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隆冬時節，閩西山區大雪紛飛，山野和村莊成了一片冰雪世界。12月28日，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縣古田召開。臨時拼搭起來的主席臺上，坐著紅軍第四軍的三位主要領導人：前敵委員會書記兼黨代表毛澤東、軍長朱德和政治部主任陳毅。或許當時不會有人想到，古田會議通過的決議，成為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人們也并不清楚，這次會議的召開和決議的產生，蘊含著一代共產黨人怎樣的智慧和心血，經歷了怎樣的艱苦追求，乃至深刻的思想交鋒。

　　毛澤東

　　紅軍存在的問題是要不要黨的領導

　　一年以前，也是這樣的寒冬臘月，毛澤東作出了一個無奈而又必須的選擇，同朱德、陳毅一起率領紅四軍主力撤離井岡山，因為他們的力量難以打破湘贛兩省敵人的“會剿”。那是一次充滿艱險的征程。在向贛南轉移的半個多月里，部隊連續遭受敵人包圍襲擊，屢戰屢敗，幾至陷于絕境。直至瑞金大柏地絕地反擊贏得勝利，并且在吉安東固與紅二、四團會合，才改變了被動的局面。此后毛澤東率部掉頭東向，向閩西進發。

　　那時候，36歲的毛澤東對于未來去向和歸宿并不明朗。他的哲學是在斗爭中學習斗爭，在實踐中探求生存與發展之路。

　　3月14日，紅四軍一舉擊潰福建軍閥一個旅，奪取汀州，開啟了創建中央蘇區的第一幕。在以后短短六七個月，行動節節勝利，連克龍巖、 永定、上杭，創建了中央蘇區最初的版圖。

　　然而，在閩西80萬農民“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喜慶聲中，在紅軍迅速發展攻城略地捷報頻傳的日子里，紅四軍黨內關于紅軍自身建設，特別是關于黨對軍隊領導以及如何領導等問題，產生了分歧。有人批評前委權力太大，也有意見認為黨的領導“家長制”“黨管太多”。顯然，這些意見的指向，就是毛澤東，說得明確一些，就是指向黨對軍隊領導的制度和原則。

　　毛澤東意識到了這些意見對于紅軍建設的傷害，甚至感受到了面臨的危機，遂決定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來討論，究竟紅軍要不要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他認為，這是必須且不容置疑的原則問題。

　　會上，毛澤東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張，還特別強調了黨的領導的三個原則：“黨管理一切，一切工作歸支部，黨員(在)黨內絕對無自由”，否則就動搖了黨的領導。然而，他的主張并沒有被完全接受。有些意見甚至受到激烈的反對，稱“權力太集中于前委了”，黨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機關”，黨員有自己的自由，難道“一支槍也要過問嗎?”

　　毛澤東陷入了沉思，他發現自己的主張并不被大多數人理解，甚至感到有些沮喪，向前委提出了辭職的請求。前委并沒有接受，但要求他書面陳述自己的主張。

　　整整一個星期，毛澤東都在思索。他從紅四軍成立一年多的歷史里，看到了黨對紅軍的領導逐漸增強，引領紅軍一步步走向勝利的發展路徑。但正因為黨的權威的加強和領導的鞏固，個人主義、形式主義、極端民主化等錯誤，日益受到束縛而感到“從來未有的痛苦”，再加上一連打了幾個勝仗和從“遠方”到來的“形式主義理論”，導致否定黨的領導的錯誤思潮抬頭。6月14日，毛澤東用公開信的方式全面闡釋了他的意見。他坦率指出，當前紅四軍黨內存在有14種錯誤傾向，其主要的問題是要不要堅持黨的領導，其它問題都由此而產生;呼吁黨內同志必須同這些錯誤思想作斗爭，以求紅軍的徹底改造，否則“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危險”。

　　毛澤東的公開信引起了紅四軍黨內的極大震動，有贊同，有反對，有不理解，也有觀望。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黨內主要是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成分的黨員，大多數還跟不上毛澤東的思想理論，看不到毛澤東所指出的那些問題和紅軍面臨的危機。

　　“七大”落選前委書記后，毛澤東身心俱疲，他接受了組織的安排，離開紅軍到地方指導閩西蘇區的工作，但隨之而來的惡性瘧疾又把他擊倒在病床上，開始了在擔架上和叢林中顛沛轉戰的艱難歲月。

