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上海的中共中央致信井岡山的朱德和毛澤東，對朱、毛在井岡山的武裝斗爭進行指導。信中強調：“你們必須依照中央最近的軍事工作決議案改造你們的軍隊……在成分上盡可能地增加工農和貧民的成分，減少流氓的成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

　　在中國，任何一場略有氣勢的革命，都不可能沒有流氓的參與。從某種意義上說，流氓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擔心井岡山的流氓過多，但他們在上海灘上鬧革命、搞暴動，也不可能拒絕城市流氓加入——大名鼎鼎的顧順章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共特科第二創始人、“特務大師”

　　顧順章，1904年生，上海寶山人。早年進入上海南洋煙草公司當工人，不久成為小工頭。在工廠期間，顧順章加入了上海灘的“青幫”，他從小好勇斗狠，很快在江湖上脫穎而出。由于顧順章敢打敢殺，在工人中頗有“影響”，被其時領導上海工人運動的中共領導看中。而在搞工運時，顧順章確實是一把好手。顧順章1924年加入中共，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中有突出的表現。由于顧順章本領高強，一度擔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侍衛。1926年，顧順章與陳賡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蘇聯，短期學習“政治保衛”。

　　1917年俄共執政后，成立了“全俄肅反委員會”，1922年則演變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即所謂“格伯烏”(后又演變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顧順章等人到蘇聯，就是去拜“格伯烏”為師。他在蘇聯學得如何呢?“中統”老特務萬亞剛說：“顧順章在蘇俄受訓的時間并不長，但憑他聰明機警的天賦，學到一身本領回來。文的方面：如化裝、表演魔術、操作和修理機械、心理學等都很精;武的方面：雙手開槍、爆破、室內開槍而室外聽不到聲音、徒手殺人而不留痕跡等等，可說是全能特務，夠得上稱為大師。在他以后，特務行列中，無人能望其項背。”顧順章之所以能短期內學成“特務大師”，一來因為“素質”好，有著過人的“聰明機警”;二來因為本來在江湖上就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1927年初，顧順章“學成歸國”。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時，任工人糾察隊總指揮。1927年7月，汪精衛在武漢“分共”，“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共產黨人在全國成為捕殺的對象，中共活動全面轉入地下，中共中央也從武漢…遷到上海租界內。中共中央本來設有軍委，其時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后成為“托派”的鄭超麟回憶：“‘軍委’是秘密的組織系統，不僅對黨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對黨內的人守秘密。那時中國共產黨有三種組織：青年團、黨和軍委，一重比一重更加嚴格，認真……軍委同志不編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則上都不許普通同志知道……到了上海‘暴動時代’，軍委工作特別擴大，周恩來成了其中重要人物。杭州響應北伐軍的暴動，是軍委的工作之一。顧順章從杭州回來后也加入軍委領導機關，以準備上海的暴動。”(《鄭超麟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96年5月版)

　　周恩來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主持軍委工作。軍委本來設有特務工作科，主要任務是保證中央機關的安全。國共兩黨勢同水火后，特務工作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共產黨員被捕而叛變者，需盡快鏟除，一為減少損失，二為殺一儆百;被捕而未叛變者，需要采取各種手段營救出來。國民黨方面那些對共產黨危害特別大者，也需要盡可能使之從人間消失。這樣，原附屬于軍委的特務工作科，就擴充為中央特科，直屬中央，實際由周恩來直接指揮。中央特科又附設狙擊隊，即所謂“紅隊”。“紅隊”隊員人人身懷絕技，個個百步穿楊——顧順章的“才智”更有了用武之地：中央特科科長和“紅隊”隊長，都由他擔任。如果說周恩來是中共特科之父，那顧順章就可說是僅次于周恩來的第二創始人。

　　因為是工人出身，也因為勞苦功高，在1927年4月召開的中共五大上，顧順章成為中央委員，在同年召開的“八七”會議上，又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說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儼然中共要人。擔任特科科長和“紅隊”隊長后，顧順章干得十分出色，國共兩方面死于其手者不計其數。

　　顧順章跌足長嘆：“抓不住周恩來了!”

