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忠

　　為戰友寫的《安息歌》

　　“大陸對臺灣內部情勢了解的不多。一般人只知道臺灣有藍綠。有個大陸人來問我，是藍還是綠，我說，我不是藍不是綠，是紅的。他嚇一跳。”

　　4月16日，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的牡丹花開得正旺，往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山路上滿是踏青的人，可以聞到牡丹花香。87歲的陳明忠坐在輪椅上，把手中的資料包往緊摟了摟，沒說一句話。當天一大早，澎湃新聞記者陪同這位從臺灣來的老人來祭拜他的戰友們。

　　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是為紀念上世紀五十年代為國家統一事業犧牲于臺灣的大批隱蔽戰線無名英雄而建立的。廣場上立著吳石、朱楓等人的雕塑，兩邊的花崗巖墻壁上刻著到目前為止、經各方查找發現的846個當年犧牲于臺灣的烈士名字。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的血照亮著路，指引我們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冬天有凄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的血照亮著路，我們繼續向前走。

　　一曲唱畢，眾人散開，這位因坐“老虎凳”刑而腿部受傷的老人坐在輪椅上，面對著一墻已故戰友們的名字，沒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誰是陳明忠？

　　1929年出生于高雄岡山的陳明忠是臺灣著名社會運動家、“統左”組織的代表性人物、“二二八”事件的親歷者、前后兩次入獄共二十一年、臺灣最后一個政治死刑犯。

　　年過八旬，回顧一生，他說：“亂世的人本來就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我不過生錯了時代，并沒有走錯路。”《無悔》正是他口述回憶錄的名字。

　　回憶錄工作由臺灣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呂正惠發起并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娜承擔采訪、錄音的工作。

　　2011年6月到9月間，李娜有時和呂正惠，有時和陳福裕或藍博洲先后對陳先生和夫人馮守娥女士進行了19次訪談，隨后整理、編輯出文字稿，交陳先生往復修訂，又經呂先生的進一步編排校訂和陳福裕等人的增補，由臺灣人間出版社出版繁體字版。該書的簡體字版由三聯書店刊行。

　　這本回憶錄封面上寫到：“一個日據時期的“臺灣日本人”如何明白自己是中國人?一個大地主的兒子如何成為社會主義者? 一個土生土長的‘臺灣人’為何是堅定的兩岸統一派 ?請讀難得的精神履歷：暗夜行路，矢志不渝。”

　　“和日本人打架，被打成了中國人”

　　陳明忠1929年生于高雄，家境殷實。小學時帶便當上學，用白米飯換同學的番薯簽，覺得很美味，暗中認為同學是傻瓜。在“皇民化”的教育下，他以為自己是臺灣人，自然也就是日本人。

　　不料上中學時被日本同學稱為“清國奴”。彼時，陳明忠和一個日本學生打架。“我們在休息時打，我打贏了。結果第三節下課后，老師一離開，教室門被關起來，十幾個日本學生打我一個，打得我哦眼睛都張不開。打完了，一個日本學生對他說‘你可以打架，但不可以打贏。’”從此，陳明忠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少年陳明忠看不起“皇民化”的臺灣人，覺得他們沒骨氣，像奴才一樣。可是，自己家的成人佃農用巴結的口氣對他這個孩子說話時，和“皇民化”的臺灣人對日本人恭順的態度沒什么不同。換個立場看，在佃農眼里，自己就等同于日本人。他突然覺悟到，雖然自己憎恨壓迫和歧視，卻從小就扮演了壓迫者和歧視者的角色。

　　他說：“在學校，我受日本人欺侮，當一個臺灣人，一點尊嚴都沒有，動不動被打，政治上給人欺負，這是民族壓迫;但作為一個地主的兒子，經濟上我欺負別人，這是階級壓迫。我知道被欺負的痛苦，討厭給人欺負，所以開始覺悟到自己也不應該欺負人，甚至，世界上根本不應該有壓迫存在。我的社會主義意識，就這樣很樸素地產生了。”

　　陳明忠從“中國人”和“社會主義”這兩個基本立場出發，貪婪地從理論書籍和社會實踐中學習、思考，從獄友中的共產黨人和來自大陸的普通戰俘的言行中獲取切身感受，逐漸形成了自己堅定的信念。為明其志，他和同樣是政治犯的妻子，為兩個女兒取名“志民”和“志平”，即“志在為人民，志在為民主;志在為和平，志在為平等”。

　　“‘二二八’事件后，我加入了共產黨”

