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持續發展篇

　　風物長宜放眼量

　　媒體報道，抗戰后期被派駐延安的美軍觀察團負責人謝偉思，在延安呆了一段時間后，感覺中共各階層人物對毛澤東都很敬仰，毛澤東在共產黨人中具有獨一無二的威望。謝偉思對此不得其解，為此經常問身邊的共產黨人，“毛主席為什么能戰勝他的許多敵人，成為眾所公認的領袖？”而這些人給出的答案盡管各有不同，但其中有一致的地方，“他高瞻遠矚。”

　　另有報道，1959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評價赫魯曉夫時指出，“他不是老練的政治家，不大懂馬列主義，不講原則，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國，二怕中國。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隨遇而變。迷戀于暫時的利益，丟掉長遠的利益。”

　　這兩個看似不相干的內容，揭示了毛澤東的一個重要特征——看得遠，關注遠期的利益。

　　確實，毛澤東注重向前看、向遠處看。用他的一句詩來描述，就是“風物長宜放眼量”。為此，他曾在中共七大上將其作為領導者的關鍵素質。他說，“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毛澤東還說:“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叫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

　　事實上，正是因為毛澤東善于高瞻遠矚并努力掌控未來，在艱難困苦的歲月中堅持引導伙伴們為未來做準備、鋪道路、打基礎，才使得紅色事業沒有停頓在“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小打小鬧狀態，沒有像很多爆發的企業那樣“一紅就死”，而是在良性循環的康莊大道上不斷升華，穩健并持續地發出燦爛的光芒。

　　且看，毛澤東的“風物長宜放眼量”，究竟如何？

　　（1）危時不離不棄，全力求取生機

　　事業征途中難免遭遇艱難困苦的逆境，甚至會出現難以生存下去的危機。要追求長期發展的大業，如何應對大危機是無法回避的考驗，需要領軍人物積極應對。

　　毛澤東引領紅色團隊謀求改天換地大業的過程，多數情況下處于艱苦奮斗的狀態。還曾遭遇“一眼望不到盡頭”的生存危機，紅色事業幾乎難以為繼。就是在這樣的極度艱難時分，毛澤東都有上佳的表現，沒讓組織機構散伙，沒有中斷紅色事業的前進。

　　那是抗戰之期，根據國共合作相關協議，紅軍改編后由國民政府發軍餉，陜甘寧邊區也與國統區保持正常商業交往。但是，沒過多久國民黨就背信棄義，不斷掀起反共高潮，從各方面打壓共產黨，尤其是關鍵的剛需物資方面。不僅停發了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還對陜甘寧邊區及其他解放區實行封鎖，斷絕國內外各界對中共的外援，禁止其他區域與共產黨管制區之間的民間貿易往來。而且，這不是一時之舉，是長期行為。因此，中共黨政軍和根據地民眾很快陷入生存困境，貨幣、糧食、布匹、棉花、醫藥、煤炭等等生存剛需資源嚴重匱乏，且這樣的困境似乎沒有邊際。

　　面對“活下去”都是大難題的困境，毛澤東沒有嘆息抱怨一番就放棄。他依然堅守持久戰后的勝利，穩住陣腳，在繼續指揮各路人馬抗戰的同時，下大功夫求取生存。目的是“活下去”，工作重心是開展保障生存剛需的大生產運動。

　　精神上，毛澤東在會議上以義憤而又有志氣的語氣說道：“今天，我們陜甘寧邊區的黨政軍民在經濟上遇到嚴重困難，吃不飽，穿不暖，生活用品奇缺，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喝小米稀飯，鹽水泡野菜，都難以維持。是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這就是我們的回答。”

　　策略上，毛澤東明確地將戰爭與經濟密切關聯在一起，強調發展經濟是奪取戰爭勝利的根本保障，在惡劣戰爭條件下更應大力發展經濟。他明確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 “在財經政策上已不容我們慢步的走，則應轉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給自足的政策，這就是陜甘寧邊區目前財經政策的新方向，這就是開展在陜甘寧邊區黨與政府以及全體人民面前新的迫切的嚴重任務。”

　　行動上，毛澤東以“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為主題，號召開展全員性的大生產運動。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關于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要求各部隊“一面戰斗，一面生產，一面學習”，這標志著大生產運動的開始。

　　為搞好大生產運動、保障剛需供給，派出了359旅等正規部隊到荒蕪之地開荒種地，安排幾乎全體人員參加糧食布匹等剛需物質的生產勞動。不僅如此，毛澤東、朱德及在延安的中共領導都親力親為，與各行各業的伙伴們一樣，從事農業和手工業勞動，種糧食、種蔬菜瓜果，紡線織布，等等。

　　而且，為提高生產效能，毛澤東結合現實問題和需要寫了許多論著。《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組織起來》，《我們必須學會經濟工作》，《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等等。這些論著從政府管理、黨政干部的經濟思想、軍隊任務、政治與生產等多個方面，及時地為大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切實地促進了邊區的物質生產和經濟發展。

　　就這樣，在“斷頓”的極度困難環境下，毛澤東依然看到勝利的曙光，沒有放棄追求，也沒有在事業規模上退縮。而是迎難而上，全力以赴，強化剛需物資的生產保障工作。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經過上上下下的齊心努力，不久便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到1943年時，中共黨政軍的糧食已經能夠部分自給，副食品、辦公費和軍隊裝備用費，達到了大部分自給。一些根據地軍民合力開礦、煉鋼鐵、建兵工廠造槍炮彈藥。如此，基本實現了物資和經費自給自足的目標，戰勝了日寇及國民黨的破壞和封鎖。還改善了根據地人民的生活,支援了前線,為抗日戰爭的相持、反攻奠定了物質基礎。

　　事實上，毛澤東在嚴重且長期的生存危機面前的不離不棄、全力以赴謀求生機，不僅穩住了陣腳、渡過了難關，更徹底擺脫了剛需資源不穩定不靠譜的致命束縛，使得事業的基石不易坍塌。此外，還化危為機，鍛煉出一批懂經濟懂生產的人才，為紅色事業的繼續和發展增強了基礎。

　　為此，毛澤東有言，“應該感謝何應欽”，因為，“是他的禁運讓八路軍經濟上取得獨立，進而對以后黨的發展壯大發揮了重大作用。”

　　（2）順時控制火力，存活后續利益

　　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可見，要避免難以擺脫的憂患，需要深謀遠慮，并有切實的措施。

　　在這方面，毛澤東一直很認真，因此被伙伴們公認“他高瞻遠矚”。其中，在事業順風順水、成功唾手可得之時依然保持理性，看到“贏”后面隱藏的“輸”，并有切實的防控行動，堪稱他高瞻遠矚、深謀遠慮的突出亮點。

　　為什么這么說呢？

　　大家知道，人是情緒化動物，在事業風生水起之時容易浮躁，常有目空一切之心、無所顧忌之行，這就容易埋下隱患，為后續的工作帶來麻煩。因此，風生水起之時不狂妄，在摧枯拉朽的風頭上不放縱，而是保持理性、節制行動、盡力避免后患，實屬不易，也更顯燦爛。

　　當然，這個燦爛的亮點需要適當的時代背景，即勝券在握的大環境。事實上，毛澤東也是在1949年的戰略進攻時期才展現這類智慧亮點。奪取北平、上海過程中的重要決策，放棄對香港的進攻占領，就是典型事例。

　　眾所周知，自1948年冬季開始，因為厚積薄發形成的順勢，中共軍隊的戰斗力遠勝國民黨軍，且具有強大的攻城能力。只要把火力充分發揮，用武力進攻奪取各地已經毫無懸念。但是，毛澤東不僅考慮如何勝利，還考慮勝利以后的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元氣和發展經濟。因此，對奪取大中城市的戰役有專門的關注和指導，要求盡量減少對城市的破壞，不能像在野外戰場那樣使用火力。尤其是對文化底蘊豐厚的北平、工商業經濟發達的上海，更是用心關注，明確指示。

　　且看，平津戰役之時，毛澤東對奪取北平有兩手準備。第一是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兵不血刃地進駐，雙方和北平城內的方方面面基本沒有損失。這是毛澤東的首選之策，也是他一直努力的行動。

　　不過，此策略看似一切都好，其實也有不少麻煩。要改編幾十萬軍隊，給合適的出路；要給起義的一批高級軍官們合適的身份、合適的工作安排；還要以平等態度善待他們，不能像勝利者對待失敗者那樣；等等。這一切，其實都是麻煩事，是不小的負擔。如果直接用軍事打擊來解決問題，就簡單多了。

　　對此，毛澤東自然明白，但是依然堅持和平為主線，可見他對戰后的發展多么重視。

　　而且，如果不能達成和平解決問題的協議、需要武裝進攻時，毛澤東也有態度。他要求部隊高度重視北平城內的重要區域，在進攻時切實保護故宮、前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等重要場所，盡量避免對這些地方造成傷害。

　　當然，最后中共還是以和平方式奪取并進駐了北平，一大批名勝古跡和文化園區得以保存，沒有對后來的共和國定都建都、及后續的建設發展造成負擔。同時，“北平模式”成了一個樣板，被毛澤東大力推廣。很快，在多個地方發揚光大，許多省市被解放軍兵不血刃地接管。

　　再看，解放軍進攻上海之戰。因國民黨軍負隅頑抗，戰火難免，城外的戰斗異常激烈，炮火連天。但當解放軍進攻市區時，則對火力嚴加控制。因為，毛澤東有指示，要求攻城部隊在城區作戰時降低進攻烈度，盡量不用火炮、炸藥包等武器，避免戰火對上海城市建筑和工商業機構造成大的破壞。

　　攻城部隊嚴格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在上海市區基本靠步兵輕武器作戰。遇到敵軍躲在高樓大廈里面頑抗時也不用火炮轟擊，哪怕進攻的速度更慢、戰士的傷亡更多。因此，將戰火對上海城市建筑和工商業機構的破壞降到最低，保住了上海社會和經濟運作的元氣，沒有給新政權在上海的立足造成麻煩，也沒有為修復戰爭創傷及后續發展增加困難。

　　除了要求部隊在大城市里面不用重武器，部隊以風卷殘云之勢兵臨深圳界河邊卻停止攻擊，是毛澤東勝券在握之時控制“火力”、保存發展張力的又一個智慧亮點。

　　大家知道，解放軍進駐北京時，毛澤東要求入城部隊必須經過東交民巷；大軍渡江前夕，毛澤東支持并鼓勵炮擊長江上的英國軍艦；隨后不久。毛澤東直接拒絕了司徒雷登提出的“續約換承認”的條件。這一系列的動作顯示，毛澤東對中華大地上的殖民元素十分憎恨。但是，當解放大軍準備進攻香港、且十拿九穩之時，他卻下令停止進攻，讓香港維持殖民地的原狀。

　　原因不復雜，高瞻遠矚的毛澤東看到香港的獨特價值，因此暫緩收回這個殖民地，為新中國對外交往留一個通道。

　　史料記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就形成了東西方對峙的冷戰格局。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奪取了中國的政權，且不愿向列強俯首稱臣。顯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很生氣，揚言以全面制裁、封鎖禁運等等措施極力打壓紅色中國。毛澤東知道此事的嚴重性，但是拒絕退縮。同時，他不想新中國被動受困，還希望在外交“一邊倒”的同時有一個與西方和亞洲各國銜接的通道。香港，無論從地理位置還是治理屬性，都恰好合適。因此，毛澤東認為應該暫時放下“面子”保留“里子”，暫時讓香港以及澳門維持原狀。

　　果然，英國為了自身的利益，沒有完全跟著美國走。香港很快成了新中國發展對外關系的瞭望塔、氣象臺、橋頭堡，是新中國與世界許多地方來往的一個跳板，也是新中國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先進產品，以及石油化工等重要戰略物資的特殊通道。而且，中蘇關系破裂至中美關系改善前的十幾年期間，香港幾乎成了我國與外部世界聯系的唯一通道，對我國內地的經濟建設與科技進步起到的重要作用。

　　顯然，毛澤東在解放軍可以毫無懸念地奪取香港之時及時叫停，堪稱“丟芝麻撿西瓜”的大智慧。

　　毛澤東就是這樣，勢頭旺盛之時保持冷靜，在“推翻舊世界”之時謀劃“建設新世界”之需，切實控制進攻的力度和節奏。因而將戰爭創傷控制在最低層面，為后續發展保留重要的資源。

　　無疑，毛澤東的深謀遠慮將“贏”的價值放到最大，將“輸”的隱患降到最低，是紅色大業得以穩健發展的一個重要元素。

　　（3）堅守自主底線，避開失控兇險

　　前面提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澤東大力倡導的自強精神和大力推行的發展戰略。其實，獨立自主還是毛澤東與國內外合作之時堅守的一個底線。這個獨立自主底線的堅守很明確、也很簡單，即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及旗下的軍政團體保持獨立的運營管理權，自主控制，不受他人支配，不當外界傀儡。

　　這個堅守很不容易。

　　當然，從理論上看，守住獨立自主的底線很平常。自己的隊伍自己的國家，本該自己管制，他人難以插手。但是，步入真實的歷史就明白，毛澤東參與或領導中共的幾個關鍵時期都有與國內外機構密切合作的過程。而且合作時雙方實力不對等，中共的硬實力均處于劣勢，與強勢一方差距很大。

　　在需要與對方緊密合作的大背景下，在對方咄咄逼人的高壓下，毛澤東能夠重視并努力堅守獨立自主的底線，確實不易。

　　至于這個堅守的價值，無須多言。簡而言之，假如沒有守住獨立自主的底線，要么被對方漸漸滲透并掌控，一步一步削弱；要么當他人的傀儡，大事只能俯首聽命。無論怎樣，失去這個底線都難以掌控自己的命運，更別說成就一番大業了。

　　所以，毛澤東的這個獨立自主底線，是保障事業持續發展的一個關鍵。

　　且看，毛澤東重視并努力堅守獨立自主的底線，主要表現在四個時期。

　　首先，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當時，根據國共合作協議精神，身為共產黨核心團隊成員的毛澤東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深受孫中山等國民黨最高領導的欣賞和重視，在國民黨內官至高位。在這樣的情況下，面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溶共”、“反共”、“排共”的瘋狂言行，毛澤東不斷提醒陳獨秀守住自己的立場，反擊國民黨右派的進攻。

　　可惜，當時的領導人陳獨秀書卷氣太重，缺乏足夠的政治智慧和勇氣，且受制于共產國際，沒有守住獨立自主的底線，被動地跟著國民黨走，導致后來的巨大損失。

　　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為了團結抗日，中共再次與國民黨牽手。這個時期結成統一戰線、一致對外，是中共的政治綱領，國共合作則是統一戰線的中心。此時，不僅中共擁戴蔣介石為全國抗日領袖，中共黨內也有一些人“好了傷疤忘了疼”，提出“我們不能完全獨立自主”、“服從國民黨的統一指揮”，等等。更有來自莫斯科的王明，手持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宣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主張，甚至提出與國民黨一體的“七個統一”——統一政府、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

　　在這樣的環境下，毛澤東沒有忘記中共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沒有忘記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教訓，對借合作之機暗藏溶共乃至滅共的居心，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覺。因此，他一直堅守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保持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這就既維護了合作抗日的大局，又保住了中共的根本利益。

　　在與國民黨方面的談判中，他強調“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絕不允許國民黨干涉紅軍內部任何事情”。

