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博洲，臺灣最早揭露與研究臺灣白色恐怖時期歷史的作家，迄今仍在從事臺灣民眾史的調(diào)查、研究與寫作工作。2015年4月25日周一下午，藍博洲在華師大——康奈爾比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呂新雨教授的邀請下蒞臨思勉高研院做了一場題為《尋訪被湮滅的臺灣理想主義》的演講。在整個演講過程中，藍博洲激情澎湃地向到場師生講述了那段不盡人知的1950年代的歷史故事。在他看來，蔣介石政權(quán)來臺最初清洗迫害的是外省人，抗美援朝之后，在美國的支持下國民黨才屠殺向左轉(zhuǎn)的臺灣本土精英，這被稱為1950年代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對受害者及其遺族的最大傷害莫過于通過整體社會長期反共的恐怖政治，讓犧牲者的下一代與加害者站在一起，自動地逼使已經(jīng)犧牲的父兄的政治信仰“轉(zhuǎn)向”，進而否定他們犧牲的意義并取消他們的歷史。 因此，它消除了臺灣社會的良知與正義，以至于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長期陷入喪失民族主體性的可悲的虛脫狀態(tài)。

　　本期批傳公號刊登藍博洲這場演講的文字稿，并同時刊登革命醫(yī)師郭琇琮遭受白色恐怖迫害的歷史故事。通過挖掘這些被湮沒的歷史故事，如何在兩岸關(guān)系和冷戰(zhàn)框架中重新認識這段被國民黨有意湮沒并被民進黨褫奪的歷史，是我們今天必須思考的問題。

　　藍博洲，1960年生于臺灣苗栗。曾任雜志編輯采訪，報社專欄記者和政經(jīng)研究員，臺灣“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東華大學駐校作家，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劃主持人，時報出版公司“臺灣民眾史”叢書特約主編，TVBS《臺灣思想起》電視節(jié)目制作人。1983年，就讀輔仁大學期間開始發(fā)表短篇小說。1987年初，加入陳映真先生創(chuàng)辦的《人間》雜志報告文學隊伍。已出書二十多部，主要著作包括《幌馬車之歌》、《白色恐怖》、《臺灣好女人》、《臺共黨人的悲歌》、臺北戀人、臺灣學運報告等。曾任臺灣夏潮聯(lián)合會會長、中國統(tǒng)一聯(lián)盟副主席。現(xiàn)任中華兩岸和平發(fā)展聯(lián)合會主席。

　　尋訪被湮滅的臺灣理想主義

　　藍博洲

　　文學作為人生的志業(yè)

　　1960年，我在客家小鎮(zhèn)苗栗一個客籍工人的家庭出生。彼時，在反共戒嚴令統(tǒng)治下的臺灣的政治氣氛依然嚴厲肅殺。當我就讀小學時，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正在風風火火展開文化大革命運動。相應(yīng)地，作為蔣介石流亡政權(quán)反共基地的臺灣，我們這一代人所受的國民教育當然也是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共教育了。

　　我記得，每天早上，我要穿越滿街滿墻舉目可見例如「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反共標語，來到圍墻上也涂寫著「反共抗俄，殺朱(朱德，朱與豬諧音)拔毛」反共標語的學校，穿越涂繪著反共壁畫與標語的走廊，進入墻上也寫滿著各類反共口號的教室;然后，我要跟著其它同學一起高聲唱著：「打倒俄共，反共產(chǎn)!反共產(chǎn)!消滅朱毛，殺漢奸!殺漢奸!……」的反共進行曲，前往操場升旗，并聆聽學校校長例行的反共訓話。每兩個星期，我們要用毛筆寫一篇作文，可不管是什么題目，文章的結(jié)尾總要這樣收筆：「明年此時，我們一定要打回大陸，解救處于水深火熱的苦難的大陸同胞!」或「明年此時，我們一定要打回大陸，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插在南京的城頭上!」此外，學校里還經(jīng)常不定期舉行「共匪暴行」圖片展覽;放學回家后，電視臺還繼續(xù)播放著反共電視劇……

　　在這樣的反共、仇共教育長期洗腦下，我們這一代人要克服反共親美的意識型態(tài)禁錮，進而直面那段被湮滅卻攸關(guān)臺灣未來發(fā)展的歷史，顯然是非常困難的。