　　1931年3月，顧順章從上海護送張國燾、陳昌浩去“鄂豫皖蘇區”。在漢口，將張、陳二人送走后，顧順章居然登臺表演魔術。他之所以敢如此弄險是因為對自己的身手過于自負。顧順章有著高超的化裝術，每次都化裝后登臺，但千慮一失，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認出，于是被捕。顧順章被捕后立即叛變。由于打入國民黨中統內部、擔任特務首腦徐恩曾機要秘書的錢壯飛及時獲知顧順章叛變的消息并迅速通知了周恩來，也由于周恩來過人的應變能力和組織才華，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諸要人和整個機關避免了全體覆滅的結局。歷史的偶然性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忽視的。如果其時在上海的周恩來、王明、秦邦憲(博古)、康生、張聞天、陳云、鄧小平、李富春、聶榮臻等一大批中共要人同時被捕，如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整體毀滅，那此后的歷史，毫無疑問是要大大改寫的。

　　顧順章本在中共黨內專門負責懲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變意味著什么。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變，是因為他自信能借助國民黨之力摧毀整個中共中央機關，將周恩來、陳賡們悉數抓獲，從而也為自己解除后顧之憂。他本來的確可以做到這一點，只是由于國民黨方面配合不周，才未能成功。顧順章是知道南京國民黨的特務系統中潛有中共人員的，在漢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見蔣介石，并告誡不要事先向南京發報。但漢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魚的興奮，還是將顧順章被捕并叛變的消息電告南京，而在南京接收這電報的，就是錢壯飛。據說，當顧順章得知已向南京發報時，跌足長嘆：“抓不住周恩來了!”

　　但周恩來再能干，也只能讓上海的諸要角躲過此劫——顧順章還是讓中共遭受重創。畢竟他知道得太多，許多基層的“交通線”、“聯絡員”是他親手建立和安置的，這些周恩來不可能都知道，即便都知道，也來不及——通知。顧順章叛變后，武漢方面的中共“聯絡員”全部被捕殺。也有幾個中共要人死于顧順章之手：其時，惲代英被關押在南京，但化名王作霖，國民黨方面并不知其真實身份，而中共方面的營救也有望成功。顧順章一到南京，惲代英立即被處決;時任中共中央“一把手”的向忠發，因顧的叛變需要轉移到江西，但他臨行前不顧周恩來的告誡偷偷與情婦會面并遲遲不歸，終于落入顧順章安排的人之手。

　　如果說顧順章是本領高強的城市流氓，那向忠發就是個草包流氓，在中共黨內也不過是傀儡。他雖然也像顧順章那樣一被捕即叛變，但對于國民黨來說，終無長期利用價值，還是立即把他給殺了。顧順章還親自帶人到香港，抓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也遭殘殺。1933年，陳賡赴“蘇區”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顧順章布下的羅網，只因陳賡對蔣介石有救命之恩，蔣介石才不得不“放虎歸山”。顧順章在中共黨內原本專門負責殺叛徒，他成了叛徒后，中共方面便沒了能殺他的人，最后還是國民黨把他殺了。

　　顧順章的叛變改寫了中共黨史

　　顧順章的叛變，極大地影響了中共的歷史，當然也就極大地影響了此后的中國歷史。1933年初，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江西的“中央蘇區”，這在中共黨史上其實是一件大事。本來，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組織上，中共則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運動，才是中共的“正途”。也正是基于這種觀念，當毛澤東等人熱衷于農民運動，熱衷于創建農民軍隊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曾憂心忡忡，一再地敲警鐘、潑冷水。在顧順章叛變前，要說把中共中央遷往鄉村，那是不可想象的。

　　1932年，中共中央決定遷往江西，這是因為在上海無法立足了，中共在城市的工作也實在難以開展了。而這與顧順章的叛變有極大的關系：首先那些與顧順章極為熟稔的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例如周恩來。顧順章對周恩來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活動規律、偽裝技巧等了如指掌。顧順章叛變后，周恩來親自帶人對其家人采取了措施，也使得顧順章對周恩來切齒痛恨，必欲捕周而后快。周恩來地下工作的經驗再豐富，在上海灘上再怎樣長袖善舞，再怎樣適合在城市工作，也不能不離開了。在整個中央機關決定遷往江西前，周恩來便于1931年底來到了江西。在上海，沒有了靈魂人物周恩來的中共中央，也實在難有作為。向忠發被捕殺后，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領軍人物王明(陳紹禹)成為中共總書記。王明1925年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即攀附共產國際內分管中國的米夫，一心要登上中共最高領袖的寶座。米夫與王明朋比為奸，對瞿秋白進行了不擇手段的打擊迫害。但王明其人華而不實，不斷有人被捕殺使他心驚膽戰。不多久，他便辭去總書記職務，于1931年10月跑到蘇聯去了。

