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文章摘自《毛澤東的光輝晚年》

　　作者：谷成　伯強

　　出版社：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0 年9 月第1 版

　　革命與建設的聯系

　　自毛澤東逝世以來，中共黨史研究中有這樣一個觀點，認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所以發生這樣那樣的曲折、失誤，是因為理論準備不足而造成的。這一觀點蘊含著這樣一種潛臺詞，就是應當事先把理論準備好了，再來搞革命或搞建設，就會避免失誤和曲折。真是這樣嗎?

　　放眼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毛澤東領導全黨做了多少次戰略調整，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其中在兩個方面長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共產黨前進的道路：一是在民主革命斗爭中，毛澤東自覺地培養中國共產黨“事先看出航船將要遇到暗礁的能力”，在斗爭中培養中國共產黨用清醒的頭腦把握船舵，繞過“暗礁”的本領，這是為后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所做的最切實的、最全面的歷史準備;二是我國一定要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而不是像有的人說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才做出的“選擇”，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必將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革命，做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工作，腳踏實地地把這種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工作與現實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緊密地聯系起來。

　　什么叫理論準備?就是在事情還沒有清晰地出現，還比較模糊的時候，就預見到它必然的發生，不僅做出科學的說明，而且用來指導社會革命的走向。這就是那時毛澤東向全中國宣告的：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

　　毛澤東堅定地相信：“在革命勝利之后，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為怪的。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后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結果。但這只是中國革命的一方面的結果，不是它的全部結果。中國革命的全部結果是：一方面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一方面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這種社會主義因素是什么呢?就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的增長，就是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權，就是民主共和國的國營經濟和勞動人民的合作經濟。所有這一切，都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加以國際環境的有利，便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后結果，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極大的可能性了。”

　　正是通過科學地回答“中國向何處去”，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為后來的革命轉變做好了、做足了理論的準備和歷史的準備，從而當歷史的機遇一經出現，就能準確地把握它，順利實現社會革命的轉變。可以說，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長期奮斗的結果，可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1951年3月，劉少奇在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準備的報告提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新民主主義革命一般地不破壞私有財產的制度，但社會主義就首先要在工業中然后要在農業中破壞私有制。”正是從這個思想出發，劉少奇后來在一系列問題上與毛澤東產生了分歧。在對待私營工商業問題上，毛澤東在強調要利用的同時，比較突出強調節制資本、限制和反限制的一面;劉少奇則在贊成限制的同時，更強調發展和利用的一面。在農民問題上，毛澤東強調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劉少奇則認為不能過早輕易動搖農民的私有制。這是毛澤東與劉少奇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的歷史分歧，理解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文化大革命為什么會發生。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蘇聯國內和黨內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1955年底，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首先提出了如何以蘇聯經驗為鑒戒，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大問題。

　　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毛澤東和中央領導集體在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各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在如何對待包括蘇聯在內的外國經驗問題上形成了共識。從1956年起，毛澤東領導全黨開始了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難曲折的歷程。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正確的理論觀點、方針政策和經驗，并且這些探索總是維系在社會主義方向上。這些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集中體現在毛澤東1956年4月的《論十大關系》、1957年2月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1962年1月《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及1956年9月中共八大文獻和其他中共領導集體成員的文章與講話中。這些理論原則的意義就在于：這一探索，奠定了牢固的社會主義基礎，奠定了中國人民堅定不移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毛澤東生前奠定的這些基礎，迄今為止讓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不敢公然亮出資本主義的旗幟!

　　《論十大關系 》

　　按照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在我國，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結合進行、同時并舉的。

　　在社會主義改造已經提前基本完成的形勢下，毛澤東認為，這已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為了迅速發展經濟，加快工業化進程，毛澤東的工作重點和注意力，開始向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面轉移。這意味著，開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艱巨的歷史性探索，即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毛澤東的探索正是從這里開始的。

　　1956年1月中旬，毛澤東從杭州回到北京不久，從薄一波那里聽說劉少奇正在聽取國務院一些部委匯報工作，立刻引起他的興趣。他對薄一波說：“這很好，我也想聽聽。你能不能替我也組織一些部門匯報?”

　　劉少奇召集國務院各部門匯報工作，是從1955年12月7日開始的，是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報告作準備的。而毛澤東的調查，則既是為八大作準備，同時又超出了這個范圍，他是要通過調查提出一些對社會主義建設有長遠指導意義的思想。被稱為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篇之作的《論十大關系》，就是這次調查的直接成果。毛澤東后來回憶說：“那個十大關系怎么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三十四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么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是從1956年2月14日開始，到4月24日結束的。共聽取了國務院三十四個部門的工作匯報，還有國家計委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歷時四十一天。

　　在緊張疲勞的狀態下，毛澤東度過了這難得而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一個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幾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開始聽匯報。每次都是四、五個小時。地點在中南海頤年堂。周恩來除個別時候因事請假外，每次都來。劉少奇、陳云、鄧小平有時也來參加，時而插話，發表意見。各部事先把匯報寫成書面材料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聽口頭匯報時，不斷插話，提出問題，發表意見，進行評論。從毛澤東發表的意見和評論中，可以看出《論十大關系》形成的思想軌跡，可以看出他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一些思考和見解。為了聽匯報，毛澤東還不得不改變長期養成的夜間工作的習慣。

　　匯報從重工業部門開始。

　　2月14日，這是第一天，聽主管重工業的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匯報。毛澤東開始時說了一段話：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談話。他們流露不滿，總覺得中央束縛了他們，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讓他們管。他們是塊塊，你們是條條，你們無數條條往下達，而且規格不一。他們若干要求，你們也不批準，約束了他們。

　　在匯報到設計問題時，毛澤東講了一段認識論。他說：設計是客觀實際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實踐中修正。世界上沒有圣人那種人，有賢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別是地下的情況，不可能嘛!

　　講到技術問題，毛澤東主張把外國先進的東西先學來，就像小學生寫仿一樣。這和行政措施不一樣，行政措施要看我們的具體情況，不能樣樣都學人家的，技術就非學不可。

　　關于降低生產資料利潤問題，毛澤東認為這是件大事，影響到整個人民生活。降低利潤，初看起來，國家財政收入似乎要減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設多了，生產也發展了，結果利潤會更大。基本建設發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費性的、服務性的市場也擴大了。

　　在講到本位主義問題時，毛澤東提出一個重要觀點：解決制度問題比解決思想問題更重要，更帶有根本性質。他說：批評本位主義的文章要寫，但光批評，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行，還要研究解決制度問題。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解決生產關系問題，要解決生產的諸種關系問題，也就是各種制度問題，不單是要解決一個所有制問題。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包工包酬制度，據說二流子也積極起來了，也沒有思想問題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們說對不對?

　　2月15日，聽了電力工業部等的匯報。聽匯報中間，毛澤東著重談了一長制問題。他說：你們為什么對一長制那么感興趣?黨委領導就不好?黨委的集體領導無論如何不會妨害一長制。可以找兩個廠子分別試一下看，一個是一長制，一個是黨委集體領導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壞。你們講一長制這一段，依靠黨的領導問題只有八個字。把黨的領導問題同依靠群眾、精通業務等問題并列，這種提法不妥。蘇聯有些東西就不能學，內政部可以不受黨的領導，這樣一個武器不要黨的領導，那還得了!一個工廠幾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沒有黨的領導，很容易形成一長獨裁。任何情況下，黨的集體領導這個原則不能廢除，如果企業可以除外，那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就變成了有頭有肚子沒有腳。

　　2月16日，聽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匯報。根據前幾次匯報的情況，毛澤東首先提出這樣一個意見，就是寫東西要發點議論，講講有些什么意見。他并且警告說，不發議論，究竟那個部長能做到幾時?

　　毛澤東再一次批評一長制。他說：家庭也不能搞一長制，沒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廠總比家庭復雜些。工廠要有一定的紀律，按時、按量、按質完成任務。為達此目的，沒有集體領導、個人負責是不行的。單有一個集體領導不行，還要有個人負責，又對立又統一才行。兩者缺一不可。只統一沒有個人負責不行，是集體領導基礎上的個人負責制。單講集體領導，不講個人負責，或者單講個人負責，不講集體領導，都很危險。

　　關于學習蘇聯，毛澤東采取分析的態度。他說：要分兩類。一類按中國的，一類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學。如土改，我們不學，不照它的。如財經方面有些建議，陳云不學。對資本家的政策，我們也不學它。技術問題橫直一概照抄，比較好的，或者我們根本不知道的，學過來再說。

　　2月17日，繼續聽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匯報。

　　毛澤東稱贊國務院三辦的匯報有議論有比較，有三年來的總結，講了遠景，講了可能性。講遠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較。總之，比較生動活潑。

　　當二機部匯報說，到1962年國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產，毛澤東斷然地說：全部自給，不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腦子太熱不行。毛澤東還批評了只講多快、不講好省的片面性。他說：多快好省必須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據的基礎上多快。你們只講多快，不講好省，誰干?

