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本文刊于《管理學刊》2015年第2期《紀念李斯特經濟學傳入中國90周年》專欄)，全文3萬字。筆者在2010年就提出對洋務運動以來我國的工業化或現代化過程進行反思，重新確定中國新的發展戰略，這是其論文之一。本文的學術意義就在于，與彭慕蘭和加州學派的“大分流”相對應，本文提出了“中日大分流”的概念，闡述了筆者所謂“新李斯特學派”對“中日大分流”的初步解釋。“新李斯特學派”致力于發展“新李斯特經濟史”，它完全可以對中西“大分流”問題提出不同于彭慕蘭和加州學派的歷史解釋。筆者建議我國年輕的經濟史學者獻身于這一事業，而不是迷戀“計量史學”。

　　編者按：2014年，我國各界開展了紀念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的活動，但很少有學者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討論這一問題。我們了解到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賈根良教授一直在關注反思甲午戰爭的討論，并于2011年就開始研究中日兩國為何因西方列強的挑戰而在近代化道路上出現“大分流”：日本加入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而中國卻淪為其半殖民地!賈根良教授是我國著名的演化經濟學家和經濟思想史專家，對在美國、德國和日本崛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深有研究，近年來致力于創建“新李斯特學派”。甲午戰爭無疑是導致“中日大分流”的重大歷史事件，因此，本刊記者于2014年9月對賈根良教授進行了專訪，請他就甲午戰爭發生的廣闊國際背景及其對中日兩國不同命運的深遠影響談談“新李斯特學派”的看法。這個訪談為我們反思甲午戰爭和目前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更為深邃的歷史視野，而賈根良教授的觀點則讓我們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覺。

　　摘要：晚清政府腐敗、軍事體制落后等目前人們所談論的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并不是其根本原因，這些只是晚清政府領導集團毫無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理念及其戰略的具體體現。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源在于晚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勢，在于晚清領導集團毫不知曉日本明治政府深得其精髓的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是指導英國、美國和德國崛起的民族國家建設的政治和經濟學說，其精髓就是一國的內政外交戰略及其政策制定都必須遵循“出口工業制成品并進口原材料”的國家致富原則。正是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保護民族經濟、與外資作斗爭、建立獨立自主工業技術體系和重構東亞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發展道路，而晚清政府走的則是自由貿易、在國內市場“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須和戎”的依附于西方列強的買辦道路。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發展戰略觀的本質不同導致了中日兩國發展道路的“大分流”，并最終決定了其截然不同的命運。與流行的看法相反，筆者認為，甲午戰爭并沒有打醒中國人，無論是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都沒有探索到導致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李斯特式”的道路，因而，即使資產階級革命取得成功，它也無法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的命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背景下的當代世界，“出口工業制成品并進口原材料”已不再是國家致富的基本原則，“出口高端產品并進口低端產品”才是國家富強的根本道路，然而，我國卻陷入了與之背道而馳的“出口低端產品并進口高端產品”的陷阱之中，并形成了與洋務運動驚人相似的“自由貿易、依賴外資和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模式。我國目前這種發展模式的形成是中國知識界深受新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影響的結果，這說明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至今仍未探索到國富國窮的真理。值此紀念甲午戰爭失敗120周年之際[①]，我們有必要重讀世界經濟史，對我國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戰略進行深刻的反思，探索新的發展戰略和新的發展模式，避免重蹈歷史覆轍，迎接近年來我國面臨的歷史新變局。

　　關鍵詞：甲午戰爭;洋務運動;明治維新;改革開放;發展戰略

　　一、中國人毫不知曉的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根本原因

　　記者：賈教授，您好!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大敗中國是日本明治維新獲得成功的標志性事件。一年多以來，我國各界一直在反思甲午戰爭慘敗的歷史教訓，但很少有人通過對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和晚清洋務運動失敗的比較來探討這個問題。您在2012年3月發表的一篇論文[②]指出，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集體接受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是其成功的關鍵性因素，據我所知，這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從未有人提出過的一個全新觀點，你能具體談一下這個問題嗎?

　　賈根良：我所謂的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包括在英國、美國和德國分別指導其成功崛起的重商主義、美國學派和李斯特經濟學，這種經濟學揭示了后發國家工業化和經濟崛起的客觀歷史規律，它并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學說，而且也是建設現代國家的政治學說。在日本，明治維新開始不久，日本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就以迅猛之勢展開，這與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在日本被國家精英們普遍接受具有根本性的聯系。眾所周知，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主宰了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內政外交政策，但人們并不知道的是，這兩位領導人以及明治維新的絕大部分國家精英完全接受了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我可以舉出這方面的四個歷史事實作為證明。

　　第一個歷史事實，是日本明治維新政府大藏省官員若山則一(Wakayama Norikazu)在 1870年就出版了宣傳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的《保護稅說》。在該書中，他提出日本必須實行貿易關稅保護政策，并在該書的《附錄》中大量引用了第二代美國學派代表人物亨利•凱里有關貿易保護主義成功的歷史事實，這種保護主義思想得到了當時任內務部部長 (相當于現在的總理)的大久保利通的支持。大久保利通說，“現在是最適當的時機，政府和官員們應該采取保護性政策，旨在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已經開發的產業必須予以保護，尚未開發的產業必須予以建立”。在上呈天皇的備忘錄中，大久保利通顯然對亞當•斯密不屑一顧，因為他向天皇推薦效法的是遭到亞當•斯密大力批判但卻催生了震撼世界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重商主義時期的保護主義經濟發展戰略[1]。

　　第二個歷史事實，是第二代美國學派的綜合者帕申•史密斯在1871年至1877年曾擔任日本天皇的顧問，當他離任返回美國時，“美國的保護主義經濟理論體系已經在(日本的——引者注)政治家、政府官員以及學者中達成了普遍共識”[2]157。帕申•史密斯何許人也?他是美國內戰以前最有成就的經濟學家，他的思想對他同時代的著名李斯特主義者、林肯的經濟顧問亨利•凱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還是曾擔任林肯與約翰遜總統兩屆政府國務卿的蘇厄德的追隨者和顧問，曾一度在蘇厄德國務卿任期內的國務院中是排名第三的人物。“帕申•史密斯的《(政治經濟學)手冊》出版于1853年，比共和黨成立還要早一年。該書為這個新政黨的以下綱領提供了理論基礎，即保護性關稅、工業化戰略、內部改善以及廢除黑奴制度——所有這些政策在美國內戰的重建時期一直在實行”[2]145。蘇厄德在訪問日本時，與日本結下了特殊的友誼，日本要求美國為其天皇派駐國際法律顧問，帕申•史密斯因此就任了這一職位。作為堅定和充滿激情的李斯特主義者，帕申•史密斯極力促使日本的國家精英們采納李斯特經濟學和美國學派的國家發展戰略觀，在長達六年多的時間里，他最終實現了以其經濟學說作為“帝王師”的人生目標。

　　第三個歷史事實，是在1870年11月至12月期間，日本政府派遣大藏省少輔伊藤博文前往美國考察財政金融制度，由于受到美國高關稅保護制度的啟發，1871年3月，曾在美國考察的伊藤博文在給政府的意見書中指出，“尚未臻于完全開化之國如我國者”，關稅保護乃是最合適的制度，英國之所以富強也是由于“初借此法大興產品之制造”，現在英國人主張自由貿易，“并謀誘導我國亦行此法”，“此乃彼國謀求自利之術，對我國有大害;我國應如同美國設置關稅保護，以發展我國內之生產”[3]134。當伊藤博文回國時，他已經成為以關稅保護、國家銀行制度和內部改善為核心的“美國制度”在日本的堅定推行者。正是根據美國學派經濟學家帕申•史密斯的建議和伊藤博文這次考察的建議，日本政府才決定中央銀行采用由國家控制的美國國家銀行體系模式，而非采用由私人控制的英格蘭銀行模式，并于1872年頒布國家銀行條例，于1882年建立日本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的建立排除了西方列強對日本金融體系的控制和支配，為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工業化提供了關鍵性的國家信貸支持，后面我們還要談到這一點。

　　第四個歷史事實，是巖倉具視使節團對美歐國家立國之道的大規模考察。明治維新之后，通過廢藩置縣、消除割據勢力，日本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但在選擇什么樣的國家發展道路上，明治政府的領導者們卻仍然沒有明確的戰略，因此，他們決定派出被稱為“幾近日本行政部門的全體出動”的大規模使節團考察西方列強的經濟發展戰略及其模式。1871年12月23日，巖倉具視率領使節團從橫濱出發，踏上了“考察美歐”之途，1873年9月回到日本，歷時一年零九個月。在美國的半年時間里，他們積極地閱讀美國學派先驅漢密爾頓及其支持者如美國將軍和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的論著。之后，他們到了德國，在當時，正如俄國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所言，“德國所有大學都在學習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而且此書還是俾斯麥的案頭書”[4]。所以，他們閱讀李斯特的著作，并在柏林拜會了俾斯麥。俾斯麥向他們指出了19世紀國際社會中強權政治的活生生的現實，指責英法的殖民統治，現身說法地講述了弱小的普魯士如何成長為德意志帝國的艱苦奮斗歷史。這不僅給使節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對日本崛起道路的選擇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英國、美國和德國崛起之路：民族國家建構的普遍道路

　　記者：賈教授，我記得您曾引用馬克思的名言“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5]指出，在日本，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就是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迎接西方挑戰的這種思想閃電。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有這么大的威力?為什么說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集體接受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是日本成功的關鍵性因素呢?

