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11日，坦克開上了智利首都圣地亞哥的大街，一邊朝前沖一邊開炮，戰斗機呼嘯而過，轟炸政府大樓。智利總統阿連德和他的支持者們被圍困在總統府里。樓里只有36名總統的支持者，叛軍向總統府發射了24枚導彈。阿連德自殺身亡。政變的發動者是皮諾切特將軍。有著160多年民主歷史的智利一夜之間變成了獨裁國家。

　　根據已經解密的美國中央情報局資料，美國在背地里支持了這場血腥的軍事政變。美國將政治上左翼的阿連德視為眼中釘。當阿連德競選獲勝之后，尼克松總統就跟CIA的頭子Richard Helms說，得想辦法讓智利經濟“慘叫”。美國最擔心的是阿連德會將智利的外國企業國有化。美國當時的對外投資約有20%流向拉美國家。美國的跨國公司，比如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擔心自己在智利的投資會被收歸國有，迫不及待地要求政府出面干預，扳倒阿連德。

　　正當皮諾切特的坦克炮轟總統府的時候，幾個年輕的智利經濟學家聚集在一家右翼報紙的印刷廠里，催促著工人趕緊印刷軍政府的經濟計劃書。9月12日中午，散發著油墨香味的經濟計劃書已經擺在了軍事司令部的辦公桌上。

　　這些年輕的智利經濟學家被稱為“芝加哥小子”，因為他們都是在芝加哥大學接受的經濟學訓練。他們之所以能夠到芝加哥大學，是得到了福特基金會的贊助。1953年，美國駐智利國際合作辦公室的主任帕特森(Albion Patterson)和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一起訪問智利，他們對當時以普雷維什(Raul Prebisch)為首的拉美經濟學家深感厭惡。在這兩個美國人看來，拉美經濟學家都是“粉紅色”的，他們離社會主義思想太近了。兩人商量，何不設立一個項目，專門由芝加哥大學來訓練一批年輕的，思想正確、作風過硬的智利經濟學家?這個建議得到了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但當福特基金會找到智利最好的大學智利大學的時候，被校長冷冷地拒之門外。智利大學的校長說，如果沒有辦法自己決定派學生到哪一所美國大學接受教育，我們寧可不接受這一恩惠。無奈之下，福特基金會找到了另一所名氣稍差、但更加保守的大學，即智利天主教大學。智利天主教大學當時連經濟系都沒有。聽到這么好的條件，他們立馬就和福特基金會達成了協議。

　　從1956年起，一批批智利留學生源源不斷地到芝加哥大學深造。每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都會有大約40-50名來自拉美的留學生，占其研究生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在哈佛或MIT，拉美留學生一般只有四五人而已。智利經濟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成了一個熱門話題，人們在教室里、飯桌上，熱烈地討論左翼經濟學家的政策到底錯在哪里。

　　當這批學生學成歸國之后，他們中有一批人回到智利天主教大學任教。1963年，智利天主教大學經濟系的13名教師中，12名畢業于芝加哥大學。他們被稱為“芝加哥小子”。芝加哥大學希望這批學生回到智利，能夠稱霸學術界，進而影響決策的方向，但“芝加哥小子”們回國之后，一直被邊緣化，沒有人在意他們的奇談怪論。

　　直到皮諾切特的部隊在大街小巷搜捕左翼人士的時候，“芝加哥小子”們才有了出人頭地的機會。他們的老師，著名經濟學家彌爾頓·弗里德曼后來說，皮諾切特一開始是自己蠻干，到收拾不了局面的時候才求助于“芝加哥小子”。這是撒謊。皮諾切特還沒有上臺之前，“芝加哥小子”們就已經參與了密謀。他們為皮諾切特制定的經濟計劃書就是證據。這份計劃書經過反復討論和修改，越寫越長，最后被稱為El Ladrillo，意思是像磚頭一樣厚的書。“芝加哥小子”們提出的建議和他們的老師弗里德曼的主張如出一轍：私有化、放松管制、削減公共支出。

　　乍看起來，政治獨裁和經濟自由似乎是一對奇怪的組合，事實上，它們的實質是一樣的。它們都信奉“休克療法”。

　　美國軍方曾經將“震駭”(shock and awe)戰術定義為，通過制造超過人們想象的恐懼和破壞打擊對手。皮諾切特正是這樣做的。他剛上臺幾天，就逮捕了上萬人。一卡車一卡車的人被押送到圣地亞哥的兩個足球場，士兵帶著蒙住自己面目的告密分子，一個一個地指認誰是“顛覆分子”。士兵們把被指認出來的人拖到更衣室審訊拷打，很多人被就地槍決。

　　這種明目張膽的屠殺激起了國際輿論的強烈抗議，于是，皮諾切特和他的人變得更加“謹慎”。人們不再是被處決，他們只是“失蹤”了。士兵和警察依然肆無忌憚地逮捕人，從家里抓人，在大街上抓人，坐在公共汽車上的婦女被揪住頭發拖下車，一對在教堂舉行婚禮的年輕夫婦，在親友的眾目睽睽之下被帶走。他們被帶走之后，就被關押、槍決，尸體被扔在荒涼的亂墳崗上，或是用直升飛機運到海上，拋進海里。為了防止尸體浮起來，秘密警察會先用刀把尸體的肚子剖開。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皮諾切特拷打或殺害，據估計，至少有10萬到15萬人被捕，上萬人被害。

