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年譜》記載，1965年6月20日，毛澤東在上海與復旦大學劉大杰、周谷城談話，內容包括學術討論、中國文學史、京劇現代戲、教育改革、《辭海》等問題，年譜上僅摘錄了關于學術上爭論的問題，毛澤東對周谷城說：

　　“你們不要怕批評，要有批評才能進步，不是我們叫人家來批評你，而是群眾自發地來批評你。這次批評了你一下，對于大家都有好處。目前你暫時且慢寫文章，等他們不再批評你了，你再把他們的文章拿來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們講得對的地方，你應該接受，做些自我批評;有些地方如果你覺得可以辯論，你還可以再寫文章同他們辯論。在邏輯問題的爭論中，我同意你所主張的要把辯證法和形式邏輯區分開來的意見，我倒不同意把兩者混淆起來的論點。形式邏輯，講的就是形式，那就是關于思維形式的法則嘛。”

　　毛主席這里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對待學術爭論的態度，在學術問題上可以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要抱冷靜客觀的態度，不要急于回答，仔細推敲，分清是非以后，有不同意見可以爭論嘛，有的問題一下子也難以說清是非，各人的視角不同，那可以百家爭鳴，保留各自的不同意見。爭論的雙方要互相尊重對方的人格，不能以辱罵為事。另一個問題是關于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的關系，毛澤東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比較傾向于周谷城先生的觀點。我記得首先起來批評周谷城先生文章的是復旦政治課教研組的一個教師沈秉元，他的文章發表在《新建設》雜志上，他文章寫好以后，曾拿來征求過我的意見，詢問我是否可以拿出去發表，我看過他的文章，說過這是屬于學術討論的問題，可以爭論，不要用批判的口氣，盡量用商榷的態度。當時我是鼓勵他把文章拿出去，可以活躍一下學術空氣。他是一個青年教師，很膽怯，害怕引起什么問題，我說這類問題與政治問題是二回事，是思維方法的問題，辯證法與形式邏輯是研究問題的二個不同的范疇，有聯系，也有區別，既不能割裂，也不能混淆，這場爭論便是這樣開始的。

　　毛澤東在與周谷城談論正確對待學術爭論的問題之后，與劉大杰進行了關于中國文學史的談話，毛澤東說要看劉大杰寫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并說以后你再有書出版一定要送我一部。劉大杰向毛澤東提出文學史方面的一些問題，毛澤東說：

　　“唐朝韓愈文章還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韓愈的詩文有點奇。韓愈的古文對后世很有影響，寫文學史不可輕視他。柳宗元的文章思想性比較韓愈的高，不過文章難讀一些。屈原寫過《天問》，過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寫《天對》，膽子很大。柳宗元頂多可以說有些樸素唯物主義成分。劉禹錫的文章不多，他所作《天論》三篇，主張‘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之說。他反對迷信。劉禹錫可以說是一個樸素的唯物主義者。宋朝的王安石最可貴之處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宋神宗時代，他搞變法，當時很多人攻擊他，他不害怕。封建社會不比今天，輿論可以殺人，他能挺得住，這一點不容易做到。我們要學習王安石這種精神，不要害怕批評，要敢于發表和堅持自己的見解。”

　　毛主席隨口講中唐幾個文學大家的特點，以及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講得非常貼切。韓愈是古文運動的領軍人物，說他文起八代之衰，他改變了駢體文那種形式主義之辭藻堆砌特色。韓愈在文字上喜怪而尚奇，若其古詩《忽忽》：

