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領導進一步解決大躍進中的問題

　　甄巖

　　針對大躍進中暴露出來的毛主席的馬克思主義路線與劉鄧為代表的大刮“五風”的反馬克思主義路線的激烈矛盾和斗爭，毛澤東領導進一步糾“左”，以繼續解決好大躍進中的問題。

　　1.為上海會議作準備。

　　催促和指導各省召開六級干部會議，認真貫徹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

　　第二次鄭州會議之后，毛澤東仍留在鄭州就近了解河南六級干部會議情況，同時指導全國。他從3月5日晚上到7日，在專列上，不斷地同出席河南省六級干部會議的一些省、地、市委書記談話，了解會議情況。8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轉發了《河南省委六級干部會議關于人民公社的體制問題、分配問題、窮隊富隊問題和幾個具體政策意見問題的綜合材料》。9日凌晨，又找來吳芝圃、胡喬木，談他對《河南省委六級干部會議總結提綱》和根據綜合材料制定的《河南省委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若干政策的規定》的修改意見。

　　談完已是凌晨兩點。毛澤東聽說湖南省委要到3月16日才開六級干部會議，覺得太遲了，又提筆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寫信，催促他們盡快召開本地區的六級干部會議。他要求各地召開的六級干部會議都應通過一個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若干具體政策問題的決議，第一書記還要作一個總結性的講話，“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釋人民公社當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諸項政策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98-100)之后，毛澤東到了武漢。

　　毛澤東在批轉和收到一些省委關于六級干部會議的情況報告時，覺得有一個重要問題需要解決，這就是基本核算單位放在哪一級。有的省(河南、湖南等)主張以生產大隊(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有的省(湖北、廣東等)主張以生產隊(即原來的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

　　究竟哪一種主張較好呢？或者是二者并行呢？其實，毛澤東是傾向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但他認為還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們商量。為此，他于3月15日又寫了一個《黨內通信》，寫道：“我感覺這個問題關系重大，關系到三千多萬生產隊長小隊長等基層干部和幾億農民的直接利益問題，采取河南、湖南的辦法，一定要得到基層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們覺得勉強，則寧可采用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不致使我們脫離群眾”。“河南雖然已經作了決定，但是，仍請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開的縣的四級干部會議上征求基層干部意見，如果他們同意省的決定，就照那樣辦，否則不妨改一改。《鄭州會議記錄》上所謂‘隊為基礎’，指的是生產隊，即原高級社，而不是生產大隊（管理區）。總之，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么辦法，只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究是行不通的。”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110-112)后河南省委根據各縣召開的五級干部會議，基層干部和大多數社員堅決主張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意見，決定改變原先的決定。3月19日，毛澤東將這個報告寫了批語轉發全國。

　　毛澤東進一步提出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的問題。毛澤東于3月17日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寫第三封《黨內通信》，進一步提出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問題。信中要求各地在開過六級干部會議以后，還要接著開縣的四級或五級干部會議，除了繼續貫徹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還要討論一個問題，就是“除公社、管理區（即生產大隊）、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三級所有、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之外，生產小隊（生產小組或作業組）的部分所有制的問題”。他說：“這個問題是王任重、陶魯笳兩位同志提出來的。我認為有理，值得討論。”他切切叮囑全國的公社黨委書記同志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122-124)

　　此外，在各地召開的四級或五級干部會議上，還普遍提出舊賬要不要算的問題。，這也是涉及廣大基層干部和社員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是在貫徹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過程中，從實踐中提出來的。這些問題，都要通過中央會議作出決定。

　　2.上海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959年3月25日到4月1日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議題是：工業問題、人民公社問題、國家機構的組成問題(即國家主席、副主席、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的人選)。

