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老虎”和“ 紙老虎”：從兩則消息說起

　　1960年9月29日，新華社對外公布了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即將出版的消息。9月30日，外電紛紛作了報道。合眾國際社記者克雷格莫在報道中說：毛澤東在最近出版的書中發表了1946年接見美國作家斯特朗時的一次談話，“這次談話創造了他的得意的一句話：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當時他是在延安山洞中的一個叛亂的游擊隊的領袖”。10月17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又發表題為《毛想使美國成為一只“紙老虎”》的文章，專門評論《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內稱：“毛澤東奪取世界的計劃在要赤色中國人民學習的一本新書中作了概括的說明。”

　　這兩則消息特別關注的是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那篇《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在這個談話中，斯特朗問毛澤東，如果美國使用原子彈，或者從冰島、日本沖繩和中國的軍事基地去轟炸蘇聯，情況將會怎樣?毛澤東由此提出了他的著名觀點：“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出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前，毛澤東在1958年12月寫的《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對他1946年的這個觀點作了發揮。他說：“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時，毛澤東又為“和斯特朗的談話”這篇文章加寫了一個題注，提出革命者要在戰略上藐視敵人，但在具體斗爭中要“重視敵人，采取謹慎態度，講究斗爭藝術，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采取適當的斗爭形式”。

　　就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來說，采用“適當的斗爭形式”，就是在敵強我弱和具有廣闊的回旋空間的情況下，慎打硬碰硬的殲滅戰和陣地戰，要更多地采用靈活機動的游擊戰，才能慢慢把“鐵老虎”變成“紙老虎”。

　　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世界上發生了不少地區性局部戰爭。在這些局部戰爭中，越南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戰爭、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殖民統治的斗爭，以及越南、老撾、柬埔寨的抗美戰爭，都經歷過游擊戰，然后由小到大，最終以弱勝強。在各軍事強國的武器裝備越來越先進的情況下，為什么處于弱勢的一方采用傳統的游擊戰還有那么大的威力，這在60年代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因此，通過游擊戰和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取得革命勝利的中國經驗，特別是毛澤東關于游擊戰的軍事思想和他把強大敵人視為“紙老虎”的觀點，在當時也就格外引人注目。這大概就是外電特別注意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的一個重要原因。

　　毛澤東和格瓦拉：兩代游擊戰英雄的對話

　　說來也巧，就在美國媒體評論《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的前兩天，剛剛成功不久的古巴革命的第二號領袖人物切·格瓦拉在《綠橄欖》上發表了他著名的文章《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識的筆記》。毛澤東不久便讀到了這個筆記的中文摘要。一個月后，格瓦拉率領古巴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時，毛澤東向他表示：“很贊成你的意見。你這篇文章可能在拉丁美洲發生影響。”接著，還重復了格瓦拉在文章中講的三個原則：第一，人民可以戰勝反動派;第二，進行革命不必等所有的條件完全成熟;第三，拉丁美洲的革命工作主要在農村。其中第一點和第三點，同毛澤東的“紙老虎”觀點和游擊戰思想的淵源關系，不言自明。

　　從游擊戰角度看，古巴革命同中國革命的時間相差近30年。卡斯特羅和比他小兩歲的格瓦拉在人們的心目中，顯然是新一代的革命和游擊戰的象征。毛澤東對古巴革命的斗爭經歷和斗爭形式很感興趣，在60年代初接見亞、非、拉外賓時經常講述。他說：古巴只有600多萬人口，離美國那么近，巴蒂斯塔又殺死過兩萬人。卡斯特羅率領82個人，從墨西哥坐了一只船，到古巴登陸，同政府軍作戰打了敗仗，只剩下12個人，只好轉入山區，開始游擊戰爭，打了兩年多，就把巴蒂斯塔趕跑了。研究古巴的經驗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義。(1960年5月7日)當時阿爾及利亞正在進行反對法國殖民統治的斗爭，毛澤東在向其臨時政府代表團介紹了古巴的游擊戰經歷后，鼓勵說：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你們自己講，戰爭是長期的，持久戰也是我們講的，我們很贊成。法國人怕熬時間，你們不怕。(1960年5月17日)