　　“忽忽乎余未知為生之樂也，愿脫去而無因。

　　安得長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

　　絕浮沉，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此詩其奇特猶如莊子之《逍遙游》所顯示的鯤鵬之志。韓愈古詩好以奇特怪僻取勝，但其近體詩作亦有意境渾厚之佳作，若其后期在元和十四年被貶潮州刺史，在赴任至藍關時，寫了一首《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他的侄孫叫韓湘，一路陪伴韓愈同行。今錄其詩于下：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圣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此詩沉郁頓挫，萬般感慨，此處所言朝奏指他的《諫佛骨表》。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佛指骨一節，元和十四年，唐憲宗遣中使杜英奇迎佛骨，押官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這在當時為一盛事，那時韓愈是刑部侍郎，上疏諫止，這封朝奏便是《諫佛骨表》，文中有這么一段話：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這一段文字刺痛了唐憲宗，欲其抵死，是裴度為韓愈說話，才貶潮州刺史。詩的首句是交代全詩的背景，那年他已經五十二歲，他寧肯以衰朽殘年之身，以為圣明除弊事，顯示其倔強不屈的性格，后面“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是寫離京時的情境及路途之艱難，若把詩與文聯系起來讀，則詩與文俱佳。

　　毛主席晚年喜歡的是韓愈的古詩《石鼓歌》，年譜記載1973年8月上旬，指示有關人員注釋和印刷大字本的編目中有韓愈的《石鼓歌》(附《石鼓文》)，這個任務他是通過姚文元下達給我們的，是譚其驤老師注和譯的，并加以說明。全文中引起毛主席喜愛的也許是這幾句：

　　“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

　　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

　　憶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稱元和。”

　　石鼓文是唐初在天興(今陜西鳳翔)出土，當時誤以為是周宣王時的文物，是四言古詩，韓愈對石鼓文評價極高，以此嘲笑孔子編《詩經》時沒有西入秦，故不知有石鼓文其事，《詩經》中的大雅與小雅中的作品都不如石鼓文，摭拾了星宿卻遺漏了羲娥。羲，指羲和，相傳為太陽神;娥，指嫦娥，相傳為月中仙女。此處的羲娥意指日與月。關于《石鼓歌》和《石鼓文》容我以后再作詳細的介紹。

　　有關韓愈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問題，毛澤東是有保留的，1975年6月18日，毛主席聽北大中文系講師蘆荻讀蘇軾的《潮州韓文廟碑》，該文稱道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朱注：今錄此句前后文：“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并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毛澤東不贊同蘇軾的評論，蘇軾所言之八代，謂兩漢魏晉南北朝，故他對蘆荻講的那一番話皆由此而發。)年譜記載毛澤東說：

　　漢武帝以后，漢代有幾個大軍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東漢末年，儒家獨尊的統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國，出了多少軍事家、政治家啊!連蘇軾自己在他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中也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漢末開始大分裂，黃巾起義摧毀了漢代的封建統治，后來形成三國，還是向統一發展的。三國的幾個政治家、軍事家，對統一都有所貢獻，而以曹操為最大。司馬氏一度完成了統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時候打下的基礎。諸葛亮會處理民族關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較好，獲得了少數民族的擁護。這是他的高明處。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大動亂，大分裂，這不好，但當時的另一個方面是，南方的廣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開發，生產技術普遍提高了。這是經濟上的發展。許多少數民族，紛紛入主中原后，戰亂頻仍，南北對峙，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組合中穩定了，文化也交流了、豐富了。謝安文韜武略，又機智又沉著，淝水之戰立了大功，拖住桓溫也立了大功，兩次大功是對維護統一的貢獻。桓溫是個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當皇帝。他帶兵北伐，不過是做樣子，擴資本，到了長安，不肯進去。苻秦的王猛很厲害，一眼就看到了他的意圖。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果漢代只有僵化的經學，思想界死氣沉沉。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個思想解放的時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發展。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很有名。玄學的主流是進步的，是魏晉思想解放的一個標志。正因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什么“道溺”!我送那時兩個字，叫“道盛”!蘇軾說那時期“文衰”了，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可以把那時的作品擺出來看一看，把《昭明文選》、《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拿出來看一看，是“文衰”還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我再送那時兩個字，叫“文昌”。

　　毛澤東這一番評論，對傳統的觀念帶有顛覆性的影響，從這里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與魯迅的思想是相通的，他對韓愈的文章和其中表達的觀念是有分析的，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否定的一面，而否定的一面主要是他以道統自居。在對韓愈的評價上，他與蘇軾的出發點不同，蘇軾是從儒家的道統出發，毛澤東是從反道統的視角出發，這一點他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是一以貫之的。這也許是他作為革命者的情懷，至死不渝。

