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本文根據《毛澤東年譜》《中國共產黨通志》《中國共產黨歷史》和其他公開文獻資料或文章，對毛澤東人民立場的主要方面進行歸納：一、依靠人民力量 ；二、學習人民智慧 ；三、尊重人民權利；四、全心全意為人民；五、關心群眾生活；六、特別重視農民；七、接受人民監督；八、反對官僚主義；九、為了人民糾錯。

　　引  言

　　中共中央宣傳部印發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動價值》稱：“來自人民、依靠人民、為了人民，是100年來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邏輯和勝利密碼。”

　　毛澤東則是這一密碼的設計者和最大功勞人。1947年10月18日，毛澤東在轉戰陜北期間應邀為佳縣縣委題詞：“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1]　　

　　毛澤東的人民立場，體現了他偉大的個人特征和他領導的共產黨的時代特征。毛澤東之所以得到人民擁戴和懷念，根本和主要的，是他在感情上永遠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民立場，他思考的、決策的、執行的、檢查的、檢討的、糾正的，都是從人民出發，為了人民。他對個人的自信，對共產黨執政的自信，對社會主義發展的自信乃至對克服困難、糾正錯誤的自信，來自于對人民支持的自信。

　　毛澤東的人民立場，是滿懷深情的由衷表達，而不是言不由衷的敷衍；是表里如一的身體力行，而不是逢場作戲的官話套話；是一以貫之的終其一生，而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或形式主義專題活動。

　　海外反華反共反毛學者余英時在《評價毛澤東》的文章中稱：毛澤東生命中最薄弱的一個環節，是沒有留有足夠的德業可供人去后之思。“回顧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以來的輿論變遷，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極顯著的客觀趨勢，即中國人對毛澤東的評價（包括中共官方在內）是愈來愈低；而且這一趨勢還在繼續發展之中。” [2]但我看到公開資料和從身邊人語言交流感覺到的，與《評價毛澤東》的結論大相徑庭：毛澤東公天下的功德，是毛澤東留給中國人乃至有志于服務人類的人們的珍貴的精神財富；如今敬仰毛澤東的人們不是在減少，而是在不斷增加。這一敬仰毛澤東群體的擴大，主要不是來自官方宣傳，而是以濃厚家國情懷的文化人為主的全社會感情認同。更多的人們敬仰毛澤東，是因為感覺歷史上的毛澤東代表了人民，為了人民，與人民在一起。

　　毛澤東的人民立場，是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隨著對人民感情的加深和豐富，確立并不斷強化的。一是有感于人民受壓迫的痛苦。在長期革命和建設的斗爭中，毛澤東深感受被壓迫人民生活苦難和走出苦難的艱難。1945年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短文中強調，“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二是有感于無數先烈為共和國的犧牲和對先烈的交代。毛澤東在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上告誡全黨：“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3]三是有感于共產黨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授權。毛澤東說：“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4]四是有感于腐化分子的頑固存在。毛澤東對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滋生官僚主義作風，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一直很警惕，擔心共和國變顏色。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毛澤東的一生豐功偉績，但也犯過錯，但是，毛澤東的人民立場永遠沒有錯。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毛澤東逝世四十五年了，他的偉大精神為更多的人們所敬仰和傳承，形塑著敬仰他的人們的人格。毛澤東的人民立場及其人民立場產生的為人民的精神，更應該為今天共產黨的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尤其是主要領導）乃至每一個共產黨員所學習和堅守。

　　筆者把對毛澤東的人民立場歸納為九個方面：

　　一、依靠人民力量

　　相信和依靠人民力量，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最根本自信。1919年6月，26歲的毛澤東就提出：世界上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民眾大聯合是改造國家、改造社會的根本方法 [5] 。1925年11月27日，毛澤東作為中國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又明確提出：“被壓迫的中國全體民眾，乃一切中國問題的主宰”。[6]毛澤東32歲撰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34歲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他人民立場的鮮明表達。毛澤東認為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7]1936年7月，毛澤東同斯諾談中國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條件：主要的是中國人民的大聯合，回答斯諾紅軍何以能夠勝利的問題時指出，第一個原因“紅軍是民眾的軍隊，人民群眾千方百計地支持它。”[8] 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論聯合政府》報告強調：“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毛澤東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9] 同年6月25日，毛澤東在七大閉幕詞（《愚公移山》）中，形象地稱人民為上帝，建國以后又兩次稱人民為上帝。針對大躍進時期不少領導干部瞎指揮，傷害人民利益問題，毛澤東嚴肅告誡一些領導干部：上帝就是老百姓，是人民。我們把人民惹翻了，非垮臺不行 [10] 。尊稱人民為上帝，是毛澤東對人民權利 神圣性的尊重。　　

