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彭德懷“說事”的黨史造謠學：1967年所謂“揪斗彭德懷”的背景與公知謊言分析

　　老田

　　在非毛化時期，有些高官刻意安排了高調為彭德懷和劉少奇平反，目的當然是為了把毛時代描述成“冤獄遍地”、好人受氣的黑暗時代。在所謂的平反過程中間，平反其實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非毛”，為了實現高官們的非毛化目的，對一些歷史事實進行歪曲和割裂，乃是最基本的手段;同時，過度拔高彭德懷或者其他高官的形象并掩蓋相互之間的矛盾，也是非毛化時期黨史造謠學的一個常見手法。這是黨史造謠學的第一階段，目的是抹黑毛澤東同時洗白另外一些人，并掩蓋他們的黑暗面。

　　在第一階段的黨史造謠學流行了三十年之后，新世紀的輿論場域中間，公知們出場了，他們接過非毛化時期黨史造謠學的歷史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繼續造謠，按照茅于軾的說法抹黑毛澤東是為了快速推進中國政治美國化的目標，其內在的政治邏輯值得仔細體會。這是黨史造謠學的第二個階段。

　　這篇文字中間，老田以還原歷史背景為主，摘錄較為可信的官方文獻，并加上導讀文字，目的是增強網友們識別各種政治騙子的能力，同時，通過這個個案，也能夠部分把握到兩個階段的黨史造謠學的前后繼承關系，以及相互間的遞進關系。

　　老田一貫認為，民主和自由都是很好的詞匯，也是提升人民大眾政治地位進程中間值得期待的正義事業。但是，有些人通過造謠這樣的卑鄙手段，以提升非毛化的效果這樣的方式，去推銷美式民主自由，這就不能夠讓人信服，老田篤信“手段卑鄙就是目的卑鄙”。正如文革期間有些人以“自來紅”身份壟斷革命的名義，去進行卑鄙手段不能夠讓老田信服其目的正當一樣。問題反而在于：那些被歷史證明手段和目的都卑鄙的反文革群體，現在做的假裝道歉的“政治秀”，反而被一些口頭上推銷自由民主的公知媒體捧為“社會良心”，這就更引起老田的懷疑了。一般而言，毫無節制和道德底線地建設政治同盟，總是懷有政治目的的，而這些人又說這些政治目的無非就是公開宣稱的自由民主，老田從手段卑鄙方面就不得不做一個惡意揣測：他們的真實政治目的與真正的民主自由事業毫無關系，只是不便公開而已。

　　一、公知們的謠言與邏輯

　　閻長貴出獄后思想受自由派精英影響，寫文章和說話方式越來越靠近公知了。公知的主要特點是：關注發言的社會影響和后果，為了取得較好的輿論效果，公知們常常不惜捏造事實或者歪曲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目的是要引導人們誤讀歷史真相。

　　在閻長貴的文章中間，有這么一段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的嚴厲批評：‘彭說毛主席的話99%是正確的，就是說有1%是不正確的。這是攻擊毛澤東思想的新罪行!’”王大賓是一個青年大學生，對高層的情況不了解，他只需要對事實負責任。而閻長貴作為對高層歷史頗為了解的人，斷章取義地發布這段話，就不能夠與王大賓一樣看待了，閻長貴的目的顯然是要借此抹黑戚本禹同時也為了誘導人們去想象：彭德懷因為有點“反毛”才挨斗的。不得不說，閻長貴今天混得不錯，快要混成“公知”了。

　　據老田訪問戚本禹老先生所知，文革期間辯論“毛澤東思想是不是可以一分為二”的話題，在各地普遍都發生過，成為一種顯著的社會現象，這當中當然是有人蓄意拿這個去扣帽子、打棍子。這種扣帽子行為，主要是當權派和保守派拿這個壓制造反派，因為造反派中間很多人贊成“懷疑一切”的口號，反文革陣營的當權派和保守派，就蓄意挑起毛澤東思想是不是可以一分為二的辯論，試圖給對方設套子。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組之后，小組內部也非正式討論過，意見不一。后來戚本禹就這個辯論話題當面請教過毛教員本人，毛教員的回答是：當然可以一分為二。事后，文革小組生活會上，有同事批評戚本禹，說不應該當面向毛教員提這樣的問題，這是變相地逼迫毛教員表態。這件事閻長貴原本是知道的，但是，閻長貴故意摘出那段話，聯系彭德懷揪斗事件的歷史背景而傳播出去，其居心如何，細心的讀者可以自己去揣摩。

　　二、彭德懷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和1962年翻案風期間的表現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意見書中間，不存在任何質疑總路線和大躍進的內容，而是針對官場流行的浮夸風。并且，在廬山會議上，各種批評浮夸風的意見，講出來都面臨著“壓力”。

