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100周年。100年來，社會主義革命運動風起云涌，洶涌澎湃，凱歌行進，勢不可擋，成就輝煌。同時，100年來，社會主義運動也出現了多次曲折多次陷入低潮，留下沉痛的教訓。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前后發生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形成了跨世紀的低潮時期。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思潮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責難和否定達到空前活躍的地步。今天，我們紀念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100周年，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實際上，近年來關于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種種爭論，是關系到要不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問題，是關系到要不要把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繼承下去的問題，是關系到要不要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問題，是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能否實現的問題。

一、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也創造了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條件

　　1917年11月7日發生在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正如我國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發表的重要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指出的：“俄國無產階級在列寧和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在一九一七年勝利地實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接著又勝利地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科學的社會主義從此由理論和理想變為活生生的現實。這樣，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就不但在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開辟了一個新時代，而且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開辟了一個新時代。”[1](P654)

　　十月革命之所以具有深遠的意義，實際上是多層次的勝利。十月革命的勝利證明了列寧主義戰勝了國際修正主義思潮，證明科學社會主義戰勝了社會民主主義，證明勞動人民能夠戰勝世界一切剝削階級，證明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戰勝了議會道路，證明世界進步歷史潮流戰勝了倒行逆施的反動勢力。

　　俄國十月革命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和解放創造了重要的條件。這些重要條件有以下幾個方面：

　　1．十月革命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了指導思想和理論武器

　　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送來了理論聯系實際、結合本國情況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學風。近代以來，為了擺脫帝國主義的欺負和壓迫，擺脫封建主義的束縛，中國的先進分子不斷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但是沒有一個能夠成功。他們始終弄不明白，為什么先生總是打學生呢?十月革命以后就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這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2](P1471)“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2](P1470)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加速了。十月革命后的一年半，中國就爆發了劃時代的五四運動。1920年就出現了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夏季就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的中國共產黨。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握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途徑，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取得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成就。完全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出現，都是從十月革命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的。中國誕生了共產黨，共產黨領導人民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中華民族的復興才走上了從勝利到勝利的道路。實踐證明，這條道路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體現，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體現。

　　近年來有人從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出發，提出“蘇馬非馬”的口號，認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中國送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種說法是一種具有顛覆性的邏輯。按照這種說法，不但十月革命被否定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從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就不是接受馬克思主義了。這就等于說，中國共產黨人90多年的歷史和革命斗爭就被全盤否定了。與此相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完全成為不正確的東西了。這種“蘇馬非馬”的說法，實際上就是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合理合法性的一種極其錯誤的言論。

　　2．十月革命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了成功的革命道路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卻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內關于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這不但是蘇聯無產階級的康莊大道，而且是各國無產階級為了取得勝利都必須走的共同的康莊大道。”[1](P568)盡管我國的革命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可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把自己的事業看成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十月革命所開辟的這一條革命道路，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者聲言要“改變共產黨世界的性質”，他們所要改變的正是這條革命道路。

　　十月革命的道路來到中國，就具體化為：在無產階級先進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下，聯合廣大勞動人民和一切革命力量，經過農村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的長期武裝革命斗爭，從封建地主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手里奪得政權，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1949年中國人民革命的成功，1956年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勝利改造，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建立和鞏固，以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長期努力，都是在十月革命道路的引導下取得成功的。雖然十月革命的故鄉發生了國家解體的災難，但在民族復興事業中奮進的中國人民卻永遠不會忘記十月革命為我們指明的這條正確的道路。