　　3月25日下午會議，毛澤東講話。他就人民公社問題，提出了十二個問題要大家討論，其中就有生產小隊部分所有制和舊賬要不要算的問題。

　　毛澤東說：“小隊的部分所有制，有幾個省充分注意了，有些省現在還沒有充分注意這個問題。小隊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為事情都要通過小隊去辦。”(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25日)之前，毛澤東路過南昌時，就曾向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負責人說過：“小隊的部分所有制問題，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農具在那里，小隊不負責任、沒有積極性怎么行！”(毛澤東同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談話記錄，1959年3月20日)

　　生產小隊，它的規模大體上相當于原來的初級社。承認小隊部分所有制，涉及人民公社的體制問題、所有制問題。隨著對實際情況的深入調查研究，從有利于調動群眾積極性這個根本點出發，毛澤東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問題上，又向著更加符合實際的方面前進了一步。這說明對事物客觀規律的認識，總是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一步一步向前發展的。

　　關于算賬問題。他說：“我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講一般不算賬。實際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許多非算不可。主張不算賬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黨委，第二是窮隊，第三是縣委。這些是得便宜的。而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賬派這一面的。算賬有好處，就是能訓練我們的干部。”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25日)到3月30日，他的態度更加明確而堅定，而且把問題提到理論的高度。他在一個批注中寫道：“舊賬一般不算這句話，是寫到了鄭州講話里面去了的，不對，應改為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對群眾不能解怨氣。對干部，他們將被我們毀壞掉。有百害而無一利。”“不要‘善財難舍’。須知這是劫財，不是善財。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171-175)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文件。根據毛澤東講話精神和會議討論，形成了《關于人民公社的十三個問題(修正稿)》，作為這次會議的紀要。經過后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正式下發前，又將其中講到的有些問題單獨列出，成為《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正式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糾“左”成果基礎上的進一步前進，主要是在所有制問題上。這樣做，比剛剛建立的人民公社，似乎“后退”了，但實際上是前進而不是后退。當然，經過這次調整，仍然還有局限性的東西存在，例如，對糧食生產和工業生產還是維持了高指標，而沒有降下來。

　　關于1959年的經濟計劃指標（主要是工業指標）。從1月起，毛澤東一直希望經濟部門能夠拿出一個穩妥可靠的年度經濟計劃指標，但是在當時“浮夸風”、“高指標”的氣氛下，主管部門怕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高指標一直壓不下來，因此，毛澤東的這個愿望一再落空。第一季度過去了，計劃完成情況很不理想。是繼續保持高指標，還是壓低指標，這個問題在上海會議上又提出來了。

　　在3月26日會議上，薄一波作《關于第一季度工業計劃執行情況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報告。毛澤東對一季度工業計劃執行情況很不滿意。據薄一波回憶：“在談到煉鋼設備未能按計劃完成時，毛主席當即借題發揮，對計劃、經濟、基本建設以及公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評了一番。他說：搞了十年工業，積累了十年經驗，還不曉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軋鋼機），二月底還報可完成三十一套，結果只搞了十六套，還有一部分配不齊全，這是什么人辦工業，是大少爺。現在工業要出‘秦始皇’，我看你們搞工業的人不狠，老是講仁義道德，搞那么多仁義道德，結果一事無成。”“毛主席說：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項，又搞不成。搞成我贊成，問題是你搞不成。從前講輕重緩急，現在講重重急急要排隊，算得一點經驗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P857)

　　28日，會議聽取李先念《關于當前財貿工作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從反映出來的問題看，工業方面主要是原材料不足，特別是鋼材不足，這是影響各項指標完不成的主要問題。毛主席說：“現在看，人心所向，橫直沒有東西。我們從前講過的，錢只有這么多，現在是鋼材只有這么多，看辦多少事。”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28日)指標問題一直討論到八屆七中全會。　

　　中共八屆七中全會。

　　緊接著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4月2日到5日在上海召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后把兩次會議統稱為“上海會議”。