　　當然，毛澤東最感興趣的還是同古巴游擊戰英雄面對面地交流經驗。1960年11月19日下午，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勤政殿和格瓦拉談了兩個多小時，還一道吃了晚飯。談話中，格瓦拉說：“我們在斗爭中對毛主席一直很敬仰。”毛澤東對他則稱許有加：“你是阿根廷人。你們很堅決，這就有希望，帝國主義就難辦。你們影響了拉丁美洲。”格瓦拉說：“打游擊的時候，吃得不好，也缺乏精神糧食，看不到材料。”周恩來從旁介紹：“毛主席打游擊的時候，常常派人出去找報紙。”毛澤東說：“把報紙當作情報，敵人的報紙往往透露敵人的動態。”毛澤東又問道：“你們從登陸到勝利，花了兩年時間，同農民聯合起來，取得了勝利。照這樣的做法，其他的拉丁美洲國家有沒有可能?”格瓦拉回答說：“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我個人看法，古巴的革命環境比其他的拉丁美洲國家更困難，但有一個有利的方面。我們趁著帝國主義麻痹的時候取得了勝利，如果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進行革命，就有遭到危地馬拉那樣的危險，美國會派海軍陸戰隊來干涉。”吃飯的時候，勤于思考的格瓦拉總結了中國革命和古巴革命的共同經驗。他說：“有兩點相似。你們革命的時候，蔣介石向你們進攻，說是‘圍剿’。我們那里的反動派對我們也用這兩個字，甚至在策略上也是一樣的。”“另外一個相似點是，開始的時候，你們的革命在城市，有的人不愿意到農村。我們也是一些人在打游擊，在山區，另一部分人在城市搞罷工，但結果搞罷工的失敗了。”格瓦拉的這個總結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肯定。

　　格瓦拉渴望用游擊戰方式繼續推進拉美的革命斗爭。1965年，他辭去在古巴擔任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帶領17個人到玻利維亞打游擊。但古巴革命的勝利之路沒有在玻利維亞重演，因為，缺少群眾基礎，僅僅從外面輸入革命不大現實。此外，格瓦拉還忽視了他同毛澤東談話時已經注意到的一個情況，即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進行革命，美國和其他勢力會來干涉。從這點看，毛澤東在闡述他的“紙老虎”觀點時所特別強調的，即在具體斗爭中要把敵人看成“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并“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采取適當的斗爭形式”，是多么必要。

　　1967年，格瓦拉被俘犧牲了，但他的故事在全世界傳揚，他成為人們心目中充滿傳奇色彩的偶像人物。法國大哲學家薩特稱這位為了崇高的理想不惜舍棄黨和國家領導職務、遠赴異國他鄉苦心奮斗的游擊戰英雄是“我們時代最完善的人”。格瓦拉精神和游擊戰方式對不少國家人民的感召力是相當大的。

　　“我們這一套打仗的辦法，帝國主義沒有法子使用”

　　1965年1月，就在格瓦拉重入拉美叢林前夕，毛澤東在北京會見了他的老朋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正是斯諾，在近30年前通過《西行漫記》一書讓世界知道了中國革命，了解了中國革命的游擊戰。斯諾對毛澤東說：“最近讀了你的軍事著作，使我想到了正在進行的越南戰爭，覺得和你們過去的打法很相似。”毛澤東肯定了這個看法，認為“只是兩場戰爭的規模不一樣”。毛澤東隨即有意無意地說到：“美國總統肯尼迪為了對付亞非拉的新興力量，提出了特種戰爭和局部戰爭，有消息說，他也看我寫的軍事文章，這可能是真的。”這個消息來自何處，不得而知。不過，這年7月26日，程思遠陪同歸國的李宗仁見毛澤東時，也曾向毛澤東提起，肯尼迪生前在他的辦公桌上擺著一部《毛澤東選集》，看來是要人們研究中國。1972年2月，毛澤東會見來訪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時，基辛格也對毛澤東說到，他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曾指定班上的學生研究毛澤東的著作。尼克松則直率地表示：“主席的著作感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