　　3．十月革命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了豐富的基本革命經驗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指出：“在蘇聯的成功的經驗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類歷史的現階段具有普遍意義。這是蘇聯經驗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這種普遍意義。此外，蘇聯還有一些錯誤的、失敗的經驗。錯誤和失敗，盡管在表現形式和嚴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卻是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蘇聯由于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它的一些錯誤和失敗更加難于避免。這些錯誤和失敗，對于所有共產主義者都是極其有益的教訓。蘇聯的全部經驗，包括某些錯誤和失敗的經驗在內，都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經驗尤其重要。”[1](P566)這樣分析蘇聯的經驗或“蘇聯模式”才是客觀公正的，以理服人的。那些動輒就以極端的思想方法否定蘇聯經驗、否定蘇聯模式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更加可貴的是，中央政治局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還分析了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的基本內容，把這些基本經驗大致分為五個方面：(1)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組織成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自己的行動指南的共產主義政黨。(2)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聯合勞動人民，經過革命斗爭取得政權。(3)革命勝利以后，在共產黨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聯合廣大的人民群眾，建立無產階級對于地主、資產階級的專政，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實現工業的國有化，逐步實現農業的集體化，從而消滅剝削制度和對于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以達到逐步消滅階級。(4)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積極準備條件。(5)共產黨領導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承認各民族平等，維護世界和平，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努力取得各國勞動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我們平常所說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開它在當時當地所表現的具體形式來說，就是指的這些基本的東西。這些基本的東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1](P567-568)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接受和堅持這些基本經驗的過程中，大大地向前推進了自己的事業。

　　4．十月革命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了必要的國際援助

　　毛澤東指出：“一向孤立的中國革命斗爭，自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就不再感覺孤立了。我們有全世界的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援助。”[2](P1359)十月革命勝利不久，蘇維埃政府就于1919年和1920年發表對華聲明，宣布廢除帝俄時代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這是中國人從來沒有見過的，甚至也不曾想到過的。因此，許多進步人士稱頌俄國蘇維埃政權是“正義人道之驕子”，稱頌蘇俄人民是“世界最可愛的人類”。孫中山在彌留之際留下的《致蘇聯遺書》，也稱頌蘇聯，“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攜手并進以取得勝利。”[3](P922)在中國的抗日戰爭中，社會主義的蘇聯給予中國空軍援助，物資援助，出兵中國東北擊潰侵華日軍的主力“關東軍”。1939年，毛澤東寫道：“沒有一個國家把它在中國的特權廢除過，只有蘇聯是廢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切帝國主義者都反對我們，只有蘇聯援助了我們。抗日戰爭以來，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們，只有蘇聯是用了空軍和物資援助了我們。這還不夠明白嗎?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只有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的領袖，社會主義的人民，社會主義的思想家、政治家、勞動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們的事業，沒有他們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勝利的。”[4](P658)

　　更加突出的是，新中國成立伊始，蘇聯就給予巨大的慷慨援助。蘇聯在1949年10月2日第一個承認新中國并建立了正式的大使級外交關系。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等文件在克里姆林宮簽字。根據這個條約，中、蘇兩國不但建立了針對日本侵略的軍事同盟關系，而且蘇聯放棄了根據雅爾塔協定在中國得到的利益。這包括：1952年底之前，蘇方將中長鐵路一切權利無償地移交中國政府，蘇方從旅順口撤軍，蘇方將原享有的大連商港的部分管理權交還中國;蘇方為中方提供三億美元的低息長期貸款;雙方在中國創建石油、有色金屬、航空、造船四個合營公司，后來發展為援助中國的156項巨大工程項目。這些項目至1959年全部建成之后，將使中國工業化的水平達到日本1937年的水平，相當于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水平。這是新中國利用外國資本促進工業化的最初嘗試。沒有蘇聯的大力援助，新中國站腳就不會那樣穩定;沒有蘇聯這個強大的盟國，新中國就沒有后來那樣安全的國際環境。正如毛澤東所說：“這次締結的中蘇條約和協定，使中蘇兩大國家的友誼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使得我們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國，這樣就便利我們放手進行國內的建設工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世界的和平。”[5](P289)

二、要保住十月革命的成果，必須戰勝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勢力的破壞，才能獲得成功

　　1917年十月革命建立工農政權之后，曾經處于十分艱難的危險境地。這種危難主要是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帝國主義協約國的14國武裝干涉，二是右翼社會民主主義黨人的破壞。蘇俄在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戰勝了這兩個敵人，才保住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

