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三十年代，亂世中國，有兩個軍中人物因相似的罪行引爆輿論，一個叫張靈甫，一個叫黃克功，他們分屬國、共兩黨，而結局卻迥然不同，甚至說是天壤之別。

　　1935年，在國民黨胡宗南部隊任職團長的張靈甫因生活瑣事將自己的妻子吳海蘭射殺于自家庭院，之后揚長而去，逍遙地繼續當他的團長。后來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到南京投案自首，被南京軍事法庭判刑10年。1937年抗戰爆發后，蔣介石以“戴罪立功”為名，將張靈甫釋放歸隊，并一路加官晉爵，一路由團長、旅長、副師長、師長、副軍長，最后升至全副美式裝備的整編74師中將師長，直至在孟良崮戰役中被我華東野戰軍擊斃。蔣介石對張靈甫之死死悲痛不已，老淚縱橫，稱其“殺身成仁，為黨盡忠”，并在南京玄武湖畔建碑紀念，炳其功績。

　　1937年10月5日，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戀愛不成將陜北公學學員劉茜槍殺在延河邊。10月10日，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經過審理，判處黃克功死刑，立即執行。黃克功少年時加入紅軍，歷經井岡山的斗爭和萬里長征，屢立戰功，身上從臂部到腿部傷疤連著傷疤，猶如打結的老樹皮。毛澤東對長征走過的戰士極為珍惜，把他們當作寶貴的火種。當時正處國難當頭時期，正是用人之時，有人希望來個“戴罪立功”，讓黃克功在戰場上殺敵立功。黃克功也有這樣一種想法，他在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中，一方面承認了犯罪事實，一方面“希望我能死在與敵人作戰的戰場上，如果允許，給我一挺機關槍，由執法隊督陣，我要死在同敵人的拼殺中。”在他準備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的時候，審判長雷經天收到了毛澤東的信，不過這封信不是讓黃克功“戴罪立功”的，而是維護法律的尊嚴的，這封信斷了黃克功最后一絲求生的念想。毛澤東的這封信后來收錄在《毛澤東書信選集》里，全文如下：

　　“雷經天同志：

　　你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

　　黃克功過去的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赦免他，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請你在公審會上，當著黃克功及到會群眾，除宣布法庭判決外，并宣布我這封信。對劉茜同志之家屬，應給以安慰與體恤。

　　毛澤東

　　1937年10月10日”

　　槍斃黃克功，毛澤東不心痛嗎?心痛。據后人回憶，黃克功案審判大會時，毛澤東和張聞天一直都在不遠的延河對岸朝會場張望，直到大會快要開始時，毛澤東才背著雙手，低著頭走開。毛澤東為什么就不能象蔣介石那么做呢?也來個戴罪立功，讓黃克功在抗日的戰場上橫刀立馬，不難想象，黃克功的戰績不會輸于張靈甫。可毛澤東卻絕情地，讓一員猛將的生命結束在1937年，一點機會都不給，是不是有些可惜呢?是不是不如蔣介石愛才呢?是不是讓部隊的力量造成很大的損失呢?其實，當這兩樁公案發生的時候，歷史就已經給出了答案。

　　張靈甫釋放了，國民黨死了。老百姓看到的不是蔣介石的愛才知人，而是對法律的踐踏，對生命的漠視，還有國家綱常的敗壞。國民黨軍隊所到之處，橫征暴斂，軍紀渙散，為國民所痛恨。抗戰時期駐守河南的國民黨第一戰區副司令湯恩伯，被老百姓并稱“水旱蝗湯”，成為四大災害之一。1944年春時，當日軍以6萬部隊進攻河南，湯恩伯50萬國軍潰不成軍，河南憤怒的農民用鋤頭、大刀等“開始解除個別士兵的武裝，后來把整連整連的人繳械。”(白修德著《中國的驚雷》語)。拿殺妻都成兒戲的張靈甫，更是日益驕橫跋扈，對山東解放區進行重點進攻之時，“還鄉團”跟隨張靈甫部隊用極其慘忍的手段屠殺魯南地區軍民，犯下了累累血債。國民黨統治區內信譽掃地，威信破產。1940年2月1日，毛澤東為延安民眾討汪大會起草的通電《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其中一點為：“取締貪官污吏。抗戰以來，有發國難財至一萬萬元之多者，有討小老婆至八九個之多者。舉凡兵役也，公債也，經濟之統制也，災民難民之救濟也，無不為貪官污吏借以發財之機會。國家有此一群虎狼，無怪乎國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憤已達極點，而無人敢暴露其兇殘。為挽救國家崩潰之危機起見，亟宜斷行有效辦法，徹底取締一切貪官污吏。此應請采納實行者八。”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說：“蔣軍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奸淫擄掠，實行三光政策，同日本強盜的行為完全一樣。……在一切蔣介石統治區域，貪污遍地，特務橫行，捐稅繁重，物價高漲，經濟破產，百業蕭條，征兵征糧，怨聲載道，這樣就使全國絕大多數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在《關于時局的聲明》中說：“匪軍所至，殺戮人民，奸淫婦女，焚毀村莊，掠奪財物，無所不用其極。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治區域，則壓迫工農兵學商各界廣大人民群眾出糧、出稅、出力，敲骨吸髓，以供其所謂‘戡亂剿匪’之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權利;壓迫一切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使其喪失合法的地位;壓迫青年學生們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和扶植日本侵略勢力等項正義的運動;濫發偽法幣和偽金圓券，破壞人民的經濟生活，使廣大人民陷于破產的地位;用各種搜括的方法，使國家最大的財富集中于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系統。總之，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在其反動的賣國的內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礎之上所舉行的國內戰爭，業已陷全國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決不能逃脫自己應負的全部責任。”這并非僅僅是一種宣傳，而是對國民黨統治的實錄。

　　反觀共產黨治下的解放區，完全是另一副樣子，與國統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抗日戰爭時期，“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從城市來到延安獻身于共產主義(同時也是民族主義)事業。”(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著作《毛澤東的中國》語)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所作的講演《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中說：“陜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也絕非自夸的話，抗戰時來到中國進行戰地采訪的美國記者曾在他的著作《中國的驚雷》中寫道：“至今為止，共產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國民黨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潔白;在國民黨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國民黨壓迫人民的地方，它給人民帶來了救濟。”黃克功的伏法，是對法治理念的堅持和遵守，是對生命的尊重和悲憫，是對信仰的虔誠和追求，是對根基的夯實和鞏固，它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不是一種損失，而是一種壯大和健康，是贏得人民信賴的高明之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還發生過一起張子善、劉青山腐敗案件，他們也都是中國革命的有功之人，但依然沒有享受到“戴罪立功”的待遇，都沒有逃脫了被槍斃的命運。毛澤東曾就此告戒全黨：“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如果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殺張子善、劉青山時我講過，殺他們兩個，就是救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我說過殺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無奈，不得已啊。問題若是成了堆，就是積重難返了啊。崇楨皇帝是個好皇帝，可他面對那樣一個爛攤子，只好哭天抹淚去了喲。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楨，我們決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不過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

　　毛澤東是不搞“戴罪立功”的，哪怕他自己搞了腐敗，也要人民割了他的腦袋。蔣介石搞“戴罪立功”，丟了一個江山;毛澤東不搞“戴罪立功”，結果成就了一個江山。黃克功若有在天之靈，當知自己死的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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