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毛澤東處理好臺灣海峽對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矛盾問題之后，又回過頭來解決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中暴露出來的大量極其復雜、尖銳的矛盾問題。他在領導處理臺灣海峽問題時，中央在一線領導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的是劉少奇、鄧小平等人。

　　1.毛澤東最先覺察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

　　毛澤東親自深入實際，調查存在的問題。

　　當人民公社猶如一輪朝日，剛剛在中國大地上升起，一大堆問題擺在那里沒有解決，卻有很多地方匆忙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什么“共產主義過渡”的試點。河北省徐水縣則是劉少奇在那里抓的試點：徐水縣率先成立了全縣范圍的特大型公社，號稱實現了全縣“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河南也有這樣的試點。

　　對此，毛澤東表示懷疑。他雖然派人去過徐水了解情況，發現不少問題。為了進一步弄清情況，他決定親自到河北看一看。

　　10月14日下午，毛澤東到達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負責人談話。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們談話，主要是談人民公社和鋼鐵生產問題。10月16日下午和17日下午，毛澤東又找來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負責人，徐水、安國、唐縣、正定四個縣委負責人，聽取他們匯報。當徐水縣負責人匯報他們的“全民所有制”時，毛澤東明確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鋼的全民所有制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他要河北省長劉子厚到徐水作些調查，21日向他匯報。

　　毛澤東密切關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發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實際情況，他親自派人深入實際調查。

　　10月19日一清早，寫信給陳伯達，要他和張春橋(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大躍進期間，寫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在1958年9月出版的上海《解放》雜志上發表。毛澤東看了十分贊揚，建議《人民日報》轉載，并為此寫了“人民日報編者按”。張春橋因此來到北京，并曾隨同毛主席到河北調查。)、李友九立即去河南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作調查，為杭州會議(信中提到的杭州會議，后來改在鄭州舉行。)準備意見。并提出到鄭州時，最好能請河南省委書記史向生一同去調查。過了半小時，又寫信給陳伯達，囑咐他帶上《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書，調查組每人一本，邊調查，邊讀書，白天調查，晚上讀書。并建議把胡繩、李友九都帶去，“練習去向勞動人民做調查工作的方法和態度，善于看問題和提問題”。

　　10月21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聽取劉子厚匯報徐水縣的情況。這次調查發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浮夸風”和“共產風”。例如：一畝白薯(也叫地瓜)產量不過兩千斤，卻虛報八千斤;把幾個村的肥豬集中起來，讓人參觀，弄虛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時，所有個人財產和私人債務統統“共了產”，分配上實行完全的供給制。聽到這些，毛澤東明確表示反對。

　　關于浮夸風，毛澤東說：“要實事求是。把豬都并到一起，就不實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經不起細看，經不起分析。要告訴縣里，叫他們不要搞這一套。”“對虛報的人要進行教育，進行辯論，不要講假話，是多少就是多少。”

　　關于“共產風”，他說：“家具可以不歸公，這是一部分生活資料。吃飯集體，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體嘛。”“對私人間的債務問題，一風吹，又一次‘共產’哩。這是勞動人民的勞動所得，把你的拿過來，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說：“要把勞動力多的農戶的積極性調動出來，使他們收入多點，工資多點，不要平均主義。多勞多得是社會主義原則。”

　　毛澤東聽到一些基層干部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捆人、打人的情況時有發生，十分生氣，批評說：“有捆人、打人，就是還有封建殘余，是對敵我界限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相互關系沒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罵、四斗，不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

　　關于徐水縣的“全民所有制”，他認為，實際上是集體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們說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開改，馬虎下去好了。”(毛澤東在中共河北省委負責人匯報徐水工作時的談話紀要，1958年10月21日)對這個問題，毛澤東還在看，還在研究，沒有讓他們立即糾正。

　　毛澤東的這些意見，給“共產風”潑了一瓢冷水。他對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界限的問題，開始有所察覺，有所思考。

　　之后，毛澤東進一步調查研究大躍進中出現的各項問題。

　　10月23日，陳伯達到河南以后，毛澤東又寫給他一封信，要他們在衛星公社搞一個星期調查，包括調查團（社）、營（大隊）、連（隊）的各項問題。然后再找遂平縣級干部座談幾次，研究全縣各項問題。

　　10月26日，毛澤東決定派吳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調查。他選了兩個地方。一是新鄉地區的修武縣，是個小縣，13萬人口，以一縣一社而聞名。一是七里營公社，是全國第一個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為新鄉縣的一個鄉。

