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圖）

　　一

　　兩個多月前的10月20日，中共山東省濟南市委機關報《濟南日報》C3版“歷史縱橫”欄目刊登了一篇奇文，名曰《納諫的陷阱》。稱之為“奇文”，是因為這篇文章借古諷今手法高妙，明修棧道后暗度陳倉，畫龍點睛后戛然而止，筆力確實老辣。

　　為著學習與研究，不妨冒抄襲、剽竊之險，現將此文全篇抄錄，逐段解析——

　　“歷史上一些封建皇帝，為了鞏固政權，提升形象，常祭起‘納諫’的大旗，表示自己‘虛懷若谷’，鼓勵臣下獻計獻策，多提意見。這其中，也確有像唐太宗那樣的開明皇帝，亮私不怕丑，揭短不嫌痛，虛心納諫，認真改錯，從而在完善自我和治國安邦上取得明顯成效。然而更多的皇帝則心胸偏狹，口是心非，把納諫當成剪除異己、誘人犯錯誤的工具。清代的第五任皇帝嘉慶，就屬此種類型。”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看見了吧，作者只寥寥數語，便把“心胸偏狹，口是心非，把納諫當成剪除異己、誘人犯錯誤的工具”，并為此設置“納諫陷阱”的嘉慶皇帝樹立為批判的靶子。

　　作者繼續寫道：“嘉慶登基，正處于清王朝由盛轉衰的啟承轉接時期。前朝留下的權臣當道、言路堵塞、內創累累的頹敗局面，給他的施政帶來很大阻力。在此情況下，他便想到開門納諫，‘詔求直言，廣開言路’。然而有太上皇乾隆當道，他的抱負難以施展。

　　“這樣的機會終于來了。嘉慶四年(1799)，一直握有實權的太上皇乾隆駕崩，嘉慶成了名副其實的皇帝。幾天之后，他便下詔求言，號召臣僚建言進諫，幫助自己改進工作。

　　“嘉慶的詔書一發，立即得到相應。不久，御史廣興和給事中廣泰、王念孫等便相繼上疏，彈劾權傾一時的大貪官和珅。嘉慶順水推舟，立即進行查辦，趁機扳倒了心腹之患和珅，為己除一政敵，為國家除一大害。對此，臣僚彈冠相慶，朝野拍手稱快。

　　“為了進一步表明廣開言路的‘誠意’，嘉慶又平反了乾隆時因直言獲罪的曹錫寶案和尹壯圖案，在社會上引起更大反響。這樣一來，在嘉慶親政的一段時間里，沉寂多年的言路忽然大開，上自言官重臣，下至地方官吏，皆能奉章上達，指陳朝政。嘉慶的形象，也因此得以提升。”先褒后貶，先揚后抑，作者仿佛呷一口清茶，慢悠悠地先為我們樹立起了一位廣開言路的開明君主的形象。不過，作者已經在廣開言路后的“誠意”二字上加了引號，為下一步的“貶”和“抑”埋下伏筆。

　　作者接著寫道：“然而隨著言路的開放，各種各樣的意見都涌了上來，很快便動搖了嘉慶納諫的底線。因為嘉慶所需要的，只是那些合于己意的‘正言’。而對那些批評自己的‘逆耳之言’，他卻十分反感。但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他還是忍而不究。畢竟這只是些無關宏旨的‘妄言’，成不了大的氣候，因此他鼓勵官員繼續大膽‘鳴放’。”作者話鋒一轉，通過一段心理描寫，把嘉慶皇帝這個“心胸偏狹，口是心非”的人物形象慢慢地烘托出來。雖然是在講一個歷史人物的歷史故事，卻使用了一個中國當代史上極具政治色彩的詞語“鳴放”。他要劍指何方，且聽他娓娓道來。

　　“對嘉慶玩弄的‘陽謀’，許多人都未能識破。尤其是一些涉世不深的知識分子，誤以為遇上了‘從善如流’的救世明主，施展才能的機會到了，于是便毫不留情地臧否朝政，無所顧忌地批評皇帝。結果卻誤入了嘉慶設下的納諫‘陷阱’，毀了自己的一生。這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洪亮吉一案。”作者開始向自己樹立起來的嘉慶皇帝這個“靶子”發動進攻了。他說嘉慶納諫是設下“陷阱”，他說嘉慶是在玩弄“陽謀”。“陽謀”一詞跟“鳴放”一樣，都同時出現在中國當代史上，而且出自同一人之口。作者使用這個詞語，意欲何為?且聽他如何分解。

