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博弈是中國古代精英政治的重要內容，每一個朝代都存在不同形式的派系斗爭。縱觀歷史，派系博弈有一條主線：從士族之間的斗爭，逐漸轉向士族與庶族的斗爭，并一直持續到唐代科舉制度逐漸完善、庶族崛起、士族沒落之后，才以科舉文官集團之間的斗爭，取代了以往的士、庶之爭。雖然在今人看起來，歷史的潮流是很清楚的，但在每一個歷史轉折的關頭，那些參與者仍然真誠地辯論、斗爭或者相互屠戮，并不相信自己即將永遠地退出歷史舞臺。

　　士族之所以能夠成為“世家”(世代做官之家)，主要來自“經學”的傳承。所謂經學，即儒家經典之學，內涵以治世、明道、教化、美刺為主，可被視為專為做官而設計的。其傳授、學習和研究并不容易，需經專門的訓練。士族是由讀書才做官的，所以許多官員本身就是思想文化界的領袖。當時也不是所有人都讀得起書，詩禮傳家就成為少數高門的特權。也因讀書傳承的關系，各個家族之間形成了龐大的門生故舊網絡，相互舉薦和支持，“四世三公”等現象屢見不鮮。

　　秦漢以來，北方世家大族一直占據著中原政治的中心舞臺，并且以家族傳統、官位位次為依托，形成了不同的士族集團。李唐的創始人就是來自關隴地區的士族，其家族淵源近可追及李淵的七世祖西涼武昭王，遠可上溯到隴西李氏——秦李信、漢李廣、李敢、李陵等名將皆出于這個家族。唐太宗曾重新判定《氏族志》，定皇族隴西李氏為第一等，最有名望的五姓家族包括范陽盧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等。其他士族僅唐山東貴族就有七姓十家、四十四子，皆是人才輩出之家族。

　　經過漢末戰亂、三國之爭、五胡亂華、士族南遷、武后弄權、安史之亂，士族門閥到中、晚唐已呈現衰敗的跡象。僅中唐徐敬業一案，武后就誅殺李氏皇族數百人，大臣數百家;范陽是安史之亂發源地，范陽盧氏幾遭滅族。即便如此，士族的影響力和政治作用仍然巨大。而晚唐武宗和李德裕改革，可被視為世家大族希圖在歷史舞臺上重新崛起的最后一次努力。

　　李德裕，山東貴族七姓中趙郡李氏的后裔，前宰相李吉甫之子，屬“官二代”。李自小就有神童之稱。《舊唐書》認為他“語文章則嚴、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在宦官弄權、吏治腐敗、強敵環伺、王朝將傾之時，這正是一個力挽狂瀾的人物。經學的傳承者多有理想主義特質。在李德裕第二次拜相期間，發起了自上而下的變革。這本是一次足以挽救士族和王朝命運的努力。

　　變革從肅貪開始。在公元841年，幾項重要的肅貪舉措全面鋪開：正月間武宗下詔，凡文武官員貪贓絹三十匹者處死;二月再下詔，凡官員貪污滿千錢者處死;在原來基礎上發放兩月俸祿，以加薪促官員奉公守法;厲行禮法、提倡節儉，嚴禁官員借婚喪嫁娶大肆斂財，這些“整頓作風”的做法意在阻絕官員變相行賄受賄、朋黨勾結的路徑。

　　肅貪并非變革的最終目標。對貪官的懲處是為了強化皇權，為此李德裕采取了“收權”(尊君)和“法制”(行令)兩種舉措。按他自己的話說：“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于臣下之手哉!”李德裕進入長安，讓當權多年的宦官集團聞風戒懼，宦官首領仇士良于會昌三年主動上書請求朝廷準許他退休，并于當月郁郁而死。從宦官手中收回權力后，為確保國家法令能夠落實，李強調嚴厲執法、清理官員隊伍。他任用河東柳氏的柳仲郢，旬日之間裁減州縣冗官1200余名。這對于古代的“小政府”來說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

　　在官員腐敗和君權不行等問題有所緩解后，人才選拔機制就成為治理能否成功的關鍵。科舉改革是這一時期最大的亮點。作為士族出身、而非科舉出身的李德裕，除增加進士名額外，還要求科舉考試停考詩賦，強調文章的政治實用性，這無疑是將士族經學傳統納入科舉。以往科舉考試有“呈榜”的程序，方便宰相自己點選親信，李卻主動廢除呈榜，以維護科舉公平。進士名額也有所增加，有時一張金榜33人，全是寒門才子。連牛黨大臣周墀都說“新榜既至，眾口稱公”。這也不難理解李被貶海南后，“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不僅如此，這也是唐政府軍事上復興的時期：內平澤潞叛亂，威服河朔;外擊回鶻侵擾，兵出西北;取縱橫捭闔之術，利用西北各族矛盾，交好黠戛斯，穩定邊疆，可謂功勛卓著，威震天下。其成就被稱為“會昌中興”。不過大好局面只持續了5年，改革最終失敗于朋黨派系之爭。