　　10月28日凌晨四時，毛澤東復信陳伯達，告訴他，如果遂平調查已畢，可以去附近某一個縣再做幾天調查，以資比較。于11月2號或3號回到鄭州即可。　

　　2.毛澤東決定開會解決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已經發出在武漢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的通知。為了開好這兩個會議，毛澤東決定先到鄭州，一面聽取調查組的匯報，一面約集部分省市委書記準備有關文件。

　　毛澤東10月31日傍晚，乘坐專列離開北京，一路上，不斷召集當地負責人座談，如饑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來的情況。11月2日到達鄭州。

　　第一次鄭州會議

　　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后稱“第一次鄭州會議”。參加會議的人是逐步增加的。開會地點也不固定，有時在專列上，有時在省委招待所。

　　會議的議題。毛澤東說，他召集鄭州會議本來是想研究人民公社的性質問題，先派幾個同志分別到遂平、修武、七里營研究一下，再請幾位省委書記來。但會議一開始，有些人提出，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已經過時，要搞一個新的四十條。這樣，第一次鄭州會議就有兩個議題，準備兩個文件。

　　關于人民公社的性質問題。毛澤東在專列上召集九個省委書記開會。主要是聽取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匯報。毛澤東一面提問，一面發表意見。

　　有人講到交換的范圍縮小了;還有人講到現金結算減少了，沒有貨幣流通了。

　　毛澤東講，現金結算，非現金結算，是一回事嘛！外國資本家每天數鈔票，誰去數呀？還不是銀行里頭算一算賬。資本家交換貨物，哪一個見現金？我們現在也是這樣，就是不數票子。當然，性質不同。我也沒有學過貨幣學。

　　毛澤東還說：“必須使每個公社，并且使每個生產隊，除了生產糧食以外，都要生產商品作物。西安會議沒有提倡這個事，他們一心一意要取消商業。”“每一個人民公社除生產糧食以外，必須大量生產經濟作物，能夠賺錢的，能夠交換的，有農業品，有工業品，總之是生產商品。這個問題不提倡，以為人民公社就是個國家，完全都自給，哪有這個事？生產總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業、農業。既有分工，搞工業的就不能生產糧食、棉花、油料，他就沒有吃的，只好交換。”毛澤東在農業生產問題上，他仍然堅持他的“少種多收”方針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種農作物，三分之一種樹，三分之一休耕。他說到，“三國時候，張魯的‘社會主義’是行不長的，因為他不搞工業，農業也不發達。”

　　這是公社化運動興起后毛澤東對商品、貨幣等問題最早的比較明確的表態。

　　有人匯報要消滅家庭。毛澤東說：“現在不是消滅家庭，而是廢除家長制。”他又重復了一遍：“廢除家長制，肯定不是廢除家庭制度。”

　　關于搞一個新四十條

　　一開始，毛澤東讓吳芝圃負總責，下分工業、農業、教育科學文化、公社體制四個小組，分別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史向生負責。

　　關于叫什么題目，吳芝圃說，議了一個，叫“人民公社發展綱要四十條”，第二個題目叫“共產主義建設十年規劃綱要”。毛澤東說：“你現在涉及到共產主義，這個問題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現在的題目，我看還是社會主義。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

　　當時毛澤東正在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結合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遇到的問題進行思考。他說：“我們研究公社的性質、交換、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這些問題，可以參考的材料還是斯大林那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大體看了一下，可以找幾十本在這里發一下。我們現在看，跟發表的時候看不同了。發表的時候，我們誰也不想這些問題”。“我看，他那個東西是有些問題，但是還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輕易全面否定那個東西。”

　　因為要搞全國的十年建設規劃，毛澤東提出進一步擴大會議規模。各大區的主要負責人，中央主要領導人，以及分管農業和工業的領導都參加了會議。

　　后來就把這個文件定名為《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由鄧小平代替吳芝圃主持起草。

　　毛澤東提出三個問題要大家研究。第一個問題，什么叫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實現這些過渡需要什么條件，要多長時間？毛澤東認為，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標志，就是產品可以在全國調撥，像國營企業鞍鋼那樣。關于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他提醒大家，“我們不要冒險”。第二個問題，是鋼的指標。第三個問題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

　　經過七天的討論，毛澤東糾“左”思路愈益清晰，他講了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家庭問題。針對公社化運動中在一些地方出現的拆散家庭的做法，他提出在綱要里寫進：“廢除歷史上遺留下來不合理的家長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適宜于每個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團聚。”

　　第二，商品問題。他說：“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并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列寧曾經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蘇聯那時城鄉商品流通有斷流的危險。我們在一九五0年也曾有過這種危險。現在運輸情況不好，出現半斷流的狀態。我看要向兩方面發展：一是擴大調撥，一是擴大商品生產。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

