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今天距離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進京趕考”的日子已經65年，現在，歷史的接力棒已經傳到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手中，每一個黨員干部的“趕考”都在繼續著。而就如何答好這張歷史的試卷，我們有幸采訪到了求是雜志社社長李捷同志，為我們進行解答。　

　　主持人：在2014年11月21號，求是雜志社將與中國延安干部學院聯合召開主題為“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和黨的作風建設”的黨性教育延安論壇，您可否為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此次主題的背景?

　　李　捷：65年之前，毛澤東同志在1949年3月5日專門在黨內提出“兩個務必”這個號召，帶領全黨“進京趕考”;65年后，在2014年11月21號，我們將召開這次主題為“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和黨的作風建設”的黨性教育延安論壇，目的就是要深入研究當前黨的群眾工作面臨的突出問題和黨群、干群關系面臨的新考驗，深入探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發揚黨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加強和改進新時期黨性教育新思路、新舉措，進一步研究干部教育培訓工作，這是十分有意義的事情。

　　那么，說道背景，首先，要講清楚什么是“兩個務必”。當時，中國共產黨經歷了28年的奮斗歷史，即將從一個從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政黨，成為一個執掌全國政權的政黨。1949年3月毛澤東在西柏坡召開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并向全黨提出了一個號召“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兩個務必”。

　　其次，要了解“兩個務必”提出的原因。這就不得不提到一段歷史事件，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領一支農民起義軍占領了北京城，加速了明朝滅亡的腳步。但是，這支農民起義軍的勝利并沒有持續很久。在占領北京城后，這些人開始變得驕傲起來，做官的做官，搶金銀財寶的搶金銀財寶，討小老婆的討小老婆，官員喪失了斗志，政權失去了民心。最后，隨著清軍的入關而不得不撤出北京，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也就此宣告失敗。毛澤東同志曾特別提及過這件事情，并從中反思到當時的革命。

　　同一時期，郭沫若先生也以李自成的這一歷史性悲劇為背景寫了一篇文章，這就是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這篇曠世雄文中，郭沫若先生認真分析了明朝滅亡的原因，把明思宗的統治與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對照的敘述和客觀的評價。更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文章文筆優美，用散文體來書寫歷史。文章有力地發揮了“借古諷今”、“以史鑒今”的作用，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至今讀來仍發人深省。

　　后來，毛澤東同志提議將這篇文章作為當時整風運動的文件。他認為，在我們黨20多年的奮斗歷程中，很容易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這也是當年李自成犯的錯誤，那就是“小勝就小驕傲，大勝就大驕傲”，而每一次大驕傲都幾乎斷送了革命。當年的大革命失敗，還有中央革命根據地淪喪、中央紅軍被迫長征等，都證明了這樣一個道理。

　　3月23號，毛澤東同志帶著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軍委機關離開了西柏坡前往北平。臨行前，他就跟周恩來總理有這樣一個對話，他說：“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至實現共產主義”。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主持人：事實證明，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趕考”交出了合格的答卷。就在人們認為“趕考”已經成為歷史的時候，習近平總書記又再次提醒全黨：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舊嚴峻復雜，“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習近平總書記，在這個時期再次提出趕考，背后有何深意?

　　李　捷：歷史有時很巧合，當年毛澤東提出“進京趕考”一定要合格，不能像李自成進了北京城又被人家給打出來，所以務必要保持“兩個務必”的精神。現在，習近平總書記講我們又面臨的新考試。其意義主要在于我們黨正面臨著三個考驗。

　　第一，能否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考驗。黨的十八大以來，確定了“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到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的時候，即2021年，我們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周年的時候，即2049年，我們要全面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目標。這“兩個一百年”意味著什么呢?自1840年以來，我們中華民族提出了一個偉大的歷史任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稱之為“中國夢”的偉大理想，要在我們這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手上實現。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過程中，我們要有一種拼搏的精神，要有一種百米沖刺的精神，要有一種為民族、為人民義無反顧的精神。這個動力從哪里來?就要從“兩個務必”的精神上來，要從憂患意識上來，還要從一種不進則退、敢于擔當的精神上來。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到了西柏坡重溫“兩個務必”，就是告誡我們，作為執政黨，我們的“趕考”永遠沒有結束。我們黨始終肩負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這也是總書記說的中國之夢、民族之夢、國家之夢，同時也是人民之夢。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中國共產黨要再一次完成一個新的“進京趕考”的歷史經驗。能不能把這個奮斗目標最大限度地實現好，就要看中國共產黨的真本領了。這是一大考驗。