　　“洪亮吉是一位飽讀詩書的學者型官員，時任翰林院編修。他博學多才，精通經史，為人正直剛烈，尤喜談論時政，對乾隆末年和嘉慶前朝面臨的嚴峻社會問題有著清醒認識。尤其在《治平篇》《生計篇》等作品中，他對當時社會動蕩的原因作了深刻分析，最早提出人口過快增長所帶來社會隱患。當嘉慶下詔求言時，他再也按捺不住以身許國、大展宏圖的雄心壯志，立即寫下了煌煌六千言的進言書，托軍機大臣成親王、吏部尚書朱珪和吏部右侍郎劉權之轉走皇帝。在進言中，他措辭激烈地指出：當今朝政，欲勵精圖治而尚未盡法，權臣當國而未盡改;風俗則日趨卑下，賞罰則仍不嚴明，言路則似通未通，吏治則欲肅未肅……他還批評說：‘蓋人材至今日，銷磨殆盡矣。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鉆營為進取之階，以茍且為服官之計……’這還不算，他進而一針見血地指斥嘉慶‘自三四月以來，視朝稍晏，竊恐退潮之后，俳優近習之人，熒惑圣聽者不少。’(以上均見《清仁宗實錄》)這意思是說，你這當皇帝的上班拖拖拉拉，莫非是被身邊的寵臣、戲子迷住了吧!

　　“盡管洪亮吉對朝政的批評多為切中時弊之言，于國于民，其情也深，其心也誠。但這卻違背了嘉慶的‘圣意’，大傷了他的‘自尊’。他看后大為震怒，指斥洪亮吉‘誹謗朝政’，‘以小臣妄測高深，意存軒輊，狂謬已極’(同上)下令將洪亮吉革職查辦，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刑部以大不敬律判處洪亮吉斬決。后因朱珪等大臣求情，洪亮吉才免于一死，改為充軍伊犁。但就在洪亮吉充軍百日后，天遇大旱，嘉慶求雨不成，認為這是自己做錯了事情得罪了上天，于是下令‘清獄囚，釋久戍’，洪亮吉也因此得到赦免，但仍令其返回原籍，接受監督改造。他那頂‘罪犯’帽子，始終未能摘掉。”在這兩段文字中，作者采用夾敘夾議的方法講述洪亮吉一案，作為批判嘉慶“把納諫當成剪除異己、誘人犯錯誤的工具”的重磅炮彈。接著，來了一段“史評”——

　　“洪亮吉直言被黜，揭穿了嘉慶‘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虛偽面紗，也讓人們認清了他的‘納諫’騙局。從此，剛剛開通的言路復又堵塞了，言官們都噤若寒蟬，很少有人再冒著風險去盡‘諷諫勸誡，風憲糾舉’之責，更沒人敢再給皇帝提意見。一些本該查辦的大案，也無人出面去查。這種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顯然很不利于嘉慶的統治，于是他又撰寫了《諫臣誡》，勸誡言官們‘效學朱云、魏征之勁節，立志公正，不畏權要，見壞法亂紀之事，直進彈章’，‘洗心滌慮，長存以言事君之誠，盡摒取巧謀利之偽，做天子之耳目，為朝廷之腹心。’然而，官員們早已被他出爾反爾的‘陽謀’整怕了，誰還肯相信這些騙人的鬼話?嘉慶自挖陷阱，最終還是自食其惡果。”這段史評寫得辛辣尖銳、暢快淋漓。讓任何一名讀者讀來都會不由得擊節贊嘆——好!好一個嘉慶，叫你玩弄“陽謀”，活該!

　　諸位讀者，且慢高興，作者還沒有畫龍點睛呢。看他下面的“神來之筆”——

　　“嘉慶的虛偽納諫，也給后世留下了很壞的影響。在當代發生的‘引蛇出洞’的政治運動中，從數十萬知識分子因直言而遭受迫害的悲慘命運里，我們似乎仍能看到嘉慶幽靈的閃現和他的故事的傳承。歷史，雖有不同的人在導演，有時結局卻驚人的相似!”文章到此，戛然而止。看到了吧，這才是作者最后說出的話。看到這里，讀者們也就明白作者為什么使用“鳴放”、“陽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些同出于一人之口的當代政治詞語了。

