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毛澤東關于《加強宗教問題的研究》的重要批示，從國際戰(zhàn)略角度提出研究宗教問題的重要性。任繼愈將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概括為 “研究宗教，批判神學”，成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奠基者。堅持這一學術(shù)范式對于當前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宗教學具有戰(zhàn)略性的指導意義。近些年來，宗教研究領域提出的“學術(shù)神學”范式，形成對“批判神學”學術(shù)范式的挑戰(zhàn)。某些號稱研究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學者，絕口不提科學無神論。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科學無神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廈最底層的基石。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科學無神論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和積極的人生觀，占有重要地位。加強科學無神論學科建設，是抵御境外宗教滲透和防范校園傳教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 毛澤東 研究宗教 批判神學 馬克思主義宗教學 科學無神論

　　1963年底，毛澤東主席作出關于《加強宗教問題的研究》的重要批示。根據(jù)毛主席的批示，任繼愈先生創(chuàng)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奠基者。毛主席的批示言簡義賅，高屋建瓴。在當前復雜的形勢下，研究踐行毛主席關于加強宗教問題研究的批示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一、《加強宗教問題的研究》的戰(zhàn)略意義

　　1963年12月30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中央轉(zhuǎn)發(fā)中央外事小組、中央宣傳部關于加強研究外國工作的報告上寫下批語：“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nèi)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gòu)，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現(xiàn)代佛學》不是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fā)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

　　毛主席批示的精神，從國際戰(zhàn)略角度提出研究宗教問題的重要性，對于創(chuàng)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具有戰(zhàn)略性的指導意義。我們認真分析這一批示，有三個要點：一是宗教研究要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二是要堅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研究宗教;三是要批判宗教神學。

　　第一，宗教研究要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1959年10月，毛澤東主席請任繼愈先生到中南海菊香書屋面談。毛主席對任先生說：“你寫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讀了。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毛澤東第一次對學者提出研究宗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宗教需要外行來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也不能迷信。”他強調(diào)科學世界觀對宗教研究的重要性。所謂“《現(xiàn)代佛學》不是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學者與宗教信徒不同，研究宗教，要堅持唯物論和無神論，而不能堅持唯心論和有神論。

　　毛澤東在延安講授辯證法唯物論時，就明確指出宗教有神論是唯心主義。他說：“哲學的唯心論是將認識的一個片段或一個方面，片面地夸張為一種脫離物質(zhì)、脫離自然的神化的絕對體。唯心論就是宗教的教義，這是很對的。”

　　第二，要堅持用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研究宗教。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習近平同志將其視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馬克思主義學者研究宗教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fā)，用歷史來說明宗教，而不能用宗教來說明歷史;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從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zhì)生活中尋找精神生活的秘密;堅持一分為二的辯證態(tài)度，既肯定宗教積極的一面，也批評其消極的一面。

　　從政策策略上分析，高明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宣傳科學無神論與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不矛盾。1927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菩薩是農(nóng)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nóng)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chǎn)黨對于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fā)，躍如也。’菩薩要農(nóng)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jié)孝坊要農(nóng)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共產(chǎn)黨人既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又要團結(jié)愛國進步的宗教界人士，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1940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在這點上，中國無產(chǎn)階級的科學思想能夠和中國還有進步性的資產(chǎn)階級的唯物論者和自然科學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但是決不能和任何反動的唯心論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共產(chǎn)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

　　第三，研究宗教要批判宗教神學。毛澤東要求我們的研究機構(gòu)和刊物是“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文章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研究，必須堅持無神論立場。批示中明確地要求“批判神學”。

　　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指出，神靈觀念是宗教教義的哲學核心，是宗教區(qū)別于其他意識形態(tài)的關鍵要素。宗教神學屬于唯心主義哲學范疇。毛澤東在延安講授辯證法唯物論時，指出：“一切哲學的唯心論及宗教的神道主義的本質(zhì)，在于它們從否認世界的物質(zhì)統(tǒng)一性出發(fā)，設想世界的運動及發(fā)展是沒有物質(zhì)的，或在最初是沒有物質(zhì)的，而是精神作用或上帝神力的結(jié)果。”比如，基督教說上帝創(chuàng)造世界，佛教將宇宙萬物運動發(fā)展歸之于神力。有神論觀點本身雖然完全不能支撐起宗教的大廈，然而，它是走向宗教的堅硬橋梁。研究宗教問題如果不堅持無神論，不批判神學，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研究。