　　二、特別重視農民

　　重視農民的根本作用，是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的智慧創新，是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功經驗。1923年6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發言介紹湖南農民和工人運動的情況，就強調農民問題的重要意義 [11]。1926年8月14日，毛澤東以第六屆農講所所長身份應邀參加中華農學會第九屆年會開幕大會并致詞強調 “農民是農業的根本，也就是中國的根本！”[12] 9月1日為《農民問題叢刊》寫序言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13] 希望有大批同志下決心去做組織農民的浩大工作，“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甚么，問他們要些甚么。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斗；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14] 。

　　建國以后，毛澤東更重視農民問題，認為核心問題還是爭取農民，把農民團結在黨的周圍。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第二次講話說：“工人階級沒有農民這個同盟軍，革命不能成功，建設時期也是一樣，沒有這個同盟軍不能建設成強大的國家。中國的問題始終是農民同盟軍的問題。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農村混了幾十年也不清楚。對于農民的思想感情、心里想什么，不了解，因此就沒有根，一種風浪一來，就容易動搖。”[15]毛澤東有一次告誡開會的在場領導，“沒有農民擁護，不管你修多少鐵路，搞多少鋼鐵，也會搞翻的。” [16]1964年5月一次聽取匯報時，毛澤東說：要依靠大多數，依靠貧下中農，把他們組織起來。我們這一輩子忘不了貧下中農。[17]　　

　　三、全心全意為人民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對人民的深厚感情表達和政治堅守，也是毛澤東對共產黨干部的一貫要求。1925年12月，毛澤東在為《政治周報》創刊號所寫的發刊理由中寫道，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18]。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發表的講演 即《為人民服務》中強調：“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利益工作的。”毛澤東還指出：“我們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19]毛澤東說：“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20]在黨的七大上，經毛澤東提議，“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唯一宗旨被寫入黨章。

　　建國以后，毛澤東針對黨內存在的問題，特別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問題。1957年3月18日，毛澤東在山東省省級機關處以上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提到：“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曾形象比喻，“不管刮多大的臺風，我看人民政府、共產黨、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為人民服務的，吹不倒；半心半意為人民服務的，那就要吹倒一半；一點心思都沒有，跟人民敵對的，那末就該吹倒。”[21]毛澤東在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強調“我們這些人是群眾的領袖，你得老老實實替他辦事，叫做為人民服務。辦得好，就叫做他們的領袖，辦不好，就不要了。”[22]以后，毛澤東又把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作為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主要標準[23] 。　　

　　四、學習人民智慧

　　向人民學習，是毛澤東對人民智慧的尊重，也是毛澤東實施正確領導，為人民服務的智慧工作方法。1941年4月，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寫道：“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24]毛澤東在《組織起來》一文中強調：“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并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25]毛澤東把向人民學習視為他最重要的學習 [26] 。毛澤東說：“如果說我們有些成績，那是人民的。我們的領導是從群眾中來的，要向人民學習，人民向我們提供意見，我們按照人民的意見辦事，我們如果犯了錯誤，就是因為脫離了群眾；我們糾正了錯誤，就是因為聽了群眾的話。”[27]毛澤東在一次回答外賓問他的秘密和力量源泉時說；“我沒有什么偉大，就是從老百姓那里學了一點知識而已。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里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28] 1965年9月25日，毛澤東閱劉少奇的一封復信后致信劉少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下決心長期下去蹲點，就能聽到群眾的呼聲，就能從實踐中逐步地認識客觀真理，變為主觀真理，然后再回到實踐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則必須重新向群眾的實踐請教。”[28]毛澤東說：“做一個共產黨員，要跟工農接近，要向工農學習。如我們現在這些人不向我國工人、農民學習，那就不行。情況變了，工人、農民有新的要求，我們不知道，我們就會脫離工人、農民。所以我們號召干部，除了體弱有病的極少數人，統統要去跟工人、農民接近。” [29]　　

