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林彪的可恥下場是誰造成的？

    ——評《揭秘：林彪為何要暗殺毛澤東的真正原因》

網上盛傳著一篇題為《揭秘：林彪為何要暗殺毛澤東的真正原因》文章（下簡稱《揭秘》）。作者以“揭秘”為說詞，打著“研究”歷史真相的旗號，就林彪暗殺毛澤東事件，進行所謂的“客觀分析”。結果，居然得出林彪搞“暗殺政治”是中國共產黨自己形成的“制度”造成的。還斷言：

只要這一“悲劇性的制度不結束，悲劇就不會落幕”。鼓吹中國只有搞西方的“民主政治”，才能杜絕這類“悲劇”重演。“我們需要的不是‘權力來自強迫’的規則，而是‘權力源于自由’的規則。”

歷史真相果真如此嗎？否！

中國共產黨的“權力規則”是什么？

《揭秘》認為，“中國共產黨建黨始于1921年，這個黨從誕生之日起到1949年獲得全國政權，就是靠武裝革命——靠暴力（強迫）消滅暴力（強迫）獲得的。中國共產黨從幾十年殘酷的武裝政治斗爭中逐漸發現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中國共產黨武裝革命的成功，從理論和實踐上確立了一個堅定不移的規則：權力來自強迫，即強迫是獲得權力的唯一選擇。”

“林彪戎馬一生，跟著毛澤東南征北戰，武裝革命、暴力斗爭的成功經歷使‘權力來自強迫’的規則在槍林彈雨中溶入了毛澤東、林彪那一輩人的血液里，時刻滋養著高度緊張的腦細胞。”

言下之意，鑒于共產黨的政權，是“來自強迫”的革命方式，于是“強迫是獲得權力”的觀念，已“溶入”在“毛澤東、林彪那一輩人”的“血液里”，這就自然成了共產黨的“權力規則”。因此，林彪以“暗殺政治”妄圖奪取最高權力，是順理成章的事。

這里，《揭秘》作者故意混淆了兩個含義不同的概念：共產黨政權的獲得方式與組織政權的原則。

不錯，共產黨政權的獲得，是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的。然而，共產黨組建自己政權的原則又是另一回事，決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

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無產階級革命就是要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并從根本上消滅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鑒于歷史上的反動階級（奴隸主階級、封建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均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的事實，又鑒于這些反動階級總是首先對革命階級使用反革命暴力，因此，被統治階級只能使用革命暴力的手段來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革命階級的專政。這就是整部人類的文明史。無產階級是這樣，資產階級也是這樣，封建主階級和奴隸主階級同樣是這樣，概莫能外。因此，從階級專政角度看問題，歷史上所有統治階級的政權都是通過“來自強迫”方式獲得的。中國共產黨并沒有什么例外。

至于舊的國家機構推翻后，革命階級重新建立起自己新的政權，歷史上確實出現過兩種形式：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然而，不管是希臘雅典的奴隸主民主政治，還是古羅馬的奴隸主寡頭政治；無論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所謂“民主政治”只是本階級內部的分權），還是資產階級的法西斯政治，所有不同的政體，都不能改變階級專政的實質。

中國共產黨通過暴力革命途徑粉碎了舊政權，但它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來組建自己的新政權的。在黨內，黨的各級組織都由選舉產生，推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則：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可見，要說“權力規則”，這就是共產黨的“權力規則”。《揭秘》作者把共產黨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混同于黨的組織原則，這完全是一種無知與曲解，是十分荒謬的。

歷史也已證明：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恰恰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為穩定的時期。這就徹底粉碎了所謂林彪策劃政變事件是中國共產黨的“制度”造成的謊言。

暗殺是林彪的“別無選擇的選擇”嗎？

《揭秘》除了把林彪的“暗殺領袖”——搞政變奪權，歪曲為是共產黨的“權力規則”外；還站在反毛、反文革的立場上，表露出對林彪搞《“571工程”紀要》的同情與支持。作者認為：

“劉少奇之死，使得身為元帥的林彪不得不為自己的生命安全及國家命運感到極度焦慮，本能的自衛意識與使命感使他不得不決定以死相拼”。“當‘權力來自強迫’成為被公認的規則的時候，暗殺毛澤東成了林彪別無選擇的選擇。”