　　根據(jù)毛主席的批示批示，任繼愈先生創(chuàng)辦當代中國第一個宗教學研究機構(gòu)——世界宗教研究所。任先生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南，領導全所科研人員開展研究宗教。他指出：“只有馬克思主義宗教學應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來分析和研究宗教問題，才是最徹底、最科學的無神論。”科學無神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哲學基礎，“它既要揭示宗教發(fā)生、發(fā)展和走向消亡的規(guī)律，就必須具體研究各種宗教產(chǎn)生的根源和發(fā)展的歷史;它既要說明宗教的本質(zhì)及其在社會歷史中的作用，就必須具體研究各種宗教的歷史、教義、教派、經(jīng)典、理論及其社會意義，具體研究宗教與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和其他意識形態(tài)(哲學、倫理、法律、文化、藝術(shù)、科學)的關系。”

　　任先生說：“自然科學認識自然，為創(chuàng)作物質(zhì)財富提供知識;社會科學認識社會，認識人類自身，說明人類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人類的前途，國家的命運，事業(yè)的成敗，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有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科學是反映自然、社會和思維發(fā)展客觀規(guī)律的科學知識與方法體系，主要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主要是研究自然和揭示自然界規(guī)律，社會科學主要研究人類社會和揭示社會產(chǎn)生、存在和發(fā)展的規(guī)律。科學的本質(zhì)在于創(chuàng)新，科學的特性在于講實話和揭示真相，“只有在講實話、揭示真相的基礎上，人類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人類獲得自由絕不是建立在對鬼神的畏懼、諂媚、賄買和奉獻財物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者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始終堅持樹立科學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始終堅持科學無神論宣傳和批判宗教有神論。

　　在任繼愈領導下，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宗教學健康發(fā)展，成績斐然。任繼愈總主編的大學教材《宗教學原理》(出版時更名《宗教學通論》)、《佛教史》、《基督教史》、《伊斯蘭教史》等，成為我國宗教學各主要領域的奠基性著作。任繼愈主編的《道藏提要》、《中國道教史》、《宗教大辭典》、《佛教大辭典》、《中華大藏經(jīng)》影響深遠，其“持論之嚴謹，學術(shù)立場之公正”，獲得海內(nèi)外學術(shù)界的高度評價。

　　“研究宗教，批判神學”，是任先生為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撰寫文章的主標題。這一主題精確概括了毛主席批示的精神，對于創(chuàng)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具有戰(zhàn)略性的指導意義。

　　二、“研究宗教、批判神學”的困境

　　近些年來，隨著宗教熱的升溫，在各種宗教出巨資資助宗教研究的背景下，在宗教研究領域，宣揚宗教的積極作用成為主流話語，而分析宗教消極作用的聲音被邊緣化。在宗教研究領域，科學無神論的聲音微弱，幾乎成為“絕學”。從“宗教學的角度”研究宗教，成為主導話語。某些學者極力推崇某種宗教文化，將其詮釋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學的前提”。海內(nèi)外神學家聯(lián)手推動“漢語基督教神學運動”進入中國大陸思想文化教育領域，已經(jīng)形成影響當代中國主流話語圈的態(tài)勢。

