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1918年，蘇聯一個布匹店小老板偽造了一份“共妻法令”，并將之付諸實踐。這位冒險家死后，“共妻令”并沒有隨著法庭的審判而結束，反而成為“共產共妻”謠言的源頭。
 在一些西方國家的報道里，蘇聯“共妻”說曾持續多年。對于這一敏感而離奇的事件，蘇聯史學界觀點并不統一。一些蘇聯史學家要么三緘其口，要么只是一筆帶過。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星火》、《論據與事實》等蘇聯中央媒體才先后披露一個事實：在1918年，在許多地方報紙上，出現了一道偽造的“共妻法令”。那些吃白飯的好色之徒將這一法令當作護身符，并將其一直實踐到了1930年。
 

■ 冒險家的奇想
 

1918年6月底，莫斯科米亞斯尼茨基街的交易所大廈，正在進行的法庭審判已經進入尾聲。
 

庭審中的被告名叫赫瓦托夫，原本為一家布匹店的小老板。赫瓦托夫被指控涉嫌編撰《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擅自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大肆張貼，組織無政府主義者非法團體。該偽造“法令”由19段文字組成，通篇號召勞苦大眾爭取性享受的權力，在“法令”開篇這樣寫道：“所有絕色佳人皆成為資產階級的籠中鳥，嚴重擾亂了人類在地球上的正常延續。”
 

這一真假難辨的法令頗具煽動性地宣告：從1918年5月1日起，所有17至32歲的女性應擺脫個人控制的束縛，宣布自己為人民的公共財產。
 

按照這份“法令”，男人將有權“享用”一名婦女，但每周不得超過三次，每次不超過三個小時。而要得到對這一“公共財物”的使用權，當事人必須事先加入“勞動家庭”，并領取工廠委員會、工會或地方蘇維埃辦理的會員資格證明。對原本有家室的男子，“法令”還給予一定照顧，允許原夫在規定次數之外親近原妻。而對那些拒絕將妻子充公的男子，剝奪其與其他女性發生親密關系的權利。
 

“法令”還規定，每名渴望享用“人民財產一份子”的“勞動家庭”成員，必須從其收入中扣除10%。而不屬于“勞動家庭”的男子，每個月則需交納100盧布的會費。管理部門將用這些工資扣除款及交納金設立一個“人民后代”基金，對公有婦女支付232盧布的補償金，對其中的懷孕婦女發放補貼，對她們所生子女進行撫養，讓孩兒們在“人民搖籃”長到17歲，失去勞動能力的婦女還可領到退休金。
 

■ 荒誕的實踐
 

法庭在司法調查過程中查明，在被捕之前，赫瓦托夫已經實踐了“法令”上的部分內容。為此，他在索科利尼基村買下了一幢有三個房間的木屋，并將其命名為“社員愛宮”。他還為這所“宮殿”物色到了一些“住戶”，并把光顧者統稱為“家庭公社社員”。從“社員們”手上拿到會費后，赫瓦托夫便將錢款據為己有。有時候他也會親自光顧一下“愛宮”，物色他中意的年青女子，當然是完全免費的。
 

根據赫瓦托夫的安排，社員們每10個人睡在一個房間，男女社員各自單獨分開休息。在其中兩個十個床位房間中，分別隔出了一個可供兩人睡覺的小號（隔間）。在征得其他社員的同意后，一對男女就可以住進隔間，盡情享受性愛的歡愉。
 

“公社社員”的這些生活細節被傳開后，一群青年人便帶著他們女友紛紛要求加入這個“公社”。這下子“愛宮”亂了套，明顯處于少數的已婚婦女不干了，倍受冷落的她們開始發出抗議，用帶來的板條拼命抽打地板。
 

■ “無罪釋放”
 

這真是是法學史上前所未聞的案件，受到了蘇維埃執法機關的高度重視。為將這一事件審理清楚，蘇俄黨政機關派骨干介入了法庭審判和辯論。
 

法院主席名叫莫基拉，是一位劍術高強的前線老戰士，擔任法官助理的都是人民陪審員，而辯護人一個是國家救濟人民委員科隆泰，另一位則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拉林。
 

作為公訴一方，政府派出了兩位代表：一位是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婦女部主任維諾格拉茨卡婭，一位是莫斯科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黨醫”扎爾金德。他們在發言中反復強調，“工人階級從維護革命利益出發，有權干涉自己成員的性生活。”在發言結束時，兩位控告人提議追究赫瓦托夫的刑事責任：剝奪自由五年，關入弗拉基米爾中央監獄，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當莫基拉請辯護方發言時，女辯護人科隆泰輕盈地躍上了講臺。在長達40分鐘的發言中，她以精彩的語言捍衛她的“愛神”理論。她為被告辯護說，男女關系過于隨便，缺乏形式上的嚴格約束，導致時下人們舉止輕浮，才使赫瓦托夫“法令”中所宣揚的東西有了市場。
 

科隆泰強調指出，十月革命前俄國社會底層固有的自由散漫，以及整個社會倫理道德的淪喪，不會隨社會主義的發展而自動消亡，還會多多少少遺留下痕跡，資產階級的沉渣陋習還會不時泛起。鑒于這種社會背景，科隆泰要求法庭對赫瓦托夫法外開恩，將其從法庭直接無罪釋放，但對于從好色的“公社社員”手中收到錢款，則應予以沒收，并上繳國庫。
 