　　圖窮匕見，文盡意顯。這篇奇文奇就奇在言在此而意在彼，奇就奇在用幾段長長的文字明修棧道，然后暗渡陳倉，明里批嘉慶，暗里說的是什么——你懂得。

　　二

　　奇文作者所說的“在當代發生的‘引蛇出洞’的政治運動”，當然是指1956—1957年中共中央開展的整風反右運動。這場政治運動的發起者，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主席;作者文中使用的諸如“鳴放”、“陽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些詞語的發明人，也是毛澤東主席。

　　使用“百度”，知道作者是文革剛剛開始時大學中文系畢業。這位先生不僅筆力老辣，也熟稔歷史，這從他詳盡講述前清時期嘉慶一朝的“陷阱”故事就可見其功力。嘉慶朝的“陷阱”故事已然年代久遠，而作者所說的“‘引蛇出洞’的政治運動”，卻發生在當代，時間過去不過半個世紀。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包括作者，很多還都健在;若要研究起這段歷史來，史料更是豐富得很。我暗自揣測，莫非作者專心古代史，忽視了當代史?還是對這段當代史缺乏正確的立場和認識?否則，怎么會講出這番胡言亂語來呢。

　　要說發生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的整風反右運動，得從40年代說起。1941—1942年，正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年代。這個時候，在延安的中國共產黨開展了整風運動。在整風運動中，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向全黨推薦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為整風學習的必讀教材。毛主席推薦郭文的意圖非常明白，就是希望共產黨在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之后，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不要做李自成。1949年3月，在解放戰爭即將勝利、一個嶄新的中國就要誕生的歷史時刻，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平山縣的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毛主席做了重要報告，向全黨發出警惕“糖衣炮彈”攻擊的警告，提出了“兩個務必”的要求，繼續重申了“不做李自成”的思想。會后，中共中央機關遷往北平，途中毛主席還對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等書記處書記說，“我們是進京趕考”，“一定不做李自成。”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始終把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當做一件大事來抓。這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很多篇章中都可以看出來，如《永遠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關于“三反”、“五反”的斗爭》、《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等等。盡管反復強調，黨內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等錯誤思想和脫離群眾的錯誤作風還是有所抬頭，甚至發生了劉青山、張子善那樣的大案。

　　時間到了1956年，國際上發生了幾件大事。這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作了一個“秘密報告”，借口反對“個人迷信”，大反斯大林，把斯大林誣蔑為“兇手”、“暴君”、“刑事犯”、“強盜”、“賭棍”、“混蛋”、“白癡”和“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全盤否定斯大林。接著，10月份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波蘭發生了“波茲南事件”，隨后，在匈牙利發生了一場推翻共產黨領導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事件的性質也是以反對所謂“斯大林主義”為借口，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一時間，社會主義陣營上空烏云翻滾。中國這時雖然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但是也很不平靜。1956年個別地方也發生了少數工人和學生的罷工罷課事件。還沒有被徹底消滅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蠢蠢欲動，與國際上的反共聲浪遙相呼應。這些情況，不能不引起毛主席的關注和思考。

　　1956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八屆二中全會，毛主席在會上講話。就是在這次講話中，毛主席在講過經濟問題后，對國際上發生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以及中蘇關系和國內的民主問題進行了分析，同時提出“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很顯然，整風運動的目的，就是要整頓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克服和防止黨員干部脫離群眾的現象。這與他歷來堅持和強調的“不做李自成”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1957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召開，毛主席進一步講到了整風問題：“第五點，關于整風。整風就是整頓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現在共產黨中央作出決定，準備黨內在今年開始整風。……這一次整風，主要是要批判幾種錯誤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一個是主觀主義，一個是官僚主義，還有一個是宗派主義。”“我們過去說過，整風運動是一個‘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整風就是全黨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學習馬克思主義。在整風中間，我們一定可以更多地學到一些馬克思主義。”“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如果我們把作風整頓好了，我們在工作中間就會更加主動，我們的本事就會更大，工作就會做得更好。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但是僅僅依靠我們還不夠。我們需要有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地奮斗。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我們所以要整風，現在要整風，將來還要整風，要不斷地把我們身上的錯誤東西整掉，就是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擔負起這項任務，更好地同黨內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但是，就在共產黨整風的過程中，社會上還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借機向共產黨發動進攻。他們污蔑共產黨是搞“黨天下”，對于國家管理，共產黨是“外行”，“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要由他們組織“政治設計院”和“平反委員會”，甚至清華大學有一個學生揚言要殺幾千萬人，等等。毛主席顯然注意到了情況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一方面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方面不得不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1957年5月，他給黨內干部寫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6月又起草了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9月在上海干部會議上發表了《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講話。而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毛主席從人數比例上對右派的力量做了估計：“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