　　這種“學術(shù)神學”思潮在某些學術(shù)權(quán)威的倡導下，已經(jīng)成為影響學術(shù)研究方向和制定政策的因素。一位著名學術(shù)權(quán)威認為，“長期以來中國內(nèi)地語境及其人們的觀念中有著‘批判神學’的影響”，“學術(shù)神學”需要“正名”。關于如何界定“學術(shù)神學”，他贊同漢語基督教運動發(fā)起者的論述，即“學術(shù)神學”也是“關于基督上帝的理性化言說，‘上帝’、‘神’或終極之在是神學的主詞”，而當其“關于‘神’的言說”已經(jīng)“形成一套理性化的知識系統(tǒng)”時，理所當然可以“成其為神學”。這位權(quán)威人士高度評價“學術(shù)神學”對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他認為“‘學術(shù)神學’是中國內(nèi)地‘學界’對基督教的重新認知和對‘神學’的重新定義，它對兩者在當今中國的定位既造成挑戰(zhàn)，亦帶來機遇。這也是中國當代人文知識分子對其宗教認知，尤其是對基督教的認知的一次重新梳理和鑒別。其思想啟蒙乃空前。”在這些宗教研究領域權(quán)威人士的大力推動下，“學術(shù)神學”學術(shù)范式的確形成對“批判神學”學術(shù)范式的挑戰(zhàn)。

　　隨著“宗教熱”的興起，宗教在高等院校的傳教活動逐漸由秘密轉(zhuǎn)向公開，特別是“漢語基督教神學運動”，進入大學講堂和國家研究機構(gòu)。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聘請外國神學家長期開課，講授《圣經(jīng)》。一些境外傳教士以教授的身份登上大學講臺，組織出版?zhèn)鹘讨鳌１本┠持髮W翻譯叢書，出版美國威廉.鄧勃斯基的《理智設計論》，作者在提要中明確宣布，“本書從考察用圣經(jīng)跡象指導人類決策開始。”大力推銷現(xiàn)代版的神創(chuàng)論——智能設計論。在當代中國大學校園里，海外基督教教會成為傳播福音的主要力量。某些著名高校為傳教士向大學滲透自覺不自覺地開啟綠燈放行，高校與神學家聯(lián)姻，成為西方基督教界向中國高等教育領域滲透的重要手段。

　　校園基督教傳播的組織形式是不斷建立發(fā)展校園團契。而網(wǎng)絡傳教成為其重要的虛擬形式。校園基督教傳播的隱性方式是進入教學領域，進行文化宣教。這樣擴張態(tài)勢的傳教中，大學生基督教徒出現(xiàn)比較快的增長趨勢。很多調(diào)查研究表明，大學生的信教人數(shù)占學生總數(shù)的比例高于全國教徒占全國總?cè)丝诘谋壤页手鹉晟仙畡荨?/p>

　　2011年—2012年，我們承擔中國社科院國情調(diào)研重點項目《當代大學生信教群體狀況調(diào)查——以北京大學為重點》。課題組調(diào)查時發(fā)現(xiàn)，在當代中國大學校園里，宗教現(xiàn)象逐漸升溫。浮出水面的標志之一是，大學生宗教信徒持續(xù)增長。根據(jù)此次國情調(diào)研的樣本，大學校園傳教的現(xiàn)象比較普遍，遇到校園傳教學生的比率高達到60%，基督教勢力最為活躍。大學生信徒不斷增長，呈上升趨勢，其中基督教徒比例最高。田野考察表明，非注冊類型的大學生基督教團契增長迅速，其神學傾向，認為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務是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參加家庭教會，才能獲得“純正的信仰”。這類基督教團契與現(xiàn)實社會之間的張力較大。

　　校園基督教傳播隱性方式是進入教學領域，進行文化宣教。根據(jù)我們的調(diào)查，在大學講壇上，有些教師罔顧宗教賴以產(chǎn)生的社會歷史基礎、宗教的有神論本質(zhì)及其消極性，片面強調(diào)科學的局限與宗教的優(yōu)長，忽視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無神論思想的教育，不利于培養(yǎng)學生客觀理性認識宗教問題。宗教類課程任課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往往帶有某種宗教傾向性。例如，在一門關于基督教概論的通選課中，教師將“圣弗蘭西斯的祈禱詞”作為重要參考材料下發(fā)，強調(diào)“宗教不僅是一種信仰、一種價值觀、一種生活方式本身，宗教更是一種文化、一種人類對世界乃至自身的理解和解說方式”，甚至是“一種人類內(nèi)在的精神特質(zhì)”，將基督教鼓吹為“西方世界社會群體的美善之源和精神之基”。站在國立大學的講壇上，利用公共教育資源，傳播宗教，屬于違法行為。堅持“教育與宗教相分離”，是國家三令五申的重要法規(guī)。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明確規(guī)定：“國家實行教育與宗教相分離。”我們反對宗教信仰向教育領域滲透，是貫徹“政教分離”的國家法律，是順應歷史發(fā)展的趨勢，不是對宗教信仰者的敵意。信不信教，應當完全成為個人的私事，信仰是公民的權(quán)利，應當?shù)玫阶鹬兀窃趪业臎Q策上，沒有上帝和神靈的位置。