劉少奇之死能成為林彪搞“暗殺政治”的正當理由嗎？

劉少奇是怎樣死的？事實上是病死的。且不說，劉少奇案件中究竟含有多少“怨屈”，但這是黨內斗爭，完全應該遵循黨內斗爭的方式進行解決。需知在黨的歷史上，不同的思想與路線之爭是客觀存在的，是不可能避免的；黨內斗爭只有通過思想斗爭與組織處理兩種方式解決，舍此無它。《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黨組織對黨員的處分有五種：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

就拿毛澤東來說，自1927至1934年，就曾經有過一次誤傳被“開除黨籍”、三次開除中委和八次受嚴重警告的處分。但最后通過正常的黨內斗爭的方式，最終還是在遵義會議上得到全黨的肯定。

黨內斗爭，任何離開《黨章》規定的思想斗爭和組織處理的方式，就不是正確的、合法的斗爭；就是一種非法行為。

如果說，林彪是一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兩面派、陰謀家，在1970年廬山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他的“設國家主席”主張與所謂的“天才論”遭到了毛澤東的否決與批判，即使有什么“委曲”，也應該通過黨內斗爭的方式解決。何況，當時情況還僅僅只是停留在思想斗爭的階段，根本就不存在組織處理的問題。更不存在什么“不得不為自己的生命安全”考慮的問題。退一萬步講，即使因此林彪遭到黨組織的紀律處分了，難道他就可以成為搞《“571工程”紀要》、發動政變的正當“理由”？

顯然不能。如果說能，那也只能是一種背離馬克思主義“成王敗寇”剝削階級歷史觀，這里就沒有討論的必要了。

另外，把林彪要暗殺領袖、發動政變，是出于他對“國家命運感到極度焦慮”所致，這顯然是美化林彪這個野心家之詞！《揭秘》居然把林彪描寫成為是一個“要想從根本上改變當時的各種尖銳的社會矛盾”的人，并斷言，“按照當時的權力規則，他除了選擇暴力的方式獲得權力外別無選擇。”

事實上，《揭秘》作者自己也承認，“林彪似乎可以靠耐心等待獲得國家最高權力，但他怕自己的身體‘熬不過’毛澤東”。也就是說，林彪所以要急不可耐地發動政變，目的就是為了“搶班奪權”。在這里《揭秘》作者為林的“搶班奪權”的罪惡動機，包上了一層美麗的外衣——說是林出于對“國家命運”的“極度焦慮”。可惜這種睜著眼睛說出來的瞎話，在中國有幾個人會信？

人所共知，文化大革命中所以會出現兩大錯誤：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究其原因，除了走資派推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矛頭朝下，組織起龐大的保守派隊伍，直至挑起武斗，狠整革命群眾，導致自上而下形成兩大派，搞一場混戰；目的就是為了抵制文革，拚死反抗，保護自己。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林彪積極推行的形“左”實右的極“左”思潮的危害。這一極“左”思潮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助燃劑，起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

人們可以想象，如果沒有林彪極“左”思潮的干擾，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是不是應該可以減輕許多負面影響。

如今，《揭秘》作者憑著《“571工程”紀要》中的一些胡言亂語，把林彪說成是一個反對毛澤東“獨裁”、反對文革的“持不同政見者”，“且代表了當時社會相當一部分人的觀點”，這有人會信嗎？

林彪無疑是文革的得利者。只因為他是個混在黨內的資產階級野心家，是一名兩面派、陰謀家，是一名假馬克思主義者。他可以騙人于一時，但騙不了長久。因此，隨著文革的深入發展，隨著其野心的不斷膨脹，他以偽裝面貌出現的內在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逐漸暴露，終于與毛澤東分道揚鑣。當他自感拉幫結派“搶班奪權”——暗殺領袖的陰謀敗露后，又走上了倉皇出逃、叛國投敵的不歸路，終于落到死無葬身之地的可恥下場。這是一個邏輯的發展過程，有什么可奇怪的。

林彪的可恥下場是制度悲劇嗎？

在《揭秘》作者眼里，林彪的可恥下場是一種遺憾。甚至覺得，這還是一個“悲劇”：

“林彪之死至少可以證明這樣一個事實：林彪的悲劇是制度制造的悲劇，這種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所有人的悲劇，包括是那些審判林彪‘叛國案’者的悲劇”。

“林彪為何要‘叛國’出逃？在民主國家中，想當國家元首的人為什么不會因為競選元首失敗而叛國出逃？”“無異，林彪‘叛國’出逃是為了避免暴力（強迫）的懲罰而做出的被迫選擇，這是‘權力來自強迫’這一規則導致的必然選擇。”

