輕敵、輕信,客觀上情報工作沒有摸準,然后錯誤地分兵到其他地方。因此,優勢變成了劣勢,以劣勢對優勢,以短處對長處,造成戰斗失敗。

  在認真具體的自我批評之后,毛澤東強調要吸取教訓,決不可重蹈覆轍。

  因為有了毛澤東的這番自我批評式的總結,會議上沒有出現推諉責任、逃避責任的現象,大家爭著反省自己的責任,認真地自我批評。因此,領導班子不僅沒有因為失敗而分崩離析,反而更加團結,更加信任毛澤東,為后來的四渡赤水墊定了基礎。

  再看,建國初期,全新的治國理政思想剛啟動和探索,各種錯誤不少。例如,1952年下半年頒布執行的新稅制方案,毛澤東認為有嚴重的問題,對主要負責人、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副主任薄一波提出嚴肅的批評。在1953年8月12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工作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嚴厲地批評薄一波的錯誤,然后認真地說:“在批判薄一波的錯誤中,周、陳都說要負責任,我說我也要負責任,各有各的賬。”

  隨即,毛澤東具體地自我批評一番。他說,自己應承擔幾方面責任,諸如統收統支、預算決算等。他還說,“我對財經工作生疏,是吃老資格的飯,過去一憑老資格,二憑過去的革命工作較豐富的經驗,現在是建設時期,缺乏知識,來鉆進去,要亡羊補牢。”

  聽了毛澤東的講話,受到嚴肅批評批判的薄一波很受感動,后來在回憶錄中寫到:“一位受全黨尊敬的偉大領袖,能在大庭廣眾之中誠懇地檢討自己的錯誤,給了大家以很大的啟發和教育。他的這番話,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承擔了責任,就使做實際工作的同志減輕了壓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從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這次財經會議能通過批評、自我批評來總結經驗,提高認識。”

  可見,毛澤東認真具體的自我批評,確實起到了傳承責任心、消除隔閡、糾偏前行的積極作用。

  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

  例如,1960年6月,毛澤東寫出《十年總結》,其中有很多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評。如,“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同意了1650萬噸。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主張對一平二調問題的賬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才堅持主張一定要算賬。如此等類。”

  其實,這里的多項指標上拍板的錯誤,都是因為各部委對自己提交的數據信誓旦旦,毛澤東出于對他們的尊重和信任才同意并拍板的。嚴格地說,毛澤東不該為此類錯誤負責。但是,他依然認真地自我批評,而且很多次,還批評自己“發瘋”。

  不久,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脫離一線領導崗位多年、且基本被“架空”的毛澤東,本不該為一線決策和管理錯誤承擔責任。但是,他再次主動承擔了主要責任,并認真地自我批評。不僅如此,他還督促向基層傳達自己的自我批評,并再次號召各級干部認真地承擔責任。因此,留下這么一大段經典之詞。

  “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6 月12 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作了第一書記,對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就要擔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正是因為毛澤東的認真擔當,這次會議實現了目的,糾正錯誤思想的同時,讓各級干部們“出了氣”。隔閡抵觸情緒消除了很多,并帶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在全國范圍的發揚光大。

  事實上,毫無虛榮心、及時認真具體的自我批評,是毛澤東的一個卓越的領袖風范。也因此感動了許多人,帶動了許多人,使得這個價值高、難度大的優良作風得以在中共黨政體系內傳承下來。

  至于毛澤東的自我批評魅力如何,“和平將軍”張治中的一個對比有啟示。

  這位多年追隨蔣介石左右、被視為蔣介石最信任的親信人物,在1949年之后留在大陸,經常與毛澤東接觸。他曾對人感嘆,自己在蔣介石身邊多年,未聞蔣的自我批評。而在與毛澤東的接觸中,經常聽到毛澤東的自我批評。且每次自我批評都是實實在在的,不是空虛的。僅此一項,人格風范高下立現,共產黨贏、國民黨輸就不是偶然。

  (21)親筆撰寫文章,領袖思想飛揚

  網媒上兩個相關的小故事很流行。

  故事一:1948年初,情報機構向蔣介石提交了一份毛澤東的《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蔣介石很重視,仔仔細細地閱讀了一番,隨后對長期為自己執筆的文膽陳布雷嘟囔了一句:“你看人家的文章寫得多好!”