　　十月革命勝利后，蘇俄宣布退出戰爭。參加帝國主義協約國集團的國家，反對俄國退出戰爭，反對俄國發生的革命變革，對十月革命進行聯合圍剿。14國帝國主義勢力對蘇俄進行圍剿。1917年11月28日，英、法、意、日、美五國就通過了武裝干涉蘇俄的決定。1918年7月，協約國正式通過決議，以所謂的“重建東線、解放俄國”為口號，進行武裝干涉。英、法、美三國軍隊分別在俄國北方兩處登陸，日本在海參崴登陸，所到之處，大肆屠殺，還裝備了俄國南部的鄧尼金白衛軍，攻城略地，殺害布爾什維克，對蘇維埃國家造成極大危險。在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嚴重形勢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外國入侵勢力糾合在一起，破壞蘇維埃俄國。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和英勇的紅軍戰勝了帝國主義的聯合圍剿，表明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是社會主義對帝國主義的勝利。

　　另外一方面，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勢力在外交上和思想上對十月革命的攻擊和破壞也是十分激烈的。在十月革命之前，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勢力對革命本身極力阻擋和破壞。1916年4月在伯爾尼附近的昆塔爾召開的國際社會主義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右翼和中派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反對列寧等左翼社會主義者提出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在1917年的2月革命之后，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在俄國的代表勢力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則主張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蘇維埃只是起監督作用。當十月革命條件成熟之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甚至公開為臨時政府辯護，妄圖阻止革命高潮的到來。4月20日，列寧所做的“四月提綱”即《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在《真理報》發表，公開指出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要把革命由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掌握權力的第一階段，轉向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掌握權力的第二階段。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極端仇視《四月提綱》，他們斷言列寧的主張是“夢話”，在俄國，“革命所需要的客觀條件還不存在”。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革命首先應當在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開始，然后才能轉到俄國;俄國還沒有成熟到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程度。有的還否認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一國獲得勝利的可能，主張把社會主義革命從日程上取消。

　　在1917年5月3日的危機之中，臨時政府調動的軍隊已經開始拒絕執行命令，拒絕開槍射擊游行示威的群眾。在這樣的革命形勢日益成熟的時候，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寧愿加入被革命人民唾棄的臨時政府，指責布爾什維克是在搞暴力革命的“陰謀”。這就種下了迄今為止的機會主義者指責十月革命的傳統說教。在1917年的“七月事件”之中，身處臨時政府之內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竟然對要求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示威群眾開槍射擊，公開站在革命群眾的敵對方面。他們甚至調動軍隊，大肆逮捕布爾什維克，下令通緝列寧。這樣的情況說明，革命和平轉變的可能已經不復存在。正如布爾什維克第六次代表大會就斯大林的報告所通過的決議指出：“現在，和平發展和使政權無痛苦地轉歸蘇維埃已經不可能，因為政權事實上已經轉到反革命資產階級手中。現在只有徹底消滅反革命資產階級專政才是正確的口號。”[6](P484)

　　隨著十月革命條件的日益成熟，9月25-27日，列寧給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寫了兩封信：《布爾什維克必須奪取政權》《馬克思主義者和起義》，指示武裝起義的形勢已經成熟，必須把武裝起義提上日程，擬定武裝起義的整個計劃。機會主義者竟然叫囂，反對列寧的主張，要立即毀掉列寧的信。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終于在1917年11月6日深夜至7日爆發并取得勝利，當時俄國的首都彼得格勒已經被布爾什維克起義者全部占領。革命迅速向全國展開。隨著11月7日晚上全俄工農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蘇維埃政府成立，列寧當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

　　1918年1月，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又利用召開立憲會議的時機，進行反對布爾什維克執政的斗爭。

　　在國際上，恢復了的第二國際(即“黃色國際”)和“第二半國際”等右派集結在一起，在革命后利用“三個國際”的聯席會議對蘇俄代表進行圍攻，形成了嚴峻的國際政治格局。盡管斗爭曲折，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戰勝了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勢力的進攻。