　　面對黨內同仁，他強調，國共兩黨在階級上仍然是敵人，黨的階級獨立性問題應提起全體黨員注意。

　　同時，為守護黨的核心資源，毛澤東確立并不斷強調，中共軍隊的抗日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于山地)”。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毛澤東堅守獨立自主底線的第三個時期是建國十周年左右。

　　當時，中國是蘇聯主導的東方陣營的一員，與蘇聯結成盟友。此時，中蘇的工業和科技實力差距巨大，中國正在依靠蘇聯的幫助啟動自己的工業化，迫切需要蘇聯的援助。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于蘇聯方面提出的某些合作建議，如在中國境內共同建設、共同擁有、共同使用聯合艦隊、長波電臺，毛澤東認為有損中國主權、傷害中國人民情感，一律拒絕，毫不含糊。

　　當然，對于中蘇之間在中國境內的合作，毛澤東不是簡單拒絕，而是有獨立自主的底線。即中國出錢，技術和設備由蘇聯幫助，建成以后所有權歸中國，雙方可共同使用。對于蘇聯提出的雙方合辦、所有權各占50％的模式，毛澤東認為，這有損中國的主權，因此堅決拒絕。

　　除了與蘇聯的合作堅守獨立自主的原則，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啟中美合作序幕時，毛澤東一如既往地堅守這個底線。

　　當時，國際風云發生巨變，中國已崛起成為新興的世界性強國。但是，美國和蘇聯同為敵人，壓力很大。尤其是緊鄰且在國際舞臺上咄咄逼人的蘇聯，對中國造成很大的威脅。此時，美國和中國都需要緩解雙方的關系，增強應對蘇聯的力量，并促進雙方的發展。在這個大背景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開啟中美對話合作大門，業已成雙方共同期盼的大事。

　　就在尼克松訪華前夕，黑格率先遣組來到北京，為尼克松的中國之行作技術安排。重點是帶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重要口信，希望作為中美會談和聯合公告的基礎。這個口信的要點有二。一是，由于蘇聯企圖繼續包圍中國，美國對中國的生存能力表示懷疑，準備力圖抵消蘇聯對中國的威脅，以維護中國的獨立及其生存能力。第二，希望通過這次訪問，加強尼克松總統的世界領袖的形象。

　　毛澤東得知這份口信后，毫不遲疑地說：“包圍中國？要他們來救我？那怎么了得！頂回去！無非尼克松不來。不來就不來嘛！22年都不來了，再等22年也無所謂。尼克松不來，土克松、磚克松也會來。”

　　不久，毛澤東批準的中方答復是：“我們認為，任何國家決不能靠外力維護其獨立和生存，否則只能成為別人的保護國或殖民地。……事實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一切妄圖孤立、包圍、遏制、顛覆中國的陰謀都只能以可恥的失敗告終。”“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過訪問，加強尼克松總統作為世界領袖的形象。對此我們難以理解。一個人的形象取決于他自己的行動，而不是任何其他國家。我們從不認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領袖。”

　　如此旗幟鮮明的回絕，尼克松等人只能苦笑了。

　　正是因為毛澤東堅守了中共對事業的獨立管治權，共產黨的核心資源才沒有被國民黨溶化掉，中華大地上的共產黨才沒有變成青年黨、民盟等處處受制于國民黨的小團體。因此避免了紅色事業從根基上的潰敗，為后來戰勝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提供了保障。

　　同時，在國際舞臺上，也是因為毛澤東堅守獨立自主的底線，新中國政府才能在得到援助的同時沒有變成聽命于蘇聯的小政府，更沒有在與美國的交往中受制于對方。顯然，這是中國崛起成為獨立的政治大國、外交大國、工業大國、軍事大國的基石。

　　（4）甩掉沉重包袱，輕松奔走長途

　　欲行遠路，不可背負沉重的包袱。否則身軀很快被壓垮，無力大步長途奔行，最多只能匍匐著緩步爬行。

　　帶領伙伴們“推翻舊世界”之后，毛澤東說“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可見，毛澤東的心目中，“建設新世界”的征途十分遙遠、十分艱難。也正是為了能夠繼續“萬里長征”、不會被重負壓垮，毛澤東在建國伊始就有明智的決斷，甩掉了不合理的沉重包袱。

　　毛澤東甩掉的沉重包袱，就是清朝和民國政府與列強簽署的各類喪權辱國的條約。此舉終止了各類嚴重傷害中國利益的規矩，收回了被掠奪的財經自主權。

　　眾所周知，鴉片戰爭之后，在列強堅船利炮的威逼之下，清朝和民國政府先后與列強簽署了許多條約。遠的如《中英南京條約》、《中英虎門條約》、《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與西方多國的《天津條約》、與英法的《北京條約》、《中日馬關條約》、與多個國家的《辛丑條約》、中日的《二十一條》，等等；近的如抗戰勝利后美國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的、堪稱“新二十一條”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抗戰勝利前夕蘇聯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些條約全都是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對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造成嚴重傷害，成為中華民族的沉重包袱，并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之時。

　　面對這些喪權辱國的條約，毛澤東旗幟鮮明地反對。渡江戰役前夕英國軍艦“紫石英號”對解放軍的挑戰，更激發了毛澤東和伙伴們對不平等條約的憤怒，決心擺脫屈辱，廢除舊約，不惜得罪西方列強。

　　其中，最重要的西方大國美國，1949年中旬曾在南京向中共伸出“橄欖枝”。司徒雷登聲稱，只要中共的新政權能夠“履行國際義務”，遵循國民黨建立中華民國政府時承認清政府的一切條約、外債和賠款的前例，美國就與新中國建交。對此，毛澤東斷然拒絕，明確提出拋棄國民黨政府的外交，一切“另起爐灶”。并很快公開新中國的外交政策：“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要求“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廢除舊約，重訂新約”。

　　據說 ，當時也有不少人建議，遵循新舊政權更迭時的國際慣例、繼承外交關系，在原有外交基礎上搭臺唱戲，然后適當修補。這樣可以避免國際上的麻煩，快速獲得國際上的認同，有利于新政權。但是，毛澤東務實不務虛，不要虛幻的國際身份，要實打實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因此，他堅決跳出“洋奴”型外交，徹底“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

　　很快，停止一切不平等條約義務，驅逐一切外國軍隊，收回駐扎外國軍隊的兵營，組建海關總署、收回海關大權，恢復全部領水主權，等等，一系列措施出臺并落實。

　　而且，為廢除舊約、甩掉沉重的“包袱”，即使外交政策“一邊倒”，毛澤東對當時的頭號盟友蘇聯也很強硬。在首次訪蘇時不惜煎熬兩個多月，最后迫使斯大林同意廢除蘇聯與蔣介石政權簽署的條約、與新中國政府簽訂全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不久，中長鐵路的權益和大連、旅順的權益，都收回來了。

　　毛澤東就是如此這般務實不務虛，要尊嚴與利益、不要虛榮，外交上“另起爐灶”，徹底清除了束縛自主發展的不合理枷鎖和沉重的額外負擔，維護了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為繼續“萬里長征”贏得一身的輕松。

　　事實上，毛澤東甩掉的包袱不僅是經濟、政治方面的，還有民族自信心方面的。

　　長期以來，那些不平等條約宛如一塊塊沉重的石頭，壓得中華兒女跪在地上爬行，無力站起來奔跑。毛澤東對西方列強說“不”的勇氣和實際言行，才讓中華兒女有了站立起來與洋人對話和競爭的勇氣。而且，因此吸引了許多在海外的優秀兒女回歸祖國、建設祖國。著名的“兩彈一星”功臣、“中國核司令”程開甲，就是其中一個。

　　據程開甲回憶，他在英國留學期間，看到了關于英國“紫石英”號軍艦事件的新聞紀錄片。當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毅然向在長江里面肆意妄為的英國軍艦開炮并將其擊傷時，他第一次有“出了口氣”的感覺。“看完電影走在大街上，腰桿也挺得直直的。中國過去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但現在開始變了。就是從那一天起，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

　　正是因為看到了希望，迸發了為祖國奮斗的熱情，程開甲于1950年回國，一切服從組織安排，投身到“兩彈一星”的事業之中，為之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稍加用心就會發現，與程開甲類似經歷的人很多。因為，人活一口氣！

　　可以說，如果沒有毛澤東不惜與西方列強翻臉的“另起爐灶”，中國的經濟命脈在外人手里，還背負著沉重的債務包袱、低人一等的心理包袱，中華民族根本無力站立起來向前進，更無后來的工業化奇跡。

　　（5）構建清朗天地，維護上進活力

　　網文有料，抗戰中期，一批在華的美國新聞記者組團前往延安考察采訪。在那里的日日夜夜，通過與各階層人士的接觸，他們感到共產黨人的精神氣質與國統區的大相庭徑，十分震驚，也很受感動。回到重慶后與宋美齡交談時，他們暢談了在延安的所見所聞感慨，感嘆稱頌，“中國居然還有這樣一群積極上進，健康廉潔的人存在。”

　　宋美齡聽了，雖然不高興，也沒有反駁，因為她知道這些人說的都是事實。隨后她說了一句話：“我承認，也許你們說的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過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嘗到真正權力的滋味。”

　　宋美齡此言，從她所在的環境和位置上看，可謂一語中的，道出了一個“權力效應”，即實權容易使人墮落。

　　不過，這個“權力效應”需要條件。一是私利私欲至上的社會文化，二是引人墮落的社會環境。后面這個可用一句老歌詞來比喻，那就是“路邊有野花”。

　　事實上，蔣介石也有一句類似的預言。那是在解放軍進北平后，蔣介石放言，“八大胡同就夠共產黨受的。”顯然，他也認為那里的色情行業會讓中共一幫人很快墮落。

　　不僅如此，那段時間國內外許多人都一類似的預言。尤其是最繁華的大都市上海被中共接管后，有人說，“大上海就是大染缸，讓共產黨紅著進來、黑著出去，站著進來、躺著出去。”還有人說，“共產黨進了大上海，不久就會發霉、發黑、腐化、爛掉。”

　　確實，大染缸的感染力很強，危險很大。就如在取經路邊上盛開了很多誘人的野花，和尚們若欲去到西天、成正果，就不可留戀路邊的野花。否則無心堅守正道初心，很快中毒、陷入墮落的深淵。

　　這是人間常態，欲引領伙伴們繼續“長征”的毛澤東，對此自然很清醒，更明白伙伴們保持崇高信仰和奮斗精神對紅色事業的價值，因此，毛澤東對維護正道初心非常重視，不斷地行動。他不僅大力倡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核心理念，通過多種方式關閉私欲“引擎”，而且發力在有紅旗的地方構建清清郎朗的社會環境，以使伙伴們不會被路邊的“野花毒草”迷暈，能夠堅持不懈地奮斗。

　　構建清朗天地，維護伙伴們“積極上進、健康廉潔”的精氣神，毛澤東的作為和成就有目共睹。

　　其一，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美國新聞記者們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具體一點，則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多次談到的“十個沒有”中的重要內容。

　　媒體報道，毛澤東在延安的會議上、接見外來賓客時，多次自豪地以“十個沒有”來介紹中共治理區域的社會狀態。這“十個沒有”是：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此中的賭博、娼妓、小老婆，以及泛濫的毒品，就是容易引人墮落、喪失上進心的“野花毒草”。毛澤東領導中共落腳延安后，很快將這些東西清理干凈了。因此，中共人士才守住了上進心，萎靡不振之氣沒有在延安泛濫。

　　其二，就是在建國初期，毛澤東領導了一場全國范圍的“打掃干凈屋子”行動。即以城市為重心，采取強力的舉措，徹底清除各類黃賭毒生意場所和機構，鏟除社會土壤中的“野花毒草”，給大家一個清清郎朗的新天地。

　　眾所周知，民國時期娼妓、毒品、賭博之類是公開的生意，也是官場墮落、民風頹廢的一個重要元素。而且，舊政權倒塌之時黃賭毒早已泛濫成災，妓院、賭場、煙館，隨處可見，是中國城市社會問題中的突出問題。若任其泛濫，不僅無數凡夫民女繼續深受其害，而且紅色事業需要的昂揚正氣都會被削弱，難以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靠艱苦奮斗去創業立業。

　　對此，毛澤東很清醒，很堅定。建國前夕，他就對首任公安部長羅瑞卿發出指示，“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 隨后，他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指出：“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

　　在毛澤東旗幟鮮明的態度和明確的指示下，多個地方很快下達并執行了封閉妓院的決議。1949年11月21日晚，北京展開行動，一夜之間封閉了全市所有的妓院。很快，上海、天津、南京、石家莊、鄭州、蘭州等各大中城市先后采取措施封閉妓院。

　　隨后，與封閉妓院類似，人民政府以斬草除根的禁絕態度對鴉片毒品產業鏈進行清除，通過專政打擊和發動群眾參與等方式，將以鴉片為主的毒品產業清理的一干二凈。同時，將禁止賭博作為“三反”、“五反”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清理賭博場所、設備，并加強宣傳推廣新的學習、休閑娛樂活動，很快將賭博風氣徹底遏制住了。

　　就這樣，毛澤東領導伙伴們以雷霆萬鈞之勢清除了傳承上千年的社會毒瘤，鏟除了引領人們墮落的社會土壤，將社會環境對人性弱點的引誘降到最低，將美國人在延安看到的“積極上進、健康廉潔”的風氣延續了很長時間。

　　也正是因為如此，蔣介石夫妻和其他人的相關預言都落空了。在毛澤東時代，那些人沒看到他們期盼的共產黨快速墮落的笑話。

　　（6）夯實厚重基礎，贏得厚積勃發

　　大家知道，人生處處面臨取舍選擇，而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是藥三分毒”，做好選擇不容易。尤其是眼前和未來之間的選擇，令人頭疼。可以說，對于每一個人，在看得見的利益與看不見的利益之間如何認識和取舍，都是一個高難度的挑戰。

　　作為共和國第一代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決策事關重大，一些涉及國家發展路線的取舍選擇，直接影響國家命運，需要高水平的權衡。在這方面，毛澤東充分展現了他“高瞻遠矚”的功力，經受住了挑戰，在看得見的利益與看不見的利益之間做出了正確的認識和取舍。

　　經典手筆就是在工業項目建設方面，毛澤東確定了“先重后輕”的國策，而不是像其他后發國家那樣“先輕后重”。

　　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策略，主要有重工業優先、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并重等等。對于小國來說，出口導向是唯一選擇；中等發展中國家，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并重則為合適選擇。但對當時的中國這種工業基礎薄弱且貧窮的大國來說，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都不可行，只有靠自己發展重工業或輕工業。此時，貧瘠的國力又使得哪個優先成為難題。

　　重工業，投入大、難度大，見效慢；輕工業，投入小、難度小、見效快。單從性價比的角度來說，發展重工業不合算。而且，許多后發國家和地區都是先發展輕工業、積累一定的資金后再逐漸投資重工業。按照當時的國家經濟和科技狀況，正常的選擇是在原有的產業基礎上發展輕工業，改善民生并積累資金，然后再逐漸投資一些重工業。

　　但是，毛澤東沒有按這樣的“常理”出牌，而是確定“先重后輕”的工業化道路，即優先發展投入大、難度大、見效慢的重工業。

　　且看，毛澤東是如何“先重后輕”的。

　　早在建國伊始的1949年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會議上，陳云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重工業部部長。