　　賈根良：這是因為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揭示了落后國家崛起的客觀歷史規律，它不僅是指導英國、美國和德國崛起的經濟學說，而且它也是以這三個國家崛起的歷史經驗為基礎的，所以，我們首先要看一下英國、美國和德國的崛起走了一條什么樣的道路。由于英國在1750年以前在制造業上落后于東方的印度和中國，而美國和德國是英國崛起之后的追趕型國家，所以，英國、美國和德國崛起的道路實際上就是落后國家的崛起之路，它具有三個核心的特征。

　　首先，拒斥自由貿易理論，通過關稅保護建立起本國與發達國家競爭的高端產業，這種高端產業在當時就是制造業或者說是工業。在從13世紀中葉到17世紀中葉長達四百多年的時間里，英國經濟先后受到漢撒同盟和低地國家的支配和剝削，在反抗這種命運的失敗、成功、再失敗、再成功的反反復復的斗爭中，英國的國家精英們終于摸索到了“出口工業制成品、進口原材料”這種重商主義的國家致富原則。1721年，在英國議會開幕時，英國國王喬治一世經人授意，把這種重商主義的國家致富原則確定為國家戰略，即“輸出制成品并輸入原料，對于公共福利的促進顯然是再有利也沒有的”[6]41。正是按照這種國家致富的基本原則，英國通過對當時印度次大陸占據世界統治地位的“高科技”棉紡織品的禁止性關稅保護，在進口替代戰略之下，最終催生了震撼世界的“工業革命”的爆發[③]。英國在其大機器工業占據世界壟斷地位后，轉而詆毀貿易保護，大肆宣揚自由貿易，但正如恩格斯一針見血指出的，英國的自由貿易理論是“建立在英國應該成為農業世界的唯一大工業中心這樣一個假設上的”[7],其目的正如李斯特指出的，踢掉英國攀高時貿易保護的梯子，以免別的國家跟著它上來[6]307。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和德國接受英國經濟戰略家的洗腦，它們將面臨著在長期內淪為其殖民地的命運。因此，政治經濟學的美國學派經濟學家們和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奮起反擊，制定美國和德國后發崛起的新戰略，最終促成了美國和德國通過保護主義工業化道路在1900年崛起為超越英國的工業強國。

　　其次，通過軍事擴張重構世界經濟版圖是國家崛起的基本條件，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任何國家的崛起都無法擺脫與他國的國際經濟關系，英國的崛起標志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誕生，這種體系與以往西歐封建帝國對他國的軍事統治以及晚清帝國的朝貢體系存在著一個本質上的不同：后者是建立在同質經濟結構基礎之上的支配與臣服的關系，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則是建立在工業國和原材料供應國之間的異質經濟結構基礎之上的支配與被支配關系，這就是伴隨著資本主義興起而誕生的殖民主義時代的來臨。殖民地在經濟學中的經典定義就是宗主國的原材料來源地和工業制成品的銷售市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舊殖民主義時代，在保護本國市場的同時，通過武力建立殖民地并強制其實行自由貿易是國家崛起的必由之路，雖然這并非正義之路。所以，處于崛起過程中的英國作為軍事財政國家[④]，通過戰爭將制造業比其先進的印度次大陸置于其殖民地的地位，美國在高關稅保護的同時，派遣海軍中將佩里于1851年率領艦隊強迫日本簽訂“自由貿易”的不平等條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在1878年召集帝國主義列強簽訂瓜分世界市場的《柏林條約》。在這種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如果哪個國家試圖“和平崛起”，無異于癡人說夢，最終必將陷入任人宰割的命運。

　　最后，英國、美國和德國崛起的道路就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用目前流行的術語來說，它是國家治理結構現代化和治理能力提高的必由之路，沒有走過英、美、德崛起道路的國家是不可能完成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重任的。從重商主義到李斯特經濟學，其經濟學說的核心就是這種民族國家建構的指導原則。現在，人們一談起這些學說，只知道其保護主義學說，但實際上，正如李斯特和19世紀下半葉的德國著名經濟學家古斯塔夫•施穆勒指出的，重商主義的本質“在它的核心深處，并不在于關稅壁壘、保護性關稅或者航海法案，而是在于某些遠為重要的事情——即在于(它所產生的)社會及其組織、國家及其制度體系的整體性轉變，在于用民族國家的經濟來替代區域性和地方性的經濟”[8]，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實質上就是這樣一種國家建構的經濟學說和實踐活動成功經驗的總結。就民族國家建構的經濟戰略而言，在落后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自由貿易將破壞這種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所以對外貿易保護是其民族國家建構的前提條件，但并不是經濟崛起的充分條件。正如李斯特指出的，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并不是同質的，“一國范圍以內的貿易自由與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自由……這兩者的性質與作用都截然不同，猶如天淵之別”[9]。重商主義、美國學派和李斯特經濟學都把市場劃分為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在國內市場上強調自由貿易與自由競爭，而在世界市場上則強調貿易保護和對國際市場的各種干預。

　　以上是我對英國、美國和德國崛起道路核心特征的概括。在我看來，英國、美國和德國的崛起道路就是落后國家崛起的普遍道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政者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國家精英，深得這三個國家崛起經驗的奧秘，在理論上深刻地領悟了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的精髓，這就是我為什么說明治維新必然取得成功的原因。正是在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的指導下，日本明治政府通過大力扶植和保護民族經濟，到甲午戰爭前，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以紡織業為中心的輕工業的工業化，甲午戰爭后，日本開始了以機械和鋼鐵為中心的重工業化，到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前，日本已能大規模生產汽車、坦克、飛機和大炮，而中國在這些戰爭必需的重化工業產品上一件也不能生產，中國因此而差點亡國。可見，是否尋找到并接受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富國強民的真理，深刻地影響了中日兩國截然不同的命運。

　　三、日本“明治維新”的強力崛起

　　記者：賈教授，明治初年，日本繼續受到幕末以來對外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和當時的中國一樣，日本也喪失了關稅自主權，不能運用關稅控制權自主地保護它的新生工業，直到明治時期(1868—1912)末期的1911年，日本才最終獲得了關稅自主權，它怎么可能保護其民族經濟，在明治時期就走出一條類似于英國、美國和德國的崛起道路呢?

　　賈根良：這正是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所苦惱的問題，我在這里先講一下自稱為“東洋俾斯麥”的大久保利通的故事。在巖倉具視使節團的考察過程中，“坐在疾駛的英國火車上，看著外面的工業化景象，大久保利通……陷入了沉思：英國曾經是與日本一樣的小的島國，但它系統地實施了保護主義的自強戰略。……英國曾經堅決維護貿易保護政策，直到它取得工業領先地位以后才放棄了這一做法而主張自由貿易。日本沒有17世紀的英國所享有的控制關稅和商業貿易的自主權。更令人苦惱的則是歐洲拒絕有關不平等條約的重新談判”[10] 。怎么辦?!巖倉具視使節團這次出使美歐國家的任務之一，就是試圖修改西方列強強迫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談判的失敗給他們帶來了深深的挫敗感。

　　然而，正當巖倉具視使節團為此而苦惱的時候，“鐵血宰相”俾斯麥和德國參謀總長毛奇的一席話使日本明治維新的領導集團茅塞頓開。俾斯麥告訴他們，“方今世界各國, 雖皆以親睦禮儀相交, 然全屬表面現象, 其于陰私則強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謂公法, 雖云保全列國權利之典常, 然一旦大國爭利, 利己則執公法不動, 若不利則翻以兵威相見, 固無常守”[11]。德國參謀總長毛奇也說，“法律、正義、自由之理,不足以保護國內,也不足以保護境外,非有兵力不可。萬國公法,也是系于國力強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國之事,至于大國則無不以其國力來實現其權力”[12]。

　　俾斯麥和毛奇的話使巖倉具視使節團的成員們興奮不已：弱小的普魯士不就是依靠“振興國力”即發展經濟軍事實力，成為新興軍事強國的嗎?再往前說，英國不也是通過三次英荷戰爭、英法戰爭、武力占領印度以及鴉片戰爭，從一個孤懸歐洲大陸之外的落后島國變身為“日不落帝國”的嗎?英國和德國能夠做到的，日本也能做到!在日本身邊，大清帝國還在沉睡，琉球和朝鮮這兩個晚清的藩屬國不就可以首先變成日本的殖民地，進而臺灣、滿洲乃至整個中國不就可以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嗎?這真乃天賜良機!日本暫時惹不起西方列強，身邊的肥肉怎能放過?大久保利通為此興奮不已，他給西鄉隆盛寫信說，聽過俾斯麥的一席話之后，我開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3]143，他還說，來到德國, 最有意義的是見到俾斯麥, “經營國家不可不如彼……用俾斯麥的強權, 締造英國式的富強……(為此)即使我一個人, 也要維持這個國家”[13] !