　　第三，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他說：“一部分必須破壞，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這些方面，必須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說：“我們要恢復供給制，但要保留適當的工資制，保留一部分多勞多得還是必要的。”對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毛澤東有許多重要的思想，特別是到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1974年他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講話，講了系統的十分重要的理論觀點。這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將來實現共產主義，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高指標”問題。“綱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達到年產四億噸鋼。毛澤東就問：“許多問題，我不清楚你們是根據什么這樣提的。工業方面為什么搞四億噸鋼？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噸？(有人答：一億噸。)五年就增長三億噸，怎么增法？”他說：“現在有些問題相當混亂。不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這三級里頭，都相當混亂。鋼、機床、煤、電四項高指標嚇人，四十條發到哪一級，要做政治考慮。”毛澤東對四十條里的高指標越來越懷疑了。

　　第五，工作方法問題。他說：“第四十條，一大堆觀點，使人看了不滿意。中心是要解決實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罵人、辯論人，罰苦工，動不動‘辯你一家伙’。要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人民日報》最好要冷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

　　講完了四十條，毛澤東把話題轉到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一、二、三章。他強調指出：“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行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1月9日)

　　同一天，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寫了《關于讀書的建議》這封信，提議大家都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另一本是《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他提出：“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志，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是如此。他們在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現在需要讀書和辯論，以期對一切同志有益。”他還建議：“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讀這類書最有興趣，同志們覺得如何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P510-511)

　　關于《鄭州會議紀要》和毛澤東的講話

　　第一次鄭州會議的另一個文件《鄭州會議紀要》11月7日形成初稿，毛澤東改過兩遍，把文件名稱改為《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

　　這個決議，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實現由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兩個過渡的最好的形式;同時劃清了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的界限，明確指出現階段仍處在社會主義社會;現階段的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這是極其重要的。

　　11月10日上午和下午，毛澤東兩次講話，談他對這個決議的修改意見，和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看法，著重批評混淆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錯誤觀點。

　　他說，大躍進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對一些同志做說服工作。

　　他說：“現在仍然是農民問題。有些同志忽然把農民看得很高，以為農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農民甚至比工人階級還高，是老大哥了。”“這樣看，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同志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于是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見《毛澤東傳》<1949-1976>，P897，注釋)的寫法就是證據，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系到幾億農民的事。”“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宣布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這一段時期內，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

　　他又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我以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他還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毛澤東文集》第7卷，P436-439)

　　毛澤東10日的講話，實際上是第一次鄭州會議的總結。毛澤東對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作了初步的科學回答。特別是在“劃線”問題上，在對待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問題上，毛澤東形成了更為鮮明、更為系統的思想。然而，因為從中央到地方的一些主要領導人(在中央主要是處在“一線”領導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大刮“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命令主義，瞎指揮，出現了許多問題，不可能設想通過一兩次會議，能夠完全糾正。

　　第一次鄭州會議后，按照毛澤東原先的意見，這次會議通過的《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在經過中央政治局確認后，就下發各地貫徹執行。之后，毛澤東很快改變主意。11月12日上午7時，毛澤東寫信給鄧小平，說：“想了一下，那個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還是稍等一下（大約兩個星期左右），帶到武昌會議上再談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見提出來，須作若干修改，也說不定），然后作為正式文件發出，較為妥當。這并不妨礙各省同志按照他們帶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傳達、討論和實行。是否如此，請你同北京同志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鄭州會議就是一個為武昌會議準備文件的會議，因此不要發公報。”毛澤東改變主意，說明會議雖然散了，但他還是放心不下，腦子里一直在思考著人民公社的一些問題。正如他所說：“因為這是一個大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P519-520)　

　　毛澤東繼續調查研究，一面貫徹鄭州會議精神，一面為武昌會議做準備。

　　毛澤東11月13日下午離開鄭州去武昌。在鄭州期間和去武昌途中，毛澤東繼續向一些地委、縣委、公社的負責人作調查。

　　13日，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對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會議通報貫徹第一次鄭州會議精神提出具體建議。他提議討論兩個問題：“（一）討論鄭州起草的兩個文件，當作問題提出，征求意見；（二）討論斯大林蘇聯經濟問題‘意見書’（指《對于與1951年11月討論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這是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主要部分。）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這樣做，是為了對武漢會議先作精神準備。”他解釋說：“所謂當作問題提出，即對每一個問題，都提出正反兩面。例如對劃一條線弄清界限問題，提出劃線好，還是不劃線好？對商品問題，提出現階段要商品好，還是不要商品好？”他要求省一級的會議也要討論這兩個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P525)