　　“‘二二八’讓臺灣年輕人很苦惱，也開始想出路在哪里?”陳明忠介紹，“當時我們讀了很多大陸過來的雜志，有民主黨派的《觀察》和共產黨的《展望》 ，慢慢大家了解，原來祖國有兩個，一個是現在欺負我們的、以國民黨政權為代表的白色祖國，一個是要打倒國民黨政權的、以共產黨為代表的紅色祖國。”

　　“很多臺灣青年都是在‘二二八’后，從白色祖國轉向紅色祖國，開始左傾的。臺灣的共產黨地下組織，‘二二八’擴大了，從七十多個成員到1948年就有了四百多人。”陳明忠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我入黨的時間是1948年3月2日。入黨的地點是在臺中陳福添的家里。墻上貼一塊紅布，李舜雨帶著我們三個宣誓。李舜雨(后改名李紹東，2011年九十二歲逝于上海)是職業革命家。”

　　1950年，在白色恐怖中，臺共黨人陳明忠被捕，表面的罪名是參加“二二八”，暗地里被懷疑是共產黨員。

　　在憲兵隊，陳明忠“被刑求(刑訊逼供)，先灌水、夾手指，然后老虎凳，老虎凳的磚頭一塊一塊往上加”，刑求人員警告他，“再加一塊，你腿骨會斷，人可就終身殘廢了”，他依然不承認——承認了自己是共產黨人，一定會被槍斃。

　　這本書收錄的老照片中，有一張是陳明忠坐在臺北馬場町槍決紀念丘前拍攝的。在臺灣五十年代持續多年的白色恐怖中，日據時代臺北的跑馬場——馬場町，是槍決共產黨人等政治犯的刑場。殺一個人，就撒一層土掩蓋血跡，殺的人多，慢慢就形成了一人多高的小丘。可見當時恐怖之甚。

　　逃過一死的陳明忠，關在獄中十年，目睹了很多人赴死，其中多有堅定的共產黨人，也不乏受屈的冤魂。

　　“有一個叫馮錦輝的被叫出去槍決了。他和同牢房的每個人握手，帶著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時，他的手是溫熱的，我非常佩服。我在臺南憲兵隊誤以為要被槍斃時，因為有點緊張而感覺到自己腦袋頂部突突地跳，他居然這么鎮靜。我們唱著安息歌送他走。”“很久以后，我終于知道，馮錦輝是宜蘭地區(臺共)的負責人……他早知道自己一定會死，所以視死如歸。”出獄以后，陳明忠和馮錦輝的妹妹馮守娥女士結了婚，了解到：“馮錦輝是我岳丈最喜歡的兒子。”

　　“過了幾天，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也被叫出去了。本來基隆中學案，凡是外省地下黨員一律判死刑，本省人一律判感訓。鐘浩東(本省人)堅決不接受感訓。”“按照慣例，我們唱安息歌送他，他要求我們加唱《幌馬車之歌》。他說，他太太跟著他到大陸參加抗戰，他太太很喜歡這首歌。”

　　“張伯哲在大陸時是東江縱隊團級政委，來臺后是臺中市、臺中縣地區的地委委員，他當然一定死。我看他很平靜，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問他：‘你不怕死嗎?’他說：‘孔子不是說過嗎，朝聞道夕死可矣。’對他來說，‘道’就是共產主義。”

　　“我看到了馮錦輝、鐘浩東、張伯哲臨刑前的勇敢與堅定，他們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腦海中，讓我下定決心，要跟著他們的路走下去……這是我在牢房里最大的收獲。”

　　陳明忠在牢房中見到的三個外省人，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個人，來臺之前見過毛澤東和劉少奇，后來槍決了。他曾跟我講，毛澤東對他們很親切，像好好先生;劉少奇看起來很嚴厲，對他們一個一個追問，什么事情都不放過。他認為，是因為劉少奇在白區領導地下工作，毛澤東沒有這種經歷，所以做事風格不一樣。”

　　“還有一個‘中央政治大學’畢業的。他的一個同學是共產黨，讓他給對岸發電報，他拒絕了，但沒有檢舉。”他原以為自己只是會被判徒刑，“結果有一天竟然叫到了他的名字，要叫出去槍斃了。他整個人呆了一陣，然后說：‘我不相信!’又再說：‘我不相信!’他走出牢房時，長嘆了一口氣，說：‘啊——算了。’” 他的判決書上寫著：“‘中央政治學校’的校長是蔣委員長，你是他的學生，竟然不檢舉共產黨!”