　　之所以要處分彭德懷，最后定性成為反黨集團給予撤職，關鍵在于彭德懷等人的言論被判定為“威脅到毛澤東選定的繼承人地位穩固性”。這一點，作為與彭德懷同案受處分的黃克誠，倒是沒有忌諱，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間，非常明確地指出了真相：

　　毛教員在廬山會議上，也清楚明白地指出了彭德懷問題的本質：“人們說你是偽君子，你歷來就有野心。我66歲，你61歲，我會死在你前頭，許多同志都對你有顧慮，怕難于團結你。”黃克誠還提到：“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似地說：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后，你別造反，行不行?可見主席對彭顧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7、262頁)毛教員與彭德懷開玩笑，實際上是一個善意的提醒，顯然，是要彭德懷本人采取措施去取得另外一些人的信任，據以消除疑忌，但彭德懷似乎什么都沒有做，別人的猜忌依舊。彭德懷本人不一定就會在毛身后，搞政變篡黨奪權，但是，他個人的性格缺陷以及不分場合胡亂發布批評意見，早就引起了“接班人及其擁躉”的猜疑，這個猜疑早已經上達到毛教員那里，并且已經成為一項反向委托給毛教員生前必須完成的“委托任務”——需要在生前為接班人掃除障礙。

　　多年前讀到黃克誠的回憶錄之后，老田老實坦白：真的曾經對黃老有過微詞，因為事實依據都已經交代清楚了，不是彭德懷威脅到了毛教員，而是威脅到了毛教員選定的接班人，但黃老卻說“主席對彭疑忌之深”，這不是瞎說嗎?今天再讀到這一段的時候，老田有了新的認識，感到要說真話并且傳遞準確歷史信息真是一門很深的學問，黃老在非毛化的大勢之下，與某些高官代表的中央保持了一致，形式上采取說毛澤東壞話的方式，借此準確地傳遞了歷史真實信息并通過了出版審查，關鍵語句都沒有被刪掉。不得不說，在大勢不對的時候，面臨著出版審查的實際，能夠說點真話并還流傳開去，真是一門大學問。

　　很清楚，1959年處分彭德懷不是因為他提了意見，而是因為他提意見被判別為“威脅繼承人地位”，因此，彭德懷的問題不是任何別的問題，而是威脅到共產黨政權組織接班人穩定性的問題，這是一個標準的組織問題。在八屆八中全會的決議中間，彭德懷對于浮夸風的批評意見被視為在“篡黨奪權動機”下的表現，還與高崗事件進行了類比。許多人不信任彭德懷的批評意見是“善意”的原因，在于：彭德懷本人極不民主的一貫工作作風;言下之意很清楚，你彭德懷本人是不民主、拒不聽取不同意見的最高表現，一貫樂此不疲，那么，你的批評意見除了宗派主義之外，就不會有別的合理猜測了。

　　關于彭德懷的錯誤是組織問題，而不是別的什么問題，當年的政治決議寫得很清楚：“八屆八中全會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包括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認和他們的同謀者、追隨者所揭發的事實，證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這一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高崗在手法上是偽裝擁護毛澤東同志，集中反對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而彭德懷同志卻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同時也反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絕大多數相對立。他對于黨和黨的中央從來是不尊重的，極少傳達中央的指示，應該請示的事情極少向中央請示，把他所領導的部門看成是一個獨立王國。他常常向中央要求‘民主’，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卻是最不民主的，最專制的，只顧個人的‘小局’而不顧黨的大局的。他同人民解放軍的十個元帥中除他自己以外的九個元帥關系都很惡劣，而對于下級的粗暴專橫更是達到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他在軍事工作中的軍閥主義的思想和作風，長期沒有得到根本改造。……為了實現他的個人野心，他早就在黨內和軍隊內惡毒地攻擊和污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以及中央和軍委其他領導同志，采用封官許愿、拉拉扯扯、先打后拉、挑撥離間、造謠扯謊、散布流言蜚語等等方法，進行宗派主義的、分裂黨的活動。……廬山會議就被他看作一個適當的機會。由于彭德懷同志過去曾經作過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由于他在黨中央和在人民解放軍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偽裝爽直、偽裝樸素的手法，他的活動是能夠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經迷惑了一些人的，對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險性的。”(《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1959年8月16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通過)

　　在非毛化時期，官方的黨史造謠學卻把彭德懷的問題說成與組織遞嬗無關的問題，造謠說彭德懷批評了毛澤東的總路線和大躍進，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彭德懷從未批評過路線問題。在造謠說毛澤東不滿彭德懷的批評意見之后，黨史造謠學繼續造謠說，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只體現毛澤東對彭德懷批評意見的不滿，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造謠說“1959年之后毛澤東個人專斷有了巨大發展”。就這樣，一個謠言成為另外一個謠言的基礎，1959年彭德懷的問題就被謠言包裝成為彭德懷和毛澤東的個人沖突，然后再以這個謠言支持新的謠言，這所有的謠言，都奠基于這樣一個判斷：彭德懷的問題不是組織問題，而是針對毛澤東的正當批評意見受到了報復性的不公正處理。