  陳布雷明白,這是在責怪自己和其他人寫文章不行,且首先是責怪自己。于是軟軟地頂了一句:“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寫的。”

  聽到此言,蔣介石無語。

  故事二:1949年初,蔣介石聽到毛澤東的《論戰犯求和》社論后,為其文風所震撼,心情十分復雜。他問接替自殺身亡的陳布雷為自己“捉刀”的陳方:為什么我們就不能寫出共產黨那種有號召力感召力通俗又好懂的文章來?

  陳方說:彼方文章都出自毛潤芝之手,他的文章詩詞有氣吞山河之勢,包容宇宙之機,文章風格一聽一閱便知是毛先生手筆,他人不能學也,非我等碌碌之輩所能為。

  聽聞后,蔣介石默然。

  且不管這兩個小故事是否真實,它們揭示了毛澤東的一個特質,即親筆撰寫文章,以自己獨特的卓越文風傳播自己的思想觀念。

  這個特質的最大價值,就是毛澤東給世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毛澤東思想。

  確實,毛澤東給世人留下了許多寶貴財富,最重要的莫過于他親自詮釋的毛澤東思想。而博大精深的毛澤東思想,主要體現在130余萬字的五卷本《毛澤東選集》里面。由他親筆撰寫的各類文章,以及他對自己口述內容的記錄案進行修改編輯后形成的文章,則是《毛澤東選集》的基本內容。

  至于毛澤東親筆撰寫文章的具體價值,在前面很多主題中已有敘述。如在“承擔導師責任,傳道授業解惑”中介紹,毛澤東一直不忘“傳道授業解惑”的師道,尤其重視思想觀念的“傳道受業解惑”,不斷推出《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精彩篇章。這些精神營養豐厚的名篇,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

  此外,在“每臨重大關頭,即有重頭指南”中,具體介紹了毛澤東每到關鍵時期就全神貫注撰寫重要文章,如《論持久戰》、《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名文章,引領許多人從迷茫者變成“識時務”的“俊杰”。

  簡而言之,毛澤東不顧辛勞、專心致志、親筆撰寫文章的特質,給世人留下一筆極其豐厚的財富——毛澤東思想,帶動許多戰友乃至基層民眾跳出低俗走向崇高、擺脫迷茫成為俊杰。同時,也使自己成為罕見的“君師合一”型領袖,贏得億萬民眾的衷心愛戴,也贏得世界各國同時代及后代政要的由衷敬仰。

  例如,美國雖然長期與中國為敵,但是,肯尼迪、尼克松、福特、卡特、老布什、小布什、奧巴馬等等多屆美國總統,對毛澤東都十分敬佩。

  當然,自己親筆撰寫文章很辛苦,尤其是領導一個大黨、大國,從事改天換地大業,且一直面對強敵、面對艱難困苦,毛澤東從來沒有輕松過。而且,他也多次因為寫文章而患病。

  那么,為什么一定要自己嘔心瀝血、奮筆疾書呢?為何不像其他大人物一樣,由身邊的秀才代筆呢?

  顯然不是缺人。事實上,延安時期開始,毛澤東身邊就不缺文采出眾的“筆桿子”。田家英、胡喬木等秘書的文采,也經常受到毛澤東的贊揚。但是,除非身體不好或實在太忙了,想寫的東西,毛澤東幾乎不讓別人代筆。

  應該說,毛澤東堅持親筆撰寫文章,主要原因還是那份高度的歷史自覺和責任擔當。誠如他在在1934年就明確的,“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

  而且,他把筆桿子看作與槍桿子同等重要,是必須抓好用好的“武器”。同時,他明白“文如其人”,要通過文章報告把自己的思想觀念有效地傳播出去,斷不可靠別人執筆。否則,沒有自己的風格,品質會大打折扣。

  為此,他還曾經批評那些靠秘書筆墨伺候的黨政干部:“一切依賴秘書,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現。”

  由此可見,這一篇篇文章報告,不管是長篇大論還是精辟短文,不管是思想理論還是具體方法,都是毛澤東自覺為大家搭建的“橋”、打造的“船”,是他保持革命意志、承擔使命責任的具體體現。

  且看:

  《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構成的“老三篇”,讓中華大地上的每個人都知道,該怎樣為人處世;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讓艱苦環境中的戰友們看到了即將到來的革命高潮;

  《實踐論》、《矛盾論》,給伙伴們指明了在現實社會中贏得勝利的根本大法;

  《論持久戰》,為迷茫困惑的全國軍民提供了堅持抗戰并贏得勝利的信心和工具;

  《反對自由主義》,為戰友們敲響了“因小失大”的警鐘;

  《論人民民主專政》,讓全國人民對新中國有了一個清楚的基本認識;

  《論十大關系》,為探索建設新世界提供了一整套測量和修正的工具;

  ......

