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員工團隊篇
六億神州盡舜堯
成就一番大業，不是單打獨斗的事，需要一大群人積極參與、共同奮斗。而且，事業規模越大、涉及的領域越多，參與者越多，管理難度越大。
毛澤東領導的紅色事業，長期處于艱難困苦的環境，但是參與者不斷增加、事業不斷發展，并形成了良性循環。何況，無論是戰爭時期的軍隊還是建設時期的工農，幾乎都是上好的團隊狀態，煥發出巨大的力量。
有感于此，新中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民國時期有“國母”之稱的宋慶齡很有感慨，她說：“我們達到今天的歷史地位，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唯一擁有人民大眾力量的政黨。”
對于紅旗下的軍民大眾，毛澤東本人也常有贊譽。
因為在無數民眾參與下，消滅血吸蟲病的工作取得重大成績，毛澤東贊嘆，“六億神州盡舜堯”，將全體國民贊為圣賢式的人物。因為南京路上好八連的卓越表現，毛澤東感慨，“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贊揚全國軍民團結一心、為世界楷模。
至于紅色事業在團隊建設方面的成就，中外各界的評說更是精彩紛呈。
早在抗戰期間，國民黨軍學習借鑒八路軍在敵后開展游擊戰，一段時間后國軍高級將領感嘆，國軍打不了游擊戰。因為，國軍撒出去就散了，不能像八路軍那樣，沒有長官的幾個人也能臨時形成小隊伍，還能歸隊繼續戰斗。
除了這個直接的對比，還有五花八門的贊譽性評價。
有人說，20世紀前半截，中國人就如孫中山所言，“一盤散沙而已”。共產黨執政短短幾年，新中國已成為全世界組織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有人說，毛澤東的中國象一個人，道德、信念一致，不知道貧窮勞累，也不知道這個國家有多強大，每天都感覺在為這個國家做貢獻，又感到滿足，空氣都屬于他們。
有人說，毛澤東將“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哲理落到了實處。
有人說，毛澤東“把沙子擰成了繩子”。
有人說，毛澤東將“東亞病夫”變成了斗志昂揚的戰士，將任人欺辱的“睡獅”變成了無人敢惹的“雄獅”。
類似的評說還有很多，無須多言。
那么，毛澤東如何做到的呢？
其實，前面的不少主題章節，如“聚焦大業真諦，造就澎湃偉力”、“組織起來，匯聚強大合力”、“以人為本，贏得上下同心”、“弘揚集體主義，引領眾志成城”、“組織化大動員，聚成民力驚天”，等等，都是重要元素。不過，鑒于構建員工團隊的重要性，以及毛澤東“擰沙成繩”的驚世成就，需要圍繞員工團隊主題多一份解讀。
現在一起回顧歷史的痕跡，看看毛澤東如何“把沙子擰成繩子”，如何將“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哲理落到實處。
（1）心系平民大眾，進退一體共同
1949年5月7日，周恩來在《學習毛澤東》的報告中說：“毛主席對我們共產黨的許多干部談：你們每天寫日記不要寫別的，就只寫一句‘團結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領導下，爭取大多數，為著共同事業奮斗，消滅反動統治，這一政策的運用，是我們最大的成就。”
同一時代，一個國民黨軍高級將領在分析國共勝敗原因時指出了一個現象。大意是，國軍每攻占一個地方，都要留下不少的駐軍。因為，國軍是面向少數上層人物的，沒有大軍駐守就控制不了局勢。而共軍每攻占一個地方，很少留駐軍。因為共軍面向的是底層民眾，靠他們就能控制好局面，還能就地征兵。因此，一番攻城掠地之后，能上戰場的國軍越來越少，而共軍則越來越多。所以國軍難敵共軍。
看似無關的兩個人、兩段話，告訴我們一個現象。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政權面向極少數上層人物，毛澤東主導的共產黨組織面向絕大多數底層民眾。而這也是“小米加步槍”的共產黨很快戰勝“飛機加大炮”的國民黨的一個根本原因。
顯然，這揭示了國共兩黨的本質性差別，也揭示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能夠在艱難困苦中生存下來并發展壯大的一個關鍵——面向平民大眾。
確實，毛澤東確定的、面向平民大眾的綱領，被定義為“群眾路線”，位于中共“路線、方針、政策、計劃、完成”五級體系之首，顯然，這是毛澤東為中共確定的根本性綱領，并成為中共黨章中確定的核心理念。
事實上，無論在哪個歷史時期，“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都是毛澤東大力倡導和嚴格要求的。
毛澤東為什么如此看重平民百姓？為了靠他們幫助自己打天下坐天下嗎？
“一切依靠群眾”，自然是將群眾作為依靠的力量。但是，毛澤東看重平民百姓還有更深的本源，《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埃德加·斯諾有解讀。
在延安參訪期間，埃德加·斯諾多次與毛澤東長談，對毛澤東有深入細致的觀察。離開延安后，他在與人談到毛澤東時，曾認真地說：“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并不是什么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無論有什么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于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饑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于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做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么，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雖說這段話不易理解透徹，但有一點表達的很清楚——毛澤東對中國人民大眾、尤其是生活在底層的弱勢貧困人民，懷有無限的深情厚愛。
埃德加·斯諾到訪延安十三年后，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充滿深情的“人民萬歲”與山呼海嘯般的“毛主席萬歲”交織在一起的情景，充分印證了埃德加·斯諾的專業眼光。
無疑，這份對人民不可思議的深情厚愛，就是毛澤東將面向平民大眾的準則作為“路線”、大力倡導和嚴格要求的根本原因，也是他把“一盤散沙”凝聚成“一股粗繩”的第一“粘合劑”。
事實上，這份深情厚愛一直在他心靈深處，體現在他的言行之中。例如，1958年11月22日晚上，與吳冷西和田家英談話時，毛澤東提到農村的虛報和瞞產現象，自言自語說到，“我看瞞產比虛報好。沒有打那么多糧食，你硬是充胖子，虛報了產量，結果國家按報的產量征購，多購了過頭糧，受害的是農民。瞞產少報，當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糧食豐收，干部要實報，農民想少報一點，無非想多留點，多吃點。多少年來，中國農民不得溫飽，想多吃點不算犯罪。瞞產了糧食還在，虛報了沒有糧食。虛夸危害很大。”
寥寥數語，足見這份深情之真！
當然，毛澤東明白，只有以解救苦難的中華民族為使命的紅色事業取得成功，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底層民眾才能徹底跳出受苦受難的悲慘境地；而只有“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紅色事業才能取得成功。這兩個目標密不可分，只能雙贏，必須雙贏！
對此，1946年8月到訪延安的另一位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有感悟。在毛澤東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著名論點的那次訪談后，她評價說：“毛澤東通過密切聯系人民群眾，深入分析和對中國人民的悠久歷史進行研究的方法獲得了一種關于中國人民的知識，并把它帶進了這樣的聯合政府。他還帶來了對中國人民的信念，這種信念不是唯心主義的，而是對中國人民的能力、毅力和可以啟發的革命覺悟具有一種永不動搖的信念。他帶來了指引航向的能力，分清輕重緩急的能力和估計什么矛盾占了首位的能力。他總是把他的黨放在中國和世界的范圍之內進行考察。我從未做到使他說出中國共產黨將贏得勝利的話。他們總是說中國人民將贏得勝利，只要依靠人民，中國共產黨將獲得成功。”
可見，毛澤東把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視為不可分離的一體，共進共退，只能雙贏。
而且，這份深情厚愛和共進共退之心，早在他開啟紅色事業之前就已定型。1919年的《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毛澤東寫道：“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
當然，此心后來更加鮮明，毛澤東多次發出自己的心聲。
他明確，“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
他宣稱，“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他要求，“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
他強調，“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
這些話彰顯了毛澤東對平民大眾的深情厚愛，也是他將中共與民眾視為共同體的見證。無疑，毛澤東的這個信念和相應的政策與行為，是億萬民眾積極追隨他領導的共產黨、“一盤散沙”凝聚成共同體的根本原因。
（2）群眾路線為綱，立體貫通導航
毛澤東心系平民大眾，將“為人民服務”作為中共的使命宗旨。但是，有了最高行動指南，不等于大家都能領悟、都能重視。尤其是要求官員們“眼睛向下”、勤懇為民，在官權文化深重的社會環境中很不容易。事實上，“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文化，渲染了上千年，基本都只是停留在文人墨客的話語中，未能在官場留下明顯的痕跡，可見其難。
對此，毛澤東心知肚明，但沒有知難而退，而是迎難而上，堅持并全方位推動大家牢記使命、不忘初心，為人民謀幸福。
所謂全方位，就是在中共“路線、方針、政策、計劃、完成”五級體系之中，都有明確的說明和指示，讓大家對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群眾路線有全面的認識，不會因迷茫和錯覺而出錯。“為人民服務”
首先，毛澤東明確提出“群眾路線”，核心是中共與人民大眾融為一體、不可分割，將其定位為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這就面向90％以上平民大眾的“民為貴”理念作為中共的政治綱領，并通過這個定位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宣言向世人宣告，這是中共最高層次的綱領。
然后，毛澤東在不斷探索的基礎上，將“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并重，加上“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論，構成群眾路線的方針。
政策方面，減租減息、土地改革、普及醫療、普及教育，等等，不同時期、不同工作事項，都有相應的具體策略，指導各項工作的開展。例如。土改時期，在“耕者有其田”、公平公正的方針基礎上，對有人在國民黨軍隊當兵或基層軍官的家庭，分田地時一視同仁，不歧視，就是一項重要的政策。
至于計劃和完成，因為需要針對具體的機構、時間、事項、依托具體的專項政策，不能有統一的東西。在這方面，毛澤東不僅自己重視工作計劃和完成效果、具體工作幾乎都是“做事有計劃、完成效果佳”。而且，他明確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論，就是為伙伴們踐行群眾路線的日常工作行為指南。為使得大家明白和落實這個行為指南，毛澤東提出了“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為中心的說明，為具體工作制定計劃、完成任務提供明確的指導。
當然，路線、方針、政策之間互相關聯，難以嚴格分開來解讀。且不管這里的分別說明是否正確，毛澤東都為面向平民大眾的政治綱領搭建了“五臟俱全”的立體型內容結構，用于指導和督促伙伴們開展工作。
但是，還不夠。毛澤東深知，作為紅色事業的根本性綱領，群眾路線是大善之舉，亦是“從善如登”之行，還需不斷地與時俱進。所以，他不僅為之搭建了立體型的骨架，還在各個歷史時期為之提供了豐富的內涵，構成了融會貫通的思想體系，使得上上下下更明白更重視，起到了很好的指導和督促的作用。
且看，關于群眾路線的價值，毛澤東教導：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無論做什么工作，都要廣泛動員群眾參與。沒有群眾的廣泛參與，任何工作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以發動全民族的力量，這是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的“唯一無二的方針”。
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沒有人民，我們這個隊伍就不能存在。
......
再看，關于走群眾路線的原則，毛澤東明確：
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
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要團結廣大群眾，團結廣大干部，團結這兩個百分之九十五。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
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
共產黨員應該緊緊地和民眾在一起，保衛人民，猶如保衛你們自己的眼睛一樣，依靠人民，猶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樣。
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
我們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
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我們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只能是魚水關系，正如魚不能離開水一樣，我們的黨一刻也不能離開人民群眾。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從群眾出發而又以群眾為歸宿，那就什么都能好辦。
要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就必須發揚民主，讓人講話。在黨內是這樣，在黨外也是這樣。
我們有困難，人民更困難，我們任何時候都首先要想到人民，我們寧可自己吃苦菜，也要把糧食分給群眾，寧可自己蓋稻草，也要把衣被分給人民。
......