　　第二，中國共產黨能否長期執政的考驗。我們知道有一個規律，凡是勝利者都是在不斷戰勝我的過程中取得勝利，而失敗者往往也是自己被自己打敗。那么，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斗爭中面臨著一個加強自身建設，不斷自我革新、自我戰勝的過程。而腐敗正是現在黨內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我們若想不斷發展，必須直面問題，堅定不移進行反腐斗爭。有人說，腐敗就是我們黨自身存在的一個毒瘤，是一個癌癥，是不治之癥。但是，我們并不相信這一套，它不是不治之癥，是可治的。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帶領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提出的“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口號，深得民心。同時，還提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牢籠”，形成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反腐境界：首先要形成一種震懾，讓他不敢腐。再形成一種制度，約束他不能腐。最后利用理想信念、黨性教育打造一個思想的牢籠，讓他不想腐。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這場反腐敗斗爭關系到中國共產黨能不能長期執政，也關系到我們這個黨和國家會不會因為脫離群眾和腐敗蔓延而變質，這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第三，能否實現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考驗。中國從來沒有像任何一個時期，像我們現在這樣，越來越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在世界舞臺上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同志曾說過“我們中華民族有同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當前的中國正在為世界的和平發展，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加有利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而不斷努力，未來也將發揮更大作用。比如，中國近期一系列的外交舉動——北京的APEC，澳大利亞的G20峰會，習近平總書記訪問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也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帶一路”的建設。其目的就是要為中國周邊、歐亞大陸和亞太地區的廣大人民帶來更大福音，我們要在世界上建立一個更加廣闊、維護世界和平、推動世界發展的互利共贏的共同體。

　　要實現這樣一個目標離了中國共產黨堅強有力的領導是萬萬不行的，而這對我們黨來說也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考驗——中國共產黨有沒有這種能力和抱負，使得中國人再度在世界上揚眉吐氣地站起來，同時也讓世界再度輝煌。

　　通過發展自己而贏得世界，這就是總書記再一次的強調進京“趕考”的重大意義。這個事情做好以后，是對中華民族有意義，對我們這個黨有利，對整個世界的發展也有利的，這就是它的幾大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國共產黨正面臨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能否長期執政的重要關口，重提“趕考”也是強調我們黨必須避免驕兵必敗的歷史規律。那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面臨的“趕考”內容和建國初期有何不同?

　　李　捷：這個不同可以有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至少有三個主要方面。

　　第一，建國初期，老一輩革命家面臨的是由領 導革命的政黨轉向執掌政權的政黨的考驗，而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面臨是，中國共產黨在執掌全國政權這么長時間以后，還能不能夠長期執政的考驗?這個執政不是一下子，而是要長期執政。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但我們也不能回避。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上一些老牌的執政黨都因為自己黨內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而下臺，喪失了執政權。譬如，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就因為共產黨的垮臺導致國家解體。這些歷史的教訓都是很深刻的。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怎樣使得中國共產黨能夠長期的執政，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新考驗，也是當年毛澤東同志提出“兩個務必”、“進京趕考”時候沒有遇到的新情況。這是第一個不同。

　　第二，我們面臨的國內環境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面臨的考驗，是新中國成立以后能不能迅速醫治戰爭的創傷，使整個中國有一個新的和平建設的良好局面。這個問題，我們黨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就基本上解決了。與此同時，我們還面臨著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當時國民黨留給我們的是一個爛攤子，如何修復處于崩潰邊緣的國民經濟。

　　當年我們面臨的形勢很嚴峻，那么現在是不是就不嚴峻了呢?中國社會現在看起來歌舞升平，但我們黨面臨的考驗并沒有結束。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不要忘記，我們始終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還有兩億多的人口沒有脫離貧困線，我們還有諸如農民工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等待解決。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有很多新的問題不斷產生。比如，產能相對過剩，暴露出我國經濟結構上存有的短板;再比如，現在大家熱議“APEC藍”，暴露了工業化過程中存在一個不可逾越的階段，不可避免的要付出代價;還有能源問題，如何保護我們有限資源等等。這都是需要我們很好地去正視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我們正面臨一個新的形勢，一方面是巨大成就的積累，另一方面我們在取得成就的同時，諸多的復雜問題正在出現。如果不正視這些問題而盲目驕傲，我們就會犯“大勝則大驕傲”的歷史性錯誤。這種新的形勢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新的考驗，對此，我們要始終保持一種謙虛謹慎的態度，即使我們取得較大的經濟成就，但我們還要牢記基本國情，不能忘記我們還有很多貧困人群等待我們救助，還有很多社會矛盾需要我們解決。