　　王明辭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盧福坦短暫地代理過總書記。1931年9月，也是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秦邦憲(博古)被推到了中共最高領袖的位置上，從此開始了他三年零三個月的統治時期。秦邦憲1907年生，1926年冬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成為王明的干將。1930年5月回國。1931年1月，在由米夫操縱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秦邦憲一躍成為中央委員。1931年底，周恩來去了江西“蘇區”，留下24歲、實際工作經驗少得可憐的秦邦憲在上海支撐危局。不用說，支撐不久。1933年1月，秦邦憲與陳云一起到了江西中央蘇區，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心臟移植到了鄉村，從此把工作重心放到了農村。這不但導致1949年以前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更導致1949年后以農村改造城市的政策。可以說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江西，是中共黨史上一次天翻地覆的變化，其影響或許大于“八七”會議、遵義會議等任何一次會議。

　　中央機關遷往瑞金，是中共黨史上的大事，更是毛澤東個人政治生涯中的大事。當初，毛澤東的心情應該是很復雜的。自從開始致力于農民運動拉起一支農民武裝，作為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毛澤東就與中央不大和諧。以王明為首的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躊躇滿志地殺回來執掌了中央大權后，毛澤東與中央的關系就更緊張了。以王明為首的“莫斯科派”，與以毛澤東為首的“井岡山派”是互相看不起的。王明們認為毛澤東們根本不懂馬列，而毛澤東認為王明們不過是乳臭未干的“教條主義者”，根本不懂中國的實際，也毫無實際經驗。1933年1月，秦邦憲以中共最高領袖的身份到達中央蘇區時，是26歲，而毛澤東已40歲。秦邦憲的全部資本，是在莫斯科吃過幾年面包，而毛澤東則在中國的城市與鄉村摸爬滾打了十幾年。秦邦憲們一來，就把毛澤東邊緣化。但從另一面看，中央機關遷到“蘇區”，又未必沒有令毛澤東高興之處。最高權力從亭子間移到自己的地盤上，“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了——果然，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宣告了秦邦憲統治時期的結束，也宣告了“莫斯科派”的永久失勢。盡管要到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才意味著毛澤東徹底擊潰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但在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已基本掌握了中共的最高權力。

　　回到顧順章。193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還從江西瑞金發出了對顧順章的“通緝令”。這份題為《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緝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的“通緝令”，由“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簽署。“通緝令”歷數顧順章的種種罪行后稱：“……緝拿和撲滅顧順章叛徒，是每一個革命戰士和工農群眾自覺的光榮責任。”這樣的通緝令，在中共黨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顧順章曾想重新歸依中共嗎

　　但顧順章還是死于“中統”之手。萬亞剛在《特務大師顧順章》一文中說，顧順章其人，執行任務時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像毫無感情的機器人。但平時與人相處，卻態度和藹誠懇，使人樂意與之親近。上世紀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憶錄》中，也說顧順章“說話很風趣，處世經驗豐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對人態度和藹誠懇，使人樂于親近。”顧順章叛變后，當然為“中統”立下了大功。“中統”雖然暗中對他嚴密監控，但表面上待之如上賓，有所要求無不滿足。可是好景不長，1933年春季之前，顧順章便被“中統”殺掉了。個中原因，《徐恩曾回憶錄》是這樣解釋的：“我所遺憾的是這位具有特殊貢獻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引按：這時間是錯誤的)，因和敵人重新勾結而被處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雖盡量優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在我們這邊找不到，又去和共黨勾結，向共黨提供我內部人事和業務報告。后又發覺他有實行暗殺計劃后，逃往江西蘇區的準備，我只好對他放棄了。我前后經辦和他同等重要的共黨分子的自新轉變案件，不下十五六起，顧順章是唯一的轉變后又想回到敵人懷里的一個。”

　　按徐恩曾的說法，顧順章是又與共產黨暗通款曲，才被“中統”殺掉的。這顯然不實。共產黨與顧順章之間，有著血海深仇，根本不可能舊夢重溫。萬亞剛也認為這是國民黨特務系統中一樁“應予平反”的“冤假錯案”。在《特務大師顧順章》中，萬亞剛說：“到底顧順章何以致死?有道是‘不遭人忌是庸才’，正因為他不是庸才，而且鋒頭太健，所以就招來殺身之禍了。”這樣說還太簡單。顧順章固然是“中統”釣到的一條大魚，但顧順章所知共產黨的機密再多，也是有限的。當他叛變之后，這就是一種不可再生資源，幾年之后便耗盡了。豢養顧順章，始終是一件有風險的事，弄不好就成了養虎遺患。當徐恩曾們覺得風險和成本大于收益時，當然會把他除掉。