　　1975年，因為貪玩任性而失學在家的我陸續(xù)做過綁鐵條的建筑鐵工、圣誕燈飾工廠工人、送報生等等;更多的時間則和幾個準備重考高中的國中同學，整日在街頭或彈子房浪蕩……就在感到自己隨時就要掉入社會的陰暗底層時，我偶然接觸到文學;彷佛突然開竅一般，文學，讓從來不思不想?yún)s在求學的路上初嘗人生挫敗經(jīng)驗的我開始去想：人為什么而活?人的一生要怎么活才有意義的問題。于是我逐漸遠離了浪蕩街頭的生活，窩在圖書館，一本接一本地讀著館藏的各類文、史、哲書籍。與此同時，我決定以文學寫作作為自己一生努力的志業(yè)。

　　高中三年(1976-1979)，我不曾間斷地讀著文學經(jīng)典。這段期間，我又讀到一本名為《夏潮》的黨外雜志;《夏潮》關(guān)心工人、農(nóng)民的立場，啟發(fā)了身為工人兒子的我日后走上關(guān)心社會弱勢者，追求社會正義的道路；而它對被湮滅的日據(jù)時期的歷史與文學的介紹，也啟發(fā)了我對臺灣文學與歷史的關(guān)心。

　　1979年夏秋之交，我到臺北念大學。大學期間，擔任文學社社長的我，有系統(tǒng)地組織邀請楊逵、陳映真等日據(jù)以來的鄉(xiāng)土文學作家蒞校講演，為空洞無力的校園注入一股思想的活水。我自己也通過楊逵與陳映真兩位不同世代政治犯作家的人和作品，初步探觸到因為長久以來的政治禁忌而籠罩在重重迷霧當中的臺灣近現(xiàn)代歷史。為了撥開歷史的迷霧，我開始系統(tǒng)地閱讀能夠找到的有關(guān)臺灣近現(xiàn)代史的著作。其中，偷偷地閱讀前行代作家吳濁流的《無花果》，是我具體了解228事件的第一本書。然而，霧，實在太濃太重了!一時之間，我還是無力撥開迷霧，進而找到自己在歷史的長河當中所站的位置。我因此不免于經(jīng)常陷入思想的苦悶當中。

　　1982年的某個冬夜，我于是在思想沒有出路的極度苦悶當中，在蟄居的狹小的斗室，就著一盞昏黃的臺燈，開始寫了第一篇小說。這段短暫的習作生涯一直持續(xù)著，入伍服役期間，我又先后寫了一本中長篇小說和一個獲得時報文學獎小說獎的短篇小說。

　　1985年春天，在楊逵先生的告別式上，我親眼見到了一直排到會場外頭的「綠島大學」祭悼隊伍;這群上百名的50年代白色恐怖幸存的政治犯，讓我第一次感受到歷史的真實力量，讓我感受到活生生的臺灣現(xiàn)代史的震撼與教育。我想，對我來說，當時的經(jīng)驗與感受其實也是觸動我后來埋首挖掘被埋葬的臺灣史與臺灣人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1986年6月，我從軍中退役。基于對臺灣學運將起的判斷，我隨即投入推動臺灣學生運動的《南方》雜志的創(chuàng)刊工作。其后，我又下到中南部，為當時的黨外立委候選人助選。即便我先后助選的候選人都以第一高票當選該選區(qū)立委，可我并沒有因此加入新成立的民主進步黨。大選結(jié)束后，我一度留在高雄，準備從事工人運動;然而，因為這樣那樣的主客觀因素，這個計劃終究沒有落實。其后，我在一度參與工人政黨的建黨工作之后，決定回頭從事文學寫作的工作。

　　1987年春節(jié)過后，我決定選擇一種介于文學創(chuàng)作與社會運動之間的工作做為自己思想鍛煉的場域，于是通過朋友的介紹，加入了小說家陳映真領(lǐng)導的«人間»雜志報告文學的工作隊伍。