　　在14國帝國主義干涉蘇俄的情況下，國際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勢力的代表人物，雖然口頭上譴責外國干涉者，實際上是仿效歷史上英國幫助波旁王朝復辟的先例，在行動上配合蘇俄敵人的行動。直到1922年4月，在“三個國際”召開的柏林聯席會議上，他們還抨擊蘇俄在國內進行的革命，公開支持俄國內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向布爾什維克施加壓力。他們提出：布爾什維克“必須像重新制定新經濟政策那樣，重新確定自己的政治戰略”。

　　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體系基本確定之后，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對于十月革命及其產生的社會主義制度，一直采取不相容的敵對態度。社會黨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1951年6月通過的所謂“法蘭克福聲明”即《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在其“政治民主”部分中就公開主張，“社會黨人表示聲援一切受獨裁統治之苦的人民爭取自由的努力，不論受到的是法西斯的獨裁統治還是共產黨的獨裁統治。”[7](P5“)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新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論在什么地方，只要它獲得政權，它就破壞自由與獲得自由的機會。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軍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7](P5)這番話解釋了社會黨的“民主社會主義”專用術語中“民主”二字的內涵。它與共產黨的本質區別，應該從這里界定。在帝國主義發動的冷戰時期，民主社會主義勢力公開站在帝國主義一邊，充當幫手。同時，民主社會主義勢力利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優勢，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

　　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本來沒有什么根基。因為，中國沒有歷史久遠的工人運動中的改良主義，沒有改良主義思潮傳播的歷史，沒有支撐改良主義的物質力量。但是，今天國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勢力，以西方民主社會主義的效仿者的姿態，把共產黨人早就丟掉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臟襯衫”重新撿回來，并把這一些陳舊的腐朽的東西當作新發現的寶貝，加以宣揚。令人啼笑皆非。他們自己竟然完全沒有發現自己的無知。

　　在我國，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常常與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攪在一起，形成思想政治方面的噪音。2007年春天，中國公開出版的一份刊物上，有署名文章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民主社會主義是以反共為起點的思潮，曾經成為帝國主義的幫手;20世紀70年代緩和以來又成為瓦解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力量。這種思潮有什么可能成為“救中國”的思潮呢?還有少數人學著在蘇聯蔓延多時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手法，公開污蔑十月革命，散布“十月革命對于世界是一場災難。”“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子把中國害苦了。”“十月革命首先是俄國人的一場災難，中國也是深受其害。”到底十月革命為中國的復興找到了出路，還是為中國帶來了災難?近百年的歷史和新中國的歷史已經做出了雄辯的結論。但是，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場上，也會出現不同的結論。這在當今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并存的世界上，一點也不奇怪。

三、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否定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突破口

　　縱觀斯大林逝世后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可以看到，圍繞斯大林評價的斗爭，一直是捍衛還是否定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道路的突破口。自從斯大林逝世不久，對他的評價就成為一個典型的具有爭議的問題。由于西方敵對勢力的作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復雜情況，斯大林的評價問題曾經是幾十年中一直是爭得沸沸揚揚的問題。在蘇聯解體、紅旗落地之后，在歷史的塵埃落定之后，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關于斯大林評價的具有爭議的問題是由于抱著不同政治追求、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利益的人物和集團制造出來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創始者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領導人，更是一種制度的象征，一段歷史的標志，一代人的精神旗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代表。一切想繼續推進社會主義事業前進的人，都會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自己的開國領袖。對待社會主義國家創始者的態度，就是對待社會主義事業的真實態度的試金石。