　　美國人當時如此重視毛澤東的著作和思想，一個重要原因是出于其正在進行的越南戰爭的需要。越南在60年代進行的抗美戰爭，打的就是游擊戰。有趣的是，1960年9月30日，正在努力擺脫法國殖民統治的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總理阿巴斯訪問中國時，曾擔心地問毛澤東：“我們讀你的軍事書，利用你的戰法，如果法國人也讀你的軍事書，利用你的戰法怎么辦?”毛澤東毫不在意地回答：“我根據中國經驗寫的書，只適用于人民戰爭，不適應于反人民的戰爭，強大的侵略軍隊不可能因為看了我的書而能夠挽救他們的失敗。”60年代來訪的越南北方和南方的領導人，總不免談起游擊戰這個話題。1967年4月11日，毛澤東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總理范文同等人談話時，便提到阿爾及利亞的游擊隊，“靠熬時間，打了八年(1954年至1962年———引者注)，打得法國的政策改變，就撤了兵”;同時又說到他同阿巴斯談話的情況，再次強調，對自己的軍事著作，“美國人研究，過去蔣介石也研究，日本人也研究。他們怎么不會去研究我們這一套呢?當然要研究。但是，我們這一套打仗的辦法，帝國主義沒有法子使用。因為它是反人民戰爭，我們是人民戰爭”。在越南戰場上，“你們那里又沒有一百萬美國人的居民，全體人民都是越南人民”。

　　正如毛澤東所言，強大的美國軍隊雖然前后調動了60萬兵力，動用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裝備，但仍然陷入越南人民游擊戰爭的汪洋大海。為了對付越南南方的游擊隊，美國軍隊不得不像當年侵華日軍搞據點炮樓那樣實施“戰略村計劃”。這種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做法，恰恰為各種各樣的游擊戰提供了絕好的天地。越南南方的游擊隊甚至像當年的中國敵后抗戰一樣，打起了地道戰。于是，一個畢業于西點軍校的美國軍官威斯特摩蘭后來回憶說，他在越南的游擊戰面前實在是束手無策。每天晚上，他不得不看兩本書，一本是《圣經》，一本就是美國軍方編印的毛澤東的英文小冊子《論游擊戰》。

　　不知是受到游擊戰思想的啟發，還是出于二戰中在歐洲戰場派遣突擊隊作戰的經驗，1963年底，美國軍隊在用正規軍對付越南南方游擊隊的同時，開始以游擊戰的方法來對付越南北方的軍隊。這個時候，越南北方的軍隊卻反過來派其正規軍趕赴南方作戰。雙方的戰略戰術無形中換了位，但結果越戰越糟的仍然是美國軍隊。對越南軍隊來說，這恰恰體現了毛澤東說的，“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采取適當的斗爭形式”。就美國軍隊而言，卻依然無法在實踐中吃透，更談不上發揮游擊戰的真諦。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搞反人民戰爭的人是沒法子學到和使用人民戰爭的戰法的。

　　游擊戰的真諦，從政治上講，就是依靠人民進行“游擊”的，如果離開了人民的支持，你便無法“游擊”;失去正義的本質上是反人民的戰爭，則永遠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從戰爭形態上講，恰恰在于把對方看成“活的鐵的真的老虎”，一切從實際出發制定戰略戰術。這兩個方面又是統一的，只有政治優勢不行，僅從軍事上著眼也不行。在20世紀50至70年代上演的游擊戰大戲中，一些“鐵老虎”變成“紙老虎”，原因就在于他們沒有政治上的前提，因而不可能參透這些真諦。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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