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男女關系的演變始終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近代以來，爭取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運動已成世界性潮流，男女“同工同酬”就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標志。早在19世紀80年代初恩格斯就說：“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中去。”“在工資還沒有廢除之前，爭取男女同工同酬始終是所有社會主義者的要求。”①國際勞工組織1919年通過的《國際勞工組織章程》，規定：“男子與女子應對同值的工作領取同等的報酬。”②1951年頒布的《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約》規定：“不因性別不同而規定有差別的報酬標準”。③當今世界各國，大多制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法律或法規，并付諸具體實踐。在中國，男女“同工同酬”政策的提出和開展較晚，真正提出“同工同酬”概念并進入法律，是在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代初的農業集體化時期。迄今，它一直是我國力圖提高婦女地位的一項重要措施。

　　關于男女“同工同酬”，西方學術界研究較多，爭論也很激烈。中國學術界自20世紀90年代以后，開始關注當前社會的“同工同酬”現象，但主要限于“同工同酬”應否進行和能否實現的一般性討論。對于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國農村集體化時期的男女“同工同酬”現象，迄今尚無人進行專門的研究。本文擬以太行山區為例，對此做一考察，以豐富婦女史尤其是男女“同工同酬”問題的認識。所謂太行山區，是以冀晉交界、縱貫南北的太行山脈為主線，包括地處太行山深處和太行山腳下的廣大鄉村。這里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經濟文化滯后，傳統意識濃厚，但恰恰是這個地區，是男女“同工同酬”政策的發源地。

　　一、集體化農業與男女“同工同酬”政策的提出

　　　　提出和實行男女“同工同酬”政策的前提，是男女須在一起勞動，亦即有可資比較的統一勞動方式。中國農村集體化農業的開展，為此提供了條件。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庫空虛，經濟疲敝，盡快建立一個繁榮昌盛的現代工業化國家成為首要任務。中國工業的落后，決定了須從農業調取資金，發展工業。而要做到這一點，又須由國家控制農民的生產資料。于是，就有了一步步的集體化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傳統的農業勞動是以戶為單位的家庭作業，一般是“男主外，女主內”。當家庭作業變成集體生產之后，它就要求調動一切能夠使用的勞動力，以擴大農業積累，為國家的工業化積累資金。由此，鄉村婦女作為一種亟待開發的勞動力資源，開始大規模登上了歷史舞臺。在這一過程中，男女“同工同酬”是一種頗為重要的動員方式。其實，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尤其是建立革命根據地以后，就一向重視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將勞動解放視為婦女解放的重要標志。在具體實踐中，中共十分重視發揮婦女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大量婦女參加勞動成為根據地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集體化這一新的歷史時期，發動婦女參加勞動，仍然是尋求婦女解放、增加農業生產的重要手段。但與革命時期不同的是，男女“同工同酬”開始成為實現這一目的的重要措施。

　　在互助組階段，農村就已開始產生勞動報酬乃至工分的計算④，出現了婦女記工的雛形。但由于婦女主要是干雜活、零活和輕活，對“工酬”關系沒有太多的認識，所以并無與男子“同酬”的迫切愿望。

　　男女“同工同酬”作為一個普遍的口號，始于山西省長治專區平順縣西溝村的初級合作社⑤。在集體化時期，山西太行山農村是一個頻出典型的地方。

　　西溝村于1951年底成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據后來刊登在《人民日報》的模范事跡報道：

　　男人下田一天記10分，婦女一天記5分。婦女對此稱為“老五分”，很不服氣，說還不如在家里納鞋底。在耙地時，女社員張雪花牽牲口，男社員馬玉興站耙。牽牲口算4分工，站耙算10分工。耙了一前晌，雪花說：“我為啥不能站耙?”馬玉興說：“不怕把你摔下來?”雪花要求試試。兩人換了以后，雪花站得滿好，整耙了一后晌。到晚上發工票時，雪花說：“我這工票怎樣發?”男社員說：“就這樣糊糊涂涂兩人一樣發了吧?”另一婦女申紀蘭，是初級社的副社長，很快把這一消息告訴大家。第二天，社里把耙地的活都交給婦女干，男人去修整土地，改良土壤了。1952年春，春播即將開始，要把成堆的糞勻到整塊地上。男人擔糞勻糞，婦女用锨往糞筐里裝糞。男人擔、勻一天10分，婦女裝一天糞7分。婦女也要求擔糞勻糞，男人說勻糞要有技術，婦女提議男女分開來比一比。社里給同樣多的男人和女人分了同樣多的地，男女同時在一個山梁上勻糞。結果不到中午，婦女都勻完了，而有的男人還沒勻完。這一來，連最反對同工同酬的男社員張女孩也說：“應該提高婦女的底分了。”從此，社務委員會取消了婦女只頂“老五分”的規定。按照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則，重新評定了婦女的底分，申紀蘭、張雪花、呂樓蘭評為10分，李二妮評為7分。⑥