　　事實上，毛澤東仍然在思索，在戰斗。雖然身處與外界隔絕的大山深處，他卻始終把握著中國革命的脈搏和前行的方向。在那樣艱難和孤寂的日子里，頗具詩人氣質的毛澤東還寫下了心情暢快、意氣豪邁的詩句：“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

　　三四個月過去，已是初冬時節。朱德、陳毅接連派專人前來，傳達中央重要指示，催促正在上杭縣蘇家坡休養的毛澤東重返紅四軍主持前委工作。毛澤東從中央“九月來信”中獲知，中央完全支持他關于紅軍建設的各項主張，指示毛澤東重新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召開黨的會議，糾正紅軍黨內各種錯誤思想，確立黨對紅軍的領導，擔負起中國革命賦予的重任。

　　毛澤東收拾行裝，立刻出發，重回集結在汀州的紅四軍，與朱德、陳毅會合，立刻投入緊張的工作。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毛澤東、朱德率領部隊轉入思想整頓和軍事訓練，同時在黨內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的預備會，全面貫徹中央“九月來信”精神。根據中央的指示，集中全軍的智慧，總結建軍兩年多來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完成了《古田會議決議》的起草。這份18500字的決議，在隨后召開的古田會議上獲得一致贊同，成為后來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

　　朱德

　　努力建設具有新生命的黨

　　紅四軍軍長朱德，當年43歲，是軍中最年長的前輩，深受指戰員的尊崇愛戴。他與毛澤東所走的革命路徑并不相同，卻在1928年春天在井岡山走到了一起。這支以他們二人姓氏冠名的“朱毛紅軍”，不僅成為當時中國紅色武裝的一面旗幟，也是他們親密無間、不可分離的象征。曾經采訪過兩人的美國記者韋爾斯形容他們是一對“孿生天才”“許多中國人實際上都把他們看作是一個人。毛澤東是這一斗爭的政治頭腦，朱德是他的熱烈的心，以行動賦予了他的生命。”

　　他與毛澤東從不佩槍不同，他總是槍不離身，身邊跟隨著配備機關槍的警衛，必要時甚至直接指揮單個戰士作戰。1928年6月，朱德率領陳毅、何長工等一批將領和由240名共產黨員組成的10個戰斗集群，打響攸關井岡山存亡的七溪嶺戰斗。戰斗中，他親自端起機關槍，沖鋒陷陣，大獲全勝。

　　然而，天下沒有常勝將軍，朱德也經歷過多次刻骨銘心的失敗。特別是1929年初向贛南轉移途中在吉潭圳下村遇險，他的夫人伍若蘭被捕犧牲，給他留下了永遠的傷痛。

　　面對紅四軍成立以來黨內第一次出現的重大思想分歧和原則爭論，朱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毫無疑問，對于黨對軍隊的領導，朱德從不懷疑，從不動搖。然而對于黨的領導方式、領導地位和作用等問題的認識存在差異，特別是對于毛澤東提出的3條最高原則，他有自己的解讀。根據前委的要求，朱德也把自己的意見公之于眾。朱德認為，黨應該經過無產階級組織的各種機關(蘇維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否則必然會使黨脫離群眾，使黨陷于孤立;對于“一切工作歸支部”，朱德表示不僅不反對這一原則，而且認為紅四軍在這一原則上堅持得不夠，成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另外，朱德還認為，黨員在黨內要嚴格執行紀律，只有執行鐵的紀律，方能培養全體黨員永遠跟黨走的堅定信仰。朱德呼吁大家積極努力，糾正黨內各種錯誤，“使黨內一切不正確的、一切錯誤都要應有盡有的洗除，努力建設新生命的黨”。

　　紅軍黨內的民主作風雖然有過于寬泛之弊，卻也有利于各種不同思想的交鋒與相互切磋交流。在隨后召開的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各種意見得到了充分的闡述。然而面對如此錯綜復雜和長期積淀的意見，會議的主持人陳毅深感力不從心，難以達成一致，只能把這些意見匯總報送黨中央，隨后又親自前往上海向中央作詳細的報告。

　　在隨后的兩個多月，毛澤東到地方指導工作和養病，陳毅前往上海，紅四軍的重任落到了朱德一人身上;而國民黨軍又大軍壓境，緊緊相逼。朱德別無選擇，挑起了這份重擔，指揮紅四軍五千將士，一舉挫敗了閩粵贛三省敵軍的“會剿”;繼又攻占號稱“鐵上杭”的閩西重鎮，紅四軍發展到七千人。一時兵強馬壯，軍心大振。隨后他又奉中央命令出擊廣東東江，然而兩進梅縣，兩度受挫。朱德感到疲倦了，紅四軍的力量也被削弱了。特別是在出擊梅縣途中，他視為“出色將領”的第二縱隊司令劉安恭以及200多名將士犧牲，他為此深感痛苦。后來，他曾與史沫特萊談起這件事情時說，“我們每一個士兵都是革命的寶貴財富”。