　　劃線問題、商品問題，這是第一次鄭州會議已經明確了的，為什么毛澤東還要求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當作問題提出”，進行討論呢？在毛澤東看來，這是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而在這兩個問題上有錯誤觀點和模糊認識的，并不是少數人。首先要在中央、省市自治區這兩級領導干部中，進行充分討論，真正把這兩個問題弄懂弄通，才能在全黨統一認識。這兩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不解決，糾正工作中的錯誤是不可能的，甚至還會帶來更大的危害。

　　在武昌，毛澤東一面批閱文件，一面找人（有一些省委書記，還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區的主要領導干部）談話，了解鄭州會議貫徹情況和下面的反映。

　　武昌會議

　　毛澤東于1958年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圍繞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著重討論了高指標和浮夸風問題。

　　第一次講話

　　在第一天(21日)會議上，毛澤東講話，講了八個問題：一、過渡到共產主義問題；二、十五年規劃問題；三、這次會議的任務問題；四、劃線問題；五、消滅階級問題；六、商品經濟問題；七、減少任務問題；八、人民公社整頓問題。這些問題，都是他在第一次鄭州會議前后反復考慮的，據他說：“這一向，在我的腦筋里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減少剛才講的那些問題，究竟這樣好還是那樣好。”

　　他擔心的第一個問題，減少在干部中存在一種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趨勢。他說：我們鄉以上的干部，沒有一百萬，也有幾十萬，減少要過渡得快，越早越好，搶先于蘇聯。他說：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五億多農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窮得要命？我們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蘇聯一九三八年宣布社會主義建成了，現在又提出，從現在起十二年準備進入共產主義的條件，因此，我們就要謹慎。我們有說兩年的，也有說三年的，也有說四年的，也有說五年的，就要進入了，哪有那個事呀？范縣說兩年進入共產主義，我派了幾個同志去看了看，他們說“難于進”。

　　關于鄭州會議上搞的那個《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毛澤東說，那些數目字根據不足，放兩年再說，不可外傳，勿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說你們中國人吹牛。他提議，這次會議的重點，就是討論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和一九五九年的計劃安排，為召開六中全會做準備。這樣，鄧小平主持炮制的那個集中反映大躍進中追求高指標達到登峰造極的“綱要四十條草案”，也就被擱置起來了。

　　在談到一九五九年任務時，毛澤東說：工業任務、水利任務、糧食任務都要適當收縮。實在壓得透不過氣，壓得太重。我們在這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胡琴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就有斷弦的危險。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能夠由可能性轉化成有現實性的那種可能性，就是現實的可能性。所謂非現實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實現的。

　　要不要降低一九五九年鋼產量指標，是毛澤東翻來覆去考慮的一個問題。北戴河會議提出的指標是2700萬噸至3000萬噸。毛澤東當時根據有關主管同志的意見，是很贊成的，只是想過，生產這么多鋼有何出路？干什么用？還沒有想到可能不可能的問題。一到武昌，他已覺得不妙了，應當考慮有沒有可能的問題。毛澤東問：“明年老老實實就是翻一番，有沒有危險？”薄一波答：“翻一番沒有問題，比較穩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1月21日)

　　這個問題，毛澤東始終放心不下。當天晚上（實際上已經是22日凌晨1時了），他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鶴壽、趙爾陸找來，問他們的意見。薄一波回憶說：“毛主席非常關心這件事，夜不能寐。”(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P842)最后他提出，不是三千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而是一千八百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但是，就在22日這天召開的工業會議上，主管計劃工作的同志還是提出，必成二千二百萬噸，爭取二千五百萬噸。當天晚上，毛澤東與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等召集七個協作區組長開會，向他們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復問他們：一千八百萬噸靠不靠得住？

　　第二次講話

　　23日，毛澤東在會上再次講話。第一個問題就是指標問題，他再次強調：要壓縮空氣，使各項指標切實可靠。

　　他說：意見五九年的鋼產量究竟以什么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定的是二千七百萬噸到三千萬噸，那是個建議性的，這次要決定下來。今年翻一番，是個冒險的倡議，搞了六千萬人上陣。“北戴河會議后這兩個月的經驗，對于我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萬噸到三千萬噸，難于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把指標降低，只翻一番，不翻兩番，有沒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鶴壽、趙爾陸他們已經睡著了，我從被窩里頭把這幾位同志拖起來，就是講不是什么三千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而是一千八百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昨天晚上，我跟大區和中央幾個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萬噸有無把握，我們所得到的根據不足。從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他又說：昨天晚上我們談，似乎一千八百萬噸是有把握的，許多同志說有把握。毛澤東把各協作區報的一九五九年鋼產計劃數字加起來，是二千一百三十萬噸，正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由此，他提出搞兩本賬，第一本賬是一千八百萬噸，第二本賬是翻一番，兩千二百萬噸。各部門的指標也都要相應地降下來。