　　另一個人叫劉鳴鐘，估計自己要被槍斃，說：“共產黨人被槍斃的時候都會喊‘共產黨萬歲’，我不是共產黨，不能喊‘共產黨萬歲’，但也不能喊‘國民黨萬歲’啊——國民黨都要槍斃我了。我喊什么呢?’他想了一下，就說：‘我要喊“劉鳴鐘27歲!’”但當他被叫出去的時候，“太緊張了，‘劉鳴鐘27歲’，忘記喊了。”

　　“兩岸統一是大勢所趨”

　　1976年7月4日，臺灣仍處在“戒嚴”時期，出獄16年的陳明忠再次入獄，所依據的是《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執行。”這個罪名的唯一刑罰是：死刑。

　　一進監獄，“上峰”就發了指示：“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口供。”“就算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了!”此后三個月，陳明忠經歷了四輪刑求：第一輪，六天五夜;第二輪，五天五夜;第三輪，五天五夜;第四輪，五天五夜。疲勞審訊、拶指、牙簽插指甲縫、老虎凳、電刑、灌辣椒水和汽油以及赤身捆在冰塊上九小時等等。陳明忠甚至被打到脊椎錯位。“問案的人事后對我說：‘我們刑求分四個階段，一般在第一階段，大部分人都會承認罪狀;到了第二階段，剩下那些不肯承認的人，連叫他承認‘偷古井’(閩南話諺語)，他也會承認。所以第三、第四階段的刑求，我們從來沒有機會用過。你是有史以來第一個通過四個階段還不肯認罪的人。你練過什么武功?”

　　刑求的痕跡大多消失后，陳明忠被起訴。被以種種低劣的手段剝奪了辯護權的陳明忠，幾乎肯定要在秘密審判中面臨死刑判決。消息泄露后，在美國、香港等地的親屬、留學生及大量國際人士紛紛行動，舉行記者招待會、聯署、募捐、示威游行，甚至集資在《紐約時報》第一版刊登全頁廣告，呼吁免除陳明忠死刑，“公開活動的規模之大，堪稱1971年保釣‘四〇一大游行’以來所僅見”。

　　迫于種種壓力，臺灣當局不得不臨時改判陳明忠15年徒刑，“法院的打字員小姐，連夜打字一個晚上，打到手酸、發炎，第二天去醫務室打針”。判決當晚，蔣經國發表電視講話說：“陳明忠意圖從東南亞運送武器發動暴動……”因為政治犯的判決問題，蔣經國親自在電視上露面，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1987年，通過時任蔣經國秘書的馬英九的幫助，陳明忠保外就醫。

　　出獄之后，陳明忠仍關心和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勉力推進臺灣的民主進程和兩岸統一。2005年2月27日，他親赴國民黨中央黨部，以“‘二二八’事件當事人、臺灣最后一個政治死刑犯”的身份發表講話，呼吁臺灣各政黨真正理解和徹底反省“二二八”事件，解決發生悲劇的歷史根源，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締結兩岸和平協議。講話后，他“將一把象征兩岸和解的‘和解之鑰’交給(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期許他勇敢負起結束國共內戰的責任”，“連戰當場指定(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率團登陸破冰”，后來又親自正式訪問大陸。

　　陳明忠介紹，“二二八”之后，臺灣青年向左轉，就是因為了解到：只有搞革命，才能重建中國經濟，才能根本解決內部很多矛盾問題。大陸經過經過重重困難，終于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全面發展起來。

　　“這等于實現了當年臺灣左翼青年向往的目標。‘中國崛起’的事實已經不容否認。現在和未來的兩岸關系，關鍵還在于：臺灣肯不肯承認‘中國崛起’的客觀現實?李登輝、陳水扁都瞧不起大陸，但如果未來臺灣還維持這種態度，不肯承認大陸的發展，不愿跟大陸和談、合作，那還會再吃虧的。兩岸統一是大勢所趨，我可能看不到了，但一定會實現的。對此我深信不疑。”陳明忠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年過八旬的陳明忠在書中自述：參加“二二八”事件抗爭，是我自己選擇拿槍。七十年代臺灣民族運動剛萌芽，我雖然知道坐過牢的人參加這類活動相當危險，但我認為應當為臺灣的民主盡力;同時也不愿意臺灣繼續做美國的附庸，希望中國統一，希望中國富強，希望中國人擁有自尊，不再被人歧視;并且希望在這基礎上實現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永遠不要再出現人欺負人、人歧視人的不正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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