發言結束，科隆泰剛一跳下講臺，全副武裝的紅軍戰士的警衛線便被赫瓦托夫的支持者沖破。一群已婚婦女浩浩蕩蕩地闖入法庭，一同高聲叫喊：“暴君！褻瀆神靈！喪盡天良!”叫喊了一陣兒后，她們就開始亂扔臭雞蛋、爛土豆和死貓。挨砸的不僅有法官、控訴人和辯護人，而且還包括她們前來聲援的對象——被告赫瓦托夫。
 

見法庭形勢完全失控，警衛人員立即叫來增援部隊。一輛裝甲車迅速趕到出事地點，一群荷槍實彈的水兵從上面跳了下來。眼看大勢不好，婦女們被嚇得作鳥獸散。
 

法院里的局勢安定下來后，獨臂老戰士莫基拉與兩名士兵陪審員便進入另一間會議室，就法庭最后的裁決進行磋商。在反復商量了大約三個小時后，因科隆泰畢竟位高權重，他們最終采納了她的意見。結果法庭當場判決如下：因赫瓦托夫犯罪證據不足，法庭當庭釋放。同時法庭責令被告，索科利尼基村的“愛宮”要立即交公，非法獲取的錢財必須上繳國庫。
 

盡管赫瓦托夫暗自慶幸得以獲釋，但他的平安日子沒過多久。就在獲釋的第二天，他被一群無政府主義者殺死在自己的布店里。殺了人之后，他們還到處張貼公告，稱這一謀殺是“復仇行動和正義的抗議”，原因是死者盜用無政府主義者的名義，私自發布色情的《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嚴重玷污了無政府主義組織的聲譽。
 

■ 傳播
 

冒險家赫瓦托夫死了，但偽造法令的故事并沒有完結，而是恰恰相反。這個荒唐的法令出籠后，就以閃電的速度在俄國大地廣泛傳播、蔓延。到1918年的秋天，它就被許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報紙大量轉載。有的把它當作一個吸引讀者眼球的怪異噱頭，有的則是為了詆毀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名譽，進而給蘇維埃政權抹黑。要知道當時的情況是，無政府主義者與布爾什維克建立了統一戰線，并在各個層面參與了蘇維埃的工作。
 

假法令四處泛濫，新政權卻沒有及時控制這股勢頭。假法令在傳播過程中還以訛傳訛，各式各樣的新版本不斷出現。如在維亞特卡邊區（基洛夫州），右翼社會革命黨人維諾格拉多夫從《烏法生活報》摘錄了赫瓦托夫的“大作”，將其進行添油加醋地修改，并以《不朽的文件》為標題，再度登載在《維亞特卡邊區報》上。
 

在俄國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白衛軍也慣于拿偽造法令當武器。為把群眾煽動起來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白衛軍也以布爾什維克的名義發布了大量假法令。1920年1月，白衛軍頭目高爾察克被捕時，在他軍服的口袋也發現了赫瓦托夫的那道假法令。

■ 傳播與消亡
 

赫瓦托夫的“杰作”及部分實踐，不僅在蘇俄國內家喻戶曉，而且還“名揚海外”。
 

1918年夏天，美國和歐洲各大報紙上紛紛出現這樣的頭條：“禁止組建家庭，布爾什維克共妻”、“蘇維埃實行群婚”、“社會主義令賣淫合法化”、“布爾什維克使俄國文明走向荒蕪”等等。這些文章見諸報端后，讓許多西方人對蘇聯留下了強烈的不良印象，認為布爾什維克破壞婚姻和家庭，將女性社會化。
 

英國著名作家赫伯特·威爾斯也聽說了這一奇事。1920年，他專程從倫敦來到莫斯科，與列寧交談了三個小時，想弄清俄共（布）領導是否真的頒布了《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是否準備在日常生活中貫徹實施。列寧解釋道，蘇維埃政權的中央機關與該“法令”毫無干系。威爾斯在《陰霾籠罩的俄國》一書中描寫了此事。
 

在1920-1930年期間，蘇聯社會開始轉向禁欲主義，社會生活規范十分嚴肅。從1930年代中期開始，男女曖昧關系又被極度政治化。在報紙和雜志的扉頁中，已經不再有對性問題的討論文章。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衣著輕佻的姑娘也消失得無影無蹤。1935年3月，在蘇聯一家紡織廠發生的事成為這一時期的最佳注腳：列寧共青團開除了一名青年鉗工，因為他“同時與兩個姑娘談情說愛”。
 

對于社會主義式清心寡欲的生活，蘇聯政府給予了大力鼓勵和提倡。1937年，《共青團真理報》發表社論說：“人民的敵人費盡了心機，妄圖以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青年人的婚姻愛情觀，從而在政治上腐化蘇聯青年。”在這個階段，婚前性行為被徹底歸入“有毒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即便是正式離婚，也被貼上了丑惡的標簽，從而進一步影響到共青團員或共產黨員今后的事業和命運。
 

隨著蘇聯上世紀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上演，“共妻令”事件的煙云被吹拂得云消霧散，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和談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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