  正是毛澤東嘔心瀝血、奮筆疾書,將他的雄才大略和大仁大義通過一篇篇有長度有力度、有厚度有深度、有重量有質量的文章傳遍大地,讓億萬人的大腦得到滋養、心靈得到洗滌。

  對此,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有一個評說。那是他第一次訪華時、與毛澤東會晤時當面所言。他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

  盡管毛澤東謙虛地否認這個贊譽,世人普遍認同尼克松的這句話。

  同時,因為毛澤東非凡的品性和才華,大大小小的文章中傳承出獨特的“毛式風格”,引人入勝,引來無數精彩的點評。其中,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梁衡先生之《文章大家毛澤東》一文,對毛澤東的文風有系統透徹的評說,十分精彩。

  首先,梁先生明確,“他那種風格,那種語言,那種做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紙背的,只有他才會有。”這就是文如其人的魅力,他人無法代替。

  然后,梁先生對毛澤東的文風歸納了四個突出特點,概要如下:

  一是“磅礴凌厲的氣勢”,梁先生比喻之猶如“海之波濤”。

  二是“知識淵博、用典豐富”,梁先生對此的描述主要有“出于行文之必需,絕不賣弄,不故做高深”,“認真地研究并消化了經典”才使用。

  三是“充滿辛辣的諷刺和輕松的幽默”,梁先生的概括是,“尖銳的諷刺,見棱見角,說明他眼光不凡,總是能看到要害;輕松幽默的談吐,不慌不忙,說明他的肚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貨。”

  四是“通俗與典雅完美地結合”,梁先生的評說是,“典雅與通俗共存,樸實與浪漫互見。...忽如老者炕頭說古,娓娓道來;又如詩人江邊行吟,感天撼地。”還有,“既上得廳堂又下得廚房”,“工人農民看了不覺為深,專家教授讀了不覺為淺”。

  無疑,這是資深專業人士長期深入細致品讀后的解讀,系統且精辟。

  當然,與此類似的評說還有很多,無須一一列舉。

  也正是因為毛澤東飛揚的文采,他親筆撰寫的各類文章在中華大地乃至世界上經久流傳,被人們廣為傳頌。毛澤東也因此成為世界上“用筆領導”的典范及“君師合一”的楷模。而且,這些文章為主要內容元素構成的毛澤東思想,對中華兒女和世界各民族都是寶貴的財富,價值無法估量。

  (22)一貫風趣幽默,言行魅力鮮活

  前面介紹過,梁衡先生在《文章大家毛澤東》一文中指出,毛澤東的文章中常見“輕松的幽默”風格。

  這個歸納很有見地。確實,毛澤東的文章大多有高度有深度,蘊藏豐厚的哲理或嚴格的規則,數以億計的普通人卻能朗朗上口、津津有味地品讀,輕松的幽默風格,功不可沒。

  不過,毛澤東的幽默不局限于他的文章中,也不僅是輕松的幽默。事實上,毛澤東是世人公認的幽默大師,而且一直倡導輕松幽默的風范。例如,早在1929年,他為紅四軍干部制定《教授法》時,其第六條就規定:“說話要有趣味。”

  他是這樣倡導的,也是一直這樣踐行的。堪稱中國式幽默大師的毛澤東,其幽默可謂發自靈魂、溢于言表、妙趣橫生,自成獨特的毛式幽默風范。

  具體一點來看,毛式幽默風范有以下一些特征:

  首先,隨時隨地。

  前面介紹過,毛澤東品性坦誠率真,不做作。因為這個性格,毛澤東發自靈魂的幽默風范隨時隨地可見。無論是工作環境還是生活環境,不管面對的是外國政要還是平民百姓,也不管當時什么情景、什么話題,毛澤東都很幽默。可以說,在一切場合,面對各色人等,談論任何話題,毛澤東的幽默范都不會缺席。