　　西溝村的事跡經《人民日報》發表后，即轟動全國，各省黨報幾乎無一例外地全文予以轉載。由此，男女“同工同酬”作為一個重要命題開始凸顯出來，并真正開始納入中共中央的視野。

　　其實，就在這篇報道發表前兩個月，著名婦女運動領袖章蘊在全國婦聯舉辦的婦女工作會議上作了《關于當前婦女工作問題的報告》，指出了互助合作中的“同工同酬”問題，也將男女工分相等作為“同工同酬”的最終目標⑦。不過，這一報告更多還只是在婦女工作系統中的一個政治宣傳。但是，當《人民日報》這篇報道出現以后，中共中央以及領導人就不斷提倡男女“同工同酬”問題，并正式制定了相關政策。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明確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概念，男女勞動力應該按照工作的質量和數量，實行同樣的報酬的原則(例如：在同一工種中，婦女如果和男人做同樣多和同樣好的工，她所得的報酬必須是和男人相等的;勞動超過男人的，報酬也照樣超過;勞動比不上男人或只達到男人一半的，報酬也照樣減少)⑧。也就是說，同工應該同酬，不同工則不同酬，男女應一視同仁。1954年9月，男女“同工同酬”正式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第48條第2款規定：“國家保護婦女的權利和利益，實行男女同工同酬。”

　　把“同工同酬”政策推向廣泛和深入的，是1955年農業合作化高潮時毛澤東給三篇文章作的按語。第一篇按語，是給《邢臺縣民主婦女聯合會關于發展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婦女工作的規劃》一文寫的：“使全部婦女勞動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則下，一律參加到勞動戰線上去，這個要求，應當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予以實現。”第二篇是給《婦女走上了勞動戰線》一文寫的：“為了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動廣大的婦女群眾參加生產活動，具有極大的意義。在生產中，必須實現男女同工同酬。”第三篇給《在合作社內實行男女同工同酬》一文寫的：“建議各鄉各社普遍照辦”。⑨這三個批示發出后，男女“同工同酬”政策迅速在全國各地普遍推廣。

　　二、觀念與制度改進：“同工同酬”政策的動員與實施

　　隨著黨和政府對男女“同工同酬”政策的制定、宣傳和動員，各地農村在觀念和制度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進和推動。

　　在初級社階段，首先是通過提高婦女的生產技術和實際成績，來改變男社員輕視婦女的觀念。如山西陵川縣原莊連全寶社，副社長金云花一方面勸說婦女重視學習生產技術，同時領導女社員和男社員開展增產競賽運動，女社員不僅取得了好成績，也提高了生產技術水平。曾對“同工同酬”有情緒的男社員靳小由、靳來安說：“今年婦女在毛主席領導下，甚都能學會，真和從前不一樣了，再不敢說人家不行了。”⑩其次，通過制訂定額、按件記工來衡量婦女的勞動。河北省邢臺縣東川口村，村黨支部以中等勞力的勞動效率為標準制定生產定額與標準工分，一方面激發壯勞力和技術人員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又使女勞力、半勞力充分發揮作用。(11)

　　在高級社階段，也是從思想和制度兩方面來貫徹男女“同工同酬”政策。提高婦女勞動質量，仍是改變傳統觀念的關鍵。在河北贊皇縣，縣婦聯特別強調婦女干活應該保證質量。該縣西王莊村由于婦女的勞動質量提高，工分由5分增至10分，從而激發了婦女的積極性(12)。制度上的改進，則與高級社經營方式的變化有關。當土地等生產資料開始歸集體所有之后，農民只有依靠合作社才能維持生存，付出多少勞動、掙多少工分就成為獲得生存資料的標準，這就要求記工分的制度更加合理化。1955年11月全國人大公布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推薦了兩種工分制——“死分活評”和“定額記工”，要求無條件實行男女同工同酬(13)。這兩種記工方法比以前的工分制度更加靈活，有利于提高女社員的生產積極性。

　　建立人民公社后，“同工同酬”政策的實施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其中，又分大公社、60年代初期和“文化大革命”三個階段。

　　大公社，是指1958年至1960年人民公社化運動階段。因大力推行“按需分配”為主的供給制，以勞動數量、質量為依據的工分制退出，男女“同工同酬”也就無從談起。這一帶有絕對平均主義特征的做法，嚴重挫傷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消極怠工、偷工減料甚至破壞集體經濟的現象時有發生。1959年4月，中央重申“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為主的分配原則，推薦“死級活評、定額管理、評工計分、按勞動日分配”等方法(14)。各地開始恢復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原則，降低供給制的比重。

　　20世紀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隨著“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新體制的確立，各地恢復了“評工記分”制，“同工同酬”政策重新受到重視。如山西交城縣，磁窯大隊第二生產隊為了實行男女同工同酬，凡是婦女能夠單獨操作的農活，都包給婦女做;凡是婦女難以單獨操作的農活，就采用男女混合的辦法做。中耕小麥時，單獨包給婦女做，一天最高掙14分，達到了男勞力的水平。(15)

