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是遵義會議召開80周年。1935年1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極端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從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逐步實現了三大轉折，即：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轉折、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轉折、從照搬俄國十月革命經驗走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轉折。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此開啟了獨立自主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征程。

　　遵義會議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并非偶然。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從這里化被動為主動并逐步開始走向勝利的。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是從這里逐步撥正航船開始找到正確方向的。中國革命的領導核心，是從這里逐步形成開始走向成熟的。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也是從這里逐步沿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軌道發展完善的。

　　紀念遵義會議，是為了更好地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那么，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角度看，遵義會議給我們哪些重要的啟示呢?

　　第一，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然而，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卻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前所未遇的難題。怎么辦?只有靠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自己探索。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曾經一度簡單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國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的經驗，結果并沒有成功，相反地還使中國革命在1927年和1934年兩度遭受到嚴重挫折。慘痛的教訓告訴中國共產黨人，中國革命要取得勝利，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中國革命需要這樣的領袖，這樣的領袖人物也果然應運而生了。

　　在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毛澤東同志逐漸總結提出了一個道理，“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①就是從這樣一個簡單的但又是帶有根本性的道理出發，毛澤東同志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在革命中學習革命，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并拜群眾為老師，深入調查研究，初步總結出了扎根農村建立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建立人民軍隊、通過土地革命發動群眾等一系列進行中國革命的行之有效的經驗和制度。遺憾的是，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正確經驗和做法，并沒有被當時的中央所接受，反而被作為“狹隘經驗論”遭到否定。然而，中國革命的實踐特別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中央紅軍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反復證明，中國革命勝利的真理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邊，而不在那些在蘇聯“取過真經”的所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一邊。這種認識的轉變，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遵義會議，翻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新篇章。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走適合國情的革命道路，實行符合實際的戰略策略，這是中國共產黨用血的代價換來并在生死存亡考驗中反復確立起來的基本經驗，對中國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正確解決了關乎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三個全局性問題，即引領紅軍向哪里去的戰略方向問題，使黨和紅軍擺脫被動局面的軍事指揮問題，結束“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問題，從思想上確保了紅軍長征勝利。

　　第二，必須堅持獨立自主。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解決黨內重大問題的范例。這里面，固然有同共產國際失去無線電聯系的偶然因素，但這種偶然之中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正如陳云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和中央紅軍長征情況時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黨當然犯過某些錯誤，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糾正了。像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錯誤時期需要共產國際出面干預的情況，再也不會有了。目前，我們的黨在新的情況下能夠自己提出新的任務。”“我們黨能夠而且善于靈活、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像毛澤東、朱德等軍事領導人已經成熟起來。我們擁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犧牲精神、英勇無畏、為實現共產國際總路線而斗爭的干部隊伍。”②這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反復挫折中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

　　堅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就要有獨立自主的精神。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黨內很多同志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中，表現出很大的不自信。遇到問題，總是希望從經典作家的論斷里尋找答案，總是希望從共產國際的指示里尋找依據。這種思想上的依賴性，缺乏獨立自主地作分析、作判斷的自信，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大障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文化落后的中國農民至今還存著這種心理。不謂共產黨內討論問題，也還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③實際上，毛澤東同志從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期起，一直在獨立自主地進行革命道路的探索。他在1930年5月《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提出“沒有調查研究，沒有發言權”的實現的同時，就強調指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④

　　遵義會議，翻開了獨立自主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新篇章，也使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進入了新的階段。這以后，盡管還有共產國際的指導，但是獨立判斷形勢、獨立作出決斷、獨立解決黨內矛盾、獨立根據國內矛盾變化作出重大政策調整轉變，成為中國共產黨應付各種風險挑戰的基本方式。獨立自主精神，終于在全黨確立起來，中國共產黨以更加自信的姿態贏得了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主動權、自主權。

　　第三，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里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復雜問題。靠背誦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陳云曾經這樣描述軍事指揮上的教條主義：“我們仿佛總是沿著一條用鉛筆在紙上畫好的路線，朝著一個方向直線前進。這個錯誤很大。結果，我們無論走到哪里，到處都遇著敵人迎擊，因為他們早已從地圖上料到我們將出現在哪里，將往哪里前進。”⑤

　　在長期復雜的中國革命實踐中，毛澤東同志深深地懂得研究問題切忌從抽象的概念和定義出發、切忌從主觀臆斷出發的道理。他始終注重調查研究，注重深入了解中國國情，注重根據實際情況作決策、定政策。他在1925年12月大革命進入高潮時期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8年10月井岡山斗爭時期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1930年1月和5月開辟中央革命根據地時期先后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對本本主義》，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經典之作。毛澤東同志強調：“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⑥延安時期，他在回顧這個時期的思想斗爭時，還曾堅定地表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⑦

　　遵義會議，翻開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新篇章。紅軍長征勝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國內時局順利實現從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以及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結果。不僅如此，毛澤東同志還于1937年寫成《實踐論》《矛盾論》兩篇哲學著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石。

　　第四，必須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堅強領導核心周圍。鄧小平同志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⑧他還指出，要注意樹立和維護這個集體和這個集體中的核心。只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有一個好的常委會，只要它是團結的，努力工作的，能夠成為榜樣的，就是在艱苦創業反對腐敗方面成為榜樣的，什么亂子出來都擋得住。“這是最關鍵的問題。國家的命運、黨的命運、人民的命運需要有這樣一個領導集體。”⑨這段論述，深刻地總結了我們黨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成功經驗。

　　能否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政治上是否真正成熟的關鍵。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這樣一個中央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的形成，是在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反復實踐中產生的，是在群眾性革命斗爭的大風大浪中反復錘煉產生的，是在中國革命反復經歷從勝利到失敗再從失敗到勝利的痛苦磨難中產生的。這個歷程的轉折點，正是遵義會議。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為我們黨從挫折走向勝利提供了重要保證。這是我們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對于遵義會議是否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一些人提出疑問。其實，歷史資料確切無疑地證實了這一點。1935年10月，陳云同志在蘇聯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和中央紅軍長征情況時指出：“現在，這些錯誤得到了徹底糾正。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來取代過去的領導人。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了。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⑩他還說：“我們這次西征(按：指長征)取得勝利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們黨真正成熟起來了，尤其是黨的領導人成熟了。它在國內戰爭的炮火中得到了鍛煉，的確變得有能力領導像我們的西征這樣光榮偉大的事業。”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逐步形成，是我們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經過勝利和失敗的長期比較做出的歷史性選擇。這是遵義會議作出的最為重要的歷史貢獻。從遵義會議開始，又經過10年努力，到黨的七大，我們黨總結了歷史經驗，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制定了正確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黨的領導更加成熟，黨的力量成倍壯大，黨成為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偉大革命的核心力量。

　　如今，中國共產黨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正確領導下，帶領中國各族人民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總目標，堅定不移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定不移從嚴治黨、嚴懲腐敗，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奮力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能有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這是黨之大幸、國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注釋 ：

　　①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頁。

　　②陳云：《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1935年10月15日)，《陳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4頁。

　　③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頁。

　　④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頁。

　　⑤陳云：《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1935年10月15日)，《陳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

　　⑥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頁、112頁。

　　⑦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頁。

　　⑧鄧小平：《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309頁。

　　⑨鄧小平：《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頁。

　　⑩陳云：《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1935年10月15日)，《陳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9頁。

　　陳云：《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1935年10月15日)，《陳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頁。

　　(原載《中華魂》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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