　　毛澤東講話。

　　八屆七中全會最后一天(4月5日)，毛澤東以唯物辯證法指導，以“工作方法”為題發表講話。一共講了十幾個問題，包括：多謀善斷；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進；依照形勢改變計劃；善于觀察形勢；當機立斷；與人通氣；解除封鎖；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人，因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數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找幾位通訊員，等等。這些都是有針對性的，從不同的側面，初步總結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來的一些教訓。

　　毛澤東把多謀善斷作為第一個問題來講，因為他有特別深的感觸。他說：“現在有些同志不多謀，也不善斷，是少謀武斷。”他舉了陳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議而沒有被采納的例子。他說：“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個會，陳云講了，他估計完不成（指鋼產量1959年1800萬噸的指標）。這種話應該聽。那個時候有人說陳云是右傾機會主義，并非馬克思主義，而自己認為是十足的馬克思主義。其實陳云的話是很正確的。還有，前天同胡喬木談話，他冒出這么一個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會議公報不是喬木搞嗎？陳云向喬木建議，是不是糧、棉、鋼、煤四大指標暫時不說，看一看。而喬木也不反映，他有這么個想法：全會都通過了，還要變更，恐怕不是真理吧。這種話武昌那個時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過了幾個月，四月二日喬木同志才告訴我。喬木這個人在這方面是個誠實人，他想起來陳云提過，他擋回去了。大會都通過了，你來變更？這里有個觀點不正確。有時大會也可以搞錯誤，而大會中間的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是正確的。往往是那樣。列寧那個時候，很多時候是這樣。我也有許多經驗。比如茍壩會議（指1935年3月10日在貴州茍壩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討論中央紅軍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計劃。），我先還有三票，后頭只有一票。我反對打打鼓新場，要到四川繞一個圈，全場都反對我。那個時候我不動搖，我說，要么就聽我的，我要求你們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散會之后，我同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了我的了。”

　　毛澤東接著說：“在武昌發表一九五九年糧、棉、鋼、煤的數字問題上，正確的就是陳云一個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確，不是別個同志正確，別個同志不善謀。所謂善謀，就是跟我們這些人談一談，交換交換意見。鑒于這個，在座同志們，你們也要多謀一點，謀于秘書，謀于省委書記，謀于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公社書記，謀于個別農民，謀于廠長，謀于車間主任、工段長、小組長，謀于個別的工人，謀于不同意見的同志。這就叫多謀。然后是善斷。多謀，各方面的意見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確了，恰當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斷。”

　　講到觀察形勢問題時，毛澤東說：“要善于觀察形勢，腦筋不要硬化。形勢不對了，就要有點嗅覺，嗅政治形勢，嗅經濟空氣，嗅思想動態。北戴河會議以后，我們的計劃工作一直被動，自己毫無主動。武昌會議被迫由三千萬噸鋼搞成兩千萬噸。北戴河會議決議是大會通過的，通過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責任，我沒有提出意見，因為我那個時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萬噸。但到武漢，我就改了，我說不行了。我經過河北，經過河南，特別是經過河南鄭州會議，形勢不對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萬噸，只搞兩千萬噸，或者還少一點。”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這個問題也是毛澤東有感而發，是針對他很不滿意的幾個會議文件而講的。他說：“你寫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寫古文，許多問題不交代給人家，人家怎么會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結果忘記了，不懂心理狀態。我是贊成朱自清的風格的。朱自清是清華大學一個教授，他的文章寫得好，另一個側面不好，就是不神氣。第一個神氣的是魯迅，他的話是口語。魯迅的雜感，你看那個《阿Q正傳》不是口語？‘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什么‘兒子打老子’之類都是口語。對這個問題，我講了一萬次了，但是許多同志沒有改過來。也許從今天起還是改不過來，但是我有生之年，沒有見閻王，我就要整這件事。六億人民，一千三百萬黨員，你要給他們閱讀，你寫古文，你寫半文半白結合的文，又不交代問題，又不使人看了通順，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來。你拿出來，我就要反對，立即頂回去。一望之下，你這個東西不行，就要頂回去。”