  第二,繽紛多彩。

  幽默,可謂大智慧與高情商的結晶,是東西方都大贊的言行風范。雖統稱幽默,卻有多種風格、多種效應?;蚴仟毦呓承牡恼f法,或是妙趣橫生的聯想,或是令人茅塞頓開、回味無窮的韻味,等等。自然,有許許多多的綻放方式。這方面,毛澤東堪稱一絕。別出心裁的比喻,水到渠成的引用,狀物擬人的比擬,點石成金的仿用,別開生面的殊比,等等,都是毛澤東的常用手法。

  第三,信手拈來。

  因為天資聰穎過人,加上不斷學習思考的厚積薄發效應,毛澤東許多令人感慨和欽佩的幽默言行,基本都是現場隨機發揮的。可見,除了文章報告寫作修改過程中呈現的,現場信手拈來就是精彩,是毛式幽默風范的一個特征。

  當然,還能找出很多,這里無需細分展開。僅從一些經典事例上即可看出,毛式幽默風范的五彩繽紛和鮮活魅力。

  且看,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毛澤東很幽默。

  一次,在與朱德聊到彼此之間的關系時,毛澤東說:“你是‘朱’,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沒有朱,哪有毛?”大家哈哈大笑。

  1939年初秋的一天,毛澤東應邀去延安馬列學院作報告,學院的4個干部去迎接他,雙方半路相遇。毛澤東知其來意后擺擺手說:“一個人作報告要4個人接,要不得!要不得!哦,4個人,轎子呢?你們不是抬轎子來接我呀?……,下回呀,跟你們領導說,再加4個人,來個八抬大轎,又體面,又威風。要是還有人,再來幾個鳴鑼開道的,派幾個搖旗吶喊的,你們說好不好?”大家一聽都笑了,也知錯了。

  延安時期的一天,毛澤東要幾位來訪的客人一起吃便餐,那幾位客人知道毛澤東生活清貧,不想給他添負擔,拒絕了。毛澤東笑嘻嘻地說,“你們要是不肯賞光,回去以后,莫要說我毛澤東‘一毛不拔’呵!”

  轉戰陜北時期,一天夜間進入田次灣,毛澤東與十幾個伙伴擠在一間窯洞里休息,熱心的房東大嫂不安地說:“這窯洞太小了,地方太小了,對不住首長了。”毛澤東聽了,依著房東大嫂說話的節律喃喃道:“我們隊伍太多了,人馬太多了,對不住大嫂了。”房東大嫂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拘謹和不安立刻打消了。

  1958年,中共中央號召干部下放,中央機關的不少干部都下放到各省、市工作。不料,好幾個省、市看中了毛澤東身邊那位才華橫溢的田家英,幾個人跑到毛澤東那里,向毛澤東要人。

  對這樣一個優秀秘書,毛澤東舍不得,拒絕了幾位省、市委書記的要求。他說:“田家英我不能放。”他看了看他身邊的那幾位書記,臉上露出一絲得意的神情,笑了起來說:“在這個問題上,我是理論與實際不求一致的喲。”

  自然,大家笑了,也明白了。

  一天,毛澤東發現一個新來的衛士和自己初次見面時有些緊張,于是就笑著問他叫什么名字。那衛士回答說:“張寶金,弓長‘張’,寶貝的‘寶’,金銀的‘金’。”毛澤東聽后笑著說:“好啊,有你來我就不怕了,因為寶貝金銀都有了,還怕什么?”毛澤東風趣的話語和爽朗的笑聲,使張寶金緊張的心情頓時平靜下來。

  再看,在國內政治舞臺上,毛澤東很幽默。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教導大家重視根據地建設。他形象地比喻說:“革命要有根據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沒有屁股,便不能坐下來。要是老走著、老站著,定然不會持久。腿走酸了、站軟了,就會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據地,才能夠有地方休整,恢復氣力,補充力量,再繼續戰斗,擴大發展,走向最后勝利。”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談到繼承中外優秀文化時說:“屁股坐在中國的現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國。”