　　隨著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運動，斯大林的評價問題重新高漲。特別是在蘇聯，戈爾巴喬夫把大反斯大林當成了所謂改革的敲門磚，當成否定列寧的前奏。一時間，各種反共分子和自由派分子對斯大林的誣蔑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瘋狂程度。斯大林的形象遭到了嚴重丑化。接著一句話就把對斯大林的誹謗轉向了列寧，這句話是：斯大林的“罪行”都是根據列寧的理論和指示干的。列寧、斯大林都遭到了否定。然而，物極必反。曾幾何時，戈爾巴喬夫這些所謂“改革者”真面目的暴露和他們的所謂“改革”導致的亡黨亡國的悲慘結局，卻使得人民醒悟起來。20多年來俄羅斯人的思想傾向發生了大幅度的逆轉。俄羅斯民間和官方出現重新評價斯大林的現象，值得人們深思。正如斯大林所預言的：我死了之后，敵人會把成堆的垃圾堆到我的墳上，但歷史之風會將這些垃圾吹得干干凈凈。斯大林說的話果然開始應驗了。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近年來在俄羅斯發生的重新懷念和客觀評價斯大林的現象卻在中國某些人之中引起了反向思維。中國在21世紀初卻發生了一小股很不協調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噪音。有的人公開與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對斯大林的評價唱反調，力圖把蘇聯已經發生的慘痛教訓在中國重演。有人把斯大林堅持的無產階級專政等重大原則稱做什么“三條鯨魚”;毛澤東批評60年代的赫魯曉夫丟了斯大林這把刀子，有人就說：斯大林這把刀子所體現的是強制、鎮壓、清洗，這樣的刀子不拋棄不行。[8]還有的人看到俄羅斯人民對斯大林的重新評價，竟然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對斯大林做出的“七分功勞、三分錯誤”的原則評價，主張來個所謂“倒三七開”，力圖制造斯大林是“七分錯誤、三分功勞”的輿論。[9](P3)看來，關于斯大林評價的爭論在當前的中國思想界相當激烈。當年蘇聯戈爾巴喬夫等人大反斯大林得到了歷史的嚴厲的懲罰;今日中國的一些人學著當年集聚在戈爾巴喬夫身邊的人的樣子，以極端的方法大反斯大林，難道能給中國帶來幸運嗎?沒有人會相信這一點。斯大林作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參天大樹。幾個誣蔑和詆毀他英名的人只是一廂情愿，歷史將一次又一次地證明，這些人的倒行逆施，歸根結底是蚍蜉撼樹、不自量力。

　　今天，斯大林評價中雖然爭論依然存在，但歷史畢竟是進步了。蘇聯人民的體驗，蘇聯檔案的不斷解密和公布，為全世界人民正確評價斯大林創造了越來越好的條件。特別是俄羅斯總統普京大力恢復真實的蘇聯歷史，驅除了戈爾巴喬夫時期釋放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污濁空氣。俄羅斯近年還公開出版了由中國“馬工程”教材編寫組編寫出版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所以，我們應該根據事實真相，去偽存真，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使得廣大具有客觀思維和良知的人看清真相，經過深刻反思，深刻認識斯大林的偉大歷史地位。同時，深刻認識當年反斯大林的敵對勢力的險惡用心。“斯大林盡管在后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他的一生乃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在青年時代為反對沙皇制度和傳布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斗爭，在參加了黨中央的領導機關以后為準備一九一七年革命而斗爭，在十月革命以后為保衛十月革命的成果而斗爭，在列寧逝世以后的近三十年中為建成社會主義、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發展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而斗爭，從整個說來，斯大林始終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面指導斗爭的，他是帝國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1](P574)中共中央政治局當年說出的這些話語，經歷60多年的歷史洗禮，更加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對于斯大林這樣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評價應該抓住最基本的方面。

　　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修養和造詣之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踐和發展，都是他之后的幾位繼任者望塵莫及的。斯大林在世時，從來沒有允許稱自己的理論是什么“斯大林主義”，所謂“斯大林主義”，這個詞最初是斯大林的敵人強加給他的。他一生都堅持客觀地看待自己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關系，始終做列寧主義的學生和繼承者。斯大林堅持和發展列寧主義的理論貢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斯大林豐富和發展了列寧關于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思想，形成了系統的理論。第二，斯大林創造性地提出蘇聯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指導思想。第三，斯大林對蘇聯社會主義社會若干理論問題的研究富有理論成果。第四，斯大林晚年的許多理論探索具有特別重要的理論價值。在斯大林與列寧的關系上，1998年1月俄羅斯哲學博士理·科索拉波夫的評論是值得人們深思的。他說：“斯大林給后來的蘇聯領導人上了直觀的道德教育課他是‘第一把手’中唯一的一個沒有貶低而抬高自己前任威信的人。也許有人反對這種看法，會說，那是因為列寧。可是像戈爾巴喬夫和亞·雅科夫列夫、沃爾科諾夫和拉特舍夫這樣的‘民主派’，他們的言行卻充分地證明，他們為了幾個美元，連基督也敢侮辱。斯大林一直緬懷列寧，盡管在列寧晚年他與列寧的關系很復雜，但他沒有背叛自己在領袖墓前發出的誓言。”這個評價才是客觀公正的。