　　五、密切聯系群眾

　　密切聯系群眾，是毛澤東堅守人民立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功。1934年4月，毛澤東在撰寫的《鄉蘇怎樣工作？》文章中，提出蘇維埃工作的原則：“應該朝著最能夠接近廣大群眾，最能夠發揮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最能夠動員群眾執行蘇維埃任務，……使蘇維埃工作與革命戰爭、群眾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來”[30] 。1936年，毛澤東就把“能與群眾聯系”作為干部在重要標準。1941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發表演說指出；共產黨員要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要聯系人民群眾，而不要脫離人民群眾 [31] 。1942年3月31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32]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的《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強調 ：“ 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

　　1956年11月15日， 毛澤東出席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批評官僚主義就包括“不接觸干部和群眾，不下去了解情況，不與群眾同甘共苦，還有貪污、浪費，等等。”[33] 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對上海各界人士發表講話說：“不要怕群眾，要跟群眾在一起。人民就像水一樣，各級領導者就像游水一樣，你要順那個水，不要離開水，不要逆那個水。不要罵群眾，不要跟群眾對立，總要跟群眾一道。群眾也可能犯錯誤，要好好跟他講道理，用好好講的方法他不聽，就等一下，有機會又講，但是不要脫離他。”[34] 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談到農村“四化”（農業指機械化、半機械化、自動化、半自動化）時說：“我們這些人原來不都是老百姓嗎？要當群眾代表，不要脫離他們，貪污、蓋大禮堂就脫離他們。靠老百姓就有出路。”“人民群眾的根扎在我們的腦子里，人民群眾的觀念才會扎深。”[35]

　　195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慶祝大會的赫魯曉夫。在赫魯曉夫談到美國人的上帝信仰時時說，“既然人民群眾還去教堂，為了接近群眾、團結群眾，我們也應該進教堂。”[36] 1960年9月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墨西哥社會活動家、墨西哥全國和平理事會主席哈拉將軍。哈拉稱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愛人民的人、了解人民的人、領導人民走向美好未來的人，是偉大的人。毛澤東說：“我們要和人民站在一起，干部同群眾是聯系起來的。工廠干部、公社干部是如此，上級干部下去也是和人民在一道，不能擺干部架子。”[37]毛澤東說：“不聯系群眾的政府是不鞏固的，因為政府只能代表群眾。”[38]毛澤東嚴厲批評“很多人幾乎完全脫離群眾，獨斷專行。……他們在許多問題上，僅僅相信他們自己，不相信群眾，根本無所謂群眾路線。” [39] 毛澤東在總結人民公社“共產風”的教訓時說：……公社教訓就是群眾路線的問題，脫離群眾，刮“共產風”[40] 。　　

　　六 、關心人民生活

　　應該是艱苦生活的感同身受，毛澤東對人民群眾的生活一直十分關心。毛澤東領導農民運動，組織土地革命，首先是為了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以后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都很關心群眾生活。193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文中，六次提到關心和改善群眾生活。1942年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中提出：“人民就有好日子過，這個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批評“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這是國民黨的思想，我們決不能承襲。”“雖在困難時期，我們仍要注意賦稅的限度，使負擔雖重而民不傷。而一經有了辦法，就要減輕人民負擔，借以休養民力。”

　　建國以后，毛澤東多次講話，在全國各地視察每到一處，幾乎都要問到人民的生活狀況和政策執行對人民群眾的影響。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總結講話中提到“谷賤傷農，農民不種糧食了。這個問題很值得注意。” [41] 同年11月21日，毛澤東審閱陳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發展養豬生產的決定（草案）》中，在草案“今后收購的肥豬，每頭給養豬農民留肉十斤到十五斤”后加寫：“（其中應有豬油四斤到五斤）”[42] 。

　　1958年3月5日下午，毛澤東乘汽車參觀成都市容，看見城墻邊一些棚戶，當即對陪同負責人說：你們這里解放這么些年了，還不能給群眾修些瓦房嗎？群眾住在這個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能講衛生？[43]1957年 4月6日，毛澤東在閱新華社《關于對中央負責同志肉食供應有嚴重浪費現象的調查》后批示楊尚昆：將中央負責同志“每戶每天供應肉約三斤弱，仍太多，有一斤或一斤半就夠了，可減少一半”。“減半執行，以示同甘共苦”[44] 。1958年10月17日，毛澤東在天津市干部俱樂部召開會議，對徐水幸福院“幸福中有不幸福”“幸福院不幸福”提出批評，要求幸福院考慮老人的實際生活需求 [45] 。