　　文革結束后的1980年，鄧小平談到了當年的反右問題。他說：“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1949年到1957年，我們用八年時間基本上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社會主義。這個時侯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潮是不行的。問題出在哪里呢?問題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款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1957年不存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或者對這種思潮不應該反擊。總之，1957年的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上擴大化了。”

　　這就是《納諫的陷阱》這篇奇文所講的那場使“數十萬知識分子因直言而慘遭迫害”的“引蛇出洞的政治運動”。

　　三

　　了解了整風和反右運動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就會發現奇文雖奇，但作者的觀點是非常荒謬和錯誤的。作者出生于上世紀40年代，1956—1957年整風反右的時候，他應該是一名中學生了;而后來進入大學中文系的他，應該更了解這段歷史。但是，這位年逾古稀的作家使用了隱晦的語言，牽強附會地把這場政治運動污蔑為“納諫的陷阱”，把毛主席污蔑為“心胸偏狹，口是心非，把納諫當成剪除異己、誘人犯錯誤的工具”的嘉慶皇帝，并說什么“從數十萬知識分子因直言而遭受迫害的悲慘命運里，我們似乎仍能看到嘉慶幽靈的閃現和他的故事的傳承”。

　　請問奇文的作者，當年與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濁浪相呼應，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鳴放”出來的諸如“黨天下”、共產黨是“外行”，“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要組織什么“政治設計院”和“平反委員會”，揚言要殺幾千萬人，等等，這是你說的“知識分子的直言”嗎?這是你說的廣興、廣泰、王念孫、洪亮吉式的上疏式“進諫”嗎?

　　奇文作者是作家，作家是知識分子。很多知識分子躊躇滿志，自戀得很，不免愛拿自己的身份說事。正如毛主席所說，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他們不是附在資產階級的皮上，就是附在無產階級的皮上。早在新中國建國之初，很多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是附在資產階級的皮上的，他們的思想、立場都是資產階級的和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所以，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就有一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改造的問題。毛主席批評他們說：“智慧都是從群眾那里來的。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得透底。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孫行者七十二變，最后把尾巴變成個旗桿，那么長。知識分子翹起尾巴來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農民算什么呀?你們就是‘阿斗'，又不認得幾個字’。但是，大局問題，不是知識分子決定的，最后是勞動者決定的，而且是勞動者中最先進的部分，就是無產階級決定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過去知識分子這個‘毛’是附在五張‘皮’上，就是吃五張皮的飯。第一張皮，是帝國主義所有制。第二張皮，是封建主義所有制。第三張皮，是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嗎?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第四張皮，是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第五張皮，是小生產所有制，就是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所有制。過去的知識分子是附在前三張皮上，或者附在后兩張皮上，附在這些皮上吃飯。現在這五張皮還有沒有?‘皮之不存’了。帝國主義跑了，他們的產業都拿過來了。封建主義所有制消滅了，土地都歸農民，現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收歸國有了。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公私合營了，基本上(還沒有完全)變成社會主義的了。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所有制變為集體所有制了，盡管這個制度現在還不鞏固，還要幾年才能鞏固下來。這五張皮都沒有了，但是它還影響‘毛’，影響這些資本家，影響這些知識分子。他們腦筋里頭老是記得那幾張皮，做夢也記得。從舊社會、舊軌道過來的人，總是留戀那種舊生活、舊習慣。所以，人的改造，時間就要更長些。”“ 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現在沒有基礎了，他喪失了原來的社會經濟基礎，就是那五張皮沒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你要附在無產階級身上，就要研究一下無產階級的思想，要跟無產階級有點感情，要跟工人、農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曉得那邊空了，但是還是想那個東西。我們現在就是勸他們覺悟過來。經過這一場大批判，我看他們多少會覺悟的。”

　　但是，遺憾的是，文革結束后，世界觀尚未得到徹底改造的知識分子被當成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此后再也談不上什么世界觀的改造了。其實，世界觀的改造總是有的，不是接受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改造，就是接受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改造。幾十年來的事實證明，資產階級和其他一些剝削階級的世界觀統治了相當一大批知識分子的思想和靈魂，他們自覺或者不自覺加入了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貶低甚至污蔑和謾罵毛澤東本人的惡浪中去，或者搖旗吶喊栽贓咒罵，或者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時至今日仍舊不肯停歇。

　　《納諫的陷阱》這篇奇文，就是那場惡浪的繼續，是那場惡浪的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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