　　這里顯示，建國伊始就設立了重工業部，由領導新中國財經工作的“掌柜”陳云擔任部長，可見毛澤東對重工業的重視。

　　不久，在中蘇雙方多次友好協商的基礎上，引進蘇聯援建的156項工業工程項目，以“一五”計劃為開端，開啟了中國的工業化道路。這些工程中，國防工業44項，冶金工業20項，能源工業52項，機械工業24項，化學工業7項，輕工業3項。

　　156項工程中，輕工業只有3項，其他的都是重工業及重工業性質的國防工業項目。這樣的選擇，足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對發展重工業的熱切渴望之情。

　　還有，1956年4月25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系》報告。其中的第一項就是“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須知，這個報告是毛澤東為探索國家發展道路，歷時近2個月的時間、與34個國家部委的領導分別進行座談后精心梳理的。可見重工業在毛澤東心中的位置。

　　當然，毛澤東確定“先重后輕”的道路，不是高高在上的頂層設計，而是高瞻遠矚的權衡取舍。事實上，建國初期的中國，工業產值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到30％，遠低于工業化的70％標準。而在這嚴重不足的工業領域，重工業只占20％左右，大部分是紡織業和食品加工類的輕工業。而且，主管經濟工作的陳云在上海扶持工商業開工生產的過程中就發現，沒有重工業基礎，輕工業發展缺乏必要的生產設備和原材料，只能小打小鬧，無力全面發展。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要把中國的農業帶入以機械化為基礎、以化學為助推器的現代化，沒有雄厚的重工業，何來大量的各型農業機械和農業化工產品？

　　還有，強大的國防需要大量的現代化武器裝備，不能總是靠血肉去筑“長城”。如果沒有雄厚的重工業，又如何建設強大的國防呢？

　　這方面，斯大林有相似的警示。那是在說服那些反對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人時，斯大林說到：“沒有重工業，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的國防武器，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

　　小小的日本能夠大舉入侵中國蹂躪中國的事實，證明斯大林的這段話確有道理。

　　此外，各行各業都需要的現代運輸工具、能源。電力，加上各類公用民用建筑，對基礎裝備工業和工業母機提出了龐大的需求。作為一個大國，依賴進口根本不現實。可以說，沒有雄厚的重工業，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都只是夢想。

　　因此，多種原因讓毛澤東確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方針。

　　自然，并非人人都能像毛澤東那樣高瞻遠矚，反對“先重后輕”的意見也不少。因為，重工業、基本建設等項目，投入7元產出1元；輕工業、農牧加工業，投入1元產出7元。而且，當時國家經濟底子太薄，需要實惠；且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渴望改善。

　　因為事關國家命運、經濟形勢，涉及到民眾的生活，毛澤東沒有對反對聲置若罔聞。1953年9月，在《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后的任務》報告中，毛澤東就此有專門的說明。

　　他說：“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末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

　　從這段話中看得出，毛澤東將優先發展重工業視為大仁政，但是也關注改善民生的小仁政，并且一直持續這樣的關注。因此，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中首先論述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提醒大家“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

　　不僅如此，在重工業有了扎實基礎后的1962年，毛澤東及時調整策略，指示周恩來把“重、輕、農”的發展順序調整為“農、輕、重”，保證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前提是，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指導方針下，1957年中國的工業產值超過農業，實現了中國經濟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事實證明，在工業化起步之時，毛澤東以夯實基礎為中心的“先重后輕”國策很成功、很給力。不僅為長期積貧濟弱的中國打下工業化必須的冶金和制造業基礎，推進了國防實力的增強，而且創造出厚積勃發的巨大價值，開辟了一條中國式工業化的跨越式發展模式。畢竟，重工業和基礎建設是支撐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和良性循環的基石，后續產生的雄厚價值，遠非加工型輕工業可比。

　　只要對比一下人口數量快要超過中國的印度，還有曾經被國人羨慕、但很快衰弱的“四小龍”，就會對 “先重后輕”開盤的科學性有更清醒的認識。

　　此外，毛澤東不僅是在國家發展的戰略層面重視夯實基礎，在具體的重大項目的戰術層面，同樣強調夯實基礎。例如，“兩彈一星”工程啟動階段，面對基礎薄弱、形勢緊急、熱情昂揚的現狀，毛澤東提出“練正楷”概念，強調高科技領域要夯實基礎，先仿制、學習、消化，然后再創新突破。

　　無疑，這是中國“兩彈一星”類的高科技工程不是曇花一現、而是持續綻放且越來越燦爛的一個重要原因。

　　（7）自成完整體系，縱橫伸展有力

　　基礎條件匱乏的中國，如何高效率地完成了“兩彈一星”這類高難度超級工程，一直是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原因自然很多，且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解讀評說。其中，“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錢學森、陳能寬等人都很感慨并特別強調的一大原因，是全國各行各業的大協作。

　　確實，在周恩來為主任的專門委員會的具體安排下，全國一盤棋，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進行統一調度，組織了全國大協作，解決了研制中遇到的100多個重大問題，安排了尖端武器所需的特殊材料、部件和配套產品等2萬余項的研制生產任務，大大加快了研制的步伐。無疑，這是中國“兩彈一星”成功的一大關鍵元素。而這樣的大協作之所以能夠實現，除了領袖的指示、公有制的體制、“大公無私”的社會文化，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有地方。即在那個時期，各行各業都有了廠所機構。即使只是剛起步、水平還很低，也有承接工作的平臺和人員。

　　可見，中國“兩彈一星”的成功，彰顯了體系的力量。若當時國內某些重要行業重要機構空白，某些重要零部件沒有地方研制生產，“兩彈一星”就會陷入“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會因為“一分錢難倒英雄漢”而止步。

　　這就是體系的價值，決定能否成就大事。尤其是現代社會環境中的大國，若要在競爭環境中掌控主動擺脫被動，就不能像小國那樣依附他人，在工業為基礎和核心的經濟領域需要自成一體的體系。

　　對此，毛澤東很清醒，沒有走彎路。工業化道路起步之時就明確提出“體系”觀念，并引領伙伴們一直以“體系”為工業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綱領。

　　史料記載，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還沒有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問題，只有待經濟上獲得了廣大的發展，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才算最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可見，奪取全國政權之前，毛澤東就有了建設“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思想。

　　奪取全國政權、全面邁步工業化之時的1956年，毛澤東指出：“國家工業化的任務，根據我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情況，要求我們建設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對內能夠依靠它滿足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和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需要，對外也可以在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之間發展充分有效的國際協作，并且只要有可能，就發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們往來的國家的通商貿易關系。”

　　隨后，周恩來發揚光大毛澤東的這一概念，提出建立國民經濟體系的綱領。周恩來指出：“國民經濟體系不僅包括工業，而且包括農業、商業、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國防各個方面。工業國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比只提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更完整。”

　　作為總理的周恩來不僅提出理念，還提出具體的目標。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開的第三屆人大會議期間，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國家發展的兩個步驟，其中的第一步就是“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毛澤東和伙伴們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中國工業化道路上的第一大步，引進蘇聯援建的156項工業工程項目，3項輕工業項目之外，都是重工業及重工業性質的國防工業項目。其中，冶金工業20項，能源工業52項，機械工業24項，化學工業7項，國防工業44項。

　　無須具體列舉各項目的名稱，單從這些數字上就可看出，這第一步就鋪了一個大“攤子”。花點時間細看一下列表就會發現，重要的工業項目不是一個一個工廠，而是一個工業系統一個工業系統的體系化建設。

　　隨后，在156項工程基礎上，“攤子”越鋪越大，涉及面也可以廣。很快，在原先殘缺不全、零星分布的近代工礦和交通業的基礎上，搭建起了全新的、體系化的現代制造業、能源工業和交通運輸體，為國家通過大協作方式發展“兩彈一星”等重大工程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漸漸地，連接全國各中心城市的現代交通運輸網絡的建成，“三線”項目在中西部各地的展開，能源工業、電力系統、國防工業取得重大突破，逐漸形成了獨立且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實現了周恩來提出的目標。因此，1979年9月，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自豪地宣布：“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因為有了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金屬、能源、交通、機械等國民經濟的重要領域都實現了獨立的設計、生產和初步的研究能力。使得中國一度在國民經濟的各領域對外界幾乎沒有依賴。無論是西方陣營的經濟危機，還是東方陣營的支離破碎，或是外界對中國的敵視式制裁，中國都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憑借完整的體系自我維持、自我運作、自我發展。

　　不僅如此，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得中國擁有強大的持續發展力。“橫”，可以延伸產業鏈；“縱”，可以登上新臺階；守業，可以順其自然；創業，不愁上下游資源。而且，當世界上出現新機遇、興起新產業時，只要有心跟進，不愁跟進的基礎和能力，甚至可以很快把西方的高科技產品做成“白菜價”的常用品。

　　據報道，1984年聯合國貿發會議把人類的工業分成39個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中國是所有門類齊全的唯一國家。因為這個唯一，“中國制造”全球通吃。無疑，這是毛澤東“自成完整體系”經濟思想的結晶，也是中國經濟“縱橫伸展有力”的體現。

　　事實上，在毛澤東時代，在這兩個大體系的基礎上，還有多個重要的小體系。國防工業體系、科研體系、農業水利體系、教育體系、醫療體系、防疫體系，等等。每一個都是切實存在并發揮重大作用的體系，是國家競爭力和發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8）強化專業能力，保障發展剛需

　　1949年9月16日,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指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此言道出了毛澤東對人的重視，將組織民眾視為創造奇跡的必要且充分條件。不過，毛澤東不僅重視吸引民眾、組織民眾，還重視民眾的素質技能。尤其是在開啟了工業化之門、將建設現代化國家作為工作重心之后，毛澤東領導伙伴們大力突破傳統文化教育的短板，大辦現代科技領域的專業研究機構和教育機構，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充足的關鍵資源——科技平臺和人才。

　　眾所周知，中華文明傳承的數千年中，文化知識幾乎都集中在治國理政類的社會科學和文墨詩書類的詩情畫意之中，工匠類的知識技能只是師徒相傳，未成氣候。至新中國成立之時，中國的知識文化領域與大清王朝時分差別不大，科技研究機構極為稀缺，少量的現代科學人才教育機構，一不成體系，二不成規模。而且，在文人治國、重文輕理的社會文化環境中不被重視，與起點高、步伐大的新中國現代化事業之巨大需求相距甚遠。史料記載，1952年底全國科技人員僅有42.5萬人，平均每萬人中不到7個半科技人員，每萬名職工中也只有269個與科技沾邊的人員。

　　面對這樣的現狀，毛澤東大聲呼吁，“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

　　1955年11月23日，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呼吁，“中國要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知識分子，要有計劃地在科學技術上趕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趕超。”

　　在毛澤東的號召和督導下，面向現代化的科技研發和人才培養機構快速起步。

　　科研機構方面，1949年11月，開國大典禮炮余音尚在回響之時，擔負中國科技工作的領導、管理和研究三重重任的中國科學院就成立了。足見毛澤東和伙伴們對科研機構多么重視。

　　隨后的建國初期，陸續成立了中國科協、中國氣象局、國家地質部等科學技術協調與研究機構，進一步完善了科技管理與專業科研的分工。運營探索到了1958年，又開始調整合并科技管理機構，成立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各省、市、縣也相繼成立了科委。如此，構建了獨特且完整的科技管理體系，切實地做好了科技發展的組織協調、優化促進、政策支持等工作。

　　然后，經過不斷的演變和發展，至1965年，全國科研機構增加到1700多個，夯實了全方位、多領域展開科研的基礎。同時，相繼出臺多項科技發展規劃和重大科研任務，在方方面面奠定了新興科學技術基礎，促進了一系列新興工業部門的誕生和發展。

　　與此同時，為造就幾百萬優秀科研及工程師、幾千萬優秀產業工人的人才培養工作快馬加鞭地奔跑起來。

　　一方面，有計劃地送出去深造。前后十年向蘇聯派遣留學生2萬多人，多數是學習理工科領域的專業知識。據說，就在毛澤東第二次訪蘇、會見留學生期間，得知少數留學生在蘇聯學的是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的專業，毛澤東還不高興，對這些學生比較冷淡。可見毛澤東對科技人才多么渴望。

　　與此同時，于1952年開始大規模調整全國高等學校教育體系，加強了工程、師范和農林等方面的專業人才的培養， 并在各地因陋就簡辦起了各種各樣學以致用的職工大學和中等專業技術學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北京西北郊專門建設了一個“學院區”，以當時的知名大學的院系以及許多專業學校為基礎，合并組建成八個專業理工科高等院校，分別是：北京地質學院、北京礦業學院、北京鋼鐵工業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北京石油學院、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北京林學院、北京醫學院。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八大學院”，且都于1952年暑期正式招生開學。

　　稍加瀏覽一下相關資料就知道，新組建的這些院校幾乎都是面向現代科技的，是為現代化事業輸送專業人才的，并且一直是中國高校的佼佼者。

　　史料記載，經過上世紀50年代初的大規模院系、專業調整，全國高校的結構發生很大的變化。加強了工程、師范和農林等方面的專業人才的培養，使專門學院尤其是工科類專門學院有了迅速的發展，為我國培養了一大批國家經濟建設所急需的專門人才，改變了舊中國工程技術教育過于薄弱的狀況。

　　同時，各地區、各行業，也本著學以致用之目的，因陋就簡辦起了各種各樣的職工大學和中等專業學校。據統計，1977年各類學生人數達到7000多萬人，相當于當時中國人口總數的近10％在職業學校接受教育。這樣的職業教育體系和規模，絲毫不遜于當今國人羨慕的德國全民職業教育，為我國的全面工業化提供了充分的技術人才保障。

　　總之，在毛澤東的呼吁和督促指導下，顛覆了中國重視詩書輕視技術人才的傳統文化，邁向現代化的“長征”必不可少的科技研發機構、科技人才培養機構快速起步并高速發展。經過二十多年的積累，中國在各領域都有科技研發的專業平臺，各領域的高等院校和職業教育平臺，全方位、多層次、多渠道、源源不斷地向社會輸出科技人才。如此，保障了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關鍵剛需，使得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得以持續高效地前進。

　　（9）展示標桿藍圖，激勵長期奮斗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左傳·莊公十年》之《曹劌論戰》（公元前684年春天）

　　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地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地有益于青年，一貫地有益于革命，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毛澤東在為吳玉章補辦六十壽辰慶祝會上的一段話（1940年1月15日）

　　這兩段話，事發時間相隔兩千多年，且內容上看似毫不相干，但卻給我們同一個社會現象啟示，即人們難以長期保持奮斗熱情。

　　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這都是一個普遍現象，人性使然。

　　然而，要成就一番偉大事業，需要一大群人去長期奮斗。這就需要引領大家突破這個人性的障礙，長期保持奮斗熱情。對此，毛澤東有清醒的認識。在帶領國人走上以工業化為基礎的國家現代化之路的過程中，在不斷弘揚理想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自強精神的同時，毛澤東善于樹立標桿、描繪藍圖，通過富有挑戰性的標桿和充滿感召力的藍圖讓大家長期保持奮斗的熱情，堅持不懈地奮斗。

　　其中的典型，一個是“超英趕美”，一個是“四個現代化”。

　　首先是“超英趕美”。

　　史料記載，1957年11月，莫斯科國際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中國將用15年左右，在鋼鐵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上趕上和超過英國。