　　1959年2月28日，毛澤東在閱中共山西省委《關于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后加批注，在第三節“必須批判只顧公社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或者只顧個人利益而不顧公社利益的本位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樹立集體主義思想和顧全局、識大體的共產主義風格”之后加括號批注：“這里應當加一句：又應當批判只顧國家和公社大集體而不顧生產隊小集體和社員個人（全國共有幾億人口之多），公社積累過多、社員分配過少...…”的問題[46]。1960年11月15日，在給周恩來總理的批示中提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 [47]1961年1月1日，毛澤東修改審定中共中央轉發《信陽地委關于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的指示稿，在“一邊抓生產救災”后加“一邊抓群眾生活”[48]。

　　1961年7月初， 毛澤東與湖南來北京的親友談話，詳細詢問家鄉農民的生產生活情況。毛澤東說，現在農民生活很苦，過幾年會好一點。人民公社沒有辦好，群眾有意見，我們犯了嚴重的官僚主義。你們回去后，要及時寫信，把農村情況告訴我 [49] 。以后多次要求省委負責人，要把群眾生活安排落實好。

　　1961年初，毛澤東批評“要群眾負擔那么多，是國民黨的辦法，是土豪劣紳的辦法。”[50]1965年8月15日，毛澤東審閱《李先念關于糾正一些地區糧食征購任務過重問題還須下一番苦功夫的報告時》批示：“……務必達到藏糧于民的目的，絕對不可以購過頭糧。”[51] 1966年1月5日，毛澤東在南昌談到農業生產和糧食征購等問題時說：“今年可不可以不購過頭糧？就是要藏糧于民，要下一番苦功夫。我看到過一個文件，陳毅同志也同我說過，還有苛捐雜稅，福建省的苛捐雜稅就不少。苛捐雜稅是國民黨的作風。”[52]毛澤東多次強調要注意社員休息，讓群眾“第一，肚子要吃飽；第二，覺要睡好”，還要求考慮女社員的生理特點 [53] 。1965年11月，毛澤東聽到河北省委負責人打算陰歷年時開會，當即表示不同意：“過年開會群眾會有意見的，你們還是春節后開好。[54]

　　毛澤東對群眾生活的關心，有些時候的有些方面，可以說無微不至。　　

　　七、尊重人民權利

　　1920年 9月 6日和 7日，毛澤東在《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文中就提出：“建立以民為主的真政府，自辦銀行、實業，自搞教育，成立工會農會，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等權利”。[55]

　　毛澤東尊重人民權利的顯著特征是。

　　一是傾聽群眾意見。1941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發表演說指出；“共產黨員要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 [56] 1957年3月1日，毛澤東主持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的講話指出：“無論哪級政府和干部有缺點錯誤，都應該批評，并且要成為一種習慣。……人民范圍之內的事，人民是有批評的權利的。”[57]1959年1月26日，毛澤東在天津了解到河北共產風退賠最堅決，收到四百多萬條意見時說：群眾敢說話了，人民敢說話了。這才像個共產黨的樣子[58]。5月，在關于農村調查的來信中批示：“都要堅決走群眾路線，一切問題都要和群眾商量，然后共同決定，作為政策貫徹執行。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59]毛澤東多次提出，開會要有反面意見的人員參加 [60] 。毛澤東說：“開會有一種辦法，一定要有對立面。以后要用這個辦法，不能光聽一面之詞。”[61]

　　二是尊重群眾選擇。1959年3月15日，毛澤東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寫信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說：“……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么辦法，只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久是行不通的。”[62]1959年4月4日，毛澤東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人民公社的十三個問題（修正稿）》加寫：“如果群眾不同意，則不要這樣做。總之，要按群眾的迫切要求辦事。” [63]對于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和一個時期的食堂化，農村包產到戶等，毛澤東盡管有明確的積極態度，但在具體工作上，仍然要求尊重群眾自愿不勉強。1956年，廣東省農村先后退社的有7萬余戶 [64]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為轉發廣東省委關于退社問題報告》的批語中加寫：“各地合作社對于富裕中農急急忙忙叫他們入社，或者讓他們入社，本來是不策略的。……中央認為讓一部分（不是大部分，更不是全部）堅決要求退社的富裕中農退社，不但無害，而且有益。請你們考慮這個政策是否可行。如果認為可行，就下決心讓一部分人退社。”[65] 1962年12月10日，毛澤東聽取中共河北省委匯報當前農村情況，當匯報到單干問題時，毛澤東說：“單干哪一年也會有一點，有百分之幾的人單干不怕，讓他單干。” [66] 1961年2月11日，毛澤東在長沙聽取中共湖南省委負責人和胡喬木湖南農村整風整社情況匯報，匯報到食堂問題時說：吃食堂不能勉強，你們這里是不是還勉強？[67]同年又多次強調，一部分不能到堂吃飯的，如老人，病人，孕婦，嬰兒，則將他們的糧食送到他們自己手中。另一部分不愿參加食堂吃飯的人，例如少數富裕中農及其他階層的人，也照這樣辦。”[68]后不到一個月，又同王任重談話了解湖北農村情況。毛澤東說：參加食堂要大家愿意，不愿意吃食堂的就讓他不吃食堂 [69] 。