圖窮匕首見。《揭秘》最后終于亮出了文章的真正主題：否定中國的社會制度，宣揚西方的民主制度。《揭秘》作者認為，中國是一種是“權力來自強迫”的專制制度；西方國家是“權力源于自由”的民主制度。《揭秘》作者還認為：

在專制制度下，“強迫是謊言之母”，“林彪言不由衷的兩面派做法，是當時那種制度之下的必然選擇”；“在林彪生活的那個年代的中國，誰如果說想當國家元首無異于自殺”。于是當林彪因為政變失敗，叛逃出國成了他必然的“悲劇”。

反之，在民主制度下，推行的是“權力源于自由”的規則。因此，“在任何一個民主的國家，任何人都有權利競選國家元首，沒有人會因此被斥為野心家”，更不必為“因為競選元首失敗而叛國出逃”。

《揭秘》作者為了丑化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一味美化西方的所謂民主政治，居然連形式邏輯也不顧了！他的思維是混亂的。他竟把林彪非法的暗殺領袖、政變奪權的行為，與西方民主政治中合法的總統競選混為一談。

難道在美國的民主政治規則中，暗殺肯尼迪總統的罪犯是可以逍遙涉外而不受懲罰的嗎？

既然美國的民主政治能對“不同政見者”如此“寬容”，那么，為什么僅僅因為揭露了美國政府的違憲行為的斯諾登，卻要在全世界遭到美國政府的通緝呢？

林彪的可恥下場，歸根結底是林彪這個反革命兩面派、陰謀家自己造成的。他個人的“悲劇”是他自己的罪惡鑄就的，與整個國家制度無關。

真正的共產黨人歷來襟懷坦白，他們的斗爭是光明磊落、正大光明的。這是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正義性質所決定的。“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歷來反對采用陰謀手段，特別反對采用暗殺政治人物的方式進行政治斗爭。

歷史證明，只有剝削階級政客，因為出于見不得陽光的政治原因，才會訴諸“陰謀政治”，才會使用“政治暗殺”這類陰謀手段。這類“暗殺政治”只有在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生活才是常見的，屢見不鮮。如美國肯尼迪被刺案、里根被刺案；印度的英迪拉·甘地被刺案、拉吉夫·甘地被刺案；埃及的薩達特被刺案，等等，可謂舉不勝舉。

事實證明，在毛澤東逝世前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黨中央領導的更替，均是通過黨內正常的思想斗爭與合法的組織程序完成的。如1927年八七會議陳獨秀的下臺；1935年遵義會議上博古領導地位的更換；1945年七大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直至建國以后1953年反對高、饒分裂主義的斗爭；1959年的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和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黨中央領導機構，不管其會議內容正確與否，有哪一次是通過非組織程序的？

歷史已經證明：林彪，可謂是中共黨史上最典型的兩面派，是搞陽一套、陰一套的最大的資產階級陰謀家。

他當面是人，說人話：什么“四個偉大”，“最最最最”；什么“一句頂一萬句”，“永遠高舉”；“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等等，都是假的，騙人的。憑著這些人話，騙取領袖和人民的信任。

他背里是鬼，說鬼話：什么“‘五七一’工程紀要”，“B52”（指毛主席）是“當代的秦始皇”、“獨裁”，“好景不長”；“對我們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等等，全是真的，不折不扣的陰謀家。

正是根據這些反革命兩面手法，私下里結黨營私，妄圖以暗殺領袖等卑劣手段，直至發動武裝政變等非法手段，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最終陰謀敗露，這才有了他可恥的下場。從林彪事件中，人們只能再一次得出一個結論：

凡言行不一的反革命兩面派，在歷史上決不會有什么好下場！

附：

揭秘：林彪為何要暗殺毛澤東的真正原因

作者：王大豪

毛澤東主席不會想到——追隨他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戰功的林彪后來會精心謀劃暗殺他，當時的林彪也想不到自己會有一天“調轉槍口”成為“遺臭萬年”的政變者，一世英名毀于一旦┄┄

林彪暗殺毛澤東是制度的悲劇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懷仁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銜授勛典禮在這里隆重舉行，這一天有十位開國功臣被授予元帥軍銜，其中最年輕的是林彪，時年49歲。