　　不久，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臨時召開了一次最高國務會議，目的是更廣泛的爭取一些人的建議。他在這次會議上激勵大家：“我們這個民族，是個大有希望的民族。”并且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爭取十五年趕上英國”的號召。

　　后來，他又多次提出用十幾年、幾十年的時間，在鋼鐵、電力、煤炭、汽車等領域“趕美超英”。雖然相關的說法很多，重心是鋼鐵產業，基本內容是，1958年開始，15年后鋼產量超過英國，50年后鋼產量超過美國，“超英趕美”。

　　對于這樣的口號，毛澤東1959年底有話解讀。他說，“找一個國家來比賽，這個辦法很有意義。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質刺激。”

　　可見，目的是鼓舞人。

　　而且，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15年后，即1972年，中國的鋼鐵產量與英國并駕齊驅，17年后（1975年）超過了英國，在1978年達到3178萬噸，超過英國歷史最高產鋼量。37年后（1995年），鋼鐵產量超過了美國，并從此一直穩居世界第一。這些數據證明，實現了計劃。

　　顯然，毛澤東以某個國家做標桿來鼓舞人心的目的實現了。這里的因素也很多，單從立標桿繪藍圖的角度來看，就是很好的范例。因為，毛澤東提出的“超英趕美”具備了幾個特征。

　　1、關鍵性。以鋼鐵產量為首要標準。因為目的是促進工業化為基礎的現代化事業，鋼鐵是工業化最基礎的材料。工業設備需要鋼鐵，開采礦產需要鋼鐵，基礎設施建設需要鋼鐵，交通設施和工具需要鋼鐵，農業機械要鋼鐵，日常生活用品需要鋼鐵，武器裝備和彈藥需要鋼鐵，等等。鋼鐵的產量不提升，工業化就不可能，甚至連國家安全都沒有保障。

　　2、可見性。15年、50年，雖然很長，但是目標具體明確，一切有據可查，不易拖延。

　　3、挑戰性。原始差距巨大。這里無須列舉具體數據，網上查查就明白，那個時期中國的鋼材產量連英美的零頭都達不到，提出這樣的目標，挑戰性極大。

　　4、感召性。“超英趕美”，瞄準的是英國和美國兩個現代化強國的代表。其中一個是老牌第一強國，一個是當代第一強國。而且，這兩個國家都給中華民族帶來重大傷害，美國還是當代中國的最大威脅。因此，用這兩個國家做標桿，對民眾有很大的感召力。

　　事實上，撇開“有色眼鏡”、從成就大業的角度上看，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是一個高招，并確實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

　　“超英趕美”數年之后，隨著形勢的變化和發展的進程，毛澤東認為，單純聚焦鋼鐵及幾個基礎產業的標桿，難以激勵全國各行各業各階層民眾的奮斗熱情，需要更全面的、感召力更強的目標。因此，有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在國人的印象中，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周恩來于1975年初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出的。其實，源于毛澤東。史料記載，1963年夏天，毛澤東提出了新的目標、發出了新的號召。他提出，發展國民經濟分兩步走，即：在完成國民經濟調整以后，搞一個五年設想，就是基本上搞一個初步的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或者說工業體系；然后再有15年左右，建成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隨后，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但是沒有具體的時間概念。在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再次提出，“在本世紀（20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因為有明確的時間概念，富有感召力和挑戰性。又是在獨立的、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已建成的基礎上，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因此，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藍圖一展開，舉國振奮，群情激昂，在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給全國人民極大的激勵。

　　無疑，不管是以英美為標桿的“超英趕美”，還是“實現四個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的美好藍圖，都起到了激發民眾奮斗熱情的積極效果，是毛澤東引領紅色事業持續發展的一個精彩亮點。

　　（10）大興命脈工程，剛需穩中求升

　　前面介紹過，毛澤東重視歷史遺留下來的大難題——水患，親力親為，精心督導全國的水患治理工程，取得非凡成就。

　　其實，在水面前，毛澤東不僅重視治其患，還重視用其利。在大治水患的同時大興水利，為生產關鍵剛需的第一產業提供強力的保障。

　　說到水，大家都知道，那是人類生存的第一資源。因此，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帶領紅軍幫當地群眾挖一口井的故事成為經典，“吃水不忘挖井人”成為名言。而且，不僅我們人類離不開水，其他動物和植物同樣離不開水。一旦缺少足夠的水，生存就成難題。

　　同時，水火無情。一方面，洪澇災害驚天動地摧毀家園和莊稼；一方面、干旱無聲無息讓動物植物衰竭而亡。因此，人們對水可謂愛恨交加。

　　不過，水災對動植物的影響不同。人類和動物因為可以移動，缺水之時可以去尋找，洪澇突發時難以逃生。不能動的植物則相反，缺水直接導致生命力的衰敗，甚至死亡，洪澇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還有生存的機會。因此，對糧食及農作物而言，干旱的危害超過洪澇災害。在新中國歷史上留下深刻悲劇色彩的“三年自然災害”，就是連續多年的嚴重干旱災害。

　　當然，旱也好澇也罷，都是農業的大敵。而且，有史以來，我國不論南方北方，都經常受到旱澇災害的威脅。近代記錄顯示，每年受災面積都很大，往往以億畝計，農業生產很不穩定。

　　水如此重要，水災如此嚴重，毛澤東當然關注。早在1934年1月23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就提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們應予以極大的注意。” 在延安時期，他又把“興修有效水利”列為提高農業技術首位的方針。建立新中國、成為國家領導人之后，關乎國計民生和國家發展效能的水資源問題，更是成為毛澤東的一個常態化工作重點。

　　圍繞農業的水利工程，目的在于滿足農作物對水資源的雙重需求——洪澇時期需要及時排泄，干旱時期需要及時澆灌。即使是在平原地區，農業土地也需要進行一定的平整、規劃，修建必要的灌溉和排水設施，才能保障農業安全。而且，我國山岳縱橫，山地、丘陵、高原占2/3以上，土地的平整，灌溉和排水設施的修建，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難。因此，毛澤東在水利工程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且看：

　　為搞好這個第一產業的命脈工程，毛澤東首先建立專業班子、專業隊伍。

　　建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就成立了水利部，安排有志于治水且有一定經驗的起義名將傅作義擔任水利部長，給實權給資源，督促他們搞好水利工程。

　　而且，在抗美援朝進行時期，將兩個準備投入抗美援朝的野戰師集體轉業，改編為水利一師和水利二師，開上治淮第一線，直接擔任重點水利工程的建設攻堅。

　　為搞好這個第一產業的命脈工程，毛澤東以身作則，親力親為深入一線。

　　1952年10月底，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親自去黃河下游考察，以實際行動帶動大家深入實際，根治黃河隱患，發揮黃河效能。后來又多次視察黃河，考察工程。

　　1954年4月12日，毛澤東視察了治理海河的第一個項目、即將竣工的官廳水庫工程（1951年10月開工），為之題寫竣工賀詞。

　　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一起到北京十三陵水庫建設工地，以普通勞動者身份參加勞動，還親筆題寫了“十三陵水庫”五個大字。

　　為搞好這個第一產業的命脈工程，毛澤東大聲呼吁。

　　1958年11月1日，毛澤東在專列上接見河南省部分省地縣領導，與他們座談工作。在與領導林縣（林州）人民開辟紅旗渠的縣委書記楊貴談話時指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要把農業搞上去，必須大興水利！”并且在當天的談話中多次強調。

　　正是在毛澤東的大力推動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大興水利就成了中國的基本國策。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設作為“農業學大寨”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起來，工程遍及鄉村。而且，水利工程由過去的偏重防洪向綜合開發利用的目標發展，主要解決農業用水和抗旱問題，充分體現“命脈”工程特征。為此，在大量修造水庫的同時，開掘了許多新河道，以及大量的其他水利工程，治水規模和投入進一步擴大。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總體上實現了對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不僅基本消除了大的洪澇災害，而且達到了灌溉、發電等綜合利用的顯著效果。

　　網媒爆料，有學者曾計算過，自古代到1949年，全國庫容超過1億立方米的大型水庫6座（包括中朝界河上的水豐水電站），庫容1000萬立方米到1億立方米的中型水庫17座（其中兩座是20世紀50年代續建完成的），灌溉面積2.4億畝。而在毛澤東時代，全國各地修建大型水閘241座，建成大中小型水庫（10萬立方米以上）約8萬6千座，灌溉面積達到8億畝。同時，還有人工河渠總延長300多萬公里，配套機井220萬眼，各類堤防總長16.5萬公里。幾乎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村落，都有水庫水渠之類的實用型水利工程。這就使得我國農田灌溉面積比例大幅度提升，從1952年是18.5％變成1978年是45.2％。

　　所有這一切，在解決城鄉生活用水的同時，為各種農作物穩產高產墊定了堅實的基礎，為國民經濟的穩定與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非凡。

　　至于成本，因為絕大多數都是各地公社組織農民出工，記工分，國家投入資金很少。但是實際產值巨大。有學者做過測算。其“工程總量”體積折合土石方3610億立方米，相當于1200座三峽工程。若參照21世紀初水利工程造價，按土石方量簡單折算，總造價即為240萬億元，超過1980年——2008年歷年GDP的總和。

　　驚人的是數據，彰顯的是奇跡。

　　（11）借力堵漏補短，推動產業發展

　　前面介紹過，抗美援朝的戰火剛剛平息，毛澤東就帶領全國人民依托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工業化、現代化之旅。隨后，因為國際風云的變化和大國獨立的需要，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建立在獨立自主的基石上，在“只爭朝夕”的奮斗中快速起步和發展，很快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和明顯的進步。

　　但是，畢竟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起步，且西方發達國家也一直在努力前進。因此，起步二十年之后，在大多數領域，中國離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距離。毛澤東提出 “三個世界”概念，周恩來于1975年召開的四屆人大中提出“2000年前實現四個現代化”為奮斗目標，說明毛澤東和伙伴們對自己家業的狀況很清醒，看到了自己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沒有妄自尊大。

　　不僅如此，面對與發達國家在科技和工業領域的實際差距，以及國家利益和人民改善生活的需要，毛澤東在“獨立自主”原則基礎上，在力所能及且買賣公平的前提下，積極借助發達國家的科技與產品，推動重要產業向前發展。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啟動、八十年代開花結果的“四三方案”，就是典型事例。

　　所謂“四三方案”，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國務院擬定并實施的大規模引進方案。目的是“為解決人民群眾的吃飯穿衣問題”，中心是“擬用三至五年時間從美國、聯邦德國、法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引進總價值為43億美元的成套化肥、化纖及其他現代工業設備”。

　　史料記載，這個“四三方案”于1973年初經周恩來總理呈報毛澤東主席后，很快獲得批準并開始實施。由此成為我國繼“156項工程”之后、第二個大規模的對外技術引進項目。

　　名為“四三方案”，實際上先后投資50多億美元，引進了26個大項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個烷基苯工廠；還有武鋼一米七軋機，3個大電站、43套綜合采煤機、1套彩色顯象管成套生產技術以及透明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氣輪機工廠，等等。并通過重大引進項目，建成了一大批現代化的化工、化肥企業和其他工業企業，至1982年全部實現了投產。

　　而且，雖然目的是“為解決人民群眾的吃飯穿衣問題”，看看上面列舉的項目就知道，許多項目都是保障和促進國家持續健康發展的。例如，“糧食一枝花，全靠肥當家”，引進的十多套大型化肥生產線，大幅度提升了我國的化肥產量，直接并大幅度提升了糧農作物的產量，為國民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力的保障。

　　毛澤東提議并拍板，花巨資從西方大規模引進現代工業設備，并非一時沖動，而是有多個原因。

　　一方面，毛澤東從不拒絕先進科技，不管是來自何方。建國伊始，西方國家全面封鎖中國，就借助蘇聯的力量，依托156個大型項目實現高起點起步。上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毛澤東更多關注西方科技。上世紀70年代初，隨著中美接觸對話、新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日建交等事件，中國與西方關系緩和，西方國家也希望打開中國的市場。在這樣的背景下，從西方大規模引進民用領域的先進生產設備，對雙方都有利，順理成章。

　　同時，大國立國所需的重工業、國防工業，都有了扎實的基礎，“三線”的起步難關也已度過，都在穩健推進，可以將經濟工作重心放到改善民生方面。而且，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多年，人財物都有了適當的積累，可以從西方采購一些先進的東西，提升生產力，為后續發展提供更大的產能保障。

　　此外，毛澤東提議并拍板這個“四三方案”，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關注民生。

　　前面提過， “四三方案”的目的是“為解決人民群眾的吃飯穿衣問題”，毛澤東提出這個動議，確實是源于生活中的小事。

　　史料記載，1971年夏秋時分，毛澤東到南方視察期間，一位工作人員在街上排長隊買了一條“的確良”褲子，回來后向毛澤東匯報說：“為了買條‘的確良’褲子，千辛萬苦排了半天隊……”這使毛澤東頗為感慨，“解放這么多年，吃飯和穿衣問題還解決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隨后，他多次與周恩來溝通，提出改進生產、改善民生的指示。漸漸地，明確了“發展化纖工業、以工業原料代替農業原料”的道路。然后，因為國內科技和工業水平不高，一些重要設備不能自己生產，一些重要產品的產能小質量差，因此決定從發達國家成套引進需要的東西，堵住自身的漏洞、彌補自身的短板。

　　就這樣，在相關部門機構的努力下，方案不斷提出、修正、完善、整合，最后于1973年1月5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了“四三方案”為中心的報告，并很快獲得毛澤東的批準。

　　盡管方案本身和執行過程中也有諸多問題，毛澤東提議并拍板的這個“四三方案”發揮生產效能之后，確實在多個重要項目領域堵漏補短，推動了我國冶金、化肥、石油化學工業等領域的現代化進程，直接提高了農業和輕工業的生產力、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更為后來的經濟騰飛提供了必要的產業條件。

　　（12）堅守成敗底線，闖過極端難關

　　大事幾乎都是難事，坎坷挫折不計其數。尤其是遭遇重大障礙、前景灰暗，且內部人員意見對立時，拍板定奪是個大難題。

　　毛澤東就遭遇過這樣的難題。

　　大家知道，1950年代后期，為打造自己的“核盾牌”，在資源實力與項目需求相距“十萬八千里”的情況下，毛澤東指示啟動了原子彈、導彈、核潛艇工程。啟動后，各項目的參與人員奮發努力，各方人士大力協同，艱難地向前推進。但是，還在一步一步攻克技術難關、希望還未呈現時，遭遇到共和國歷史上最艱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這個嚴重且長期的災害對我國方方面面造成極大的影響，自上而下都感受到生存的艱難。因此，為渡過一時看不到盡頭的艱難歲月，許多重要但不緊急的工程或是下馬或是暫停。毛澤東親定的、事關國家命運的“兩彈”工程和核潛艇工程，因為難度大、周期長、資源損耗多，同樣被一些領導人要求下馬。

　　史料記載，1961年，有領導人向軍委主席毛澤東提交一份“下馬核武器”的報告。核心意思就是，國家困難大，先不搞核武器。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開的國防工業委員會工作會議上，關于“兩彈”是否下馬，高層領導們激烈爭論。各種意見都有，有的意見還很尖銳、對立，說到激烈的時候還拍起了桌子。

