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今年九月有三個中華民族、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人不可忘懷的日子：九月二日是中華全民族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戰爭完全勝利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九月九日是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逝世45周年紀念日；九月十八日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實施妄圖征服中華民族計劃，中國共產黨開始動員全民族實施對日本侵略者頑強抵御的起始紀念日。在這個九月里，我用一篇題為《天才的預見是中共在抗戰時期脫胎換骨的根本保證》的讀書筆記，紀念偉大的抗日戰爭，紀念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大劇的總編劇、總導演，對抗日戰爭進程、結局總是處在高瞻遠矚地位、做出天才預見并引領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實現脫胎換骨變化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

　　從1931年9月18日抗日戰爭爆發，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全面勝利，這一段歷史對于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斗爭，同樣對于毛澤東，都有無與倫比的重大意義！

　　眾所周知，在抗日戰爭前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會師陜北時只有大約三萬子弟兵，全國的共產黨員恐怕還不足此數。即便是抗戰初期八路軍三個師加上新四軍也不過五六萬人槍。而抗戰勝利時，共產黨領導下的正規軍已有九十萬人馬，加上地方部隊，則有一百二十萬眾。全國的共產黨員也達到百萬。

　　問題是，還不止這種數量上的變化，質量上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此時人民軍隊的指揮中樞強大，戰略部署及戰役組織能力高超；各級指揮員軍事素養極高，貫徹上級指揮意圖堅決，處置戰場現場情況靈活機動；士兵思想水平極大提升，戰斗意志堅強。真可謂官兵上下同欲，紀律嚴明，已成就為一支人民的鐵軍！

　　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也已有了脫胎換骨的質變。徹底清算了教條主義、機會主義的影響，形成了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已初步形成全黨的共識；全黨有了成千上萬個具有一定馬列主義水平，能夠密切聯系群眾，獨當一面的各級干部；黨員的絕大多數，黨性堅強，宗旨明確。這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了足以左右中國局勢的任何人都不可小覷政治力量。

　　更何況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根據地人口已有一萬萬，約占當時全國人口四分之一。根據地內政治開明，生活安定，軍民團結，人民熱愛共產黨之情，愛戴人民領袖之心，溢于言表，載入歌詠。

　　尤其重要的是，在抗日戰爭八年當中，毛澤東真的迎來了自己二十年前預言的中日一戰，得以在更為廣闊的舞臺上，展現其高瞻遠矚的風采；在更為復雜的局面中，表現其喚民、聯友、拒敵的才能；在更為殘酷的戰爭中，施展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軍事才華；成為了思想成熟，理論升華，眾望所歸的中國共產黨內第一人！

　　《毛澤東語傳》的編者一定對上述看法持肯定的意見，所以在《語傳》一書中，給予“指導抗日戰爭，中流砥柱”章節除了“開創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奠基中國現代文化”章節之外的第二大篇幅。我們不妨從《語傳》中尋找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為什么能在抗戰八年里發生脫胎換骨的巨變的脈絡吧。

　　《語傳》在“指導抗日戰爭，中流砥柱”章節中是以1936年7月，抗日戰爭尚未全面爆發時，斯諾向毛澤東的發問開篇：

　　斯諾問：中國抗日戰爭的“主要戰略方針是什么？”毛澤東對其說：“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戰。這并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要點，對于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然要是運動戰。”

　　這一段斯諾與毛澤東之間的問答其實是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引用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1937年4月出版）所載斯諾記錄的他與毛澤東的對話中的一段。那一段引文較長，不在此處摘錄了，有心了解者不妨翻看一下《論持久戰》。

　　從斯諾當年與毛澤東的一問一答里我們應該能見到毛澤東對即將到來的中日對決至少有以下幾個基本思考：

　　一，抗日戰爭想要速決，需要太多的條件出現，因而實際必然是一場持久戰。

　　二，抗日戰爭想要取得勝利，一定要建立國內和國際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三，在對日戰爭中要運動戰與游擊戰相結合。

　　四，要充分利用中國人口多的特點，廣泛發動人民群眾，打一場人民戰爭。

　　毛澤東在此還有一個大膽的預見：受日本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所左右，日本會由進攻中國大陸轉向進攻東南亞沿海國家。（這一預見真的被抗日戰爭以后的進程所證實）