　　皮諾切特說，這些人都是極端的恐怖分子，他這么做是為了防止智利被赤化。事實上，被害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工人、農民、企業家和學者。他們之所以被害，不是因為他們手中有兇器，而是因為心中有信仰。著名的民謠歌手Victor Jara就是其中一員。兇手們先把他的雙手剁下，這樣他就不能再彈吉他了，然后，他們朝他射出了44發子彈。智利大學經濟系有很多師生不同意“芝加哥小子”們的主張。一天，在經濟系的大門口，六位學生被當眾槍殺，為的就是要“震駭”。Orlando Letelier原來是阿連德總統的駐美大使，后來被皮諾切特關進了牢房，發配到苦役集中營。1976年，他終于被解救出來，到了美國華盛頓，在一家進步主義的智庫做研究。他寫了一篇抨擊皮諾切特和“芝加哥小子”的檄文。一個月之后，當他開車上班，穿過雍容華貴的使館區的時候，一顆遙控炸彈爆炸了，汽車被炸得飛上了天，Letelire的雙腿也飛上了天。他在送往醫院的途中就死去了。

　　政治上的“震駭”為經濟上的“休克療法”鋪平了道路。皮諾切特聽從了“芝加哥小子”們的建議：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放松管制，尤其是對金融投機的管制;降低進口關稅;削減10%的政府開支——當然，軍事支出大幅度提高了。

　　經濟奇跡出現了嗎？

　　阿連德總統執政期間，智利經濟并非沒有問題，通貨膨脹率曾達到150%。皮諾切特執政之后，通貨膨脹率繼續攀升，到了1974年達到375%，這是當時世界各國最高的通貨膨脹率。這是怎么一回事?1975年，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飛到圣地亞哥，受到了搖滾明星一般的熱烈歡迎。皮諾切特猶豫地問大師，我到底哪里做錯了?大師斬釘截鐵地說，你唯一做錯的地方是改得不夠快，不夠徹底!

　　1975年，“芝加哥小子”們將公共支出進一步削減27%，到1980年，智利的公共支出已經降至只有阿連德總統時代的一半。被砍掉的主要是公共教育和醫療衛生，醫療保險和公共養老金都被私有化。弗里德曼的休克療法實行的頭一年，智利的國民經濟總值下降了15%，失業率從阿連德時代的3%飆升至20%。

　　可是，舉世聞名的“智利經濟奇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皮諾切特一共在位17年，多次變換政策方向。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82年，當時，智利經濟仍然處于高通脹、高失業的困境，而且，由于放松金融管制，智利積累了巨額外債。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皮諾切特用了當年阿連德的招數：他將很多銀行、企業收歸國有!智利經濟之所以在最困難的時候還沒有崩潰，是因為皮諾切特留了一手，盡管他將很多企業都私有化了，但卻留下了Codelco，智利的國有銅業公司。這一家公司就貢獻了智利出口收入的85%。

　　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智利經濟逐漸穩定，并出現了快速增長。但“芝加哥小子”留下的后遺癥還在。這是一種極其不平等的增長。1988年，智利45%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外國產品潮水般涌來，大批國內企業破產倒閉，工人失業。低收入家庭受到物價騰躍的沖擊更大。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原來是弗里德曼的學生，他在芝加哥大學老是聽人講智利的左翼政策多么多么地失敗，最后他感到很好奇，一定要跑到智利親眼看看。當他到了智利之后，馬上喜歡上了這個國家，留下來在智利大學教書。弗蘭克目睹“芝加哥小子”給智利經濟帶來的痛苦，寫了一封致弗里德曼和哈伯格的公開信，里面就寫到：在阿連德時代，一個普通的工薪階層，用其17%的收入就足夠支付食物和交通費，但在皮諾切特時代，普通工薪階層用其收入的74%，只夠購買面包一項支出。家里買不起牛奶，孩子們餓著肚子到學校，學校里也沒有牛奶，因為這項公共福利被砍掉了，很多孩子暈倒在學校，還有很多孩子索性退學了。

　　弗里德曼從來也沒有承認智利的“休克療法”存在缺陷，也從來沒有為自己和皮諾切特的合作表示過自責。他至死堅信“休克療法”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2005年，就在他去世前一年，卡特里娜颶風侵襲了美國的路易斯安娜州，新奧爾良成了重災區。90%的建筑物遭到破壞，數十萬人流離失所。新奧爾良成了人間地獄，到處充斥著搶劫、強奸、縱火等罪惡。留在市中心的除了遍地死尸，還有缺糧缺水、無依無靠的老弱病殘。

　　弗里德曼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他說，“這當然是一場悲劇，但又是一次機會。”我們可以利用這個“休克療法”的絕佳機會，徹底地改革當地的教育體制，廢除公立學校，實行教育券制度，一切交給私人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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