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口述：選擇中國共產黨，是我一生的幸運

　　武吉慶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你的立場、你的觀點嚴重影響你的判斷能力。如果從一個比較狹隘的立場出發，對事物的判斷就容易出現偏差；如果抱著大公無私的立場，對形勢的判斷就能夠比較準確。”

　　晚近以來，口述史撰述的理論與實踐受到社會各界持續關注。然而，林林總總的口述類文本中，確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兼具學術與社會價值者并非易得。正是在該類文本略嫌單調的總體態勢下，《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令人耳目一新。

　　深度參與中國當代歷史進程

　　雖然關乎口述史撰述的規范或標準言人人殊，但筆者認為，一部能夠助益學術、引人沉思的口述史作，需要具備某些共性元素，際會某種特殊機緣。

　　李敦白的人生經歷可謂跌宕起伏，波詭云譎。他早年加入美國共產黨，抗戰期間以軍人身份來華服務，日本投降后與昆明中共地下組織取得聯系，并設法以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視察員的身份留在中國。1946年秋，幾經輾轉進入延安，并在此后長達35年的時間里，全身心地投入到滄桑巨變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其間他曾兩度入獄，獄中生活達16年之久。“文革”初期，他十分吊詭地成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洋人造反派，一度被“中央文革小組”任命為廣播事業局的三人領導小組召集人。改革開放后，他在失落和悵然中返回美國定居，熱心為中美經濟文化交流牽線搭橋，于花甲之年重新開創了自己的事業。惟其如此，該書封底才留下這樣的點睛之筆：“一個深度參與中國當代歷史進程的美國人，以獨特的視角、罕有的誠實與寬廣的胸懷，講述他一生執著追求理想、跌宕起伏乃至驚心動魄的命運歷程，并直白表達他深入的思考和見解。”

　　作為現代中國諸多重大事件的參與者和見證人，李敦白對往事的回溯理性客觀。他在書中坦言：“你的立場、你的觀點嚴重影響你的判斷能力。如果從一個比較狹隘的立場出發，對事物的判斷就容易出現偏差;如果抱著大公無私的立場，對形勢的判斷就能夠比較準確。”

　　注釋與文獻一并呈現

　　美國學者唐納德·里奇認為，口述史撰述的質量高低或成功失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人際關系，需要雙方建立起相互之間的信任，而且他們均有記錄和保存過往記憶的強烈愿望。該書訪談人有著明確的問題意識，善于激發口述者的談話興趣。口述方法搜集的史料，需要與文獻史料進行互證、核實和辨偽。訪談者和口述對象應該有深層次的精神交流，既要有相互之間的信任和坦誠，也要有你來我往的批評訂正和互相質疑。而要達到如此境界，訪談者和撰寫者必須善于溝通和訓練有素。對此，訪談者本人有著清醒認識：“李先生所敘述的歷史，有些涉及重大問題，而且缺少旁證。在此情況下，作為歷史學著作的‘口述歷史’，要求口述者盡可能詳細地回憶現場情節和周邊情況，確保記憶準確，訪問人則需要查考檔案文獻，研究背景材料，使口述內容與歷史背景有機融合。”職此之故，她在口述者耐心配合下反復提問核實，追蹤細枝末節。

　　對李敦白追述的許多重要歷史問題，如中共中央委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翻譯《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并帶給東歐各國及法國、意大利共產黨領袖，以及“宣化店告密”、“斯特朗間諜案”等，撰寫者均與相關文獻資料進行了比對和考訂。得到李敦白認同或補充的背景性資料，被不著痕跡地融入口述中，而那些未能得到文獻確證，但李敦白堅持己見的，則以注釋方式進一步引證相關資料，并將撰述者的意見一并呈現。該書注釋顯示，訪問人介紹了周恩來一首未刊小詩的寫作背景，借以印證周恩來和陳毅之間亦師亦友的融洽關系。

　　“小心自己給自己編故事”

　　該書價值體現在諸多方面，限于篇幅，在此僅舉三端。首先，有益于澄清一些不為人知或知之淺少的歷史事實。比如，陽早等人所寫的那張大字報，后來宏大范式的解讀是：表達了當事人參加“文革”的強烈愿望和對毛主席的無比熱愛。但同為外國專家的李敦白所了解的事實卻是：他們對把外國專家與政治隔離的做法不滿，認為這種隔離會將外國人“推上修正主義的道路”。至于李敦白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主觀認識和理性思考所述及的數十位重要歷史人物，更為世人多維度觀察當時的社會政治，提供了一個別開生面的視角。