　　毛澤東在講話中還講了海瑞批評嘉靖皇帝的故事。他說：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銳，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樣勇敢。我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同時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沒有？周恩來答：看了。(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4月5日)

　　八屆七中全會結束第二天，毛澤東從上海來到杭州。在這里主持討論、修改政府工作報告稿和《關于人民公社的十三個問題(修正稿)》。4月12日，毛澤東離開杭州乘專列經濟南、天津回到北京。

　　3.召開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毛主席不再擔任國家主席。

　　4月18日到28日，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李富春作《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李先念作《關于一九五八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九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會議審議并通過了這些報告。

　　毛主席不再擔任國家主席。這次會議根據憲法的規定，選舉了國家領導人。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副主席;朱德為人大委員長;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毛主席從1956年起多次提出的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愿望，終于得以實現。

　　4月15日(二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前夕)，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六次會議。這是他最后一次以國家主席的身份主持最高國務會議。會上，毛澤東對國家機構主要領導人員候選人作了說明。他說：“為什么國家主席候選人是劉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么是這個，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主持工作，我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在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已經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慶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擔任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我說，你們對調一下，把少奇同志過去的工作（委員長）請你做，他很高興。在上海會議，在七中全會，就決定這樣做。宋副委員長改任國家副主席，還有董必武同志擔任副主席，一正兩副。”(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六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4月15日)

　　毛主席仍然時刻為國家和人民的安危操勞。剛卸去國家主席，毛澤東就收到由周恩來送給他的關于春荒缺糧的報告。他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冷暖掛在心上。4月17日，毛澤東看過這兩個材料，立即作了批示給周恩來，請將這兩個材料，“在三日內，用飛機送到十五省委第一書記手收，請他們迅即處理，以救2517萬人的暫時（兩個月）緊急危機”；同時，“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開會代表談一次（著重五省），每人分發文件一份”。毛澤東為這兩個文件起了一個很警醒的題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209)

　　4月26日，毛澤東又在內務部一個文件上批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務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過春荒，安全地接上麥收和早稻，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閑時少吃，忙時多吃。千萬不可大意”。(《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226)

　　4.一封十分重要的《黨內通信》。

　　4月29日《黨內通信》。為了不違農時，抓好春耕大忙季節，毛澤東在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時，首先抓住自上而下的最重要的關鍵問題，于4月29日寫了一封十分重要的《黨內通信》。

　　在《黨內通信》中提出了六個問題，看起來不是什么大的理論問題，卻是當時影響農業生產的幾個關鍵問題、要害問題。這是針對當時中央領導人(主要是在一線領導的劉鄧等人)自大躍進以來，在農業生產方面存在的“瞎指揮”提出來的，它貫穿著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要實事求是，堅決糾正“五風”。

　　通信寫得通俗生動，而又十分尖銳、鮮明，毫不吞吞吐吐。它指出：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可以看出：毛澤東根本不相信那些搞“浮夸風”，吹出來的虛假數字。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他提出關于農業現代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并且具體指明了前進的規劃、步驟和工作方法。還指出：“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這是全篇的點睛之筆。他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毛澤東最后寫道：“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235-238)

　　毛澤東這封通信，以其特有的風格和通俗生動的語言寫出來，就像是跟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談心似的。他講的也就是他們所想的，個個問題切中時弊。這封信一傳播開來，立刻在全國農村中引起強烈反響。盡管在某些地方，受到過某些領導人或領導機關一時的封鎖，但終究是封鎖不住的。這封信來的時機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不少地方還在那里就密植問題爭吵不休)，北方也正在春播。毛澤東見事早，抓得也早。這封信把許多人從盲目性中解放出來，對當時的農業生產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繼毛澤東的《黨內通信》之后，中共中央隨即發出兩個重要文件，一是《關于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一是《關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兩個文件出臺了兩項重要政策：明確家畜家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恢復了社員的自留地，規定“仍然按照原高級合作社章程的規定，自留地不超過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澤東在審定《關于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稿時加寫了一句話，強調恢復自留地的必要性：“沒有自留地不能大量發展私人喂養的豬雞鵝鴨，不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250)