　　很顯然毛澤東早在抗戰全面爆發一年前已在未雨綢繆地謀劃著如何實踐自己二十年前立下的：對日人“一戰以圖存”的志愿！

　　《語傳》編者在“指導抗日戰爭，砥柱中流”章節里編錄了毛澤東七十八篇文章中的論述以及部分毛澤東與人的信函，少量的詩、聯，某些場合與人談話的記錄。

　　這些“語”和“論”大體可以分為下面數個方面：抗日戰爭的軍事戰略戰術；認識論和世界觀的建立；持久戰觀念和必勝信心的樹立；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統一戰線的建立、維護和應急處理；人民群眾的發動和思想教育。

　　毛澤東要求：“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還說“在打第一仗之前，必須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體如何打法，……雖結果不見得乃至決不會盡如所期，然而必須依據雙方全局，仔細地切實地想明白。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的投下一著好棋子的。”

　　毛澤東自己就是一個對全局把握有超乎尋常能力的大戰略家。自打1936年7月與斯諾談話始，便一步一步有條不紊地投放著一個又一個的好棋子。

　　依照時間順序，毛澤東首先于1936年12月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從內容上看似乎只是對前十年中國革命戰爭經驗的總結，然而其中有一段話耐人尋味：“戰略的持久戰，戰役和戰術的速決戰，這是一件事的兩方面，這是國內戰爭的兩個同時并重的原則，也可以適用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焉知項莊舞劍，意在何為？

　　既然對日之戰是一大決戰，自然最終是要靠軍事解決問題。好好地梳理一下以往作戰的經驗、教訓、心得，用以指導全軍，以備今后的大戰，便是毛澤東寫作此文的用心?！　?/p>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毛澤東即在1936年12月19日敏銳地指出：“關于內戰是否結束了？我們應該說是結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內戰或是抗日的問題，而是抗日迅速與遲緩的問題。”

　　之后又在一次給紅軍大學學員的報告中說：“蔣介石是不愿意抗戰的，我們要爭取他抗戰。就采取對付毛驢的辦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當然要拉得緊，推得有力，打得得當，驢子就被趕上山了。”

　　1937年5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明確提出：“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系，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任務。”

　　毛澤東心里非常清楚，統一戰線建立任務的完成，爭取千百萬群眾奮起抗戰，使全黨充分認清抗日戰爭艱苦持久的特性，以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爭取勝利，需要全黨思想統一，也需要有成百上千個黨的領導干部。

　　1937年5月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統一而斗爭》一文中毛澤東號召：“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為民族、為階級、為黨工作。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于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

　　黨內干部認識水平的提高，全黨思想水平的提升，需要從認識論的端正和正確世界觀的確立這一根本做起。毛澤東于1937年7月、8月連續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文章。這兩部內容博大精深的哲學論著內，有許多膾炙人口、發人深省的名句：

　　“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

　　“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論。”

　　以上出自《實踐論》

　　“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

　　“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隨之起變化。”

　　“對于矛盾的各種不平衡狀況的研究，對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黨正確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產黨人都應當注意的。”

　　“在人類歷史上，存在著階級的對抗，這是矛盾斗爭的一種特殊表現。……相互矛盾著的兩個階級，長期并存于一個社會中，它們相互斗爭著，但要兩個階級的矛盾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的時候，雙方才取外部對抗的形式，發展為革命。

　　認識這種情形，極為重要，它使我們懂得，在階級斗爭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歷史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統治，推翻反動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以上出自《矛盾論》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中日全面戰爭爆發，華北危機，全國危機，毛澤東沒有一刻不關注著戰局的發展，多次致電前方有關人員，提出極有見地、十分重要的建議：

　　太原保衛戰期間，9月23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擬建議蔣閻派何柱國騎兵軍全部，另派桂系或中央軍有力步兵一萬五千至二萬人，與我林師全部配合，受朱彭指揮，在蔚淶之敵向保定前進，靈廣之敵向代州前進，確已深入之際，從靈淶之間向北突進（反攻性質的中央突破），……”并指出：“蔣閻保定決戰，晉北固守的方針，完全是處于被動的挨打的姿勢之下，如無上述一支奇兵襲入敵陣，決難持久。只有實行上述計劃，才能變被動為主動?，F在只剩下這一著活棋，應向蔣閻極力建議。”可惜這一建議未引起蔣閻的重視。