　　毛澤東自從集中精力抓經濟建設的時候起，就提出希望經濟建設走上軌道的時間，比革命走上軌道的時間短一些。他說：我們搞革命，很長時間不上軌道。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風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軌道。經過整風才上軌道。搞建設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軌道?應該縮短。一九五三年各部還沒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總路線，未公布。財經會議中心問題是總路線。經過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幾年，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尚未上軌道。中央這期間沒有怎么管工業。去年由于農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迅速發展，反過來推動了建設。搞建設，想縮短犯主觀主義的時間。看樣子三個五年計劃可能加快，三個五年計劃變成兩個五年完成，甚至還要縮短，這是可能的。

　　2月19日、20日，分別聽建筑工業委員會和建筑工業部匯報。一上來，毛澤東問萬里是什么地方人。萬里答：山東人。又問：看過《水滸》和《金瓶梅》沒有?答：沒有看過。毛澤東說：《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匯報之前的這個插曲，使會場的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了。

　　當劉秀峰談到一些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時，毛澤東說：你這些都不寫，只寫骨頭。一個工人砌磚，從四百塊提高到一千二百塊，要把這些肉寫上嘛。每講一個問題，總要講例證，講措施，然后講結果。要發議論，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較。

　　匯報結束后，薄一波對毛澤東說：幾天來向主席匯報，解決了不少問題，但有些具體問題，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談一次。毛澤東要薄一波把問題集中一下，答應一個月后一起討論一下。

　　2月21日，聽城市建設局匯報。萬里問：北京遠景規劃是否擺大工業?人口發展到多少?毛澤東說：現在北京不擺大工業，不是永遠不擺。按自然發展規律，按經濟發展規律，北京會發展到一千萬人，上海也是一千萬人。將來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會把天津、保定、北京連在一起。北京是個好地方，將來會擺許多任務廠的。

　　2月22日，聽取關于原子能工業的匯報。毛澤東對幾天來的匯報比較滿意，說就是這樣匯報，七搞八搞總可以搞出些東西來。

　　2月25日，聽重工業部匯報。講到發展速度問題，毛澤東說：我國建設能否超過蘇聯頭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趕上的，工業也可以超過。中國有兩條好處，一曰窮，二曰白，一點負擔沒有。美國在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國的迷信，外國的迷信。我們的后代也要打破對我們的迷信。我國工業化，工業建設，完全應該比蘇聯少走彎路。我們不應該被蘇聯前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所束縛。我們可以超過它，理由有四：國際條件不同;國內條件不同;技術水準不同;中國人口多，農業發展快。同樣，即使在技術發展方面，在現代技術發展方面，也可以超過蘇聯，有社會主義積極性，有群眾路線，少搞官僚主義。我們有群眾工作的傳統，有群眾路線，這是我們的好處。

　　這時，周恩來插話：開始幾年學他們是必要的。經過這兩三年，我們也有些經驗了，就應該總結總結。毛澤東接著說：加上他們揭蓋子啦，我們開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澤東所說的揭蓋子，是指當時正在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批評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

　　周恩來講到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毛澤東很贊成，說：不論美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派去。周恩來說：把各國經驗都學過來，要有這個氣魄。

　　2月26日、27日，先后聽取石油工業部和地質部匯報。毛澤東稱贊這兩次匯報，認為收獲很大。

　　2月28日，聽電力工業部匯報。當聽到1955年發電量為98億度時，毛澤東感慨地說：就這么一點，怎么不受人家欺負呢?匯報說，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我國的年發電量要五十年才能趕上美國。毛澤東用肯定的口氣說：就在這個世紀趕上它，并且超過它。

　　2月29日，聽煤炭工業部匯報。毛澤東稱贊煤炭工業部的報告有材料有議論，大有進步。匯報結束時，薄一波說：我們匯報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輪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澤東說：剛開始接觸問題，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贊成，沒有任何意見。

　　重工業部門的匯報完了。

　　3月1日起，輕工業部門匯報。聽了十幾天的匯報，毛澤東對經濟建設問題已經開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帶戰略性的問題。

　　3月1日，聽國務院主管輕工業部門的第四辦公室和紡織工業部匯報。講到發揮現有企業生產潛力問題時，毛澤東提出：技術改造這個問題重要，這方面的潛力很大。此前，2月17日聽匯報時他就提出：“技術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帶革命性的。”

　　在談到對上海、天津等工業基地的利用問題時，毛澤東十分明確地指出：限制發展是錯誤的，不能限制發展，應該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強調：“沿海地區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與此相聯系的，關于上海、天津企業是否內遷問題，毛澤東說：上海、天津的企業一般不內遷，個別有條件的，經濟合算的，可以內遷。

　　在匯報劃分中央和地方企業隸屬關系時，毛澤東說：是不是中央部門想多管一點?要注意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劃分的主要根據是供銷范圍。

　　“新建一個八萬紗錠的紡織廠，生產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資。”——匯報中的這個材料，給毛澤東很大啟發。他肯定地說：輕工業為國家建設積累資金，很重要，能多搞盡量多搞些。”

　　3月2日，聽地方工業部匯報。毛澤東先講了一段怎樣作匯報，怎樣寫文件的問題。他說：有什么辦法使人聽了不致忘記?照這樣匯報，聽過去就忘記了。講存在的問題，要舉事例，把人指出來，不舉事例等于無用，別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為了使人懂，長一點也不要緊。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對標語口號嗎?就是要有具體形象，有人物。沒有具體形象，作品就沒有生命。半個月來匯報都存在這個問題，這是使我強迫受訓，比坐牢還厲害。坐牢腦子還自由，現在腦子也不自由，受你們指揮。只有觀念形態，沒有物質，要脫離實際。你們這些條條，一定是從許多具體問題的材料中得出來的，應把具體問題寫清楚。

　　從地方工業部的匯報中，引起毛澤東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問題。他說：蘇聯有一個時期很集中，也有好處，但缺點是使地方積極性減少了。我們現在要注意這個問題。地方政權那么多，不要使他們感到無事可做。這表明，毛澤東關于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思想，已經萌生。

　　關于沿海地區問題，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要采取積極合理發展的方針。有的可以內遷，不能內遷的應該積極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戰爭就要來的樣子，準備著架子等待戰爭，因此要限制沿海。這樣不妥。輕工業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積極利用還靠什么來提高生產?

　　3月3日，聽輕工業部匯報。匯報到煙葉質量下降時，毛澤東批評說：“你們心氣平和，程朱哲學，沒有氣，沒有長角，不敢斗爭。農產品質量下降，要向農業部斗爭。農業部要設技術作物局。”

　　這次匯報，也談到了沿海地區工業的利用問題和多發展輕工業積累資金的問題。毛澤東說：“鞍鋼、石景山鋼鐵廠、上海造船廠等沿海的重工業都利用，輕工業為什么不利用?要積極合理利用。”他不贊成匯報中關于上海地區不作大的發展的意見，說：還值得考慮。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賺錢，內地建廠，這有什么不好?這同新建廠放在內地的根本方針并不矛盾。”毛澤東又說：“多搞些輕工業，就是多搞重工業。只要有原料，有銷路，盡量搞。投資一元，回來四元、三元，為什么不搞?”

　　講到培養干部問題時，毛澤東說：“你們搞得落后了，學校搞得太少了，要開幾個學院。這是大問題。要開展科學研究，搞些技術人員自己干。”

　　3月4日，聽手工業管理局匯報，毛澤東沒有發表多少意見。

　　3月6日、8日、9日，先后聽取國務院主管交通、郵電部門的第六辦公室、交通部、郵電部、民航局的匯報。

　　毛澤東聽得很仔細，不時地詢問一些具體情況，比如：建國后新修建的幾條鐵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線造價是多少?固定資產包括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各類運輸營業人員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毛澤東聽了交通運輸基本情況的匯報后說：我國海船噸位只占世界總噸位不到百分之零點三，這表現我國太窮。我國地勢比較完整，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統一起來，帝國主義不容易進來，發展航運有重大意義。他說：交通運輸一定要與工農業發展相適應。要多修公路。發展地方工業和修公路，多發揮地方的積極性。

　　在講到進一步改造合營航運公司時，毛澤東說：對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列寧想干而不能干，那時對資本家無利益。中國資本家的特點之一是許多人有經營管理知識。資本家有能力的骨干應放在領導地位。

　　3月15日到18日，聽取農業林業水利部門的匯報，包括農業部、水利部、林業部、氣象局。

　　3月19日到4月11日，聽取財貿金融部門的匯報，包括主管財貿工作的李先念、商業部、對外貿易部、合作總社、糧食部、采購部、財政部、人民銀行。

　　從3月19日到4月11日，這十幾次匯報的情況，沒有檔案可查。毛澤東談了些什么，沒有留下記錄。在這一段時間里，毛澤東同時做著另一件重要而緊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蘇共二十大特別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引發出來的涉及國際共運的重大問題，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立場和態度。他多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書記處會議，并主持起草《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聽各部門的匯報，只能時斷時續，但他終究堅持聽完了最后一個匯報。