　　堅持搞下去的理由很簡單，美蘇的核訛詐核威脅事實存在，沒有自己的核武器，難以保障安全，“兩彈”是國家的“命根子”。

　　主張把“兩彈”研制工作下馬的人，也有一番道理。蘇聯援助沒有了，導彈、原子彈技術高度復雜，依靠我國尚不發達的工業和科技力量，很難成功；花錢太多，該把有限的錢用到常規武器上，“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等等。

　　毛澤東知道，美國、蘇聯根本不講道理，用核武器打擊中國的可能性隨時存在，沒有自己的核武器就沒有真正的安全，現代化事業。因此，他在國力還很脆弱的時候提出搞原子彈，在赫魯曉夫拒絕幫助時發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的豪言壯語。所以，在他的內心，“兩彈”乃事關國家安危的國之重器，要堅持下去。

　　但是，他也知道嚴重的災害給方方面面造成的巨大影響、“兩彈”工程給國家帶來的巨大負擔，明白那些提出“兩彈”下馬的伙伴們也是出于公心，沒有他意。因此，不能簡單否定他們的意見，也要避免因為“兩彈”工程造成領導班子分裂、對立。

　　面對這樣的兩難，毛澤東以沉穩的靈活之策應對，守住了“兩彈”工程繼續的底線，同時呵護了對立雙方的熱情，避免了領導班子的分裂。

　　他是怎樣應對的呢？

　　首先，“沉默是金”。在激烈爭辯的會議上，他沒有公開表態。

　　第二，“明日復明日”。一貫強調“只爭朝夕”的毛澤東，對那份“下馬核武器”的報告采取拖延戰術，將這份報告長期扣壓在辦公桌上，不批復不反饋。

　　第三，低調同意一方，不反對另一方。1961年8月20日，具體負責國防科技的聶榮臻元帥簽發了《導彈、原子彈應堅持攻關的報告》，直接上報軍委主席毛澤東。報告說，爭取3年至5年或更長一些時間突破國防尖端技術是有條件有信心的。這個報告進一步增強和堅定了中共中央領導對“兩彈”工程的信心，毛澤東和中央有關領導都圈閱同意。

　　就這樣，因為沒有公開表態決策下馬，也沒有公開拍板繼續，只鼓勵科研。如此這般“拖延”，已經啟動并進行著的“兩彈”工程沒有理由停頓，繼續攻克難關。

　　很快，到了1962年，一邊是印度沒完沒了的挑釁滋事，一邊是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囂張言行，使得上上下下對國家安全更加重視。此時，要“兩彈”下馬的呼聲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毛澤東再高調表示贊同。于1962年6月和11月先后作出批示：“對尖端武器的研究試制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松或下馬。”“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還在相關文件上發出“勒緊褲腰帶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的批示。

　　至于他放言“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的核潛艇，雖然因為嚴重的困難下馬了，但在毛澤東的親自關心下，保留了骨干團隊。這就使得核潛艇項目的基礎平臺還在，核心資源還在。過去的成果沒有丟失，還會有一些小進步，幾年后重新上馬之時，可以繼續前進，無須重頭再來。

　　對比一下運-10下馬、團隊解散與中國大型旅客機的研發歷程，就會明白保留大工程開發平臺的價值。

　　在極端困難的時期， 在事關“兩彈”和核潛艇工程的成敗事項上，毛澤東以沉穩的靈活之策守住了底線，同時避免了領導班子的分裂，帶領伙伴們闖過了極端的難關。不久，撐起了自己“核保護傘”，為我國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13）正視循環后果，防控積重難返

　　過錯過錯，過度了就是錯。

　　文章做到極處，只是恰好！

　　這些簡樸的話語，道出了適度的價值。無論是個人還是族群，無論是生活還是工作，很多事物都是在不斷變化。要避免過錯，就需對事物的發展變化進行適度的控制，不可隨意放縱。尤其是在看起來越來越好之時，要看到積累一定程度的后果。該收手時收手，該壓縮時壓縮，以免像“煮蛙原理”試驗中的青蛙那樣落敗。

　　很多人知道，“煮蛙原理”試驗中的青蛙，是在漸漸升溫中享受著溫水帶來的舒適，待感覺危險后已無力回天，最后在沸騰的水中被煮熟了。雖然我們人類比青蛙聰明很多，但現實社會中的“青蛙式”錯誤此起彼伏，許多人、許多機構都是在“越來越好”中奔向陷阱。

　　因此，在“越來越好”的形勢中看到積累過度的危機，能夠提前采取約束行動，防控從量變到質變、最后積重難返，對于追求大業的個人和機構，很不容易，也很必須。

　　在這方面，毛澤東有上佳的表現，典型事例就是早早地號召計劃生育。

　　大就知道，毛澤東重視人，他曾有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他還說過，“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但是，他沒有因為尊重人民、將人作為最重要資源就一味地鼓勵生育。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隨著新中國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發展和醫療的進步，民眾生存質量明顯提升，導致人口快速增長，人口過多的“桅桿頂”露出來了。在專家學者的提醒下，通過自己的分析，毛澤東看到并注意到了這片“陽光背后的烏云”，很早就發出了計劃生育的號召。

　　當然，計劃生育工作是個大話題，涉及面很廣，科學性、社會性、經濟性，傳統文化、城鄉差別、民心民意、專家學說，等等，都有關聯，不是這里要展開的。這里需要解讀的是，毛澤東確實高瞻遠矚，在社會一派朝氣蓬勃、人口剛開始快速增長之時，就注意到循環積累的后果，并為防止積重難返采取了切實的行動。

　　且看，從1957年初開始，毛澤東發出的計劃生育之聲。

　　針對人口快速增長，他及時提出問題，號召有計劃地生育。他說：“我國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約要增加一千二百萬至一千五百萬，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近來社會上談這個問題的人多起來了。對于這個問題，似乎可以研究有計劃地生育的辦法。……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為開展計劃生育，他發出警告：“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我看人類是最不會管理自己了。工廠生產布匹、桌椅板凳、鋼鐵有計劃，而人類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沒有計劃了，這是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我看人類是要提前毀掉的。”

　　為引起重視，他提出具體的警示：“北京現在有三百六十萬人口，將來要是有三千六百萬人口，北京市市長如何得了。你們將來當了市長怎么辦?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決交通運輸問題，那時逛公園也要排隊。”

　　為使計劃生育工作少走極端，他強調重視科學。他說：“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使他能夠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的生育。這一條馬寅(初)老今天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

　　為把計劃生育工作切實做起來，他提議：“關于這個問題，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因為要解決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有經費，要想辦法，要宣傳。”

　　為將計劃生育工作一步一步向前推進，他提出：“抓人口問題恐怕也是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遍實行。十年不搞，將來又增加到八億。來個十年計劃，三年宣傳試點，再有三年推廣，過去六年了，還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廣。”

　　為了計劃生育工作能夠落實，他強調管理和教育同行，他說：“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 他還說：“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我主張中學要上課，要教育怎么樣生孩子，怎么樣養孩子，怎么樣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

　　為避免操之過急、脫離現實、走極端，他指出：“你現在要人家節育，但我們一是工具不夠，二是宣傳不夠。農民字都不認識，還有早婚的習慣，你強迫他節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 現在人多一些，氣勢旺盛一些。要看到嚴重性，同時也不要那么很怕。我是不怕的，再多兩億人口，我看問題就解決了。走到極點就會走向反面。”還有，“一方面講節育，一方面要節省，要成為風氣。”“一要樂觀，不要悲觀;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會控制了。”

　　為減少阻力，他提出：“關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門去，避孕藥物、器械這些東西，免費提供，挨家送，因為人家不好意思來領嘛。人體的八大系統都要研究，包括男女關系這種事情。要編成小冊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

　　如此認真具體的指示和要求，可見毛澤東對人口循環積累的后果有清醒的認識，明白積重難返的嚴重后果，并有切實的行動，一直在推動。到了1971年，政府提出的“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口號，為計劃生育工作提供了明確的指南。

　　不過，因為人口危機還不明顯、農村離機械化甚遠、遭遇嚴重自然災害、毛澤東不愿強行要求、以號召教育為主等等原因，毛澤東時期的計劃生育工作看似力度不大、效能不明顯。但是，史料記載顯示，中國人口出生率自1963年開始下降，1968年到1979年是人口出生率下降最快的時期，婦女總和生育率（平均一個婦女生育的孩子總數）從6.45下降到2.27，已經接近更替水平（剛好保持人口總數不增不減的水平）。其中，城鎮婦女的總和生育率1974年就下降到2個以下，農村婦女總和生育率也在70年代中期開始大幅度下降。這表明，到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轉型，實現了計劃生育的目的，人口增長處于良性循環狀態。

　　無疑，從保障持續發展、避免循環積累過度而積重難返的角度來看，毛澤東的計劃生育策略確實是治國理政的精彩篇章。

　　（14）重視對手謀略，阻擊攻心演變

　　雖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其實，多數情況下，遠慮與近憂總是并存。而且，事業舞臺越大，目標越宏遠，遠慮與近憂就越多。這就需要領導者有清醒的頭腦，在應對不斷涌現的近憂的同時，關注漸漸冒出來的遠慮。尤其是及時發現并識別出危害嚴重的遠慮，隨即務實地行動，以防遠慮演變成危害事業根基的近憂。

　　無疑，這是一個挑戰，一個高難度的挑戰。

　　引領一大幫人改天換地的毛澤東，也遭遇到這個挑戰，并有上佳的表現。防控杜勒斯的“和平演變”戰略，就是典型事例。

　　簡而言之，“和平演變”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戰略性文化武器。核心是通過擾亂視聽、擾亂民心、動搖敵對國國民信念，以及制造社會動亂以直接摧毀敵對國家的意志，最終實現其顛覆敵國政權的目的。

　　史料記載，“和平演變”源自上世紀四十年代后期，原本是美國政客用于顛覆蘇聯政權的戰略思維。由于紅色中國的建立和快速崛起，并在東亞給美國沉重的一擊，使得美國高度重視這個原本看不上眼的東方大國，將對付蘇聯的各種軟硬武器也用來對付中國。尤其是反華干將、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大肆叫囂“和平解放”戰略，將“和平演變”的目標重點放在紅色中國，重點是紅色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

　　當然，出身情報部門、擔任過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后來在外交舞臺叱咤風云的杜勒斯，不是放空炮，自二戰末期開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和平演變”戰略戰術體系。

　　在總體綱領上，杜勒斯將其定義為最高戰略。他宣稱，“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的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

　　在可行性方面，杜勒斯胸有成竹。他說，“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

　　在實施策略方面，杜勒斯不拘一格。他提出，“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還有，“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步抹去他們的存在”，“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肆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圣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方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

　　拋開政治立場即可看出，這確實是一套高明且完整的套路。自然，精明的美國人懂得其價值，很快就將“和平演變”的理論轉化為具體的措施和實踐行動。不僅構建了專業的“第五縱隊”，還擴大了范圍，將紅色中國作為一個主要目標。他們通過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意圖使中共政權從內部演變，實現不戰而勝的目的。

　　事實上，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到現在，美國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從來沒有中斷，攻勢凌厲，花樣繁多，且成績巨大。近期在網上廣為流傳的中情局“十誡”，就是一個具有印證。

　　“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毛澤東，1958年某一天在《參考消息》上看到杜勒斯的“和平演變”內容后，杜勒斯思維的精明、傳出的巨大隱患，立刻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那段時間，毛澤東一直高度關注杜勒斯的“和平演變”思維，對相關資料認真閱讀，加上自己的批注，并指示將自己的批注連同杜勒斯的三次講話的全文印發給相關人員。

　　自此，毛澤東不斷在會議上對伙伴們發出防范“和平演變”警示。須知，那是1959年，舉國上下極端困難的時期，是近憂連連的形勢。

　　毛澤東指出，杜勒斯所說的和平轉變，“和平演變誰呢？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容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

　　毛澤東提醒，“美國在標榜希望和平的同時，正在加緊利用滲透、腐蝕、顛覆種種陰謀手段來達到挽救帝國主義的頹勢，實現它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說，它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

　　毛澤東強調：“對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要有所警惕。‘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中國歷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兒子斷送掉的，例子很多嘛！歷史的教訓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我們的黨將來會不會變質？杜勒斯的預言會不會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國實現？這是很難預料的。建國10年了，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講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極大警惕。”

　　不久，1964 年6 月14 日，談到防止帝國主義“和平演變”問題時，毛澤東憂心忡忡地指出：“帝國主義說，和平演變對于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講話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

　　此后，在不同場合，對著不同對象，毛澤東多次警告人們：我們也不太平，還有貪污分子，投機倒把分子，還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

　　毛澤東對這個“和平演變”的攻勢如此憂慮，決非小題大做。他看到杜勒斯的“和平演變”內容后，立刻明白這是“攻心為上”的文化戰，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高招。

　　毛澤東重視“和平演變”，還因為他知曉人性。

　　大家知道，一切事在人為，而人心是行為的大本大源，人心向背又是在原始本性基礎上、受輿論引導的。但是，盡管人性有善有惡，卻有一個極大的弱點，即“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用俗語表達就是“學壞容易學好難”，這就使得“和平演變”很可能實現。

　　因為，中共領導的紅色事業，倡導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崇高理念，是大善之舉。“和平演變”的攻心理念則是滿足個人私欲的自由、維護權貴利益的弱肉強食，還有拋頭露面的表演式民主，等等，均屬于人性的惡點。同時，第三代、第四代沒有在西方模式主導的社會生活過，不知道燈紅酒綠的背后是什么，不知道紳士型笑臉的背后是什么。因此，在爭奪第三代、第四代的思想時，同等作用力的情況下，以“善”為核心的紅色文化理念難敵以“惡”為核心的“和平演變”內容。

　　還有，“好了傷疤忘了痛”，這是人性的弱點。因此，即使是不久前有苦難的經歷，也容易忘卻，容易被紙醉金迷的表象蒙騙。

　　何況，對方是“和平演變”，以“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之策逐漸侵蝕，借助先行一步發達社會的光鮮外表，用各色光鮮的名目包裝“惡”的內容，大多數人無法辨識，容易被拿下。提出，對方很容易“潛移默化成大事”。

　　還有，李自成得勝之后快速潰敗的教訓，中共內部一些人快速墮落的現實，黃炎培提出的周期律，都是引發毛澤東高度重視“和平演變”的原因。

　　當然，毛澤東的重視沒有停留在警告和諄諄教誨上，還根據對方的目標和策略，制定并實施了相關的應對措施。例如，加強對新一代的教育，將培養紅色事業接班人作為一個工作重點，專門提醒伙伴們管好自己的后代，讓不接地氣的年輕人到艱苦的地方去勞動去生活。同時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攻防，為此他告誡，“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就要形成某種輿論，造成某種聲勢，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此外，毛澤東不斷強調核心力量建設、探索大眾民主監督，努力通過內外兩手防控核心團隊成員的腐敗墮落，以阻擊美國的攻心大法。

　　總之，在應對不斷涌來的各色“近憂”的同時，發現并關注對手的“大殺器”，重視危害基業的“遠慮”，隨即務實地阻擋反擊對手的“大殺器”。這是毛澤東防控危害事業根基、追求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

　　（15）重視同類教訓，遏制異化危機

　　“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王震將軍晚年的這句形象貼切的感嘆，可謂對毛澤東高瞻遠矚的經典評說。