　　其次，該書跳出傳統的精神病理分析窠臼，明確將信念、意志等因素納入心理調適和治療體系中。書中所述“智慧療法”，對于長期身處逆境乃至絕望無助之人心理疾患的自我預防和調治，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例如，李敦白親身體驗到，“引起情緒波動往往是自己給自己編的故事，而不是事實。這樣，我就總結出了一條經驗：小心自己給自己編故事。”

　　最后，全書以真實可信的個案，促使人們思考一個終極問題：理想信念與生命質量究竟應該如何安置?無論從何種角度觀察，李敦白對社會改造和人生價值的探索均是真誠的。他無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雖然造化弄人，致使他兩度蒙受不白奇冤而身陷囹圄，他所持守的理想信念，也曾使其遭受常人難以承受的身心巨創，但令人肅然起敬的是，在經歷跌宕起伏后的垂暮之年，他既沒有因為無端的冤屈和傷痛而心生怨懟，更未因為自己曾經的選擇而心生悔意。他矢志不渝地認為，“選擇中國，選擇中國革命，選擇中國共產黨，是我一生的幸運。”

　　在回顧了坎坷人生并反思了不堪回首的盲從之后，李敦白認為，每個人均有與生俱來明辨是非的能力，然而，個人的偏見和私欲往往蒙蔽了人們的樸素認知能力，以致盲目跟隨外在的那個“更大的聲音”，陷入一種可怕的集體無意識。在他看來，為了悲劇不再重演，人們在更多情況下應該相信常識，傾聽良知和理性的聲音。這也是他在經歷無數挫折、坎坷和千轉百回后，貢獻給世人至為寶貴的血淚箴言。

　　(作者單位：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李敦白對建國后官僚制度失望:坐專車吃特供

　　本文原載于《同舟共進》2013年第6期

　　一個美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卻卷入了狂飆突進的“文革”風潮，甚至一度成為單位造反派領袖。這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如何經歷群眾運動的狂喜和幻滅，又如何反思?

　　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已有一百多年歷史，未來二十年或許是中國現代民主建設最關鍵的時期。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我們應從歷史中汲取寶貴的經驗和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一百多年中，全國規模的“民主嘗試”有兩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后民初議會政黨政治，另一次是“文革”初期的群眾造反運動。這兩次嘗試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失敗得很慘。民初議會政黨政治實際上只是少數精英知識分子、上層政客、軍人的游戲，并沒有廣泛的群眾參與，只帶來了軍閥混戰;“文革”初期的群眾造反運動確實有廣泛的群眾參與，其失敗除了高層的因素外，群眾本身在民主理念、行為習慣和綜合素質上的不足或許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常常驚異于為何在像北大、清華這樣的中國最高學府，“文革”中興起的各群眾組織也不能通過民主選舉的文明方式建立秩序，而是選擇以慘烈的武斗解決分歧，而且即使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勸阻下，武斗也始終難以平息，最后靠高層派軍宣隊、工宣隊強行進駐繳械才解決問題。

　　李敦白是一個美國人，從小就建立起基本的自由民主理念，同時他又非常深入地參加了“文革”，甚至成為單位造反派的領袖，在“文革”初期北京造反派中很有影響。所以，他對“文革”中群眾民主嘗試的觀察相當深刻犀利，對于關心民主建設的中國人來說，這是相當珍貴的歷史記錄。

　　李敦白出身富裕家庭，是一個單純、富于同情心的美國左翼青年，參加過美國共產黨。他在二戰期間參軍，因學過中文被派到中國戰區，對中國革命發生了興趣。退伍后，李在宋慶齡、周恩來的幫助下到了延安，決心投身中國革命，并且由李先念、王震做介紹人，經中央五大書記批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主要擔任中共對外宣傳廣播的英文翻譯工作。但是，在革命接近勝利的1949年，受斯大林炮制的斯特朗間諜案牽連，李敦白遭到6年多的單獨監禁，直到斯大林去世兩年后才平反釋放。這樣慘痛的冤屈并沒有摧毀李敦白對中國革命的信心，他沒有選擇回美國，而是決定留下來參加新中國建設。李敦白也因此獲得了中共的信任，受到很高禮遇，擔任廣播事業局高級外國專家，負責對外英文廣播稿的把關，月工資高達600元，是普通中國職工的10～15倍，超過了國家主席毛澤東。這使他過上了優裕的生活，有大筆的余錢購買許多昂貴的明式紅木家具。毛澤東曾兩次當面向他道歉，即使在三年困難時期，他的生活也未受影響，還被吸收進《毛澤東選集》英文翻譯工作組。

