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之后，汪找到了與蔣合作的機會。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長履新之日，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肇事挑釁，給汪精衛一個下馬威。

　　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同仇敵愾。民心可用，士氣高漲。

　　而汪精衛一開始便被恐日情緒所圍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壓倒，只看到日本的強大，卻看不到中國得道多助的優勢，他認為：“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后，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見《汪精衛傳》，第120頁)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蔣、汪的同意下，國民政府跟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1935年5、6月間，他批準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把華北主權拱手讓給日本侵略者，社會輿論嘩然。同年11月1日，汪精衛在南京中央黨部被王亞樵派遣的義士孫鳳鳴刺成重傷，打進脊椎的子彈始終無法取出，醫生斷言：汪精衛活不過十年。

　　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緒。他說：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亡，而惟一死自盡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為奴為隸，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還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并且求于吃虧之后，有所抵償。”(注：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頁)雖然該語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語穿插其間，而媚日投降的心態則是十分明顯的。

　　1938年8、9月間，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與日本首相近衛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談判，日方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支持汪兆銘的和平運動。

　　1938年12月，在漢口國防最高會議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會議通過接受日方所提條件的決議，煽動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戰條件上簽字。(注：見《汪精衛傳》，第134頁。)

　　1938年10月，他在接見海通社和路透社記者時都表示“未關閉停戰之門”，他置轟轟烈烈的抗戰于不顧，醉心主和。(注：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頁。)

　　周佛海策劃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今井武夫、犬養健訂下“重光堂協約”，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認可汪精衛領導和平運動”的密約向汪精衛、陳璧君表功時，汪便如獲至寶，心安理得地認為，與其抗戰而亡，不如求和茍存。從此，他向媚敵賣國的深淵滑下去了。

　　汪精衛優柔寡斷，被手下“親日派”分子擺布，為最終實現奪取國民黨內最高權力的個人意愿，實現其“對日和平”的政治主張，加速了媚敵降日的步伐。

　　汪精衛周圍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陳璧君和周佛海。

　　陳璧君不滿意汪久居蔣介石之下受蔣的悶氣，對汪“反蔣奪權”之欲推波助瀾，極力鼓動之，欲另開生面，獨立經營，卻昧于大義。陳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認為“東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國的地方”，“奉天本來是滿清帶來的嫁妝，他們現在不過是把自己的嫁妝帶回去就是了”。(注：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191頁)為了讓汪獨立掌權，恬不知恥地表示放棄東北領土主權。

　　1938年10月梅思平攜密件回重慶呈汪。汪在家為梅設筵，當送梅出客廳時陳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敵的決心，說：“梅先生明天要走，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衛連聲說：“決定了，決定了!”(注：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273頁)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脫離重慶另組政府的條件帶到重慶，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館連日“會商多次，不能達到最后的決定，陳璧君乃堅決主張就走”。(注：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326頁)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滿足于國民黨宣傳部長及侍從室副主任之職，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鐘內在余筆下產生”，因此積極策劃降日，開創“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繼而又催梅思平參與，最后周、梅請汪出馬，再經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會議承認汪為談判對手。周是整個降日運動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兩個月中，周對汪做了大量的動員工作，當汪猶豫時，周即勸駕：“您兼外交部長的時候，與日本人打交道，還可以稱順利吧!”周在心里卻怪“汪之性格，咸認為無一定主張”、“無擔當，無果斷”。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點，“斷定雖有反覆，結果必仍如原計劃”。(注：見《周佛海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動身，周已扛著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猶豫、妥協及動搖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復勸誘，推波助瀾，汪精衛的“降船”就這樣啟程了。

　　有人說：“汪先生沒有璧君不能成事，沒有璧君亦不能敗事”(注：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461頁)。某種意義上來說，汪淪為漢奸，也是壞在陳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導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壓倒，未能辯證看待抗戰，看不到中華民族的勝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優柔寡斷的性格，易被別人所左右，被人推向賣國求榮的道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出走，12月29日發表艷電響應近衛第三次聲明，在賣國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淵，最后身敗名裂。其中汪氏個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

　　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艱苦時期，1938年底日本近衛內閣兩次發表“近衛聲明”，公開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誘降。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公然發表叛國艷電，表示響應“近衛聲明”，走上了可恥的賣國道路。

　　電文中，汪精衛提出了自己對抗戰的理解：“抗戰年余，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于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發出旨在滅亡中國的第三次“近衛聲明”，蔣介石對此怒斥，“骨子里實在是暗藏著機械利刃”，“這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汪精衛卻在電文中對此辯護：“第一為善鄰友好”，“第二為共同防共”，“第三為經濟提攜”。汪精衛最后說，“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于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拋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時，汪精衛就發表了《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講話，他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并且求于吃虧之后，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

　　另據記載，某次汪精衛曾問馮玉祥，大家都呼“抗戰到底”，這個“底”在何處?馮說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衛這個秀才聽來，“這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無知”。