　　三是加強人民監督。毛澤東窯洞之問的經典回答，就是人民監督。1959年毛澤東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勞動者的“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 [70] 毛澤東說：“人是會變化的，革命者也會發生變化。沒有群眾的監督和揭露，他們可能進行貪污、盜竊、做投機生意，脫離群眾。”[71] 1965年，毛澤東重提井岡山時期的士兵委員會，把士兵委員會作為井岡山精神的重要內容，就是從士兵委員會參與監督管理肯定的 [72] 。在目前發展形勢下，人民監督對政治建設特別是反腐敗，具有無法替代的作用。盡管《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但在實際工作中，行業、部門、單位、個人之間事實存在著獨立的利益關系。這些利益關系幾乎都涉及群眾利益，有時甚至是你多我少，此消彼長。很多情況下，在權利分配、政策制定、決策執行處于主動地位的權力機關工作人員，會自覺不自覺把天平傾向自己，甚至徇私枉法，貪污受賄。處于被動地位人民群眾的利益往往被忽視而受到侵犯。改革開放中的工人農民，基本上就處于這種情況。特別是十多年的拆遷，不良開發商，政府和有關部門（包括有的村委會）、第三方，在公共服務名義下，直接間接地分割人民利益，侵害人民利益。還有動輒多少億的勞民傷財工程等。這種情況下，人民群眾作為主人和直接的利益相關人，實施監督效果最好。可惜目前這方面做得很不夠。　　

　　八、反對官僚主義

　　官僚主義是人民立場的天敵。毛澤東對官僚主義早有深惡痛絕的反感和高度警惕。1933年8月，毛澤東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文中就指出；“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1950年2月，毛澤東訪問蘇聯歸來，為當時中共松江省委（松江省1954年與黑龍江省合并）負責同志題詞 “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73]。1952年元旦，毛澤東在中央人民府團拜會上，號召全國人民和政府工作人員一致起來，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開展大規模的“三反”（ 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 [74] 。1953年1月5日，毛澤東批改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指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1956年11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指出：“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75] 。1957年3月1日，毛澤東在主持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的大會討論時講到：如果個別地方官僚主義十分嚴重，在這樣一種范圍內允許罷工、罷課。我們把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內部矛盾，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補充方法。以后多次講話都有類似的觀點 [76] 。1960年3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中寫道：“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77] 。

　　如何克服官僚主義，毛澤東突出四點：（1）反對領導特權。毛澤東對領導特權似乎特別反感。他多次講到的資產階級法權，就包括領導特權。毛澤東自己則是不搞特權的模范。1958年，毛澤東起碼兩次講到：主席也好，總理也好，部長也好，委員也好，只能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在人民中間出現，要使普通勞動者在我們面前感到平等。兩次提到高級干部不增加工資 [78] 。1964年8月，毛澤東在中共衛生部黨組改進高級干部保健工作的報告中批注：“為高級干部保健服務的保健局應當取消。” [79] 毛澤東兩次提出黨內一律稱同志，建議堅決地改過來 [80] 。（2）領導干部參加生產勞動。毛澤東認為，這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從1957年整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毛澤東在起草、審閱修改重要文件或講話時，多次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抽機會與工人農民在一起勞動。1957年4月28日，毛澤東審閱修改《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稿》時增加內容：“應該在全黨提倡各級黨政軍有勞動力的主要領導人員以一部分時間同工人農民一起參加體力勞動的辦法，并且使這個辦法逐步地形成為一種永久的制度。”[81]毛澤東領導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的考慮，很可能來自他在延安時期參加大生產運動的體驗。（3）領導干部多做調查研究。毛澤東說：一個領導者要把調查看作吃飯一樣經常、重要。[82] 毛澤東告誡有的省委主要領導：“沒有調查研究就決定政策相當危險”[83]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堅決糾正錯誤，與他經常采取不同方式研究，很快發現錯誤有關。　　