　　可以肯定，王震將軍此言有很多依據。不過，因為出自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之后，從時間節點上看，毛澤東幾十年前對蘇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預言，無疑是王震將軍如此感嘆的主要原因。

　　誠然，以蘇聯解體、蘇共解散為標志的“紅旗落地”發生在1991年，毛澤東的相關預言出自1960年代，雖不到50年，但那是在蘇聯勢頭正旺、在全球與美國并駕齊驅的時代提出來的。那個時代，提出如此顛覆性的預言，恐無第二人。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不僅老早發現蘇聯的潰敗危險，還將其定義為“修正主義”，作為自己前進道路上的反面典型，提出“反修防修”并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動，以求自己創立的紅色事業不會步其后塵，不會因修正主義而“紅旗落地”。

　　毛澤東重視蘇聯的修正主義，高調引以為戒，原因主要有兩方面。

　　其一，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及其后繼者的所作所為，以及蘇聯內政外交的許多方面，水平低劣，并明顯背離紅色政治理念，且不思改誨，積累下去肯定會出大問題。其二，毛澤東知道，中蘇兩國有太多的相似之處，政治理念、政府治理、經濟體制等方面類同，而且很長時間中方尊蘇方為“老大哥”，在方方面面以蘇聯為榜樣、向蘇聯學習。因此，中國很容易步蘇聯后塵，很有可能在某一天像蘇聯那樣“紅旗落地”。

　　既然看到了大危機，就要吸取教訓、引以為戒，以免中國因內部異化而“一發而不可收拾”。為此，毛澤東十分用心，極力遏制異化的危機。

　　首先，公開反對。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在毛澤東或主持或指導下，以反駁蘇方攻擊性宣傳為起點，中方在主流媒體上相繼發表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公開批判赫魯曉夫的諸多政治觀念，揭露蘇聯的陰暗面，并將蘇方錯誤思維整體定義為“修正主義”，作為批判對象。

　　其二，強力預警。將蘇聯的修正主義現象作為反面參照物，輿論戰線全面開動，提出并大力宣傳警示性內容。“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資本主義復辟”、“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等等，以使上上下下建立清醒的認識和高度的警惕。

　　第三，突出重點。毛澤東對蘇聯出現修正主義的原因有深入的分析。在一次談到為什么蘇聯會出現修正主義問題時，毛澤東提出多個重點。一是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徹底，看不到矛盾。更沒有區分兩類矛盾。二是干部和群眾的關系不正常，多年來國內沒有真正的人民民主，干部高人一等，不能批評。三是出現高薪階層，謀私利現象嚴重。在這些分析的基礎上，毛澤東將蘇聯特權階層、特權利益、欺壓基層民眾、貪污腐敗、拒絕監督等現象作為修正主義的要點，突出批判，并與國內的官僚主義聯系在一起。使得上上下下對修正主義的認識更具體、更現實，增強警示和防范效果。

　　第四，諄諄教誨。為避免重蹈覆轍、陷入危局，無論是在正式會議還是偶然交談，無論面對的是高層領導還是基層民眾，毛澤東都會強調“反修防修”、“斗私批修”，以使大家銘記教誨、保持警惕。特別是在晚年，毛澤東反復提醒高級干部，“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還經常對他們提出問題，“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

　　同時，為讓大家更明白更重視，毛澤東先后提出多個新概念。 例如，“既得利益集團”，“官僚主義者階級”，“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第五，培養新人。毛澤東明白，蘇聯走上“修正主義”，源頭是高層領導們。要避免中國步其后塵，就要重視培養品行卓越的骨干，而且是一大批。因此，他將培養紅色事業接班人視為“反修防修”的一個重點工作，一直在行動。

　　還有，專項運動。毛澤東對內部異變的危害看得很遠、很重，但是，正如王震之“毛主席比我們至少遠看五十年”感嘆所示，身邊的伙伴們覺得“修正主義”離中國很遙遠、不存在，因此，毛澤東的教導和批判產生的效能不大，離毛澤東的預期很遠，讓他感到很危險。為避免像蘇聯那樣“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在形勢并不嚴峻的情況下，毛澤東發起并大力推動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目標的政治運動。通過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上上下下一起經歷了一段非凡經歷的方式，給大家打了一劑非同尋常的“預防針”，強化了“反修防修”的效果。

　　因為面對的是全新的挑戰、啟動的是全新的探索，且是跳出體制的全社會模式，初期在許多方面缺乏必要的掌控，出現了不少問題，造成了不少錯誤。不過，歷史依然證明，正是因為毛澤東“早看五十年”的警惕，以及高度重視后的不懈努力，加上先發制人的進攻型防御措施，使得中國的紅色事業具備了強大的政治文化防御體系。如此，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國際風云變幻中，中國社會才得以承受受住了考驗，沒有像蘇聯那樣“紅旗落地”、四分五裂。

　　（16）重視事業繼承，力求后續有人

　　在毛澤東心中，基于崇高理想信念的偉大事業就如無止境的長征，需要一代接一代、堅持不懈的努力。因此，他對年輕人發出“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的呼喚。

　　與此同時，毛澤東知道，“亡我之心不死”的強敵，會針對紅色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大搞“和平演變”，攻勢凌厲，成效可怕；政治理念同門的“老大哥”，已經陷入“修正主義”式崩潰歧途，教訓深刻。因此，他明白，要想紅色事業基業長青，就要正視敵人的攻心戰略和“老大哥”的歧途教訓，加強對后代的品性塑造，認真培養紅色事業的接班人，而不能簡單地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

　　誠然，重視了就有行動。為培養合格的接班人，毛澤東有很多可圈可點的行動。

　　首先，及時提醒。

　　1964年6月初，毛澤東看到一份關于一個農村黨支部培養接班人問題的材料，認真地批示后，要求將這個材料印發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還要求將材料發到各縣、各社、各隊去。同時，針對缺陷不足提出警示和要求：“總之，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干部配備也要有一、二、三線。不能一個人死了， 沒人管事了， 要準備幾線。”

　　然后，提出標準。

　　專門提醒不久，1964年6月16日下午，毛澤東在一個會議上發表了關于接班人問題的著名講話，提出了接班人的五個條件。核心要義是：理論方面，懂馬列主義，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目的方面，為中國和世界的大多數人謀利益。方法方面有三點，一是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二是要搞民主集中制，三是要謙虛謹慎、善于自我批評。

　　第三，專項部署。

　　一次談到接班人問題時，毛澤東強調要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專項部署。他說，雖然新舊交替有客觀規律，“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他要求：“開會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從中央局、省、地、縣到支部，都要搞幾層接班人。”

　　第四，推動有效模式。

　　在探索過程中，毛澤東發現并大力倡導各級領導班子采取“老中青三結合”模式，促進互補的同時給年輕人鍛煉成長的舞臺，以免出現斷層。

　　第五，借鑒先賢哲理。

　　在探索培養合格接班人的過程中，毛澤東想起孟子名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指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為此，他大力號召城市里面長大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艱苦的地方去，以此將“降大任于斯人”的磨煉變成現實，歷練一批能擔當大任的干才。

　　第六，吸取教訓，改革教育。

　　在探索培養合格接班人的過程中，毛澤東吸取中共領導人群體的一個教訓，并大力改革教育。中共事業早期，王明為代表的、直接從校園步入領導崗位的年輕人，只懂理論不接地氣。毛澤東評價他們，“不知道人走路要靠腳，不知道人要睡覺，不知道人要吃飯，還不知道子彈會打死人。”因此，在大力推動普及教育的同時，為避免新一代年輕人重蹈覆轍、再現“校園幼稚病”，毛澤東發起教育改革，重心是讓教育擺脫單純的知識灌輸，使校園不是“象牙塔”，讓學生們成長過程接地氣。通過“學工、學農、學軍”，讓學生們與中國的社會現實及基層勞動融合在一起，與普通勞動者在一起。以使踏入社會的年輕人懂得社會現狀，多務實少務虛。

　　第七，吸取經驗，激勵青年。

　　為培養合格的接班人，毛澤東不斷向年輕人發出紅色使命號召，一段時期不顧辛勞、在天安門接見全國各地涌來想見他的年輕人，希望他們記住自己的重托，繼承紅色事業。一些人不理解他，為什么一天站八、九個小時接見這些孩子，他說：“我就是要想讓更多的孩子見到我，讓他們知道我對他們的希望。將來，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義，就是現在在廣場上見到我的孩子們當中，會有人記著我對他們的希望，記著我說的要反對修正主義，要敢于實行對修正主義造反有理。我多見一群孩子，多站一會，就多一份希望，這是很有意義的。”

　　他還說，“我有這樣的經驗。當年，搞國共合作，開代表大會，我到會了，見到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對我很器重，讓我擔負了重要的工作，還讓我在大會上作報告，而那時我很年輕。孫先生這樣器重我，我一輩子都沒有忘記。孫先生不在了，但他講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時時刻刻記在心里，記了一輩子，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我今天見見孩子們，也是希望他們記著要繼續革命，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所以，這是一件大事。”

　　如此種種，可見毛澤東對培養紅色事業的接班人多么上心。

　　確實，事在人為，品行不佳者只會壞事，“象牙塔”里出來的書生無力擔大任。歷史證明，蘇聯的快速崩潰，一大原因就是“左派幼稚病”（列寧定義）的人物掌握了蘇共領導權。毛澤東以深謀遠慮加務實行動，為紅色事業持續發展提供了關鍵的保障。

　　（17）促進身心健康，保障發展本錢

　　建國伊始，毛澤東放言，“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1957年，毛澤東提醒伙伴們重視民眾的價值，“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是我們的本錢。”加上他一直強調的“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可見，毛澤東把全國人民當成中國邁向現代化的基礎資源。

　　同時，毛澤東務實不務虛，重視數量更重視質量。令魯迅先生及許多仁人志士傷感和批判的“東亞病夫”特征，如懶懶散散、邋邋遢遢、茍且偷生、無精打采、弱不禁風，等等，毛澤東沒有漠視，而是有針對性的行動。

　　其實，早在投身紅色事業之前的1917年，毛澤東就對遍及華夏的“東亞病夫”現象很氣憤，發出“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呼吁。新中國成立之后，要帶領大家建設現代化強國，毛澤東更加重視國民品性的改造。他明白，精神低迷，體質脆弱的民眾，不能適應現代文明社會，更無力承擔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重任。因此，在發力將“一盤散沙”組織起來、大力構建面向大眾的醫療保障體系的同時，毛澤東將“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呼吁落到實處，領導上上下下一起行動，快速甩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提供了豐厚的本錢。

　　說到本錢，很多人都會聯想到毛澤東的一句名言，“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不錯，這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句流行語，將健康的身體拔高到本錢的位置，足見毛澤東對健康身體的重視。不過，這只是毛澤東促進國民身心健康、帶領大家擺脫“東亞病夫”魔咒的一個亮點，相關的精彩華章還有很多。

　　首先， 從教育領域抓青年學生的健康。

　　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就指示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馬敘倫先生注意學生的健康，提出“要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并要求“全國一切學校都應如此。”不久再次致信強調，“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并提出具體措施，減輕學生負擔，開展群眾性的學校體育活動，等等。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提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將體育與品德塑造和知識傳世并重，為一代一代青少年在校園里面健康成長提供了強勢的督導。

　　第二，大力推動全民性的健身體育運動。

　　就在建國伊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之時，毛澤東就對體育工作者提出，“體育是關系六億人民健康的大事。”要他們重視自己的工作、認真做好自己的工作。1952年6月10日，毛澤東專門為全國體總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史料記載，全國體總成立大會上正式傳達毛澤東這一題詞時，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體育界人士喜氣洋洋，體育界知名人士們更有感觸 。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毛主席把體育的真諦抓住了。”

　　確實，毛澤東的這12字方針，抓住了體育的真諦，為我國體育運動的發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不僅如此，整個社會對體育工作的認識也發生根本性轉變。體育不再是“打打球”、“玩一玩”、“可有可無”的小事，體育界人士不再有“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陰影。

　　為推動全民性的健身體育運動，毛澤東還注意以身作則。例如，1959年9月13日，毛澤東領著高層領導們一起出席第一屆全國綜合性運動會的開幕式。還有，他經常到江河與大海里游泳，73歲高齡時依然暢游長江。以此來激勵大家熱愛運動、積極開展健身運動。

　　在毛澤東的指導和督促下，以增強體質為目的的體育運動很快涌現在中國城鄉各地，各類企事業機構、學校，就地取材、因陋就簡，開展各項體育活動，還有大大小小的運動會，熱氣騰騰。其中，大眾化的廣播體操，更是大面積普及，并不斷更新發展。幾乎每一天，在全國各地、定時定點，都會響起“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鍛煉身體，保衛祖國”的洪亮聲音，隨即明快的音樂響起，一大群人做廣播體操。

　　在引領大家促進身心健康、擺脫“東亞病夫”魔咒方面，毛澤東還有一個重要舉措，即大力開展愛國衛生運動。

　　大家知道，新中國成立之時，城鄉環境臟亂、病菌多，人們普遍缺乏基本的衛生習慣，這些都與現代化相距甚遠。為快速改變這種狀態，從1950年8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開始，毛澤東不斷行動。

　　早在1952年3月，在應對美軍對我國東北、青島等地發起的細菌戰的基礎上，國務院于成立中央防疫委員會，領導全國城鄉迅速開展以消滅病媒蟲害為主要內容的群眾運動。1952年年底，中央防疫委員會提升為中共中央的機構，更名為“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周恩來、習仲勛分別為第一任和第二任主任。由此，中央直接領導全國的愛國衛生運動。

　　1956年10月13日，最高國務會議期間，毛澤東強調，“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

　　1958年1月上旬，毛澤東親自帶隊檢查杭州市小營巷的愛國衛生運動情況，以此行動傳遞自己的態度。

　　隨著愛國衛生運動的開展和普及，中華大地的環境衛生大為改觀，現代衛生習慣也在普通民眾中間逐漸普及，人們從里到外都變得清新了。

　　而且，在廣泛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環境中，在防治血吸蟲病機制與措施的前前后后，毛澤東大力推行“預防為主”的衛生工作機制，逐漸形成一套與醫療體系平行的衛生防疫工作體系。同時，針對常見的高發性流行疾病，大力研制和普及疫苗。在各項經濟工作剛起步、困難重重的情況下，僅預防天花的牛痘疫苗就免費發放了18億劑，涉及5億多人，接種天花疫苗幾乎成了全民記憶、

　　牛痘疫苗之外，接種各種疫苗也是很平常的事，還是小學生們既害怕又喜歡的事。因為，打針還是有點痛，小糖丸還是蠻好吃。漸漸地，長期肆掠中華大地、對民生傷害嚴重的鼠疫、天花、麻風病、血吸蟲病、瘧疾等疾病基本消失，其他疾病的危害也弱了很多。

　　事實證明，毛澤東的一系列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愿望得到充分的落到，“東亞病夫”的帽子在毛澤東時代早已不見蹤影，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高質量的本錢。

　　（18）敬畏興衰魔咒，矢志堅守探求

　　眾所周知，“實事求是”是毛澤東一貫的主張，屬于他為紅色事業確定的綱領性原則。其核心要義就是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解說的，從實際情況出發，找到客觀存在的規律，作為行動的向導。