　　我們課題組調(diào)查時發(fā)現(xiàn)，近些年來，境外基督教勢力的大力資助，是著名高等院校中宗教因素日益增多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鄧普頓基金會(The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最為活躍。鄧普頓基金會成立于1987年，具有基督教背景，其創(chuàng)辦人約翰•鄧普頓(1912-2008)是一位投資家，也是一位基督徒。目前全世界獎金最高的個人年度獎——鄧普頓獎，由該基金會頒發(fā)。2012年度鄧普頓獎頒發(fā)給達賴喇嘛，其政治意圖十分明顯。該基金會資金雄厚。據(jù)稱，2011年捐贈的金額已達23億美元。該基金會資助的研究項目具有明顯宗教傾向。就全球范圍而言，它資助的研究項目涉及自然科學、醫(yī)學和心理學等學科。而在中國，其主要資助對象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尤其是哲學和宗教研究者，目標是改變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價值觀念。

　　以鄧普頓基金會資助的“科學、哲學和信仰：中國學者計劃”項目為例。這個項目于 2005年啟動，由美國加爾文學院獲得，項目經(jīng)費為200萬美元。該項目的目標是，“在中國產(chǎn)生一個成熟的有關‘哲學、科學和信仰’的交流體制，用以訓練學者，強化對中國大學生的教育，并維持和深化在中國的調(diào)研。”具體方案包括：(1)邀請24位中國研究生和9位博士后到貝勒大學、圣母大學和加爾文學院等教會大學和神學院訪問學習;(2)提供一萬冊的有關圖書;(3)召開系列講座和研討會，由基督教哲學家協(xié)會選派12位學者輪流執(zhí)教;(4)選24位中國學者到西方國家開密集研討會;(5)在北京大學召開重要會議，請基督教哲學家協(xié)會成員到場;(6)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論文集，并作為教科書廣泛采用。該項目負責人還表示，期望中國的知識分子會在今后做出“獨特而有力的貢獻”。這個方案和目標鮮明地指向推動中國知識分子的基督教化。

　　鄧普頓基金會資助的項目在高等院校產(chǎn)生的影響值得深入調(diào)查研究。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已有多位畢業(yè)生到美國教會大學或神學院學習。其中，有些人士成為基督教職業(yè)傳教者，在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開展傳教活動，組織大學生基督教團契，拒絕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教會的領導，成為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難題。

　　從國際戰(zhàn)略格局和國家安全戰(zhàn)略上考察，宗教不只是一種文化，而且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政治手段。就從當前世界看，凡發(fā)生血腥沖突的地方，幾乎沒有不與宗教相聯(lián)系的;對大多數(shù)地區(qū)和國家言，不了解戰(zhàn)爭的宗教背景，就不可能了解戰(zhàn)爭的文化原因。打著宗教旗號制造事端，在我們國內(nèi)的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上已是有目共睹，而對我國潛在威脅最大的，乃是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zhàn)略。

　　美國稱霸世界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之一是，“美利堅民族是上帝選中來拯救人類的”。美國當局“人權(quán)高于主權(quán)”的理念，深深根植于美國意識形態(tài)傳統(tǒng)。雖然美國憲法規(guī)定政教分離，宗教勢力不能干預政治，但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宗教對政治的影響無所不在。攻擊中國缺乏宗教自由，支持以達賴喇嘛為首西藏分裂勢力，就是美國基督教保守勢力干涉中國內(nèi)政的表現(xiàn)。