　　三十四個部門的匯報結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五天。為了增加工業建設方面的感性知識，結合聽匯報，從4月12日到17日，毛澤東又連續六天參觀了機械工業展覽。這個展覽設在中南海瀛臺。展覽的規模不算小，幾乎占滿了瀛臺幾個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陳舊的，但展品則是現代的，代表當時中國一流水平的，內容很充實，使人開眼界，長知識。毛澤東每天下午來到瀛臺參觀，少則一兩個小時，多則三個來小時，看得十分認真。有時不滿足于講解員的解說，還要找來一些有關的圖書和材料做進一步的鉆研。

　　從4月18日起，新的一輪匯報又開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澤東匯報第二個五年計劃。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參加。24日結束，共六天。實際上，這是毛澤東向三十四個部門作系統調查的延續。前一階段是專業性的，這一階段是綜合性的，先分析、后綜合。每次匯報，毛澤東都有插話。他的認識在深化，在發展，進行歸納和理論概括的工作。《論十大關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4月18日，毛澤東聽匯報時，再次強調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必要性。他說：許多新產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廠，可見沿海工業作用很大，應充分利用。沿海老廠加以適當擴建，投資少，見效快。他認為現在的危險是基建投資太多了，非生產性的建設也多了，農民負擔不起，勢必妨礙個人的利益。又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輕工業投資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總之，要向蘇聯學，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4月19日，毛澤東把思考中的問題歸納出三個關系。他是這樣說的：“三個關系必須很好地解決，即：沿海與內地的關系，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系，個人與集體的關系。真想建設內地，就必須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設重工業，就必須建設輕工業;真想搞好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就必須搞好個人所得。”

　　他警告說：現在的危險是忽視個人利益，基本建設和非生產性建設太多。應該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個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搞命令主義和減少農村副業也是錯誤的。

　　4月20日，毛澤東批評了一種不正確的思想：“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的建設是不可能的。”他說：當奴隸當慣了，總是有點奴隸氣，好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叫他坐，他說站慣了。

　　這一天，毛澤東進一步把問題歸納為五個關系。他說：除了輕工業與重工業、沿海與內地、個人與集體、地方與中央幾個關系，還有經濟與國防的關系。”

　　他還說：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產生盲目性，如在杭州開會時，有些省要種的紅薯太多。工業也可能有這種情況。過去我們要他們提高，現在又要他們壓縮。說到這里，劉少奇插了一句話：應該壓縮的就壓縮。”

　　4月21日，毛澤東說：農業機械化實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況，再考慮發展程度。

　　4月23日，毛澤東指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工業投資中，輕工業投資的比重，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略有增加，這就是與蘇聯不同之處，將來歷史會判斷誰正確些。

　　4月24日，毛澤東又進一步歸納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個關系，即：一、輕工業與重工業;二、沿海與內地;三、國防、行政與經濟、文化;四、個人與集體;五、地方與中央;六、少數民族與漢族。他說：這幾個矛盾如果調整得好，工作就會搞得更好些，犯錯誤也犯在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個矛盾上犯了錯誤，東歐兄弟國家在第一個矛盾上犯了錯誤。”毛澤東不久又增加提出四個關系，成為十大關系。

　　至此，這次調查全部結束。這是毛澤東在建國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周密而系統的經濟工作調查。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

　　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南海頤年堂舉行，從4月25日開到28日。出席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還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原定議題，是討論農業生產合作社等問題。誰也沒有料到毛澤東要在這次會上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他講了以后，會議便集中討論這篇講話。

　　《論十大關系》的發表，標志著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形成一個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較系統的思路。過了幾年之后，毛澤東在總結建國后歷史經驗時，仍然把它看作是一個轉折。他在一篇《十年總結》中寫道：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在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上，在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強調更多地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上，在合理安排工業布局的前提下，強調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上，強調首先要加強經濟建設;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上，強調三個方面必須兼顧，特別要照顧農民的利益，還要給工廠一定的權力，一定的獨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強調給地方更多的權力和獨立性，發揚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上，地方民族主義要反對，但重點是反對大漢族主義;在黨和非黨的關系上，強調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上，肯定還有反革命，但強調已經大為減少，社會鎮反要少抓少殺;在是非關系上，講黨內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強調要好意地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在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上，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強調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也要學習。

　　綜合起來說就是：“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論十大關系》的基本方針，這就是毛澤東關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指導思想。

　　毛澤東在領導我國的經濟建設中，首先明晰地看到了農業和工業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二者緊密相依、直接互動的作用。后來，毛澤東概括地指出，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并時刻不忘讓“基礎”“主導” 雙輪圍繞社會主義中軸轉動。

　　這一基礎、主導雙輪同時運轉的經濟發展戰略，具有極為深刻的意義：一、它推動中國向工業化道路上迅跑;二、重點抓工業而不輕視農業，既不損害農民利益，也保證了社會主義道路。后來的實踐也告訴人們：這是一條卓有成效的道路。

　　對計劃、市場、商品與價值問題的思考

　　有人說毛澤東沒讀過《資本論》，不懂得經濟學，他們大錯特錯了。戚本禹曾回憶說：“毛澤東讀《資本論》和其他經濟學著作的筆記，密密麻麻地都寫在原書上，我還抄了許多。原書都保存在中共中央檔案館。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層內讀書最多，又最會讀書的人。”

　　針對黨的八大上宣布的：改變生產數據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極其復雜和困難的歷史任務，現在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這里把“剛剛建立”與“完全建成”加以區分開來。

　　1957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改造“這個斗爭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長時間叫過渡時期，現在也還很難定。”這里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即是過渡時期的結束的說法，提出了懷疑或者說初步否定。

　　1958年4月，毛澤東在接見波蘭政府代表團時更明確地指出：我們這些國家現在正處在過渡時期，還沒有最后完成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比如說，農業還沒有完全社會主義化”。毛澤東的這些講話意思是清楚的，即，包括我國在內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改造才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才剛剛建立，可以說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但是，社會主義社會還沒有建成，仍然處在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只有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并完全實現社會主義改造，才算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才能結束。

　　鄧力群1999年6月7日在《中國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里的一次講話中說：“有人一直在造輿論，說毛主席不講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而是劉少奇及后來的什么人提出‘中心’說。這是違背歷史真實的。歷史文獻證明，恰恰是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首先提出‘中心’這個概念。他不僅講了中心，還講了黨、政、工會、群眾團體、文教等一切工作都在圍繞生產建設，都要為生產建設服務。他還進一步講，各種工作圍繞以生產建設為中心，還有個力量配備的問題。還有個依靠什么力量、團結什么力量、反對什么力量的問題;生產建設中心任務的進行，要有個階級路線的指導問題。”有人胡說‘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寫進了八大通過的黨章”’，而這是根本沒有的事!可以找出八大黨章來看一看嘛。”可見一些人編造歷史到了多么肆無忌憚的程度。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報告的第四部分是這樣講道：

　　“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以至于占領一個城市好幾個月，生產建設的工作還沒有上軌道，甚至許多任務業陷于停頓狀態，引起工人失業，工人生活降低，不滿意共產黨。這種狀態是完全不能容許的。為了這一點，我們的同志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習生產的技術和管理生產的方法，必須去學習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工會的工作，其他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肅反工作，通訊社 報紙廣播電臺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

　　在這一節里，毛澤東還講了：我們依靠誰呢?有些胡涂的同志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群眾。有些更胡涂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胡涂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或者反過來，認為只要注意國營企業就夠了，私營企業是無足輕重的了。我們必須批判這些胡涂思想。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斗爭，一步—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

　　1958年底，全黨和全國人民從熱烈向往共產主義轉入對社會和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冷靜思考。

　　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向黨的各級領導發出關于讀書的建議，提出要讀斯大林著《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這兩本書，“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他還建議，以后有時間再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毛澤東本人帶頭認真讀書，深入研究和思考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獨創性見解。毛澤東這一時期有關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論述，集中體現在他1958年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注、1958年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談話和1959年到1960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談話之中。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論述，就是其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蘇聯教科書否定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規律，不承認社會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而是認為“團結一致，十分穩定”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認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社會發展動力。對此，毛澤東批評說：“這樣一來，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規律，在他們那里被否定了，辯證法在他們那里就中斷了。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他進一步指出：“社會總是運動發展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

　　根據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規律，毛澤東研究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他在1957年《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就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在1959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中，毛澤東不僅重新肯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而且指出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

　　在考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關系革命和生產力發展的關系時，毛澤東發現，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進行生產關系的革命。只有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生產力才得到大發展。他說：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拿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來說，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簡單協作就創造了一種生產力。手工工廠就是這樣一種簡單協作，在這種協作的基礎上，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發展第一階段的生產關系。手工工廠是非機器生產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了一種改進技術的需要，為采用機器開辟了道路。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以后，才進行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

　　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是否適應的問題，毛澤東高度評價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進步作用，全面論述了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適應和不適應的狀況。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進步作用，他說：人類歷史一百萬年中，資產階級的三百年，是一個大躍進”。

　　關于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是否適應的問題，他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就資本主義社會本身來說，現在還能使生產力得到一定發展。但是，同社會主義制度比較起來，就很不優越，而且日益走向沒落和完結。”