　　歷史真相很難被完全掩蓋住，符合非毛化時期特定需要而編撰的官方文獻，也做不到一句真話也不說。據官方編撰的《彭德懷年譜》記載，1962年1月，彭德懷“寫出《評劉少奇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書面報告和講話》。稱：‘劉少奇說：‘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完全是無中生有。這實際上是欺騙了同志，欺騙了黨，也欺騙廠自已。在對劉少奇‘虛構的兩個理由’駁斥和申訴后說：‘真理只有一個，事實已經作了結論。少奇同志對客觀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憑空推測動機的錯誤結論，這個結論是主觀主義的，事實將要再次證明是錯誤的。我沒有任何反黨小集團，也沒有同任何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這對我是污蔑。’”同年“6月16日 寫完給‘主席并中央’的信(即‘八萬言書’)。首先說明寫這封信的直接原因是‘對今年一月份北京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同志的報告和講話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的意見。’”(《彭德懷年譜》第771-772頁)“少奇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到底是高、饒聯盟，還是彭、高聯盟呢?恐怕是彭、高聯盟。’我認為少奇同志這樣來強調這個問題，未免有點過分，同時與事實也是有出入的。”(年譜第774頁)

　　應該說，劉少奇所說即便是沒有事實根據，但有一點是絕對真實的：視彭德懷如高崗那樣是自己順利接班的頭號威脅。從彭德懷的費力辯解中間，也可以看到他的性格缺陷所在，按照老田老家鄉下的說法是“頭腦少根筋”——彭德懷本人早已被劉少奇視為接班的最大威脅，他不是想方設法去與劉少奇進行有效的溝通，增強相互之間的信任感和了解，而是試圖通過組織手段為自己辯誣，這不僅于事無補，反而會加深對方的猜忌。在劉少奇的視野里，彭德懷的問題是政治問題，而在彭德懷的眼里，劉少奇的種種說法是法律和事實判別問題，這中間的落差在于：彭德懷缺乏政治頭腦和相應的政治眼光。缺乏政治眼光，而又手握重權，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對人對己的悲劇——自己有可能對別人造成重大威脅、業已深受猜忌而自己還不知道。等到1962年，彭德懷此時已經是受處分三年了，但彭德懷依然不覺得有必要去主動與少奇同志溝通并獲得他的信任，解除少奇對他的惕戒，這不能不說彭老總真的有點“少根筋”。

　　文獻資料與黨史造謠學宣傳的恰好相反，彭德懷確實從未批評過毛澤東本人，甚至以后的翻案行為也不是與毛澤東有什么新的爭論和糾葛。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之后，彭德懷寫出“八萬言書”的“翻案行為”，依然是針對劉少奇對他毫無根據的誣陷。正是應彭德懷本人的要求，才成立專案組審查歷史問題，據黃克誠回憶：“中央決定組織專案組審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三人。這個專案組以賀龍元帥為主任口另外一個專案組以康生為主任，審查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人，情況我不大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才聽說：主席對審查情況，批了八個字的兩句話，說：不作結論，寄予希望。”(《黃克誠自述》，第270頁)這一次，毛教員沒有像1959年那樣偏袒他的接班人，而是態度含糊地把事情擱置起來。

　　劉少奇深刻地忌諱和猜忌彭德懷，視其為順利接班的第一障礙，原因值得深思。就目前有限的文獻，無法做出準確全面的判斷，能夠確定的只有三條：彭德懷本人作風不民主，主持軍事工作期間得罪了大多數，不算是好的管理人——彭德懷不僅不能夠調解一些矛盾和問題，他本人反而是矛盾和糾紛的制造者，這就是所謂的與十個元帥九個關系都很惡劣;二是彭德懷除了毛教員之外，對周恩來和劉少奇等主持一線工作的領導人不尊重，這就是所謂只向中央要民主;彭德懷個人的性格缺陷，使得他難于團結多數人一道工作，偏好用組織手段換一批聽話的人，這就被惡意揣測為拉幫結派，是有野心的表現。因此，彭德懷個人是一個有著重大性格缺陷的高官，彭德懷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的表現，就被深刻猜忌他的群體充分利用了，在制造了彭德懷反對毛教員的大義之后，進行“隱患預先排除”。