還有，關于怎樣走好群眾路線，毛澤東指示：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如果不了解這一點就不可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甘心情愿和我們一起奮斗，去爭取勝利。
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愿望出發。
群眾生產，群眾利益，群眾經驗，群眾情緒，這些都是領導干部們應時刻注意的。
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
要打破關門主義和神秘主義，大張旗鼓地動員群眾，讓群眾自覺自愿地親身參與社會治理工作，不能簡單地強迫命令，不能包辦代替。
我們的政策，不光要使領導者知道，干部知道，還要使廣大的群眾知道。
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么關系。其次，還要說明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
共產黨員要善于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
先民主，后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
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
我們充分地發揚了民主，就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做到了這些，我們的工作就會越做越好，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會較快地得到克服，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會順利得多。
要采取“群眾化”的方式去號召群眾，了解群眾最迫切需求，在這個基礎上提出最吸引群眾的口號。一方面提出的口號要與群眾最迫切需求相結合，充分滿足群眾的利益；另一方面要與群眾政治覺悟和文化素質相結合，口號要簡單明了容易為群眾所接受。
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干部人員。
誰有真理就服從誰，不管是挑大糞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掃街的也好，貧苦的農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們手里，就要服從他們。
......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綱領，結構立體完整、內涵豐厚具體，且融會貫通、互為支撐，為這個根本性綱領的落實提供了明確的指導和強勁的督促。因此，盡管“從善如登”，在毛澤東堅持不懈的推動和敲打下，大多數黨政干部經常“眼睛朝下”，“民為貴”的民本思想得到了最好的社會性詮釋。在這樣的環境下，基層民眾不斷被吸引、感召，漸漸凝聚成了跟著紅旗一起奮斗的團隊。
（3）組織政治落實，信心耐心堅持
“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這句氣勢恢宏的毛式名言，堪稱紅色事業成功的秘訣。與其意思相同的毛澤東原話還有一句，“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甘心情愿和我們一起奮斗，去爭取勝利。”
不過，在二十世紀前期，要喚起農民為主、分散在華夏鄉鎮各個角落的民眾，讓他們覺悟起來去奮斗，實在是難。因為，日常生活中，他們是茍且偷生的“病夫”；被惡人欺辱時，他們是逆來順受的“懦夫”；外面出大事時，他們是麻木不仁的“看客”；被驅趕著上場時，他們是各顧各的“散沙”。面對這樣的底層民眾，各路仁人志士只剩“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之心。
但是，毛澤東沒有因為難而放棄，而是將“喚起工農同心干”既作為目標又作為策略，引領伙伴們扎扎實實地探索前進。其關鍵路徑方法，一個小事例給出解讀。
1964年，為搞好城鄉民兵工作，有人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實”，依序是“政治落實、組織落實、軍事落實”，毛澤東看到后對此內容贊同，對排序不認同。他指出，首先要解決有沒有，要能夠讓一群分散的人集中起來，然后才談得上其他。因此，“組織落實”是第一項。如沒有“組織落實”，“政治落實”、“軍事落實”都無從談起。如沒有“召之即來”，又何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
撇開專業性的“軍事落實”，這里的“組織落實”和“政治落實”，就是毛澤東“喚起工農同心干”的關鍵路徑方法。
確實，要喚起工農，就要在他們身邊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凡有民眾、且共產黨能觸及的地方，建立共產黨的組織機構，以及共產黨領導的各類機構，就是毛澤東的“組織落實”，是喚起工農的第一步。
有了組織和人員，隨后需要不斷地開展“喚起”工作，即教導、動員，及組織專項活動，讓他們從“病夫”變成有精神的人，從“懦夫”變成敢上戰場的人，從“看客”變成積極的參與者，從“散沙”變成團結奮斗的隊伍，并心甘情愿地跟著共產黨去奮斗，成為紅色事業的勝利之本。
這就是毛澤東的“政治落實”，是喚起工農的常態化工作。
而且，正如毛澤東 “兵民是勝利之本”所示，他的“組織落實”和“政治落實”之策，首先在軍隊里面展開。源于三灣改編、定于古田會議，“組織落實”到基層，主要體現在“支部建在連上”，以及建立“士兵委員會”。“政治落實”到基層，不僅是將崇高使命扎根到軍隊基層的“黨指揮槍”，還有決議中明確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除了打仗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之外，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
軍隊先行一步，成功喚醒了軍隊的底層民眾——士兵，然后向民間發展。毛澤東一直抓緊。例如，他于1938年底在《戰爭和戰略問題》報告中所闡述的游擊戰十八項利益中，有六項屬于直接面向民間的“組織落實”和“政治落實”。具體是：（七）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八）最普遍地發展民眾運動，全體敵后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權；（十）最普遍地發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利于瓦解敵人的軍隊；（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響全國的人心，振奮全國的士氣。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很快，軍、政、黨、民有機結合的抗戰組織遍布鄉村，一大批底層民眾被喚醒，成為“同心干”的力量。在此基礎上，隨著中共軍隊前進的步伐，“組織落實”和“政治落實”在中華大地快速展開。只要共產黨的軍政人員到了，就會在當地發展先進分子，然后建立基層黨組織，并將組織建設延伸到各領域、各類型、各年齡。工會、農會、婦聯、青年團、少先隊，等等，都有紅色理念和規范的組織紀律，還有相應的組織生活。這就把“一盤散沙”的人拉到一起，突破了“皇權不下縣”的千年困局，共產黨的政治版圖幾乎覆蓋政權所及的全部地理版圖。
而且，不管是軍隊還是民間，“政治落實”一直不停，并保持強大的勢頭。規范且不間斷的政治學習，對所有人發出“為人民服務”的號召，所有的工作都被定義是“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愛國主義，英雄主義，集體主義，自強不息的精神，主人翁意識，各行各業的楷模人物和事跡，等等，是所有媒體的主旋律，也是大部分文化藝術作品的基本內涵。
正是因為豐滿且不斷的“政治落實”，紅色信仰很快注入到了大眾的靈魂深處，并很快發揮出巨大的效應。“喚起工農同心干”從策略變成了現實。而且，《孟子》名句“得民之勞者昌，得民之憂者康，得民之死者強。”也第一次在中華大地上從哲理變成了社會現實。
事實上，“組織落實”，從身體層次將民眾組織起來了，落實的是“身體集體主義”；“政治落實”，則是從精神層次將民眾組織起來，落實的是“精神集體主義”。只有這二者結合起來，才能將民眾真正組織起來了。
當然，面對仁人志士們普遍哀嘆“不可救藥”的底層民眾，毛澤東以“組織落實”和“政治落實”為策，追求“喚起工農千百萬”，十分不易，但也不是“賭一把”。
首先，毛澤東深諳人性，知道大多數人在順服悲慘命運的表現下，都有改變命運的渴望，需要的是強者的引導和組織。
同時，毛澤東熟讀史書，了解歷史變遷的關鍵因素，明白民眾在歷朝歷代變遷中的巨大作用。
最重要的是實踐出真知。
早在1925年，自早春二月到夏季，毛澤東和妻子楊開慧就在故鄉韶山有實踐活動。他們從創辦農民夜校入手，開展喚起農民的各項工作。幾個月下來，不僅建立了20多個秘密的農民協會，成功地反抗了土豪劣紳的惡性行動。還發展了4個黨員，建立了中共韶山黨支部。
還有，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在廣州、武漢都主辦過農民運動講習所。在1927年初，面對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指責，更是深入湖南農村一線，歷時一個多月深入細致地考察，并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指出，“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
加上秋收起義后上井岡山建立根據地，以及后來轉進到贛南閩西建立中央蘇區，這些經歷讓毛澤東對以農民為主的底層民眾有了真切的認知。在毛澤東心里，這些人雖然問題很多，但并非“不可救藥”，而是“孺子可教”。只是需要有人沉下去到他們身邊，并長期堅持下去，就能喚起人民大眾、同心改天換地。
因此，在實踐出真知的基礎上，在1930年底在第一次反圍剿勝利之時，毛澤東在《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詩詞中放言，“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
隨后，以“組織落實”和“政治落實”為關鍵路徑，堅守信心，不懈耐心，從軍隊到地方，從根據地到全國，不斷探索前行。漸漸地，良性循環帶來厚積薄發，中華民族從善如流，毛澤東成功地“擰沙成繩”。
（4）切身利益先行，快速直接證明
史料記載，1933年春，中央蘇區政府從葉坪搬到沙洲壩，毛澤東發現該地嚴重缺水，離河邊有好幾里，村民們的飲水是個難題，平時都是從臟兮兮的池塘里取水飲用。毛澤東很重視，向村民們提議挖井，當地群眾一方面無人挑頭，還怕“傷了龍脈”，因此沒有人響應。
毛澤東沒有放棄，自己帶著警衛員刨地尋找水源，找到后開挖。還對群眾說，“龍王若怪罪下來，我擔當。”在毛澤東的擔當和帶領下，蘇區政府工作人員同村民們一起挖好了一口水井，為沙洲壩群眾解決了喝水的大難題，讓當地群眾直接感受到紅色政權對他們的關愛和認真。因此，這口井被當地老百姓稱為“紅井”，成為當年中央蘇區執政為民的見證。
新中國成立后，瑞金沙洲壩的“紅井”故事編入小學語文課本，成了幾代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紅色經典故事。“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成了朗朗上口的名言。
這個事例顯示，毛澤東“一切為了群眾”的宣言不虛，很實在，很具體。
確實，自拉起紅軍隊伍開拓紅色事業之日起，毛澤東就密切關注群眾的切身利益，有實際的政策和行動。最早的紀律條例中明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都是不傷害群眾切身利益的體現。而且，隨著家業的發展壯大，在中央蘇區期間，在繼續用紀律條例嚴格約束的同時，毛澤東在多個場合的講話中不斷提出明確的要求，通過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的實際行動來贏得群眾。
他說：“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領導農民的土地斗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
他還說，“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么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
延安時期，1942年12月，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老調重彈”。他說，“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
國共雙方爭奪東北時，毛澤東曾對東北土改工作提出明確指示：“我黨必須給東北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群眾才會擁護我們，反對國民黨的進攻。”
毛澤東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蘇區，類似打井這種幫當地群眾解決生活困難的事情，就有很多。而且，隨著紅色事業的發展，毛澤東對群眾切身利益的關心不斷升華，從宏觀到微觀，從普遍到專項，群眾的切身利益一直是他關注的重心。
首先，以幫助貧苦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夢想為目標，面向全國的土地改革。這個工作自中央蘇區時代開始，抗戰時期有所緩沖，解放戰爭時期全面發力。一直到建國后，隨著紅色政權的覆蓋，不斷拓展。最后，包括暫緩幾年再行動的少數民族地區在內，紅色政權覆蓋的區域都實行了土改，為數億農民解決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切身利益難題。
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到城市后，毛澤東強調，“要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進而領導伙伴們通過疏通勞資關系、提高工資、福利、勞動保護待遇、吃飯和住宿條件，提高了工人及城市平民的生活水平，給他們以實在的利益。
隨后，通過大力發展公有制企業，讓無數普通人步入了現代工業企業，并因為高度穩定的體制端上了“鐵飯碗”，遠離失業之憂，最重要的“溫飽需求”得到保障。而且，這份“鐵飯碗”可以一代傳一代。這對無數普通的個人和家庭，都是保障生存的切身利益，前所未有。
大家知道，毛澤東對被俘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特務、戰犯之類，包括“手上沾滿共產黨人鮮血”的人物，都以思想改造為策，最后特赦，還排合適的工作、提供優厚的生活待遇。但是，對抓到的禍害底層民眾的惡毒之人，不管有無政治背景，毛澤東都指示嚴懲不貸。他說，“不殺匪首和慣匪，則匪剿不凈，且越剿越多。不殺惡霸，則農會不能組成，農民不敢分田。不殺重要的特務，則破壞暗殺層出不窮。總之，對匪首、惡霸、特務(重要的)必須采取堅決鎮壓的政策，群眾才能翻身，人民政權才能鞏固。”
顯然，毛澤東的狠，也是為了民眾的切身利益。畢竟安全需求與溫飽需求一樣，都是最基本的切身利益。為了讓群眾安心生活、不再為匪患襲擾、不再生活在恐懼中，毛澤東才下令嚴懲那些人。
此外，為群眾謀取切身利益方面，除了倡導和推行有益于民生的決策，毛澤東還及時叫停和糾正傷害民生的現象。
例如，1959年初，毛澤東在華北三省調查后發現，中共中央關于糾正“共產風”的決定精神并未得到有效貫徹，傷害農民的“一平、二調、三收款”現象仍然相當嚴重。為此，毛澤東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大力督促糾正“共產風”。在會上，他列舉了種種不合理現象，明確指出：“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采用贖買政策，怎么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么?這樣下去，一定垮臺!”