　　1937年10月，毛澤東根據一部日軍沿平綏路西進，采取大迂回姿勢，威脅太原，致電調整八路軍部署：“游擊戰爭主要應處于敵之側翼及后方，在山西應分為晉西北、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區，向著進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敵人，取四面包圍襲擊之姿勢，不宜集中于五臺山脈一區，集中一區是難以立足的。”

　　1938年1月，毛澤東發表了一篇近萬字的重要文章：《論抗日游擊戰爭的基本戰術——襲擊》。

　　1938年2月23日毛澤東根據日軍的戰略意圖，致電八路軍總部、各師及長江局，就保衛武漢的戰略布署提出建議（該電長達1500多字）：

　　“我們認為必須告訴國民黨，如果近百萬軍隊均退至黃河以南，平漢線以西內線，而隴灣、平漢盡為敵占，將形成極大的困難。故總的方針，在敵深入進攻的條件下，必須部署足夠力量于外線，方能配合內線主力作戰，增加敵人困難，減少自己困難，造成有利于持久戰之軍事政治形勢。”

　　1938年5月4日，毛澤東致電項英，指出：“在一定條件下，平原也是能發展游擊戰爭的，條件與內戰時候有很大不同。當然，無論何時應用謹慎的態度，具體的作戰行動應在具體情況許可之下，這是不能忽視的。”

　　經過了近一年的理論和思想儲備，在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節節潰敗，大片國土淪喪，國人對抗戰前途、戰局的發展心存種種疑慮之時，毛澤東于1938年5月發表了兩篇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文章：《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

　　在前一篇文章里，針對輕視游擊戰爭戰略作用的觀點，毛澤東說：“戰爭的長期性，隨之也是殘酷性，規定了游擊戰爭不能不做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于是根據地的問題、向運動戰發展的問題也發生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又廣大又持久的游擊戰爭，在整個人類戰爭史中，都是頗為新鮮的事情。……因為今天的中國比之上述歷史多了一些東西，頗為新鮮的游擊戰爭就是其中一點，如果我們的敵人少估計了這一點，他們就一定要在這一點上面觸一個很大的霉頭。”并且充滿信心地指出：“往往在敵人十分起勁自己十分困難的時侯，正是敵人開始不利，自己開始有利的時候。往往有這種情形，有利的情況和主動性的恢復，產生于‘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十個月之時，毛澤東把中日雙方政治、經濟、軍事的材料放到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去作具體的考察，用一篇《論持久戰》作出了歷史的概括。文章分析了中國不會亡，但是戰爭也不會速勝的原因；對于持久戰描畫出三個階段的輪廓：“中日戰爭既然是持久戰，最后的勝利又將是屬于中國，那末，就可以合理的設想，這種持久戰將具體地表現于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

　　在這一篇文章中處處閃耀著辯證法的光芒：關于內線外線的辯證關系；包圍與反包圍的辯證關系；戰略持久與戰術速決的辯證關系；戰略優勢與戰略劣勢轉換的辯證關系；戰爭客觀條件與戰爭中的自覺主動性的辯證關系；戰爭的不確定性與實行計劃性、預見性的辯證關系等等，文章中都一一做了分析。

　　《論持久戰》一文中也有許多深入人心的名句，例如：

　　“古人謂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于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采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

　　“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

　　“戰爭之偉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數萬萬站起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

　　《論持久戰》為中國抗日戰爭編寫了劇本大綱、奠定了基調！

　　1938年10月，抗日戰爭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此時八路軍、新四軍已在日寇敵后逐步展開，先后開辟了大大小小十九個敵后抗日根據地。

　　1938年10月到1945年8月將近七年的時間里，毛澤東的思想注意力的重心有前后兩個階段的區別。第一個階段應該是從1938年10月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日美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個階段則是1941年12月8日到1945年8月。