　　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全國掀起“農業學大寨”運動，學大寨被提高到“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執行什么路線”的高度，學就是“走社會主義光明道”，不學就是“邪門歪道”，反對學就是“走資派”。在勞動管理上，學“大寨工分”也講男女“同工同酬”，但常以是否具備“正確的勞動態度”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標準評分。這種評分方法難以控制和操作，被社員戲稱為“大概工分”。一時間，“大呼隆”、“磨洋工”的現象非常嚴重。“大寨工分”喧囂過后，各地又改回“底分死記”或“底分活評”的工分制度，其中又以前者為主。在太行山區，上一天工得一天的工分，年終按工分數量分配，為了實現“同工同酬”，提倡絕對平等，“男十分女十分，男八分女八分”(16)。

　　在此階段，“同工同酬”的開展帶有強烈的政治性，甚至上升為兩種思想和兩條路線的斗爭。以阜平縣西莊公社為例，具體表現為：“一學”、“二造”、“三擺”、“四批”。“一學”，就是舉辦各種類型的學習班，讓大家認識到是否落實同工同酬政策，不僅是幾個工分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鞏固還是削弱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問題。“二造”，就是利用各種形式，大造革命輿論，使毛澤東關于“同工同酬”的指示和“同工同酬”政策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三擺”，就是大擺婦女在舊社會遭受的痛苦和新社會婦女的作用，使大家認識到婦女能頂“半邊天”，男女應該事先真正平等。“四批”，就是狠批“男尊女卑”和“婦女無用”的論調，使男社員正確對待男女同工同酬，發揮婦女作用。(17)

　　三、婦女生產積極性的提高

　　　　對于“同工同酬”政策的實施效果，各類媒體曾廣泛宣傳：婦女解放了，婦女撐起了“半邊天”，男人能做的事婦女都能做，男女達到了同工同酬。的確，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婦女的勞動積極性，無論是合作社時期還是人民公社時期，都有一些例證。

　　在初級社階段，男女“同工同酬”的口號剛剛提出，婦女的工分就開始增加，生產積極性也隨之顯現出來。在阜平縣南五合作社，利用春耕機會，按件記工和包工制重新評定婦女的勞動能力，工分由過去的五六分增至八九分。由于工分提高，婦女參加生產的人數由開始只有幾人增至300多個。社員孟小香說：“真是參加生產的情緒一天比一天高了，能與男子得同樣的工分。”(18)

　　到高級社階段，社員報酬完全以工分為核算標準，婦女的出勤率和生產積極性進一步提高。如完縣光明社，每鋤一畝地，不論男女均記6分;除蟲也是男女一樣，每天記8分;打場一天，男的干重活，記10分，女社員打雜，于輕活，翻場、耬場等，記8分，基本達到了同工同酬。因評工記分合理，全社男女老少的勞動得到了相應的報酬，大部分女社員的生產情緒提高了(19)。

　　到人民公社時期，經歷一段時間的供給制后，又重新提出合理評定工分，實行“同工同酬”政策，女勞力的生產效果又顯現出來。如陵川縣黑山底生產大隊，在合作社時期一直是男社員10分，女社員7分。進入60年代，開始修訂勞動定額，評工評分，不論男女老少，不受底分限制，以活記工，有定額按定額，無定額按記工，極大地刺激了婦女的生產積極性。完縣北關生產隊每人一天運糞16小車記10分，每超過1車多記1分，每差1車減1分。青年女社員朱秀珍，過去一天只推10小車，包工定額后每天增至21小車。有的婦女為多運糞，由挑、抬改為小推車。10天之內，20名婦女共運糞1500大車，占運出總量的50%(20)。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盡管處于動蕩歲月，但男女“同工同酬”政策仍取得了一定成績。阜平縣西莊公社，1975年實行男女勞力統一站隊，婦女工分突破了過去的老6分。據138個婦女勞力的統計，7分以上者達到70多個，占婦女勞力總數的50%以上，于是婦女生產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出勤率和勞動工效都明顯提高。如四隊的磚窯生產，用同樣的勞力，過去出窯入窯需三四天時間，評工后兩天就完成了。過去的女勞力背磚坯十五六塊，實行“同工同酬”以后，增到二十四五塊(21)。邢臺縣石門公社35個大隊，男女整半勞力共計12800名，其中女勞力6596名，已達總勞力的50.1%。女勞力的底分普遍提高，到1979年提高工分的女勞力有4961名，占女勞力總數的75.2%，其中評為一級10分的有718名，9分以上的有2666名(22)。

　　通過以上舉例可以看出，集體化時期30年，“同工同酬”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無論是包工還是“死分死記”，婦女的工分報酬都有所增加，乃至與男性相同。相應地，婦女的生產出勤率也明顯提高。也正是因為此，婦女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都隨之提高。昔陽縣后龍風垴生產大隊社員李岡成的一句話，大致表明了婦女經濟地位的變化，他說：“過去婦女吃漢、穿漢，現在婦女養活家庭。”(23)婦女政治地位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婦女擔任社隊干部的人數增加，如長治專區118個農業合作社中，就有女正副社長95人(24)。可以這樣說，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農村建設中，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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