　　關于上層建筑革命、生產關系變革和生產力大發展三者之間的關系，毛澤東總結出一條既適用于資產階級革命又適用于無產階級命的一般規律。他說：“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這個一般規律，對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都是適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毛澤東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證明了這一規律，英國如此，法國、德國、美國、日本也如此。這些國家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

　　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是在一切社會形態中起作用的規律，是人類社會的永恒規律。毛澤東預言，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同樣會隨生產力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他說：“在往后億萬年中，生產力性質不會不發生變化的，為了一定要適合它，生產關系也得改變，而且將有無數的改變。”毛澤東設想，在共產主義社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變化，生產關系的不同部分的變化是不同的。他說：“可以設想，將來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的相互關系，還會有無窮的變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會有多大變化。”

　　毛澤東在一次讀書會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講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有一個‘革命轉變時期’。我們現在就是處在這樣的革命轉變時期。什么叫做建成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很有文章可做。”他還指出：“過渡時期包括一些什么階段，現在也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一種說法是，過渡時期包括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也包括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另一種說法是，過渡時期只包括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究竟怎樣才對，要好好研究。”

　　毛澤東當時提出這個問題是有針對性的。

　　一方面是國內的問題：1959年11月，劉少奇在一次讀書會上的發言中就曾談到這個問題，他說：“哥達綱領批判講，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都是過渡時期。如果不把社會主義當作過渡階段，就容易把社會主義定型化(鞏固社會主義秩序)。兩次過渡，一次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一次是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在兩個過渡之間，有幾十年的社會主義時期，這個時期好像不在過渡。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究竟說一個過渡，還是兩個過渡?可以幾種說法。從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究竟在社會主義時期完成，還是同從按勞分配到按需分配一起過渡?我們可以考慮前一辦法。”

　　另一方面主要是國際問題：從蘇共二十大開始，蘇聯就反復強調，蘇聯已經消滅敵對階級，國內已經沒有階級斗爭，因此，蘇維埃國家早先的鎮壓職能就逐漸消失了。到1959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的報告中強調，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危險已經沒有了，社會主義已經取得了徹底的勝利，因此，必須穩步地將國家機關的某些職能轉交給社會團體，使社會主義的國家組織發展成為共產主義的社會自治組織，從而促進國家消亡。正是在赫魯曉夫提出要改變蘇維埃國家的性質和職能、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的背景下，蘇聯理論界展開了關于過渡時期的爭論。

　　在讀書過程中，毛澤東仔細研究了主觀的經濟計劃和客觀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之間的關系。他指出，“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但是，對計劃人員來說，“問題在于能否掌握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這個規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我國的經濟計劃是否合乎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客觀經濟規律?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作了客觀的、全面的估計。他說：我們對規律的認識，不是一開始就是完善的。實際工作告訴我們，在一個時期內，可以有這樣的計劃，也可以有那樣的計劃;可以有這些人的計劃，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計劃。不能說這些計劃都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實際上，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劃不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規律。”他還說：“看來，還不能說我們過去是完全正確地計劃生產的，不能說我們過去的計劃完全反映了客觀規律的要求，不能說我們的計劃工作過去已經認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練運用了客觀規律。”

　　毛澤東批評蘇聯教科書沒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沒有接觸到社會主義經濟的波浪式發展問題。蘇聯教科書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的發展極不平衡，必然加深生產中的比例失調現象，與此相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保證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有計劃地發展科學和技術。對此，毛澤東評論說：這段寫得不對，既否認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某種平衡，也否認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某種不平衡。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問題是他們這種平衡和不平衡，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質上不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技術發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在從論述技術發展的平衡和不平衡，進而論述經濟發展的平衡和不平衡時，毛澤東指出：技術的發展是這樣，經濟的發展也是這樣。教科書沒有接觸到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波浪式前進。說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點波浪也沒有，這是不可能設想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

　　針對蘇聯教科書不講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不講按比例和不按比例的矛盾，毛澤東指出：要經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經常出現不平衡。因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務。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這種矛盾是經常的、永遠存在的，教科書不講這個觀點。”毛澤東說：“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調，才能促使我們更好地認識規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因為消滅了私有制，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客觀規律，以造成許多相對平衡。”毛澤東還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不以規律為計劃的依據，就不能使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作用發揮出來。”

　　毛澤東還進一步研究了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一方面，毛澤東同意斯大林關于兩種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這一提法，說：只要還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極其必要，極其有用。”另一方面，毛澤東認為斯大林只說到商品生產的主要條件，沒有說到最終條件。他說：斯大林“關于商品存在的條件，闡述得不完整。兩種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

　　斯大林認為蘇聯的商品生產是“特種的商品生產”，這種商品生產的活動范圍“只限于個人消費品”。毛澤東評論說：“這看來很不妥當。它的活動范圍不限于個人消費品，在我國，有些生產資料，例如拖拉機等生產資料是屬于商品的。”按照毛澤東的看法，只有全民所有制內部調撥的生產數據不是商品，全民所有制企業賣給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生產數據，以及集體所有制企業之間轉讓的生產數據，仍然是商品。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他在會上多次講話，批評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這些講話綜合后，以《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為題發表。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相當完整地闡述了他對于在計劃經濟下發展商品經濟、利用市場和價值規律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思想，毛澤東指出：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數據方面，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并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現在我們的經濟學家不喜歡經濟學，蘇聯也是這樣，認為誰說到價值法則誰就不名譽似的，表現在雅羅申柯寫的一封信上。這些人不贊成商品生產，以為蘇聯已經是共產主義了，實際上還差得很遠。我們搞社會主義只有幾年，則差得更遠。”

　　“列寧曾經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蘇聯那時城鄉商品流通有斷流的危險。我們在一九五〇年也曾有過這種危險。現在運輸情況不好，出現半斷流的狀態。我看要向兩方面發展：一是擴大調撥，一是擴大商品生產。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這本書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過去看，不感興趣，現在不同了。這三章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也有一些寫得不妥當，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沒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講商品和價值法則，你們有什么看法?我相當贊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認為在蘇聯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在我們國家就不同，生產資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產數據是商品，我們把農業機械賣給合作社。”

　　“進入共產主義要有步驟。我們向兩方面擴大：一方面發展自給性的生產，一方面發展商品生產。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方面，斯大林講了許多理由。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后。印度的鐵路、紡織比中國發達。去年我們生產糧食三千七百億斤，其中三百億斤作為公糧，五百億斤作為商品賣給國家，兩項合起來商品糧還不到糧食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糧食以外的經濟作物也很不發達，例如茶、絲、麻、煙都沒有恢復到歷史上的最高產量。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否則公社發不出工資。例如河北省分三種縣，一種只夠吃飯，一種需要救濟，一種除吃飯外還能發點工資。發工資又分幾種情況，有的只能發幾角錢。因此，每個公社在生產糧食以外還要發展能賣錢的東西，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

　　“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我國還有沒有資本家剝削工人?沒有了，為什么還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斯大林的話完全正確，他說：‘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時已經有了商品生產的意思。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只是損失太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國。說什么‘血流漂杵’，紂王殘暴極了，這是《書經》中夸張的說法。所以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在奴隸時代商品生產并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斯大林說，商品生產‘替封建制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若干條件，卻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斯大林的這一說法不很準確，應該說：封建社會這個母胎中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商品生產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把五億農民引導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產是不是有利的工具?應當肯定說：是。為了五億農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發展社會主義生產。要把這個問題提到干部中進行討論。”

　　肯定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積極作用，就必然肯定價值規律的積極作用。毛澤東說：“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做為有用的工具。”1959年3月30日，毛澤東在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關于山西省各縣五級干部大會情況的報告上批注指出：“舊賬一般不算這句話，是寫到了鄭州講話里面去了的，不對，應改為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毛澤東對價值規律的高超見解，這些年也很受到一些人的肆意歪曲，有人信口開河地稱：浪漫詩人的毛澤東，雖然總體上心懷左傾思想，但在遇到左傾挫折，思想變得冷靜的時候，就具有真知灼見出來。以上真知灼見就產生于一九五九年‘大躍進’所形成的艱難時期，由于大躍進是毛澤東發動，因此他不得不冷靜反思‘大躍進’所具有的錯誤……但是他根本不懂得，要真正做到按價值規律辦事，就必須實行完全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是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價值規律的，計劃經濟總具有人為調撥的性質從而違反價值規律。因此要按價值規律辦事，就不可能實行計劃經濟。”

　　我們已經看到，毛澤東到底是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提出這樣的觀點，即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必須重視市場和商品經濟、利用價值規律來為社會主義服務。而且問題的關鍵還在于，毛澤東為何要在那個特定的時刻提出這些觀點?這些觀點針對什么，要解決什么樣的問題?——毛澤東提出這些觀點，是出于他敏銳洞察和高于常人的先見先覺?還是出于萬般無奈即如某些人所謂“浪漫”過后“不得不冷靜”下來的“反思”?——此外，為什么毛澤東的這些觀點后來并沒有得到在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的有力支持和貫徹執行?