　　1959年鋼產量指標，由三千萬噸降到一千八百萬噸，可見毛澤東下了很大的決心;這也充分說明毛澤東對領導搞“浮夸風”，對為了沽名釣譽而說假話，不講究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的人，是不滿的。

　　針對大躍進中“浮夸風”所以會刮到那樣嚴重的程度，毛澤東專門講了一個“作假問題”。他建議在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里把反對作假的問題專門寫了一條。他說：“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什么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他強調地說：“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

　　“破除迷信”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時提出的口號。在這次講話中，他指出了問題的另一面，說：“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護。”

　　“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也是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時提出來的。對這個問題他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作過一個分析。在這次講話中，又作了進一步的更為全面的分析。他說：“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于被動”。(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1月23日)　

　　毛澤東強調要關心群眾生活

　　會議期間，云南省委的一份報告送到毛澤東手里。報告反映，這年春夏之間云南發生因浮腫病等引起嚴重死亡的情況，主要原因是緊張持續的苦戰，對群眾生活缺乏注意。毛澤東十分看重這件事，當即寫了一個批語印發會議，認為中央在這個問題上也要承擔責任，吸取教訓。他指出：“這是一個有益的報告，是云南省委寫的，見《宣傳動態》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個錯誤，如他們在報告中所說的那樣，沒有及時覺察一部分地方發生的腫病問題。報告對問題作了恰當的分析，處理也是正確的。云南工作可能因為腫病這件事，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壞事變好事，禍兮福所倚。別的省份，則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樣的錯誤。因為他們還沒有犯過云南所犯的那樣一種錯誤，沒有取得深刻的教訓，沒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們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縣級，云南這個錯誤及時主要出于縣級干部），不善于分析情況，不善于及時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眾中關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氣的話，那他們就一定要犯別人犯過的同樣的錯誤。在我們對于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于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干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干，少干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導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余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P584-585)

　　在這之前，11月14日，毛澤東寫了一個同樣內容的批語。當時他看到一個消息，反映河北邯鄲地區傷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領導干部只注意生產，忽視了群眾生活，致使社員過度勞累，身體抵抗力下降。毛澤東也把這個批語在武昌會議上印發了。批語指出：“很值得注意，是一個帶全國性的問題，注意工作，忽視生活，必須立即引起全黨各級負責同志，首先是省、地、縣三級的負責同志的注意，方針是：工作生活同時并重。”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P530)

　　要關心群眾生活，生產、生活一起抓，要保證群眾睡足、吃飽，不能把工作任務提得過重而不關心人民的生活，毛澤東從鄭州會議講起，一直講到武昌會議，要求各級領導高度重視這一重要問題。

　　這次會議在糾“左”方面，比起第一次鄭州會議來，武昌會議又前進了一步。中央高層領導中間，對于一些突出問題的認識漸趨一致，這為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召開準備了條件。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

　　1958年11月28日到12月10日，毛澤東在武昌又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全會重點分組討論和修改《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和《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兩個文件。

　　《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是在《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基礎上，重新改寫的。決議集中針對兩個突出的傾向，一個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另一個是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著重闡述了幾個重大政策和理論問題。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同志們要記著，我國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畢竟還是很低的。”“因此，我們既然熱心于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于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實現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又指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于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 (見《毛澤東傳》<1949-1976>，P906)

　　決議要求，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對人民公社進行一次整頓。

　　《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是根據毛澤東“壓縮空氣”的精神制定的，是一個壓縮高指標的決議。但壓得不徹底，除對基建投資、鋼產量作了壓縮，其他指標大體保持北戴河會議提出的高指標。對此，陳云有保留，向具體起草文件的胡喬木提出過，希望在會議公報中不要公布這些指標，但這個意見胡喬木沒有及時反映到毛澤東同志那里。