　　第一篇報導

　　進了《人間》雜志，我的第一件差事即是有關(guān)228事件的田野調(diào)查與寫作。那時候，解嚴前夕的臺灣，有關(guān)228的話題仍然充滿著禁忌；書市上也看不到什么公開擺設(shè)的、有關(guān)228的著作。那時候，我對228的理解，主要還是通過大學時代讀過的吳濁流先生所寫的«無花果»。我既不認識任何一個親歷事件的歷史見證者，因而也就無從進入這段迷霧般的歷史核心進行采訪。后來，通過一些朋友的介紹，我也找到一些耳聞事件經(jīng)過的一些臺籍老人，并且根據(jù)這樣那樣的說法，從臺北大稻埕的事件現(xiàn)場出發(fā)，一路循線南下，進行了一個多月的田野尋訪。可根據(jù)這段時日的訪談所寫的稿子終究因為諸多條件的限制未能進入事件的核心而被退了回來。

　　歷史禁忌的限制，再加上退稿的挫折，讓我一度想放棄這個題目，改作其它主題的報導。可是《人間》總編陳映真先生卻鼓勵我繼續(xù)做下去!這樣，我只好回到在采訪過程中新近搜羅的史料中尋找線索。后來，終于通過一本閱讀一個朋友從部隊帶出來的國防部總政治作戰(zhàn)部印行的題為《「二二八」真相》的小冊子，偶然找到進入那迷霧一般的歷史現(xiàn)場的線索。

　　軍方這本關(guān)于228的小冊子先后兩次提到一個「中共『臺省工委會』份子」的「臺大學生」領(lǐng)袖在事件過程的行動;它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在暴亂的社會條件業(yè)已成熟，再經(jīng)共產(chǎn)黨加以攪和而爆發(fā);「事件」之所以迅速擴大，當然更與共產(chǎn)黨的「煽動」有關(guān)……我當時判斷：如果歷史的真相果真如此，那么，這個「具有中共黨員身份」的「臺大學生」就該是影響整個事件發(fā)展的關(guān)鍵人物了;這樣的話，我只要能夠找到關(guān)于這個「臺大學生」的背景、下落，就可以進入迷霧一般的228歷史現(xiàn)場了。

　　后來，我認識到，我的民眾史調(diào)查的重點是要如何找到進入歷史現(xiàn)場的線索;只要線索找到了，盡管歷史的迷霧再濃、再厚，依然可以循線走進去的。當時，線索就這樣發(fā)現(xiàn)了;問題是，我要怎么循線發(fā)展呢?一直要到后來，我才意識到，我的歷史采訪的工作方式，除了動機與目的不同之外，基本上是與當年秘密逮捕政治異議者的情治工作者一樣的：抓到一點，循線追查。

　　于是，我立即向先前采訪過的、幾年前才從火燒島(綠島)歸來的林書揚先生請教。林先生，出身臺南麻豆望族，1950年5月31日半夜在家里被捕，34年又7個月之后的1984年12月7日，才與另一名同案難友一起假釋出獄。我當時想，林先生既然是臺灣牢齡最高的政治犯，而且又是經(jīng)歷過228的人，設(shè)若那個「臺大學生」果真如官方文書所說是那么重要的歷史人物的話，那么，林先生應(yīng)該多少知道那個「臺大學生」;通過他，也許我可以采集到關(guān)于那個「臺大學生」的身份背景;而通過那個「臺大學生」，我應(yīng)該可以走進恍如迷霧一般的228的核心現(xiàn)場吧!

　　我于是懷著這樣的主觀愿望，騎著摩托車來到新北投林先生獨居的公寓大樓。為了避免電話監(jiān)聽而給還在假釋中的林先生帶來無謂的麻煩，我并沒有事先與他電話聯(lián)系。趁著據(jù)說負有監(jiān)管出獄政治犯任務(wù)的大樓管理員在外頭抽煙的時候，我機警地溜進大樓，進入電梯，然后在坪數(shù)不大，配有一間盥洗室的小套房見到了恰好沒有出門的林先生。在林先生臥室兼客廳與書房的床緣坐定后，我就直接向坐在堆了一迭日文書報的書桌前的林先生轉(zhuǎn)述我所看到的關(guān)于那個「臺大學生」的官方材料，并問他是否認識或聽說過這個人?林先生想了一會，然后用一種明確的語氣告訴我：這個人，我從來沒聽說過!過了一會，他似乎突然想起什么往事又說：不過，我倒聽說過，當時有一個相當優(yōu)秀的臺大醫(yī)學院畢業(yè)的青年領(lǐng)袖……這個人名叫郭琇琮，是日據(jù)末期到光復初期臺灣學生運動的領(lǐng)導人，也是同時代人流傳的臺北學運四巨頭之一。林先生又說，郭琇琮已在1950年代死于白色恐怖的刑殺之下;他雖然不曾見過郭琇琮，可在長期的牢獄生涯，也曾通過許多難友的敘述，斷斷續(xù)續(xù)地聽到關(guān)于郭琇琮的生死故事。然后，通過林先生的轉(zhuǎn)述，我初步認識了郭琇琮傳奇的生命輪廓：