　　在第一個階段里，毛澤東是將整個重心放在對抗日戰爭大局的把握和大劇的編導上，手中的三大法寶是：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用毛澤東的話說是：“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雄戰士。”

　　毛澤東把統一戰線放在三個法寶之首，表明對其之重視。統一戰線需要非常廣泛：既要有國內的統一戰線，也要有國際的統一戰線；既要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也要注意團結社會各階層民眾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維護工作十分復雜，既要注意統一戰線的團結，又不能失去自我和獨立自主，有時還要為維護統一戰線的健康發展對頑固派的挑釁做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分寸還要拿捏的恰到火候。毛澤東在1938年10月到1941年12月這段時間里為此付出了極大的精力。

　　統一戰線需要有明確的指導思想，毛澤東1938年11月5日就寫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明確了：“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以不破裂合作為條件，又一方面，一切階級斗爭的要求都應以民族斗爭的需要（為著抗日）為出發點，這樣便把統一戰線的統一性和獨立性、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一致起來了。”進而指出：“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自主。”

　　統一戰線中婦女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毛澤東在1939年6月1日題《中國婦女》出版的四言詩中頌唱：“婦女解放，突起異軍。兩萬萬眾，奮發為雄。男女并駕，如日方東。以此制敵，何敵不傾。”

　　統一戰線中同樣需要大批的知識分子參加。毛澤東在1939年12月1日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文章里指出：“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的統一戰線，……”，又在1939年12月9日紀念“一二、九”運動的大會的《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講話里說：“筆桿子與槍桿子結合起來，那末，事情就好辦了。拿破侖說，一支筆可以當得三千支毛瑟槍。但是，要是沒有鐵做的毛瑟槍，這個筆桿子也是無用的。你們有了筆桿子，再加上一條毛瑟槍，根據拿破侖的說法，你們就有了三千零一條毛瑟槍了，有了這，什么帝國主義也不怕……”

　　在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共出現過三次國民黨頑固派挑起的反共高潮，其中有兩次就發生在1941年12月8日之前。

　　第一次反共高潮發生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間，毛澤東文武兼備，既打退了挑釁者的進攻，又奠定了今后對待此類問題的應對原則。短短幾個月時間里，毛澤東發表了《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一系列文章，指出：“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提出了同頑固派斗爭的著名的三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決不無故進攻人家，也決不可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第二是勝利原則。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斗爭。第三是休戰原則。一個時期內打退頑固派的進攻后，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前，我們應該適可而止，使斗爭告一段落。毛澤東把此三原則歸納為“有理，有利，有節”。

　　1941年1月4日—14日發生的國民黨頑固派圍攻新四軍軍部的皖南事變事件，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代表性事件。這一事件的發生，令抗日統一戰線面臨了抗日戰爭期間最大一次破裂的風險。面對如此嚴重的挑釁，共產國際竟然要求中共“息事寧人”。毛澤東當然不會理睬這樣的要求。

　　1941年1月20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強調：“目前我們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只能取守勢，惟須作攻勢的積極準備，以便在四個月或六個月后能夠有力的轉入攻勢。”并于同日發表了《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

　　在處理皖南事變帶來的危機局面的這段時間里，毛澤東最為勞神、累心。他思考問題細致、具體，處理事情快捷、緊致，這一時間段里，起草的電文達三百多件，單在1940年12月14日這一天就發出了11件。

　　正因為有此針鋒相對、剛柔并濟的斗爭藝術，最后迫使蔣介石1941年3月6日在參政會上表態：“以后亦絕無剿共的軍事。”

　　1941年5月8日毛澤東在《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中分析了中國各派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特點，指出：“須知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還說：“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天沒有完全改變，我們這個政策總是不會改變的。”同時也指出了另一種傾向：“這些同志，當著我黨中央令其準備對付國民黨的可能的破裂，對付時局發展的最壞的一種可能性的時候，他們就把別的可能性丟掉了。他們不了解向著最壞的一種可能性作準備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不是拋棄好的可能性，而正是為著爭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變為現實性的一個條件。”文章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立足最壞可能，爭取最好可能”的決策思想方法。