　　全會討論通過了這兩個決議。　

　　12月9日，即六中全會閉幕前一天，毛澤東作長篇重要講話。

　　他說：“人民公社的出現是沒有料到的。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便于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便于辦工農商學兵，規模大、人多，便于辦很多事。”他強調，要保護廣大干部的積極性，對犯有強迫命令、說假話錯誤的干部，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說服，不予處分。對“苦干三年，基本改變全國面貌”的口號，他再次表示懷疑，認為三年不能基本改變全國面貌，只能改變一部分。他說：圍繞人民公社，黨內外有各種議論。一種是性急一點，紛紛宣布進入全民所有制，兩三年就進入共產主義。這次決議的鋒芒，就是對付性急的。也有少數人認為，搞公社，搞社會主義建設太急了，內心有憂慮，怕我們跌跤子。這個決議也可能說服他們。關于毛澤東提到耕作“三三制”問題，全會上有不同意見。有人建議不要把它寫在決議里，有人說這個辦法有點冒險。也有一些人說，這個事可以做到，決議里可以寫得靈活一些。毛澤東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眾的創造，并且說這可能是農業革命的方向。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別講了兩種可能性問題。他說：食堂、托兒所、公社，看來會鞏固，但也要準備有些垮臺。鞏固和垮臺兩種可能性都有。我們黨也有兩種可能性：一是鞏固，一是分裂。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兩種可能性：勝利下去，或者滅亡。所以，我們要積極準備，爭取三四年內搞幾千萬噸鋼，建立起工業基礎，使我們比現在更鞏固。我們在政治上是強國，在軍事裝備和經濟上是弱國。因此，我們面前的任務是由弱變強。我們現在名聲很大，實力很小，這一點要看清楚。不要外國人一吹，打開報紙一看，盡說干勁沖天，搞得神乎其神，飄飄然然。不要自己騙自己。(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2月9日)

　　同意毛澤東同志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這次會議還通過一個重要決定，就是《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決定》指出：“毛澤東同志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專做黨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夠集中精力來處理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路線的問題，也有可能使他騰出較多的時間，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而并不妨礙他對于國家工作繼續發揮領導作用。”還說：“毛澤東同志是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在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以后，他仍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在將來，如果出現某種特殊情況需要他再擔任這種工作的時候，仍然可以根據人民的意見和黨的決定，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P634)

　　對此事，毛澤東醞釀已久。從1956年起，他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擔任國家主席職務。1956年夏，在北戴河討論修改八大政治報告稿期間，他在一次幾十人參加的會議上談過這個意見。1957年4月30日，他在天安門城樓上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又提出這個動議。以后，由于發生反右派斗爭等事件，這項動議被暫時擱置起來。這次中央全會予以通過。毛澤東帶頭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這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政治意義；同時，也將使毛澤東同志從繁重的國務活動中擺脫出來的愿望成為現實，并且可以使他更好地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研究和創造性的發展工作。

　　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結合中國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世界革命的實踐創造性地研究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愿望變成了現實。特別是他晚年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親自領導了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更是留給人類歷史一筆不可估量的精神財富。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八屆六中全會，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三次中央會議，歷時一個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并力圖從理論上、政策上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一生堅決反對作假，但有時仍被某些假象所蒙蔽。所以，努力糾正劉鄧“刮五風”造成的錯誤傾向，任務仍然十分嚴重地擺在毛澤東的面前。

　　第二次鄭州會議

　　為什么1958年農業大豐收，而到1959年初開始全國出現缺糧、缺油風潮？

　　1959年初，問題更加暴露出來。由于自上而下嚴重的浮夸風、共產風和高估產、高征購，致使農民吃糧出現困難。毛澤東雖然看到了一些問題，但對產生問題的原因，還是認識不清。

　　為了落實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根據毛澤東提議，黨中央決定1月26日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為開好此會，毛澤東于1月18日召集陳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懷、譚震林開會，討論經濟問題和工業問題。毛澤東本意是想把指標壓下來，但與會同志沒有理解毛澤東的意圖，使北京會議(即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通過的指標，仍然維持了武昌會議的指標。關于這個問題，后來毛澤東曾講到：“一月二十六日的會議是我建議召開的。會前，我找了幾個中央同志談工業問題。陳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意見。從前工業生產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廠，百分之十五依靠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舊的。而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三十是靠新的，百分之七十是靠舊的。因而，武漢會議（八屆六中全會）難于完成。我當時說，完不成拉倒。我從來就說，我們的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要觀察，有待證明。”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4月5日)薄一波也曾回憶道：“那時，一些同志對降低指標有抵觸，認為陳云同志‘右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變高指標的，他賞識陳云同志的見解，要陳云同志講話。陳云同志那時還不摸底，以為毛主席要他檢討。”陳云在會上就壓低鋼指標問題作了自我批評。薄一波還回憶說：“因而北京會議上基本上維持了武漢會議的指標，未能作出進一步的調整。”(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P855)

　　北京會議后，毛澤東的心情一點也沒有輕松，他感到很煩惱，睡不著覺。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1958年農業大豐收，為什么從1月開始，特別是2月，全國發生了缺糧、缺油風潮，大中城市蔬菜供應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

　　此時，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報來了關于雷南縣干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雷南縣去年晚稻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七千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報告說，必須交待兩條政策：一、糧食政策。明確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糧食消費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對糧食問題的顧慮;二、對待瞞產干部的政策。應明確宣布瞞產是錯誤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以處分，甚至法辦。廣東省委的批語也說，去年糧食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斗爭，才能保證完成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