　　從抗日系獄而熱烈迎接臺灣的光復;繼之，因為對陳儀接收體制的腐敗和獨占忿然抗議而投入1947年2月的人民蜂起;然后，歷經(jīng)蜂起全面潰敗的絕望、幻滅與苦悶之后，在當時全面內(nèi)戰(zhàn)的中國的激越的歷史中重新找到新的民族身份認同;最后，1950年韓戰(zhàn)爆發(fā)，臺灣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反共資本主義陣營，他那激越的青春也和無以數(shù)計熱血的一世代的臺灣青年一樣，在二體制對立下堅定而廣泛的紅色肅清中，在臺北馬場町刑場折斷。

　　隨著臺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fā)展，郭琇琮那狂飆的歷史也在人們怯懦的刻意遺忘中長埋地下，任歲月不斷沖刷、湮滅。

　　對當時還未滿三十歲的我而言，忽然認識到郭琇琮及其時代的臺灣歷史時，我的思想起到無以名狀的震撼的反應(yīng)。老實說，一直要到那個時候，我才具體地理解到：原來，228之后，臺灣還有一段更加禁忌敏感的歷史---1950年代白色恐怖。郭琇琮的生命史也立刻抓住了我那原先在歷史的迷霧中失去方向而感到受挫的心，重新激起我探尋228及后來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熱情。我于是問林先生：郭琇琮是不是還有家屬在臺灣呢?這個，我不太清楚。林先生回答我說。我在里頭的時候，有人說，他的妻子當時也與他一同被槍斃了;可我出來后聽一些難友說，她并沒有死，坐了十年牢才出獄;聽說，現(xiàn)在不在臺灣……

　　離開林先生的住所前，他答應(yīng)幫我打聽郭琇琮家屬的下落。

　　一個星期后，我終于通過林先生的居間聯(lián)系，在北投中和街街尾抗日前輩周合源與許月里夫婦的家里采訪到隱名四十年的郭琇琮遺孀林雪嬌女士。郭琇琮的遺孀說，臨刑前一天，郭琇琮在寫給她的小紙條上寫著：

　　把我的尸身用火燒了,灑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

　　隨后，我又采訪了幾位郭琇琮昔日的同志；并以<美好的世紀>為題，在宣布解嚴(1987年8月15日)前的《人間》雜志發(fā)表了關(guān)于郭琇琮生命史的報告文學。從此，我才真正走入長期被湮滅的從228到50年代白色恐怖的臺灣民眾史的現(xiàn)場。

　　«美好的世紀»也是我暫停小說寫作之后，第一篇文學性的作品。由于它在題材上突破了四十年的政治禁忌，由于郭琇琮理想主義的人格與對待生命的態(tài)度，文章發(fā)表以后馬上在臺灣知識文化界引起出乎意料的轟動!另一方面，我也得到了陳映真先生的口頭嘉獎，并鼓勵我繼續(xù)寫下去;只是他娓婉地說：雜志無法每期都登這樣的文章。后來，我才聽說，當時情治系統(tǒng)的警備總部還約談了他;并在查禁雜志不利政府形象的顧忌下，搜購了大量當期雜志，以減低它的社會影響。

　　據(jù)官方機密檔案的記載，1949年秋天，基隆中學«光明報»案件爆發(fā)以后，臺灣地下黨在全省各地的組織遭到破壞，無以數(shù)計的民眾在這場全省性的肅清行動中遭到逮捕，其后分別被處死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日據(jù)以來，臺灣民眾為反日帝、反美帝及反國民黨官僚而譜寫的青春之歌，終于在這批熱血青年灑下鮮紅的熱血之后劃上休止符。由于四十幾年來的反共戒嚴統(tǒng)治，這些前人的「革命」事跡始終在父祖輩的恐懼心態(tài)下不被談起。對我們來說，這些英雄先進們的熱血行動，因而也就始終是「不在的」歷史！他們成了沒有名字的人。因此，當我在采訪現(xiàn)場被那段歷史感動時已經(jīng)下定決心，往后的人生將全力投入挖掘這段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的故事。于是，我辭去«人間»雜志薪水不多的專職身份，以「自由作家」的身份，從此專心從事我的臺灣民眾史的調(diào)查采訪與寫作的工作。