　　由此可見，新時期我們黨面臨的挑戰要比當年要嚴峻得多，也突出得多。

　　第三，黨內腐敗問題情況更加突出復雜。當前，黨內的腐敗現象已經有了根本性的扭轉，但是腐敗這種高發、易發的態勢還在繼續，我們黨面臨的任務還非常嚴峻，稍微松弛一下很可能就會前功盡棄。而且，腐敗現象已經不是孤立事件，它暴露出來我們黨自身存在的許多問題。比如說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價格交換原則，資本主義這些東西，現在還在污染著我們黨。另外，我們黨內現在也不純粹了，出現了政治上大大小小的“山頭”以及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團，這些現象總體上看雖然是局部的，但絕對不能蔓延開來，要找到有效的途徑進行解決。

　　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建國初期，腐敗現象也曾出現，但當時社會經濟條件相對來說比較簡單。尤其是后來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極大地限制住了腐敗現象的發生。市場經濟發展起來后，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由于市場經濟沒有受到充分的管理和約束、監督，其對我們的國家機器也帶來很多侵蝕。對外開放也一樣，好的東西會進來，但是泥沙俱下，且與國內原本存在的一些錯誤問題等串聯勾結在一起，腐敗現象也會伴隨而來。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環境的復雜程度也是跟過去不可同日而語。

　　總體而言，相對建國之初，我們現在的“趕考”任務比以前更加艱巨、挑戰也更多。但是我們要清醒地看到，我們國家的物質基礎也比原來也要雄厚得多，我們的制度，包括法律也比以前要完善得多，我們黨治理國家的經驗也比以前要豐富得多。經過65年的積累，探索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我們黨現在已經變得更加成熟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優越性已經開始凸顯，我們是能夠爭取實現新時期“趕考”的成功的。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的自信，不能因為當前存在很多復雜問題而喪失信心。信心是金子也買不來的，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喪失信心。

　　主持人：中國現在面臨國情、黨情、勢情都在有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我們正處在一個成就與危機并存的時代。常言道，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重提“趕考”也在于提醒共產黨人在新時期必須繼續堅持憂患意識。一方面國內改革發展逐步進入了攻堅階段，另一方面在國際上西方的敵對勢力也越來越加緊滲透。但，即便是面對這樣復雜而嚴峻的情況，仍有一部分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不強，出現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問題。比如說一些黨員干部不信馬列信鬼神，黨的原則講的少了，對于四風問題認為是理所應當的等等，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李　捷：這個問題提的也很好。現在大家都在熱議中國，最近有一本書名為《走在山坡上的中國》，講的就是當下中國面臨的很多問題。現在我們黨面臨的挑戰的確很多，包括改革在內許多方面的工作，都沒有任何的退路，我們只有義無反顧地往前沖。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這個“往前沖”的概念已經跟過去不可同日而語。我國已經從一個落后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中國可以躋身世界現代化強國之列。應該說，我們離中國夢從沒像現在這么近過，中華民族正處于五千年來從沒達到過的一個頂峰。能夠生于這個時代，能夠為祖國的這一次沖刺貢獻自己的力量，將是我們人生之大幸，我們會因此而充滿使命感和榮譽感。

　　這就回到剛才第二個話題了，現在很多干部沖勁不足。例如，一些在沿海地區黨員干部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喪失了前進的斗志。其中最關鍵的原因就是思想境界不高。如果你只考慮實現一個人的人生設計，實現一個人的自我價值，這就是為小我而活著。黨和國家更需要為大我而拼搏的人。這個大我就是民族之我，人民之我，它不單單屬于中國共產黨人，凡有報效祖國之心的古代先輩都有這種境界。顧炎武說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范仲淹講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種情懷實際上就是突破了小我而進入了大我的境界。如果中國的共產黨員、熱血青年能從小我境界進入到大我的境界，把個人的奮斗和整個民族的奮斗融入在一起，他就會永不懈怠，永不滿足;他就會一路進取，一直到自己人生的最后。

　　我長期搞黨史，同時也做思想理論研究。最近這一兩年有幾位80多歲的名家都在工作崗位中突然謝世，大家覺得很痛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前輩是用自己的人生價值來實現一個大我的升華。如果每一個人、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能如此，那么我們所說的憂患意識就不成問題。而從這一角度來講，所謂的容易滿足、容易懈怠，究其根本就是人生的境界不高，沒有突破小我的束縛。

　　主持人：您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應該包括哪幾個方面?