　　由此可見，毛澤東高度重視客觀規律，凡事以客觀規律為向導。對此，前面有許多例證。

　　但是，有一種堪稱規律的普遍現象，毛澤東很重視，卻不以之為遵循的向導，而是將其視為“魔咒”，高度警惕，并努力跳出這個“魔咒”。

　　這個“魔咒”，就是黃炎培先生提出的歷史周期律。

　　史料記載，1945年7月4日，黃炎培與幾位國民參議員在延安訪問幾天后，在毛澤東的窯洞里與毛澤東有過一次深談。黃炎培對延安黨政軍民的蓬勃朝氣很贊揚，同時發出自己對歷史變遷的感言。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政黨、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夠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到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律的支配。”

　　聽聞黃炎培的這一席諍言，毛澤東深為感動，也很受震動。略一沉思，毛澤東緩慢且堅定地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場對話就是著名的“延安窯洞對話”，“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就是給毛澤東帶來震撼并心懷敬畏的歷史周期律。

　　毛澤東受到震撼，自有原因。深諳歷史的毛澤東明白，黃炎培所言不虛，闖王李自成的大順王朝就是典型事例。而這個普遍存在的歷史周期律，可謂成就改天換地大業的第一挑戰，自然引發敬畏之心。因此，盡管毛澤東當時宣稱找到了民主之路、能夠跳出這個周期律，但那是“戰略上藐視敵人”。具體如何跳出來，因為當時勝利的曙光還很遙遠，毛澤東還沒有很上心，因而只是記著黃炎培的警示。

　　窯洞對話大約四年后，隨著勝利的曙光越來越明亮，即將取代蔣介石政權的時候，毛澤東“就又不那么自信了。”在他心中，“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警報聲不斷響起，讓他忐忑不安。毛澤東知道，該重視這個艱巨的挑戰了，需要立刻行動，矢志不渝地堅守原則、不屈不撓探尋道路。因此，當他開始領導伙伴們著手建立新中國之時，直到人生的最后歲月，始終以敬畏之心看待并挑戰這個“魔咒”。

　　且看：

　　1949年3月初，勝利來臨之時，他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警惕“因為勝利”而增長“四種情緒”，并嚴肅地提出了“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隨后，在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遷入北京時，他以“進京趕考”之說表達對責任的敬畏之心，對全黨發出“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的嚴厲警示。

　　1949年3月26日，入住北京香山雙清別墅的第二天下午，毛澤東謝絕一切應酬，再次認真閱讀黃炎培的《延安歸來》一書。當天晚上，毛澤東以拜師求教的態度把黃炎培接到自己的住處，再續“窯洞對話”。此次對話持續到午夜，毛澤東不僅虛心向黃炎培求教跳出歷史周期律的道法，還向黃炎培發出懇請之聲：“為了共產黨治理的新中國不受、或者少受這個周期律的支配，您要做我的諍友啊！”

　　進京之后，為 “全國人民帶個好頭”，毛澤東以身垂范，以“兩個務必”嚴格自律，一如既往地艱苦奮斗、樸素生活。他拒絕在自己生活工作環境擺設鮮花盆景，拒絕并嚴肅批評各地方下屬為他安排盛宴，外出辦公不僅飲食簡單規矩、而且按規定支付費用，親朋好友提出的額外關照一律拒絕，等等。

　　1951年初，上海某專科學校校長黃逸峰，多次壓制學生們的批評意見。毛澤東了解情況后嚴厲批示，“壓制批評，輕則開除黨籍，重則交人民公審”。

　　緊接著，發起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對劉青山、張子善兩個腐敗分子，毛澤東親批死刑，并告誡伙伴們，“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隨后，毛澤東一直盯著官僚主義、懶散貪腐等“亡”者風氣，不斷教導、告誡、批評。“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

　　為了讓大家更清醒更認真，毛澤東亮出鮮明的對比，“我們跟國民黨相反，他們是以一個貴族的姿態、老爺派頭在人民中出現，我們是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在人民中出現。”

　　為使“人民來監督政府”的民主現實化，毛澤東強調要給普通勞動者實際的管理權，讓普通民眾對與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事物有實際的發言權、監督權。以此為基礎，形成生動、活潑、具體并且管用的民主生活環境，創造出一種跟代議制民主完全不同的實質性的民主體制。

　　為促成“人民來監督政府”制度化、日常化，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毛澤東呼吁借鑒紅軍時期“士兵委員會”模式，將民主規范化、制度化。在談話中，毛澤東對一線負責的伙伴們提出批評，“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他還強調，“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中央出修正主義怎么辦?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別是在上層建筑領域。”

　　為突破傳承幾千年的“官權至上”文化的強大慣性、促進上上下下接受并習慣對官權說“不”，毛澤東大力倡導“以下犯上”的大眾民主，賦予民眾監督上司、為自己說話的合法權力。

　　總之，因為敬畏這個歷史周期律、致力于突破這個興衰“魔咒”，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毛澤東矢志不渝地堅守“其興也勃焉”的精氣神，同時不屈不撓地探求破解“其亡也忽焉”的有效方略。雖不能說完全實現了目的，但也確有成效。畢竟，他領導的紅色事業雖然坎坷不斷，基本上都保持著一種興起的狀態，沒有陷入衰亡的泥潭。

　　（19）推廣哲學思維，強化得道智慧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先賢孟子的經典名句告訴我們，要想成事，需要懂得并順應“道”。

　　道者，天道也。即自然與社會的規律。例如，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一個“道”；荀子的“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也是一個“道”。

　　既然懂得并順應“道”事關成敗，如何“得道”就是人生的必修課，因此有了哲學。

　　何為哲學？定義的概念很多，一個綜合描述較為容易讓人們有整體性的理解。——人類知識可以概括為哲學、科學與藝術三大類。其中，科學是對自然及其規律的解釋，哲學是對自然及其規律的抽象，藝術是對自然及其規律的模仿。

　　也許“抽象”二字難以理解，看看毛澤東的定義就明白了。

　　1942年 2月 1日，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毛澤東發表了《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講。他說:“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斗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斗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于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

　　可見，哲學就是關于“道”的學問，而且是最高層次的學問。再將孟子的名言與毛澤東的哲學定義聯系起來即可以看出，懂不懂哲學，或是哲學思維水平如何，直接影響事業成就。

　　哲學如此重要，引領一大群人在自然與社會的大舞臺上奮斗的毛澤東，自然十分重視。他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明確提出自己的哲學定義、高調宣貫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觀，就是一個典型事例。

　　事實上，1917年，24歲的青年毛澤東就對哲學的價值有充分的認識。在他給亦師亦友的黎錦熙的長信中明確提出，“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然后提出，“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

　　因此，毛澤東自走上歷史舞臺、尤其是擔任中共領導之后，首先結合過去的沉痛教訓、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主，發出強有力的哲學聲音，引領紅色事業的思維和策略走上正道。

　　隨后，毛澤東不斷倡導鼓勵開展各類文化知識的學習，唯物辯證法為基石的哲學理論知識是一個重點，并取得了豐厚的成果。在這方面，中共第一代核心班子人物之一的陳云，以切身感悟提供了例證。

　　媒體記載，陳云在財經領域及其他領域都有輝煌的成就，比身邊很多資歷類似的伙伴們更出色，被公認為善于破解難題的高人。原因固然不少，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十分重視哲學，把學哲學用哲學放在工作中異常突出的地位，因而有很好的哲學智慧，面對全新的疑難問題也能夠很快找到切入點去解決。

　　陳云之所以這樣，原因就是毛澤東的教導。對此，陳云經常回憶和談論。

　　1987年某一天，在一次談話時，陳云談到哲學問題。關于毛澤東教導他學哲學，陳云很動情地說：“在延安，我當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毛主席先后三次當面同我談過，要學哲學，還派教員來幫助我們學習。”

　　隨后，陳云很認真地說：“我個人的體會是：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希望能夠組織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的同志都來學習哲學，并把這個學習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項重要責任。”

　　此番體會和建議，印證了哲學在陳云心目中的非凡價值。

　　而且，因為明白哲學的豐厚價值，陳云曾經將家人組織起來成立家庭學習小組，一起學哲學。希望通過這種形式形成一種學習風氣，幫助孩子們形成自學的能力，養成正確的思維方法，具備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工作能力。

　　此外，陳云還教導鼓勵身邊的工作人員學哲學，提醒他們“要學好哲學，講辯證法。這不僅對工作和生活有益，而且可以終身受用。”

　　為讓孩子們重視哲學，陳云經常對孩子們講自己學哲學用哲學的故事，他的孩子們對此都有很深的印象。他的一個女兒回憶說：“每當他講到毛主席在延安要他學哲學的時候，我就看到他兩眼放光，非常激動。”

　　相關的回憶和評說很多。

　　對于哲學的價值，陳云有言，“讀哲學是一個人一生最重要的學習內容，只有掌握了好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才能夠做好事情。對過去的事情，大家可能都會有一個結論，但是對未來的事情怎么分析怎么看，就要用哲學思想來指導。”

　　對于毛澤東在哲學領域的傳道受業解惑，陳云說，“毛主席在教學方法上始終貫穿著辯證法。”他還說，“毛主席之所以能夠把中國革命搞成功，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學思想培養了一代人。我們這些老干部感謝毛主席，想念毛主席，尊重毛主席，根子也在這兒。”

　　至于人們贊頌陳云的一大亮點，“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其實也與毛澤東的哲學智慧有關。

　　媒體報道，“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十五字訣，陳云說了一輩子，做了一輩子。他去世后，這十五字訣鐫刻在他的墓碑上，是對陳云品德和工作作風的貼切描述。

　　事實上，這既是陳云的卓越風采，也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體現。

　　因為，陳云關于這十五字訣有這樣的說法：“這是我在延安的時候，研究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和電報之后得來的體會。‘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是唯物論，‘交換、比較、反復’，是辯證法，合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

　　可見毛澤東的哲學智慧對陳云的影響之大。

　　當然，毛澤東大力推廣哲學思維，不局限于陳云等等高層領導，也不止于中共黨員，他是面向紅色事業的全體參與者。戰爭時期局限于根據地，新中國成立后，更是號召全體民眾學哲學用哲學。

　　網上爆料，有人幾年前從舊書市場淘到一本舊書，書名叫《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著者普列漢諾夫，1958年10月第一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定價人民幣2角4分。此書的扉頁上蓋著一個圓形印章，印章文字為“七一人民公社圖書館藏書章”。而且，爆料者發現，書中許多地方都有批閱的字跡和劃線。可見，那個時代，哲學書籍已經在農村出現，并有人認真閱讀。

　　而且，毛澤東推廣哲學思維時注意貼近現實，“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他不僅是這樣要求的，自己也是這樣做的。他的哲學思想文章，基本都跳出了“哲學家的哲學”，用普通人、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民眾能夠理解的風格和文句，一舉突破了哲學因抽象而難懂的障礙。

　　例如，抽象性很強的政治術語“左”和“右”，毛澤東這樣解說： “什么叫左傾？什么叫右傾？好像婦女生娃娃，七個月就壓出來，就是左了。過了九個月不準出來，就是右了。”

　　還有，“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毛澤東用這般淺顯易懂、甚至令人捧腹的話語，精辟地解說實踐的道理。

　　對于毛澤東這種文風的特色與價值，日本1962年的《防衛年鑒》有評說：如果說古代孫子的兵法是哲學性的，克勞塞維茨的兵書是科學性的，那么毛澤東的兵書則是徹底的現實性的東西;前兩者是以研究兵法的人為對象，而后者則能為每一個士兵所理解。

　　在毛澤東的不懈努力下，哲學思維在大眾化的道路上不斷前行。其中，《實踐論》、《矛盾論》、《論十大關系》、《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等作品，成為幾代中國人通俗易懂的哲學著作；“實事求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等等概念，成了毛時代中國的大眾化常識。稍有規模的單位，都會有“理論組”，經常探討哲學理論、發表哲學文章。

　　總之，正如陳云所言，大力推廣哲學思維，用哲學思想培養一代接一代的人，在全國形成學哲學、用哲學的風氣，使得上上下下都重視“得道”、善于“得道”，是毛澤東的非常高明之舉，對中國的健康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20）認真糾偏改錯，務實砥礪前行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源自《左傳》的這句經典名言，道出了人世間的一大困境和挑戰。即出錯難以避免，及時改正錯誤最有價值。

　　確實，個人也好團隊也罷，即使方向正確，行動過程中出錯了卻不能及時發現并糾正，就會越來越糟糕，進而步入困境、陷入危局，再好的初心也難有好結果。然而，“過而能改” 不僅很重要，而且很不容易。尤其對于從事全新事業的大團體，更為重要，也更加困難，更為“善莫大焉”。

　　對此，引領千軍萬馬的毛澤東有清醒的認識。他知道，中華大地上的改天換地事業前無古人，幾乎都是探索中前行，決策指示難免過錯失誤。同時，伙伴們的素質水平參差不齊，具體情況千差萬別，領悟和執行難免過“左”過“右”的偏差。因此，自上而下都要重視奮斗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錯誤，并盡快糾正，以免偏離正道、傷害基業。

　　為此，毛澤東一直在行動。

　　首先，毛澤東明白，糾偏改錯不可依靠基層自動自發，需要相關領導者點頭帶頭。但是，不能依靠領導者個人，否則很受限制，因此，毛澤東大力倡導民主集中制，強調認真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對復雜情況和不同意見加以分析。這就給班子里的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提醒錯誤的機會，增強集思廣益、糾偏改錯的效能。

　　其次，毛澤東知道，很多錯誤的初衷沒錯，錯在關鍵要素偏離實際。因此，毛澤東強調理論聯系實際，批判高高在上空談理論的教條主義，倡導“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這就使得實踐的結果成為評估對錯優劣的依據，使得客觀存在的問題不會被“理論”的光環遮擋，能夠引起關注并得到及時糾正。

　　因為心懷“為人民服務”的使命，毛澤東以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為圓心。因此，他強調“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原則，將基層群眾的意愿和利益訴求作為對錯優劣的評估標準，提出并要求大家依托“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根據群眾反饋進行糾偏改錯，不可一意孤行。

　　還有，毛澤東懂得，發現問題、承認問題才能解決問題，而批評才能將錯誤暴露，自我批評才是承認錯誤。同時，毛澤東深諳人性，知道“面子”是糾偏改錯的大障礙，必須大力突破。因此，他大力倡導批評和自我批評，將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黨政干部的必備作風，以此引領伙伴們突破“面子”難關、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啟糾偏改錯之門。

　　同時，毛澤東相信，糾偏改錯需要有力的督促，沒有規矩就難以形成督促。因此，他督促伙伴們形成規矩。他提出，工作要“全面規劃，幾次檢查，年終評比，這是三個重要方法。” 對重要工作，他要求“必須隨時掌握工作進程，交流經驗，糾正錯誤。”并告誡大家，“不要等數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開總結會，算總賬，總的糾正。這樣損失太大，而隨時糾正，損失較少。”

　　這些都是毛澤東為糾偏改錯準備的基礎鋪墊。

　　不僅如此，毛澤東知道糾偏改錯很重要、很不容易，因此在做好基礎工作的同時，不斷提醒和督促。

　　他指出，“我們工作中間一定會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確的就要承認它正確，做得不正確的就要修正。”

