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紀念日，是一個正義戰勝邪惡的標志性日子。然而，誠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日本一些政治組織和政治人物依然在矢口否認日軍侵略的野蠻罪行，依然在執意參拜雙手沾滿鮮血的戰犯亡靈，依然在發表美化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的言論，依然在藐視歷史事實和國際正義，依然在挑戰人類良知。”

　　日本國內否定當年侵略戰爭的逆流由來已久。作為日本右翼史觀的集大成者，由105名國會議員組成的“歷史研究委員會”，將各種美化侵略戰爭的言論結集出版，書名為《大東亞戰爭的總結》。該書將日本右翼的種種奇談怪論概括為三個基本觀點：日本的對外擴張旨在“維護正當權益”;中日戰爭的爆發緣于“中國責任”;日本進行的是“道義戰爭”。正是在這三個基本觀點的支持下，形形色色的翻案論調才得以演繹和發揮，對華侵略的歷史才被粉飾和歪曲。

　　回顧往事是痛苦的，然而，日本右翼顛倒是非，極盡侮辱中國人民之能事，一而再、再而三地揭開中國人民心靈深處的創傷，迫使中國人民不得不再次起而抗爭，以便還歷史一個清白，給世界一個公道。

　　一、損人利己的“正當權益”論

　　綜觀近代中日關系史，是一部日本不斷向中國掠取“權益”的歷史。對此，日本右翼一概視為“正當”，并以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為例，聲稱日本的權益要求，概因日本國土和資源貧乏，需要生存空間。稍微懂得日本擴張史的人都知道，上述言論并不新鮮，幾乎貫穿于當年日本對外擴張的全過程。當日本羽翼初豐時，朝鮮被其視為賴以生存的必爭之地;當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時，“滿蒙”被視為日本存亡絕續的“生命線”;當日本染指華北時，華北又成了日本須臾不可或缺的“特殊地帶”……直到發動太平洋戰爭，占據整個東南亞時，日本口中念叨的仍是生存的基本需要。在這個過程中，日本鯨吞的地區幾乎是幾何級數地翻倍擴大，但為之辯護的理由卻始終如一：日本的生存需要。這不能不使人疑惑地問一問：日本的生存所需何日何地才是盡頭?

　　日本右翼聲稱，“二十一條”要求不過是想鞏固既得權益，并非要求什么新的權益。實際上，衡量“二十一條”以及日本對華提出的其他要求是否正當，標準不在于這些要求的“新”或“舊”。日本右翼所說的“既得權益”無非是指近代以來，日本追隨西方列強，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從中國攫取的諸多權益，其不平等性早已為世人所公認。一種既得權益本身就是侵略的產物，企圖鞏固它的要求又何談其正當呢?

　　至于“二十一條”并非要求什么新權益，更是日本右翼的信口雌黃。在日本侵華過程中，“二十一條”之所以聲名狼藉，皆因其是巧取豪奪的經典，表現出日本在擴大對華權益上的極度貪婪。翻翻“二十一條”的條款就會發現，日本索取權益的方法大致分為以下幾種：第一種是以“既得權益”為依托，將其進一步發展擴大，賦予其新的內容。例如，日本提出要將旅順大連及南滿鐵路的租借期由25年延長為99年。試問，這74年時間差是“既得權益”呢，還是新的索取?第二種索取方法則與“既得權益”根本不搭界，純屬巧立名目的新掠奪，比如山東權益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德國表示愿將膠州灣租借地等山東權益歸還中國。豈料，日本借對德宣戰之機出兵山東，隨即在“二十一條”中強行索要與其“既得權益”毫無關系的山東權益。第三種是在擴大舊權益，攫取新權益之外，采取“跑馬占地”的伎倆，要求為日本今后進一步擴大權益預留席位。日本在“二十一條”中提出：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一概不能讓予或租予第三國;事關“滿蒙”地區的鐵路建設，無論是中國借款自建或是允準他國修建，均需事先征求日本同意;中國在福建地區籌辦鐵路、礦山及港口等，需要對外借款時，必須首先與日本協商;未經日本同意，中國不得將漢冶萍各礦及周圍礦山對外開放……此類非經日本同意，就不得如何如何的規定，在“二十一條”中竟有七八條之多。“吃著碗里的，盯著鍋里的”，用這句話來形容日本的貪婪，真是再貼切不過了。