　　從《彭德懷年譜》的資料看，彭德懷本人沒有說過“毛澤東是斯大林晚年”的話，這個話是張聞天(黨內的失意者)、李銳和周小舟等人說過的，即使是在私下談話里，彭德懷說話也比張聞天等人要有節制得多，在對毛教員本人的評價上也與這幾個人頗有區別。1959年廬山會議上眾多高官眾口一詞地說彭德懷反毛，這是為了借勢——扯大旗作虎皮——好據以處分彭德懷，這顯然是一個冤案。把別人非議毛澤東的話，都扣在彭德懷頭上，不只是一件事，還有有心人“談到1935年會理會議前林彪寫信讓毛澤東等將軍事指揮權移交給彭德懷時，林彪發言說，他寫這一封信之前，彭德懷并不知道這件事，與彭無關。散會后，彭高興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今天會議上林彪算是澄清了二十多年的歷史誤會。’”(年譜第746頁)八屆八中全會栽污彭德懷，是為了捏造反毛罪名而處分他，而1980年代非毛化時期這個政治需要早就不存在了，這個時期又說彭德懷是因為批評毛澤東而受處分，目的是通過彭德懷來塑造一個符合新時期政治需要的毛澤東形象;為了實現這個目的，還特意把一個性格缺陷明顯、為許多高官疑忌的彭德懷塑造為圣人，這當然也是別有用心的。歷史真相就這樣不停地要服從各個時期的需要，相關史實原本無比清晰，但是，為了需要，官學兩界就長期脫離基本事實去捏造一些史實并生產出符合需要的政治結論來，黨史造謠學之所以經久不衰，其內在邏輯蓋在于此。

　　三、1966-1967年揪斗彭德懷的歷史背景

　　在非毛化時期之后出版的一些官方文獻，雖然順應了當時的政治需要，但是也保留了一些較為可信的歷史信息。

　　據《彭德懷傳》記載：“在三線建委會傳達《通知》后接著進行的座談會上，彭德懷成了被批判的目標，座淡會變成了對彭德懷的批判會。陪同彭德懷外出掌握情況的人，有的就出來揭發：‘彭德懷到處放毒’、‘收買人心’、‘小恩小惠’、‘偽裝艱苦樸索’、‘攻擊毛主席，玫擊三面紅旗”、‘翻案’……。彭德懷說明、檢討，三次不能過關。繼而，又追查彭德懷和彭真的關系，要彭德懷交代‘反黨小集團’和‘里通外國’問題。”“批判彭德懷的座談會暫時收場，兩南局書記處決定建委成立一個批判小組，寫文章在內部通報彭德懷的種種‘問題’。”“西南局三線建委‘揭發’彭德懷的《情況簡報》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組小組成員關鋒、戚本禹看過后，給顧問康生和組長陳伯達、副組長江青寫信說：‘彭德懷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為了‘揭穿他的丑惡而目’，‘徹底消除這個隱患’，希望中央‘在適當時機在群眾中公布彭德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撤銷他的三線副總指揮職務’。”(第708-709頁)

　　又據《彭德懷年譜》資料，“12月11日中央文革小組江青、康生、陳伯達私自決定，要把‘海瑞’彭德懷抓回北京。戚本禹即指示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總部負責人把彭德懷抓起來。負責人電話指示紅衛兵地質學院成都聯絡站：去三線建委尋找彭德懷，把彭德懷安全揪回北京，這是中央文革戚本禹的命令。”“12月16日，發出給毛澤東的信。此信以‘我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體會和看法’為題，通篇談了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對警衛員說：‘我現在能見到毛主席就好了。’”“12月20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紅衛兵回京，把同彭德懷談話情況向總部作了匯報，認為彭是正確的，對他印象很好，對揪彭德懷提出了懷疑。”(第797頁)

　　從上述所引的文獻看，1965年年底彭德懷到三線工作之后，就直接地處于李井泉的領導之下了，而李井泉等人恰好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政敵。據吳冷西回憶，彭德懷的意見書印發之后，與李井泉發生尖銳爭論的田家英還很高興，認為這個意見書對于他很有利，有可能逼迫一些浮夸風干部檢討錯誤。最開始幾天也沒有什么不良反響。直到7月22日，幾個大協作區主任找毛教員談話，說毛教員要是再不出面講話壓制歪風邪氣，左派隊伍就要瓦解了，這才有了7月23日毛教員批評意見書的大會講話。(吳冷西的回憶，載回憶文集《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一版)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傳》，向毛澤東表達反對彭德懷批評意見的協作區主任中間就有李井泉：“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找幾個人談話。柯慶施、李井泉對糾‘左’不滿。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他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第983頁)

　　很明顯，彭德懷1965年再出來工作之后，就直接地落入了昔日政敵之手。《五一六通知》發布之后，李井泉等人就緊鑼密鼓地發起批判彭德懷的活動，目的當然有自己的考量。文革初期鎮壓群眾的資反路線，在西南局和四川省范圍內就是李井泉，當時造反派提出一個口號“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李井泉積極地批判彭德懷，除了要轉移運動大方向去打死老虎之外，未必沒有著眼“歷史遺留問題”的考慮。但是，彭德懷并不是三線建設委員會或者西南局能夠隨意處分的干部，因此，設立專門的“批判小組”搜集材料往上送，爭取中央的表態支持就成為絕對必須的事務了。據閻長貴和王大賓的回憶文章披露，文革小組中間是江青等人首先表態，要批判彭德懷。不得不說，江青及其他文革小組成員如戚本禹和關鋒等人，是準確地“中招”了，他們看到的文獻是李井泉等人安排搜集和上送的，他們幾個人的反應和表態，也高度符合李井泉等人的需要。