他還強調：“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
正是因為毛澤東的重視和不遺余力的堅持，“共產風”才沒有繼續蔓延，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了保護。
總之，無論是大事還是小事，無論是推行仁義善舉還是阻止過激偏差，毛澤東一直關注民眾的切身利益，并不斷有實際的行動。同時，不斷教導伙伴們重視民眾切身利益，將“為人民服務”的使命落到實處。
也正是因為毛澤東的認真、細致和堅持，接觸到中共政權的民眾很快明白，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和“一切為了群眾”的宣傳是真的，給自己的利益看得見摸得著。因此，越來越多的民眾發自內心地唱著“他為人民謀幸福”，步伐堅定地跟著共產黨“同心干”，呈現出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成了毛澤東所言之“真正的銅墻鐵壁”。
（5）嚴控待遇差距，凝聚軍民心力
古人云：“不患貧，而患不均。”
這是人性的一大特征，現代社會同樣如此。人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拿自己創造的價值及所得，與他人進行對比，并評估是否合理。
這個對比，既有“超視距”的對比，但主要是與自己類同的人對比，同一個群體里面，上下左右都會是對比的對象。對比后的感覺，直接影響對組織機構的認同感，直接影響工作熱情。如果感覺合理，心態平和，心情爽快，工作有熱情。反之，委屈感頓生，內心失衡，對組織機構和領導多有怨恨，對工作消極應付、有機會就走人。
可以說，待遇回報公平公正是人心凝聚的根基。遠離公平公正的組織機構，人心不合，裂痕很多，無法形成團結奮斗的團隊。尤其是物質匱乏、生活艱難的環境，再小的“油水”都值得關注，點點滴滴的經濟利益都是影響軍心民意的大事。
對此，毛澤東有清醒的認識。在號召大家大公無私、先公后私的同時，重視大家這份正常的愿望，在各個時期都關注物質方面的分配。尤其是重視底層人員、重視關鍵剛需的分配，并力求公平公正。
這方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關鍵剛需方面近乎絕對平均；二是在金錢津貼方面努力控制差距；三是對危險艱苦的工作或少數“特殊人員”有所傾斜。
且看，戰爭時期及建國初期，紅色團隊內部實行供給制，以標準化的伙食及少量津貼為主。伙食及衣服方面，基本一致，很少有差別；津貼方面是分發結余的伙食費，經濟條件較好時，有小差別；經濟困難時，上上下下也近乎完全一致。
毛澤東有回憶，紅軍時期，“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不過，毛澤東提出的這種高度平均的供給模式，徹底顛覆了軍隊發軍餉、軍官待遇高的傳統，軍心是否能穩住？跟隨朱德上井岡山的開國大將黃克成，有回憶：我到井岡山后，毛主席提出軍隊不能發餉了，要搞供給制。我當時想：這個辦法行得通嗎？對于有覺悟的共產黨員來說，這樣做不成問題，但很多戰士不發餉怎么行呢？當兵的發餉、當官的發薪，是一切舊軍隊的慣例。北伐時的國民革命軍也是這樣，當個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幾十塊大洋。現在一下子變過來，隊伍能帶下去嗎？我有些懷疑。可是后來，這個辦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帶頭，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岡山開始時期，隊伍比較小，打土豪打得比較多，每個人一個月還可以發三塊錢。一兩個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錢來得少了，就每人每月發一塊錢，以后發五毛。后來連五毛也發不起了，每個人一天只發五分錢的伙食錢，包括油、鹽、醬、醋在內。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部隊不僅沒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強，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這樣做是不容易的，別人是提不出來的。
可見，人們確實“不患貧，而患不均。”
因為確實起到了凝聚軍心的非凡效果，加上經濟十分困難，這個模式一直延續下來。抗戰時期，1939年到延安訪問的記者舒湮在他的《戰斗中的陜北》中描述：“一般工作人員的糧食是每人日發小米一斤四兩，每天菜錢分派方法是：1.機關普通是三分錢；2.延安邊區政府是四分錢 ；3.武裝隊伍是五分錢；4.陜公、抗大是七分錢；5.醫院是一角。”
這里顯示，受到照顧的人，一是在前線的軍人，二是知識分子。毛澤東等在延安的黨政軍領導人，不在待遇傾斜之列。
此外，媒體爆料，1939年，八路軍前方作戰部隊實施《各級津貼之規定》。全軍除供給制外的津貼補助粗略地劃分為六等，其中屬第一等的包括師長旅長級的干部，每月5元，屬第六等的是基層戰士，每月1元。與此同時，后方機關實施《各機關津貼標準》，把津貼標準分為五級。一級5元，發給主席等高層領導；最低的五級，1元，發給基層人員。
就在毛澤東自己及朱德等人每月5元津貼的時候，給知識分子特殊照顧。例如，1938年3月到延安的作家徐懋庸，在抗大當教員，每月津貼10元，同時在魯藝兼課，每月補助5元。
還是這個時期，毛澤東親自給聶榮臻司令員發電報，指示每月付給在前線奮戰的白求恩大夫100元津貼。當然，這個特殊照顧被白求恩堅決拒絕，理由是，“其他大夫每月只拿1元，而司令員自已每月只拿5元。”
正是因為待遇差距很小，戰士們再苦再累也沒有委屈感。
建國之后，情況復雜了很多，不可能再如戰爭時期那樣“均”了。但是，毛澤東沒有忽視薪酬待遇相對值的影響，努力控制差距，避免遠離公平公正。
當然，結構是否公平、評估是否公正、差距是否合理，沒有絕對標準，只有相對比較。合適的比較對象，一是民國時期，二是學習借鑒的榜樣——蘇聯。
先看民國時期。網上資料顯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公務員的最高工資級別從800銀元演變到近900銀元，公務員的最低法定工資是55銀元。其他方面，除教育界人士收入較高外，普通人的工資收入都不高。但是，即使是同樣的行業、同樣的機構，差別也很大。
例如，大城市小學教師每月收入30銀元左右，而同時代偏僻鄉村的教師則有人每月不足5塊銀元。再看，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時，每個月是8塊銀元，而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的工資是120銀元。同時代的著名教授魯迅先生，在北京當大學教授時，平均月薪為250銀元左右。1926、1927年兩年在廈門、廣州當教授時，平均月薪為300到350銀元。
上面幾個數字對比一下就知道，民國時期工資兩極差距超過100倍，同一系統內的差距也很大。
建國初期的榜樣蘇聯，情況類似。當時蘇聯政府系統，最高與最低的差距也達100倍。若加上高層官員工資以外的津貼、獎金等，實際差距更大。新中國探索工資改革時，中央主管部門制定的方案是，最高標準是1000元，為最低工資（30級，23元）的43倍多。方案報到毛澤東那里被否定，毛澤東說：“你們要1000元，我只要500元。”
在毛澤東的努力下，最后確定：把全國行政系統工資標準分為11類地區。北京為6類地區，中央主席最高為一級（月工資644元），勤雜人員最低為30級（月工資23元），高低極差距為28倍。
其中，不僅高低差距比民國時期和蘇聯減小很多，而且有地區分類，更加合理。此外，根據行業特征，工人、教師、醫務、文藝、科技等等，有各自的等級系列。對環境差、危險性高、強度大的工作，還有專項津貼。顯然，這套體系考量因素很多，結構更完整更合理，公平公正程度高。
例如，位于青海金銀灘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平均海拔3200米，長冬無夏，年平均氣溫只有0.4度，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區的三分之二，水82度就沸騰，蒸出來的饅頭硬如石，火車從內地運來的綠葉菜到那里后都變黃了，罐頭是常備食品。為了共和國的核盾牌，許多人在此長期奮斗。他們的工資待遇上就比職業條件相似、在內地普通單位工作的要高出一截。一位1964年從哈工大畢業分配到那里的劉書鶴老先生回憶，轉正后他的基本工資是75元，加上31％的地區補貼、事業費等，合計126.75元。而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大學同學，工資是56元，沒有其他專項津貼。
當然，對于這樣的差別，沒有什么人覺得不合理。
與此同時，還保留了延安時期對各類精英人才的特殊傾斜。其中，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每個月有數額不小的專項津貼，許多科技專家的月薪比中央領導更高。例如，1963年時分，錢學森的工資除職務上的原350元，還有作為學部常務委員的100元，每月共450元。比毛澤東的更高。
不過，對于這一套體系，毛澤東還不滿意。他覺得高低之間差距還是大了，不久專門提出：“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隨后，毛澤東多次帶頭降低自己的工資。在他的帶動下，全國實際最高工資為原行政三級，且是多次降薪之后的三級，毛澤東與總理、副總理、元帥們同級，每個月404.80元，為最低工資（23元，6類地區）的17.6倍。
就這樣還不夠。鑒于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起步，生產力長期嚴重不足，糧食、布料、肉、食油及各類農副產品、輕工業產品，皆不能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為防范因權力和金錢造成關鍵剛需物品向少數人傾斜，保障低收入群體有相同的關鍵剛需供給，毛澤東時代還建立了票證體系，嚴格保障關鍵剛需的公平公正。
這方面主要有兩點，一是票證體系完整。糧食、布匹、食油、肉類、魚類、豆制品、白糖等等，溫飽和營養的剛需性質物品，還有一些輕工業產品，幾乎都需要憑票購買，不是有錢就能買。二是票證通過戶口落實到具體的人，且與人的生命狀態、工作性質等重要因素相匹配。
例如，最重要的糧食，1955年的暫行辦法規定，對居民口糧定量以體力勞動強度為標準，按照工業、商業、機關、居民、學生、幼兒等分成九個定量標準，以確保不同地區不同勞動強度以及各行各業、老中青幼等各類人群的合理需求。也就是說，干體力勞動的青壯年工人，定量供應的口糧比毛澤東等干腦力勞動的人更多。
當然，票證體系并非絕對平等。如同延安時期對知識分子特別照顧一樣，對一些有特殊貢獻或正在承擔特殊任務者，還有一些特供票證。同時，會根據國民經濟狀態有相關調整。在三年嚴重困難時期，糧食定量減少，票證種類增多。經濟恢復后，定量也相應恢復，部分物資的產品上來后就逐步廢止了票證。
正是因為落實到人的票證，遏制了特權和工資差別造成的供銷傾斜，不大的“蛋糕”幾乎平均分配給了所有需要的人，而且是以近乎成本的低價優先保障憑票購買，這就保障了全體居民溫飽和營養方面關鍵剛需的底線，也保證了廣大基層人民的根本權利。加上毛澤東嚴格控制工資待遇的差距，以及帶頭嚴格自我約束，讓大家都感受到社會的公平公正，沒有“不均”之患。因此，長期的低收入和物質匱乏，社會影響很小，上上下下秩序井然，各行各業各階層的民眾依然保持同心，無怨無悔且地一起奮斗，
（6）完善勞保福利，消減民生顧慮
網絡媒體爆料，1968年國慶期間，毛澤東與當時在遼寧省委任職的毛遠新有過一段對話。毛澤東說：“你們遼寧是個工業大省，產業工人多，給國家的貢獻也大，但工資卻很低。他們創造的價值，要比付給他們的報酬高得多。這不盡合理，是我毛澤東對不起他們，欠了他們債的。現在國家底子薄，需要用錢的地方太多，建一座高樓要打好地基，再往上就會好一些，工人的待遇也會逐步提高的。目前能補償一點的，就是他們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學，公家都盡可能包了下來。你去告訴陳錫聯，你們遼寧一定要把工人勞保福利的保障工作搞好，否則，我就更加對不起他們吶。”
這段話表明，毛澤東很重視工人的勞保福利保障工作，要求將他們的生老病死、居住教育等事情都包下來。
其實，毛澤東的這個愿望不是臨時感悟，而是源遠流長，源自他對改善群眾生活與解決國家民族問題之關系的考量。抗戰時期他就指出，“只有全心全意幫助群眾組織生產改善生活，才能獲得群眾真心真意支持，共同致力于解決民族解放、國家獨立問題。” 他比喻，“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群眾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后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因此，各個時期他都重視將“為人民服務”落到實處，強調關心群眾生活的大大小小需求。“切切實實地去研究人民中間的生活問題，生產問題”，“幫助人民具體地而不是講空話地去解決這些問題”，這類教導隨處可見。
建國伊始，基于這個一貫的指導思想，在從供給制轉換薪金制的過程中，主管機構開始探索“包下來”的福利保障機制。伴隨著公有制經濟的建設與發展，逐漸形成了相當完善的勞保福利機制。可以說，毛澤東的“包下來”的愿望，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是多數城鎮普通勞動者享受到的現實。
當然，毛式“包下來”的勞保福利機制，主要體現在體制內的企事業單位，很完整也很復雜，無須細細道來。簡單而言，主要就是涉及面廣，生老病死，吃喝拉撒，探親休假，等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工傷、事故等大事難事，都有相應的福利機制。因此有人說，那個時代“從搖籃到墳墓”都有保障。
住房，沒結婚的有宿舍。結婚的有住房。大小和條件是一回事，基本不花錢。
醫療，保障很充分，花錢很小。除職工本人外，子女生大病所發生的醫療費，父母單位各報銷一半。
教育，9年義務教育基本免費，象征性收一點，家庭負擔重的困難戶還可以申請免除，政府和單位還會提供困難補助。學生常有免費體檢、防疫衛生，在校醫室看病免費。
此外，假期是福利中的一個重要項目，人們享受各種假期。如帶薪喪葬假3天、婚假3天、產假56天，等等。女同胞在不方便的日子也可帶薪休假，所以才有了延續至今的“例假”一說。而且，哺乳期的女職工可以按時離崗去給孩子喂奶，不影響薪酬。
與親人不在一地的，有探親假，根據婚前婚后的情況有不同的規則。但是，都帶薪，還報銷基本的車旅費。
其他，雜七雜八的福利補助種類繁多。理發、洗澡，或是免費或是有專項補貼。冬季有取暖費（烤火費），夏季有降溫費。多數工人每年都有免費發放的工作服，還有肥皂、洗衣粉、電影票，等等。而且，對在生產一線、工作辛勞或是有獨特需要的人員，配置專有福利。如，線手套，棉手套、口罩，毛巾，棉鞋，棉大衣，白糖，手電筒，電池，工種糧票補貼，… 以及其他工種專項福利。這些東西，同一單位的辦公室人員、包括領導們，都沒有。
不過，畢竟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情況各異，各地方、同一城市各類機構的勞保福利雖然總體類似，并非完全一致。而且，農民的勞保福利另成體系，主要由公社提供口糧和基本生活的保障，還有社會救災、社會救濟、五保供養制、社會優撫和合作醫療等專門針對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其中，農村獨有的“五保”供養制，是比城鎮居民更為優厚的福利保障。農村里面無力自主生存的特別困難人員，由公社集體完全承擔“吃、穿、住、醫、葬”五個方面，個人基本沒有負擔。
撇開具體的細節和差異，實事求是地說，在艱難的起步階段，在物質生產還不能滿足基本需求的社會環境中，努力構建和完善大眾化的勞保福利，確實不易，也確實起到積極的作用。因為有完善且緊貼實際需求的勞保福利，工資不高的普通人無需靠工資承擔生活的一切，更無需為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顧慮重重。自然，奮斗之時不易因自己和家人的事分心，不大需要操心工作之外的家事，可以輕松上陣，赴湯蹈火亦無所畏懼。
（7）傾聽民生呼喚，親力統籌解難
延安時期，雷擊打死人引發牢騷、詛咒毛澤東仍被寬恕的事例，廣為流傳。
故事梗概是，1941年初夏時分，陜甘寧邊區某地突然天降大雨、電閃雷鳴，延川縣一位姓李的代縣長遭雷擊身亡。同時，一位農民的一頭驢也被雷電打死。這個農民不僅很傷心，且大發牢騷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
不久，清澗縣一個農民在山上犁地時遭雷擊身亡，妻子伍蘭花她一邊痛哭一邊污罵共產黨，詛咒毛澤東。