　　對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來說，自對外開放以來，歐美各國一直侵略日本，被強加各種不平等條約，日本實力不夠，暫時無法直接對其反擊，所以，他們認為，只有通過侵略琉球、朝鮮和中國找回這種損失，并通過這種侵略強大起來，才能實現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乃至最后進攻它們的目標，“鐵血宰相”俾斯麥和德國參謀總長毛奇的一席話為他們從前已接受的侵略鄰國戰略提供了根據。“這種以屈服于歐美和侵略鄰國為日本出路的想法，在幕府末期就已經由長州的吉田松陰(后來成為明治政府領導人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的老師)明確地闡述出來。……松陰的觀點被他們直接或間接的弟子——明治政府領導人——繼承下來……這點一直貫穿著明治政府的對外政策……大久保利通死后，主要由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推行的從征伐朝鮮到發動甲午戰爭的侵略主義，也沒有偏離在對近鄰的侵略當中找回從屬歐美的損失這一念頭”[14]10。

　　我們知道，吉田松陰的觀點是典型的封建帝國主義侵略思想，它并不含有建立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的任何元素。但對于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來說，歐美之行使他們為吉田松陰的思想賦予了一種全新的含義：強大的工業是英國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第一個崛起的關鍵[⑤]，而工業則需要殖民地作為原材料來源地和產品的銷售市場，但日本資源匱乏、市場狹小，所以，日本只有把朝鮮和中國變成殖民地，才能確保其成為日本崛起所需要的原材料來源地和工業制成品銷售市場。正如甲午戰爭的發動者伊藤博文后來露骨地指出的，瓜分東亞的目的，“和‘僅僅為了侵吞國土和榮譽’的‘昔日之戰爭’(甲午戰爭之前的——引者注)不同，‘其目的在于消除向國外擴充工商業利益時的外來障礙，或主動向世界擴張工商業’，即‘必須帶來資本主義利益’”[14]131。由此可見，伊藤博文是深得英、美、德崛起成功經驗的精髓的。

　　正如奧斯汀(Ian Patrick Austin)指出的，日本明治維新國家精英們的核心目的是建立可持續的政治、戰略和經濟結構，這不僅僅是為了預防日本像大多數東亞國家那樣被殖民地化，更是為了遵循英、美、德崛起的道路，使自身成為東亞區域的殖民主義者[15]。由此可見，甲午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日本早在明治維新初年就已經作為一種國家崛起的戰略精心策劃好的，而晚清統治者在戰爭爆發時仍對此一無所知。這說明，晚清政府在洋務運動時一點也沒有看清殖民主義在當時作為國家崛起必由之路的世界大勢，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初就根據這種世界大勢制定了通過在東亞建立殖民地實現國家崛起的戰略。視野的差距如此之大，不禁令人悲嘆!

　　四、我國的歷史學家們到現在還沒有看清當時的世界大勢

　　記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馬勇研究員認為，“如果按照當時的經濟增長方式繼續走下去，不發生甲午戰爭，中國不犯這么一個‘顛覆性’的重大錯誤的話，中國的經濟繼續成長，它就一定會去調整社會結構，也得走自由貿易、自由經濟之路，允許非國有企業發展，慢慢也能夠成長出一個中國自己的資產階級。但這是歷史假設，沒辦法重新來過”[16] 。馬勇的意思是說晚清政府不放棄朝鮮，跟日本打了一仗，是犯了“顛覆性”的重大錯誤。您同意這種觀點嗎?

　　賈根良：我覺得，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馬勇的說法缺乏起碼的歷史常識，他的觀點純粹是近十多年來席卷中國的買辦思潮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產物。馬勇這段話里關于甲午戰爭和洋務運動的認識都是錯誤的，讓我先談甲午戰爭的問題。即使晚清政府當時拱手把朝鮮讓給日本，這種綏靖主義也是無法阻擋日本侵略中國的步伐的，歷史文獻對此記錄的很清楚：日本早在甲午戰爭之前二十年就已經制定了先割走中國臺灣、再占領中國東北地區、繼而把全中國作為其殖民地的既定戰略方針。如果按照馬勇研究員的說法，晚清對日本一點也不抵抗，這難道不會更加刺激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導致整個中國在1937年之前就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嗎?馬勇研究員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把甲午戰爭說成是晚清政府犯下的一個“顛覆性”重大錯誤實在是難以讓人理解，實際上，他對甲午戰爭前世界大勢的認識沒有超過李鴻章，這是為什么他對李鴻章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原因。馬勇研究員的許多奇談怪論，如“日本使朝鮮內部分化，就是要建構一個民族國家”，而不是要把朝鮮變成日本的殖民地，“近代戰爭就是一個愿賭服輸，不存在不平等條約”等等，都是“買辦史學”的典型觀點。馬勇研究員的觀點在中國歷史學界并不是個案，近十多年來，為袁世凱、李鴻章翻案，否認中國革命的合理性等虛無主義的“買辦史學”沉渣泛起，甚囂塵上，實在是一種不祥之兆!甲午戰爭已經過去120年了，中國學術界現在仍很少有人了解和信奉李斯特主義經濟學，難道天命如此?

　　我在前面已經講到，殖民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組成部分，這就是鴉片戰爭發生的歷史背景，到了19世紀八九十年代，這種殖民主義就發展成為帝國主義，這是甲午戰爭發生的背景。對于當時要崛起的落后國家來說，它們面臨的任務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要反對英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主義，保護民族獨立;另一方面又要對沉睡中的國家和弱小的國家實行殖民主義政策。在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之前，這是一種普遍的模式，雖然后一方面是非正義的，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日本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對這種世界大勢理解得就非常透徹，在他的“文明論”中，所謂“文明”的現代性就等同于對外擴張，了解這一點是理解福澤諭吉“脫亞入歐論”的關鍵。“1885年3月，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宣稱‘我國不應為等待鄰國之開明、共振亞洲而猶豫不決，莫如擺脫當前之處境，與西洋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也無須因是鄰國而有所顧慮，應按西洋人之對待方法而行。’主張與西洋列強一道侵略朝鮮和中國。……(對于福澤諭吉來說)甲午戰爭就是他們所持見解的實踐，福澤感到‘這次戰爭宛如自己發動的一樣’，為之欣喜若狂”[14]133-134。

　　在福澤諭吉看來，晚清政府對外奴顏婢膝，對內專橫殘暴，自我沉溺，愚昧無知，這樣的國家如果不滅亡，天理不容，日本怎能與之共進退?西方列強侵略這樣的國家理所當然，加入到這種侵略行列是日本走向西方文明的必由之路。在日本，福澤諭吉是一位被尊稱為“日本近代文明締造者”的啟蒙思想家，現在日本的紙幣上就印著福澤諭吉的肖像，作為狂熱的軍國主義者，福澤諭吉一直就受到日本國民的高度尊敬，特別是印有福澤諭吉肖像的紙幣是在20世紀80年代才發行的，這一點值得我國高度警醒。在明治維新領導集團看來，通過戰爭建立殖民地是日本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重要途徑，也是日本擺脫西方列強重壓的唯一出路，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為其提供了理論基礎，并成為日本舉國上下的共識。

　　在這里值得指出的是，我國歷史學界經過過去十多年研究得出的下述結論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甲午戰爭中日本取勝導致了日本的近代化從此轉向了軍國主義歧路。這種觀點認為，甲午戰爭中日本孤注一擲，采取以‘國運相賭’‘以小博大’取得勝利的方式，不僅使日本對外侵略的野心迅速膨脹，同時也導致了日本的近代化從此轉向了軍國主義的歧路。”[17]正如早就有學者指出的，發動侵華戰爭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目的之一，我上面對日本明治維新對外戰略的梳理也清楚地說明了，日本的軍國主義道路實際上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就已確立了，無論是甲午戰爭，還是后來的“九一八”事變和全面侵華戰爭，根本就不是什么隨機性的賭博行為，而是日本殖民主義的本性使然。

　　而我們現在從晚清政府隨意放棄琉球來看，其領導集團對當時這種殖民主義的世界大勢毫不知曉，它仍然按照古代的朝貢體系看待日本的侵略行為，它怎么有可能打贏日本為獲取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需的殖民地而發動的甲午戰爭呢?實際上，當時中國在迎接西方挑戰的條件上要比日本優越，假如晚清政府能夠在洋務運動之初就接觸到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假如政府中能有像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這樣有血性的戰略家，它本來就可以順應世界大勢，仿照西方的殖民主義體系很容易地把琉球、安南(越南)、朝鮮和緬甸等這些原先的藩屬國變成晚清的殖民地。假如是這樣，甲午戰爭就不會失敗，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侵華戰爭也就不可能發生，目前的臺海問題和釣魚島之爭也就不復存在，美國人現在豈敢重返亞洲!昏庸無能的晚清領導集團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多大的災難!給我們留下了直到現在仍感到如此棘手的問題!由此可見，像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是否以發達國家崛起的歷史經驗為根據，國家領導集團接受什么樣的經濟學說對國家興衰是多么重要!這個結論對反思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仍具有重大現實意義，我將在后面具體討論。

　　五、我們現在仍處于帝國主義時代

　　記者：歷史不能假設，舊殖民主義時代已經成為歷史，我們不得不面對昏庸無能的晚清政府留給我們的歷史問題和目前美國對我國的軍事、經濟包圍。2014年不只是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任仲平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說，100年過去了，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歷史已經翻頁，世界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18]。我認為他這種看法太樂觀了，您是如何看待這種觀點的?