　　這些政策的實行，對幫助社員渡過糧荒、發展農業生產起了重要作用。

　　進一步落實工業指標。

　　開過二屆人大一次會議后，所通過的一九五九年計劃指標，毛澤東曾一度認為“比較恰當，比較合乎實際”。然而，經過實踐發現，仍是高指標，問題并沒有解決。毛澤東便委托陳云進一步研究鋼產指標問題。

　　之后，陳云主持下，中央財經小組連續聽取冶金部的六次匯報，從鋼鐵生產的總的情況到各個環節，從礦石、焦炭、耐火材料到鋼鐵冶煉、鋼材品種等，逐一詳細了解情況。最后得出的結論是：鋼材的可靠指標是九百萬噸，鋼的生產指標是一千三百萬噸。

　　5月15日，陳云給毛澤東寫信，匯報對鋼鐵生產指標的調查情況。他一方面闡述了鋼材生產指標定為九百萬噸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如實反映了冶金部負責人的意見，說：“冶金部參加會議的同志，認為鋼材數量定為九百萬噸(即鋼的數量定為一千三百萬噸)太少了，會使下面泄氣。”他向毛主席提出：“我希望同財經小組的幾個同志，包括鶴壽同志，一起向你匯報一次。請你有空時找我們。”(《陳云文選》第3卷，P139、140)

　　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工農業生產和市場問題。這次會議正式決定，將1959年的鋼產指標降到一千三百萬噸，對基本建設項目也作了較大幅度的壓縮。毛澤東就高指標等問題講了話。

　　他說：“本來是一些好事，因為一些指標那么一高，每天處于被動。工業指標，農業指標，有一部分主觀主義，對客觀必然性認識不足。”“工業也好，農業也好，指標我們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會議的兩千萬噸鋼。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陳云同志為代表，提出兩千萬噸難于完成。可是那個時候還難于改變。因為還是一月，人們還想大干一番。那個時候可以轉一下，轉得比較主動些。但是要轉成上海會議的一千六百五十萬噸的指標不可能，轉成現在的一千三百萬噸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釘子，沒有經驗，總是不轉彎。”

　　他說：“今年根本不要理那個一萬零五百億斤（指八屆六中全會定的1959年的糧食計劃產量），就是按照去年的實際產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聽說包產的結果是六千億斤，但是我看，我們過日子還是放在四千八百億斤。” “那么高的指標，吹了，不要了。我們自己立一個菩薩，就在那里迷信這個菩薩。要破除迷信。什么兩千萬噸鋼，多少萬擔棉花，根本不理。一個時候，我們自己頭腦發昏。”“明年的工業指標切記不可高，我看大體就是今年的指標，低一點也可以。”

　　他說：“許多問題是料不到的。誰知道吹‘共產風’？根本不管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一辦公社，‘共產風’就吹出來了，沒有料到。現在落實到一千三百萬噸鋼，我也沒有料到。許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糧食那么緊張，去年大豐收，今年大緊張，也沒有料到。要隨時注意新問題，發現新問題。雖然出了這么多亂子，但是最大的成績是自從去年北戴河會議以來，各級黨委注意搞經濟了。”

　　他說：“過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爐、平爐的生產設備能力，煤的賬不算，焦炭的賬不算，礦石的賬不算，容積也不算，運輸也不算。真正一算，從前那么高的指標就不行。真正一算，是一千三百萬噸鋼、兩千萬噸鐵。”“不曉得講了多少年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綜合平衡。各個工業部門的聯系，工業部門跟農業部門的聯系，重、輕、農的聯系，就沒有顧到”。“今年還可以抓七個月，這七個月就要搞平衡。”