當然，這兩個詛咒毛澤東的人，分別被拘捕，準備嚴懲。毛澤東聞訊后，也分別了解情況，得知主要原因是公糧太多，壓力太大、生存艱難，隨后指示放人回家，不予任何處罰。而且，對生活困難的農婦伍蘭花更是重視，發公文要當地政府照顧，還把自己的口糧送給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
事情沒有到此為止。從他們的牢騷抱怨中，毛澤東體恤到邊區人民的艱難。他知道，由于國民黨軍的進攻威脅、停止八路軍的軍餉、封鎖商貿通道和外界的援助，邊區和抗日根據地十分困難，征收的公糧由1939年的5萬石劇增至1941年的20萬石，造成群眾生活艱辛、牢騷滿腹。
盡管造成群眾負擔過重的根源是國民黨的“反共”和“限共”，毛澤東依然將減輕群眾負擔作為自己的責任，不斷努力行動。一方面大力推動大生產運動，一方面接受精兵簡政的諫言提案，并親力親為，推動實施。
陜甘寧邊區二屆一次參議會期間，毛澤東看到精兵簡政的提案，很贊同。不久的1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為實行精兵簡政給各縣的指示信》，吹響精兵簡政的號角。隨后，1941年11月開始，至1943年，陜甘寧邊區政府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在邊區進行了三次精兵簡政，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在此期間，毛澤東對精兵簡政工作一直非常關注，多次教導督促。
1942年9月7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中也說：“黨中央提出的精兵簡政的政策，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報告時，毛澤東再次提到精兵簡政。他說，“我們就要實行‘精兵簡政’。這一次精兵簡政，必須是嚴格的、徹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局部的。在這次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
毛澤東的這番話，既指出了過去精簡工作的不足，也對今后的精簡工作提出了期望。不僅提高了黨員干部對精兵簡政工作的意義、目的和要求的認識，也增強了對具體工作的督促力度。
就這樣，毛澤東親力親為，抓好大生產的同時，推動精兵簡政落地，切實緩解了民生困難，并提升了紅色組織的生命力。自然，邊區群眾的牢騷少了，對共產黨的信任和愛戴多了。
盡管因雷電打死人詛咒毛澤東的故事版本不同，有一個人的、有兩個人的，細節更是多樣。但是，無論哪個版本，啟示相同。
事實上，無論是哪個歷史時期，毛澤東都重視群眾的疾苦。建國后，身為國家最高領導人，他對民間疾苦更加重視，將閱讀群眾來信作為傾聽民間呼喚的重要方式。對于群眾生老病死的憂患，一旦發現即認真關注，帶領大家想辦法解決問題。
例如，“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困難重重。尤其是大城市，資本家跑路、列強禁運封鎖、國民黨特務爆炸破壞等原因，造成大量的底層職員和工人失業。因為生活非常困難，許多人直接給領袖毛澤東寫信，傾訴困難，請求幫助。這些信函，經秘書們拆閱梳理后，形成一份關于市民和工人失業的專題報告，某一天提交給了毛澤東。
當天晚上，毛澤東就認真閱讀了這份報告，并在報告上對政務院寫了很多批語，大意是：失業問題如此嚴重，要認真解決，不是個別解決，馬上把這個信印發給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立即開會討論解決這個問題，目前失業工人沒飯吃的要當即給予救濟。我們勝利了，不能讓人民群眾遭受痛苦。
在毛澤東的督促和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上上下下很快行動起來了。開專題會、各地調查、集中分析、提方案、討論評估。最后，經毛澤東拍板確定，出臺“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的方案。即將失業者都安排上班，不論私營工廠、公家企業，安插進去，不讓他們失業。工作量不足，就輪班開工或學習文化技術。而且，原來在上班的人們原有工資不降，不影響他們的生活。增加的開銷，由中央出面解決。號召和組織，
很快，在毛澤東的號召和帶動下，全國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機關到解放軍，都行動起來了。通過裁減軍費、開展厲行節約運動等方式減少國家開支，支援失業民眾。
就這樣，政務院專題會議開過兩個月后，問題就基本解決了。
再如，前面介紹過，毛澤東長期關注血吸蟲病，親力親為，調動各地力量一起治理這個長期積壓的難題。在毛澤東的精心指導和組織下，所有的力量都調動起來并整合在一起，大家群策群力，艱苦奮斗近十年，終于從根本上把血吸蟲病解決了。
其實，這也是毛澤東傾聽民生呼喚、親力親為，為群眾排憂解難的一個典型例證。因為，毛澤東關注血吸蟲病，也是源自群眾來信。
據毛澤東的秘書回憶，1950年冬，就有血吸蟲病重災區任屯村農民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盡快治好血吸蟲病。毛澤東隨即派出的醫療隊到任屯村，不分晝夜查病治病，搶救了不少病人。
但這只是前奏，緊接著才是大動作。
1951年，秘書室收到江蘇、江西一些地方的農民來信，反映血吸蟲病很嚴重。有的來信說：“我們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可血吸蟲還是要我們的命。”有的來信里面還附著病人大肚子的照片。毛澤東看到這些來信后高度重視，立刻作出批示，要求各地政府收集詳細情況，考慮一并解決。
就這樣，毛澤東吹響了根治血吸蟲病的進軍號，并將其作為一件大事，始終放在心上。堅持不懈、親力親為，從方針政策到工作方法，把血防工作和發展生產結合起來，把科學技術和群眾運動結合起來，...調動各方力量一起努力。終于，于1958年在血吸蟲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江西余江縣，取得了突破性的勝利。隨后，各地的血吸蟲病基本都解決了，在江南農村挽救了上千萬人的生命，免除了上億人的疫情憂患。
這就是毛澤東。傾聽民間呼喚，關注群眾憂患，親力親為，指導統籌，為群眾排憂解難。自然，直接受益者和其他人都能感受到這份大愛，更加積極地追隨毛澤東去奮斗。
（8）體恤弱勢實情，策略剛柔相濟
前面介紹過，新中國創建之時，面對舊政權留下來的各色人等，毛澤東指示，“國民黨的一千萬黨、政、軍人員我們也要包起來，包括綏遠的在內，特務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因此，這些人大多數上留在原崗，成了新中國的公務行政人員。
這既是毛澤東善待敵營個體、善待歸來人才的體現，也是他體恤弱勢群體、政策上剛柔相濟的體現。畢竟，在新舊政權快速交替的歷史大潮面前，那些舊政權時代的精英人物和他們的家人也是弱勢群體，面臨生存的現實困難。
事實上，毛澤東的群眾路線不僅面向底層民眾，對于特定環境的特定弱勢群體，他同樣重視和體恤。正如他上面這個指示的前半句所言，“中國已歸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們都要負責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樣送給別人去。”
在這個原則的主導下，許多重要事項的政策和實施過程，都是剛柔相濟，對弱勢群體的體恤關愛有加。
幾個典型事例如下：
一、查封妓院時善待妓女，扶持新生，提供出路。
建國伊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全國范圍開展了“打掃干凈屋子”的行動。各大中城市先后封閉妓院，并頒布法令，嚴格禁娼。
大家知道，查封妓院，乃利國利民的執法行動，對妓女可執法處置，也可簡單遣散回家，任其自生自滅。但是，新政府沒有這么辦。各地查封妓院后，除妓院老板等有罪之人被收監懲罰外，對這些罪行談不上、惡習很嚴重的妓女們，政府視她們為“受害者”。既沒有簡單地掃地出門，也沒有收監懲罰，而是建立了一批專門的教養所、教養院，把她們送到那里。既給她們檢查治病，又進行文化補習和思想改造，外加紡紗、織布、縫紉制衣等等勞動技能培訓。甚至為她們專門開辦火柴盒廠、紡織廠，或是聯系遠離她們“失足”的生活環境，給她們安排好出路。
經過不斷的努力，數萬妓女的嚴重疾病得到治愈、心靈和思想得到再造，還掌握了生產技能，先后離開教養場所回歸社會，開始自食其力的正常生活。
二、公有制改造時善待資本家，疏導矛盾，優惠贖買。
建國幾年后，政權穩定，且取得抗美援朝的勝利，軍心民心凝聚，是時候對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了。因為這是中共治國理政核心理念落地的行動，且得到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對于掌握武裝力量、自主立法執法的紅色政權而言，定一個規則再實施，純屬正常。但是，毛澤東沒有簡單行事。而是以公私合營、“四馬分肥”等起步，以支付不低的“定息”進行“贖買”的方式，讓資方得到充分的利益。
不僅如此，面對工商業者自覺不自覺的抵制和悲觀落漠的情緒，毛澤東沒有一笑了之，而是兩次親自出面“與民族資本家交心”。對他們講社會發展規律、講國家民族利益，還有對他們的優撫政策。
此外，毛澤東認真對待榮毅仁的邀請，到上海視察工作時專門到榮家的申新九廠視察，以示鼓勵。不久，還對榮毅仁提出的“矛盾”問題認真回應。1957年2月27日，在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指出：“在我們國家里，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
這一系列的行動，消除了榮毅仁等人的思想顧慮，促進了工商業者的“洗心革面”和“脫胎換骨”，公有制改造順利進行。
三、降低工資時善待低收入者，逐級調整，及時剎車。
前面介紹過，毛澤東重視待遇上的公平，新中國首套行政系統工資中，最高最低差距控制在28倍，遠低于過百倍的民國模式和蘇聯模式。就這樣，毛澤東還覺得自己的工資高，多次帶頭降薪。
當然，領袖有這樣的要求，伙伴們不能不響應，很快制定和頒布相關規定。不過，盡管是善舉，降薪也不是“一視同仁”，而是體恤不收入中低階層的實際困難，降薪幅度逐級縮小，到較低層級后及時剎車，不降了。
且看媒體爆料。
第一套工資標準實行半年后，毛澤東提出降低高級干部的工資。1956年12月18日國務院第41次會議通過決定，將1956年規定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十級以上干部的工資標準予以降低。各級降低的比例是：1-5級為10％；6-8級為6％；9-10級為3％。
兩年后，經毛澤東提議，1959年2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降低國家機關三級以上黨員干部工資標準的決定，在1957年降低后的國家機關十級以上干部工資標準的基礎上，將國家機關一、二、三級的工資標準合并為一級，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的工資都降到404.80元。且這次降資只降黨員干部。非黨員干部和企事業、科教、文藝工作者一律不降。
不久，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再發降薪通知：3級降12％，4級降10％，5級降8％，6級降6％，7級降4％，8級降2％，9至17級降1％。18至24級不降。不過，似乎這次的方案沒有實施。
不管怎樣，幾次的數據顯示，毛澤東帶頭降工資時，照顧了收入偏低的伙伴們，沒有強人所難。
無疑，治國理政過程中，毛澤東既有原則又體恤弱勢群體，策略上剛柔相濟，相關人員都能感受到這份仁愛之心。自然，多有積極的回報。
（9）發力驅魔解鎖，釋放現代人格
毛澤東致力于改天換地的大業，要喚起全國人民同心干，并將人視為最重要的因素，將“一切依靠群眾”作為綱領。不過，在對同胞們有信心的同時，他也對世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民族劣根性有清醒的認識。因此，在大舉“扶正固本”的同時不斷發力驅魔和解鎖——驅除傳統文化中的“魔鬼”，解開扼殺人性、禁錮思想與行動的“枷鎖”。
大家知道，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豐富多彩的精華元素，造就中華文化與政體連貫傳承幾千年而不散這一世界唯一的奇跡。不過，幾千年封建社會環境中，也傳承和積累了很多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東西，危害巨大。這方面，魯迅先生用筆墨不斷向世人解讀。
且看，《閏土》中的少年閏土，樸實、健康、活潑、機靈、勇敢，一個很陽光的農村少年，與少年魯迅在一起時無拘無束，輕松自在地說笑。幾十年之后，因為在封建禮教環境中磨煉的“懂事”了，閏土一副木訥呆板的樣子，見到魯迅就叫“老爺”，還自責少年時分與魯迅親如兄弟是“不懂事”。
再看，《藥》中的底層居民華老栓及其家人，自私，愚昧，既無社會文明和責任意識，也無現代健康醫療知識，被蠱惑的只剩虛幻的祈禱和執著的迷信。其他人不僅對奮爭的革命行動麻木，還嘲笑拯救自己的革命者“發了瘋了”。
還有《祝福》中祥林嫂，命運多劫的底層婦女，婆家欺負她，東家欺負她，一個個還依照宗法禮教鄙視她。為擺脫悲慘命運，在報應輪回之說的蠱惑下，祥林嫂耗盡全部家當、到土地廟里捐了一條替身門檻，以示愿意任人踐踏，這樣也沒有贏得一絲寬仁的尊重。至死了，還招來有錢有文化的“上等人”魯四老爺鄙視的詛咒。
而在《吶喊·自序》中，作者在日本紀錄片中看到的許多中國人，圍觀日本軍隊砍殺一個同胞。那些圍觀者，“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
如此等等，只有更慘、沒有最慘。
當然，這些是表象，背后是厚重的封建文化造成的心魔、枷鎖。因為實在是厚重，這里不細說，只列一些較為突出的。例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的《三綱》，及在此基礎上的等級森嚴、上下尊卑觀念；“安分守己”的奴性順民意識；“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任人宰割的窩囊；私人關系重于原則規矩的“人情世故”；“祖宗家法不可違”的宗法意識；“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家族小團伙意識；不懂科學以及人為捏造的各路神仙妖魔造成的封建迷信；“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仰視權貴、鄙視勞動者的惡俗風氣；形式繁瑣且折磨人的封建禮教；“男女授受不親”的規矩；“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風氣；“頭發長見識短”的鄙視；“父母之命、媒約之言”加上“八字相符”的婚姻；稱呼、行動日期、飲食等方面的無數忌諱；體現無上尊嚴的物品，如神龕、佛像、牌位之類；還有歪曲“天理”與“人欲”關系的“存天理，滅人欲”學說；等等。
僅從上面的這些就看得出，封建文化的勢力十分強大，受其浸潤與包圍的普通民眾的生活，確實水深火熱。因此，絕大多數人或是被打壓的眾苦不堪言，或是被毒化的麻木不仁，與現代化所需的現代人格和現代人文環境相去甚遠。而且，官僚精英的官僚性和社會大眾的奴性是封建文化的主流，直接抵觸“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推崇和促進官僚主義。如果任其繼續傳承和泛濫，則難以對國民心性“扶正固本”。即使成功地推翻了舊世界，也難以建設充滿現代氣息的新世界。
對此，毛澤東一直有鮮明的立場和切實的行動。
1940年初，在《新民主主義論》報告中，毛澤東提出，“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成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成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
1944年7月，與英國記者斯坦因談話時，毛澤東指出，“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中有很多好東西，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必須把這些遺產變成自己的東西。然而我們中國有些人卻崇拜舊的過時的思想，這些思想對于我們今天的中國不僅不適用而且有害。這樣的東西必須拋棄。”