　　就在大躍進熱火潮天的1958年11月初，毛澤東首次正式和全面地提醒全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而非所謂“一九五九年‘大躍進’所形成的艱難時期”。當時，不少在第一線工作的中央和地方的領導人頭腦發熱，大搞“一平二調”， 刮“共產風”。正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及時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有關問題。

　　客觀規律不能違反。毛澤東從這一理論高度批評當時國內經濟界和經濟學界刮起的消滅商品生產的“共產風”。他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向往共產主義，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想不要商業了。我們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表現得更‘左’，主張現在就消滅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客觀規律的。他們沒有區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本質差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利用商品生產的重要性，不懂得社會主義的現階段，價值、價格和貨幣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的積極作用。”

　　毛澤東預言，共產主義階段同樣會向前發展，同樣會存在量變和質變。他說：“社會主義一定要向共產主義過渡。過渡到了共產主義的時候，社會主義階段的一些東西必然是要滅亡的。就是到了共產主義階段，也還是要發展的。它可能要經過幾萬個階段。能夠說到了共產主義，就什么都不變了，就一切都‘徹底鞏固’下去嗎?難道那個時候只有量變而沒有不斷的部分質變嗎?”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其中包括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問題，確實提供了許多新的東西。

　　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說過：“寫出一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現在說來，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有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典型，馬克思才能寫出《資本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至今還不過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不成熟，離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還很遠。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從毛澤東發表這一談話到現在，又是五十多年過去了。

　　但是，寫不出一部成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積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并不矛盾。從1952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了6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了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噸增長到了51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1億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萬噸上升到了869. 3萬噸。同時，中國從無到有，建立起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門類齊全的軍工體系，并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奠定中國大國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已由一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共完成了100多萬公里的公路，兩萬多公里的鐵路，完成了主要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在文教衛生方面，在毛澤東逝世時，基本實現了義務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最高曾達國民生產總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專院校、數千所的各類中專及完善的基礎教育體系。在文革期間，學齡兒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學的問題，與現在普遍存在的失學兒童現象形成鮮明對照。在各縣城和公社建立了衛生院，并培養了遍布鄉村的赤腳醫生隊伍。城市居民實現免費醫療，農民看病也收費低廉，發燒感冒類打針吃藥費用一般在一元以下。

　　實際上，毛澤東時期的經濟增長資料并沒有反映經濟的實際活躍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塊并未被計入的經濟增長部分，如果按市場經濟的角度考慮，是勞動力的成本。例如，在華北平原上某低洼處修建一座水庫，因無需炸藥開山，也沒有機械參與，只有發動群眾義務勞動建造，這座水庫的建設成本約為零。這一經濟活動在當時的經濟統計數字上根本反映不出來。但同樣一座水庫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造，其勞動力成本將成為投資部分，建成這座水庫對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將等于其實際投資額而被計入。鐵路建設是另一特例。兩萬多公里的鐵路因多建在地形復雜的地區，工程之浩大是難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數橋隧占30%以上的成昆鐵路。在今日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將難于應付如此龐大的鐵路工程項目。但當時鐵路建設是由勞動力零成本，訓練有素的鐵道兵完成，在低投資下確保工程的質量和進度。在毛澤東時代，勞動力開支的低微對確保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本積累是必不可少的。

　　當有人否定毛澤東的經濟成就時，為什么會得到一些人的積極附和呢?原因很簡單，1979年以后發展消費品工業，以滿足人民的消費需求為重點。而毛澤東時期，敵對的國際環境要求中國不得不將重工業的發展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有重工業優先、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并重等。對于象新加坡這種小國來說，出口導向是唯一選擇;中等發展中國家，如馬來西亞等，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并重則為合適選擇;但對中國這種大國來說，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下，優先發展重工業并兼顧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就成了毛澤東時代的不二選擇。除軍品工業的需要外，中國民用工業的發展也對基礎裝備工業和工業母機提出了龐大的需求;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講，完全依賴進口根本不現實。沒有毛澤東時代奠定的重工業基礎，鄧小平的輕工業，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工業的快速發展根本就不可能實現。國家將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匯去購買昂貴的電站設備、大型機床、采礦機械和載重車輛;彩電、冰箱生產線的引進也就成了一句空話。鄧小平主導下開始的以上海寶鋼一期工程(180億美元)為代表的洋躍進，耗干中國當時的全部外匯，導致巨額財政赤字，就是一突出的例證。沒有毛澤東時代在中西部地區交通、能源、原材料、軍工企業和三線企業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國將面臨更加棘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單地形復雜的中西部地區交通設施等基礎建設就足以讓鄧小平的改革無所夸耀。很明顯，輕工業的發展要比發展重工業和搞基礎建設容易的多。

　　令人遺憾的是，有的人在吃完第十個餅不再肚餓時，將前九個餅的功勞忘得一干二凈。當一些國營企業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業的困境而不能及時領到退休金時，中國政府和中國歷史是否已忘卻了他們的貢獻?正是他們這一代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個人不計酬勞，國家高積累的情況下，才有了中國工業化的輝煌成就，才為今日豐富的消費品供應打下雄厚的基礎。

　　鞍鋼憲法——毛澤東的經濟管理學

　　毛澤東對勞動者直接參加國家管理的探索，起源于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理論。這一探索包括：提出了“人人起來負責”的總體思路;制定了“工人參加管理”的企業制度;試行了“三結合”的國家機關的改革等等。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多次講到經濟管理領域權力過分集中，并批評蘇聯的“一長制”問題。在經濟管理問題上，毛澤東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工礦企業中黨的領導和勞動者作用弱化的問題，并直接促成中共八大正式確定國營企業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毛澤東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制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制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他強調，必須重視工人、農民對企業或社隊的經營管理的直接參與。

　　毛澤東這里所提出的實際上就是工人、農民的主人翁地位問題。

　　還在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時，毛澤東就指出，全國解放后，甚至只是大城市解放后，立即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即是說一切其他工作，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中心任務，始終沒有變更。三年經濟恢復，五年社會主義改造，156項重點項目的建設，1958年大躍進等，都是圍繞著經濟建設的。1960年提出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從國家任務講，是反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人類社會講，是為了發展生產力。 1958年大躍進中的教訓是在發展生產力方面忽視生產力中的首要因素——勞動者，忽視了生產關系方面的管理工作。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重新組織研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后來又提出了《鞍鋼憲法》。進入60年代時，毛澤東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些方面都是屬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動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影響。”

　　毛澤東在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批評說“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他指出，“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他由此分析說，蘇聯“變修”的原因在于，它的政權結構不是人民民主的。在工廠里，工人沒有管理工廠的實際權利;在集體農莊里，農民沒有管理集體農莊的權利;在軍隊里，士兵沒有管理軍隊的權利。工人、農民、士兵，他們都不是主人，那么，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就是空的，所以，蘇聯才會“變修”。他還認為，中國也存在這方面的問題，必須注意解決。毛澤東對實現勞動者的根本權利進行了歷史的總結：要領導者采取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顯然，毛澤東維護勞動者權利的重心，已經由國家經濟的治理層面轉移到國家政權存亡的政治層面，這個關注點的轉變也成為他關于防止國家管理階層官僚化、反修防修的理論和實踐的組成部分。

　　透過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仍舊可以看到他為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所作的深層思考和不懈努力。當時，他最為憂慮的是黨和政府工作人員脫離群眾的問題。他提出：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系群眾”。在四屆人大召開前后，來自生產第一線的一批群眾代表被先后安排進入中央一級政權機構。

　　毛澤東特別重視干部“參加生產勞動”這一條，他在黨的九大上對參加中央委員會的產業工人和農民成員說：“要注意一個問題，不要脫離生產。比如這次參加大會的，他們在單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縣做工作，如果脫離生產就和我們一樣。”同時，毛澤東在另一方面，又要求領導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包括在職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和部分干部下放勞動，改變思想，解決國家機關脫離群眾的問題，保證黨和國家的人民性質。

　　從理論上看，毛澤東關于參加國家管理是勞動者最大最根本的權利的思想，已經涉及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層面。毛澤東認為，勞動者直接參加國家管理，既是社會主義的目的，又是保持國家社會主義性質的方法，是目的和方法的高度統一。

　　1957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民主辦社幾個事項的通知》要求讓農民參與社隊經營管理，社隊的重要問題必須實行民主決策，社隊的財政收支必須實行公開，并接受群眾評議。

　　1957年4月，中共中央《關于研究有關工人階級的幾個重要問題的通知》指出：必須擴大企業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擴大職工群眾參加企業管理的權利，發揮職工群眾對于企業行政的監督作用”，并且確定了職工代表大會(在較小的企業中為全體職工大會)的組織形式，規定要“適當地擴大它的權力”。 在這兩份文件中，普通的工人和農民作為參與企業或社隊治理的主人公地位被突出出來。