　　斯大林領導了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使蘇聯開始邁入強國的行列。俄羅斯學者尤·伊久莫夫主編的《案卷：歷史與現實》出版了專刊《偉大而神秘的斯大林》，其中對斯大林做了這樣的評價：斯大林已經成為20世紀象征性的人物之一，他無可爭議地是蘇聯偉大的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在已逝去的100年中，還沒有人曾經領導過像蘇聯這樣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30多年，并使之經受了所有的考驗，擊敗了它的一切敵人。由列寧創建的共產黨，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向全世界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擁有巨大的活力和潛力，并為人類開創了通向未來的道路。共產黨結束了資本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以及與此相伴的貧困和失業。蘇聯在完成了文化革命后，其勞動人民在教育和知識水平方面被提升到了世界第一位。在戰前用13年完成的幾個“五年計劃”，使蘇聯的工業從一個落后國家上升到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農業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為工業的高速發展奠定了基礎。在科學技術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蘇聯的各族人民友好和睦地生活。這段文字，可以看作今日俄羅斯對斯大林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客觀公正的評價。

　　斯大林是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的最高領導者和偉大統帥。這場勝利的反法西斯戰爭永遠是偉大斯大林的見證。在全世界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不能擋住法西斯軍事力量的進攻時，在美國等國遲遲不開辟第二戰場時，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紅軍成為戰勝法西斯的主力，并攻克柏林，把法西斯徹底滅亡。斯大林的名字永遠與人民戰勝法西斯的勝利連在一起。

　　本來，在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之初，蘇共有人解釋當時的反斯大林的行為目的在于：“擺脫斯大林主義，巧妙地捍衛列寧和列寧主義”。但是結果卻根本不是這樣，背叛的思潮很快就從否定斯大林轉向全面否定列寧。在蘇共1990年的二月全會上，《蘇維埃文化報》主編發言指出：“我們在某些雜志上看到了談十月革命和列寧本人在以后國家遭遇到的災難中所起的罪惡作用的重頭文章。而斯大林僅被認為在恐怖方面繼承了列寧的事業。”[10](P140)當蘇聯劇變成為歷史事實的時候，戈爾巴喬夫向日本的池田大作說出了自己的真實想法：“《共產黨宣言》大部分地包含了繼承了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共產主義者的革命的極左主義的東西。”“俄羅斯的悲劇，就在于西歐在卡爾·馬克思的晚年時代里已經死去的思想，卻在20世紀初的俄羅斯被選擇，它被引進到俄羅斯的現實社會里，這是一種錯誤不幸的是，列寧，特別是在年輕的時候的列寧比馬克思的戰友恩格斯顯得更為教條。”[11](P361)這就是戈爾巴喬夫背叛的自白。這樣的結果是必然的。本來，斯大林的事業是繼承了列寧，把斯大林否定必然殃及列寧。國內外反動勢力，始終把否定斯大林當作徹底否定共產黨、否定列寧、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一個突破口。

　　在今天的中國，如何評價斯大林，仍然是一個關系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有人借口大反斯大林，把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共產黨的領導，都當成“蘇聯模式”或所謂“斯大林模式”加以否定。有的甚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都當成所謂“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加以否定，以至顛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概念。實際上，這是關系中國向何處去的一場重大政治斗爭。

四、保衛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堅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

　　中共中央政治局1956年在總結十月革命以來的歷史經驗形成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指出：“保衛十月革命所開辟的這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者聲言要‘改變共產黨世界的性質’，他們所要改變的正是這條革命道路。”[1](P568)

