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武力：用唯物史觀重新審視中共黨史若干問題

　　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93年的歷史,大致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歷史時期是1921年黨建立至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黨的主要任務是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奮斗,為中華民族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掃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障礙,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新中國。第二個歷史時期是1949年新中國建立至今,這個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為保證國家安全和統一、工業化、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制度,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建立起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這兩個歷史時期來看,實質上都是在1840年至1945年中華民族落后挨打的背景下,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奮起直追、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因此,研究中共黨史,就不能不研究中國近代以來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遷互動的歷史,不能不了解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利條件、有利條件,不能不了解經濟發展與國際環境的關系、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的關系,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文化傳承的關系。而要正確認識上述歷史關系,應該從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出發去分析。

　　經濟結構決定資產階級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務

　　從19世紀末,第二次工業革命使少數資本主義國家國力大增,資本主義開始進入由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資源和市場瓜分完畢并不斷重新瓜分的階段。這種以戰爭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為掠奪對象的重新瓜分,導致由局部戰爭演化為世界大戰,而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其間爆發了嚴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經濟危機,這些都充分暴露出資本主義的嚴重弊病,“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的結論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

　　當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即依靠武力來重新瓜分世界資源和世界市場的時候,社會主義作為制止這種資本主義災難的一種新生力量應運而生。如果從世界范圍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制度只是在少數國家取得勝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工業化只是在少數幾個國家得以實現,而大多數國家仍然處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剝削和奴役下,國內的資本主義經濟沒有處于主導地位,資產階級也沒有獲得統治地位。一句話,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還沒有在這些落后國家建立起來。在這種狀況下,當帝國主義國家發動重新瓜分世界資源和市場的世界大戰后,因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同時又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代表,因此,無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還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其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和革命就必然包含有反對和否定資本主義的因素,這也是列寧為什么將帝國主義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將帝國主義時代的民主革命納入社會主義世界革命范疇的原因。

　　因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人民之間的矛盾,就自然被社會主義革命者所利用,從而掀起一場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誕生,就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利用俄國戰爭期間國內矛盾的激化和資產階級“二月革命”后的社會動蕩和人民不滿,迅速進行了“十月革命”,可以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雖然內部條件是人民對沙皇的封建軍事帝國主義的拋棄,但是從整個大背景來看,卻是廣大人民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失去了信心,認為這是一個“惡”的制度,不愿意再建立這種制度。同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新產生的社會主義國家,除了那些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建立起來的國家不算,凡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被侵略、被壓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其說是因為資本主義充分發達基礎上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不如說是因為這些國家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受害者,這些國家的人民不愿意再選擇資本主義制度。可以說,20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形成浪潮,即反映了這種現象。

　　因此可以說,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既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向更高層次的演進,也不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選擇,而是那些作為帝國主義受害者的國家和人民的另一種選擇,即在許多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對另外一種擺脫帝國主義奴役的發展道路的選擇。

　　如果說以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世界進入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那么在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的半個世紀里,中國則處于倍受欺凌、社會動蕩的危亡時期。

　　“甲午戰爭”的中國慘敗,宣告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觀念和政策的破產,日本成功的經驗證明了中國不僅需要在技術上學習西方,還需要從制度上學習西方。隨后掀起的“戊戌變法”及其失敗,則反映出封建頑固勢力仍然把持著政權和不愿意全面徹底學習西方的制度。但是在隨后出現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的雙重危機壓力下,清政府在1903年以后也不得不推行實質上是瓦解封建政權基礎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在“戊戌變法”失敗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雖然在資產階級中對改變現有政治體制上始終存在著“革命”與“改良”的爭論,但無論在政治上主張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制,在中國應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上卻是一致的。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國名義上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這個政權卻把持在帶有封建性質的軍閥手中。以“巴黎和會”中國政府“喪權辱國”為標志,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尋找比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和資產階級“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這種背景下,俄國的“十月革命”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僅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也最終促成孫中山“以俄為師”和國共合作。

　　中國必須找到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馬克思主義恰恰在這一時期傳入了中國,這一理論很快就有了堅定的追隨者。一方面,社會主義的理論、手段和設想的制度,不僅可以幫助中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同時還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暴露出來的對外侵略、對內壓迫人民和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弊病,即為中國人指出了一條超越西方、通向“大同世界”路徑。另一方面,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新生的蘇聯對中國所表示出的友好,進一步加深了中國人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向往。更何況這種體制本身又被賦予了一種理想色彩,即使單純從道義的角度而言,追求正義、自由、平等和富裕的社會主義,對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剝削的中國人民來說,也是極具吸引力的。因此,一生追求中國獨立富強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在晚年就提出:“今后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而蘇聯革命,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革命。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進行過系統闡述。1939—1940年間,毛澤東相繼發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文章。他指出,鴉片戰爭后,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其革命必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步,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改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成為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繼續向前發展,逐步消滅資本主義,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這是一個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統一的革命過程。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準備,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趨勢。毛澤東從這一時期就開始強調,“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落后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結果。”

　　此后的十年間,毛澤東多次在重要會議上提出資本主義經濟一定程度發展的重要意義。中共七大,毛澤東批評了一些黨內同志急于消滅資本主義的想法,并在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說: “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