　　毛澤東看了報告，很興奮。2月22日，中共中央把這個報告批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毛澤東為中央寫了一個批語。其中寫道：“趙紫陽同志給廣東省委關于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瞞產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民懼怕集體所有制馬上變為國有制，‘拿走他們的糧食’，所造成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六中全會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肯定了公社在現階段仍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這一點是群眾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隊小隊仍怕公社拿走隊上的糧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經瞞產私分了，故必須照雷南縣那樣宣布糧食和干部兩條正確的政策，并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52)　

　　為什么會瞞產私分？毛澤東要追根究底。

　　2月23日，毛澤東帶著這個問題登車南下。當天晚上，他在停靠天津的專列上，同河北省負責人劉子厚、解學恭等及天津市負責人萬曉塘、李耕濤等談話。據毛澤東說，這次談話對他有很大啟發。毛澤東在調查中逐漸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問題上來。他感到，那種高度集中、統得過死的大規模公社存在嚴重問題，必須調整。

　　之后，毛澤東又抵達濟南，同山東省的各級負責同志座談。特別是呂鴻賓合作社里發生的故事，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時，毛澤東考慮的問題已逐漸成熟，心里有了底。

　　2月26日，他來到鄭州。此后，毛澤東在同河南省有關負責同志的談話中，一開頭就從所有制講起。他說：公社有窮隊、中等隊、富隊三種。現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隊的所有制，即原來老社的所有制。現在的公社，實際上是“聯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調多了產品，滿產私分，又對又不對，本位主義基本合法。一個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區、生產隊，有經營好壞、收入多少不同，糧食產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產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樣。窮隊挖富隊不好，他們都是勞動者。人為的抽肥補瘦，就是無償地剝奪一部分勞動者的勞動產品給窮隊。多勞的多得，少勞的少得，就都積極起來了。“瞞產是有原因的，怕‘共產’，怕外調。農民拼命瞞產是個所有制問題。本位主義是怕調，這種本位基本上是對的。”至此，毛澤東點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是他一個多月來苦苦思索，經過調查研究后得到的一個認識。毛澤東還提到，公社辦工業不要太多，批評銀行統統將貸款收回是錯誤的。

　　毛澤東從“瞞產私分”這個問題得到啟發而提出公社所有制問題，是很重要的。

　　第二次鄭州會議

　　2月27日晚到3月5日下午，毛澤東在專列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關于這次會議的召集，毛澤東這樣說過：“‘右傾’不是我一個人，山西同志也相當‘右傾’。山西我沒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傾’，劉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東，就聽說呂鴻賓先‘左傾’，后來‘右傾’了。還有李先念，他也覺得過去‘右傾’不夠。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贊成我這個‘右傾’。我二十六號晚上就見了他們，跟他們一吹，我就有勁了，我才敢于下決心召集這次會議。”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1日)

　　這次會議參加人員是逐步擴大的。

　　第一天會議毛澤東講話。(第一天與會者有：劉、鄧、彭真、李先念、胡喬木、吳芝圃、舒同、劉子厚、陶魯笳、張德生<陜西省委第一書記>。)

　　毛澤東在講話中，首先分析了人民公社建立以來的形勢。指出：廣大干部在人民公社運動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們表現了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極大的積極性，這是非常寶貴的，沒有他們這種積極性，要取得這樣偉大的成績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的工作中，不但有偉大的成績，也有一些缺點。在一個新的、像人民公社這樣缺乏經驗的前無古人的幾億人民的社會運動中，人民和他們的領導者們都只能從他們的實踐中逐步取得經驗，對事物的本質逐步加深他們的認識，揭露事物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績，克服工作中的缺點。誰要說一個廣大的社會運動能夠完全沒有缺點，那他不過就是一個空想家，或者是一個觀潮派算賬派，或者簡直是敵對分子。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系，正是我們常說的，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系。有些人懷疑或者否認1958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他說：現在我來說一點人民公社的問題，“我認為人民公社現在有一個矛盾，一個可以說相當嚴重的矛盾，還沒有被許多同志所認識，它的性質還沒有被揭露，因而還沒有被解決。而這個矛盾我認為必須迅速地加以解決，才有利于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更高的積極性，才有利于改善我們和基層干部的關系，這主要是縣委、公社黨委和基層干部之間的關系。”“究竟是什么樣的一種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以后，糧食、棉花、油料等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滿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有過之無不及。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當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這里面有幾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

　　他進一步講到：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個發展過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馬上就可以消滅生產隊的所有制呢？現在有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的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他說：“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