　　占領上杭以后，朱德曾經積極籌備召開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但是因為條件不成熟，毛澤東又因病不能應約到會，政治上缺了中心，會議開了三天，毫無結果。如今梅縣失利，毛澤東、陳毅尚未回到軍中，朱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熱切期盼他們早日歸來。

　　待陳毅穿越層層封鎖，帶著中央的“九月來信”從上海回來后，朱德重新審視自己的行動和理論，找到了自己同毛澤東、周恩來的思想契合點。這個契合點，就是毛澤東堅持的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原則，和他自己提出的“建設新生命的黨”主張的結合。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契合，在毛澤東回紅四軍以后，朱德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先前黨內爭論的那些分歧，同毛澤東、陳毅一起，共同承擔起對紅四軍的整頓，全力一致地做好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

　　陳毅

　　請毛澤東復職責任重大

　　坐在古田會議主席臺上的陳毅，時年28歲，是當時紅四軍3位主要領導人最年輕的一位。但是他的革命資歷卻很深，同朱德一起率部上井岡山以后擔任過師長、紅四軍軍委書記、前委書記和政治部主任。國防部原副部長蕭克將軍在他的回憶錄《朱毛紅軍側記》中這樣評價陳毅：他性格開朗、豪放、豁達，不記仇，他“以革命利益為重，不計個人地位，真可謂是能上能下，亦文亦武”。陳毅的這種秉性和品格，決定了他在紅四軍的地位和對古田會議召開所發揮的別人不能替代的作用。

　　早康會議之后，陳毅接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從此擔起了處理紅軍黨內紛繁復雜的公私矛盾與思想爭論。特別是在毛澤東和朱德的公開信發表以后，各級干部幾乎天天開會，大家反復爭論“黨應不應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領導一切，還是指導一切?”但誰也說服不了誰，得不出一個令大家信服的結論。最后大家覺得還是交給黨的代表大會來作出回答，停止爭論。于是，主持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的重任，落到了陳毅的肩上。

　　坦蕩直率的陳毅，對于這場爭論有自己的想法。他覺得爭論雙方各有長短，不想站哪一邊說話。在他的主持下，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只開了一天。最后陳毅作總結，對“黨內爭論問題”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這樣做固然過于簡單化，效果也并不好，但在當時條件下，陳毅找不到兩全之策。1971年，他在一次講話中談到這次會議時說，這樣處理的目的是希望紅四軍更團結，不能分裂，但結果卻是無原則的團結，是和稀泥，實際上是削弱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難怪要被毛澤東批評為“陳毅主義”。

　　會議結束時選舉新的前委，陳毅當選為書記，而毛澤東卻落選。事實上，擔任前委書記并非陳毅所愿。在他心目中，這一職務除了毛澤東，無人可以替代。懷著復雜無奈的感受，他登上了從廈門開往香港、轉往上海的郵輪，向中央去作詳細匯報。

　　到達上海后，陳毅按照中央的要求先后寫出了總共大約5萬余字的5份書面報告。這些報告，不僅完整描述了紅四軍組建以來一年又三個月的主要活動、歷次戰斗的成敗得失與經驗教訓，而且對紅四軍的組織機構、黨員數量與階級成分、戰略戰術的運用、軍隊編制、紅軍與舊軍隊的本質區別等所有問題，寫得十分翔實。更為重要的是，陳毅的報告對于紅軍黨的建設與黨內思想狀況，以及最近發生的各種不同意見的爭論，作了客觀公正的介紹和說明，直率地表達了對于這場爭論的主張和處理方式，并且再次重申自己不能勝任前委書記的理由，建議中央派人前往擔此重任。