  1944年10月底,毛澤東一次在延安中央黨校講話時,講到共產黨員。他說:“一個共產黨員,要像柳樹一樣,插到哪里就在那里活起來。但是柳樹也有弱點,就是隨風倒,軟得很,所以還要學松樹。松樹的勁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葉子。松樹有原則性,柳樹有靈活性。斯大林說過,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樹和柳樹結合起來,像柳樹那樣可親,人人喜歡;像松樹那樣堅定,穩當可靠。這樣人民群眾就會成群結隊地圍繞在我們身邊。”

  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大公報社負責人對毛澤東說,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毛澤東笑嘻嘻地回答說:“如果蔣委員長是大鍋飯讓大家吃,共產黨決不另起爐灶。如果他不給大家吃大鍋飯,餓了兩天還可以,餓到第三天,非另起爐灶不行。”

  還是重慶談判期間的一天,有人問毛澤東:“假如談判失敗,國共全面開戰,毛先生有沒有信心戰勝蔣先生?”毛澤東借蔣介石和自己的姓氏幽默作答:“國共兩黨的矛盾代表著兩種不同利益的矛盾,至于我和蔣先生嘛……蔣先生的‘蔣’字是將軍頭上加一棵草,他不過是草頭將軍而已。”說完便發出爽朗而豪邁的笑聲。“那你的毛...”不等問者說完,毛澤東就說:“我的‘毛’字不是毛手毛腳的‘毛’ 字,而是一個反‘手’。意思是代表大多數中國人民利益的共產黨,要戰勝代表少數人利益的國民黨,易如反掌。”

  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談到左傾右傾問題時說到:“什么叫左傾?什么叫右傾?好像婦女生娃娃,七個月就壓出來,就是左了。過了九個月不準出來,就是右了。”

  在評價王明在抗戰時期討好國民黨的錯誤時,毛澤東說:王明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蔣介石則是“一個耳光,趕出大門”。

  還有,在國際舞臺上,毛澤東很幽默。

  1949年底,首訪蘇聯,與斯大林首次會面時,毛澤東提出中蘇之間要搞一個東西——新的協議。對這個東西,毛澤東說,“既要好看又要好吃”。即形式上要高大上,內涵上要有豐厚的價值。

  1964年秋,羅馬尼亞幾位領導人專程來華當說客,勸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停止公開爭論。毛澤東不大高興,冷冷地表態,要蘇聯先做自我批評。然后輕描淡寫地說道:“對中蘇這場論戰,大可不必過于緊張。第一條死不了人;第二條天塌不下來;第三條草木照常生長;第四條河里的魚照樣游;第五條女人依舊生孩子。”

  1974年2月22日,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訪華。隨行的婦女來賓為了表示對毛澤東的敬意,紛紛向他行屈膝禮。一向幽默的毛澤東也模仿起非洲婦女,向她們行屈膝禮,大家都樂滋滋地笑了。

  1975年, 82歲高齡且身患多種疾病的毛澤東,接見基辛格時指著自己的頭說:“這部分工作很正常,我能吃能睡。”又指指大腿說:“這部分不太好使,走路時有些站不住,肺也有點毛病。一句話,我的身體狀況不好。”然后又笑著補充說:“我是為來訪者準備的一件陳列品。我很快就要去見上帝了。我已經收到了上帝的請柬。”

  確實,稍加用心即可發現,毛澤東的幽默無處不在。也正是因為他隨時隨地且多姿多彩的幽默風范,產生了許多積極效應。例如,面對情緒緊張不安的下級和基層人員時,很快消除了隔閡、拉近了距離;在嚴肅緊張的場景中,快速跳出了尷尬、活躍了氛圍;話題嚴肅、難以為繼時,緩解了摩擦、疏導了情緒,利于繼續對話;論及深奧道理時,輕松開啟了智慧、收獲了認同;等等。這一切的現場效應及后續影響,都讓人們感受到毛式幽默風范的鮮活魅力,對他更敬佩、更親切。

  而且,幽默風范還使得這位罕見的卓越領袖跳出了“高處不勝寒”的魔咒,讓億萬民眾由衷地高歌“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

  毛式幽默風范,魅力鮮活燦爛!