　　賈根良：任仲平的這種觀點不是實事求是的觀點，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列寧早就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資本主義沒有消亡，帝國主義怎會消失?從現實情況來看，如果說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任仲平說帝國主義已經成為歷史可能會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但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了帝國主義的新發展——金融帝國主義在當代世界的肆虐，特別是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大多數國家財富的史無前例的掠奪，在這方面，邁克爾•赫德森、廖子光和宋鴻兵等都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帝國主義不僅沒有成為歷史，反而在目前正大行其道，所謂全球化的新時代，只不過是美國通過軍事強權在全球推行以美元霸權為新核心的金融帝國主義的時代而已，這是一種高級形式的殖民主義。

　　你剛才講到了歷史不能假設。確實，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可以引以為戒。古人云，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意味著歷史的悲劇將有可能重演，這就是我作為一位經濟學者而從2011年開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原因。因為早在2006年，通過歷史與現實的比較，我就已經發現，中國在1993年后形成的發展模式與歷史上發達國家成功崛起的歷史經驗是背道而馳的，進而發現中國的對外經濟關系存在著致命的缺陷。按照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在舊殖民主義時代和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帝國主義階段，“出口工業制成品、進口原材料”是所有崛起國家必須遵循的國家致富原則，凡是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實施自由貿易政策，在對外經濟關系上形成“出口原材料并進口工業制成品”的經濟結構的國家，最后都淪為了發達國家的經濟殖民地。雖然像阿根廷這樣的國家在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初經濟高速增長并成為世界第五大高收入國家，但由于其在對外經濟關系上的缺陷，最后也不得不淪落為依附型國家。日本在東亞為了建立其“出口工業制成品、進口原材料”的“大東亞共榮圈”，不惜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由此可見，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世界經濟中，崛起國家在制定對外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和文化交流的政策上，“出口工業制成品、進口原材料”是一個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

　　在任仲平所謂的“全球化新時代”，崛起國家所遵循的上述準則是否就不成立，帝國主義的歷史是否已經翻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以全球價值鏈分工為核心的“新國際分工”中，由于低端制造業不再呈現報酬遞增的特點，所以，后發國家遵循“出口工業制成品、進口原材料”的原則已經不再能夠走上富裕的道路了。在所謂的“全球化新時代”，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國家致富的基本原則根據實際情況已經修正為“出口高端產品、進口低端產品”[19]，這是因為由于全球價值鏈在國家之間的分解，在低端制造業不再呈現報酬遞增的同時，原先只有制造業才具有的歷史性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之特征在農業和服務業中也出現了，但它們都集中在了發達國家所掌控的所有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上，而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新時代”中則處于那些慣例化的、低附加值的、幾乎沒有創新機會窗口和進入壁壘很低的價值鏈低端環節。

　　在舊殖民主義時代，所謂殖民地就是淪為宗主國工業制成品的銷售市場和原材料來源地的國家或地區，當時的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許它們從事這種報酬遞增的工業活動，強迫殖民地從事報酬遞減的初級產品生產活動，從而使殖民地鎖定在了貧困的境地之中。而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今天，帝國主義對欠發達國家的支配和剝削關系就從工業制成品與原材料之間的進出口交換關系轉變成了發達國家各產業的價值鏈高端產品與發展中國家價值鏈低端產品的交換關系，發達國家通過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等理論誘使發展中國家專業化于報酬不變和報酬遞減的價值鏈低端環節，并牢牢地控制住全球價值鏈報酬遞增的部分，在新的世界經濟形勢下，同樣實現了與舊殖民主義時代相同的經濟目標。

　　我在上面之所以這樣大段地討論世界經濟結構的這種重大變化，實際上就是要說明，我國現在的發展模式是與“出口高端產品、進口低端產品”這種“全球化新時代”的國家致富原則背道而馳的。如果說在老的帝國主義階段，一國“出口原材料并進口工業制成品”將不可避免地淪為“舊式殖民地”的悲慘地位，那么，在所謂的“全球化新時代”，我國現在的“出口低端產品、進口高端產品”的對外經濟格局，是否也存在著淪為“新式殖民地”的必然?從英國到韓國這樣落后國家的勃然興起中可以看出，在國際發展戰略上選擇高質量經濟活動就是崛起國家必須遵循的一種客觀歷史規律，這種客觀規律盡管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表現形式不同，但本質上是一樣的，如果不遵循這種客觀歷史規律，遲早要遭到其懲罰。我在前面談到的阿根廷是這樣，洋務運動時的晚清也是這樣。在近代史上，我國淪為了“出口原材料并進口工業制成品”的半殖民地，現在我國又陷入了“出口低端產品、進口高端產品”的新國際分工陷阱，這哪里有什么“中國崛起”的事情?

　　我在2008年就已經指出，所謂“中國崛起”或“北京共識”，不過是外國人忽悠我們而已，目的是讓我們陶醉在幻象中而不是去反思從而找到一條真正的“強國富民”的道路，而我們自己也跟著瞎起哄，殊不知危險已日益迫近。看看我國周邊，現在已經不是狼煙四起了嗎?在這方面，歷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洋務運動時期正好是西方主要國家忙于在國內發動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時期，因此在從鴉片戰爭到1860年掀起對中國的第一輪殖民主義熱潮后，西方主要國家減緩了對中國咄咄逼人的殖民主義侵略，暫時的和平使洋務運動滋生了自大的情緒，甲午戰爭前的晚清政府就陶醉在了“同光中興”的盛世幻覺之中，而對日益迫近的戰爭危險漠然置之。在過去二十年中，喧囂的“和平崛起”理論同樣也是這樣一種幻想，盛世情懷不也是同樣在我國周邊狼煙四起的今天仍在流行嗎?

　　六、學習帝國主義的歷史經驗

　　記者：畢竟時代不同了，晚清是根本不可以與目前的中國同日而語的，在這種情況下，對目前的我國來說，您對日本和晚清政府對外關系的比較和反思還會有借鑒意義嗎?

　　賈根良：這不是有沒有借鑒意義的問題，而是意義非常重大。由于時間關系，我在這里只談兩點粗淺的看法，以便拋磚引玉，促使人們更進一步地思考和討論。

　　第一，我國在處理對外關系(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軍事、外交和文化交流)上，都應該明確并緊緊抓住“出口高端產品、進口低端產品”這個全球價值鏈時代國家致富的基本原則，堅決放棄類似于晚清帝國朝貢體系的對外關系思維模式。在對外關系政策的制定上，要徹底扭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形成的“出口低端產品、進口高端產品”的對外經濟格局。日本自明治維新到全面侵華戰爭爆發這一時期，在處理其與東亞各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等關系上，基本上都是遵循著“出口工業制成品、進口原材料”的關系準則，這是其成功應對西方列強挑戰并在亞洲成為第一個工業化國家的關鍵之處，這一點對于目前的我國仍具有重大借鑒意義。

　　我們知道，一國不可能脫離國際關系實現經濟發展，即使是鴉片戰爭之前晚清政府“閉關鎖國”的政策也沒有脫離這種國際關系。我們前面已經談到，晚清政府與他國的經濟關系是建立在同質經濟結構基礎之上的國際關系，這種國際關系是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發展背道而馳的。晚清政府當時正確的選擇應該是把當時的安南和朝鮮變成自己的工業制成品銷售市場和原材料來源地，但其精英集團根本就沒有這種觀念，因此作出這種選擇是不可能的，它作出的選擇仍是拼死保護在同質經濟結構基礎之上以睦鄰理念為核心的“懷柔鄰國”的朝貢體系，無論中法戰爭還是甲午戰爭，晚清政府應戰的目的就在于此，但最終結果卻是被迫形成了與西方列強和日本之間的“出口原材料、進口工業制成品”的異質性經濟結構，從而淪為了這些國家的半殖民地。

　　在當代“新國際分工”中，世界各國在處理對外關系上，如果不是“出口高端產品、進口低端產品”，就一定是“出口低端產品、進口高端產品”，兩者必居其一，不可能有別的選擇。這種事實說明，國與國之間不可能完全實現所謂的平等互利，在當代世界中，平等互利實際上只是表面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全球價值鏈的“高端與低端”關系之上的支配與被支配、控制與被控制的國際關系。因此，對外開放對一國經濟的影響之所以至關重要，并不在于對外開放的程度和規模，而在于對外開放的性質，也就是是否有利于通過轉變對外經濟關系，在國際分工中占據了全球價值鏈的高端，并在保持獨立自主的同時，使外國經濟對本國的技術、高附加值的高端產品和產業產生依賴，從而使本國經濟能夠對外國經濟產生支配性的影響。這也就是說，一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制定，時時都要以增進本國的國家利益為宗旨，這包括提升本國生產力、確保本國經濟安全并擁有支配他國經濟的能力。

　　然而，令我感到悲哀的是，我國對外各種戰略和政策的制定與上述原理相去甚遠，甚至背道而馳。正如在洋務運動時，晚清政府精英集團并不明白“出口工業制成品、進口原材料”這一基本原理在處理內政外交等各個方面的事務對于“自強求富”的關鍵作用一樣，現在我國各種政策的制定不僅不知道“出口高端產品、進口低端產品”對國家崛起的決定性意義，反而在過去的WTO談判、歷次“中美經濟與戰略對話”和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上，屢屢按照“出口低端產品、進口高端產品”的思維模式制定了不利于國家利益的對外政策。在這方面，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在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后，我國從價值鏈低端加入到發達國家的全球價值鏈之中，從而使我國在東亞地區陷入了“日本掌控高端技術和資本品，韓國、新加坡甚至馬來西亞、菲律賓提供資本品和中間產品，而中國則提供勞動密集的低端產品”這樣一種可悲的擔水劈柴的國際分工地位，政府對此不僅沾沾自喜，而且還不遺余力地推進“中日韓自貿區”這種現代版的“大東亞共榮圈”。悲哉!