　　毛主席對柳宗元比較關注，后來還專門讓我們將其所作《封建論》、《詠荊軻》注釋為大字本，此為后話，暫且不提。這次談話中毛澤東對劉大杰說的“柳宗元的文章思想性比韓愈的高”這句話該如何理解呢?我們可以從韓柳二人的交往和詩文往來可以對他們的思想性做一些比較。

　　唐憲宗元和八年春，韓愈作《進學解》，此前他當了三年國子博士，相當于現在大學教授吧，對此他有一點牢騷。《進學解》是一篇哭窮的文章，他說自己的境況是“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博士的生活尚且處于這種窘迫的狀態，何以教人?意謂為師者尚且如此窘迫，何以使弟子能信從自己呢?那時執政者李吉甫覽其文而憐之，奇其文才，改任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那時監修國史的正是李吉甫，但韓愈對作史官興趣還是不高，畢竟國子博士與史館修撰兩者都是沒有權勢的部門，而修史更是容易得罪人的行當，故他在《答劉秀才論史書》一文中，大嘆修史之難，認為修史的人都沒有好結局，他在文章中說：

　　“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夭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后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

　　他作為史官，修當代史，表示自己顧慮重重。他講到自己之所以成為史官的原因：

　　“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茍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

　　至于具體修史之事，他說：

　　“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跡，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仆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

　　這是他講寫作當代史處境之難，這也是實話實說，但他只是為自身打算，境界不高，這實際上是一篇發牢騷的文章。韓愈在史館任修撰只有一年零九個月的時間，編撰了《順宗實錄》五卷，他進實錄是在元和十年，那時李吉甫已去世，所以還是遇到了麻煩。陳寅恪在《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一文中曾說：“唐代自中葉以后，凡值新故君主替嬗之際，宮禁之中，幾例有劇變，而閹宦實為此劇變之主動者，外廷之士大夫，則是宮禁中閹宦黨派斗爭時及決勝后可憐之附屬物與犧牲品耳!有唐一代之政治史中，此點關系至鉅，特宮禁事變，外間本不易知，而閹人復深忌甚諱，不欲外廷有所聞得。”而韓愈修撰《順宗實錄》的內容適值半年多時間內發生德宗與順宗、憲宗之間的帝位更迭，也就是閹宦黨派斗爭的產物。順宗、憲宗之間的關鍵人物是俱文珍，韓愈當年在汴州，曾任節度使董晉屬下之觀察推官，而俱文珍在那里任監軍，他們之間有一段時間在汴州共事。德宗貞元十三年，俱文珍回京師，韓愈曾為文與詩送俱文珍，題為《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并詩，詩中稱贊俱文珍云：“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沖天鵬翅闊，報國劍铓寒。”序文都是推崇俱文珍功績之言。有這一層共事的關系，韓愈后來當然得到俱文珍的信賴。德宗是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去世的，順宗在此前已中風不能言語，德宗去世以后順宗即位，是王伾、王叔文用事，至八月間，俱文珍聯合一部分宦官發動政變，逼順宗立太子為帝，順宗為太上皇，憲宗改元為永貞元年，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永貞事變。接下來便是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馬，王伾病死，王叔文賜死，貶韋執宜為崖州司馬。之后是王叔文之黨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皆貶為諸州之司馬，二王八司馬即是這次事變的犧牲品，次年正月順宗去世，憲宗改元為元和，《順宗實錄》所記即這很短一段時間內的歷史事件。韓愈是受李吉甫之委托改撰韋處厚所撰之《順宗實錄》三卷，將其改修為《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其所記禁中事當是此前俱文珍告知韓愈的，他在當時所言事件的細節是為俱文珍他們記功的。但憲宗之死，亦出于宮庭政變，為宦官陳宏慶等所弒，“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舊唐書·宦官·王守澄傳》)故宦官權衡自身之利害，不愿禁中之事太直白于世，這也許是韓愈意料之外的后果吧。故《新唐書·路隋傳》稱：“韓愈撰《順宗實錄》，禁中事太切直，宦豎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結果是“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失實，余不復改。”所謂“宦豎不喜”，“貞元、永貞間數事失實”，無非是指宦官俱文珍在禁中發動的一場宮廷政變，盡逐二王八司馬那件案子，在這次事件中，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劉禹錫被貶為連州司馬，未至又被斥為朗州司馬。對于這次事變，毛主席是同情二王八司馬的。韓愈編撰的《順宗實錄》五卷，所以引起宦豎他們不高興，盡管韓愈不滿王伾、王叔文之行事，但他還是比較忠實地記述了二王八司馬的改革事宜及宦豎們發動的這場宮廷政變的經過，故修改的僅限于貞元、永貞間數事。文宗已是憲宗的孫子了，而事變是其祖父即位前后的事。如果回過頭來再看韓愈寫那篇《答劉秀才論史書》，碰到這樣的難題，也難怪他感嘆“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他在這封信的末尾講：“仆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然而他還是認為：“圣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落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他將編史的事，寄希望于后學，由此可見韓愈確有個人利害出入的思考。這封信是元和八年十二月寫的，柳宗元在次年的正月，寫了《與韓愈論史官書》，對韓愈提出批評。