　　美國基督教新保守主義勢力向全球推行擴張性傳教戰(zhàn)略。他們向世界各地，特別是中國大陸派遣英語教師、文化機構(gòu)、志愿人員、政治經(jīng)濟顧問等等，其中相當大的比例具有基督教福音派背景。“這種傳教擴張態(tài)勢是全球化時代美國意識形態(tài)向外擴張的主要形式之一。他們通過各種手段和途徑，不遺余力地在我國培植和扶植宗教勢力，抵制政府依法管理，抗衡愛國宗教組織，使他們培植的宗教勢力成為改變中國社會制度最重要的民間“民主”力量。他們認為這是改變中國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制度，最終把崛起的中國納入西方文明體系的最有效的途徑。”

　　西方宗教右翼勢力特別善于利用合法渠道，深入我國文化教育和學術(shù)研究陣地，培植力量，宣傳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政治觀，與我國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立。他們有強大的政治背景，雄厚的資金，長遠的戰(zhàn)略，以及為扶植和培訓宣教骨干的教育體系。與這種強大的宗教文化傳播陣勢相比，我們科學無神論的聲音過于微弱。這種形勢若不及時改變，后患無窮。

　　三、“研究宗教、批判神學”的當代價值

　　在中華民族歷史上，人文主義思想豐富多彩，儒釋道多元兼容，宗教處于亞文化地帶。在當今社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日漸深入人心，但同時又受到國際國內(nèi)各種極端宗教勢力和思潮的嚴重挑戰(zhàn)，迫使我們在思想文化領域必須挺身應對。在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qū)的新形勢下，研究踐行毛主席關于加強宗教研究工作的批示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在境外宗教滲透日益增強的影響下，在當前學術(shù)界，各種新“有神論”相當活躍，力圖割裂馬克思主義同無神論的關系，貶低科學無神論的地位。一位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精辟地指出：“當前，在宗教研究領域中，一面以奉行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相標榜，一面拒絕和反對無神論的研究宣傳教育，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xiàn)象。有些聲稱堅持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學者，不僅自己離開無神論立場和對神學的批判研究宗教問題，而且反對無神論的研究和宣傳，斥之為破壞宗教和諧、社會和諧。無神論研究被排斥在宗教研究之外。宗教學成為顯學，而無神論成為瀕危學科。”

　　在目前的學科分類體制下，無神論被劃歸在宗教學中，作為一個分支學科。然而，在全國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gòu)中幾乎沒有無神論研究機構(gòu)，自然也沒有培養(yǎng)無神論專業(yè)的研究生機制。國家社科基金指南中有關科學無神論的項目，往往空有其名。即使有堅持科學無神論立場的學者申報，在宗教學權(quán)威的評審中，也難以通過。在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工程中，將科學無神論列為瀕危學科大力扶持，是有遠見的戰(zhàn)略性舉措。

　　2009年12月24日，中國社科院批準成立“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研究室”。這是自上世紀任繼愈先生創(chuàng)建的“科學無神論研究室”被更名后，目前中國再次出現(xiàn)的實體性無神論研究機構(gòu)。這是具有轉(zhuǎn)折性的重要舉措。此舉不但組建了一個專業(yè)的科學無神論研究機構(gòu)，有利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而且必將影響全國有關領域的思想趨勢和學術(shù)結(jié)構(gòu)向良性轉(zhuǎn)變，對先進文化的建設和民族素質(zhì)的提高，都能產(chǎn)生積極的作用。

　　2010年4月20日，中國社科院批準成立“科學與無神論研究中心”。這是當代中國第一個“科學與無神論研究”的社會平臺。該中心的發(fā)展目標，不僅要成為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學術(shù)研究中心，開展科學無神論宣傳、教育的基地，而且要成為針對宗教意識形態(tài)化、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滲透的應對戰(zhàn)略研究中心。

　　近年來，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工程的不斷推進，科學無神論重新出現(xiàn)在學術(shù)研究領域，不僅在宗教研究領域浮出水面，而且更多地出現(xiàn)在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領域中。雖然科學無神論已經(jīng)成為中國社科院馬工程重點建設學科，但力量仍然十分薄弱。從學術(shù)研究領域來看，國內(nèi)專業(yè)從事科學無神論研究的學者寥寥無幾，聲音十分微弱。