　　60多年前的這一結論，宛如針對今天的現實而說。那些說“列寧和斯大林這兩把刀子把中國害苦了的人”，那些把蘇聯時期最基本的社會主義制度歪曲為“斯大林模式”進而歪曲為“三條鯨魚”的人，那些把蘇聯的基本社會主義制度說成是政治、經濟、思想“三壟斷”的人，正是繼續了當年妄圖改變十月革命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那種勢力。他們否定十月革命產生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際上就是妄圖改變中國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反對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學習列寧、斯大林做社會主義事業的開拓者，還是學習戈爾巴喬夫做社會主義事業的叛徒，這是擺在一切社會主義者面前的重大選擇。近年來有人認為，所謂“蘇聯的教訓在中國不一定是教訓”，意思是民主社會主義這一套，雖然能夠把蘇聯搞垮，但在中國說不定可以搞成功。這是一種妄圖以13億中國人民的命運做兒戲試驗的騙局。2007年春季，關于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辯論也同樣說明了這個問題。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提出“馬克思恩格斯晚年不信共產主義”的謊言，受到了正直學者的有力辯駁，已經沒有多大的市場。但問題的實質，還是要不要沿著列寧開創的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問題;要不要改弦易張、學習戈爾巴喬夫搞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

　　習近平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說：“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面向未來，面對挑戰，全黨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12]

　　中華民族復興之路從鴉片戰爭以來，中華志士仁人已經為之奮斗了170多年了。在這170多年的艱辛探索的道路上，只有從十月革命以來的近百年歷史才使中國人民找到了希望的曙光。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在這近百年具有希望的歷史中，只有經過共產黨人沿著十月革命的道路不怕犧牲、英勇奮斗的28年的歷史才奠定了民族復興的根基，新中國的建立使得中華民族崛起于東方。新中國進行民族復興的68年的歷史，才乘風破浪、從勝利走向勝利，使得我們今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展現出光輝的前景。

　　我們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都要牢牢記住，我們的“初心”就是“對人民的赤子之心”，永遠站在絕大多數人民大眾的立場，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習近平指出：“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全黨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使我們黨始終擁有不竭的力量源泉。”[12]我們共產黨人的赤子之心，就是對人民大眾根本利益的忠誠之心。是人民大眾心向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我們才取得了全國政權;是人民大眾信任共產黨，我們才戰勝了國內外一切敵人的破壞和搗亂;是人民大眾具有大局意識才使得改革得以不斷深入發展。我們只能以人民的名義進行改革，而絕不能以改革的名義背離或傷害人民大眾的利益。黨的十八大以來，之所以進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為了強調這一點。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第五條集中對此提出了要求：“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決不允許在群眾面前自以為是、盛氣凌人，決不允許當官做老爺、漠視群眾疾苦，更不允許欺壓群眾、損害和侵占群眾利益。”[13](P19)那些動不動就污蔑人民大眾是“刁民”的人，那些動不動以精英自居企圖揮舞“批判民粹主義”的大棒打壓人民大眾的人，就是不守共產黨人規矩的人，這是嚴重的政治立場錯誤。毛主席說的共產黨執政是“進京趕考”，考官就是人民大眾。中國共產黨的這一套理論、規矩、立場，完全是十月革命之后，由蘇俄和蘇聯傳導給我們的。我們永遠不能背離十月革命的這一指示。

　　我們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都要牢牢記住，我們的“初心”就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最寶貴的東西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這套世界觀方法論指示我們追求的最高目標就是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科學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十月革命百年以來，一切執政的共產黨人，凡是堅持了這一指導思想和理想信念的，就發展、就進步、就有成就;反之，背離、背叛這一指導思想和理想信念，就衰敗、就動亂、就垮臺。這已是人們司空見慣的事實。我們黨的干部的成敗在這一點上也表現得十分清楚。我們黨的勝利發展，最根本的就是因為我們黨96年以來始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習近平說得好：“無論是處于順境還是逆境，我們黨從未動搖過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12]在某種意義上說，蘇聯解體就是從赫魯曉夫背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開始的。他閹割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整個歷史時期都需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理論，認為共產黨建立自己的政權之后就不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從而提出“全民黨”“全民國家”等荒謬的理論，自以為創新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實則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這造成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潰爛，最終亡黨亡國。所以，是否真心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關乎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死存亡，太重要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再強調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要真學、真懂、真信、真用，這確實是決定社會主義國家是否安定團結、是否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否能夠達到民族復興的關鍵問題。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的馬列主義的真理，是中華民族復興最寶貴的瑰寶，萬萬不可丟棄。