　　武裝斗爭既然是除了統一戰線之外的另一個“基本武器”，毛澤東當然不會掉以輕心。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又發表了《戰爭和戰略問題》，進一步闡明了建立牢固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和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意義。

　　1941年6月9日致電八路軍總部及一二九師，提出在華北平原堅持持久戰、反對敵人蠶食的指導方針：“……工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善于隱蔽自己，保存實力，處處為民眾著想，要保護民眾，使民眾不致吃虧（也就是保存自己）。對于民眾某些被迫應付敵人的行為，不僅不應尖銳地反對（這不是右傾退縮），反而應該因勢利導成為帶有計劃性的應對敵人的辦法……一切只著眼到一時的痛快拼命爭斗而不知道轉彎的辦法，都是有害的。”

　　掌握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兩個基本武器的是中國共產黨，黨的思想理論及組織建設當然須臾也不能放松。這一時期毛澤東有關這方面的論述眾多：

　　在1938年10月14日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談到：“共產黨員在領導群眾同敵人斗爭的時候，必須有照顧大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觀點。”談到了：“必須善于識別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也談到了：“必須善于使用干部。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特別重要的是，毛澤東在此文中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論題。他是如是說的：“離開中國特點來說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征，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待解決的問題。”

　　1939年5月26日毛澤東為抗日軍政大學確定了校訓：“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1939年10月4日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再一次強調：“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

　　1939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中有一段近三十年后又一次令人們心中一震的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緖，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剝削有理，壓迫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斗爭中得出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

　　1941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毛澤東以極大的政治熱情歌頌了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自有人類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惟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對“實事求是”的涵義給予了深刻的闡述：“‘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是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在此時期里，毛澤東還發表了《五四運動》、《（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關于農村調查》、《思想方法問題》等一系列武裝全黨思想，轉變思想方法的文章，為從根本上推進黨的建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941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發生了兩場有重大意義的戰斗，一場是1941年11月17日到11月底發生在蘇聯戰場的羅斯托夫戰役。在這一戰役中，蘇聯紅軍第一次取得了擊退德軍的戰役勝利。另一場則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日美太平洋戰爭爆發。這兩個事件發生后，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時局時，對戰爭局勢作出了驚人的預言：“自羅斯托夫勝利開始，蘇德戰爭的好轉已確定。日美戰爭爆發后已解除日蘇戰爭的危險。日美戰爭爆發，對中蘇兩國有利之處有六點：第一，華北華中日軍的掃蕩之勢將逐漸減弱，即是說無大舉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國民黨對邊區進攻的可能會減少；第三，給親德親日兩派一致命打擊，我們使國民黨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第四，中國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加大了；第五，蘇聯可從東方抽調一部分兵力向西；第六，歐洲有建立第二條戰線之可能。將來戰爭歐洲會短些，亞洲會長些。日美戰爭前途，最初對日會有利，戰爭會延長，將在兩三年后，英、美準備好才能決戰。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敗德國，然后英、美力量均向東打敗日本。”

　　幾天之后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更完整地構想了戰爭進程：“在半年之內，英、美均非日本之敵，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馬尼拉，達爾文等二、三據點，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對日相持局面，以待日本之弊，然后舉行反攻。……英、美的總方針可能是對日取守，而對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蘇力量解決德國，然后集合英、美、蘇力量解決日本，而兩方面蘇聯都將是決定力量。……德國日前進入了進退維谷的歧途，但東線既無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東線取守勢，在南線或西線取攻勢的可能，如此則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條戰線，也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打德之可能性。”

　　試想當年世界的領袖級的人物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甚至是希特勒，哪一個有這樣天才預見的洞察力！

　　幾年后，1945年“七大”時，毛澤東曾專門談過對“預見”的看法：“什么叫領導？領導和預見有什么關系？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預見是什么？預見“就是說在地平線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將來的普遍意義。”

　　毛澤東本人非凡預見能力的表現，1916年預見“二十年內與日有一戰”是一處；1936年7月在與斯諾對話中預測日本侵華后會將進攻方向轉向南方去攻打東南亞各國，是又一處；1941年12月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走勢的預見是第三處，此后仍有，不信，請拭目以待吧。