　　《幌馬車之歌》

　　我寫的第二篇人物報導就是1950年10月14日被槍決的省立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本名鍾和鳴)的故事，題為<幌馬車之歌>。

　　那時候，我在臺北近郊的山上租了一間簡陋的寮舍，房租不貴，但沒有電話，所以跟外界也不太聯(lián)絡(luò)。由于沒有交稿的時間壓力，關(guān)于鍾浩東先生生命史的采寫工作，就相對能夠較全面而長期地進行。我盡量找到所有與鍾浩東的生命有聯(lián)系的人，然后再有機地整理他們所談的各個片段，最終把鍾浩東的生命史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中呈現(xiàn)出來。

　　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無法確切地記得，自己究竟是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知道鍾浩東這個人及其悲劇故事的?也許是在采集228及1950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的過程中就不時地聽到那些政治受難人提到他的名字吧!畢竟，從歷史的發(fā)展來看，1949年秋天，鍾浩東校長及其它教職員陸續(xù)被捕的基隆中學事件的確也堪稱蔣介石流亡政權(quán)在臺灣拉開的白色恐怖統(tǒng)治的序幕。然而，這個基隆中學事件，在陳映真的小說«山路»（1983）中還是以「K中學事件」代稱的。除非是歷經(jīng)那個恐怖年代的老一輩，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在讀小說的當時是無從理解它的具體情況的。

　　其實，我和臺灣大多數(shù)喜好文學的人一樣，早就通過閱讀鄉(xiāng)土作家鍾理和的作品而碰觸到鍾浩東這個人的生命了。鍾理和寫過一句名言(前幾年還被中共溫家寶總理引用)：

　　原鄉(xiāng)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xiāng),才會停止沸騰!二哥如此,我亦未能例外!

　　關(guān)于「二哥」，鍾理和還提到：「真正啟發(fā)我對中國發(fā)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我這位二哥，少時即有一種可說是與生俱來的強烈傾向---傾慕祖國大陸。……」在一篇關(guān)于「學習寫作的過程」的自敘中，鍾理和也提到，他之所以「從事文藝工作，他(二哥)的鼓勵有很大的關(guān)系。」

　　可是，對臺灣近現(xiàn)代史無知的我們卻一直不知道：作家鍾理和背后的二哥，竟然隱藏著一段不為我們所知的豐富而曲折的歷史情節(jié)。

　　一直要到1987年的春夏之交，采訪了曾經(jīng)在基隆中學擔任數(shù)學老師，也是鍾浩東美濃同鄉(xiāng)的李先生之后，我才對鍾理和筆下的二哥及基隆中學事件有了初步的了解。作完李先生的采訪后不久，我接到他的長途電話，說是已經(jīng)聯(lián)絡(luò)上鍾校長的遺孀，她也答應(yīng)接受我的采訪，時間就約在他下次北上時，由他陪我去。在電話中，李先生并沒有告訴我校長夫人的姓名，更沒有詳細告訴我她的近況;我也沒有多問，只等他上臺北時帶我去拜訪。

　　就在等待期間，我聯(lián)絡(luò)上蔣碧玉女士，她也答應(yīng)接受我的采訪。可我當時的采訪動機只是因為她是日據(jù)時期文化抗日領(lǐng)導人蔣渭水先生的女兒。我以為，對臺灣近現(xiàn)代史的認識，從228事件出發(fā)，往前要理解日據(jù)時期臺灣史，政治的、經(jīng)濟的、抗爭的;往后要理解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的、經(jīng)濟的、思想文化的影響。我想，通過她，也許能夠?qū)ξ妓壬捌鋾r代有更具體而生動的理解。