　　政治上如何準確地識別敵我友，乃是首要問題。據老田2005年9月訪問王大賓了解到，當年彭德懷向青年學生指出：他1959年寫信給毛主席就是批評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支持的浮夸風省委書記的，1962年也是反對劉少奇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他很高興，也是堅決支持毛主席發動群眾批判黨內走資派的。彭德懷的這些觀點，不得不說，都是與毛教員完全一致的政見。所以，地院造反派大學生聽了之后，準確地認識到彭德懷是我們的戰友而不是敵人，因此，不愿意對彭老總采取各種敵對措施。把彭老總帶到北京火車站之后，衛戍區李鐘奇來接人，說要求把三反分子彭德懷移交給他們。地院學生認為衛戍區的態度是錯誤的，因此，拒不交人，因此，火車只好轉移到支線鐵路上停靠，僵持了好幾個小時之后，彭老總被學生們一起帶回地院，還跟學生們一起吃了食堂加班做的夜餐。此后，衛戍區拿周總理的手令要求交人，這才把彭老總交出去。從王大賓的回憶看，事實很清楚，彭德懷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而且還是從1959年開始就明確提出反對劉鄧等人的，當年與彭老總有不同政見的李井泉等人，恰好在文革初期是鎮壓群眾的資反路線積極執行者，這所有的事實都讓青年大學生認識到彭德懷是正確的，拒絕交給衛戍區體現了學生們對彭老總的保護態度。

　　江青或者其他文革小組成員，在識別敵友并合理地建設政治同盟方面，有著重大不足。這些人把擁護文革路線的彭德懷，選為批判對象，不過是他們混淆敵友的一個例證而已，與彭德懷有直接接觸的造反派大學生，很了解這一點，但是，江青和文革小組的成員卻完全不了解，他們做出判斷或者決策的依據，完全來自于彭德懷的政敵。今天回顧，1967年毛教員在打倒陶鑄的問題上，嚴厲批評過江青和陳伯達，這可能意味著毛教員認為陶鑄是應該爭取的對象，但是，江青等人卻把他推到對立面去了。要知道，當時與陶鑄差不多的高級別干部，倒臺的不少，毛教員都沒有批評過，這一次的批評可能有著不同尋常的針對性：陶鑄與其他人不同，是可以爭取的對象，江青等人卻沒有爭取到。依據湖北省的文革情況，陶鑄曾不止一次公開表態支持過造反派的行動，幾次敲打省委負責人的錯誤路線，要他們到群眾中間承認錯誤并做檢討。

　　還是在1967年年初，譚震林寫信給林彪，污蔑江青比武則天還兇，這封信內容到了毛教員面前之后，毛教員有一個評論說：你江青不僅沒有武則天那兩下子，連慈禧太后都不如。據戚本禹介紹，江青為此非常難過，還曾經大哭了一場。今天回顧，毛教員這個批評也是有所指的：搞政治需要建立自己的同盟，團結盡可能多的人和力量，江青等人卻完全沒有這樣的政治眼光和頭腦，在建立政治同盟推進政策目標方面，江青固然趕不上武則天，同時也真的是不如慈禧太后。同盟的狹隘化，意味著力量的不足，這就埋下了后來文革失敗并走向反面的引子。非常可笑的是，原本把江青比作武則天是政敵污蔑江青的話，后來反而把這個話栽在江青頭上，說她自比武則天，還打算據此去篡黨奪權，一些馬屁文人還寫詩填詞，賣力地傳播這個政治謊言。

　　對照今天一些自由派人士和公知媒體，毫無底線和節操地把文革期間那些殺人罪犯吹捧成為“社會良心”的行為，從策略上來說，高于江青和文革小組成員，能夠建立起廣泛的政治同盟。但是，就算這些人說的天花亂墜、頑石點頭，老田也絕不相信他們懷有什么正當目的。相比較而言，老田倒是愿意相信那些毫無策略的理想主義者，這些人真的沒有啥子政治陰謀，要不然的話，完全可以去聯合劉鄧的政敵彭德懷，正是在這一點上，江青和文革小組諸成員都是有原則的人，比今天一些自由派和公知媒體的心靈要干凈得多。只有那些追求政治收益最大化的群體，能夠輕易地犧牲一切原則和底線，就像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一樣，把利潤看做唯一目的，舍此之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而江青和文革小組成員，在彭德懷和陶鑄等人問題上的誤判，恰好反應了這幾個人是有原則的人，這就跟哪怕是最完美的蒼蠅也形成了根本區別。