　　接下來，他見證了“文革”初期的群眾民主，并熱情深入地參與其中，以其獨特的視角，為我們留下了富于啟發性的觀察和思考。(下文引用的材料均出自李敦白、阿曼達·貝內特著，丁薇譯《紅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對優裕生活的自責，對官僚等級制度的失望

　　李敦白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相對于普通的中國人，非常優越的生活并沒有讓他感覺自在，他擁有的級別反而讓他覺得違背了共產主義理想。有一天在報紙上讀到焦裕祿的故事，他受到極大的心理沖擊。

　　他寫道：“這位名叫焦裕祿的書記，簡直就是我理想中的完美榜樣，也符合黨一貫的要求。他不只坐在辦公室里，而是每天走在泥濘的鄉村小路，聽取農民的傾訴，詢問他們的狀況……讀完報道時，我發覺自己已經淚流滿面。這才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表現，這才是為人民服務。” “我不禁悲從中來。突然間，自己過去幾年的生活露出自私和腐敗的面目。我低頭看看自己的便便大腹，這就是過去幾年養尊處優的結果。”

　　“我們這群人有特別的住房，特別的伙食，還有專車……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實也成了腦滿腸肥的一員，我感到深深的后悔和自責。”

　　“難道就這樣下去嗎?從大學時代到現在，26年過去了，我一直自認是馬克思主義信徒，一個愿為人民服務的人。難道我愿意晚節不保，讓自己蛻變為資產階級特權分子?我沒能信守自己為革命奮斗的理想。我一向鄙視偽君子和騙子，可如今只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第二天，我就搬出了獨立的辦公室。”

　　但是，官僚等級體制已經形成，李敦白想憑借個人理想擺脫制度的行為遇到了重重阻力。他寫道：“我的部分轉變也令某些人不高興。例如當我向上級要求工資降低一半時，就遭到堅決反對，最后我只得說，我會在銀行開個賬戶，把一半工資存到這個用假名開立的賬戶中。我也避免坐專車，改騎自行車往返友誼飯店。于是一個安全部的領導特地來勸說我不要這樣做。”“當我決定恢復定期體力勞動，去單位對面的地鐵工地挖土時，黨組織也發話了。‘讓我們的外國專家到工地勞動，對我們而言是個安全問題。'……”

　　“我的下一步行動更厲害。我把家里漂亮的古董家具捐了出去……對我而言，將這些古董留在自己身邊欣賞，跟那些花錢雕刻它們并留在家里欣賞的富貴人家一樣腐敗。”

　　李敦白: 毛澤東思想不能否定 應更認真學習

　　□ 環球人物雜志駐美國特派記者 吳成良

　　1964年，毛澤東與李敦白(左一)、愛潑斯坦(左二)、斯特朗(右一)交談。

　　李敦白的名字對于中國的年輕人來說可能有些陌生，但在上了年紀的人眼里，這位美國人可是大名鼎鼎。他曾在中國生活、工作35年，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交往甚密，被稱為“躋身中共高層核心圈的美國大兵”。

　　前不久，92歲高齡的李敦白和夫人王玉琳在美國阿拉巴馬州出席一次論壇，并接受了本刊記者的采訪。對半個多世紀之前發生的事情，他依然記得每一個細節。更為可貴的是，李敦白并不是一個生活在回憶中的人，對于中國的現實情況，也有著獨到的看法。

　　揣著路條，能吃面條

　　1945年9月，二戰的硝煙剛剛散盡，李敦白和他的戰友們來到昆明，擔任美軍軍法處的中文專員。這份工作使他接觸到中國社會不同階層的民眾，漸漸看到國民黨的腐敗，對傳說中廉潔并且充滿理想的中共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軍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李敦白本該復員回國。可此時他由于與中共地下黨員頻繁接觸，“完全被中國迷住了”。他決定留下來，并想方設法到美軍的上海陸軍總部工作，還與上海的地下黨“接上了頭”。后來，在宋慶齡的介紹下，他轉到聯合國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工作，隨后又前往張家口協助新華廣播電臺開辦英語廣播。1946年9月，他啟程去了延安。

　　“我是在傅作義部隊襲擊張家口前幾天動身的。”李敦白對本刊記者回憶說。臨走前，他去向晉察冀解放區司令員聶榮臻告別，聶榮臻給他寫了張條子，大意說，這是李敦白同志，我們的美國朋友，希望沿途軍民提供一切必要的幫助。“聶榮臻簽了字，還蓋上了大紅戳。我靠這個條子得到很多幫助。每到一個村子，當地的干部看到條子，就很熱情的給我煮面條吃，找地方住。”