　　當前，在宗教研究領域中，某些號稱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學者，絕口不談無神論，力圖將科學無神論從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中剔除出去。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研究要不要堅持無神論，“研究宗教”，是否要“批判神學”，至今是一個存在著嚴重分歧的問題。在紀念毛主席關于加強宗教研究工作的批示50周年之際，宗教研究學術(shù)界各抒己見，反映不同的價值取向。

　　一種聲音是堅持“研究宗教，批判神學”的學術(shù)范式。《科學與無神論》雜志的主編杜繼文教授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研究》編輯部采訪時指出，我國對宗教的真正研究，實際就開端于毛澤東1963年12月30日的批示，當前宗教研究繁榮的局面當然與此有關。但也不可否認的是，今天的宗教研究有許多人和機構(gòu)走入了歧途，宗教研究的知識性傳播變異成了信仰性傳播。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開放和擴大，相當一部分人把宗教知識也當成了賺錢的工具，“創(chuàng)收”與“吃教”的價值法則日益支配著宗教研究的性質(zhì)和傾向。本應客觀獨立、力求把握宗教面貌的科學研究，不同程度地蛻變成了為宗教樹碑立傳，謳歌鬼神信仰的傳教活動;有關宗教的科學知識，蛻變成為一些人的信仰對象。在響應毛澤東“研究宗教”方面，雖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批判神學”方面存在失誤。“神學布道”進入社會公共領域，特別是國家高校和科研單位，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把持著所謂“宗教學”領域的主導權(quán)和話語權(quán)。

　　一種聲音是質(zhì)疑“研究宗教，批判神學”的學術(shù)范式。一位研究當代宗教的學者在《中國民族報》發(fā)表文章認為：“客觀地說，50年來的宗教研究，在研究目的上的確存在著重大轉(zhuǎn)向。”“從批判宗教到理解宗教，堪稱當代中國宗教研究最大的范式轉(zhuǎn)換。”“由說宗教的壞話到說宗教的好話，宗教研究團隊的性質(zhì)也有了變化，逐漸產(chǎn)生了幾種類型。一是對宗教持厭惡態(tài)度的“批判神學”學者;二是對宗教價值持肯定態(tài)度，但本身并不曾皈信宗教的學者，其中有些人因?qū)ψ诮痰暮迷捳f得太多而被稱為“文化宗教徒”;三是本身是宗教信仰者的宗教學者。在大學和研究機構(gòu)，占主流的，是第二種，也就是本身沒有宗教身份認同，但認同宗教的現(xiàn)代價值的學者。”這位學者認為，當代中國“宗教供給的嚴重短缺，荒漠化了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加劇了人心的浮躁與社會的動蕩，桎梏了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這一背景，或許就是以理解宗教、同情宗教為基本特征的“文化宗教徒”出現(xiàn)的社會基礎。”

　　“文化宗教徒”出現(xiàn)的社會基礎的確值得深入研究。這是當代中國社會在改革和轉(zhuǎn)型時期復雜的國內(nèi)外因素決定的。然而，當代中國社會是否存在““宗教供給的嚴重短缺”?當代中國人民的精神生活是需要加強“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還是需要呼喚宗教道德拯救所謂的“社會精神危機”?的確是研究當代中國宗教的學者需要面對實際問題。

　　我們應當深入分析宗教倫理體系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它利用神圣的戒律規(guī)范人類的行為，超越人類社會早期的野蠻狀態(tài)，推動了人類社會的文明，另一方面歷史上的宗教迫害赤裸裸地踐踏了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fā)展，道德倫理體系將走向更高的階段,即人文主義道德規(guī)范。它能夠建立道德準則、道德責任和整個人類社會的幸福安康。我認為，人文主義道德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是人文主義道德發(fā)展的高級階段。

　　“研究宗教”，是否要“批判神學”，應當百家爭鳴，可以見仁見智。我認為，離開科學無神論立場，必然會曲解馬克思主義宗教觀。雖然講無神論未必是馬克思主義，但不堅持無神論一定不是馬克思主義。正如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所指出的：“無神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廈最底層的基石，是馬克思主義其他一切理論的前提。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