　　據老田訪問韓愛晶所知：在北航批斗會上，韓愛晶之所以與彭德懷發生爭執，是因為韓愛晶認為彭德懷是反對毛主席的，彭德懷則堅稱他不反對毛主席，韓愛晶認為彭德懷這么說是拒絕承認錯誤也不想改正錯誤，所以，氣憤之下就扇了彭德懷一耳光。據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情況，不管是1959年、1962年還是1966年，彭德懷都從來沒有把批判矛頭對準過毛主席，在一定程度上，彭德懷的批判鋒芒所指，具有前后一致性，都是針對劉少奇的。這一點，當年韓愛晶沒有條件去了解，應該說，是不準確的宣傳，錯誤地塑造了民眾心目中間的彭老總“反毛”印象，這才引起不了解情況的青年學生的不滿和義憤。

　　韓愛晶還說到自己的文革經歷，在北航成立革委會之后，他擔負主要責任，直到畢業離開學校，一分錢工資都沒有拿過，每月靠父親郵寄25元生活費維持生活。(老田按：不得不說，韓愛晶是毛時代的富農家庭，當時武漢高校學生月生活費13.5元，還有葷有素吃得比普通市民家庭好，韓愛晶的生活費除了自己用之外，還夠養一個老婆的。)因為青年學生，沒有擔任過領導工作，經驗少而且事務繁雜，沒日沒夜地工作，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唯恐出了差錯，這些在黨史中間都沒有反應，黨史中間反應韓愛晶形象和造反派歷史的只有他打彭德懷的那一巴掌。今天回顧這樣的黨史寫作及其材料選擇性，不得不說，黨史造謠學真是厲害，韓愛晶的那一巴掌還真是特別適合用來塑造“造反派就是而且還只是迫害老干部”的歷史。

　　四、衛戍區的“監護”到底是不是“迫害”

　　據老田訪問周總理聯絡員老李，他曾經聽吳忠親口說過有關衛戍區“監護”的情況。從1969年開始吳忠接替溫玉成掌握衛戍區，吳忠說當時監護對象，檔案他都親自看過，人也親自去看過，檔案上百分之八十幾的人都是總理批準監護的。一些人從衛戍區解放出去的時候，他也曾經親自去送過，解放萬里就是他親自送出去的。萬里這些人，出去時都是緊握吳忠的手，感激得哭哇，說：這都總理是為了保護我們，擔心被紅衛兵揪走批斗，還說很多對衛戍區照顧感激不盡的話，怎么后頭又轉過來變成控訴迫害了?賀龍的子女和老婆，應一些人的需要編造說四人幫迫害賀龍，還說不給水喝，吳忠就很奇怪，這也是我們衛戍區管的，賀龍在西山住的地方，是中央的戰備疏散點，隧道外面建了幾座小樓，賀龍住的小樓是給總理準備的，樓上還住著烏蘭夫。戰士把他們都是當作首長看待的，哪有什么虐待?

　　事后回顧，在衛戍區監護的對象中間，有兩類人比較多，一是犯了鎮壓群眾的資反路線錯誤，被群眾揪住不放的各個省委書記、軍區領導，監護起著隔離群眾的作用，使這些人免于被追究;二是因為各種歷史問題處于弱勢地位，特別易于受到官場投機分子打擊的對象。例如1966年9月7日，譚震林就讓農口保守派召開批判鄧子恢的批斗會，這其實就是黨內投機分子蓄意轉移斗爭矛頭，目的當然是保護自己;《五一六通知》發布之后，劉少奇主持批判朱德說他就是“躺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目的也是出于私心：想要保護自己過關，就把別人拋出去頂缸。跟鄧子恢一樣，歷次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顯然就是這種易受傷害的對象，需要優先給予保護。彭德懷被造反派帶回北京交給衛戍區監護，除了江青等人誤判的原因之外，實際上后來彭德懷的遭遇如何，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周總理，很明顯，周總理經驗豐富而且對黨內歷史問題很了解——特別是彭德懷跟誰是政敵關系、西南局的上送材料可以相信到什么程度、他本人有可能受到怎樣的潛在傷害，應該說，帶回彭德懷的決策是江青倡議的并且是在錯誤信息基礎上的誤判才作出的，而最后實施的結果卻是周總理一手安排的，周總理的安排中間不存在絲毫的誤判，這一點彭德懷年譜倒是講得很清楚：“周恩來辦公室電話指示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負責人、三線建設委員會和成都軍區負責人：一、不要在成都斗爭彭德懷。二、迅速把彭德懷接回北京。三、坐火車，不要坐飛機。四、接送由地質學院東方紅與軍隊負責。五、沿途一切事務由總理辦公室安排(由北京衛戍區派出部隊在北京等候，并負責安排彭德懷同志的生活和學習)。”(《彭德懷年譜》第798頁)