　　最后，毛澤東說：“我到井岡山，頭一仗就是打敗仗。這是一個好經驗，吃了虧嘛。”(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6月13日)據吳冷西回憶說：“我特別注意到他講到第一次抓工業像秋收起義時那樣，頭一仗打了敗仗。他詳細講到他在秋收起義時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還不敢到處走動，因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團’，第三天才找到了起義隊伍。他說，當時非常狼狽。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一仗也是敗仗。據我記憶，從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到武昌會議到上海會議，毛主席曾多次作過自我批評，但像這次會議上這樣的自我批評還是第一次。這兩天會議開下來，大家心情都比較舒暢，而且開始有一種感覺，認為毛主席已經做了這樣的自我批評，我們自己也得承擔自己那一部分責任，周總理和富春同志發言就有這樣的表示。”(吳冷西《憶毛主席》，P135、136)

　　可是，大躍進中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明明是在他們主持下大刮“五風”，可從來不作自我批評;而真實的情況則是，他們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才造成了當時的嚴重后果。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還表示，過去的大躍進，使全黨注意抓工業，這是極大的收獲，出現了一些問題，知道了缺點，這就是有成績。現在農村中要解決的問題是食堂如何辦，想摸一下，準備最近出去，中央會議六月不開了。(《楊尚昆日記》上，P398)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由鄧小平彭真領導的報刊宣傳對“浮夸風”和“共產風”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方面，中央政治局6月20日開會，總結了經驗教訓。會后，毛澤東在住處聽取了彭真、胡喬木、吳冷西的匯報。毛主席說：我們不能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吳冷西《憶毛主席》，P140)

　　聽完匯報后，已是晚上8時30分。次日(6月21日)0時30分，毛主席又登上南下的專列離開北京，下午到達鄭州。他打電話給北京，征求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在廬山召開省市委書記座談會(即后來的廬山會議)。后經武漢、長沙，回到他闊別32年的故鄉——韶山。

　　可以看出：毛主席為了把中國的事情辦好，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真是費盡了心血!這與劉鄧等人是根本不同的。

　　5.到韶山。

　　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澤東回到闊別32年的韶山。從1927年發動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后，他再也沒有回過家鄉。

　　毛澤東回韶山前，在武漢住了兩天，游了長江。

　　6月24日，毛澤東在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車到長沙。一路上同王任重談話，講到春秋時期秦穆公的一個故事。秦穆公用大將孟明伐鄭失敗，他主動承擔責任，繼續重用孟明，后在討伐晉國的戰爭中取得勝利。他對王任重說：“決策錯了，領導人要承擔責任，不能片面地責備下面，領導者替被領導者承擔責任，這是取得下級信任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他還說：“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云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云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我們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較固執，辛辛苦苦的事務主義，不大用腦子想大問題。”

　　他對封鎖消息表示出極大的不滿，說：“有的部門、有的部長不大向我反映情況。”王任重說：“大概他們怕主席太累。”毛澤東說：“不向我反映情況，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實情況告訴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說：“看來，利用全國人大開會的機會，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數字和今年的生產指標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個機會，造成目前的被動。”(根據王任重日記摘錄，見《毛澤東在湖北》，P12-14)

　　毛澤東當天來到長沙，下午游了湘江。這是他青年時代經常游泳的地方。他興致很高，登上橘子洲，放眼遠眺，隨口念了一副對聯：“常德德山山有德，長沙沙水水無沙。”此時圍攏來一群孩子，毛澤東高興地和他們照了像。