這一天，毛澤東主席不會想到——追隨他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戰功的林彪后來會精心謀劃暗殺他，當時的林彪也想不到自己會有一天“調轉槍口”成為“遺臭萬年”的政變者，一世英名毀于一旦。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在“九大”通過的黨章總綱中有這樣一段堪稱經典的文字：“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這個被黨綱確立為接班人的林彪，誰也沒想到他會準備發動武裝政變以暗殺毛澤東的方式“接班”。

1971年3月，林彪集團策劃了一個“571工程”計劃。所謂“571”，即“武裝起義”的諧音，圖謀“奪取全國政權”。由于陰謀敗露，當年9月13日，林彪乘飛機外逃，在蒙古溫都爾汗地區墜機身亡。

1981年，林彪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確認為反革命集團案主犯。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林彪，為什么最后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他為什么最后要選擇以暴力（強迫）的方式獲得國家最高權力呢？

從中共后來公開的林彪集團《〈“571工程”紀要〉及其實施》的秘密文件中，我們可以看到披露的這樣一些內容：

——（九屆二中全會以后）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干部、部隊中下干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

——B—52（注：代指毛澤東）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后事。對我們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發制人，軍事行動上先發制人。

——當前他們的繼續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和[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沖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

——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

——當然，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和[革]命者在歷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為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中國歷史負責，我們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獨和[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

無須再引用了，以上足以表明：林彪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并且代表了當時社會相當一部分人的觀點。

然而，林彪要想從根本上改變當時的各種尖銳的社會矛盾，按照當時的權力規則，他除了選擇暴力的方式獲得權力外別無選擇。暴力的方式即強迫的方式。

當時是怎樣的權力規則呢？

中國共產黨建黨始于1921年，這個黨從誕生之日起到1949年獲得全國政權，就是靠武裝革命——靠暴力（強迫）消滅暴力（強迫）獲得的。中國共產黨從幾十年殘酷的武裝政治斗爭中逐漸發現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中國共產黨武裝革命的成功，從理論和實踐上確立了一個堅定不移的規則：權力來自強迫，即強迫是獲得權力的唯一選擇。

林彪戎馬一生，跟著毛澤東南征北戰，武裝革命、暴力斗爭的成功經歷使“權力來自強迫”的規則在槍林彈雨中溶入了毛澤東、林彪那一輩人的血液里，時刻滋養著高度緊張的腦細胞。

任何成功的事件都為他人效仿提供了一種規則。只要這種規則有可能使人占有最大利益，任何人都可能會按照這種規則進行選擇，即：有什么樣的規則就必然會有什么樣的選擇。占有最大利益永遠是人的第一選擇。（王大豪《利益論》）

林彪似乎可以靠耐心等待獲得國家最高權力，但他怕自己的身體“熬不過”毛澤東。而且，特殊的權力規則派生出的殘酷的權力斗爭，也使他的前途充滿了變數。雖然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已被神圣的黨章確立，但深諳權力規則的林彪明白：無論是韜光養晦，還是黨章，都是靠不住的。一個人靠專權使他人獲得權力，這個人也可以靠專權使他人失去權力。

1969年11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含冤去世

劉少奇之死，使得身為元帥的林彪不得不為自己的生命安全及國家命運感到極度焦慮，本能的自衛意識與使命感使他不得不決定以死相拼。他本可以茍且偷生，即使不免冤死，將來也會有一個很隆重、很體面的追悼會為他平反，恢復名譽。作為身經百戰的元帥，他不可能沒有考慮到失敗的可能，不可能不知道“成者為王敗者寇”的道理。但他最終還是冒天下大不韙執意擔負起扭轉乾坤的責任——為了個人、也為了國家，他也因此被一些后人稱為“野心家”。

在任何一個民主的國家，任何人都有權利競選國家元首，沒有人會因此被斥為野心家。但在林彪生活的那個年代的中國，誰如果說想當國家元首無異于自殺。

當“權力來自強迫”成為被公認的規則的時候，暗殺毛澤東成了林彪別無選擇的選擇。

然而，林彪的強迫遭遇到了更大的強迫。他的最后一戰失敗了，并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且死得很慘——慘不忍睹。

林彪——這位曾指揮千軍萬馬、叱咤疆場的元帥，最后卻在政治權力的角逐中葬身異國，粉身碎骨，成為孤魂野鬼。

即使林彪以強迫（暴力）的方式獲得了國家最高權力，對國家和人民來說同樣是悲劇。人們已經無須假設他“武裝革命成功后”會怎樣行使權力，因為他的“571工程”計劃昭然若揭的表明——他會繼續恪守使他成功的規則：權力來自強迫。