　　對于衛戍區的監護生活，彭老總很早就離開了人世，沒有留下自己的親筆回憶，缺乏他自己對文革態度和遭遇的表述。黃克誠就是一個命運與他最接近的人，在《黃克誠自述》中間講述了自己的親歷和感受，這可以幫助我們對那段歷史獲取參照理解，對于文革的批斗會和專案組審查歷史問題，黃都有十分準確的記述。1967年1月，黃克誠在山西副省長任上，被地院、清華和北航的學生帶到北京，由“北京衛戍區對我實行‘監護’”。期間黃克誠患病，向陳伯達寫信反映情況，然后住院治療，“可能是劉少文，這期間曾奉命來看過我一次。我問：為什么抓我?他說：在衛戍區是監護，對你有保護作用。我當時不了解情況，以為這不過是借口。后來聽說張聞天在外面不斷被各造反派組織揪斗，實在吃不消，自己請求要‘監護’。果真如此，這‘監護’就確有幾分保護作用了。”(《黃克誠自述》第275頁，老田按：劉少文應該是劉紹文之誤，劉紹文曾任北京衛戍區政委。)

　　除了譚震林那種出于“私心”去批判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之外，確實有出于“公心”也去批判錯誤路線代表人物的事情，不管是出于公心還是私心，批判錯誤路線代表人物這種“打死老虎”行為的功能性后果都是一樣的：轉移斗爭大方向。1967年一月軍委八條命令發布之后，全國大多數地區都進入軍管階段，這個時期，絕大多數支左軍官都是轉過來支持保守派而不是按照政策要求支持造反派，由此引發尖銳的沖突。

　　文革進入1967年之后，各地黨政當權派選擇以罷工相對抗之后，才不得不讓軍隊出來維護秩序的。實際上軍隊是否支左是次要的，維護秩序則是主要目標，這一點在毛教員的系列講話中間有明確的交代：“軍隊的威信必須堅決維護，不能有半點含糊。”“支左支錯了，支到保守派方向去，改過來就行了，允許的嘛。我們在這五大工作中，三分之二做對了，三分之一做錯了，就是很好了。”(1968年武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第299頁)“不能把我們的軍隊搞亂了，解放軍內部的問題，可以一個省一個省的來談判。”“不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派并提，只提黨內一小撮。把解放軍搞垮了還要不要政府?”(同上書，第324頁)軍隊支左和后來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都是因應黨政當權派罷工之后的針對措施。

　　1967年四月份，戚本禹批判劉少奇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發表之后，文革進入“大批判、大聯合”階段，這個階段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對待軍官主持的支左過程中間普遍鎮壓造反派的問題。為了轉移運動方向和造反派的關注方向，“打死老虎”就成為一個出于公心的策略。

　　正是在這個期間，為了維護軍隊的穩定性，以及國務院機關的工作，拋出一些死老虎給造反派去打，就成為必需的事項，這個轉移斗爭大方向的過程，應該說是毛主席定的目標，周總理親自執行的，彭德懷挨批斗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之下。不僅僅是彭德懷，為了轉移國務院各口造反派的視線，周總理還親自選定財經口把陳云作為批判對象，以此掩護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過關，為了使得批判會不至于流于空泛，周總理還親自安排要姚依林和吳波寫出揭發陳云錯誤路線的大字報，交給造反派使用。文革史專家徐海亮告訴過我，當年財經口造反派領袖敖本立說自己準備寫篇親歷者回憶：題目就叫做《總理叫我批陳云》。顯然，總理安排批判陳云的錯誤路線，目的是掩護國務院的幾位副總理過關的話，而批判死老虎彭德懷和羅瑞卿錯誤路線的目的，是為了掩蓋各區省軍管司令員和政委們過關，歸結起來就是一條：盡可能維護那些還在工作崗位上起作用的高官。

　　至于批判會的具體情況，黃克誠有一個清楚的回憶，時間是在1967年的4月之后，具體是1967年“6月底7月初召開了我們的斗爭會，我和有關的同案人才得以見面。”“我一共被斗過20次左右，比起彭德懷來算是少的。三個總部、空軍、海軍、各兵種、各軍事院校、國防科委等重要軍事機關，都輪流斗過我們。開斗爭會時都是以彭德懷為主，他站在中間，我和譚政站在他的兩邊，張愛萍、楊勇又站在我們的旁邊;還有王尚榮、肖向榮、劉志堅、劉震、吳克華、雷英夫、李聚奎、饒正錫等十余人有時也在場陪斗，廖漢生、蘇振華也可能在內，不過我記不清楚了，因為一則不準我們東張西望，二則除我們幾個主要斗爭對象外，其他陪斗人員常有變化。彭德懷名氣大，除軍隊外，還被地方上拉去斗爭。北航、北師大等大專院校以及地方上其他機關也來揪斗他。軍隊開的斗爭會，從不動手打人。聽說彭總挨過打，那大概是在外單位發生的事。”(《黃克誠自述》，第278-279頁)