　　1958年初，一家百余人的公私合營小廠——濟南成記面粉廠，最先創造出“兩參一改”經驗。我國第一個鋼鐵基地——鞍鋼也創造并初步總結了依靠群眾辦企業的經驗。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將馬賓主持創造的鞍鋼經驗，即以加強黨的領導、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大搞群眾性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為核心內容的一整套經驗，給遼寧省委的報告轉報中央后，令毛澤東興奮不已，欣然批示，命之為“鞍鋼憲法”，以區別于蘇聯的“馬鋼憲法”(蘇聯最大鋼廠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公司的一套管理制度，對中國有很長期的影響)。這是毛澤東著力探索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重大成果，具有標志性的意義。

　　這個報告總結的鞍鋼經驗主要是：一)鞍山地區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已經形成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運動的主要特點有三，一是廣大職工干勁很大，參加的人很廣泛，進展很快;二是職工的首創精神大大發揚，短時期內就出現了重大的新技術和尖端技術;三是促進了生產繼續躍進。(二)兩個多月來所取得的初步經驗。第一，必須不斷地進行思想革命，堅持政治掛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第二，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第三，全面規劃，狠抓生產關鍵;第四，自力更生和大協作相結合;第五，開展技術革命和大搞技術表演賽相結合。(三)鞍山地區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向高、大、精、尖、新和世界先進水平進軍，各種主要技術經濟指標，要力爭趕上和超過國內外先進水平，攀登科學技術高峰。目前，鞍山地區工業戰線上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主要內容和要求是：第一，大力改進操作技術，挖掘設備潛力，不斷提高設備利用率。第二，普遍提高半機械化、機械化、電氣化和自動化的水平。第三，積極試制高、大、精、尖、新產品，掌握尖端技術。第四，大搞資源綜合利用。第五，大力改善勞動組織和改進工藝過程，實現增產減人。(四)加強黨對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的領導。首先，要堅持政治掛帥。要結合學習毛主席著作和總結工作，繼續批判右傾保守思想;批判堅持一長制、實行經濟和技術掛帥、依靠少數專家辦企業的資產階級路線;批判教條主義和賈桂思想，進一步樹立敢想敢說敢干的共產主義風格。其次，各級領導要改進工作方法，應抽出時間來學習和務虛，以虛帶實。要切實精簡會議，以便有更多的時間親臨生產第一線。要抓兩頭帶中間，除注意抓薄弱環節外，要特別注意插紅旗、立標兵，不斷總結、推廣他們的經驗，造成“學、比、趕、幫、超”的熱潮。再次，要大抓技術表演競賽，同時還要不斷搞文化革命，舉辦業余文化學校、技術訓練班等，迅速培養和壯大科學技術隊伍。在運動中，要關心職工生活，使他們有充沛的精力從事革新創造。

　　3月22日，毛澤東對鞍山市委這個關于鞍鋼技術革新、技術革命和企業管理經驗的報告作了六百字的批示，將這個管理經驗提到“憲法”高度發給全黨。批示指出：

　　“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職工十多萬，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他們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前的情形，這是第一階段。一九五九年為第二階段，人們開始想問題，開始相信群眾運動，開始懷疑一長制，開始懷疑馬鋼憲法。……現在(一九六○年三月)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這是第三個階段。現在把這個報告轉發你們，并請你們轉發所屬大企業和中等企業，轉發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當然也可以轉發地委和〔小〕城市，并且當作一個學習文件，讓干部學習一遍，啟發他們的腦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〇年一個整年內，有領導地，一環接一環、一浪接一浪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

　　毛澤東這個關于“鞍鋼憲法”的批示，內容可以歸納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政治掛帥和黨的領導。這不但是對國內而且是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自從赫魯曉夫上臺，就大搞三無(無戰爭，無武器，無軍隊)，三和(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及兩全(全民國家和全民黨)。毛澤東這里針對蘇聯修正主義提出了政治掛帥、黨的領導。

　　第二部分是總結大躍進不重視科學，不講究技術的經驗教訓，提出了技術革新、技術革命。

　　第三部分，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指生產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對人財物，產供銷，直接參與討論決策。一改是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三結合，即是領導，技術人員，工人結合。這全是直接表現在生產力上的人的生產關系的改進，這是毛澤東在私有制改為公有制的生產關系改造后，進一步在公有制企業內部在人的關系方面的改進，即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改進。

　　第四部分，大搞合理化建議的群眾運動。毛澤東十分注重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對任何工作，都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走群眾路線，并為之而奮斗。當時，不但在鞍鋼，而且在全國(如三老四嚴作風的大改革)群眾起來之后，不到三年時間就糾正了大躍進中的錯誤，創造了許多新的業績。

　　時任鞍鋼總經理的馬賓后來回憶說：“毛澤東同志提出與《馬鋼憲法》對立的《鞍鋼憲法》，就是直接反對蘇共修正主義的斗爭。五十年代，我在蘇聯一個大學學習，在一個蘇聯第二大鋼廠庫茨涅次克廠實習。很明顯，蘇聯大企業的廠長是蘇共中央委員，但實行的不是列寧的一長制而是廠長獨裁，黨委、工會變成廠長的‘小伙計’，什么工作都是廠長說了算，任人唯親，特殊待遇。比方，我以鞍鋼總經理身份去當學生，要給我配備專車，每周可到特供俱樂部休息，我都拒絕了。學生、老師公開地贊佩毛澤東，他們學習《矛盾論》和《實踐論》。赫魯曉夫大講‘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持久和平’，‘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三和世界’，‘階級消滅’了，共產黨再不是工人階級的黨而是‘全民黨’了。毛澤東領導中國黨與蘇聯修正主義者持續論戰了十多年。而我們鞍鋼是在蘇聯幫助下恢復發展的，蘇聯派到鞍鋼工作的專家成百上千，鞍鋼幾乎所有技術干部不是到蘇聯學習就是在國內培訓。而且我國規定對蘇聯專家的建議要絕對尊重，不能執行時也不要對抗。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解放思想，毛主席點了馬鋼的名，是有國際國內反對修正主義的意義的。有人說，大躍進把規章制度都燒了，事實上，那些技術規格、操作規程，都沒有什么錯，后來即使來不及成文，又恢復了。事實上，文件燒了，操作還是按那些，否則無法生產。另外，這些規格、規程，根據我在蘇聯學習知道，基本上也都是蘇聯在引進美國建設的大工廠時的全套規章制度。另外，講到技術，蘇聯早就提出‘技術決定一切’(斯大林)，從美國引進‘技術進步’，后來又提出改革。不過他們先是用Пеρеворот，說這是‘變更’，太嚴了，改為реконструктур，意即‘結構改革’。一九八九年以后改為реφорм，即Reform，也就是西方用的英文‘改革’。中國改革開放一開始也還是向俄羅斯學，向東歐學，如蘭格的‘市場社會經濟’和科爾納的‘短缺經濟學’。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改為全面向美國學。這時，已不是學管理、學技術，而是學資本主義私有化了。而毛澤東在《鞍鋼憲法》中強調以技術革新、技術革命及科學管理發展生產力，既堅持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防止了‘唯生產力論’和走資本主義道路。……《鞍鋼憲法》使工人階級的不同成員都覺悟到本人與整個階級利益的一致，勞動的積極性和熱情怎能不被激發起來呢?而積極性越高，工作得越好，按勞分配所得就越多，這不就是物質利益嗎?毛主席不但指出企業管理的重要，防止資產階級的‘管卡壓’，還指出要認識到‘管理就是社教’，要從社會主義企業的上述實踐中培養和教育國家管理人才和黨的領導干部。”

　　毛澤東肯定鞍鋼憲法的原因，不僅限于把“社會分工”還原為“技術分工”，其精神實質還在于“經濟民主”，真正體現了政治在經濟領域里的決定作用。自那以來，在整個毛澤東時代，中國工人階級把它作為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大法遵行，把它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來學習。

　　為防止這部分商品經濟可能帶來的消極作用，毛澤東發明的管理機制也是一種很有效的制約機制，即普遍的二元結構。在毛澤東時代，所有的單位都有兩個平級的第一把手，例如支部建在連上就確立了一種特殊的民主機制。用在經濟建設上，政府管理上，工廠就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政府是分為書記和省長、市長，黨的領導與行政事務是兩條線管理。以當年的國營工廠為例，可以看到當年的那一套機制是怎樣運作的。

　　一個國營工廠會有一個黨委書記，一個廠長。當年是黨領導一切，所以從總體上講，黨委書記比廠長權力大。但是，到具體實際中，由于廠長是管生產的，也就是說，金錢和物資是由廠長直接管的。所以，這個制度對廠長的制衡表現在：對于從事更具體的事情的下級部門，尤其是一些關鍵部門，如財務、物資、統計和質檢等等的干部的任免和考核是組織部的事，組織部是歸口黨委管的，這就對廠長形成了制約。同時還有一個紀委，專門用來監督黨員和干部的違法違紀事件。

　　雖然，改革開放以后的國營企業里這三個部門都還存在，但這套機制卻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原因在于：首先，在打著便于管理，提高效率的旗幟下，實行了廠長負責制，所有人財物權力集于一身，最后干脆廠長兼書記，完全沒有了制約。其次，在紀委問題上，要紀委能夠很好的監督當地的領導，有一個很大的前提是，紀委書記絕不能由當地領導指派。而當年的紀委正是由上級部門任命的，現在被改革成了由本地領導任命，那還怎么監督?