　　我國目前奉行的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原則本身并沒有錯，但它并不是建立在“出口高端產品并進口低端產品”這種新李斯特主義的經濟外交原則之上的，而是從晚清政府“懷柔鄰國”的朝貢體系模式繼承而來的。因此，與鴉片戰爭之后晚清政府所面臨的形勢具有某些類似：由于缺乏一種通過“出口高端產品并進口低端產品”這種支配和控制周邊國家的思維和戰略，我國周邊國家正日益被奉行“出口高端產品并進口低端產品”經濟外交原則的美國和日本所支配和控制，在美日的領導下，形成了對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包圍。在這方面，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這種局勢的嚴重性。本來中國企業在緬甸有很大優勢，但近幾年來，日本對緬甸鐵路、航空等交通和城市設施建設提供日元貸款，通過官企聯合進軍緬甸，接連拿下若干重要項目，通過獲得建設緬甸股票交易市場的許可，搶占緬甸金融業的制高點等，使中國企業在緬甸節節敗退，面臨嚴峻危機。早在1997年，日本學者市川周就在《戰勝中國》一書中提出通過價值鏈的控制，打造日本主導的亞太經濟圈戰略，安倍晉三上臺后，一直在呼吁組建美、日、澳、印四國戰略同盟，目的都是孤立和戰勝中國[20]。近代史的教訓太深刻了，這難道還不令我們深刻反思嗎?

　　第二，我再簡單談一下作為晚清政府發展戰略指導方針的“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深刻教訓。針對西方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日本明治維新政府不僅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而且還采取了通過對外軍事擴張實現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的戰略。但與日本不同，晚清政府采取了屈服于帝國主義侵略和掠奪的“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發展戰略總方針。歷史的發展不僅最后證明了日本的戰略是正確的，而且也說明了一國如果不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國內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反帝”和“反封”在中國革命中緊密聯系在一起就是這個道理。歷史的教訓值得記取，奉行“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戰略的結果，必然會在應對美帝國主義咄咄逼人的進攻面前節節敗退，甚至會遭到小國的凌辱，這是普京在烏克蘭事件中絕地反攻的根本原因。

　　筆者在三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已經論證，如果不建立一種擺脫美元霸權支配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中國的崛起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們現在仍處于帝國主義盛行的時代，必須“丟掉幻想，準備斗爭” !目前的世界經濟格局說明，只有中國才能承擔得起領導世界進步力量建立反對美元霸權和更加公平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歷史重任，這是歷史賦予中國造福全人類的昭昭天命[21]。因此，中國豈能“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我們過去只是批判帝國主義，被動地抵抗帝國主義的入侵，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要學習帝國主義的經驗，而中國要領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這樣一項偉大的正義事業，如果不學習帝國主義的經驗，豈能承擔得起這種歷史重任?對于帝國主義只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就是甲午戰爭給予我們的最大啟示!

　　在這里值得說明的是，請不要把我在這個訪談中對我國現行發展模式和經濟政策的批評看作是對改革開放的否定而拒不反思。失敗是成功之母，正確的認識是在不斷的試錯中形成的，失誤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業都不可能是天縱聰明而沒有差錯的。英、美、德的崛起也絕不是在一開始就找到正確道路的，我們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國家崛起中只是一個短暫階段，何況還是“摸著石頭過河”呢?就拿英國崛起來說，我在前面不是已經談到了英國的國家精英們經過了長達四百年的時間，才從不斷試錯中終于摸索到了“出口工業制成品、進口原材料”的國家致富原則嗎?梅俊杰在對英國成功崛起之路進行考察后，為了防止神化英國的成功道路，他在“也不必把英國紡織業的成長理想化”的標題下，以歷史史實為基礎，總結出了“就是在明君能臣統治時代也并非沒有戰略性抉擇錯誤”“實際產生正面效果的重要舉措也并非總是有意設計的結果”等八條教訓，對那種不允許在國家發展戰略的探索上犯錯誤甚至犯重大錯誤的看法提供了嚴重警告[22]。在我看來，如果拒不反思目前的改革開放戰略，重蹈類似于洋務運動的覆轍是很難避免的事情。

　　七、甲午戰爭后“中國經濟開始更健康地發展”了嗎？

　　記者：賈教授，我在前面提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馬勇研究員的觀點時，您說馬勇對甲午戰爭和洋務運動性質的認識都是錯誤的，但您只談了有關甲午戰爭的問題，還沒有談到他對洋務運動的認識有何錯誤。我再部分地重復一下他的觀點：如果沒有甲午戰爭，按照當時的經濟增長方式繼續走下去，中國也得走自由貿易、自由經濟之路……1895年之后，由于外國資本直接介入，中國經濟開始更健康地發展，而且規模更大了。之前我們一直想修鐵路，但就是沒錢，外國資本融入之后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中國的資本主義時代就是從1895年開始的[16] 。您是如何看待他的這種觀點的?

　　賈根良：我首先要肯定他這段話里的正確看法：洋務運動本身對內并不是自由競爭的，這阻礙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但馬勇對于洋務運動時期對外經濟關系的看法卻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這個時期并非馬勇所說的不是“自由貿易”(雖然這種“自由貿易”是被帝國主義強加的)。在我看來，洋務運動的“對外自由貿易、對內缺乏自由競爭”的發展道路與日本明治維新國家精英所信奉的李斯特主義的“對外貿易保護、對內自由競爭”是截然相反的，這是洋務運動失敗的具體原因之一。

　　我不否認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的開端，也不否認它(包括甲午戰爭之后洋務運動的繼續)對中國近代化的重要貢獻。但是，馬勇所推崇的自由貿易和外國資本并不能使中國走向繁榮富強，而只能使舊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比較一下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發展道路，這點就很清楚了：由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僚主導的洋務工業實質上是買辦階級主導的依附性工業，因為洋務運動走的是一條類似于拉丁美洲國家獨立后依附型經濟的發展道路，這是一條信奉自由貿易、在國內市場“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須和戎”的依附西方列強的“斯密式”買辦道路;而日本明治維新則走的是一條盡力保護民族經濟、與外資作斗爭并建立獨立自主工業技術體系的“李斯特式”道路。亞當•斯密在美國建國之初，曾建議當時落后的美國實行自由貿易的“買辦式”道路，但遭到美國國家精英們的堅決拒絕，他們通過“李斯特式”道路使美國在19世紀末崛起成為了世界第一工農業強國[23]，而信奉亞當•斯密學說的拉丁美洲國家直到現在仍陷入依附型經濟而不能自拔。

　　因此，如果認為甲午戰爭之后，“由于外國資本直接介入，中國經濟開始更健康地發展了”，這種看法無疑是罔顧歷史事實的。甲午戰爭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程度，帝國主義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國發展真正的資本主義，它所建立的只不過是依附論學者普雷維什所說的受帝國主義支配和掠奪的“外圍資本主義”，這大大遲緩了真正的資本主義發展。由于不了解當時修鐵路之所以沒錢是由于匯豐銀行等外國資本控制了中國的貨幣金融體系，晚清政府無法實行“國家(主權)信貸”的結果，所以，馬勇才謳歌外國資本的“偉大意義”。

　　理解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主權信貸”的重大意義對我國現在的歷史學家們實在是太難了，因為中國經濟學界就很少有人接觸過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和“貨幣國定論”的現代理論，何況歷史學界呢?我國歷史學界有關經濟學所有的知識幾乎都是來自所謂的西方主流經濟學，這怎能讓他們正確地認識歷史呢?因此，用現在的一個流行術語來說，馬勇有關甲午戰爭后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他否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保路運動”中反對外國資本對國家經濟命脈控制的意義，并全盤否定了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們為民族解放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的偉大歷史意義。

　　八、兩種不同的經濟發展道路決定了中日兩國截然不同的命運

　　記者：賈教授，按照您的看法，日本迫切地需要侵略朝鮮和中國，以便為其工業發展提供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原材料來源地和工業品銷售市場，這是日本在關稅自主權喪失情況下尋找的一種替代性道路，但如果日本喪失了其工業發展的國內市場，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是不會成功的吧?日本在關稅自主權喪失的情況下，它還如何保護其民族經濟?你還沒有回答我在前面提出的這個問題呢。如果它還能夠保護其民族經濟，哪又是如何保護的呢?