　　一路上，李敦白偶爾騎馬，但大部分的路途都步行完成。他從張家口出發，途徑4個省，突破封鎖線，渡過黃河，走了45天，在10月到了延安。“雖然長途跋涉，但我很興奮，一點不覺得苦。”

　　李敦白到達延安時，剛好趕上一個星期六。他在拜會了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后，碰到了當時的中央青年團書記馮文彬。馮文彬告訴他，每個星期六晚上都有舞會，可以帶他去。就在那天的舞會上，李敦白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當時，舞會上還有朱德、劉少奇和江青。

　　“我們推門進來時，毛主席正在跳舞。他看到我，就停了下來。”李敦白回憶說。在簡單地介紹后，毛澤東握住他的手，說“歡迎一個美國同志來參加我們的工作”。隨后，毛澤東和他找了靠墻的椅子坐下，第一句話就說：“如果你同意，我安排個時間，你到我那待一兩天，和我談談美國。”李敦白說自己也不是什么專家，不知道主席想不想聽，毛澤東爽快地說：“你就跟我談美國，一切我都愿意聽。”

　　后來，李敦白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倆人談起話來。李敦白注意到，毛澤東是個非常虛心，而且有禮貌的人。“聽我說話時，他總是聚精會神。后來年長一些的朱總司令來了，他起身非常客氣地打著招呼——總司令來了，請坐。”

　　在延安，李敦白擔任新華總社的英語專家，負責翻譯和修改稿件。他認為，自己在為這個古老的國家的巨變留下記錄，就打消了回美國的想法。同時，經李先念、王震介紹，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直接批準，他加入了中共，成為了當時中共唯一的外籍黨員。

　　解放前，李敦白經常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在他眼中，是個能虛心聽取意見的人。有一次，毛澤東和李敦白對美國工人階級革命產生了不同看法。“毛澤東和斯大林當時有相同的分析，認為二戰之后，美國會再次發生經濟危機，美國工人會趁此起來鬧革命。”李敦白說，“我跟他說我有不同看法。經濟危機對于美國工人階級不是好事，而是災難。在危機中，工人階級的組織會瓦解，因為他們沒有堅強的領導。我們兩人意見不同，但那也沒什么關系。”

　　“作為一個革命者，我太差了”

　　遺憾的是，留在中國的李敦白沒能躲開時代的旋渦，曾兩次被投入監獄，先后被監禁16年。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即，李敦白卻被關進了監獄，而且一關就是6年多。當時，蘇聯認為，在莫斯科幫助編輯《莫斯科新聞》的美國左派作家斯特朗是“美國間諜”，在世界上布下了大范圍的情報網，李敦白受她領導，負責收集中國的情報。蘇聯逮捕了斯特朗，并通知中共把李敦白抓起來。

　　“我是一個共產黨員，為什么會受到懷疑呢?”這是李敦白當時思考的問題。“我認為，作為一個革命者，尤其是作為一個參加中國革命的人，我肯定太差了。要不然，別人為什么會懷疑我。”他當時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繼續提高自己，把自己鍛煉成一個思想科學化、革命化和純潔化的人。“我對自己說，接受審查是我的任務。別人有上戰場的任務，有工作的任務，我有接受審查的任務。不管別人怎么看我，我就這樣看自己。我利用在監獄的機會努力學習，提高認識。我相信，如果我能從監獄出來，有更高的認識，那就更好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大量的錯案也得到了平反，“斯特朗國際間諜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李敦白結束了監獄生涯，毛澤東和周恩來都鄭重向他道了歉。1964年1月，毛澤東宴請包括李敦白在內的外國朋友時，對李敦白說：“你被牽扯到她(斯特朗)的案子，我們犯了一個很壞的錯誤，你是個好同志。”出獄后，李敦白選擇了到缺少外國專家的廣播事業局工作，主要負責對英語廣播稿件進行潤色、把關，還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定稿工作。

　　然而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李敦白沒有聽從朋友的勸告，投入了中國的政治紛爭。最終，于1968年再次入獄。第二次入獄時，李敦白唯一獲準帶進監獄的只有一本《毛澤東語錄》。“我下了決心，越是關在監獄，信仰就要越強。我經常默念夏明翰的就義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我的注意力都在這一點上，如果我太關注個人，可能活不到從監獄出來的那天。”