　　正是由于1941年底，毛澤東已預見到兩三年后會出現反法西斯戰爭的決戰，而且一定會以德日戰敗為結果，所以自此之后，毛澤東的目光明顯前移，所作所為更多地是為著抗戰勝利后的戰略布局及中國革命的新時代做準備了。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發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要求：“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壞東西，以便后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并指出：“……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就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采用魯莽的態度，……”這就是稱作“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糾正思想認識錯誤的方法。

　　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又一次強調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系，就是箭和靶的關系。有些同志卻在那里‘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的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里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總是不愿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鑒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任何關系。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請注意，這里把全黨理論水平提高的目的規定為要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而不僅僅是為了指導抗日戰爭了。

　　緊接著在1942年2月8日，毛澤東又發表了《反對黨八股》一文，給那種華而不實，空話、套話連篇累牘的文風畫像，說他們不看對象，無的放矢：“‘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這個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為什么不看對象就亂彈一頓呢？”說他們：“裝腔作勢，借以嚇人，則不但是幼稚，簡直是無賴了。”說他們：“一篇文章，一個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像個癟三嗎？”

　　此文一出，則與1941年5月19日的《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2月1日的《整頓黨的作風》三位一體，掀開了中國共產黨內最為深刻的一場整風運動的大幕，即：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人們分析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原因時列了四條，1，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危害甚重；2，王明在抗戰時期的右傾機會主義對統一戰線干擾太甚；3，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關系在皖南事變事件中暴露出問題，需要調整；4，1942年抗日戰爭進入了相對穩定期，氣候合適。我以為還有重要的一點，毛澤東明顯地預見到與蔣介石集團的最終對決勢必在兩三年后發生，如果不能在此之前實現全黨思想理論上的統一，作風上的轉變，將難當在全國范圍內發動群眾，組織戰爭，最后取得勝利的大任的。

　　就在延安整風運動發動不久，1942年5月毛澤東與延安的文藝工作者之間進行了一次議題范圍廣泛的對話，最后形成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看似此時毛澤東是專心于文藝問題的討論，針對文藝工作者爭論的各種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例如文學藝術的源與流的問題，毛澤東的看法是：“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實、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因而：“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

　　又如“人類之愛”、“人性”問題，毛澤東認為：“世上絕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于所謂‘人類之愛’，自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后，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只有帶著階級性的，而沒有超階級性的人性。”

　　還如動機與效果的問題，毛澤東如是看：“究竟是看動機（主觀愿望），還是看效果（社會實踐）呢？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和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

　　在這樣一個時刻，專門去討論文藝問題，是否是一著“閑著”？否。毛澤東此時確實是氣定神閑，但絕不會去出“閑著”。正如在此文中的一段話所說：“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請注意此處所強調的斗爭性質），有各種的戰線，其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

　　試想一下，三四年后，解放戰爭當中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的擁護，對人民解放軍的支援，那種覺悟絕非憑空而生。爭取廣大的文化人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來，是毛澤東為抗戰勝利后的斗爭，布局的十分重要的一招棋！

　　1942年10月9日蘇聯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幾天之后，10月12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的社論，再一次對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略態勢作出判斷：“他（希特勒）在東線須應付冬季戰爭的極大消耗，他在西線須準備對付第二條戰線，而意、羅、匈等國則在希特勒大勢已去的這種悲觀情緒中，一天一天變成離心離德。總之，十月九日以后的希特勒，將只有死路一條好走了。”并且充滿信心的指出：“只要迫使希特勒轉入了戰略防御，法西斯的命運就算完結了。”

　　于是目光要前移，還要再前移！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報告，談到了道德與經濟的關系，強調道德首先作為意識形態存在，總是離不開經濟基礎，離不開人們的利益關系。指出：“我們不是處在‘學也，祿在其中’的時代，我們不能餓著肚子‘正誼明道’，……離開經濟工作而談教育或學習，不過是多余的空話。”也談了農工商三者的地位、關系：“應該確定以農業為第一位，工業、手工業、運輸業與畜牧業為第二位，商業則放在第三位。”還談了經濟與財政的關系：“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