　　賈根良：你這個問題提的很好。我剛才提到了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兩種不同的發展道路，實際上就已經涉及這個問題了。但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日本侵略朝鮮和中國，并不完全是出于擺脫西方列強對其通過國內市場發展工業的重壓而尋找替代性的工業品市場，這是資本主義建立殖民地的本性使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舊殖民主義時代，后發國家崛起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如何保證本國新生工業的原材料來源地和銷售市場，從而使之成為本國工業發展的強大驅動力，因此，即使沒有西方列強的重壓，日本也會走上侵華道路的。但是，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在東亞建立殖民地，而是在于它在國內所進行的一系列民族國家建設的改革活動(包括保護民族經濟、財政金融改革、統一國內市場、建立中央集權體制等)，這才是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關鍵性因素或主要的因素。去年，我曾通過對導致洋務運動失敗和明治維新成功在國家經濟體制方面的主要因素進行簡單比較，對中日兩國兩種不同經濟發展道路的根本不同作了具體說明。

　　首先，雖然日本和晚清同樣是關稅不獨立，但日本關稅自主權的喪失與晚清關稅自主權的喪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回事，日本在保護國內市場方面還是相當成功的。雖然晚清和日本兩國都是被迫只征收5%的關稅，但在晚清，由于海關為外國人所把持和走私等因素，征收的稅率實際上連5%的一半都不到。與清政府允許外國商人深入中國的窮鄉僻壤不同，日本只允許外國商人在日本通商口岸銷售工業制成品，發達國家的工業品銷售受到極大限制，這就為日本的新生工業保留了相當大的國內市場。1886年日本修改不平等條約的風波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與晚清政府不同，日本在取消包括關稅不自主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不斷和西方列強談判修改條約的事情。1885年12月，井上馨在就任首屆外務大臣后，就提出了新的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方案，希望通過“給予外國人在內地自由旅行、居住、占有一切動產和不動產以及從事一切工商業活動的權利”的開放內地措施換取西方列強廢除領事裁判權。但井上馨的這一方案遭到了強烈反對，反對者認為，“在資本和技術上都占有優越地位的外國人一旦進入內地，則正在發展中的日本工商業馬上就會在競爭中敗給外國人，因此，從保護日本工商業的觀點來說，開放內地為時過早”[3]215。在這種反對浪潮的沖擊下，井上馨的修改條約方案終于以失敗而告終。

　　其次，對外資的態度截然不同。在關稅不自主的情況下，對外資的不同態度就成為導致洋務運動失敗和明治維新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因為日本具有強烈的經濟民族主義意識、統一的市場和外國商人不能到達內地經商的規定，所以，在當時的日本根本就不存在具有“中國特色”的買辦利益階層生存的土壤。而對于已經進入日本的外國直接投資，明治政府的目標也很明確：通過支持日資企業，把外資企業排擠出日本，例如，日本政府通過扶植和資助三菱汽船會社，在19世紀70年代打敗了勢力強大的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英國大海運公司“P· O”公司，把外國勢力全部從日本沿海航線上徹底趕走了。與日本對外資的態度不同，晚清政府的目標卻是在中國國內市場上“稍分洋商之利”，并給予洋商、洋貨在內地市場等諸多方面的“超國民待遇”，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曾對此大加痛斥。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晚清的輪船招商局與英國太古、怡和洋行簽訂的“齊價合同”不僅使這兩家外資企業的實力大大超過輪船招商局，而且也因其合同的壟斷性質扼殺了其他民族資本發展現代航運業的可能[24]。甲午戰爭的失敗標志著這種依附于西方列強的洋務運動的徹底破產，其教訓值得我們對目前依賴外資的“新洋務運動”作出深刻反思[25]。

　　再次，日本建立起了對其主權信貸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國家銀行體系，掌控著本國金融市場和對外貿易的融資、產品定價權，為其工業化融資和國家財政提供了強有力的資金保障。而匯豐銀行等外國銀行通過洋買辦控制和支配了晚清政府的貨幣金融主權及其金融市場，從而控制了晚清的經濟命脈，導致其工業化缺乏資金、財政稅收主權喪失、國內市場四分五裂和外資對其經濟的支配。國家銀行制度的核心是中央政府擁有唯一的貨幣發行權，貨幣發行權不僅可以通過銀行體系特別是作為“法幣”的紙幣發行為工業化融資提供成倍的信貸創造，而且還可以通過鑄幣稅收入為國家財政提供巨額“免費午餐”，這是第二代美國學派代表人物亨利•凱里和帕申•史密斯有關“國家銀行”的核心思想。這一思想在美國內戰期間通過不以金銀為基礎的“綠背紙幣”的發行得到了實現，而“綠背紙幣”為工業保護主義的北方打贏戰爭提供了關鍵性的財政經濟基礎。作為日本天皇的顧問，帕申•史密斯建議日本建立以國家銀行制度為基礎的日本中央銀行，伊藤博文通過對美國財政金融體系的考察，極力支持帕申•史密斯的建議。除了建立中央銀行，日本還通過建立以國家銀行制度為基礎的橫濱正金銀行，奪回了對外貿易的融資和產品定價權。其結果是，盡管最早登陸日本的六大外國銀行共有資本金2億兩白銀，實力遠遠超過當時日本銀行體系資本金的總和，但在“明治維新之后，盡管外國銀行的實力超級雄厚，但在日本開拓市場始終舉步維艱。到20世紀初，最早在日本開業的六大外國銀行，除了匯豐之外，已經­全部倒閉或退出了日本。……(而匯豐銀行)也已經被擠壓到了外貿和國際匯兌等狹小的領域，非但無力染指日本的貨幣發行權，連進入日本市場的普通業務都寸步難行”[26]。反觀晚清政府，不僅沒有統一貨幣發行權的中央銀行，而且貨幣制度極其混亂，無法運用銀行信貸和國債市場為其洋務運動和國家財政提供融資(例如昭信股票發行的失敗)，因此不得不大借洋債，而大借洋債(以及巨額賠款)不僅導致了財政稅收、鐵路礦山等經濟主權的喪失，而且，更嚴重的是導致了其金融高邊疆的徹底淪喪。例如，僅匯豐銀行一家就基本上壟斷了晚清政府金融業的半壁江山，當時中國的國際匯兌、國際貿易、國內存貸款都主要依賴匯豐銀行，該銀行還擁有在中國的貨幣發行權，控制和支配著晚清的國家貨幣金融體系。

　　最后，與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建立起現代中央集權國家和統一的國內市場不同，晚清則在洋務運動期間開始走向四分五裂，地方政府日益獨立于中央，國內市場分割空前加劇，這是導致甲午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在近代史上，現代民族國家建設面臨兩大歷史重任：一是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保護本國幼稚工業并在他國建立本國制造業所能支配的原材料來源地和銷售市場;二是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體系，并為實現工業發展的規模經濟，把地方性的、行會支配的區域市場轉變為高度競爭的國內統一市場。在日本學者依田熹家看來,統一市場是建立民族國家以及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導致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和晚清洋務運動失敗的關鍵性因素之一是有沒有形成中央集權的國家體制和統一的國內市場。依田熹家認為，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日益走向分裂，而日本則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建立起中央集權國家。晚清未能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導致了買辦資本和地方政府的日益獨立，以此為基礎的清王朝實際上并不是封建專制國家，而是一種“變形領主制”國家。正是因為這種原因，“到辛亥革命后，各地都出現了軍閥割據的局面，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北伐戰爭，中國才朝著統一的方向發展，最后，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了統一”[27]20-21。依田熹家主要用日本統一市場形成于明治維新前和當時交通手段落后導致國土廣大的中國無法形成國內統一市場對此進行解釋的，但實際上更重要的因素則是由于晚清政府在奉送貨幣金融主權給外國資本和財政稅收主權喪失的情況下，為了鎮壓太平天國，不得不將軍權和財權大幅度下放給地方政府，其中由此產生的厘金等才是導致國內市場嚴重分割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梁啟超才一針見血地指出，李鴻章“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發動甲午戰爭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對此洞若觀火，梁啟超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對此有這樣的論述：“昔日本將構釁于中國,或有以日本之小,中國之大,疑勢力之不敵者。日首相伊藤博文曰：‘中國名為一國，實為十八國也。其為一國，則誠余倍于日本，其為十八國，則無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27]26在這種情況下，甲午戰爭焉能不敗?

　　九、甲午戰爭并沒有打醒中國人

　　記者：在甲午戰爭中，一向被中國人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的艦隊一舉擊敗貌似強大的北洋艦隊，舉國震驚，民族自尊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創。鴉片戰爭隆隆的炮聲打破了天朝上國不可戰勝的神話，曾國藩曾稱之為“五千年未有之創局”，自此之后，晚清政府屢屢被西方列強所打敗，所以，就有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由此所產生的“同光中興”使國人曾經遭受的心靈創傷也開始漸漸愈合。然而，晚清官僚們在陶醉于新的盛世豪情之中時，卻萬萬沒有想到，它竟然又被千百年來一直以中國為師并也遭受西方列強欺凌的小小島國所打敗。這究竟是怎么回事?!日本與中國為了應對西方列強的挑戰，同樣進行了“改革”，同樣搞“維新”，但為什么日本強大了，而中國卻又落后挨打了?甲午戰爭可以說徹底把晚清政府打暈了，同時也徹底打醒了沉睡中的中國。梁啟超曾說：“我支那四萬萬余人大夢喚醒，是自甲午戰敗，割中國臺灣，償200兆之后始也。”自此之后，“中國被甲午戰爭打醒了”這種說法就一直流傳至今，在今年紀念甲午戰爭的文章中，這種說法也屢見不鮮。您是如何看待這種說法的?又是如何看待甲午戰爭之后到五四運動時近代中國的一系列變革的?