尤其是1945年6月11日，在中共七大閉幕詞——《愚公移山》報告中，毛澤東明確：“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
將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并列，加上1948年提出的官僚資本主義，視為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可見毛澤東對封建文化的重視和憎恨。也正是因為如此重視和憎恨，毛澤東不斷號召民眾批判封建文化寄存的邪惡、迂腐思想觀念，樹立充滿正氣和奮斗精神的現代思想觀念；改變蘊藏封建文化內涵的傳統風俗習慣，樹立和傳承現代文明新風尚；拋棄“精神枷鎖”性的神龕、牌位等陳舊物品，跳出封建宗法制度圖騰造成的精神桎梏，坦坦蕩蕩地面對一切。
總之，毛澤東不斷發動民眾向危害深重的封建文化開火，力圖驅散人民心中的封建心魔、解開扼殺人性、禁錮思想與行動的封建枷鎖。在毛澤東的倡導和推動下，民眾解放思想、反對封建文化的浪潮不斷涌現，壓抑許久的心靈和思想得到釋放，國民的人格漸入健康的正途。
不過，因為事務多有兩面性，傳統文化中哪些是精華、哪些是糟粕，哪些的正面價值大于負面價值，經典名言該如何理解，等等，確實不易明確。自然，形式上顯而易見的廟宇、菩薩、牌匾、字畫等等，成了主要目標。而且，全社會參與的全新探索，年輕人的沖動造成的惹禍，以及其他原因，推翻封建主義這座大山的過程中出現較大的偏差和過激行為，不少有價值的建筑和物品被破壞。盡管被及時剎車、糾偏，確實留下了一些傷痕。
但是，正如英國歷史學家E·H·卡爾所言，“危險并不在于我們去掩蓋革命歷史中的巨大污點，去掩蓋革命帶給人類的痛苦的代價，去掩蓋革命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危險在于我們企圖完全忘卻并在沉默中無視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回望歷史之時，既要看細節，更要看大局。
回顧一下魯迅先生筆下的眾生相，看看建設新世界時期的眾生相，反差一目了然。無疑，正是因為毛澤東不斷號召和鼓勵，中華民族對傳統文化中的封建糟粕才有了全面和深入的解剖，并驅散了很多盤踞在人們心中的心魔、解開了很多束縛正常人性與科學思想的枷鎖，消除了一大堆阻礙民族團結奮斗的障礙。中華民族的生命活力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得以釋放，中華大地現代社會文明氣息蔚然成風。
“東亞病夫”不見了，“激情燃燒”滿歲月。顯然，推翻封建主義的努力，功不可沒。
（10）持續推動平等，和合正氣旺盛
提到“為人民服務”，大家立刻想到，這是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人確定的使命型理念。同時，很多人也知道，這個理念的鄭重亮相，是毛澤東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的致詞。
身為黨政軍最高領導，為犧牲的戰友致悼詞，充分體現出毛澤東對戰友的一片深情。對此，大家都很感動。然而，放大格局來看，毛澤東參加張思德的追悼會，不僅是戰友情深，還是親力親為促進平等意識的行動。因為，犧牲的張思德雖然是毛澤東身邊警衛人員，但只是中央警衛團的一個普通戰士。而毛澤東則是中共中央的領袖，二者之間的身份差距巨大。因此，基層干部出于傳統常理的認識，認為“張思德只不過是個戰士，戰士死了沒有必要告訴毛主席，就地埋了就行了。”
不過，毛澤東還是知道了。隨后不僅批評了這種等級觀念明顯的錯誤，還詳細詢問事故發生的原因和經過，指導安排后事的具體事項，題寫了“向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聯，親自出席追悼會，向張思德默哀，并發表悼念講話。而且，這個講話不是念稿子，也不是簡單幾句，是一個多小時的致詞。《為人民服務》就是秘書們將此番致詞記錄后、交毛澤東梳理修改而成。
毛澤東不僅為一個基層戰士寫挽聯、全程參加他的追悼會，發表長篇悼詞，還在悼詞最后提出，“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顯然，毛澤東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和致詞教導大家，“為人民服務”旗幟下的同志們，雖有職務高低的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等級之分，大家是平等的。
其實，毛澤東倡導平等、大力推動平等意識、構建平等文化，始于“三灣改編”。在那個時期，他確定的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官兵同灶吃飯、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繁瑣的禮節、經濟賬本公開，等等。看起來各自不同，其實核心理念就是一個——平等。
事實上，毛澤東的一生中，一直在推動構建平等文化。
因為，“不患貧，而患不均”，底層民眾最大的痛點就是不平等。而且，官僚精英的“尊”和社會大眾的“卑”是封建文化的主流，各種階層分明、等級森嚴、尊卑有序的習俗，是“一切為了人民”的理念和“人民當家作主”目標的天敵，是將億萬人民大眾組織起來的最大障礙。同時，只有高度的平等，才能淡化階層之分造成的心理障礙，贏得“一家人”認同感，萬眾一心去奮斗。
更何況，紅色事業的“解放”就是消除各種不平等，讓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人不會受少數強人的欺負，促進社會的公平公正。因此，毛澤東高度重視平等意識，一直在多層次、全方位地推動平等文化。
除了前面提到的事例外，可圈可點的事例還有很多。
首先，在紀律層面要求以平等態度對待弱者。軍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同勞動同食堂、待人和氣、辦事公道、買賣公平、工作要同群眾商量，都是平等待人的具體要素。
第二，毛澤東從最重要的經濟利益方面著手，實行平等優先的理念，推動“天下大同”的平等風尚。前面有介紹，戰爭時期的生活待遇，關鍵剛需上下幾乎一致，津貼方面的差距很小。建國后，嚴格控制工資待遇差距，糧食等關鍵剛需則通過票證實現近乎絕對的公平，加上勞保福利方面的公平規則，讓大家感受到相當的平等。
第三，毛澤東旗下的軍隊，上上下下統稱“指戰員”，而不是“官兵”，而且許多職務都以“員”為表示，以示平等。例如，司令員、警衛員、勤務員、司號員、衛生員。而國民黨軍與此對應的是司令官、長官、副官、醫官，等等。同時，為削弱官氣對平等文化的阻礙，從軍隊到地方，下級對上級的稱呼不允許出現“官”的概念，統一用“首長”代替了“長官”。
對此，國民黨軍杰出將領王耀武感嘆，“我們這邊不但叫司令官，而且還要叫司令長官，唯恐這個差別體現不出來。”他還說，“都叫‘員’，至少在心理上是一種平衡。別小看這種平衡，這說明共產黨的高級干部整天把心思琢磨花在下面人身上，這在下面人看來，覺得領導心中有我。而我們呢？整天把琢磨心思花在上面人身上，甚至花在上邊人的太太、傭人、司機、老媽子身上，你讓下面當兵的怎么想？你說這個高下不是立見嗎？”
此外，為推動平等文化，毛澤東旗幟下的軍隊，長期拒絕軍銜制。1955年搞了軍銜制后，1965年又取消了。
無疑，軍銜制是國際慣例，但這個源自歐洲15、16世紀的機制，本身就是類似爵位的軍人階層表現，是軍人專有的“爵位”，象征明確、等級嚴格，并通過服裝和裝飾標志大為張揚。而且軍銜制的“等級制”和“終身制”兩個特征有濃厚的封建色彩，與毛澤東的人民軍隊建軍思想不符。因此，實行一段時間后被取消。理由如1964年11月中央軍委的《關于取消軍銜制度的意見》所言，“實踐證明，這種制度不符合我軍的優良傳統，它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等級表面化，助長了個人名位思想和等級觀念。不利于我軍的革命化建設，不利于同志之間、上下級之間和軍民之間的團結。同時增加了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不少繁瑣事務。”
還有，為解放受封建文化壓迫最深重的婦女，毛澤東強力打破男尊女卑的世俗、推動男女平等的新觀念。“婦女能頂半邊天”，“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得到。”是毛澤東時代的流行語，是推動男女平等的號角。
更重要的是，建國后頒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通過法律規定“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廢除包辦強迫婚姻，禁止納妾、童養媳、干涉寡婦婚姻自由等等封建習俗。
在毛澤東的大力推動下，中國很快成為世界上女性解放最徹底的國家之一，是男女平等的楷模。
當然，毛澤東知道，平等的最大障礙是官僚精英與平民草根之間的尊卑分明習俗，非常頑固，且根子在上層。因此，他在不斷打壓官僚主義的時候。突出強調平等。
他明確指出，“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
他具體說明，“我們的經驗，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架子使工人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且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
他認真要求，領導人應當“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系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
他嚴厲批評，“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
他嚴肅警告，“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他提出章法，“要領導者采取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
事實上，毛澤東的此類話語舉不勝舉。還有其他的，教導知識分子平等對待工農大眾的，教導工農大眾勇敢登臺的，都不少。而且，他自己一直以身作則。無論是長期共事的戰友，還是對他頂禮膜拜的普通勞動者，他都以平等友善的態度面對。在毛澤東的主導下，媒體一直宣貫“勞動人民”、“階級兄弟”、“階級姐妹”等覆蓋全民的身份同一概念，強調“分工不同，都是為人民服務”，推動全民平等意識。
在毛澤東堅持不懈的努力下，“仕貴民賤”、“男尊女卑”、“官大一級壓死人”之類的風俗和現象得到有效遏制，封建尊卑等級體系被沖擊的七零八落。自然，“一家人”的認同感不斷增長，各類人之間的關系更和諧、合作更順暢，萬眾一心的局面在各行各業不斷涌現。
（11）謳歌勞動價值，呵護勤奮心志
毛澤東的群眾路線中，“一切依靠群眾”是一個重心。戰爭時期面對表面實力遠勝自己的強敵、建設時期面對千難萬險，以工農業勞動者為主體的群眾，是紅色事業的核心資源，且是不二選擇。
但是，數千年來，這些從事體力勞動的民眾一直生活在底層。不僅收入低微、生活艱難，而且總是被權貴和精英鄙視。“窮鬼”、“泥腿子”、 “臭苦力”、“刨土疙瘩的”、“掃大街的”、“揀大糞的”、“泥瓦匠”、“下賤胚子”，等等，各類不屑的稱謂，給勞動大眾打上“下等人”的社會烙印。因此，大多數普通勞動者的內心都充滿自卑自賤的心理，做工只是為了謀生，鮮有奮斗的熱情。
如此封建文化習俗和社會烙印需要徹底消除，勞動者的消極心態需要升華為積極心態，才能順應紅色事業的理念和國家現代化的需要。為此，毛澤東很在意。不僅教導黨政干部和知識精英以平等之心面對普通勞動者，還以“勞動光榮”為中心，不斷謳歌勞動者的價值，托起工農勞動大眾的社會身份，讓他們擺脫自卑自賤的“下等人”心性、升華“勞動光榮”的陽光心態。
首先，毛澤東定義的“人民”和“群眾”這兩個區別于敵人的政治概念，雖然不同時期的具體涵蓋群體部分有所變化，毛澤東始終將工農勞動者作為“人民”和“群眾”的核心主體。因此，“人民”、“群眾”始終與“勞動”緊密相連，是各類勞動者的統稱。也可以說，毛澤東思想體系中的“人民”、“群眾”就是勞動人民、工農大眾。
明白了這一點，就更容易理解毛澤東托起工農勞動大眾的言行了。
且看：
為強調勞動的價值，他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為宣傳勞動者的智慧，他說，“實踐是最好的課堂，群眾是這個課堂里最高明的老師，而我們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為讓精英們消除傳統偏見，他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為讓精英們跟上時代潮流，他說，“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
為讓干部們端正態度，他說，“我們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
為讓干部們切實尊重勞動者，他說，“誰有真理就服從誰，不管是挑大糞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掃街的也好，貧苦的農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們手里，就要服從他們。”
除了類似的教導和指示，在托起勞動者的身份、升華他們的奮斗熱情方面，毛澤東還有很多切實的行動。
例如，前面介紹的工資待遇、勞保福利方面的傾斜政策，就是最切實最明顯的舉措。
不僅如此，高調贊頌勞動者，也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大特色。
其實，早在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就開展勞模運動，培育了“艱苦奮斗，大公無私，踏實工作，甘于奉獻”的勞模精神。五一國際勞動節時分，毛澤東經常有專項活動。1949年12月，新中國成立伊始，政務院就作出決定，將5月1日確定為法定的勞動節。每年的這一天全國放假，舉國歡慶，各地的勞動者在公園、劇院、廣場，參加各種慶祝集會或文體娛樂活動，并對有突出貢獻的勞動者進行表彰。
而且，中央組織的、毛澤東參加的、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國家性質慶典聯歡活動，除了國慶閱兵與游行聯歡外，就是五一勞動節的慶祝聯歡活動。顯然，毛澤東是通過這樣的行動昭示天下，勞動光榮，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與高調慶祝五一勞動節相對應的是，高調評選和表彰勞動模范。從全國性的到各單位的，可謂各層級、各行業，且都很認真評選，大張旗鼓地表彰，并通過媒體廣為宣傳。
再看，在新聞宣傳方面，毛澤東強調贊頌勞動創造的價值，反對高調宣傳黨和政府的價值。
例如，1949年，《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農民來信，內容是感謝毛澤東和共產黨賜給了他們好光景。毛澤東看到后，當天就明確反對。他說了兩點：1，是人民，特別是農民給了我們這一切，而不是反過來。他們的一切都是自己斗爭得來的，而不是誰賜給的。 2，農民可以這樣寫信，但報紙絕不能這樣報道。報紙絕不能反映“恩賜”的觀點，而是應該引導人們認識到，是人民，特別是農民，創造了勝利和屬于他們的美好生活。
同時，在文學藝術創作方面，毛澤東強調要為工農兵服務，突出人民群眾的英雄形象，熱情謳歌在平凡崗位上的勞動者。在他的指示和督促下，很長一段時間，文藝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都是工農兵大眾，大力歌頌在平凡崗位的勞動者。而不是以前那樣以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權貴精英為主角，鮮有渲染風花雪月的小資情調。
還有，毛澤東跳出“學而優則仕”封建模式，也打破“論功行賞”的傳統模式，多次從基層勞動者中選擇優秀人才，直接提拔到高層領導崗位。典型人物有：農民陳永貴、工人吳桂賢、孫健，被提拔為國務院副總理，營業員李素文、工人姚連蔚被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工人倪志福先后擔任過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毛澤東的倡導和帶動下，基層勞動者中選拔優秀人才擔任省、市、縣級領導干部的，數不勝數。
此外，毛澤東還經常用自己的行動做示范。
例如，“人民大會堂”從設計到建設幾乎完工，還沒有確定名稱。毛澤東在落成前夕去工地視察時，從陪同的國慶工程總指揮萬里處得知，工人們管這里叫“大會堂工地”。于是，他就說：“那我們就叫它‘人民大會堂’吧!”