　　他告誡，“一個政黨和人一樣，在成長過程中也會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只有不斷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才能從幼稚走向成熟。”

　　他教導領導干部，“要‘不恥下問’，要善于傾聽下面干部的意見。聽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對正確的意見，必須聽，并且照它做。”

　　他批評“好心”的借口，“事前顧及事后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

　　他強調認真，“真正的好心，必須對于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

　　還有，在糾正偏差、改正錯誤方面，毛澤東更是親力親為，或是直接主持、或是督促指導，做了很多具體的工作。

　　因為王明路線，導致紅軍時期在“肅反”中出現嚴重錯誤，傷害了很多戰友。毛澤東掌握領導權之后立刻采取行動，剛到陜北就及時阻止錯誤繼續下去，并努力糾錯平反。在他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作出決定，無確鑿證據證明其背叛革命而錯殺的干部戰士，一律追認為革命烈士，因各種原因撤銷黨籍的，只要沒有確鑿證據證明是反革命或背叛革命的，全部恢復黨籍，黨籍仍從原來入黨日期算起，等等。此舉徹底糾正了中共早期的嚴重“左”傾錯誤，紅色團隊更加團結、更加振奮。

　　抗戰期間及后來的一段時期，鄉村的土改工作是一個重點。因為政策漏洞等原因，執行過“左”、過“右”的偏差都不少。毛澤東對這些都很重視，經常與相關人員探討，提出糾錯的指示和要求。

　　建國伊始的“五反”運動，方向正確，但是運動初期相關原則條例不清，基層民眾行為過激、黨政機關控制無力，造成很多問題。毛澤東得知后及時召集糾偏，使得運動過程得到控制，有序且有效地進行和收尾。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廣大農村快速步入全新的公社模式。因為多種原因，出現很多過“左”的問題。盡管公社模式符合中共的理念，但是具體政策、方法等等方面的漏洞和錯誤，依然讓毛澤東很反感。中共中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決議后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毛澤東就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糾正“左”的偏差。并從1961年2月上旬開始，毛澤東提出并親自領導編制一套《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給這次糾偏改錯劃上圓滿的“句號”。

　　不久，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為讓各級干部認真地糾正偏差、改正錯誤，毛澤東大力倡導暢所欲言，不給壓力，開“出氣會”。同時，他主動承擔領袖的責任，在會上認真地自我批評。這就幫大家卸下了沉重的心理包袱、消除了積壓的怨氣，消除了糾偏改錯的一大障礙。

　　如此等等，大大小小的事例很多，足見毛澤東對糾偏改錯的重視。

　　正是因為毛澤東重視發現錯誤糾正錯誤，有基礎鋪墊，有諄諄教誨，有親力親為，毛澤東才能引領伙伴們在改天換地的探索中砥礪前行，糾正一個又一個的錯誤，取得一個接一個的勝利。

　　（21）清除重大障礙，促進繁榮發展

　　眾所周知，國家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由許多方面構成，受行動方面影響。在現代文明社會環境中，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對國家影響巨大。兩者一硬一軟，決定國家的生命力、競爭力和持續發展力。共和國成立之時，生命力和競爭力都很弱，持續發展力更無從談起。對此，毛澤東心知肚明，并高度重視，自建國伊始就不斷推出重磅舉措。其中，影響面最廣、影響力最大的，當屬毛澤東提出并大力倡導的“雙百”方針。

　　“雙百”方針，即毛澤東于上世紀五十年代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具體而言，是倡導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的“百花齊放”、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的“百家爭鳴”。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的目的，是為清除國家科學文化事業發展道路上的現實障礙，促進國家的藝術發展、科學進步、文化繁榮。

　　為什么提出并大力倡導“雙百”方針？自然有原因。

　　先看看“百花齊放”的由來。

　　媒體記載，毛澤東與同時代的文化人一樣，喜歡戲劇。不僅特別喜歡京劇，對中國各地的主要戲曲都有一定的興趣。但是，“文人相輕”在中國戲劇界很嚴重，門派之爭、主流之爭就沒有斷過。在1950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全國戲曲工作會議上，又發生了京劇和地方戲以哪個為主的爭論。毛澤東感覺，堂堂五千年文明、五億人口的大國、斷不可“一花獨放”，因此，1951年4月，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時，毛澤東題詞祝賀：“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同年5月5日，政務院發出《關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據“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指示，提出：“中國戲曲種類極為豐富，應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與發展，鼓勵各種戲曲形式的自由競賽，促成戲曲藝術的‘百花齊放’。”

　　自此，毛澤東為以戲曲為代表的文化藝術事業定下了“百花齊放”的發展方針。

　　再看“百家爭鳴”的由來。

　　大家知道，由于紅色事業的特殊性，新中國的各行各業各項工作，政治態度成了最重要的元素。同時，由于一段時期的迷茫和一些人的過激，早期常有隨意扣“帽子”的現象。1956年前，政治概念就被隨意擴大、延伸。科學技術領域，源自蘇聯的學術思想被標上“社會主義”標簽，源自歐美的學術思想被標上“資本主義”標簽，學術研究上先問“姓資姓社”，對科學技術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礙。

　　例如，遺傳學領域，獨尊蘇聯的李森科為社會主義學派，而把美國的摩爾根指責為資本主義學派。國際著名遺傳學家、我國現代遺傳學奠基人之一、杰出的科學家和教育家談家楨先生，早年留學美國，師從美國的著名遺傳學家摩爾根，就被指責為資本主義學派。即使當時在遺傳學研究上已經很有名氣，他卻不能在從教的復旦大學里面開設遺傳學課程，也不能從事遺傳學研究。

　　毛澤東了解這個現象后，對這種學術研究上首先問“姓資姓社”、對科技問題亂貼政治標簽的現象非常不滿，直接并多次提出整改意見。

　　1956年4月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論十大關系》時，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要把政治思想問題同學術性質、藝術性質、技術性質的問題區分開來。”并明確要求，“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多。”

　　隨后的5月2日最高國務會上，毛澤東又強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學說，那么多的自然科學學派。就是社會科學，也有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談。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

　　也就是從1956年春天到1957年春天這段時間，毛澤東多次明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發展科學、繁榮文藝的指導方針。

　　他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

　　他還多次申明，這是一個基本的、長期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

　　當然，“雙百”方針有基本原則，是毛澤東提出的辨別香花和毒草有6個政治標準。其實，這個原則很簡單，就是適應各行各業的紅色文化核心要素——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為工農兵服務、團結奮斗。可以說，這是毛澤東時代的普遍原則，早已深入人心，對科技和文化事業沒有特別的限制。

　　而且，為推行和貫徹“雙百”方針，毛澤東不斷有針對性的行動。

　　首先，他闡明了“雙百”方針與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關系。他說：“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并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因為“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

　　同時，他解讀了“雙百”方針的價值。他指出：“采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

　　并且，他針對具體事項勸導伙伴們，“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么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

　　此外，他還專門鼓勵處于弱勢的群體，“青年人要敢想、敢說、敢干，振奮大無畏的創造精神，不要被名人、權威嚇倒。”

　　自然，因為順應了繁榮文化藝術、促進科學技術的“道”，“雙百”方針的明確和宣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極大地促進了科技和文化事業的發展。而這個“雙百”方針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效能，主要因為它清除了阻礙科技和文化事業發展的三大障礙。

　　第一，消除了“政治紅線”的高壓。

　　在政治態度高于一切的時代，將學術思想與政治脫鉤，使得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方面的工作沒有“政治紅線”，學術性研究不受政治因素干擾和影響。徹底消除了科技人員的一大心理負擔，他們在專業學術方面探索時不再有“政治紅線”的憂慮和恐懼，可以放心地繼承和借鑒西方科技、大膽地質疑和挑戰蘇聯經驗，可以在科技領域自由自在地探索、創新。

　　第二，淡化了“門派紛爭”的內耗。

　　文化藝術領域，文人相輕的傳統習俗很深重，門派之間不易和諧共存，難以互相學習，還有沒完沒了的內耗。倡導和鼓勵“百花齊放”、自由發展，消除了“正房”、“偏房”之爭，為大多數文化藝術人士消除了一大“心病”。沒有了深重的自卑感，淡化了嚴重的隔閡，他們可以大大方方地登臺亮相、盡情展現自己的風采，互相學習借鑒、取長補短，共商創新與發展。

　　第三，解開了“資歷”的約束。

　　論資排輩是一個傳統現象，根深蒂固，年輕人在老輩面前沒有說話的資格。資歷的約束對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創新、突破是很大在障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讓“資歷淺”不再是顧忌、“資歷深”不再是絕對正確，給了年輕人在老專家、老師傅面前發表不同意見的勇氣，弱化了老先生們在晚輩面前的“唯吾獨尊”之心，為“長江后浪推前浪”提供了法統上的保障。

　　很多參與人士的回憶顯示，正是因為“雙百”方針清除了這三大障礙，無論是“兩彈一星”的研制還是幾大樣板戲的創作，幾乎都把團隊的力量發揮到極限。在各項工作過程中，年輕人與權威人士一起，無隔閡無障礙地探討、提出不同意見、面紅耳赤地爭論，精雕細琢地前行。

　　還有，我國著名作曲家，原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吳祖強在2010年有言：“《紅色娘子軍》、《沙家浜》、《白毛女》這幾部作品在藝術上的確可以成為經典。因為那時候是集體創作，大家都可以提意見，真是精雕細琢。”

　　無疑，“雙百”方針價值非凡，是毛澤東破解現實重大障礙、推動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快速發展的精彩手筆。

　　（22）構建專項體制，破解厚重難題

　　前面介紹過，毛澤東倡導和鼓勵“雙百”方針，清除了科技和文化事業發展道路上的三大障礙，促進了科技和文化事業的發展，是精彩的大手筆。

　　不過，一些障礙超級厚重，不是方針政策所能清除的。例如，一直困擾中國人的糧食問題。

　　媒體爆料，新中國成立之時，逃到臺灣的蔣介石曾酸溜溜地說，“我把四萬萬人吃飯的包袱甩給毛澤東了。”

　　此言雖然是自找臺階，卻也不無道理。

　　眾所周知，幾千年以來，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糧食問題是困擾國人的頭號難題。畢竟，全人類都吃不飽的地球村，以7％的土地養活四分之一的人口，何其難也！加上自然災害此起彼伏，華夏大地經常是“三歲一饑、六歲一衰、十二歲一荒”。因此，在中國歷史上，糧食問題一直是最重要的經濟問題，“讓百姓吃飽飯”困擾著歷代統治者幾千年，并因此導致眾多王朝的覆滅。

　　所以，不僅蔣介石把此事視為沉重的包袱，世界各國和國內很多人也用懷疑的眼光打量著新中國。美國前國務卿艾奇遜甚至斷言，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因為解決不了這么多人的吃飯問題而垮臺。

　　何況，毛澤東不僅要解決中國人吃飯的問題，更要帶領中華兒女邁向工業化、現代化。這就不斷需要人員從農業生產轉為工業生產、科技文化事業，還需要將有限的農產品優選出口，換取急需的現代科技和工業設備等物品。因此，新中國的糧食問題十分嚴重。盡管建國初期已經通過土改切實推動了農業的發展，但糧種、土地、水利工程等方面均無變化，離解決吃飯問題、推動國家工業化，還有很大的差距，糧食問題依然是頭號經濟問題。

　　同時，從農業化社會邁向工業化社會、“人往高處走”的無序盲目流動，會削弱農業生產，并會造成城鄉沖突、貧富區域沖突，引發大的社會動蕩。

　　顯然，這一系列的難題，歸根到底是每個人的吃飯問題。在哪里吃？靠什么吃？吃得如何？如何保障？等等。而且，因為涉及到的是民眾的生存保障和生活質量，直接影響社會的穩定程度和國家的發展速度，僅僅依靠經濟方面的方針政策無法擺平。對此，毛澤東和伙伴們有清醒的認識，依托馬克思主義之政治與經濟相統一的思想，跳出以經濟方針政策應對經濟問題的局限，在國家治理層面構建專項體制。

　　這個專項體制的核心部分，就是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機制與城鄉二元戶籍管理機制。通過這兩個獨立又關聯的機制的建立、融合、變革、優化，一步一步形成一套體制，用于破解頭號經濟問題。

　　這個體制，首先出現的是以城鎮人口治安和秩序管理為主的戶籍制度，但是，早期的戶籍制并不很嚴，與糧食供給也無關聯。

　　變化始于1953年。此時，中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大步邁向工業化，大量農業人口轉為工業人口。同時，增加經濟作物種植，翻身了的農民也想多吃一點，農民和商販想多賺一筆，投機商從中作梗，糧食流通不暢，發生自然災害，等等。諸多原因加大了糧食供需矛盾，糧食供給形勢更加嚴峻。

　　“糧食是穩定市場、保證建設的最重要的物資。”毛澤東明白糧食的價值，重視嚴峻的形勢。1953年上半年糧食供銷矛盾加劇時，即要求陳云負責的財政經濟委員會拿出具體辦法。

　　陳云帶病出征，正視糧食“短期內增產無望，又不能依賴進口”的現實，從流通方式上著手。經過深入系統的調研分析，借鑒國內外經驗教訓，多方討論、反復比較、權衡利弊后，克服重重顧慮，以“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和“保障國家的工業化大局”為政策導向，向最高決策班子提出了一套的“在農村征購、在城市配售”的統購統銷政策方案。

　　1953年10月份，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采納了陳云的建議，討論并通過了《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11月19日，政務院通過了《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 和《糧食市場管理暫行辦法》。自此，以毛澤東批發的《決議》和政務院通過的這兩個文件為標志，在中央統一管理之下、由中央與地方分工負責的糧食“統購統銷”管理政策出臺并實施，成為新中國破解糧食供給問題的根本大法。

　　很快，統購統銷政策全面鋪開。這是一個強制性的政策，用陳云的話來說，“又征又配，農村征購，城市配給。硬家伙。”自然，對社會方方面面有很大的影響，需要相關的跟進配合，以使一出一進兩個方面不出大問題。

　　“出”的方面，糧食供應既要保障供應又要避免被人多占有，這就需要落實到家家戶戶的準確人口數據作為依據。“進”的方面，作為供應方的農民不應購買糧食，也不可擅自脫離農業，以免影響農業生產。

　　因此，隨著統購統銷政策的基本定型，加上其他原因，戶籍制度不斷修正、精細、完善，形成了新中國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基本框架。至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毛澤東的名義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標志著中國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正式建立，以嚴格規范的居住管理保障糧食產銷的規范與安全。

　　就這樣，在糧食產量未能大幅度增長、城鎮人口大幅度增長的背景下，毛澤東引領伙伴們通過構建專項體制，將政治與經濟融為一體，使得糧食采購和供給步入坦途，具有規則明確、通道順暢、價值合理、控制有效等特點。加上集體化、大興水利等相關工作，不僅切實解決了不斷增長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破解了困擾歷朝歷代數千年的厚重難題，還為國家工業化提供了最關鍵最實際的保障。

　　正如毛澤東所言：“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

　　而且，盡管期間多有坎坷，但由于陳云充分考慮了“硬家伙”需要調節的多方關系，加上政權基層化、農業集體化、縮小“剪刀差”等原因，這個體制對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影響和沖擊不大。

　　無疑，毛澤東指導下、陳云主抓的這個政治經濟一體化體制，是中國在工業化道路上持續穩健發展的一塊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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