　　如果把韓愈的那篇《答劉秀才論史書》與柳宗元所寫的《與韓愈論史官書》對照來讀，可以看到，韓愈的文章盡管寫得很瀟灑，在文章中處處都流露出一種為個人打算的尾巴，在《進學解》一文中的牢騷亦是如此，有一點個人的小九九在其中，文章的目的多多少少有為自己謀仕途的愿望。韓愈許多給執政者的書信中，都有個人謀取仕進的意圖。而柳宗元的文章則堂堂正正，直道而行，論述史官應有的品德，有理有據，是正道，全文對韓愈文中觀點步步緊逼，不留任何回旋余地。兩相比較，柳宗元的文章在思想性上要高于韓愈，故毛主席對韓柳二人文品比較的論斷非常精辟。同樣位列唐宋八大家，就文章的才氣而言，韓愈確實不俗，在當時的影響要超過柳宗元，但論思想品味，則柳宗元要高出韓愈一籌。不僅這二篇文章的對比是如此，其他文章也是如此，從思想性的品味上講，柳宗元在唐宋八大家中應是獨居魁首的佼佼者。

　　應當說韓愈在元和八年三月居史官位有這樣的顧慮還是可以理解的，韓愈接受李吉甫讓其重修韋處厚《順宗實錄》三卷的任務，應在元和八年的十一月，那時俱文珍已去世，故其敢于直書其事了。元和十年韓愈在《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一文中講：

　　“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備書。茍關于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于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

　　李吉甫是元和九年十月去世的，進實錄的表狀是在元和十年夏，那么韓愈修撰實錄的具體時間應在元和九年春夏時期，而柳宗元那篇《與韓愈論史官書》的時間是在元和九年的正月二十一日。韓愈《順宗實錄》五卷在文宗時引起“宦寺不喜，訾其未實”的反響，說明韓愈對永貞革新與貞元政變多少還有一點秉筆直書的傾向，真正把修史的重擔壓在韓愈肩上，他并沒有因“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而“不敢率爾為也”。至于他在接手前有那么多顧慮，說幾句心中的擔憂，也就可以理解，他畢竟還是負起一個的史官必須承擔的職責。

　　柳宗元還曾寫過一篇段秀實逸事，而且還上逸事于史館，也正是元和九年之事。段秀實事跡與顏真卿相似，抗擊安史之亂有功，后被朱泚所殺，贈太尉。故《新唐書》將其傳與顏真卿列于同一卷，柳宗元寫《與韓愈論史官書》的直接動因，是為了使段秀實的事跡弗被隱匿。《舊唐書》與《新唐書》之段秀實傳，其史料皆取自柳宗元所狀之逸事。《新唐書》在傳末贊曰：