如此，毛澤東根據工人們的稱呼給這棟雄偉的建筑命名為“人民大會堂”。
還有，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71歲生日。應幾位大區書記的要求，他自掏腰包，用稿費請了30多人吃飯，參加者由毛澤東親自確定。有中央領導、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及少數部長。還有就是幾個各行各業的著名勞動模范，錢學森、董加耕、陳永貴、邢燕子、王進喜，沒有他自己的家人。而且，根據毛澤東的意思，各位勞動模范與毛澤東同坐主桌。
毛澤東就是這樣，通過多種方式謳歌勞動者創造的價值、托起勞動者的社會身份。在他的努力和帶動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習俗被唾棄，“勞動光榮”、“寄生蟲可恥”的道德觀漸成主流。人們贊美艱苦奮斗的精神、崇尚勤奮的勞動者，大多數人不再為自己從事簡單辛苦的勞動而消沉。甘當國家大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全心全意為國家建設事業“添磚加瓦”，成了那個時代的流行語句。
（12）激活主人意識，導出昂揚氣勢
美國政壇的常青藤、中美關系的開拓者與見證人基辛格，長期關注研究中美關系和兩國國情，對過去和當下的重要問題有諸多評說。網上爆料，他曾有言，“毛澤東時代的中美關系，中國在人權等方面處于攻勢，美國處于守勢；后來倒了過來，中國變成了守勢，美國變成了攻勢。為什么？就是因為毛澤東時代中國在人權等問題上領先于美國。不僅領先于美國，甚至領先于世界，成為世界政治文明的中心。”
此言不虛。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盡管物質消費生活方面還未進入收獲季節，在平等、民主等因素為主體的人權方面確有獨特的光芒，成為世界各國研究和學習的典范。
具體策略方法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就是一個——人民當家做主。
事實上，“人民當家做主”與前面介紹的“勞動光榮”，是毛澤東“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兩大抓手。通過“勞動光榮”，讓廣大的人民群眾跳出“下等人”的自卑、樹立“創造者”的自豪，滿懷熱情地為國家“添磚加瓦”。通過“人民當家做主”，讓廣大的人民群眾跳出“治于人”的被動、樹立“主人翁”的意識，從現實社會中具體的人和事著手，積極主動地承擔起“天下興亡”的責任。
當然，由于數千年封建文化的慣性，普通民眾習慣做順民，在官老爺面前大氣都不敢出，要讓他們以國家主人之心面對這個世界，在現實中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履行主人的權力，很不易。為此，毛澤東下了很大功夫，全方位地行動。努力喚醒并切實保護民眾的主人意識。
首先，毛澤東將自己心中的“人民”情懷通過命名方式落實到新中國政治政權領域的方方面面。國家是“人民共和國”，軍隊是“人民軍隊”，政府是“人民政府”，農村是“人民公社”，政治制度叫“人民民主專政”，參政議政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協”，貨幣叫“人民幣”，中央機關報叫“人民日報”，英雄叫“人民英雄”，還有“人民公安”、“人民銀行”、“人民郵政”、“人民鐵路”、“人民醫院”、“人民法院”，……無不與“人民”二字聯在一起。
其次，大家知道，代表至高無上敬仰愛戴之情的“萬歲”，數千年來都是“當朝天子”的專享。然而，當人民大眾高呼“毛主席萬歲”時，毛澤東打破陳規，高呼“人民萬歲”。在回報人民對自己的愛戴的同時，向人們傳遞一個全新的政治文明觀念，將人民大眾拉到與國家領導人同等的社會地位。
再有，為突破“官權至上”的強大慣性、消除民眾當家做主的大障礙，毛澤東對黨政干部苦口婆心地教導。在他的著述中，“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共產黨人是人民的勤務員”為中心思想的語句，比比皆是。
為讓干部們明白自己的“公仆”身份，他說明：“中國的大好河山，包括土地資源，都是屬于人民的，不是屬于哪個黨派、政府的，黨和政府只是代理人民去掌管。如果是恣意妄為、橫征暴斂、中飽私囊。人民是有權利行使自己的職責的。”
為讓干部們重視身邊的普通人，他定義共產黨人的“上帝”和任務，“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
為讓干部們認清黨和人民的關系、消除迷茫和誤區，他解讀，“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為讓干部們端正責任認知，他指出，“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他還說，“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
為讓干部們樹立正確的質量標準、知道該往什么方向努力，他明確，“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為讓干部們有正確的行事風格，他在著名的《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提醒，“我們的政策，不光要使領導者知道，干部知道，還要使廣大的群眾知道。”他還強調，“要打破關門主義和神秘主義，大張旗鼓地動員群眾，讓群眾自覺自愿地親身參與社會治理工作，不能簡單地強迫命令，不能包辦代替。”
而且，毛澤東的“人民當家做主”，不是停留在尊重民眾心愿，也不是蘇聯模式。他曾對蘇聯模式提出批評，“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相應地，他強調，“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因此，在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勞保福利等權利基礎上，在毛澤東的不斷指示和督促下，基層民眾參加管理成為中國一段時期的常態。上至國家層面，下至城市鄉村的各行各業各機構，基層民眾參與管理、并有實權的事例，舉不勝舉。
例如，中共八大正式確定，國營企業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將職工參與企業管理從制度上落實下來。
還有，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席位中，來自基層普通民眾的工農兵學商代表，一般都超過半數，確保了人民群眾最廣泛的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權力。發展到后來，毛澤東和伙伴們還從基層選拔多人到國家領導機構，擔任副國級領導，職位遠超無數老資格干部。
不僅如此，毛澤東將許多源自基層的好經驗視為珍寶，積極贊譽，或是直接推廣，或是適當梳理后作為政策或方法推廣。以這種形式，將基層民眾的智慧落實到國家治理和運營之中，切實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文明。“鞍鋼憲法”、“楓橋經驗”、“大寨經驗”等等，就是典型。
最重要的是，毛澤東通過“頂層設計”為人民當家做主鋪設道路。
1954年，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制定過程中，身為國家主席的毛澤東，力排眾議、堅決主張人民有罷免包括國家主席的權力，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可以解散國會，我們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相反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倒可以罷免主席。國家主席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并服從于它。”在他的再三堅持下，終于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國家主席”寫入了憲法，以憲法名義賦予了人民民主監督政府和罷免各級官員的法定權力。
而且，在他的主導和堅持下，這部《五四憲法》中還明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經常保持同群眾的密切聯系，傾聽群眾的意見，接受群眾的監督”；“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書面控告或者口頭控告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其后，1975年修訂憲法時，將促進基層民眾直接發出自己的聲音、參與社會管理、監督官員言行作為的“四大”條款加入到《七五憲法》中。而且，在公民權利條款中，又增加了“罷工的自由”權。
如此，為民眾履行各類管理權、反抗不合理提供了“政治正確”的保障和渠道。
此外，毛澤東推動“人民當家作主”的言行還有很多。
正是因為毛澤東不遺余力地激活民眾“當家做主”之心，并從政治正確層面提供保障，中共政權得到人民群眾自下而上的認可與支持。同時，民間的“主人翁”意識日益普遍和增強，“關心國家大事”和自下而上監督身邊干部的風氣成為常態，“歪風”得到遏制，“正氣”得到扶持。由此，干部與群眾之間的相互認同、相互理解、相互支持關系得到延續和鞏固，奮斗熱情高昂，呈現出驚人的“人多力量大”有機人力資源效能。
事實上，長期物質匱乏、生活艱苦的時代，人們一直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奮斗氣勢不可阻擋，各行各業奇跡不斷，“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文明是一大動力源泉。
對此，宋慶齡曾感嘆：“在我看來，自從1949年10月1日——這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以來，中國最偉大的轉變就是我們的國號中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了‘人民’這兩個字。這兩個字不是為了裝飾點綴，它的重要意義在于同樣有史以來第一次表明我們政府巨大力量的所在——人民。”
（13）共同體單位制，有依托有組織
1972年2月底，尼克松訪華一周。因受毛澤東“不到長城非好漢”的感召，最后的行程是登長城。不巧，出行的頭一天突降大雪，北京城市和八達嶺一片銀裝素裹，車輛不能正常通行。
但是，尼克松一行的行程沒有改變。車隊從釣魚臺國賓館到八達嶺長城，路上無冰雪，路邊上都是厚厚的積雪。原來，頭天晚上周恩來下達指示，北京市立刻行動，組織了80萬人的掃雪隊伍，加上區區100多輛灑水車、從釣魚臺一直掃到長城的烽火臺，確保了重大外交活動順利。
那可是1972年，北京全市人口大約800萬，且主要在遠離八達嶺長城的北三環以南，還是晚上的臨時安排。
尼克松得知自己登長城一路順暢的原因后十分震驚，“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它表現出中國人的整體性、紀律、獻身精神和巨大潛力，這是決不能低估的。”并提醒美國政界，“我們必須在今后幾十年之內，在中國還在學習發展他的國家力量和潛力的時候，搞好和中國的關系。否則的話，我們總有一天要面對世界歷史上最可怕的強大敵人。”
此事顯示，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習以為常的現象，體現的其實是世界歷史上最強大的組織能力，具有震撼世界的卓越效能。
那么，擁有如此不可思議的組織能力，有何秘訣呢？
政治版圖覆蓋政權所及的全部地理版圖，主人翁精神，自下而上對政府工作的認可與支持，準軍事化的“服從命令聽指揮”，黨員干部帶頭，等等，都是重要因素。不過，當時中國特色的單位制，是將多種原因凝聚成卓越組織效能的一個關鍵原因。
所謂單位制，即中國城鄉各行各業的一種“共同體”模式的工作機構，被人們稱為“單位”。當然，這種“共同體”模式的單位制，沒有標準定義，也不是毛澤東專門發明的。只是從戰爭時期到和平建設時期，毛澤東旗幟下從軍隊開始，逐漸形成并延續發展的一種社會單元模式。大到鄉村各行各業融合在一起、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小到城鎮的一個個工廠、學校，無論是黨政軍機關、科教文衛事業機構，還是從事生產業務的工商業機構，都是一個單位，有一些類似的“共同體”文化。
因為沒有標準概念，自然無法系統論述。撇開農村的人民公社，從當時城鎮各類單位的普遍特征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時代的單位，有不少共同的特征，對全社會的組織效能起到關鍵性作用。
首先，每個單位只是國家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國家領導機構的下屬單元，不是獨立法人式的社會機構。單位里面的每個工作人員都是由國家分配安排來的，不是單位自己招聘的。因此，單位領導的權力受到制約，不得侵犯勞動者的成員資格。即不能剝奪他們的就業機會，不能克扣他們的工資和福利待遇。如此，沒有失業的恐慌，國家主人的意識有落地之感，“以廠為家”、“以院為家”類型的情懷成為普遍性的文化基因。
同時，個人和單位之間的關系，不是就業與錄用、勞動與薪酬的簡單關系，而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社會關系。每個單位不僅要解決成員個人的工作問題，也要解決一些生活問題，尤其是國家統籌之外的基本剛需。例如，住房。再小的單位也要為工作人員提供住房，且一般都是緊挨著工作場所，以便于上下班。大一點的單位，有自己的大院，里面有學校、醫院、商店、郵局、銀行、食堂、澡堂之類場所，有業余文化藝術活動團隊，為單位職工和家屬提供最基本最重要的社會服務功能和休閑娛樂。甚至不少單位自行創辦集體企業，為職工家屬和后代解決就業問題。如此，生活便利，分心的麻煩少，容易召集起來開展集體活動。
由于公有制、計劃經濟，單位里面成員穩定度高、流動率低，形成熟人社會環境。上下之間、同事之間，大到個人的政治態度、工作態度、專業水平、性格特征，小到健康狀況、婚戀情況、子女情況、業余愛好、廚藝水平等等，都在彼此的掌控中。為針對性管理、組織幫扶、民主監督，提供了可靠的基礎。
不僅如此，因為是熟人社會，磨合與了解一段時間后，和諧合作效果好。同時，因為利益沖突小，加上長期的積極正面的教育，“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社會文化，相互之間不斷出現“比學趕幫超”的現象，多有互相促進、少有互相拆臺。隨著“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效應和“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效應的體現，穩定的友情得以生成和發展，人們的情感充實，日常生活中互幫互助的現象十分普遍。
對于無法避免的各種矛盾，熟人為主的單位，也有優勢。借助長時間積累的“群眾眼睛雪亮”功能，結合近距離審視的“鄰家陪審團”效應，能夠依托大家公認的情理，化解或削弱許多矛盾，實現內在的秩序維護職能。事實上，那個時代的大多數糾紛矛盾，都是單位內部解決的，很少走上法律途徑。對國家機器的依賴性很低，社會治理成本很低，效果很好。
最大的特點，當屬“古田會議精神”的社會化。
前面介紹過，《古田會議決議》中明確規定，“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除了打仗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之外，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盡管這只是建軍綱領，但由于這是紅色事業起家和成功的基因，加上中共強大的組織落實和政治落實能力，建國后這種“政治建軍”的精神很快在各單位體現出來。工廠也好、機關院校也罷，每個單位都不僅要執行業務任務，還承擔著“為人民服務”的政治使命，服務對象包括內部成員和外部社會，堪稱全方位的社會公益機構。
因此，面向社會的各類無償貢獻的事項，大家都習以為常，且沒什么委屈與抱怨。同時，人們心目中的單位不僅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臺，還是自己身邊的“黨組織”，是自己這類人民大眾中普通一員的依靠。因此，在“有事找組織”、“相信組織”的社會環境中，人們身邊有求助的地方，艱難困苦中心里也有希望，奮斗精神和生活熱情不易消失。
當然，“共同體”單位模式也有不少缺陷，流動性、自主性等方面受到壓制。但是，從社會效能角度來看，確實有驚人的價值。她讓單位里的人們相互熟悉、相互依存，解決了最大的精神貧困難題。大家平時協作共事，小困難時彼此之間互幫互助，大困難時有組織有依靠，不慌亂、很溫暖。又因為組織的關心幫助實在而具體，人們的歸屬感、責任心得以保持和升華。每當組織有號召時，自然不會退縮。
而且，因為工作生活交織在一起，都是熟悉的人，有黨組織領導，經常有各種業務型、生活型、政治型、公益型的集體活動。無論什么事、什么時間，人們都不慌亂，做到了“隨時聽從黨召喚”，并且爭先恐后。因此，大事發生時就會“需之可召，召之即來，來自能干，干之能成！”
無疑，依托“共同體”型的單位，隨時隨地“喚起工農千百萬”、形成“軍民團結如一人”之勢，是“中國力量”迅猛強勁、讓尼克松震驚并恐懼的一個重要原因。
（14）推動關鍵修補，全面升級基礎