　　說起來，除了“用兵”這一點外，李德裕和牛黨領袖牛僧孺、李宗閔在政見上并無嚴重分歧。唐代政治派系的產生，和政治觀念、社群利益等關系不大，更像是一場延續了40余年的意氣之爭。

　　李吉甫因憲宗年間進士考試而開罪牛僧孺、李宗閔。牛、李當權時立刻對李吉甫故舊、包括他的兒子進行報復。李德裕任西川節度使，維州(甘孜)吐蕃將領悉怛謀投降，李趁機收復。但宰相牛僧孺卻不愿見到李德裕立功，要唐文宗下詔將維州還給吐蕃，并令縛還悉怛謀及從者。結果歸唐者被吐蕃官吏殘酷地盡殺于維州城下，成為大唐的恥辱。至于李德裕的改革，不論其對大唐有無貢獻，牛黨都必欲廢之而后快。這說明，政治派系一旦產生，就以它自己的利益和規律來運行。而官僚集團的爭權奪利必然導致價值流散，義超越了忠，私心取代了公利，朝廷成了戰場，改革也成了派系斗爭的標的——對此無須存疑，所有這些在王安石變法的新舊黨爭中還會重演一遍。

　　陳寅恪先生認為牛李兩黨的區別在于，牛黨代表科舉出身的官僚，李黨代表南北朝以來山東士族出身的官僚。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但也未必盡然，因為李德裕的改革是讓科舉制更有效，而非廢除科舉。說李黨是改革派，而牛黨是保守派可能更符合實情。

　　會昌六年唐宣宗即位，這位皇帝將“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派系斗爭進行得非常徹底：李德裕宰相職務被撤，初貶荊南、次貶潮州、再貶崖州;李黨整體被清出朝廷，改革舉措全被廢除。之所以政令執行得如此痛快，官僚集團的整體支持正是主因。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李的舉動代表了士族最后的反擊和以經學拯救王朝的努力。可惜由于派系斗爭，李的卓越政治才能付之東流，大唐失去了重興的最后機會。所以王夫之評價：唐實亡于宣宗。

　　若換一種思路，派系斗爭并不一定會帶來政治上的毀壞，相反，在合理的制度設計下，甚至會成為政治發展的動力所在。如果能夠以承認派系斗爭的合法化為前提，把派系競爭納入體制范疇。這樣，派系競爭中的勝者不會全盤掌權，敗者也不會一無所有。法治規范下的派系博弈，是一個國家政治穩定的關鍵。從這個角度考察，中國古代政治派系斗爭離政治文明相去甚遠。由于缺乏退出機制，派系博弈往往演變為不死不休的權力斗爭，從來不存在政治緩沖地帶。勝利的一方得到全部，失敗的一方死磕到底。只要時間足夠長，每一派都有機會，每一派也都會成為失敗者。而派系斗爭不斷擴大化，足以導致國家內耗和政治崩潰。所以，解決派系斗爭的死結，不在于哪一派勝出，甚至也不在于將兩派都消滅掉(事實上這兩種方式大唐都采用過)，關鍵在于派系博弈的制度化建設。

　　如果說李德裕的改革有什么問題的話，那么最大的問題就是將改革變成了“改革派”，即不是解決派系斗爭這個死結，而是將這個結越打越死。李德裕本人雖然寫過《朋黨論》，激烈抨擊派系斗爭，但當他成為宰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牛黨的人貶謫南方。而放眼天下無敵手的政治地位，又使他過分迷信手中的權力。收權雖然成功，但原來翰林、樞密和中書門下鼎足分立的權力架構所形成的政治緩沖地帶也不復存在。而無限權力即意味著無限責任和政治高風險。在所有人皆翹首企盼改革失敗的時候，只要出一點問題就會全盤皆輸。

　　從歷史長河來看，唐武宗和李德裕改革，應是歷史賦予大唐，也賦予士族的最后機會。但遺憾的是，他們的改革是想回到一個舊世界，而不是創造一個新世界。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被派系斗爭扼殺后，士族再未能翻過身來。隨著王朝沒落和社會矛盾激化，士族成為眾矢之的。黃巢“義軍”聚士族而殺之;朱溫將名家望族投入黃河，并笑稱讓這些“清流”永遠成為“濁流”。連年戰亂和不斷的滅族屠殺，使得北方士族徹底衰亡，退出了歷史舞臺。到了100多年后，宋代的30多家“名門”，竟無一個可以追溯到唐和五代以前，且均以豪強為名，不以經學為實。士族的消滅，讓千年經世濟用的學問傳統成為絕響。中國也從此告別貴族社會，進入專制皇權與科舉官僚共同統治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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