　　“二十一條”是日本對華擴張的一個里程碑，但絕不是日本對華侵略的起點，更不是對華侵略的全部。從甲午戰爭到日本投降，類似“二十一條”性質的大大小小的對華“交涉”何止千百，其中沒有一次不包含著日本對新權益的追求。唯其如此，日本的在華權益方能一步步由中國的沿海沿邊，推進到內陸腹地，方能從無到有，由小到大，膨脹為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等無所不包的龐大權益體系。事實上，包括“二十一條”在內的所有日本對華權益要求，一概都是以犧牲中國權益為前提的。日本得到的，就是中國喪失的，日本得到的愈多，中國的損失就愈慘重。這種將本國的利益建立在別國痛苦之上的行為，哪里有一絲一毫的正當性可言。

　　二、顛倒黑白的“中國責任”說

　　日本右翼為侵華戰爭翻案的又一個論點是“中國責任”。他們指責說：中國的赤化和北伐直接威脅了日本的勢力范圍;中國的抗日排日激化了中日矛盾;中國試圖不通過合法的談判方式解決不平等條約問題等等。一句話，中國應對兩國交惡和戰爭負全責。三言兩語之下，受害者竟成了罪魁禍首，而加害者卻被洗刷得清清白白。事實勝于雄辯，還是讓歷史來說話吧。

　　首先，看看“赤化問題”。中國共產黨成立于1921年，在此之前，中國不存在“赤化”問題，但日本仍然侵占了臺灣，踏上了“滿洲”，奪取了山東權益，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并榨取了諸多對華權益。可見，以中國“赤化”為由開脫侵華罪責的說法至少在1921年以前是無法成立的。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其力量曾幾度因反動勢力的血腥鎮壓而陷入極度低迷的狀況，但這并未減緩日本的侵華步伐，也未妨礙日本將其侵略鋒芒指向那些堅決反共的政權。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后，奉行徹底的反共政策，但日本仍然出兵山東，制造“濟南慘案”，武力阻止南京政府統一中國。奉系軍閥張作霖坐鎮北京時期，沖擊蘇聯領事館，捕殺中共領袖李大釗，反對“赤化”的立場不可謂不堅定，而日本為侵吞“滿洲”，照樣將其炸死在皇姑屯。對日本來說，不管是滿清王朝、北洋軍閥，還是國民黨政府，無論他們與“赤化”是否沾邊，中國都無法避免成為日本擴張的對象。所謂“赤化”問題，不過是日本大大小小的侵略借口中的一個，即便沒有這個借口，日本也會炮制出其他五花八門的借口。

　　其次，日本右翼推卸戰爭罪責的又一說法是“中國抗日排日”。不錯，自鴉片戰爭起，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斗爭連綿不絕，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抗日的比重越來越大，及至八年全國抗戰，抗日成為中國人民全力以赴的重中之重。然而，中國的抗日絕不是無事生非，而是源于日本的侵華。近代以前中國為什么不抗日，因為日本尚蟄伏在自己的列島上。中國的抗日始于甲午戰爭，皆因日本奪臺灣，占澎湖，割遼東，迫訂《馬關條約》，向中國開了刀。此后，日本侵華步步擴大，中國抗日浪潮亦不斷高漲，直至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如果日本不侵華，何來中國抗日?一部中日兩國對立的歷史，就是日本肆虐在前，中國反抗在后的歷史。如此清晰的因果關系，日本右翼卻有意混淆，這已經不是缺乏歷史常識所能解釋的了，只能理解為心懷叵測。

　　再次，關于外交談判問題。日本右翼聲稱，中國不遵循外交談判渠道解決兩國矛盾的行為，是造成中日關系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既然提到外交談判問題，并將其上升到戰爭責任歸屬的高度去認識，那么，我們不妨看看是誰在破壞“游戲規則”。

　　隨便打開一本日本出版的外交史著作，其中關于“雙重外交”的內容比比皆是。所謂“雙重外交”，指的就是日本軍隊在對外交往中扮演的霸王角色。一部近代中日關系史，就是一部日本對華恫嚇、欺詐乃至兵戎相向的歷史。在中日交涉中，中國一度抱著公理戰勝強權的僥幸，近乎屈辱地希冀通過外交談判來改善自己國家的悲慘處境。但結果是屢談屢敗、愈談愈糟。1919年凡爾賽和會上，日本執意將中國排斥于山東問題的討論之外，似乎山東問題與中國無關，繼而又以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為要挾，迫使和會承認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期望用談判的方式修改不平等條約，收回列強攫取的各項主權。豈料想，中國的外交努力剛剛展開，日本即展開強力狙擊，甚至用武力鯨吞了整個東北，將中國經由外交談判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期望化為泡影。面對日本的霸道行徑，中國期望國聯來約束日本的侵略，將東北恢復到九一八事變前的狀況。但是日本置中國的外交努力和國際社會斡旋于不顧，悍然成立偽“滿洲國”，并干脆宣布退出國聯，明白表示了拒絕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的立場。“談判”不止于此：淞滬停戰談判，把中國在上海的駐軍權給“談”掉了;《塘沽協定》談判，冀東被“談”成了“非武裝地區”;《秦土協定》、《何梅協定》談判，南京國民政府的勢力被“談”出了冀察，華北被“談”成了“特殊地帶”。談來談去，日本的權益與日俱增，中國的主權日趨萎縮。