　　應該說，1967年夏秋天，各地造反派都卯足了勁要反擊“武老譚”(武漢的譚震林，指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廣老譚”(指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沈老譚”(指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揪軍內一小撮”，為了把造反派的關注點轉移開來，包括文革小組在內的主要工作就是“轉移斗爭大方向”，這已經成為領導運動“健康向前發展”的主流。彭德懷就是在這個時期，被拋出來交給群眾批判的，目的當然是為那些鎮壓群眾的支左軍隊干部打掩護，為此1967年“7月13日中央文革小組在《紅旗》雜志社大禮堂召集北京47所大專院校的各派群眾組織負責人、革委會負責人會議，動員立即掀起所謂對劉少奇一小撮修正主義路線，一小撮叛徒、走資派的大批判高潮。陳伯達、張春橋、關鋒、戚本禹出席會議并講了話。會后，戚本禹辦公室給北京地質學院革委會負責人打電話，說中央文革戚本禹指示把彭德懷交給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聯合批斗，向衛戍區司令員聯系批斗的時間，批斗材料由中央文革提供，就給你們送來。戚本禹又指示北航韓愛晶，斗一斗彭德懷。”“7月19日下午2點50分，一師副參謀長帶四名干部押送彭德懷到北航六學樓一間教室里，參加三十多人批斗會。會上批斗的主要問題是：一、為什么在廬山會議上要反對毛主席?二、為什么要發動百團大戰。三、為何搞大國沙文主義?韓愛晶對彭德懷的回答非常不滿。”就是在這一次小規模批斗會上，韓愛晶打了彭老總一巴掌，為此被追究刑事責任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彭德懷年譜》第806頁)

　　在衛戍區監護期間，除了批斗會之外，還有一個讓人記憶深刻的事情是專案組審查個人歷史問題，黃克誠也有交代：“我和彭德懷專案組都屬‘二辦’領導。大約在3月24日左右，原主持‘二辦’工作的楊成武也出了問題。什么問題，怎么出的問題，我沒法知道，只知道楊成武也垮了。這件事使那些起勁搞逼供的造反分子們，大受影響。也許是看到了人事變化的無常吧，他們的勁頭變小了，連誘供也不那么賣勁了。”(《黃克誠自述》第281頁)不得不說，老同志經驗就是豐富，專案組成員任何時候都不可能是造反派充任的，但是，黃克誠就是這么說了，因此，不管多么嚴苛的出版審查，難道還能夠把明確控訴造反派和文化大革命的話也都刪了嗎?這樣的回憶內容肯定是不會被刪的，如何透過假話去說出真話，確實是一門學問。

　　非毛化之后的三十多年來，黨史造謠學極其流行，說真話實際上是有罪的，每當有人說文革實際上發生了什么、毛澤東或者文革小組或者造反派實際上干了些什么，都會有人出來追究罪責：你為法西斯辯護、為獨裁專制辯護，這個追究“說真話罪”的法官職責，一些自由派人士自覺地充任了很多年。但是，至今沒有發現自由派人士追究黃克誠的“說真話罪”，黃老白紙黑字在那兒——我這是在說造反派壞話，你還能夠追究我的“說真話罪”嗎?不得不說，老經驗就是管用。

　　不得不說，人都是歷史環境的產物，在特定環境之下，如果別人都做了被認為是“理性”或者“合算”的事情，自己不去跟風的話，那肯定就是傻了。造反派批斗走資派的熱情，并不完全是出于對走資派鎮壓群眾的憎恨和報復。還包含著“造反派組織之間的競爭”意涵，1967年年初，某元帥的女兒在元帥的默許之下，動用特戰警衛力量，把彭真從戒備森嚴的寓所里頭搶出來開了批斗會，并因此在全北京乃至于全國大出了一把風頭。吳德在《風雨十年記事》中間造謠說：元帥女兒抓彭真是文革小組或者戚本禹操縱的，但是，這個回憶錄也沒有完全說謊，他還是根據自己的經歷和體會指出“造反派都要抓‘資本’，彭真也是一個‘資本’啊!”吳德這個總結和提煉很到位，很明顯，哪個組織批斗的走資派官銜越高，就越是有面子，這樣一種特殊的“政治資本”首先是太子黨群體確立起來。這個關鍵的發明創造出來之后，就成為一種競爭標準，此后，要是哪個造反派組織沒有批判走資派，或者批判會的批判對象官不夠大，出席批判會的人數不夠多，那就意味著不革命或者沒有啥子力量，一句話，政治資本少。老田曾經訪問過蒯大富，請教當年北京大學生造反派天派和地派之間的分歧到底是什么，蒯大富回答說，就是比哪一派的力量大，開批判會的聲勢大，應該說，這個以批判走資派大會的聲勢對比，開顯示力量的方法，不是造反派最先發明的，但是，一經發明并經過普遍跟風之后，再不跟著做就是不對的了。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參考文獻：

　　《彭德懷年譜》，王焰主編，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網絡下載地址：

　　http://zhidao.baidu.com/share/3b257b193a574f77f85c0e0359a4a97a.html

　　《彭德懷傳》，編寫組編，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網絡下載地址：

　　http://dl.dbank.com/c0rundsjba

　　《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網絡下載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uk=623014244&shareid=206012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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