　　流氓與革命問題的思考

　　1938年11月28日，住在蘇聯克拉奇克療養院的瞿秋白遺孀楊之華，以杜寧的筆名寫了《叛徒顧順章叛變的經過和教訓》一文。(《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楊之華曾與顧順章同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對顧比較熟悉。這篇文章介紹了顧順章的特征，強調了顧順章叛變的危害，文章主旨則是反思這一事件的教訓。楊之華介紹了顧順章的這樣幾種特點：一、“人矮，精干，多計謀，滑頭，勇敢，變戲法的技術很高明”;二、“不多說話，他不曾對同志說過自己的履歷和社會關系”;三、“平日不看文件，開會不常說話”;四、“生活浪漫”。文章中還說了這樣兩件事：一是顧順章叛變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顧妻室內搜出了“顧順章親手寫給蔣介石的一封未發出的信”，信中說，如果蔣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產黨、第三黨、取消派從中央到支部的各種組織關系一概交出。另一件事，是顧順章“生活的腐化”，“吸鴉片”、“玩妓女”，還“打老婆”。這幾件事其實是連在一起的。顧順章雖然加入了中共并成為黨內要人，但本質上是一個毫無政治信念的流氓。他加入中共，不過是一種投機、一種賭博。他平日之所以不看文件，是因為他對文件本無興趣;他開會之所以不發言，是因為他對各種政治問題本無話可說。楊之華認為，從他妻子室內搜出的那封信，說明“他的叛黨動機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經過了一個動搖的時期”。

　　楊之華的反思之一，是黨組織對顧順章生活的“腐化”和“墮落”沒有及時警覺：“然而從他的生活上可以知道，他的叛變不是偶然的。而我們的于他不好的傾向——叛變的預兆，沒有加以及時的警惕。”其實，對于顧順章這樣的人來說，生活上的“腐化”和“墮落”，是不可被勸阻、不可被改變的，他活著就是為了這些。他的投身革命，也不過是為了有一天能最大限度地滿足一己私欲，如果以組織的名義禁止他生活上的“腐化”和“墮落”，他恐怕要立即與革命“拜拜”，回到他的“江湖”上去。當時的有關人士，也許正因為看到了這一點，沒有對顧順章的個人生活加以干涉——他太能干、太有用。

　　楊之華的文章以這樣的一段話結束：“對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別對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說過去對于顧順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極少，甚至可說沒有做……這個教訓對于黨有極大的意義。如果我們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變他，而經過他可以改變在他周圍的工人群眾，因為在上海像他一類的工人成分——流氓無產階級成分占有相當的地位。”

　　楊之華在1938年的時候提出這個問題、做出這種反思，應該說是用心良苦的。如果說，對“工人干部”特別是“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的教育是一個重大問題，那對“農民干部”特別是“有流氓性的農民干部”的教育，就更是不可忽視的大問題了，因為后者比前者多得多。但楊之華的擔憂和提醒并沒有引起重視。在此后的各個時期，都把“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當作極其重大的事情來抓：都反復強調工人農民盡管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但靈魂是干凈的、道德是高尚的，因而都是知識分子的楷模。知識分子投身革命后的頭等大事，就是向身邊的工人農民看齊，就是讓自己全身心地工農化。

　　鐵桿“托派”王凡西則從一個“托派”的角度對顧順章事件進行了“反思”：“顧順章……他那時主持著中央的特務。這個人流氓氣重極，思想談不到，雖然工人出身，為人機警異常;但領導革命特工終究不能靠這種人，他后來的叛變與作惡，我認為賞識他與提拔他的人也不能沒有責任的……中共的領袖們不接受這個教訓，以致在長年的革命工作中，吃過流氓無數次的虧，顧順章不過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罷了。”這番話足以啟發我們對流氓與革命這一問題的思考。

　　其實，對于顧順章事件，還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反思：本質上是流氓的顧順章，如果沒有被捕并且在1949年后成為元勛、功臣，掌大權、居高位，他會有怎樣的表現呢?他會給國家、給人民帶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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