　　所謂的廠長負責制這種東西，并不是新東西，而是當年就曾經嘗試過的，也就是說，當年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在總結了各種經驗教訓之后，才逐步完善了對權力的制衡機制。這些，后來的某些改革者們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得非常清楚，正因為他們是當年這個廠長負責制的始作俑者，同時也因為這個而受到過批判。如果說當年他們是沒有經驗還情有可原，而在這種制衡已經完善的情況下，強行取消制衡去重新實施當年的廠長負責制，從而逐步走向大面積腐敗，不能不說其是居心叵測了。

　　新自由主義自上而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放開價格”，“自覺地利用價值規律”，使它對生產的調節起決定作用;二是建構西方的所謂股份制“現代企業”，把國企變成“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取消指令性國家計劃，切斷了原來的全民所有制的權力和意志，從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企業管理權的傳遞，甚至把“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從法統上取消“全民所有制”的名稱，取消了人民的所有權。同時，卻把國企的占有權、支配權、收益權和處置權，一股腦統統恩賜給企業的老總們和收購國企的國內外私人資本的大股東們;三是自由放任地引進境外商品和資本，給予國家財政補貼(如稅收“二免三減”)的優惠待遇，取消國家對國企的關稅、非關稅、產業政策等各種保護。這個過程清晰地表明，問題的根源就出在人民群眾(所有者)喪失了對政府(占有者或委托人)的監督權和參與權。經濟基礎的改變是如此，上層建筑性質的改變何嘗不是?所以，這是個關系到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共和國性質的普遍性問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民主這個最基本的基礎和前提被取消了，只剩下少數人的集中制。這些問題，毛澤東早就有預見，三十年來的實踐，不過進一步證明晚年毛澤東的偉大和正確。

　　經濟工作的生命線

　　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首創了政治工作。從三灣改編把黨支部建在連隊起到全國解放，“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大慶精神”、“大寨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南京路上好八連”都證實了政治工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在各個領域做出的巨大貢獻。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種關系，毛澤東簡明地概括為“政治掛帥”，而不要“利潤掛帥”。毛澤東認為“利潤掛帥”會導致“什么賺錢多、得利快就搞什么，但關系到經濟建設高速度發展的基礎工業就不能建立，更不會有合理的布局，企業就會封鎖技術秘密，任意改變產品方向，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須品就會得不到保障。”

　　1955年，毛澤東在《嚴重的教訓》一文的按語中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即：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并強調指出，“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這是毛澤東經濟思想中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核心內容。概括起來，主要包括：

　　第一，要永遠堅持政治和經濟的統一。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對經濟有巨大的反作用。因此，必須堅持政治和經濟、政治和技術的統一。

　　第二，政治工作為經濟工作指引方向，是完成經濟工作的保證。毛澤東認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為此，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提高勞動生產率，靠技術加政治。批判“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鼓勵人們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政治，應該說正是對這條“生命線”的進一步詮釋。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是協調經濟關系、解決經濟矛盾的重要武器。在社會主義時期，各種經濟關系、經濟利益之間的矛盾、沖突仍然存在，它們大多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這些矛盾的解決，既要靠用經濟的和行政的方法進行合理調整，也離不開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因為如此，毛澤東經常教育我們的干部和人民要從全局出發，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始終堅持批評和糾正各種官僚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地方主義、小團體主義等錯誤思想。

　　第四，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調動廣大勞動群眾的積極性，保證他們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態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1964年，在毛澤東的號召下，我國開始了工業學大慶的群眾運動。為什么工業要學大慶呢?周恩來在不同的場合曾說過這樣一些話：“大慶取得了這樣大的成績，所以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在全國除學習解放軍以外，還要學大慶”;“大慶是一面紅旗，在最困難時期生產出石油，五年功夫能自給了，解決了石油問題。……很有成績，所以毛主席才號召學大慶”;“在前五年困難時期中，能夠自力更生地把工業發展得這樣快的，第一是石油，第二是化肥。所以毛主席提出學大慶”。周恩來在講話中強調了大慶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可以肯定，大慶取得的巨大成績、做出的巨大貢獻是毛澤東之所以提出工業學大慶的重要原因和必要的前提。但是，更為重要的是，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所規定的任務，就社會主義改造而言，到1956年已經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建立，而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卻才剛剛起步。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關于工業化的提法是“國家工業化”;12月關于工業化的提法修改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這意味著毛澤東強調了工業化的社會主義性質。

　　怎樣發展社會主義工業?怎樣管理社會主義企業?到底該如何順利而有效地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呢?這是毛澤東一直在認真思考的問題。

　　大慶的成功引起了毛澤東極大的關注和思考。

　　1959年底1960年初，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時指出：“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毛澤東認為，要加快經濟發展關鍵在于激發人們的革命精神，使人們的革命精神不斷增長，革命熱情不斷高漲，從而發揮出沖天的干勁發展生產。

　　1956年毛澤東就指出要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來發展石油工業。同時，毛澤東又強調生產的發展必須體現社會主義原則，保證社會主義方向。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堅持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什么工作都要搞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這是工業學大慶運動開展的前提條件。沒有這個前提條件，當然就不會有工業學大慶這樣一場群眾運動。具體來說：

　　首先是工業學大慶運動與“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業發展道路”的關系問題。1956年，毛澤東反復強調這樣一個思想：要學習一切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經驗，學習蘇聯也不要迷信，也得具體分析，對的就學，不對的就不學。松遼石油勘探的成功首先就是我國石油地質理論破除迷信的結果，大慶油田的發現宣告了中國“貧油”論的破產。在松遼盆地的石油勘探中，既成功地借鑒了蘇聯的石油勘探經驗，又打破了他們的一些機械做法，從松遼盆地實際情況出發，果斷地決定松基3井中途完油試井(如根據蘇聯專家的意見將大大推遲大慶油田的發現時間)，并進一步在大慶長垣大膽地甩開鉆探，實行地質調查與構造鉆探并舉，油田勘探與開發建設并舉，走出了我們自己石油勘探的路子。大慶油田的勘探與開發既符合毛澤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干的要求，也是“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業發展道路”的一個典型范例。

　　再一個是關于工業學大慶運動與“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和大躍進的關系問題。中國“在政治上、人口上是大國，但在經濟上現在還是個小國”的現實促使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必須要高速發展。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總路線包含著緊密聯系的兩個思想;一是強調經濟建設的高速度;二是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而大慶油田的開發建設確確實實做到了真正的“多快好省”，在短短三年多的時間里就徹底改變了中國石油工業極端落后的狀況，一舉摘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既有建設的高速度又極大地顯示了人的干勁的偉大作用。大慶油田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基本探明了油田面積并且大體上算出了油田儲量，而蘇聯最大的勘探速度最快的大油田——羅馬什金油田用了三年多時間才大致了解了油田面積。在毛澤東看來，大慶是徹底執行和貫徹了總路線和大躍進的精神的。不僅如此，大慶的成功還證明“多快好省”的總路線和大躍進是正確的。

　　第三是關于工業學大慶運動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關系問題。1960年7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1963年，毛澤東在接見哥倫比亞工學農運動學習代表團時談到：就是以自力更生為主，以國際援助為輔。有國際援助也可以，沒有也可以，要靠自己。”

　　1964年1月25日，毛澤東約見余秋里，周恩來、陳云、鄧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均在座。毛澤東要求余秋里講講石油大會戰。余秋里說石油大會戰之所以能這么快取得勝利關鍵是靠“兩論”起家，靠學《實踐論》、《矛盾論》這兩本書，主要學基本觀點，掌握認識論和方法論，是把毛澤東思想和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對余秋里匯報的大慶靠“兩論”起家的經驗十分贊賞。周恩來以后亦多次談到大慶油田成功的原因主要歸功于學習毛澤東思想，他說： 我們靠什么打得這個勝仗?首先靠毛澤東思想。大慶的職工們說，他們是‘兩論起家’，當時，確實很老老實實地學習了毛主席的‘兩論’”;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候真正地把毛澤東思想學到手了，學到做到，做得很好”。

　　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寫給林彪、賀龍、聶榮臻、羅瑞卿、蕭華的一封信中提出國家工業各個部門都要學解放軍，都要設政治部、政治處和政治指導員，實現四個第一和三八作風，并建議從解放軍調幾批好的干部去工業部門那里做政治工作。毛澤東在信中說：看來不這樣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個工業部門(還有商業部門、還有農業部門)成百萬成千萬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現在工業部門主動提出學解放軍，并有石油部的偉大成績可以說服人，這就到了普遍實現的時候了。毛澤東還說：“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后，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因而更便于工業部門學習和采用了。”大慶在學習解放軍政治思想工作中確實提高了職工的政治素質，促進了企業生產的發展。在毛澤東看來，石油部取得的成績(當時石油部的主要成績就是大慶的成績)是號召學習解放軍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論據。開展工業學大慶運動同時也有助于推動全國學解放軍運動的開展，這無疑是毛澤東所愿意看到的。