　　“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

　　可見柳宗元寫此逸事，是為了表彰忠義，他寫了《與韓愈論史官書》之后，復作《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其中有云：

　　“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茍過時日，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苐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

　　事實上韓愈并沒有辜負柳宗元的期望，《新唐書》之《段秀實傳》贊語可為佐證，段的行狀所以能在史館被保存下來，韓愈功不可沒。柳宗元、韓愈二人對于史官職責的論述和其實際的作為，對于當今之史家也是一種鞭策吧!

　　韓柳之間關于師說之爭論那是各有千秋了，韓愈在《師說》一文，講的是為師之道，是傳道授業解惑，韓愈講師道有強出頭的意圖在內。柳宗元講的是不敢有為人師之名，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柳宗元已身在貶所，不想再匿禍繞身。柳講的是他處境的實際狀況，故二者各有千秋，但在后世傳誦的還是韓愈的《師說》。實際上柳宗元自視甚高，其在《師友箴》中稱“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仲尼是指孔子，牙是指鮑叔牙，他自己不似，也沒有這樣可師可友之人。韓愈寫過一篇《毛穎傳》曾受人奚落，柳宗元則寫了一篇《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后題》。《毛穎傳》本來是一篇游戲而作的小品文，韓愈卻因此而受人非議，柳宗元則認為：“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寫文章本來也應“有息焉游焉之說”，文章也是“有所拘者，有所縱也”，“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韓柳作為學者，二人不因人事的變化，始終互相切磋，保持良好的友誼，應是當代學者的榜樣。

　　元和十四年十月，柳宗元卒于柳州，韓愈作《祭劉子厚文》，其文之末云：

　　“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瑯瑯，徧吿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托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托。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話也說得很誠懇，他還為柳宗元寫了墓志銘，介紹了柳宗元的生平，贊揚柳宗元與劉禹錫之間的關系，是“士窮乃見節義”，這是指柳宗元因劉禹錫之母年老，奏請與其交換貶所之事，《舊唐書·柳宗元傳》云：“元和十年，例移為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治所在今貴州遵義)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蠻方，西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永訣，吾于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舊唐書·柳宗元傳》)韓愈在銘文中認為柳宗元是“材不為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但他肯定柳宗元的文學辭章，“雖使子厚得所愿，為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他把柳宗元的文章視為高于其為將為相之事功的千秋功業，認為其文辭必傳于后。柳宗元的許多作品，諸如《捕蛇者說》、《蝜蝂傳》、《戒懼箴》、《師友箴》、《敵戒》、《永某氏之鼠》之類短小精悍的小品文，令人百讀不厭，迄今讀來仍極有啟示意義。柳宗元與韓愈之間的交往及書信往來中的情誼，也是值得后學景仰的榜樣。

　　年譜1976年2月12日記載，毛澤東復信劉大杰，這是因為劉大杰在1975年8月2日、3日兩次致信毛主席，其中問到韓愈作品在文學史上的評價問題。劉大杰在信中說：

　　“關于韓愈問題，仍有疑慮。現在報刊文章，對韓愈全部否定，說得一無是處。韓以道統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嚴加批判。但細讀韓集，其思想中確存在著矛盾。其諸多作品，如贊揚管仲、商鞅之功業等，都與儒家思想不合，而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語法合于規范，文字通暢流利，為柳宗元、劉禹錫所推許。關于這些，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

　　毛澤東在復信中說：“我同意你對韓愈的意見，一分為二為宜。”至于毛主席在1965年與劉大杰談話中提到的屈原《天問》、柳宗元《天對》，是他在1973年12月下旬下達給我們一批古文標點注釋中的二篇重要作品，與之相關的還有劉禹錫《天論》和柳宗元最后的《天說》，那可是毛主席最愛讀的作品，這在年譜中同樣有記載。說來話長，這些問題可以說是一項專門學問，本文為篇幅所限，只能留待今后專文論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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