　　李　捷：這個問題其實很具象，我想至少應該包括這么幾個方面：

　　首先，要有憂黨的意識。一個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來自于對黨的前途命運負責的精神。先要“憂黨”，然后反身尋找自己的不足，反復檢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作為一個黨員干部，我應該為黨做哪些有益的工作。這種憂黨就不是空洞的，而是很實在的。我們每天都做好自己本職工作，年復一年，無怨無悔，這就是對黨的前途負責，也是共產黨員首當其沖的責任。

　　第二，要有憂國的情懷。本次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將每年12月4號確定為憲法日，并且要求所有經選舉出來的國家公職人員向憲法宣誓，這些都非常好。這不僅是一種對法律的信仰，更是一種對國家的效忠。憂國也不是空洞的，一個國家的公職人員，必須要做好本職工作。在依法守法方面，領導干部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自己都不率先守法，怎么能夠服眾呢?這個率先垂范的道理由來已久：在古代，但凡帶兵打勝仗的將帥，其宣布的軍法自己都會首先做到——該斬首的斬首、該軍法處置的處置，否則國家不成為國家，政府不成為政府。

　　現在一些政府公信力的出現了問題，網絡上對公職人員各種各樣的說法比較多，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公職人員應該怎么做?公職人員應該用什么樣的道德操守來約束自己?這是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問題，是道德示范的問題。如果廣大黨員干部、公職人員能夠常懷憂國憂民之心，我們中國就一定會團結在黨的周圍、政府的周圍，形成一個不可抗拒的力量。常言道，“人心齊、泰山移”。而“人心齊”靠的是兩個東西，一是要靠黨的領導，二是要靠模范作用。現在很多人不知舊理，都拿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去說事，雖然這些錯誤需要我們痛定思痛、不忘教訓，但另一方面我們更需要記住，毛澤東同志一家為革命獻出了六個親人，這種道德的大義支撐他最終成為中華民族領袖。現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就是如此，要求大家做到的——比如說中央的八項規定，政治局的同志都首先去做，總書記率先垂范，這就回到了我們黨的傳統，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傳統。

　　第三，要有憂民的意識。作為共產黨員，作為領導干部，自己家的小日子過好了不算，自己家幸福了不算幸福，必須時刻想到人民：怎么使得老百姓，特別是貧困線以下的民眾和我們一起過上好日子。現在社會存在著一種讓人擔憂的現象，雖然改革開放后，國家的發展使所有人都成為受益者，但是仍有一部分人認為缺少幸福感。一方面，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同時我們也要把誠信、道德等問題解決好，使整個社會良性發展。

　　我記得，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會議結束后帶領政治局常委集體亮相的時候講的一句話，成了當時網上的一個流行語：“人民對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這就是一種憂民的情懷。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憂患意識教育能始終強調樹立憂黨、憂國、憂民三個情懷，我們的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就不會懈怠，就能夠從小我境界進入到大我境界，也就能最終形成一種不能腐、不想腐的心態。

　　主持人：今天距離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進京趕考”的日子已經65年，現在，歷史的接力棒已經傳到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手中，每一個黨員干部的“趕考”都在繼續著。剛才您說到“趕考”的成績關乎能否長期執政，而“趕考”所必需的三方面憂患意識是不是可以幫助中國共產黨人答好歷史的答卷?

　　李　捷：這只是一個最基本的素質，還需在此基礎上轉化成一種能力，即如何通過自己一點一滴的努力，來實現為黨分憂，為國家分憂，為老百姓的幸福去謀利益。但是如果沒有這種素質，一切都談不上。而達到了這個人生的境界后，你的能力也就像毛澤東同志在《紀念白求恩》里講的：“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這樣，我們方能將憂患意識最后轉化為支持黨長期執政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方能不斷推動我們國家往前走。

　　主持人：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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