　　九、為了人民糾錯

　　必須承認，由于歷史的、認識的、經驗的、性格的等方面原因，毛澤東時期領導的工作，也有對群眾的傷害。這時的毛澤東，首先帶著內心的愧疚主動認錯，然后下決心糾正錯誤，因此贏得人民的諒解。布羅戴爾在他的《文明史》中，談到中國的昨日與現在時，曾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發展做概括性總結，其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當局極具靈活性，能夠承認自己的錯誤，迅速改變方針” [84]。毛澤東無疑是黨和政府承認和改正錯誤的主要領導者。

　　在錯誤面前坦然承認，堅決糾正，是毛澤東偉大人格的重要特征，體現了毛澤東作為共產黨領袖的高度自信。從已有公開資料看，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歷任主要領導中，主動承認錯誤的第一人。1945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講到：“我這個人也犯過錯誤。……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無論在軍事、政治各方面，或在黨務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許多錯誤。” 閱讀《毛澤東年譜》可以發現，毛澤東對共產黨的錯誤和他個人作為共產黨領袖的錯誤，總是坦誠的。筆者根據對《毛澤東年譜》記述的不完全統計，從1959年到1975年，毛澤東先后29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最高國務會議、中共中央全體會議、中央工作工作會議或與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碰頭會議和座談會上：19次在各省市進行的調研、座談過程等；16次在接待阿爾及利亞、阿聯酋、泰國、阿爾巴尼亞、美國尼克松、尼泊爾王國首相等個國家首腦和文化團體（或個人）時，主動提到黨和國家在政策上的錯誤，包括他個人的錯誤。有專家研究，毛澤東是中央領導層中第一個站出來，就“大躍進”運動的錯誤進行自我責備和明確承擔責任的人 [85]。1965年11月，毛澤東在與安徽省主要負責人談話中仍承認：“前幾年高征購、瞎指揮，我也有一份，你們有，我也有。” [86]毛澤東承認“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有無政府主義，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機殺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內。”“錯誤的主要責任在中央，在我” [87] 。

　　特別讓人敬仰的是，毛澤東一旦發現錯了，糾正誤的態度十分堅決。如糾正人民公社的共產風，毛澤東就多次強調或要求。1959年3月5日，毛澤東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最后一次會議作第五次講話說：人家都沒有飯吃，你天天搞共產主義，向富隊去共產，這怎么行？這是搶產主義。……這種辦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 [88] 。3月30日，毛澤東在審閱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報告時批語：“公社退還平調資產，不要 ‘善財難舍’。須知這是劫財，不是善財。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89] 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要求“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90] 1960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會議討論公社退賠又說：“馬克思主義者永遠不許剝奪勞動者。一定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東西都沒有，有實物退實物，有錢退錢。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縣、社干部可能不滿意我們，但是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 [91]

　　1961年1月9日，毛澤東講話指出：現在，我們和農民的關系，買賣不公平，是很大不公平。在談到“共產風”時，他說：“共產風”對農民是一大掠奪。[92] 1月29日了解江蘇整風整社，在談到糾正“共產風”、“破產退賠”時，毛澤東說：“這個產本來不是他的，是搶來的，這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是剝奪農民。” [93]后又強調“凡是國家共產集體的或個人的，集體平調集體的或個人的，都要堅決退賠。”“退賠還要道歉，才能取信于民。一天沒有退賠，一天不是馬克思主義，一部分沒有退賠，一部分不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根本反對剝奪農民的”[94]。5月2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又說：“馬克思主義不能剝奪勞動者，只講剝奪剝削者。地主、國民黨才剝奪農民。我們平調了農民二百億元，我們不退賠，就要被打倒，這是簡單的真理。”“人民公社不徹底退賠，就會成為人民的敵人。……無論哪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永遠不準剝奪農民。農民占百分之八十，得罪了農民，一事無成，你就休想搞好社會主義。” [95]

　　十分可惜的是，毛澤東這些嚴厲的要求，并沒有真正觸動所有領導干部的思想，沒有得到全面徹底落實。“平調風”在全國農村死灰復燃又變本加厲，一個時期愈演愈烈。農民利益在全國范圍受到較長時期的被動傷害。直到今天，侵犯農民的利益的行為仍然屢禁不止。