贊嘆“六億神州盡舜堯”，把工農大眾視為圣賢，贊揚“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將平民大眾定義為歷史的主創者，毛澤東都是真心。同時，“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也確是毛澤東的信心。但是，毛澤東對現實很清醒，他知道紅色事業要依靠的群眾還很弱。無論是“一切為了群眾”還是“一切依靠群眾”，都需要直面群眾的實際問題。因此，他將主觀與客觀相結合，以群眾自身利益和國家現代化建設都重要的兩大關鍵問題為重點，大力推動堵漏補短。
這兩大關鍵問題，一是事關“革命本錢”的醫療衛生，一是事關“現代化本錢”的文化教育，均為最基礎、最重要的事項。而且，都是中國社會底層民眾普遍缺乏且急需解決的難題。
其實，早在戰爭時期，毛澤東就重視關鍵領域的堵漏補短。例如，紅軍時期他就幫身邊的戰友補文化課，1944年時還指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以督促軍隊上上下下學文化。但是，畢竟涉及面不大、影響不大。對國民基礎素質影響大的，還是建國以后他主導的一系列舉措。
其中，在文化教育方面，毛澤東時代有三大力措。掃盲運動，漢字簡化與拼音化，普及基礎教育。在醫療衛生方面，毛澤東時代有兩大力措。愛國衛生運動，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
先看文化教育方面。
建國伊始，我國文盲率超過80％，學齡兒童入學率僅占20％。因此，毛澤東首先繼續戰爭年代推動部隊戰士學文化的努力，就地取材進行掃盲。當然，規模大很多。史料記載，自建國到上世紀60年代中期，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四次主導開展全民性的大規模掃盲運動。
1950年秋季開始，在毛澤東的推動下，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實施了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從政府機關開始，向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很快，“車間學校”、“地頭學習小組”、“炕頭學習小組”隨處可見，“讀書聲聲響，處處是課堂，互教又互學，師生大家當”的情景遍布神州大地，還出現了《速成識字法》等很好的科學方法，取得很好的掃盲效果。
1955年，毛澤東受到一個農村基層掃盲經驗的啟示，再次發出掃盲的號召。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隨后，他還親自制定了“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個字”的掃盲標準。由此，1956年初，第二次全民性的掃盲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隨后，1958年春，掀起了第三次群眾性的掃盲運動。全民動員、參與，取得了很大成績。因時代背景，也有些浮夸，毛澤東對此提出過批評。不久，1960年春季，毛澤東號召學習山西省萬榮縣注音掃盲經驗，引發第四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
除了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漢字簡化與拼音化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展開。
大家知道，傳承幾千年的漢語文明博大精深，但也有一個缺陷——文字太復雜，學文識字太難。無疑，這是文盲多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掃盲和普及基礎教育的一個大障礙。為削弱這個阻擋民族現代化進程的障礙，毛澤東積極支持和推動漢字簡化與拼音化工作。在他的推動下，建國伊始的1949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工作協會成立，漢字簡化與拼音化工作跳出探討爭論、步入研究與推廣的正道。在相關機構和人員的努力下，漢字簡化和拼音注音工作很快取得實質性進展，漢字識字難度大幅度下降，人民大眾的識字率快速上升。
掃盲畢竟只是擺脫“睜眼瞎”，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和實際效果，沒有影響毛澤東推動基礎教育的普及工作。從城市到農村，從小學到中學，毛澤東一直關注面向黎民百姓的義務教育普及工作，多有指導和指示。
1955年底，毛澤東主導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中詳細規定：從1956年開始，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12年內，基本上掃除青年和壯年中的文盲。爭取在鄉或者社逐步設立業余文化學校，以便進一步提高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的文化水平。農村辦學應當采取多種形式，除了國家辦學以外，必須大力提倡群眾集體辦學，允許私人辦學，以便逐步普及小學教育。
此外，針對農村現實，毛澤東要求重視普及，就近上學，不過分強調質量；強調教育與勞動相結合，學知識的同時參與工農勞動實踐，反對死讀書、讀死書，等等。
在毛澤東的指導和督促下，中國基礎教育快速普及。到了1976年，很多中國鄉村實現了“小學不出村，中學不出隊，高中不出社”，多個省市地區適齡兒童入學率高達80％以上。
再看醫療衛生方面。
因為貧窮而不講衛生，因為無知而不懂衛生，因為政府乏力而環境臟亂，這是中華大地的“頑疾”，是“東亞病夫”的一個特征。既影響民眾的身體健康，也影響精氣神。建國伊始，從防范美軍對我國邊境地區發起的細菌戰開始，毛澤東主導發起了“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直接領導的全國性的愛國衛生運動。他強調，“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
除了清潔環境、振奮精神，毛澤東更上心的還是基層民眾最缺乏的醫療服務，尤其是農村幾乎空白的醫療衛生服務。從小在農村長大、長期以農村為根據地的毛澤東，深知農民缺醫少藥之苦，不斷指示和督促衛生部門加強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尤其是1965年夏季，針對衛生部報告的全國醫療衛生資源情況，毛澤東十分不滿，詳細批示，發出著名的“6.26”指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同時提出，“要培養面向5億多農民的醫務人員”，可以降低標準，以治療常見小病為主。他提出，“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
隨后，毛澤東一直關注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看到《人民日報》報道的“赤腳醫生”事跡后批示贊譽，對農村合作醫療模式報告大為贊同、批示推廣，引導了適應農村“赤腳醫生”基礎上的合作醫療模式快速普及，很快實現了毛澤東的愿望，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基本解決。
不僅如此，中國這套面向基層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還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譽為“以最少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 的“中國模式”，是“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范”，向全球推廣。
事實上，盡管基礎教育方面沒有醫療衛生方面這樣的國際榮譽，只要看看具體數據、對比起點對比周邊就能知道，這方面的功效同樣是世界楷模。并因為這兩大領域的“人間奇跡”，使得中華民族的“革命本錢”和“現代化本錢”兩大基礎全面升級。
（15）高調宣傳勝利，鼓舞奮斗志氣
人的精神狀態決定行動效能，要讓大家保持積極奮斗的精氣神，需要經常給大家鼓鼓勁。對此，毛澤東很清醒，很重視，在有意義的重要時期會有所行動，高調宣傳勝利，以鼓舞軍民的奮斗志氣。
首先，他喜歡用詩詞來為大家鼓勁。
且看，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占領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毛澤東賦詩禮贊這個值得慶賀的勝利。
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1949年4月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距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還有，1958年7月1日，得知江西省余江縣消滅了長期困擾傷害江南民眾的血吸蟲病后，毛澤東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創作了兩首《送瘟神》七律詩歌，宣傳和贊美這場獨特的勝利。
七律《送瘟神》
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其二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詩詞之外，毛澤東重視社論的宣傳效果，重要的社論會親自參與。例如，1949年5月29日，上海解放的第2天，新華社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社論——《祝上海解放》。
這篇《祝上海解放》共由4個自然段組成，全篇1800余字。開篇提出“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進步人類為上海解放而歡呼”后，隨即展開，對上海解放的意義給予了高度的肯定，明確指出，上海解放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標志，是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標志。不僅如此，還是國際和平民主陣營的世界性的勝利。
據統計，在這篇社論的成文過程中，毛澤東對此文的修改共8處、136字。社論的最后一句，“這些外國政府如果愿意開始從中國事變中吸取教訓，那么，它們就應當著手改變它們干涉中國內政的錯誤政策，采取和中國人民建立友好關系的政策。”是毛澤東添加的。
文字之外，毛澤東還重視儀式的宣傳和鼓勵效果。例如，解放軍接管北平城后，毛澤東特別批準并專門指示，入城部隊必須經過東交民巷。因為，那里是按照《辛丑條約》規定的“國中之國”——領事館區，各國兵營仍然掌握在西方列強手中，禁止中國人入住。自1901開始，中國人不能自由進出，更別說中國軍隊了。這次，解放軍的步兵、騎兵、坦克兵雄赳赳氣昂昂地穿行在東交民巷，高調地向國內外渲染“勝利之師”的威猛、中華民族的自信，無數同胞興奮異常，看到了民族復興的希望。
儀式方面最給力的莫過于盛大的閱兵式，這也是毛澤東一直重視的。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盡管有國民黨空軍轟炸的危險，毛澤東依然堅持舉辦盛大的閱兵儀式和群眾游行，以鼓勵士氣、振奮民心。而且，國慶閱兵和游行儀式傳承下來了，成了共和國鼓舞軍民奮斗志氣的常態文化。
最高領導親自出面，高調宣傳勝利和成就，對上上下下的奮斗志氣很有價值。
當然，并非都是毛澤東親力親為。在毛澤東的帶動下，宣傳機構和主流媒體對各行各業的重大成就都會積極宣傳，以激發民族自豪感、振奮精神。
例如，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人民日報立刻發號外，廣播電臺立刻播放，全國人民激情萬丈。在人民大會堂向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3000多名演職人員宣布這個喜訊時，周恩來都提醒大家，“不要把地板震塌了。”
再看，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1號發射成功后，經媒體宣傳，大家知道衛星飛過自己頭頂的時間段。因此，很長時間幾乎每到晚上，各地人民紛紛走出屋子、仰望星空，尋找那顆我們自己的衛星。有收音機的，會努力調頻尋找衛星上播放的東方紅音樂。無論是否看到衛星、收聽到音樂，充滿民族自豪感的歡欣鼓舞，都會在無數人心頭油然而生。
無疑，高調宣傳戰斗的勝利、奮斗的成果，是激情燃燒的高效能“助燃劑”，使得軍民大眾的奮斗熱情不斷升騰。
（16）全面引領督促，推動苦難輝煌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國的前途是你們的，世界的前途是你們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接見中國留學生、實習生時留下的名言，彰顯了領袖對未來棟梁的深情厚望。從那時起，隨后的二十多年，這句話激勵了無數中國青年，大家都盼著早日投身偉大祖國的建設事業中，不辜負領袖的希望。
就在其時，隨著大規模工業化的起步及其他社會機構的發展，我國城鎮人口激增。然后，隨著醫療的快速提升，城鎮新生代數量快速增長。而且，因為義務教育的快速普及，這些人基本都上中學，成了中學畢業生。在當時，他們就是新生的青年知識分子，本人和家庭的預期都是在城鎮的工作生活。但是，因為多種原因，城鎮就業需求遠低于源源不斷的中學畢業生，每年幾百萬的初中高中畢業生難以在城鎮就業。
與此同時，農村的基礎教育還在艱難起步，機械化為基礎的農業現代化還只是想法，基礎醫療衛生工作、發電通電、廣播宣傳等等，許多事情需要有中學畢業的人才。據統計，當時單是合作社會計一項，農村就需要幾百萬知識青年，加上醫生、教師、電工、播音、郵政、農業科技等方面，人才缺口巨大。
可見，從國家層面上看，被動也好主動也罷，需要安排大量的中學畢業生從城鎮到農村，將城鎮青年的就業難題和農村進入現代文明的人才難題同時解決。
因此，在毛澤東的主導下，逐漸從號召到統一安排，開啟了史無前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隨著這項運動的全面鋪開，1700萬受過中學教育的青年走入了鄉村，切實解決了上述兩大難題。事實上，廣大農村快速普及中小學教育，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體系快速成型，各種現代農業科技知識被導入，農業機械化全面啟動，現代文藝活動和體育運動在農村普及，水利工程建設順利開展，刷牙漱口、洗臉洗澡、自由戀愛的文明風氣逐漸普及，等等，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功不可沒。
同時，部分知識青年通過上山下鄉的經歷，懂得了中國社會的現狀，掌握了勞動和生活技能，心理上親近勞動人民，并淬煉出堅強的意志，后來成了共和國的脊梁。
不過， 基于人性的本能，有安全和溫飽保障的人們，大多有向優質生存環境遷移的愿望，即所謂“人往高處走”。而讓原本在城鎮里面、父母懷抱中生活的知識青年到偏遠、艱苦、陌生的鄉村去，還要當被人看不起的農民，無疑有違“俗心”，難度很大。為解決城鄉各種的大難題、使得國家運營擺脫困境，毛澤東在領導各級黨政機構開展專項工作的同時，親自或支持相關機構，多次從不同的角度發出號召和教導，全方位地引領和督促有知識有文化的年輕人，推動他們離開城鎮到鄉村。
首先，早在1955年9月，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一個按語中，毛澤東高屋建瓴地發出號召：“組織中學生和小學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這里，基于青年充滿活力、滿懷希望的特征，毛澤東為青年知識分子展現出巨大的事業舞臺，激勵他們到廣闊天地大展宏圖。
不久，1957年4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中明確指出：“從事農業是今后安排中小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后就業的主要途徑。”
這里，讓知識青年明白學了文化不等于在城市里面生活，讓他們做好離開校園后去農村生活和工作的心理準備。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再次傳達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這里，以“必要”二字告訴青年知識分子，到農村去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同時對政府機構提出“說服”的要求，對青年們的家長提出“送到鄉下去”的要求，對農村政府機構和農民提出“歡迎他們去”的要求。這就給方方面面都明確了責任，讓大家感受到這是中央政府的決策，必須認真執行。
后來，“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詞成了宣傳口號，抒發著充滿青春活力的豪情壯志，激活了許多年輕人內心深處那股為國家和民族奮斗的英雄主義氣概。
雖然，對大多數人家庭和個人而言，這種“人往低處走”的遷移不是自己所愿，也確實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難。但從國家層面來看，恐怕找不出更好的應對之策，也確實解決了城鎮和鄉村各自的大難題。同時，還通過“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伐其身行”，錘煉出不少能擔當“天降大任”的棟梁之才。不管從國家還是個人角度上看，這也是一種苦難中綻放的輝煌。