　　1947年12月,在陜北米脂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三大經濟綱領:第一,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第二,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第三,保護民族工商業。同時又一次強調,“由于中國經濟的落后性,廣大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后,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它們存在;并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它們中一切有益于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提出,新民主主義的國民經濟將包括國營經濟、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以及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等幾個構成要素。

　　由于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不能動員起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參加革命,因此領導革命的重任才落到了中國共產黨身上,但是作為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的經濟結構仍然主要是前資本主義的農業和手工業,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農民,因此革命的性質也必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經濟是保護和聯合的對象而不是革命的對象。因此,農村包圍城市就成為中國革命成功的道路。

　　為國家安全和突破“貧困陷阱”選擇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在所有落后的國家里,不管有沒有建立社會主義體制,都有一種所謂‘后來者’的急迫和壓抑心態,深切地感到嚴重落后于那些更為發達和富裕的國家。”一個像中國這樣曾經輝煌、在近代又備受欺凌的大國尤其如此。而這種心態直接影響著后發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對資源配置方式和發展戰略的選擇。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面對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最高決策者渴望迅速建立一個全新的、實力強大的中國的心情十分急迫。因為只有如此,才能為中國在嚴酷的國際環境中贏得應有的地位和尊嚴,同時,也讓此前人們所期待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真正得以體現。

　　同時,朝鮮戰爭爆發后的國際形勢和落后的國防工業,使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自然將國家安全放在首位,促成了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的決心。正如經過毛澤東親自修訂的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所說:“因為我國過去重工業的基礎極為薄弱,經濟上不能獨立,國防不能鞏固,帝國主義國家都來欺侮我們,這種痛苦我們中國人民已經受夠了。如果現在我們還不能建立重工業,帝國主義是一定還要來欺侮我們的。”

　　以工業為例,1952年中國工業發展水平與西方國家相比,差距是很大的,與當時的敵人美國相比,差距如下:總量美國是中國的57倍,人均是224倍。毛澤東當時感慨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于是,在經過了短暫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時期之后,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近代以來所形成的民族“危機感”,在1949年以后并沒有消失,而是表現為對國際上的危機仍有著過高的估計。為此,我們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

　　然而,當時中國工業化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卻十分苛刻。對內,重工業發展所急需的資金是我們最稀缺的資源之一。中國當時是一個典型的傳統農業大國。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1949年7月30日關于送呈《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致總統杜魯門的信中即說:“在形成現代中國之命運中,有兩個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個因素)是中國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紀增加了一倍,因此對于中國成為一種不堪重負的壓力。(近代史上)每一個中國政府必須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政府是成功的。國民黨曾企圖用制定許多土地改革法令的方式,以謀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律中有的失敗了,另外則遭忽視。國民政府今日所面臨之難境,大部分正為了它不能以充分的糧食供給中國民食,中共宣傳的大部分,就是由他們將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所組成。”

　　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完成后,不僅我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占總經濟活動人口的比例高達83.5%,而且人均生產資料非常缺乏,據1954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全國農戶土地改革時平均每戶擁有耕畜0.6頭,犁0.5部,到1954年末也才分別增加到0.9頭和0.6部。加上人多地少,農業能夠為工業化提供的剩余也非常少。另外,工業產值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7.6%,其自我積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1952年,我國的城鄉人均儲蓄只有1.5元,國家的外匯儲備1.39億美元,財政總收入183.7億元,用于經濟建設的資金尚不足100億元。國家有限的財力與即將開始的經濟建設所需要的巨額資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缺口。對外,西方國家政治與經濟上的孤立和封鎖,以及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同構,又決定了新中國只能在半封閉的狀態下發展內向型經濟,這意味著中國必須依靠自身實行迅速而大規模的資本積累來啟動工業化進程,有限和分散的農業剩余幾乎是我們獲取這種積累的唯一途徑。

　　為了推進工業化,中國急需建立起一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確保國家擁有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新民主主義經濟不能滿足這樣的要求,所以,新中國很快開始了由新民主主義經濟向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統購統銷政策出臺,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步伐的加快,都是加快工業化的產物。發展模式的接近,是因為中蘇兩國在近于相同的目標和約束條件下必然會使用類似的方法手段,對于蘇聯經驗的接納也是實事求是的行為。從1953年起,農業合作化運動加快。“過于注重上層結構,很少涉及低層”是中國近百余年多次社會變革中所表現出的一個重要特征,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恰恰“改革了中國的農村,創造出一個新的低層結構,使農業上的剩余能轉用到工商業。”與此同時,對個體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迅速推進,到1956年底,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絕對優勢的地位,從而重塑了社會經濟的微觀行為主體,這也意味著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終結。同時,行政性的計劃管理方式也逐步形成,管理體制逐漸由以市場為基礎的計劃與市場相結合轉向指令性計劃為主的計劃經濟。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最終確立。這是在當時的資源瓶頸之下,由國家強力推進工業化的結果。

　　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確實保障了剩余索取和投資達到了最大限度。根據發展經濟學和“貧困陷阱”假說,一個國家經濟起飛的重要條件之一是投資超過GDP的11%。舊中國經濟最好的1936年也僅為6.0%,而新中國1978年以前的資本積累率最低為1963-1965年的22.7%,最高為“四五”計劃時期的33.27%,被認為最合理的“一五”計劃時期則為24.2%。

　　可見,對黨史若干問題的分析應從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出發。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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