　　這樣，就在一個秋冬之交的某個有陽光的午后，我依約來到蔣女士當時居住的老臺北一棟老式洋樓的陰暗的二樓，就著桌前一盞暈黃的臺燈進行訪談。談了一會之后，我發(fā)現(xiàn)她竟然就是李先生要幫我引見的鍾校長的遺孀，于是立刻把采訪的主題從蔣渭水轉(zhuǎn)移到她和鍾校長共同走過的時代。當訪談進行到鍾校長于1950年10月14日犧牲的情況時，也許是為了轉(zhuǎn)移內(nèi)心的悲痛吧!她站了起來，走到緊鄰客廳的房間，然后拿了一本封面老舊泛黃的相本，按序展開，一邊指著相本里頭的老照片，一邊向我解釋那照片有哪些人，是在什么時候、什么場合拍的。我看著眼前這位滿頭銀發(fā)的老太太，再看看她那英挺、漂亮的少女時代與鍾浩東等青春飛揚的俊秀青年們登山、郊游，以及同赴大陸參加抗日戰(zhàn)爭的一張張照片，當下具體地感到一種難以描述的歷史的滄桑。最后，就在相本的封底里，夾著兩頁發(fā)黃的信紙。她說那是鍾浩東寫于10月2日深夜的遺書。經(jīng)她允許，我仔細地讀了一遍，并且注意到，整篇遺書的思緒基本上是流暢無礙的，只有中間一段，似乎是考慮如何向她暗示即將面臨的死亡命運而有幾個字的涂改。通過這樣的涂改，我在當下就可以理解，在軍法處看守所押房里偷偷地寫著遺書的鍾浩東，內(nèi)心深處正在起著多么激烈的波動啊!

　　俗話說，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

　　對我們而言，這向來只是一句很平常，因而也是很抽象的俗話而已!人們從來不會去質(zhì)疑它的正確性。但是，也從來沒有機會現(xiàn)實地去理解它實踐的難度。當我在采訪現(xiàn)場聽到那些歷史見證人談到鍾浩東「拒絕感訓」的抉擇時，我內(nèi)心的確受到相當強烈的震撼！我開始認真思考：「為什么鍾浩東可以不死卻要去死呢?」「究竟是什么樣的覺悟可以讓一個正值青壯的生命勇敢地面對原本可以逃避的死亡呢?」

　　十二天后的10月14日清晨，鍾浩東唱著他和蔣碧玉年輕戀愛時最喜歡的<幌馬車之歌>，從容地走向刑場。

　　就在「天高氣清」的同一天，因為肺病而動了手術(shù)的鍾理和卻走出死亡的陰影，「再一次的獲得了生命」;他在當天日記的最后兩行，先是感慨萬千地寫著：「這是我的新生!」然后，再用粗黑的筆跡寫著：「和鳴死」。

　　1950年10月14日，一死一生的兩兄弟，真正感人的歷史與文學，就在這個極具象征意義的尋常日子里。

　　通過長期辛勤的調(diào)查采訪與寫作的勞動之后，在«人間»雜志發(fā)表的«幌馬車之歌»贏得了更大的轟動與反響。

　　方法與禁忌

　　自從1987年初加入《人間》雜志報告文學隊伍，展開迄今仍在進行的、以228及1950年代白色恐怖事件為主的臺灣民眾史調(diào)查、研究與寫作以來，我一直自覺地承擔讓被湮滅的歷史重新出土的社會責任。二十幾年來，為了尋訪被湮滅的歷史，我?guī)缀踝弑榕_灣的城鎮(zhèn)與山村，甚至遠赴大陸各地、香港和日本，采集幸存者的歷史證言。

　　總的來說，寫作這種帶有政治禁忌的歷史題材，首先要面對的困難就是：寫什么的問題。如前所述，「抓到一點，循線追查」是它僅有的方法。我想，當年特務(wù)偵訊所要得知的內(nèi)容，不就是我在采訪時提出的那些問題嗎?而我在尋找采訪線索的過程，不是也和特務(wù)當年循線抓人的情形一樣嗎?(第一次采訪郭琇琮遺孀時她就懷疑我會不會是警總派來摸底的特務(wù)呢?)在工作方法上，白色恐怖的口述歷史采寫者和當年四處抓人的特務(wù)，在某種程度而言其實沒有兩樣;不同的只是動機、身份和態(tài)度而已。也正因為這樣，在向這些政治受難人或家屬采訪當年的受難經(jīng)驗時，實在很難不令他們又有回到恐怖年代的聯(lián)想。因此，這就使得進行這樣的采訪工作會有一定程度的困難。我的經(jīng)驗告訴我，唯有抱著誠懇的態(tài)度面對受難者及其那段不堪回首的受難史，才能夠弭除他們猜疑與恐懼的心理，說服對方接受采訪;然后在采訪的過程中積累下一個要進行采寫的歷史人物的名字，并且尋訪可以進行采訪的歷史見證人;與此同時，以自己過去的寫作成績建立的信譽，通過對方可以信任的人的介紹，以誠懇相待，富有耐性的態(tài)度與受訪者維持長久而良性的互動，建立信任。然后，就是如何面對龐雜的史料與證言加以審美剪裁的寫作了。