　　毛澤東思想是筆巨大財富

　　在獄中，李敦白對于毛澤東和他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毛主席做了別人做不到的好事。他解放了中國，建設了統一的國家。這個國家進行了宏大的社會改革，農民分到了土地，知識分子也變得更有地位。人民當家做了主人，中國人的腰桿直了起來。”在李敦白看來，毛澤東的有些政策操之過急，比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但毛澤東思想不僅不能否定，反而應該更認真地學習。“毛澤東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對于中國來說是筆巨大的財富。而且，這筆財富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說到這里，李敦白反問記者，解放戰爭為什么能取得勝利?“我在昆明的時候，和國民黨第五軍住得很近。他們的軍人吃得白白壯壯的，而且訓練很系統，按道理說，這樣的部隊會打仗。”李敦白說。隨后，他比較起了解放軍。1946年11月，他看到王震率三五九旅從陜南回延安時，很多戰士就像小孩子，因為農民分到土地，就讓兒子參軍了。一個班10個人左右，大概就4個人有布鞋，其余的都穿著自己編織的草鞋。一個班里，也只有四五個人拿著步槍，其他人都是紅纓槍和大棍子。和國民黨部隊相比，共產黨軍隊能打勝仗，關鍵在于思想路線對頭，“共產黨有一套科學思想，集中起來說，就是實事求是。”

　　李敦白跟記者舉了一個例子：1947年前后，黨中央發布了關于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40條指示，他受命把這些翻譯成英文。其中，第四十條指示是毛澤東親筆寫的，李敦白看不懂毛澤東的毛筆草書，就請人來解釋。對方告訴他，這一條說，如果縣區村里的同志想破壞這40條指示，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工作中，一字不改地照搬執行，這肯定要失敗。毛澤東的言外之意是，在執行指示時，一定要研究當地的情況，具體執行。

　　1977年11月，李敦白被釋放出獄。他沒有再回到廣播事業局，而是先后在新華社、社科院擔任顧問。1980年3月，李敦白偕妻子兒女回到了闊別35年之久的美國。在美國，李敦白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了6年的毛澤東哲學。最近幾年，他又在華盛頓州的太平洋路德大學教書。“學生讀《實踐論》、《矛盾論》和《論持久戰》的節選，他們的興趣大極了。這些東西很有價值，應該學，中國人如果自己不學，就太沒道理了。”李敦白對記者說。

　　中國夢是“咱們的夢”

　　談到當前中美關系，李敦白認為，中美將最終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但不會一帆風順。李敦白說：“實際上，現在中美的關系也不壞，只是相互有些猜疑。不過，每一屆美國總統總是會使兩國關系前進一些。有些總統，在競選時大罵中國，上臺以后就得面對現實。”

　　對于美國是否會遏制中國，李敦白說，美國知道中國的發展和強大是定局，是改變不了的趨勢。美國的官方立場是歡迎中國發展，但他們希望中國的發展不要對美國形成太大的競爭，尤其是軍事威脅，“兩國之間不信任的關鍵問題就在這個地方，美國擔心中國強大之后會進行對外擴張。當然，我個人看這種擔心純屬多余。”

　　李敦白對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也很關注。“‘中國夢’的提出很重要，是對中國年輕一代提出的一種理念，一種理想和奮斗目標。”李敦白說。在他眼里，和美國夢相比，中國夢更有自己的特點。“美國夢基本上是‘我的夢’，中國夢則是‘咱們的夢’;美國基本上是個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中國是以我們、我國為中心的;美國夢就是說我要有一個好房子、好工作、好家庭，和國家怎么樣沒太大關系，中國夢說的是國家發展進步了，每個人也會發展、進步。”

　　對于中共正在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他很贊賞：“群眾路線實際上就是民主。民主不是一個形式的問題，更不在于是不是多黨制，而在于能不能真正反映老百姓的要求，民主的主要精神就是老百姓能自由表達自己的需要。”他很認可毛澤東以前講的“中央就是個加工廠”，這能把老百姓的要求集中起來，然后再作為政策回到群眾中去。“這個精神，其實就是民主。”與此同時，李敦白認為美國的民主問題還很多。“美國人不缺乏個人自由，但在大的方面，美國民主可憐得很。美國打了那么多仗，每次都有很多人反對，不還是照樣打?”

　　對于不少學者希望中國能采取和美國相同的經濟政策，李敦白嗤之以鼻。“還好中國沒學美國在財政、金融上的政策。美國經濟還是老牛拉破車。現在5000多萬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貧困率18%。這還不能說明問題嗎?”(節選)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