　　我們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都要牢牢記住，我們的“初心”就是革命到底的徹底性。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先進性來自無產階級的先進性，它是革命最徹底的組織。無論在過去革命戰爭年代，還是長期執政的和平建設時期，共產黨人都起著領導核心作用，都是把各個階段的革命任務不斷向前推進的模范。為此，共產黨人的革命的徹底性，就是把共產主義事業徹底實現的初心。由于共產主義理想需要長期的艱苦奮斗，經歷各種艱難困苦，在革命的道路上，時時有人落伍，有人離開，只有堅持到底的共產主義戰士，才是共產主義事業的中流砥柱。在這方面，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總書記都具有一定的憂患意識。他們都不斷提醒我們要有進京趕考的覺悟，他們都擔心黨和國家的事業能否永遠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臨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景，越是要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的可能。做一個頭腦清醒、始終具有憂患意識、善于化解風險和困難的人，才是對十月革命事業的最大的忠誠。

　　在社會主義中國，我們有幸在毛澤東之后產生了幾代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的領導人，國家最高權力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之后，形成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是整個國家的幸運。只要我們培育千百萬社會主義的可靠接班人，在廣大青少年之中不斷進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教育，我們就能夠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世世代代不變質。我們堅信，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中國人民沿著毛澤東開辟和奠定的、由歷屆領導集體堅持和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會獲得歷史性的成功，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必然獲得成功。

　　目前，社會主義事業仍然處于低潮之中。但是對低潮的看法應該是辯證的，而不是絕對的;是發展的而不是固定不變的。馬克思主義者歷來主張以唯物辯證法的方法看待自己的處境。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討論寫作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就對當時出現的世界社會主義低潮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短時間的、局部范圍的失敗，不但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還會有。但是任何有遠見的人決不會為此而感覺失望和悲觀。失敗是成功之母。目前的短時間的局部性的失敗，正是增加了國際無產階級的政治經驗，從而為無限的將來歲月的偉大成功準備條件。如果拿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來比較，我們事業中的這些失敗就簡直算不得什么。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開始于一六四零年。但是在戰勝了國王以后，接著就出現了克倫威爾的獨裁統治。接著又出現了一六六零年的舊王朝的復辟。直到一六八八年，資產階級政黨以政變的方式從荷蘭迎來了一個帶著荷蘭海陸軍進入英國的國王，這才使英國的資產階級專政穩定下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從一七八九年爆發到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國成立，經過了八十六年，中間交織著進步和反動，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內戰和外戰，征服外國和投降外國，尤其動蕩不寧。社會主義革命雖然受著全世界反動派的聯合壓迫，它的整個道路卻順利和穩定得多。這正是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空前強大的生命力。”[1](P593)

　　在紀念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時候，我們完全可以說，社會主義事業出現低潮是難免的，但是低潮在無產階級先進政黨和進步人民的努力下，是必然會成為過去的。低潮時期正好是我們認真反思歷史、總結教訓的大好時機，低潮時期也是我們看清人們政治上的真實面貌的大好時機，低潮時期更是我們密切聯系群眾、進行踏踏實實努力轉變局面的時機。經過無產階級先進政黨和進步人民的努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實現，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高潮必然到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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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孫中山選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6]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

　　第1分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7]社會黨國際文件集(1951—1987)[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8]鄭異凡.斯大林的“三條鯨魚”撿不得[N].中國社會科學報，2007-03-22(3).

　　[9]劉書林，蔡文鵬，張小川.斯大林評價的歷史與現實[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編譯組.蘇聯問題資料[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0.

　　[11][俄]米·謝·戈爾巴喬夫，[日]池田大作.二十世紀的精神教訓[M].孫立川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

　　[12]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7-02(2).

　　[13]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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