　　從世界史的宏觀來看，臺灣19 50年代的白色恐怖是在國共內(nèi)戰(zhàn)與國際冷戰(zhàn)的雙戰(zhàn)結(jié)構(gòu)下產(chǎn)生的歷史悲劇。據(jù)保守的估計，在長達五年（1949至1954）的恐怖期間，至少有三千名以上不分族群、省籍與性別的共產(chǎn)黨人、愛國主義知識分子、文化人、工人和農(nóng)民遇害，并有八千人以上的民眾被投入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的牢獄之中。對這些50年代的政治受難者來說，由于這場恐怖的政治風暴所具有的「雙戰(zhàn)構(gòu)造」的性質(zhì)，因此，他們也就飽嘗了民族的和階級的雙重悲劇所帶來的無比痛苦和悲哀。

　　在白色恐怖政策下，政治犯的逮捕與審判完全是秘密進行的，再加上辦案機關(guān)包括警察、憲兵、特務(wù)等不同機構(gòu);所以在「官方」的檔案沒有完全公開以前，當年恐怖政治的具體情況，也就不可能有一個準確的估計。

　　在那樣的恐怖年代，統(tǒng)治者是通過各種具體生活中觸目可見的反共口號、反共文學……等來制造「匪諜」是該殺的社會恐怖氣氛的。這樣，在統(tǒng)治當局刻意煽情的群眾宣傳下，整個社會也就在「寧使一家人哭，不可讓一路人泣」的社會倫理下陷入慢性的恐共心態(tài)中;而當局針對政府反對者或被認為是潛在的反對者的語言的、心理的、肉體的、社會的層層的暴壓措施，自然在大眾生活中產(chǎn)生當局所企圖的恐怖效果。

　　在整個陷于恐共心態(tài)的臺灣社會中，沒有比所謂「共匪家族」更為可怕的帽子了。一個家庭一旦被戴上這頂帽子，這就意味著他們將被迫與正常社會徹底隔離。對被扣上「匪諜」帽子的受難者家屬而言，最大的傷害莫過于他們所遭到的社會歧視與排斥及其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傷害吧!我們不難想象：在這樣的歷史階段，一般所謂「匪諜」家屬的處境是如何的艱難。

　　一般說來，一個刑期屆滿的政治受難者歷經(jīng)非常繁瑣而苛酷的離監(jiān)手續(xù)出獄后，他還必須遵守非常嚴格的居住地管理以及就業(yè)上的排除規(guī)定;最為難堪的是，他往往因為整體社會有形無形的排斥，不但不為鄰居親族接受，而且也會遭到家屬的誤解與怨恨。也因此，有一個實例是這樣的：

　　一個刑滿出獄的政治受難者終于從遙遠的火燒島輾轉(zhuǎn)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xiāng);他期盼著在他被捕時猶在妻子懷抱中的孩子第一次叫他「爸爸」的溫暖場面的出現(xiàn)。不料，當孩子放了學回到家里，乍見那端坐客廳的「陌生人」時，不但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爸爸回家了的驚喜;相反地，當母親跟孩子說：「你爸爸回來了，還不快叫爸爸……」時，孩子卻帶著一種怨恨的語氣，指著父親罵道：「匪諜!……」因為這樣，這名受難者與其孩子一直持續(xù)了幾十年陌生、對立而無言的父子關(guān)系。

　　這個實例也許是一個特例，但也很能說明政治受難者及其家族在反共社會下精神受害的一般情況吧!