　　宗教研究不只是對宗教觀念的研究，它還要研究各個有影響的宗教的歷史和現(xiàn)狀，研究宗教與道德、科學及其他社會意識的關系，宗教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宗教的歷史作用，以及對宗教的政策和管理等等。揭示宗教觀念的實質(zhì)，不能代替其他方面的研究。然而，由于有神論的宗教觀念在一切宗教中都居于基礎地位，是宗教之為宗教的根本特征，所以站在無神論的立場科學地揭示一切宗教觀念的實質(zhì)，對于研究宗教的其他方面具有基礎性的地位。無神論立場對于全部宗教研究來說，都是追求真理、成為科學所不可缺少的條件。毛澤東的批示中說：“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不站在無神論的立場“批判神學”，不能正確認識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不能不影響對哲學史、文學史、世界史的科學認識。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加強意識形態(tài)工作，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做出進一步戰(zhàn)略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從理想信念是否堅定、政治上是否可靠的高度，對有的干部不信馬列信鬼神，從封建迷信中尋找精神寄托，熱衷于算命看相、燒香拜佛，遇事“問計于神”，提出尖銳批評;并要求強化和落實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領導責任，確保主流思想和輿論占領意識形態(tài)陣地。

　　中央有關部門高度重視做好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對高校進行滲透和防范校園傳教工作。文件要求“把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教育作為抵御滲透和防范校園傳教的基礎性工作，在思想政治理論課和有關專業(yè)課程中充實內(nèi)容，通過多種形式強化宣傳教育”。“加強宗教學教學科研機構(gòu)管理，把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貫穿到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yǎng)之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入開展宗教學研究工作。”可見，加強科學無神論學科建設，是抵御境外宗教滲透和防范校園傳教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社會的歷史文化背景是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中國化的出發(fā)點。我認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形成兩條基本原則：

　　第一，政教分離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在社會政治和經(jīng)濟層面，宗教必須適應中國人民的總體利益，適應社會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不允許利用宗教威脅國家安全與民族團結(jié)，不允許利用宗教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保障宗教在信仰層面完全自由;從而把信仰問題與政治問題嚴格區(qū)分開來。

　　第二，思想教育要“春風化雨”，意識形態(tài)建設要“針鋒相對”。宗教有神論的觀念是錯誤的，是與科學和唯物論相對立的，但它屬于世界觀思想問題，不能動用行政手段解決，只能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而且主要通過社會的實際變革，由信仰者自覺決定。正如毛主席所說的“引而不發(fā)，躍如也”，這是對人民群眾講的;作為布道手段的文化神學，跨越信徒的私人信仰空間，與主流社會叫板，爭奪思想文化陣地，爭奪青少年一代，就需要分辨是非，理論批判，即所謂“研究宗教，批判神學”。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科學無神論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和積極的人生觀，占有重要地位。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一再強調(diào)，要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增加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學無神論的作用不容忽視。一個時期以來，有種輿論，力圖將科學無神論從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中剔除出去。這是危險的，既不符合人類社會歷史的發(fā)展趨勢和當代社會的世俗化潮流，也與中華民族的人本主義傳統(tǒng)相悖。

　　【參考文獻】：

　　1、[M]毛澤東：《加強宗教問題的研究》(1963年12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M]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3、[M]任繼愈：《任繼愈宗教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4、[J]本刊記者：《“宗教研究”亟須撥亂反正，“批判神學”必須開展補課——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原所長杜繼文》，《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年5期。

　　5、[J]田心銘：《“無神”是馬克思主義一切理論的前提》，《科學與無神論》2013年5期。

　　6、田心銘：《試論無神論研究宣傳教育與宗教信仰自由的統(tǒng)一》，《科學與無神論》，2011年6期。

　　7、[J]習五一：《警惕國際基督教右翼勢力的文化滲透》，《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年第3期。

　　8、[J]習五一：《 宗教神學應當進入大學校園嗎?》，《科學與無神論》2013年第4期。

　　9、[J]習五一：《應當重視當代中國大學生信教不斷升溫的現(xiàn)象》，《科學與無神論》2013年第6期。

　　原載于《科學與無神論》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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