　　賈根良：在我看來，“中國被甲午戰爭徹底打醒了”這種說法肯定是不對的，而“中國被甲午戰爭打醒了”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是有問題的。“中國被甲午戰爭打醒了”這種說法一般是指甲午慘敗使中國產生了空前的民族危機感，真正激發了中國人的國家意識，但如果是這種含義，那我們又如何解釋五四運動的爆發呢?在當時，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中國在“巴黎和會”上仍舊被西方列強和日本任意宰割，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仁人志士們難道不是感到了比甲午慘敗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機嗎?五四運動時期“救亡圖存”的口號不就是針對這種狀況喊出的嗎?所以，我認為，中國是否被甲午戰爭所打醒，并不在于危機感有多大，而在于人們是否真正明白了中國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老的列強和新的列強所打敗，是否真正地領悟到了西方列強崛起和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奧秘，而在我看來，這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可能做到的，下面就是我對這個問題的分析。

　　甲午戰敗后，當時中國的仁人志士們，無論是戊戌變法的志士、晚清的立憲派，還是孫中山的革命派都一致認為，中國不是敗在器物(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技術)上，而是敗在政治制度上，但有所不同的是，前者認為日本正是因為實行了西方的君主立憲制才打敗了中國，而后者卻認為晚清政府的腐敗、專制和無能已使中國沒有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可能，因此必須走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制的道路。套用我剛才的話來說，就是當時的仁人志士們都認為，西方列強和日本之所以能打敗中國就在于其“先進的”政治制度，所以就有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當然，后來又發現，采用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也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落后的文化才是無法應對西方列強挑戰的癥結所在，因此，這就又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總之，在近代史上，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不斷打擊下，中國的近代化過程經歷了一個先是發現中國的器物不行，后又發現是政治制度不行，最后則發現是文化不行。對此，梁啟超曾有一個經典的總結，這就是中國的近代化過程經歷了一個先是器物、然后是制度、最后是文化的過程，他的這種近代化過程觀目前在中國仍是占據主導地位的觀點。

　　現在，我們從事后的角度來看，甲午戰爭的慘敗實際上是對當時的中國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在西方列強入侵東亞后，究竟是哪些關鍵性因素導致了中日兩國發展道路的“大分流”：日本加入到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而中國卻淪為了其半殖民地!因此，我們現在要問的問題是：在梁啟超對中國近代化歷程的概括中是否隱藏著我們現在仍不知道的某種關鍵性因素?我認為，梁啟超對中國近代化過程的概括是正確的，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的仁人志士們從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再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心路歷程，用一種綜合性的觀點來說，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中國的這些仁人志士們實際上是認為，首先是缺乏文化變革，其次是落后的政治制度，這才是最終導致中日兩國發展道路“大分流”的關鍵性因素。那么，這種看法是否存在著嚴重的歷史局限性呢?對于中國近代史中的當事人來說，由于其沒有接觸過李斯特經濟學，這種歷史局限性在當時是不可能被察覺到的，但我們今天可以對通過近代史的比較研究，揭示當時中國的仁人志士們在認識上究竟受到了哪些嚴重的局限。

　　在落后國家擺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命運上，如果說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度和文化變革是關鍵，那么，拉丁美洲各國在獨立后就實行了議會民主制，而且沒有像東方國家那樣背負著舊文化的重負，但為什么這些國家不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沒有擺脫實際上作為美歐發達國家半殖民地的命運，而且現在仍陷入依附型經濟或普雷維什所說的“外圍資本主義”而不能自拔?語言是文化之根，印度在英國殖民主義入侵后，不僅在政治制度上采用了議會民主制，而且連英語都變成了印度的官方語言，文化上的這種全盤西化不可謂且深且劇，但印度獨立后卻仍然長期發展不起來。

　　既然拉丁美洲各國和印度的現代化并沒有受到政治制度改革和文化變革的制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它們在迎接西方列強的挑戰上，與洋務運動一樣遭受了同樣的失敗呢?考察拉丁美洲各國和印度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一種驚人的相似性：與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們一樣，這些國家的精英階層同樣沒有接受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從世界近代史這樣一個更廣泛比較的角度來看，當英國通過實行重商主義國家發展戰略崛起后，就開始通過宣傳亞當•斯密的學說，在全世界推行自由貿易政策，目的就在于阻礙其他后發國家像它一樣走上國家富裕的道路，但美國、德國和日本識破了英國的伎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按照繼承了英國重商主義精神的李斯特經濟學說，實現了國家崛起。而拉丁美洲各國、印度和中國由于沒有以李斯特主義經濟學作為民族解放的指導思想，最后就無法逃脫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命運。

　　由此可見，中國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們沒有接觸到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并將其作為國家發展戰略“頂層設計”的理論基礎，是他們最終沒有探索到國富國窮深層奧秘的根本原因。例如，戊戌變法的領導人康有為和梁啟超在發動變法時就持有自由貿易的觀點，按照森時彥的研究，梁啟超剛開始接受的西方經濟學說是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他還從儒家經典中為自由貿易論尋求根據，只是在到了日本后，由于受到日本學者的影響，梁啟超的思想才轉向了德國歷史學派的“保育主義”，并在1902—1904年撰寫的《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第五章末明確贊成保護幼稚工業的學說。康梁師生在戊戌變法時還曾經幻想邀請伊藤博文擔任晚清政府的維新顧問或擔任其首相，這與朝鮮志士安重根后來刺殺擔任朝鮮總督的伊藤博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果他們的這種想法成為現實，伊藤博文實際上就會“和平演變”地把中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了，再也用不著日本在后來發動占領東北的九一八事變了。戊戌變法領導人的思想之糊涂，由此可見一斑。這是我說中國并沒有被甲午戰爭所打醒的重要原因。

　　現在，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巨大反作用力的唯物史觀來看，中國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們在思想認識上的歷史局限性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們考慮到了作為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以及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核心的技術引進、政治制度革命和文化變革在中國近代化中的重要性，但唯獨沒有考慮到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性作用，沒有考慮到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巨大反作用力，這也就是說，他們唯獨沒有考慮到經濟基礎也就是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經濟制度建設在近代化成功中的基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即使戊戌變法成功，中國也是無法逃脫淪為半殖民地命運的。如果不了解發達國家崛起的“秘訣”，在國家崛起上即使是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也是枉然，這正如拉丁美洲的歷史、辛亥革命和1949年之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的歷史所證明的。中國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們上下求索，在探索“自強”和“求富”的問題上苦苦思索，他們首先考慮到的是技術，然后是政治制度，最后則是文化問題，卻唯獨沒有考慮到民族國家的經濟制度或者說民族國家具體的經濟發展道路的關鍵性作用，這是導致其在迎接西方列強的挑戰上最終歸于失敗的根本原因。當然，如果沒有資產階級革命，李斯特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是無法得到徹底貫徹的。

　　實際上，一直到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的仁人志士們都沒有認識到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對中國革命及民族國家建設的重大意義。李斯特主義經濟學被系統介紹到我國是在1925年的事情了，這不僅是我國在近代史上在應對西方列強的挑戰上遲緩軟弱以及與日本命運截然不同的一個重要根源，而且它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變革的方向。由于不知曉李斯特主義經濟學這種銳利的斗爭武器，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反帝反封的斗爭中呈現出嚴重的軟弱性，因而無法承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重任。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隨著馬克思主義被系統介紹到國內，中國社會的變革就被引向了一個新的方向，李斯特主義的民族國家建設就被一種具有類似功能但在社會性質上截然不同的社會主義道路所替代，由于這方面的相關問題已經超出了這個訪談主題的范圍，所以，我們在這里就不討論了。

　　十、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在近代中國被邊緣化以及對當代中國的啟示

　　記者：賈教授，歷史學界一般認為，魏源在1842年編寫的《海國圖志》對日本明治維新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對此，您是如何評價的?從中日比較的角度，您又是如何評價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魏源、鄭觀應和嚴復的?按照您的說法，甲午戰敗最根本的原因是洋務運動的發展戰略所致，而洋務運動之所以走了一條與明治維新根本不同的道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其國家領導集團毫不知曉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思想的作用有這么大嗎?這對現在的中國有什么重要的啟示?