　　1943年5、6、7月間，出現了一點小波瀾。5月25日共產國際宣布解散，6、7月間，國民黨頑固派借機叫嚷“解散陜甘寧邊區”，調集了28師及6個旅的兵力，準備“閃擊”延安。我黨通過內線及時獲取了情報，朱德總司令直接致函胡宗南質詢，毛澤東7月12日在《解放日報》發表《質問國民黨》一文，嬉笑怒罵：“假如你們也沒有對付日本的‘蒙汗藥’、‘定身法’，又沒有和日本人訂默契，那就讓我們正式告訴你們吧，你們不應該打邊區，你們不可以打邊區。‘鷸蚌相爭，漁人得利”，‘螳螂捕蟬，黃雀在后’，這兩個故事，是有道理的。你們應該和我們一道去把日本占領的地方統一起來，把鬼子趕出去才是正經，何必急急忙忙地要來‘統一’這巴掌大的邊區呢？大好河山，淪于敵手，你們不急，你們不忙，而卻急于進攻邊區，忙于打倒共產黨，可痛也夫！可恥也夫！”就這樣三下五除二，讓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胎死腹中了。

　　小小波瀾干擾不了毛澤東心中為今后發展的謀劃及思考。

　　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組織起來》一文中第一次談到了農業集體化問題：“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的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 就是經過合作社。”

　　1944年5月毛澤東分析中國落后的原因：“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并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須工業化，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保障，就必須工業化，我們共產黨員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

　　毛澤東把1944年6月開的中央會議的主題定為“城市問題”。他強調：“城市工作問題是從國民黨戰場，尤其是河南湯恩伯不戰而潰的情況引起的，要靠國民黨來收復日占城市是不可能的。將來可能出現三股子力量，即羅斯福的美軍，蔣介石的國民黨軍和我八路軍、新四軍，看誰先進城。我們要不要爭取起決定作用？我以為在此種情況下應爭取起這個決定作用，即爭取做鐵托，像他那樣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放國家，奪取政權。要有奪取城市的準備，擔負起解放中國的責任。”毛澤東據此還起草了《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此次會并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員會。毛澤東在此事上又一次表現出了驚人的判斷和預見力！

　　毛澤東在1944年8月31日給博古（秦邦憲）寫過一封信，從理論上明確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必須以大工業為基礎：“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

　　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會議期間，毛澤東有過幾次講話：一是4月21日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二是4月24日的主報告《論聯合政府》；三是5月31日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

　　4月21日的講話，主要講的是：1，要戒驕戒躁，要像“大賈深藏若虛”；2，歷史結論永遠達不到“絕對完全”的地步，要的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3，一大家人要團結，但總會有不整齊，看齊是原則。有偏差是實際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齊。

　　4月24日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有許多人們耳熟能詳的論斷：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

　　“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

　　“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等等。

　　這個報告中還有一些前瞻性的論述：

　　“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一切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在5月31日的結論報告中，毛澤東強調了領導預見性的重要性：“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因此，可以說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

　　尤為重要的是，毛澤東又一次引人注目地談到了城市問題：“要準備由游擊戰轉變到正規戰，由鄉村轉變到城市?，F在就是用很大的力量轉到城市，準備到城市工作，準備奪取大城市。”“東北四省是極其重要的區域，有許多工業設備，有大工廠、大城市，如果能在我們的領導之下，我們的勝利就有了基礎。東北四省今天還不是我們的，但大會已經指出這是明天的事，我們要有這個預見。”甚至提出：“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中國革命就有鞏固的基礎。”

　　“七大”后沒有幾個月，抗日戰爭勝利就在毛澤東的預見中實現了。

　　跟著《語傳》簡要地梳理抗戰八年的脈絡，應該可以清晰的得出結論了。幸虧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來帶領中國共產黨和她領導的人民軍隊，因為有他的超乎尋常的預見，就有了中共和軍隊脫胎換骨的轉變，就能一切均在掌握之中，就有了中共在抗日戰爭中贏得的一切！而且還可以看出，自1941年底起，毛澤東不僅已經在為與國民黨軍的最終對決打腹稿了，甚至也已經在勾勒人民共和國的藍圖了。所以，“七大”之后在中國革命史發生的大事件，都是順理成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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