規則的繼續，意味著一切都會繼續

假設死去的人活著會怎樣，以假設來爭論誰是誰非都沒有意義，因為一切假設都不等于事實，而只有事實才有說服力。

林彪之死至少可以證明這樣一個事實：林彪的悲劇是制度制造的悲劇，這種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所有人的悲劇，包括是那些審判林彪“叛國案”者的悲劇。

林彪為何要“叛國”出逃？在民主國家中，想當國家元首的人為什么不會因為競選元首失敗而叛國出逃？

無異，林彪“叛國”出逃是為了避免暴力（強迫）的懲罰而做出的被迫選擇，這是“權力來自強迫”這一規則導致的必然選擇。

林彪事件后，林彪成了中國人眼中最大的造假者——他說了很多極端吹捧毛澤東的話被當做最經典的造假案例。其實，最大的造假者是沒有言論自由的制度。強迫是謊言之母。凡是謊言滿天飛的地方、凡是歌功頌德之聲成為主旋律的地方、凡是說真話會有牢獄之災的地方，必是缺乏言論自由的地方。林彪言不由衷的兩面派做法，是當時那種制度之下的必然選擇。他只有在說假話競賽中獲得優異的成績，他才能獲得最大的安全、最大的利益。因為說真話會受到嚴酷的懲罰，所以爭先恐后說假話便成為邀功請賞的最佳選擇。如果沒有中大獎的誘惑，有誰會去買彩票呢？

悲劇性的制度不結束，悲劇就不會落幕

1976年10月，制度的悲劇又重演了：試圖以強迫方式獲得權力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集團，被華國鋒及其支持者以先發制人的強迫方式奪去了權力。

雖然鄧小平曾被強迫方式多次奪去權力，但他對華國鋒以強迫方式獲得權力欣喜不已，因為“四人幫”的倒臺使他有了復出的希望。

華國鋒以驚心動魄的強迫方式獲得的權力，使鄧小平成為最后的贏家。當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后，對獲得的權力備感珍惜。他以對國家和人民高度負責的務實精神，艱難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經濟發生了飛躍性的進步。

鄧小平雖然無愧于他獲得的權力，但他對得到權力的傳統規則耿耿于懷。因為這種規則曾使他三起三落，使人民經歷了一場浩劫，他深知其害。面對經濟上取得的輝煌成就，如何從根本上改變傳統權力規則——從而保住來之不易的改革成果，這成為鄧小平一生的心結。

他曾心有余悸地說，當初抓（強迫方式）“四人幫”是非常時期的非常選擇，警告同仁“下不為例”，但這種警告的效力有多大的持久性呢？

1986年9月3日，鄧小平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他不無憂慮的坦言：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1986年9月13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匯報時再次透露出他的焦慮：我們越來越感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對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說：我多次講，一個國家的命運寄托在一兩個人的威信上是很不正常的。

關于規則的作用，鄧小平有深刻地認識。他有一段睿智而經典的講話：“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毛澤東同志）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年邁的鄧小平迫切想建立一種新的權力規則——新的規則可以使任何人都不會選擇強迫（暴力）方式改變政權。

一種新規則的扎根和生長，需要有足夠的時間去培育。然而，生命給鄧小平的時間太有限了，我們也不必苛求這位進入垂暮之年的老人把什么事情都替我們做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歷史使命。

當胡錦濤順利當選黨的總書記時，鄧小平已經去世。這次權力的和平更替，標志著鄧小平等第二代領導集體確立的新的權力規則第一次經受住了考驗。

無論任何名義的革命或社會制度，只要是以一種暴力（強迫）代替另一種暴力（強迫），其本質上還是對強迫的復制，只是復制者（強迫者）不同而已，而多數人還是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被迫的命運。

權力來自強迫“的規則確立的價值標準是：強迫是最大價值，只有強迫占有才能獲得最大利益。

“權力來源于自由”的規則確立的價值標準是：自由是最大價值，只有自由占有才能獲得最大利益。

有什么樣的規則就必然會有什么樣的選擇。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規則呢？

我們需要的不是“權力來自強迫”的規則，而是“權力源于自由”的規則。

只有結束制造林彪悲劇的制度，林彪的悲劇才不會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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