　　6月25日午后，毛澤東乘汽車踏上回韶山的路。車窗外熟悉的景物一再勾起他對32年前那些往事的回憶。他對陪同人員談起1922年在長沙做工人運動的經歷，談起他指導的安源路礦工人罷工，等等。到了韶山，他在住地院子里，又談起發動秋收起義、組建人民軍隊、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情景。他說：開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時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親手燒過一家地主的房子，以為農民會鼓掌贊成。但是農民不但沒有鼓掌，反而低頭而散。革命才開始的時候，沒有經驗是難免要犯錯誤的。去年刮“共產風”，也是一種“左”的錯誤。沒有經驗，會犯錯誤，碰釘子。不要碰得頭破血流還不肯回頭。(根據王任重日記摘錄，見《毛澤東在湖北》，P12-14)

　　這一天，毛澤東一直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中，興奮不已。

　　第二天清早，毛澤東徑自朝附近對面的小山上走去。隨從人員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緊跟而行。順著一條小道，毛澤東來到了父母的墳前。身邊工作人員將采自路邊的一束松枝遞給他。他接過來，神情肅穆，敬送到父母墳前，深深地鞠了三個躬，輕聲地說：“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語中滿含著無限思念和感慨。當地干部問他，要不要把墳修一下。他說：“不要了，添一下土就可以了。”

　　返回住地的途中，毛澤東順道看望了一家農戶，又來到韶山學校，和師生們合影留念。

　　回到住所，毛澤東對隨同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黨、同志、老師、朋友也，還得承認。”“我下次來，還要去看看他們兩位。”(吳旭君、沈同的回憶。《周立波文集》<4>，P634)

　　6月27日下午，回到韶山的第三天下午，毛澤東興致勃勃地來到韶山水庫游泳。水庫不大，坐落在滴水洞那邊的兩山之間，是大躍進中修建的。毛澤東下了水，岸邊站著不少父老鄉親。他時而躺在水面，時而坐起，時而立起，仿佛又回到無拘無束的少年時代。鄉親們報以陣陣掌聲。

　　游泳完了，毛澤東來到毛震公祠。這里面已經沒有祖宗牌位，毛澤東還是要堅持進去行三鞠躬禮。據陪同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主席下了車以后，大步向宗祠的門口走去。當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韶山黨委書記毛繼生同志)對他講，里面沒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經沒有了。意思是說可以不進去了。主席根本沒有聽他的勸阻，還是往前走，一邊走一邊說：管它三七二十一，鞠三個躬再說。”“行完禮以后，主席還站在原來的地方沒有動，還在那兒看，也沒有講話。一下子，我看他急轉身往大門口走去，邊走邊自言自語地講：菩薩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個紀念。”(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0年10月)

　　這天晚上，毛主席請鄉親們吃飯。既有長輩、老師、親友和當地干部，也有老黨員、老自衛隊員和革命烈士的家屬。

　　據王任重回憶說：“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評了我們湖北‘畝產萬斤’的報道，他說畝產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訴老人家，畝產萬斤確實是謊報，但有少數高產田畝產千斤是真的。老人家還是搖頭。飯后，毛主席又和我們三人（指王任重、羅瑞卿、周小舟）談了很久，談了關于讀書的問題，他說要讀馬列主義，還要讀點歷史，讀些古詩詞，談到經濟工作，他強調計劃工作必須搞綜合平衡，經濟建設必須鼓足干勁，又要實事求是，管理國家和管理家庭一樣，要精打細算。”(根據王任重日記摘錄，見《毛澤東在湖北》，P15)

　　6月28日中午，毛澤東又請來幾家親戚，一起吃了午飯。當天下午，乘車離開韶山。這次回鄉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在毛澤東心里卻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卻了他多少年來的思鄉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筆端問世。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常被人們吟誦和傳唱的詩作

　　《七律·到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離別這個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別夢依稀咒逝川，

　　故園三十二年前。

　　紅旗卷起農奴戟，

　　黑手高懸霸主鞭。

　　為有犧牲多壯志，

　　敢叫日月換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煙。

鏈接：毛澤東最先覺察并開始糾正大躍進中的問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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