這里，毛澤東主導下的不同角度的號召、教導和督促，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是推動上千萬人在和平時期逆流而上、經風雨見世面成棟梁的重要力量。
（17）文風樸實易懂，傳承卓有成效
毛澤東有言，“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這是他對伙伴們的教導，也是他自己的風范。作為紅色事業的最高領導，毛澤東在做好學生、認真吸取基層經驗的同時，高度重視自己的“先生”之責，日常工作中大力弘揚紅色事業的精神情操、傳授科學思維和方法。同時，他明白，“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文化差異是溝通的大障礙，滿口之乎者也的高談闊論，講的口干舌燥兵士們也聽不懂。
因此，自小熟讀古文、文章水平堪比大文豪的毛澤東，盡管“之乎者也”可以隨口而出，為了讓文化水平不高的戰士和民眾理解和接受，他的文章和報告多用樸素的大眾化語言，很少用“秀才”之語對“兵”講理。
在這方面，毛澤東一直有心而為。他說過，“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可見，他重視傳授效果。
而且，早在1929年古田會議期間，他指導士兵政治訓練工作的文件中就要求，“說話通俗化；說話要明白”。
自然，毛澤東作報告寫文章，都注意說明白、易理解。
且看，在江西蘇區時的一天，應紅軍學校師生要求，毛澤東給大家講課，內容是帝國主義侵略對中國民族經濟的破壞。這本來是個比較枯燥、深奧的政治經濟問題，政治名詞、理論定義、專用術語和數據比例很難懂。毛澤東講課時卻根本沒有那些東西，全部用社會上和生活中的現實事例來分析和解釋。例如，他舉例說，中國過去一直用竹篾箍木盆木桶，現在從外國進口了鐵絲，很快奪取了竹篾的市場，木盆木桶都改用鐵絲箍了，結果使我國大批竹箍手工業者失業，劈竹篾用的竹子滯銷，生產和銷售外國鐵絲的資本家們都發了財。
再看，在經典的“老三篇”及其他文章中，樸實的文風隨處可見。
在《為人民服務》中，他教導，“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紀念白求恩》中，他批評，“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至少不能算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
在《愚公移山》中，他指出，“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在《論持久戰》中，他解釋不能妥協，“中國堅持抗戰的因素有三個：其一，共產黨，這是領導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國民黨，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會投降。又其一，別的黨派，大多數是反對妥協、擁護抗戰的。這三者互相團結，誰要妥協就是站在漢奸方面，人人得而誅之。一切不愿當漢奸的人，就不能不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到底，妥協就實際上難于成功。”還有，闡述對最后勝利的預見，“戰爭過程中，只要我能運用正確的軍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則的錯誤，竭盡最善的努力，敵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將隨戰爭之延長而發展，必能繼續改變著敵我強弱的原來程度，繼續變化著敵我的優劣形勢。到了新的一定階段時，就將發生強弱程度上和優劣形勢上的大變化，而達到敵敗我勝的結果。”
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他要求，“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論在地方上或部隊里，都應該注意這一條。對黨外人士也是一樣。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匯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當中還有犯過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這些人，要準備和他們一道工作。”
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他明確，“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
事實上，在“毛澤東選集”等書籍中，如此內涵高端豐厚卻通俗易懂的內容，比比皆是。因此，引起了世人的關注和贊譽。
例如，著名學者、作家，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梁衡，2013年撰文《文章大家毛澤東》，對毛澤東的文章風范有精辟的描述。關于通俗易懂方面，他的評說有，“毛的文章典雅與通俗共存，樸實與浪漫互見。”還有，“毛文開創了政論文從未有的生動局面，工人農民看了不覺為深，專家教授讀了不覺為淺。”
其實，上世紀三十年代后期，毛澤東的樸實文風就引起文化界人士的矚目。當時在社會上享有盛譽的翻譯家、出版家、詩人邵洵美，因協助楊剛翻譯《論持久戰》而閱讀了全文。不久，他在英文版《自由譚》上撰文道：“這本《論持久戰》的小冊子，洋洋數萬言，討論的范圍不能說不廣，研究的技術不能說不精，含蓄的意識不能說不高，但是寫得‘淺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賞，萬人傳頌，絕不是偶然事也。”
很快，在英文雜志《Candid Comment》連載發表《論持久戰》時，他又在編者按中寫道：“近十年來，在中國的出版物中，沒有別的書比這一本更能吸引到大眾的注意了。”
由此可見，毛澤東樸實易懂的文風確實很給力，把高深的道理講得清清楚楚，實現了卓越的傳導效能，不愧為偉大的導師。
（18）借助傳統文明，升華感召力道
毛澤東明白，“強扭的瓜不甜”。即使是真理，也需適當的方式方法，讓對方容易理解和接受，才能起到教導和感召的作用。因此，他的鴻篇大論和日常工作溝通中，多用樸素的大眾化語言。
同時，熟讀古文的毛澤東，深知中華傳統文化有豐厚的資源、對國人有極大的影響力。即使是在鄉村里長大的文盲，成長的過程中都會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容易理解和接受民族文化的教導和感召。
因此，毛澤東在反對封建文化的同時，強調“要把封建主義的東西和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分開來”，并且積極利用傳統文化中的資源，在弘揚核心理念、精神情操以及重要的綱領原則時，他總是信手拈來民族文化的相關精華元素。
且看：
1933年夏，紅軍開始組建工兵，在中央蘇區瑞金等地修建工事。當時，一些戰士覺得這是農民們干的活，不是戰士該干的，不愿意當工兵。針對這種思想，毛澤東給戰士們講了古典小說《西游記》中的白龍馬，啟發大家學習白龍馬精神，甘當無名英雄，馱著革命走向勝利。
1937年，在《關于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號召》中，毛澤東提出忠、孝、仁、義的新說：要特別忠于大多數人民，孝于大多數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數人。對大多數人有益處的，叫做仁；對大多數人利益有關的事情處理得當，叫義。對農民的土地問題、工人的吃飯問題處理得當，就是真正的行仁義。
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講話中，毛澤東以唐僧的堅定、八戒的吃苦、孫悟空的靈活概括出八路軍、新四軍的“三大作風”。
在經典的《為人民服務》中，毛澤東直接引用司馬遷的話并延伸解讀：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而經典的《愚公移山》中，不僅引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來教導大家，后來更是直接借用故事來做標題。
關于統一戰線，毛澤東指出：“統一戰線一方面講親愛、講團結，另一方面又要斗爭。那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你們在學校，一個人自身也有統一與斗爭，自己犯了錯誤，不是要斗爭嗎？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也是說統一里有斗爭。”
大生產運動中，毛澤東說：“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作群眾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于天下’。”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毛澤東多次在不同場合，不同角度闡述他的“東風壓倒西風”論。同時明確告知，這是《紅樓夢》里面的林黛玉說的。
《孟子·公孫丑下》中的名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及“浩然之氣”概念，更是被毛澤東經常借用。在闡述抗日戰爭的文章中，毛澤東闡明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是“失道寡助”；中國人民進行的抗日戰爭，會“得道多助”。鼓勵大家發揚“浩然之氣”，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
1945年，在談到當時面臨的困難和應采取的對策時，毛澤東借用傳統文化經典元素提出三條：第一條，是老子的哲學，“不為天下先”，就是我們不打第一槍；第二條，是《左傳》上講的，“退避三舍”，你來了，我讓一下；第三條，是《禮記》上講的，“禮尚往來”，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還有一個經典事例。那是中蘇關系破裂后，世界上兩大陣營都成了我們的對立面，嚴峻的形勢使得不少人悲觀恐慌。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想起中國古代小說中的那些不怕鬼的故事。為了鼓舞全黨全國人民，毛主席指示中央書記處組織力量，從中國古代小說中選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并始終領導指導，堪稱此書的實際主編。而且，小冊子還未出版時，他就從中選了一部分故事，印發給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領導同志學習。
此外，毛澤東提出的戰略性國策“探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也非完全原創，而是源自朱元璋的“深挖洞，高筑墻，緩稱王”，是毛澤東結合實際修改而確定的。
此類事例還有很多。
毛澤東就是這樣，在弘揚精神情操及綱領原則時積極借助傳統文明，升華教導和感召民眾的力道，因而成效顯著。
（19）頌揚楷模榜樣，引導學習效仿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列寧的這句話與毛澤東的想法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重視“大本大源”的毛澤東，深知人是社會型產物，彼此之間互相影響，現實中的楷模榜樣對人們有很大的影響作用。早在1936年12月，毛澤東在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時，高度評價了共產黨人在鍛造新道德中的巨大能量。他說：“中國共產黨以自己艱苦奮斗的經歷，以幾十萬英勇黨員和幾萬英勇干部的流血犧牲，在全民族幾萬萬人中間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
因為明白，毛澤東很重視楷模榜樣效應，經常樹立榜樣、贊頌楷模。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代表黨中央贊譽全國所有的戰斗英雄和勞動模范，稱贊他們是“全中華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動各方面人民事業勝利前進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聯系廣大群眾的橋梁。”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向他們學習，以此促進人們在正道上砥礪前行。
典型事例如下：
1、《紀念白求恩》
1939年12月21日，毛澤東發表《紀念白求恩》，樹立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光輝形象，發出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的號召。
2、“生的偉人，死的光榮”
1947年1月12日，不到15歲的女共產黨員劉胡蘭英勇獻身，事跡十分感人。3月26日，任弼時向毛澤東匯報了劉胡蘭的事跡。建言他為劉胡蘭題詞。毛澤東同意了，在窯洞里揮筆疾書，寫下“生的偉人，死的光榮”八個大字。可惜，此題詞在戰亂中遺失。十年后，為紀念劉胡蘭逝世10周年，毛澤東應共青團山西省委的申請，為劉胡蘭重寫“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題詞。
3、“南京路上好八連”
1963年11月29日晚，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毛澤東觀看了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這出以在上海南京路、外灘巡邏執勤的八連指戰員“身居鬧市，一塵不染”的事跡為素材的話劇，讓毛澤東深受感動。因為，他將中國共產黨主政比作“進京趕考”，最復雜的“考場”自然是大上海，而上海最復雜的“考場”就是最繁華的南京路。這支守護南京路的八連，雖有坎坷，仍然保持了艱苦樸素的紅色傳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錘煉出了“拒腐蝕，永不沾”的金剛不敗軀體。因此，毛澤東很感動、很欣慰，詩興大發，揮毫寫下詩詞《八連頌》：
好八連，天下傳。為什么？意志堅。為人民，幾十年。拒腐蝕，永不沾。因此叫，好八連。解放軍，要學習。全軍民，要自立。不怕壓，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賊。奇兒女，如松柏。上參天，傲霜雪。紀律好，如堅壁。軍事好，如霹靂。政治好，稱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團結力。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4、“向雷鋒同志學習”
1963年2月中旬，《中國青年》雜志準備出版一期學雷鋒專輯。為提升效果，雜志社編輯部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他為學雷鋒題詞。對于基層單位的這個申請，毛澤東沒有漠視，沒有簡單應付，很認真地要雜志社提供建議，按照雜志社的時間要求，經自己認真思考之后，題寫了高度概括的七個字“向雷鋒同志學習”。
5、“工業學大慶”
從1960年開始大慶石油會戰，到1963年底，經過3年多的奮戰，大慶油田完成了探明和建設。此舉結束了中國使用“洋油”的時代，把貧油的“帽子”甩進了太平洋。
因為石油是工業的血液，中國長期戴著“貧油”的帽子，對國家的工業化是最大的制約。因此，毛澤東一直關注石油工業的狀態和發展。通過媒體和匯報了解到相關信息后，毛澤東對于大慶油田的石油大會戰給予了充分肯定，對以“鐵人”王進喜為代表的大慶石油工人的精神高度贊賞。于1964年1月25日，向全國發出 “工業學大慶”的號召。
6、“農業學大寨”
1964年3月的一天，毛澤東出京巡視時停靠在邯鄲車站，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向毛澤東匯報了大寨和陳永貴的事跡。早已在《人民日報》上看過長篇通訊《大寨之路》的毛澤東又一次深深地記下了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隨后，毛澤東在多個場合多次宣傳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核心的大寨精神，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
以上幾個是毛澤東“頌揚楷模榜樣，引導學習效仿”的典型事例，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而且，毛澤東樹立宣傳的榜樣，絕大多數都是基層人員和基層單位，很少將高層干部作為典范來表彰獎勵。這與蔣介石主要向將領們頒發“青天白日勛章”和“中正劍”的風格正好相反。自然，成效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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