　　汪日勾結之后，西方國家紛紛發表聲明，維護“九國公約”;美國國會不久后通過對華貸款;英法等國更于歐戰爆發前抽調兵力增強遠東防務。抗戰曙光可謂初現。

　　周恩來曾評價蔣介石，可能不是一個好的戰術家，但稱得上一個好的戰略家。這樣的戰略家眼光，卻為汪精衛所沒有。

　　在早年刺殺攝政王之前，革命黨內部曾認為刺殺意義較小而風險太大，汪精衛為此撰《釜薪論》，認為革命猶如燒飯，需釜和薪。釜者，不懼水火忍受長期磨練;薪者卻一時轟烈瞬間輝煌。汪精衛自稱沒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為薪。

　　陳立夫曾對此評論說，汪精衛最缺少的就是鍥而不舍的韌勁，“書生難成大事”;而汪精衛的死忠派陳公博也有過評價，“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則留不合則去”，“一個國民有他自己應付的責任，責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戰正是考驗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韌性。汪精衛卻在勝利前的黑夜悲觀絕望，喪失了應有的判斷力和良知，走向了無法回頭的叛國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從上海飛赴日本談判。談判一開始，日本陸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衛：“我以為，要在中國建立新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須爭取到重慶方面的要人和軍隊的多數。您對此一定有相當的把握，如果能聽到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實為榮幸。”

　　汪精衛降日投敵，建立傀儡政權之后，大力宣揚和推行源自日本的“東亞聯盟”理論。他以所謂“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的“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作為粉飾其賣國投敵行徑的理論依據，妄圖作為抵擋世人唾罵的擋箭牌，并以此賣國理論作為毒化的奴役淪陷區民眾，瓦解抗日陣營的思想武器。 汪精衛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來作為分化抗日陣營，摧毀抗戰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對東京中日記者談話》中，就其開展的東亞聯盟運動對重慶國民政府有何影響一事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余確信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將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覺悟，參加和平運動。蓋抗日派之理論為中日兩國絕對不能共存，東亞聯盟則證明中日兩國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實之證明，則抗日派之理論，自然消滅，而同歸于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之一途。”汪精衛這種以發展“東亞聯盟”運動而謀瓦解抗日陣營的企圖，并未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奏效。對于這點，他后來轉而攻擊道：“渝方的將士已完全失掉東亞人的靈魂……我們從前欲將理論感動渝方，使之覺悟，促成全面和平，現在知道單是這樣決不夠的，我們必須在和平區內整理起一條東亞同志的陣線，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無所施其侵擾。”

　　汪精衛還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對日本侵略分裂我國東北，并扶植起偽滿傀儡政權一事，為日本辯護，為自己承認偽滿洲國的罪責開脫。他在《中日國交調整條約簽署后對記者談話》中詭辯道：“我們收拾時局要從大處著想。從遠處著想。這次中日條約的簽訂，不是計較一時的便利，不是計較一事的便宜，而是從中日兩國永久親睦，東亞永久和平著想。至于東北四省，本來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現在，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中，事實之推移，是人所共見的。”他進而《在東京對日本國民廣播詞》中討好說：“中國對于滿洲，從前與日本抱著不同的見解，如今合中日滿三國都向著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途邁進，正所謂安則俱安，危則俱危，從前不同見解，一轉瞬間便為一致了。”

　　在一九四二年這一整年里日本一直要求汪參加它對英、美的宣戰。汪的條件是廢除他所厭惡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基本條約，包括所有秘密協定及附件，而這些協定和附件曾使汪與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恥辱。他的條件最后得到了滿足，汪政權乃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對盟國宣戰。[6] 得到更多自治權后汪精衛表現得對日本主子感恩戴德，極盡奴顏婢膝之態。由鼓吹“共存共榮”、“同甘共苦”，進一步提升到叫嚷與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決戰第一上面’”。汪偽政權對英美宣戰之后，汪在《宣戰布告》宣稱“自今日起，對英美處于戰爭狀態，當悉其全力，與友邦日本協力”。汪還宣稱日本的侵略戰爭，“是中國生死存亡的戰爭，所有足以妨害決戰意志之昂揚，喪民族精神之振奮的，必須一一摧毀而廓清之。”一副不顧一切效忠日本主子的嘴臉。但是當日本進一步要求其派兵參與太平洋戰場時，汪卻找借口拒絕了這個要求。

　　死因疑點

　　汪精衛雖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說法。汪精衛曾被王亞樵派遣的鐵血鋤奸團成員刺殺受傷，子彈深陷體內，無法取出，鉛毒逐漸擴散，終至藥石罔效。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訪問汪氏子女后寫的書支持病死之說。一說是其妻陳璧君相信中醫，貼了中藥膏藥，卻促使鉛毒擴散全身，才造成汪精衛病死。另一說則是汪精衛遭日本軍下毒謀殺，但被汪精衛長女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斷然否認。何文杰表示汪精衛患的是“多發性脊骨瘤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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