　　時至今日，日本右翼還要為中國指出一條經由談判收回國權的“光明大道”，真是虛偽到了極點。

　　三、混淆是非的“道義戰爭”觀

　　“日本在日中戰爭中到底尋求什么?不是占有中國的國土，不是要統治中國……日本最大的愿望是建設一個安定統一的中國。”日本右翼在《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中自問自答，將當年的那場侵略戰爭描繪為一切都是為了中國的“道義戰爭”。

　　首先看看日本是如何對待中國統一的。1928年，蔣介石南京政府為統一北方開始二次北伐，執意阻撓中國統一的日本出兵山東，橫亙在國民黨軍的推進道路上，制造了“濟南慘案”。當國民黨軍繞道北上平津地區時，惱怒的日本政府雙管齊下，一面警告南京：“如其禍亂波及滿洲，帝國政府為維持滿洲治安，將不得不采取適當有效之措施。”一面威脅張學良：“如不聽勸告，與暴戾的南方妥協，為維護我既得權益，將不得不采取必要行動”。此后兩年多一點，日本就將東北強行肢解出去。此后，日本又大搞“華北分離運動”，將南京政府在華北的主權削弱到名存實亡的地步。這就是日本所希望的中國統一?

　　其次再看看日本是否真的希望中國安定。毋庸諱言，中華民國成立后，中國始終處于動亂之中，內憂外患是兩個基本原因，而恰恰在這兩個方面日本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年中國最大的內亂是連年的軍閥混戰，表面上看這是中國人自己在爭斗，可各派軍閥背后都有日本軍事顧問在發揮作用。1922年7月27日，日本內閣的一份文件曾就其軍事顧問的作用做了如下概述：“列籍我參謀本部的現役軍人……到處擔任軍事顧問。這些顧問與駐在中國各地的我參謀本部的特務機關進行聯系，與內地參謀本部、陸軍省遙相呼應”，“中國是個政變無常的國家，……每次政變之時，必有我顧問活躍其間”。中國人民忘不了這些顧問的大名，不是由于他們有功于中國的“安定”，而是因為他們在中國內亂中所起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相對內憂而言，外患對中國安定的危害尤其劇烈，來自東鄰日本的侵略成了最大的外患。從甲午戰爭開始，日本侵華行動的間隔越來越短、密度越來越大，各種“事變”接踵而至，中國在日本一浪接一浪的侵略波濤中劇烈動蕩。

　　為了維護“道義戰爭”的論點，日本右翼竭力否定侵華戰爭中的種種暴行。然而，恰恰是日本侵略者的種種獸行對“道義戰爭”作了最直觀的注釋。1925年，為了限制戰爭中的野蠻行為，世界各國在日內瓦簽訂了禁止使用生化武器協定。日本一面假惺惺地在協定上簽字畫押，一面加緊生化武器的研制。自1933年開始，日本先后在中國的哈爾濱、北平、南京、廣州組建細菌戰部隊，并將細菌戰推向中國戰場的各個地區。與對華細菌戰齊名的是對華化學戰，后者的實施在時間、空間及次數上都較前者更甚。至今仍遺留在中國東北境內的化學武器，即是日本當年在華實施化學戰的鐵證。據戰后不久美軍調查組的初步統計，1937年至1945年期間，日本在中國進行毒氣戰的次數為1312次。近年來，隨著相關調查研究的進展，這個保守的數字也一再被突破。除了令人發指的細菌戰和化學戰，日軍的大規模屠殺更是侵華戰爭中的一種常態。雖然日軍從事細菌戰、化學戰和大屠殺的罪證在日本戰敗時被大量銷毀，真相已無法全部還原，但目前掌握的冰山一角，已足以顯示日本侵略軍是何等暴虐和野蠻，充分證明當年東京審判所定的“反人道罪”是何等恰如其分。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人民的創傷尚未愈合，日本右翼的挑釁卻愈演愈烈。中國人民從來不想挑起爭斗，但也絕不缺乏抗爭的勇氣。如果日本右翼堅持要給那場戰爭戴上一頂“道義”的桂冠，那么，他們就是在向中國人民發出新的挑戰。習近平主席代表全體中國人民指出：“我們將以最大的決心和努力，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堅決捍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堅決維護戰后國際秩序，決不允許否認和歪曲侵略歷史，決不允許軍國主義卷土重來，決不允許歷史悲劇重演!” (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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