　　陳毅的報告，體現了他坦誠公正的秉性和堅強的黨性原則，為中央作出準確判斷和決策，最后形成“九月來信”，發揮了非凡的作用。

　　周恩來把“九月來信”交給陳毅，鄭重叮囑他回去請毛澤東復職。陳毅深知，目前他仍然擔任著前委書記的職務，周恩來要他請毛澤東復職一事責任重大。他日夜兼程，趕至廣東梅縣松源與朱德相見，共商大事。經過一個月的上海之行，陳毅自認為進了一次“訓練班”，思想境界有了新的飛躍。他向朱德表示，毛澤東批評“陳毅主義”的意見是有道理的，“這次我回來，我向他作檢討，他一定會回來”。陳毅是真誠的，立即就這樣做了。而毛澤東在連續接到陳毅和紅四軍前委的信以后，重回紅四軍前委書記的崗位。可以說，陳毅圓滿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任務。

　　周恩來

　　必須從政治上確立正確路線

　　1928年10月，周恩來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在這以后的一段時間里，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朱毛紅軍的生存與發展，一直是周恩來縈系心頭的大事。因為他也是這支部隊的創造者之一。許多他曾經的部屬，都是這支紅軍的中堅骨干。他為這支英雄部隊的每一次勝利而興奮不已，為部隊遭受的挫折而焦慮不安，無時不在關注著他們的行蹤與成敗。

　　得知朱毛紅軍在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迭獲勝利的形勢下，紅軍黨內在關于軍隊建設問題上產生了不同意見而紛爭不息，周恩來憂心忡忡。他詳細地聽取陳毅的口頭匯報，又閱讀了陳毅的5份書面報告之后，對于紅軍黨內關于人民軍隊建設的理論和爭論的不同意見，有了充分的理解。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提出紅軍下一步的行動以及如何化解紅軍黨內分歧，指導這支隊伍更加健康地成長，使之成為人民軍隊建設的典范，中共中央必須有一個權威而明確的答復。歷史的命運似乎已經決定，能夠承擔這一責任的，只有周恩來。

　　鑒于紅四軍問題關系重大，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安排，由政治局常委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軍事部長周恩來和另一名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長李立三，同陳毅一起組成三人委員會，周恩來為召集人，研究討論紅四軍的問題。三人經過反復研究分析，探求解決的辦法，形成了統一的意見，由周恩來向陳毅作了詳細的闡述，要求陳毅代中央起草了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封指示信共9個部分，每個部分都十分重要。特別是其中關于農村紅軍發展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紅軍的任務、紅軍黨的組織原則與領導、紅軍黨內錯誤思想等方面的指示，對于解決紅軍當前實際問題的作用尤為突出。

　　周恩來認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不容懷疑，否則就是脫離實際的十分危險的“取消觀念”，應當予以堅決斗爭和肅清。周恩來還認為，紅軍的任務有三，即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以建立蘇維埃政權;武裝農民實行游擊戰爭，并擴大紅軍;擴大游擊區域及影響于全國。如果紅軍不能實行這三個任務“則與普通軍隊無異”;周恩來強調，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但必須著眼于紅軍政治、軍事、經濟及群眾斗爭的領導，不要提“黨管一切”，避免包辦一切;周恩來又指出，紅軍存在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這是因為黨內同志理論水平低，黨的教育缺乏，“這些觀念不肅清于紅軍前途有極大危險，前委應堅決以斗爭的態度來肅清之”。

　　周恩來特別強調，糾正黨內錯誤傾向，必須“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指出紅軍黨內存在有削弱黨的領導，助長極端民主化以致是非不分的錯誤，要求糾正各種錯誤傾向;恢復并維護朱德、毛澤東兩位同志在群眾中的威望，毛澤東重回前委，仍應為前委書記。

　　周恩來把這封指示信交付陳毅，要他馬上出發帶回紅四軍，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決議。正是這封“九月來信”，在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指出了紅軍存在的問題，解決了紅軍黨內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矛盾與爭論，加強了紅軍黨內的團結，確立了黨對人民軍隊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原則，支持了毛澤東關于人民軍隊建設的重要理論，為古田會議的召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周恩來雖然沒有來到古田會議的會場，古田會議決議卻刻下了他的功勛：“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指出紅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號召同志們起來徹底地加以肅清。”

　　偉人已逝，可他們留下的精神財富，卻成就了今天人民軍隊建設不朽的豐碑。回望歷史，我們好像又見到了他們——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毅，還有許許多多紅軍的將領和戰士們，風華正茂、神采奕奕、年輕有為。為了同一個信念，為了把一支以農民為主體的紅軍改造成為新型的人民軍隊，他們探求真理，浴血奮戰，甚至捐軀沙場。現在，他們的目標實現了，他們都是這歷史長河中創造奇跡的英雄!

　　(作者為中共福建省委黨校教授、福建省中共黨史學會會長)

　　(《解放軍報》2014年10月31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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