  (23)激情詩意并重,話語氣勢恢弘

  “說大話”通常是一個貶義說法,毛澤東也不斷教育自己的孩子認真做事、不說大話,并以“君子敏于行而訥于言”為素材,給自己的兩個女兒分別取名李敏、李訥。

  不過,“大話連篇”雖然對普通人不合適,引領一群人追求大業的領導者卻需要。畢竟,成就大業需要長期的艱苦奮斗,大多數人的奮斗熱情需要激活、需要引導、需要不斷的鼓舞。來自領軍人物、充滿感召激情的“大話”,不可或缺。

  這方面,毛澤東有上佳的表現。

  心懷天下的大格局,改天換地的歷史使命,一往無前的斗志,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領軍人物的責任所在,種種原因使得毛澤東的文章和報告中經常出現“大話”。

  對此,美國女作家斯特朗曾經評說:“在與人談話時,我從未遇見過有人使用如此鮮明而又充滿詩意的比喻。”

  當然,毛澤東的“大話”不僅有詩意,根據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情景、不同的目的,毛澤東的“大話”還有恢弘的氣勢、高昂的斗志、燦爛的宏圖。而且,在各個歷史時期、各種形勢環境中,或是自然而然,或是用心梳理,毛澤東都有相應“大話”。其中,新中國成立前夕,在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詞中的豪言壯語,很有代表性。

  且看,面對滿目瘡痍的城鄉、一窮二白的家園、國庫歸零的經濟、民不聊生的社會,以及種種無法言表的艱難困苦和挑戰,毛澤東聲情并茂地致詞。

  他放言,“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他宣告,“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的革命已經獲得全世界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歡呼,我們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他暢想,“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

  他明確,“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

  他誓言,“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吧,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一句接一句的豪言壯語,讓與會者激動萬分。參加過此次會議的人們的回憶中有一個共同點,即激動、鼓掌。大多數人、包括很多年事已高的老年委員,都是一面流著熱淚一面不斷地拍掌,掌聲持續了很長時間。有人說,“一輩子都沒有這么激動過”,還有人“手都拍腫了也不想停下來”??梢?,毛澤東的這些“大話”多么感人。

  除此之外,毛澤東還有不少經典的“大話”。

  例如,早在中央蘇區建設剛起步、紅軍內部普遍情緒低迷的1930年初,毛澤東在答復林彪、同時教育全體干部的信中,用詩情畫意的語句展現即將到來的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1935年底,面對強大的侵略者以及普遍性的失敗恐慌,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中宣告,“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1939年12月底,在經典名篇《紀念白求恩》中,毛澤東提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理念,要求大家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1944年9月,在經典名篇《為人民服務》中,毛澤東教導,“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同時號召,“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

  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所作《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毛澤東宣示,“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

  1945年10與17日,在《關于重慶談判》報告中,毛澤東教導,“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

  1946年8月6日,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訪時宣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作報告時,毛澤東提醒,“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同時宣告,“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建設一個新世界。”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協籌備會上,毛澤東放言,“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屆全國人大開幕致詞中,毛澤東宣告,“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 在結束時又放言,“我們正在前進,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偉大光榮的事業。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在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宣告,“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一定能夠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的先進水平。”

  此外,毛澤東還有許多氣勢恢宏且詩意盎然的名言,通過不同的詩篇流傳出來,成為流傳于世的經典名言。

  《沁園春·長沙》中的“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物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西江月·井崗山》中的“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

  《菩薩蠻·大柏地》中的“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

  《憶秦娥·婁山關》中的“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念奴嬌·昆侖》中的“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清平樂·六盤山》中的“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兩萬”。

  《七律·長征》中的“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

  《沁園春·雪》中的“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還有“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中的“虎距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浪淘沙·北戴河》中的“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水調歌頭·游泳》中的“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七律·送瘟神》中的“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七律·到韶山》中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雜言詩·八連頌》中的“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七律·登廬山》“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

  《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中的“亂云飛渡仍從容”、“無限風光在險峰”。

  《七律·冬云》中的“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總之,無論是詩詞還是報告、文章,毛澤東有心或不經意間呈現了很多富有激情和詩意的話語,對伙伴和民眾起到了積極的引導和鼓勵作用,無數人被感動的熱血沸騰、激情滿懷。

  這些氣勢恢弘的豪言壯語究竟有何作用呢?難以具體解讀。不過,可以借鑒尼克松的評說。這位精心研究毛澤東的資深政治人物、美國前總統認為,毛澤東的這些東西“使人談起來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這些品質,他才有可能激勵他的同志們去完成長征這樣的史詩般的業績,使他的同志們成為一支幾乎是不可戰勝的隊伍。”

  如此高的評價,可見價值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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