　　當然，我們可以設(shè)身處地的理解：對一個從小在反共社會成長的臺灣青年來說，要去理解先行代無數(shù)熱血青年所走的道路一定是相當困難的!而作為這樣的愛國者的下一代，在當今臺灣這樣惡劣的政治環(huán)境下要去了解，進而認同父兄當年所選擇的歷史道路，那就更加困難了。對這些遺族來說，他們所要面對的歷史的挑戰(zhàn)，因此也就更讓人不忍了。

　　也許是因為受到父兄的歷史突然從被湮滅的時代重新復原的影響吧!也許是突然接觸到向來陌生的父兄的思想的沖擊吧!也許是因為那些舊史又重新勾起自己想起不幸的成長過程吧!在我的采訪經(jīng)驗中，許多犧牲者的下一代往往在聽我敘述其父兄的生命史與理想時，他們的感情難免都會波動得很厲害!顯然，一旦知道自己的父兄竟然就是整個反共社會視之如蛇蝎猛獸的、具有社會主義信仰的愛國者時，長期受到反共教育影響而在意識上也反共的這些犧牲者的下一代，勢必也要面臨一種艱苦的重新認識父兄的挑戰(zhàn)。也許，他們原先已經(jīng)在思想里頭安頓好的父兄的歷史面貌，現(xiàn)在都要因為父兄歷史的重新出土而重新辨識。

　　在采訪的經(jīng)驗中，我注意到，許多犧牲者的下一代總是一再強調(diào)：他那當時屬于臺灣知識階層的父兄是社會的菁英，絕對不是什么「匪徒」!然而，當我向他們證實他們的父兄的確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甚至參加了中共在臺灣的地下黨組織的事實時;他們通常的反應(yīng)卻是，他們的父兄怎么會這么笨呢?當我故意反問他們：「既然你一再強調(diào)而且深信你的父兄是社會的菁英，那么，你怎么可以說他們『笨』呢?」他們于是會改口說：「我相信，他們?nèi)绻畹浆F(xiàn)在，一定也會反對共產(chǎn)黨的!」

　　在中國的傳統(tǒng)戲曲中，「認賊做父」通常是悲劇的主題。在那種情境下，我的主觀感受大概就是這樣了。

　　我想，臺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對受害者及其遺族的最大傷害莫過于通過整體社會長期反共的恐怖政治，讓犧牲者的下一代與加害者站在一起，自動地逼使已經(jīng)犧牲的父兄的政治信仰「轉(zhuǎn)向」，進而否定他們犧牲的意義并取消他們的歷史吧!更為悲哀的是，有些犧牲者的下一代并不僅僅止于否定與取消而已!他們甚至在思想上走到他們父兄的對立面!這樣，當年為了理想的堅持，寧可犧牲肉體的生命也不背棄自己的思想的受難者們的犧牲，豈不失去了他的意義了呢?我這樣想。

　　從這個觀點來看，臺灣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就不只是殺了多少具有理想主義信念的知識菁英與民眾而已！它更把日據(jù)以來臺灣進步思想的傳統(tǒng)，不管是哲學的、文學的、藝術(shù)的、乃至運動的理念都徹底消滅了！也因此它把臺灣社會的良知與正義都徹底消滅了！以至于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長期陷入喪失民族主體性的可悲的虛脫狀態(tài)。也因此連一些受害者的下一代也自覺不自覺地成為妨礙臺灣歷史前進的「白色恐怖」的共犯結(jié)構(gòu)。

　　1950年代白色恐怖帶給受難者家族及全體民眾的悲哀沒有比這個更悲哀的了。

　　二戰(zhàn)后的國際冷戰(zhàn)與國家內(nèi)戰(zhàn)的雙戰(zhàn)結(jié)構(gòu)，帶給兩岸人民的是民族分裂的歷史悲劇。一個不懂得尊重歷史悲劇的民族，最終還要受到歷史老人的再度懲罰的!我想，歷史的真相雖然不一定能完全還原，但是，基于歷史不能任其失落的認識，我們就得要時時去拾回，并且通過寫作，把被淹沒的挖掘出來，把被扭曲顛倒的倒正過來，共同克服民族分裂的歷史悲劇帶給人們的痛苦。

　　長期以來，一直有人問我：「究竟是什么力量可以讓你堅持下來，一直做下去?」

　　我想，就是為了找回失落的臺灣理想主義的認知，讓我就這樣在「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的寂寞路上，一路孤單地走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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