　　賈根良：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思想對我國的洋務運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很難說在日本明治維新中發揮了什么作用。《海國圖志》是在1851年被翻譯成日文傳入日本的，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書中指出，《海國圖志》對日本明治維新產生了巨大影響，認為它是“不龜手之藥”，這種觀點直到現在仍為我國歷史學界普遍接受，一些學者這兩年仍為這本書在晚清的命運鳴不平，似乎是《海國圖志》在日本明治維新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但我認為，梁啟超夸大了《海國圖志》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實際上，它的重要影響只發生在德川幕府時期對開放政策的選擇上。歷史學界都知道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井上清的觀點：洋務運動和德川幕府的改革性質相同，而與明治維新卻有本質不同[28]，我認為導致這種不同的基本原因就是明治維新之后特別是巖倉具視使節團出使美歐國家之后，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對日本發展戰略的決定性影響，當他們接受了李斯特主義經濟學說后，“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就被徹底地超越了。

　　毫無疑問，魏源、鄭觀應和嚴復等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為中國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已經明確地提出了保護民族工業的思想。但是，嚴復之前的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包括思想最深刻的鄭觀應)主要是從中國古代思想中“經世致用之學”的思想出發，討論中國如何應對晚清所面臨的“五千年未有之創局”，由于缺乏深刻的工業化思想和可借鑒的西方國家崛起的歷史經驗，這套話語體系根本就無法分析西方的挑戰并對此提出適應世界大勢的戰略和政策。可能除了嚴復外，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們沒有一人知曉李斯特主義經濟學，他們當中即使是懂得英文的人，也主要是關注英國當時流行的社會經濟學說，在當時的英國，正在盛行自由貿易和自由放任的經濟學說，而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直到1885年在英國才有英譯本出版。

　　從洋務運動開始一直到1925年，李斯特的經濟學說一直沒有被系統介紹到中國來。在這段時間，翻譯出版的國外經濟學著作基本上都是不適合于當時中國國情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特別是作為近代啟蒙思想家的嚴復1901年翻譯出版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對后來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是很不利的，他給中國推薦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說并用于解決當時中國的經濟問題，也是不符合當時國情的。正如中國臺灣清華大學教授賴建成指出的，“當時中國需要學習的對象，是19世紀德、日保護幼稚民族工業的經濟政策，……嚴復把英國居世界經濟體系中心時期的經濟政策，介紹到處于狂風暴雨中難以自保的中國，若想因而對中國經濟有起衰振敝的作用，回顧地來看，恐怕是‘找錯了醫生，開錯了藥方’”[29]142-143。賴建成認為，“適當的救亡圖存藥方，應該是向德國的‘國民經濟學派’求取，先以關稅保護產業，采取這類逐步自保自強的政策”[29]2-3。

　　對比一下李斯特的經濟學說在當時中日兩國被接受的情況，就可看出它對兩國各自不同命運的深遠影響。李斯特是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日本經濟思想史家泰薩•莫里斯-鈴木指出，“在李斯特去世(1846年——引者注)至其思想在日本普及的40余年里，歷史學派的理論在德國經歷了長足的發展”[30]70。請注意，鈴木在這里使用的詞匯是大致1894年甲午戰爭前“李斯特的思想在日本的普及”，這說明，李斯特主義經濟學不僅對明治維新領導集團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在日本知識界也是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說。鈴木還指出，“在國家對倡導和保護工商企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會，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不如德國歷史學派的以國家為中心的經濟理論具有吸引力是毫不奇怪的”[30]5，這說明李斯特的經濟學說在當時的日本，也是占主導地位的官方經濟意識形態。

　　但在當時的中國，與劉秉麟1925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李士特經濟學說與傳記》的小冊子不同，若山則一早在 1870年就在日本出版了《保護稅說》，兩者相差55年;與商務印書館在1927年出版王開化于1925年已翻譯完畢的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不同，日本在1889年就翻譯出版了該書，兩者相差38年。與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在19世紀末的日本占主流地位不同，自五四運動一直到1949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在當時的中國就是占主流地位的兩大經濟學說，李斯特經濟學雖然對民國時期的經濟學家產生了某些重要影響，但仍是處于邊緣化地位的經濟學說。更重要的是，與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對近代中國不同時期的國家官僚集團幾乎沒有產生影響不同，它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就被其國家領導集團奉為治國的圭臬。因此，我才說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在我國與在日本不同的命運，“是我國在近代史上在應對西方列強的挑戰上遲緩軟弱以及與日本命運截然不同的一個重要思想根源。……(這也是)中日兩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建構起點出現巨大時間差的重要原因之一”[31] 。

　　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近代史上在迎接西方列強的挑戰中之所以出現“大分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國家領導集團接受的思想不同以及由此所產生的截然不同的發展戰略。您曾問到：思想的作用有這么大嗎?是的，因為人類的行為受思想支配，思想的作用是決定性的。顯而易見，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也就不會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您說這種思想的作用大不大?同樣，在19世紀60年代的中日兩國，資本主義因素非常微弱，日本的明治維新實際上是由下級武士知識階層在天皇的支持下發動和領導的一場帶有妥協性質的“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如果他們沒有接受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并在具體的經濟體制上實施前述深刻的變革，日本也是不會逃脫類似于拉丁美洲各國依附型經濟命運的。正是由于這種原因，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科林伍德才提出了“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強調思想是歷史事件的內在方面，強調思想過程在歷史過程中的核心意義，如果沒有理解其思想及其過程，人們是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歷史事件或歷史過程的。我認為，晚清政府甲午慘敗最終根源在于其發展戰略，非常好地說明了國家領導集團接受什么樣的思想對國家命運的決定性影響，說明了思想(知識)的力量是何等巨大。

　　十一、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應該成為我國改革開放“頂層設計”的理論基礎之一

　　記者：賈教授，您的上述結論對目前的中國有什么重要的啟示呢?

　　賈根良：在這方面，值得借鑒的經驗教訓很多，我在許多文章中討論過這個問題，在這里，我只能簡單地談兩點看法。

　　首先，雖然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但據世界銀行2009年的數據，在全球213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的人均GDP排名在第124位，因此，我們仍然是名副其實的發展中國家，所以中國最需要的經濟學說仍然是李斯特主義經濟學，而不是目前在中國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如果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在目前中國被邊緣化的狀態不改變，如果在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中仍然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而非以李斯特主義經濟學作為指導，那么，中國崛起將是不可能實現的。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筆者現在已經組織了一批文章，2015年在《教學與研究》、《學習與探索》和貴刊推出“紀念李斯特經濟學傳入中國90周年”專欄，并出版反映中國“新李斯特學派”初步研究成果的《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的專著，目的就在于改變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在中國被邊緣化的狀態，推動新李斯特學派經濟學在中國的創立、發展和壯大，服務于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

　　其次，從對外經濟關系、財政金融制度、國內市場、中央與地方關系等諸多方面來看，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不僅沒有完成，反而在過去十多年中在相當程度上遭到破壞，中國現在迫切需要在貿易、金融和投資等方面實現國家保護，從而為中國突破核心技術、掌控全球價值鏈高端并改變在國際分工中處于價值鏈低端的不利地位創造條件。正如我們在《經濟史與國富策譯叢》總序[⑥]中指出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我們就判定，我國通過大力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奉行自由貿易原則、利用低工資勞動力比較優勢和外部市場需求、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不僅如此，在我們看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這種模式與發達國家歷史上經濟崛起的道路大異其趣，它不但不符合落后大國經濟崛起的歷史規律，而且恐使我國無法擺脫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反而會被固化在發達國家的邊緣軌道。……我國能否真正跨入較發達國家的行列，得失成敗全在于眼前這個階段中是否能夠依據正確的戰略去改革開放并轉型升級。但愿我們的這套叢書能夠秉持鑒往知來、兼聽則明的精神，為構建我國新的經濟發展戰略作出獨特的思想貢獻”。目前的中國正處于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中迫切需要借鑒歷史經驗，迫切需要一種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的經濟發展新戰略，這就是我有關晚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深層次根源研究對我國現實最重要的借鑒和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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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井上清.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J].李薇，譯.近代史研究，1985(1)：218-244.

　　[29]賴建成.亞當·史密斯與嚴復：《國富論》與中國[M].臺北：三民書局，2003.

　　[30]泰薩·莫里斯-鈴木.日本經濟思想史[M].厲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31]賈根良.新李斯特主義：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學說[J].學習與探索，2012(3)：95-103.

　　[①]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的簽訂標志著甲午戰爭的徹底失敗，所以2015年是甲午戰爭失敗120周年。

　　[②]指賈根良教授在《學習與探索》2012年第3期發表的《新李斯特主義：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學說》一文。

　　[③]見由普拉桑南·帕塔薩拉蒂著、王中華譯、賈根良審訂的《為什么歐洲富強了而亞洲卻沒有》一書，該書將于201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為賈根良、梅俊杰主編的《經濟史與國富策譯叢》中的一種。

　　[④]皮爾•弗里斯指出，“1688年至1815年之間，英國中央政府用于市民政府(civil government，中譯本譯作全民政府)建設的資金不超過財政開支的20%，其余用于支付軍事開支或償還國債，而國債也常常是用于軍事方面的開支。……假設英國國家稱得上在推動工業化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那么它自身一定屬于重商主義‘財政軍事國家’”(見皮爾•弗里斯：《從北京回望曼徹斯特：英國、工業革命和中國》，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頁和第111頁)。琳達•維斯也指出，“英國政府在1715-1850年時期的國防開支是俄國這個競爭對手(1885-1913)的2.5到3倍之間。這點非常重要，因為俄國在工業化時期的政府支出，在歐洲國家中已算是最高的了”(見琳達•維斯等：《國家與經濟發展——一個比較及歷史性的分析》，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版，第131頁)。

　　[⑤]大久保利通對工業在國家富強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國內政策的含義有清楚的認識。 “大久保利通回國之后,就向政府提出了以西方國家為榜樣,大力推進殖產興業的方針。他在《關于殖產興業的建議書》中說:‘大凡國之強弱由于人民之貧富,人民之貧富系于物產之多寡。而物產之多寡雖基于人民之是否勉力于工業,但追本溯源,未嘗不仰賴政府官員誘導獎勵之功’”(見廖建林：《巖倉使節團的歐美之行與日本的近代化》，武漢大學學報( 人文科學版)，2005年第3期第332-336頁)。

　　[⑥]賈根良、梅俊杰：《經濟史與國富策譯叢》總序，商務印書館將于2015年開始出版該套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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