　　總的來說，毛澤東之所以決定開展工業學大慶運動，是因為他認為大慶發揚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堅持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堅持黨的領導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用革命化統帥工業化，走出了一條同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根本對立的我國自己工業發展的道路。在毛澤東看來，開展工業學大慶運動既能促進工業生產高速發展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又能保證這種發展永遠不會偏離社會主義的軌道。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牢牢把握住政治工作這條“生命線”，對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極有成果的。

　　政治工作及政治運動，在前三十年經濟活動中的影響十分明顯。以文革為例，文革是在1966年中發起的，但是1966年中國的GDP增長率仍然達到10.7%，基本沒有大的影響，受影響的是1967、1968年的數據。因此，可以認為，一個重大政治活動對于經濟的影響是有滯后期的，就和外匯市場急劇波動往往要一段時間后才明顯影響到經濟實體的運行一樣。這個滯后期一般為幾個月到一年。那么，如果某年有重大政治活動，考察這個政治活動的對經濟是促進還是破壞，一般要用下一年的經濟數據來評判。

　　有人喜歡說六十年代中國的經濟徘徊，分析這段“經濟徘徊”的時期，可以看到，所謂經濟徘徊主要是指1959年至1968年。《中國統計年鑒》的資料披露，這十年間GDP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是：8.8%，-0.3%，-27.3%，-5.6%，10.2%，18.3%，17%，10.7%，-5.7%，-4.1%。平均增長速度為1.3%。確實是經濟徘徊。同時，1961年至1970年這個時期，又包攬了中國最近四十多年里經濟增長速度前四名的年份，分別是：1964年的18.3%、1965年的17%、1969年的16.9%、1970年的19.4%。分析毛澤東時代中國從50年代中期以后的經濟與政治的聯動效應，就會看到這樣的結果：

　　1955年毛澤東以敏銳的政治目光，發動反對“胡風”的政治事件，同時積極反“反冒進”，結果1956年中國GDP增長15%，比1955年的6.8%快得多。

　　1956年蘇共出現“二十大”的政治地震，直接影響到中共黨的“八大”，在當時輿論環境下，毛澤東寫出《論十大關系》，中國經濟政策轉向保守，結果1957年GDP只增長5.1%，這個速度比文革十年平均增長速度還要低。

　　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但是1958中國GDP增長21.3%。

　　隨著毛澤東1959年上半年在二屆人大辭去國家主席職務，不再直接在經濟一線工作，結果1959到1962年中國經濟每況愈下。

　　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不在一線主持經濟工作的毛澤東為了全黨的團結，主動背“黑鍋”，替當時經濟領域的負責同志承擔責任，但是他以他敏銳的政治感覺，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呼喚，這才迎來1963年至1966年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

　　隨著毛澤東年事漸高，一些人又打起甩開毛澤東經濟思想的算盤。為了進一步把自己的偉大經濟思想在中國得到推行，當然這也是與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相一致的，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是革命，犧牲了二年的經濟增長，直到黨的“九大”，毛澤東的經濟思想才真正得到貫徹，終于換來1953年以來經濟增長時期最長的光輝的七年——1969年到1975年經濟平均增長速度達到9.3%，比改革開放后的平均增長速度還略高，而且當時中國基本上被全世界封鎖，并且隨時需要面對戰爭。

　　當然，有些人說，改革后經濟發展也不低啊!但是，看看1969年至1975年吧，沒有內外債務，基本沒有財政赤字，沒有滿街假煙假酒假大米，沒有炒土地和福利產業化制造GDP，沒有被外資當作利潤抽走的GDP，這些GDP全部是中國人自己得到好處，是實實在在的增長速度，不象現在大量增加的GDP轉化為跨國公司的利潤。何況從國民經濟重要產品看，前三十年一點不比改革時代低，例如1949年至1979年糧食增產200%，而以后只增產30%。

　　長期以來，有些人以極夸張的語言，大談毛澤東時代的困難。只記住毛澤東“與人奮斗，其樂無窮”，卻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他們從來不提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努力以及“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等當年婦孺皆知的口號和客觀事實。其實，那個時代的困難，主要還是來自于非社會主義因素的干擾，比如，有人主張鞏固新民主義新秩序，要“穩妥地”“循序漸進”(認為社會主義是左傾)，經濟上要反對所謂冒進，而遭到批評后，便以大冒進和大浮夸，來對待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另比如，毛澤東發動社會主義教育，有人則用形“左”實右的手段搞處處點火、村村冒煙，打擊一大片，最終保護了那些對社會主義存有二心的人。毛澤東最后的十年，大體也遇有這種情況……除此，毛澤東時代的困難，還與建國前 一窮二白”基礎有關。

　　毛澤東和黨中央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艱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論成果。我們不僅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重要的物質技術基礎，而且積累了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當然，由于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項嶄新的實踐，人們對如何走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還缺少規律性認識，加上當時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的影響，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發生過曲折，但是，這些曲折——隨著歷史的遠去，人們便能愈來愈清楚其“豐富的社會主義價值”。

　　毛澤東在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一直是非毛化惡意攻擊的目標。經過它們三十來年的努力，一些人對毛澤東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否定好像已經被定論了——當然，這是誹謗者們制造的彌天大謊之一。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經濟才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以致考慮新中國的巨大經濟成就就不得不把它與毛澤東的英明領導聯系在一起。這些驚天動地的業績可以簡述為：

　　一、所有制革命。眾所周知，那種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不平等不民主的生產關系是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根本性障礙。只有周扒皮之流才認為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促進國家強大。毛澤東看準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一解放就發起一個又一個政治進攻戰：土改、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合作化、人民公社……，徹底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的腐朽剝削制度，不斷克服官僚階層的干擾，讓勞動人民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從而創造出世所罕見的經濟發展速度。可以講，沒有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產權革命，就沒有新中國驚人的經濟發展速度。

　　二、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毛澤東在構思所有制革命的同時，也在研究我國的工業化問題。毛澤東說，“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力排眾議地提出中國模式的工業化道路：在發展國家大工業企業的同時，要發展地方工業與農村工業。

　　毛澤東重視基礎工業。他為了打好中國工業化的基礎，提出要抓“鋼”——一個國家沒有鋼鐵而談工業化就等于是屁話——通過大辦鋼鐵群眾運動培養了一大批技術工人，在全國建立了許多中小型鋼鐵企業，為我國工業化提供了無數鋼鐵產品。在電子、機械、化工、紡織、運輸等等許多行業，都走依靠群眾艱苦奮斗的路線發展起來。

　　毛澤東在發展我國工業的時候非常注意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不贊成“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無所作為路線，既要求知識產權上是自己研究出來的，而且生產過程中也要求能“社會主義大協作”，成百上千的企業互相協作，自我配套，體現出巨大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我國的萬噸水壓機、萬噸遠洋輪、數控機床、運十客機……無不體現出毛澤東的這一思想。

　　毛澤東不僅關注宏觀經濟問題，而且特別注意研究企業微觀經濟體系;注意發揮群眾發展經濟的積極性，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催生了一大批地方國營和集體企業，發展了經濟，培養了人才，改善了生活;重視發展農村的社隊企業。早在50年代中期他就說了，我們要象日本一樣在農村辦工業，1958年辦人民公社時又提出公社要辦“工農商學兵”，在農村因地制宜地發展農副產品加工廠、農機修配廠等等，文革時又大力發展了各種社隊企業，鼓勵農民安居樂業參與工業化過程，“離土不離鄉”、“以工補農”。

　　1975年1月四屆人大召開時，周恩來自豪地宣布，中國已從一窮二白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既沒有外債又沒有內債的，具備了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三、建立了科學農業。建國初期，毛澤東即針對舊社會憑經驗種田的老習慣，提出了科學的《農業八字憲法》，指出發展農業必須在“水、肥、土、種、密、保、工、管”八個字上下功夫。毛澤東對農村的一個很大貢獻是組織了人民公社。這是中國幾千年沒有過的大手筆大創舉，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尤其農村“一盤散沙”的狀況，把弱勢勞動農民組織起來，形成了經濟建設戰斗力，形成了人民民主管理的社會基礎，農業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農業現代化本來已經有望實現。

　　四、建立了現代科學。毛澤東非常強調要發展我國獨立自主的先進科學技術。在他的領導下，我國自主的科學技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躍進式的根本性發展，群眾性科普活動廣泛開展，關聯我國經濟軍事方面的有助于國力提高的科技成果不斷涌現，科技創新能力在毛澤東時代躍居到世界十三位，而在所謂“科學的春天”開始后，我國的技術創新能力卻倒退到了第二十八位。

　　五、建立了現代教育衛生體育系統。在毛澤東領導下，我國的教育衛生體育走了與資本主義國家不一樣的發展道路，促進了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

　　六、反對修正主義，主張“抓革命，促生產”。 歷史已經證明而且還繼續從正反兩方面證明，毛澤東的經濟發展之路是非常正確的，不僅讓新中國取得了巨大的、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而且使全國勞動人民都得到了巨大的經濟政治生活實惠。

　　鏈接：毛時代的艱難探索之二：“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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