　　注 釋：

　　[1] 王海《永遠“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陜西日報》，2020年9月28日第7版

　　[2]文中凡是未注釋的，都可以在互聯網查出

　　[3]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

　　[4]毛澤東：《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1968年），《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頁

　　[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424頁

　　[6]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559頁

　　[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595頁

　　[8]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561頁

　　[9]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 。

　　[10] 曲青山《人民就是“上帝”》《光明日報》，2013年7月3日11版

　　[11]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110頁

　　[12]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165頁

　　[13]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166頁

　　[1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166、167頁

　　[15]《毛澤東年譜》第四卷，第352頁

　　[16]  同上，第566頁

　　[17] 《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349頁

　　[18] 劉榮剛：《弘揚偉大建黨精神 做新時代先鋒力量》《中國青年報》2021年7月26日

　　[19]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新華網

　　[20]《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頁

　　[21]《毛澤東年譜》第三卷，第119頁

　　[22]《毛澤東年譜》第四卷，第653頁

　　[23]《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363頁

　　[24]《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頁

　　[25]《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頁

　　[26]《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256頁，

　　[27]《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212頁

　　[28]《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401頁

　　[28]《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411頁

　　[29]《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438頁

　　[30]《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423頁

　　[31] 《中國共產黨通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6月，第792頁

　　[32]《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頁

　　[33]《毛澤東年譜》第三卷，第 33頁

　　[34] 《毛澤東年譜》第三卷，第189頁

　　[35] 《毛澤東年譜》第三卷，第352頁

　　[36] 《毛澤東年譜》第四卷，第18 9頁

　　[37]  同上，第448、449頁

　　[38] 《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523頁

　　[39]  同上，第383頁

　　[40]  《毛澤東年譜》第四卷，第132頁，第五卷第296頁

　　[41] 《毛澤東年譜》第三卷，第31頁

　　[42] 同上，第35頁

　　[43]同上，第308頁

　　[44]同上，第387頁

　　[45]同上，第469頁

　　[46]同上，第609頁

　　[47]同上，第 479頁

　　[48] 《毛澤東年譜》第四卷，第515頁

　　[49] 《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1頁，第58頁

　　[50]同上，第125頁

　　[51]同上，第521頁

　　[52]同上，第551頁

　　[53]同上，第334頁

　　[54]同上，第537頁

　　[55]張太原《毛澤東的初心之路》，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56]《中國共產黨通志》，第792頁

　　[57]《毛澤東年譜》第三卷 第89頁

　　[58] 《毛澤東年譜》，第四卷，第533頁

　　[59]同上，第586頁

　　[60]同上，第635、654頁

　　[61]《毛澤東年譜》第三卷，第641頁

　　[62] 同上，第634頁

　　[63]《毛澤東年譜》第四卷，第6頁

　　[6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史》（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1月第1版，2021年月第31次印刷，第426頁

　　[65] 《毛澤東年譜》第三卷，第55頁

　　[66] 《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175頁

　　[67] 《毛澤東年譜》第四卷，第542頁

　　[68] 同上，第341頁

　　[69]同上，第551頁

　　[70] 同上，第635、654頁

　　[71]《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302頁

　　[72] 梁柱：《毛澤東：歷史上第一個與“官國”傳統決裂的人》，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73] 薛慶超《毛澤東與反對官僚主義》《人民日報》，2014年9月23日

　　[74]《中國共產黨通志》第57頁

　　[75] 《毛澤東年譜》第三卷，第33頁

　　[76]同上，第 89頁

　　[77]《毛澤東年譜》第四卷，第360 頁

　　[78] 同上，第239、403頁

　　[79 ]同上，第304頁

　　[80] 《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383頁

　　[81]《毛澤東年譜》第三卷，第141頁

　　[82]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348頁

　　[83] 《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221頁

　　[84]《文明史》，作者：[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譯者： 常紹民等，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231頁

　　[85]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662頁

　　[86] 《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539頁

　　[87] 《毛澤東年譜》第六卷第208、242頁

　　[88]《毛澤東年譜》第四卷，第623頁

　　[89]同上，第657頁

　　[90]同上，第479頁

　　[91]同上，第510頁

　　[92]同上，第521頁

　　[93]同上，第534頁

　　[94]同上，第590頁

　　[95]同上，第5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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