　　關于人民公社的體制，毛澤東認為，最基本的是要承認“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還存在著生產大隊（管理區）所有制和生產隊所有制”。他說：“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這樣，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于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制，而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反復提醒各級領導注意，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他又進一步提出，在人民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也需要一個發展過程。這充分表明，他當時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在逐漸深化。

　　他說：目前的問題不是本位主義，而是領導者的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傾向。“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所謂過分集中傾向，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這當然是不對的。”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2月27日)

　　第二天會議（28日）

　　毛澤東找來另一批省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陶鑄、王任重、周小舟、曾希圣、江渭清、李井泉、張仲良（甘肅）等講話。內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過有些話講得更鮮明，更尖銳。比如他說：“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們的手伸得太長了，我們有個很大的冒進主義。”“我現在是支持保守主義，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面，我反對平均主義同‘左’傾冒險主義。”講到反對本位主義問題時說：“我沒有出北京以前，也贊成反本位主義，但我走了三個省就基本上不贊成反本位主義了。不是本位主義，而是他維護正當權利。產品是他生產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瞞產私分的方式來抵抗你。幸得有此一舉，如果不瞞產私分，那多危險，那不就拿走了？”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2月28日)從反對本位主義到贊成本位主義，毛澤東在思想上起了一個重要變化，這個變化來自他親身的調查研究。

　　毛澤東決定再延長兩天會議

　　對毛澤東講的話，不少人想不通，一時轉不過彎來。3月1日上午8時，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建議會議再延長兩天。他寫道：“聽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見，我感覺有一些同志對我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對他們那里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感覺我的道理有些不妥。當然還待商量。我可以這樣說，同志們的思想有些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還不完善。有些觀點需要同志們給我以幫助，加以補充、修正及發展。”他還說：“我的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兩個月內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濟南、鄭州，跟三省同志們交換意見，對我有極大的啟發。因此到鄭州，就下定了決心，形成了一套，雖然還有些不完善，還有些不準確，還有些需要發展和展開，需待今后再觀察、再交換意見，再思再想。”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85)

　　3月1日下午，將前兩天參加開會的人合起來，繼續開會。毛澤東講話，再次強調所有制問題，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問題，肯定瞞產私分的合理性。他說：要從所有制方面解決問題。現在是一平、二調、三收款，這樣一來，統統違反按勞分配原則，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基礎是生產隊，你不從這一點說，什么拉平，什么過分集中，就沒有理論基礎了。得承認隊是基礎，跟它做買賣。它的東西，你不能說是你的，同它是買賣關系。”“六中全會到現在，兩個半月，根本沒有實行。人民公社決議沒有阻止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風。開頭我放炮，一定要那樣做，要緊張一天半，不然扳不過來。原先想共產多了，想個人少了，就是這個彎子。要去掉本位主義的帽子，要恢復農民的名譽。現在我們是取消本位主義的帽子，反對平均主義思想、過分集中思想。這兩個東西是很冒險的，它的性質是冒險主義。”又說：“瞞產私分不是本位主義，瞞產私分極其正確，那股風一來，他幸得瞞產。我的思想就不明確。主要責任中央擔，沒有說清楚這個事，以為一篇決議就可以解決了。”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1日)

　　面對“一平、二調、三收款”這股猛烈的“共產風”，毛澤東很著急和擔心，怕出現更大的破壞。現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轉這個局面。他認為這是可能的，根據河南的經驗，就是各省立即召開六級干部會議，一竿子到底，作出統一決定，貫徹實施。3月2日凌晨4時半，他再次寫信給劉、鄧等：“鑒于河南六級干部會的開法有極大利益，不集中開一次，領導不會很強，全省、區不能迅速作出一個統一的決定，而這種統一的決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這個大問題不在三月上半月解決，將遇到大損失，我擔心蘇聯合作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我國過去幾年合作化講步驟，無破壞。這次公社化，仍然必須講步驟，避免破壞。”上午8時，毛澤東又寫信給劉、鄧等，說：“我已請恩來、陳云、陳毅、德懷、富春、一波、蕭華、定一、康生等九位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參加你們今日下午和晚上的會議，共同審定我的講話稿（指2月27日講話稿——引者注）和你們議定的十二句話，以昭慎重。”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P86-87)十二句話，是當時議定的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方針的十二句話。原來有一句“多勞多得”，毛澤東認為，“多勞多得，并不等于等價交換，可以叫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把“多勞多得”改為“按勞分配”，又加了兩句“物資勞動，等價交換”，變成十四句話：“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這十四句話，成為制止“共產風”、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隊為基礎”，“等價交換”，“按勞分配”。

　　毛澤東第四次講話

　　3月2日晚因新到會的人都看了27日講話稿，毛澤東沒有再重復那些內容。這次會比前幾次顯得輕松一些，主要是研究如何傳達文件和如何開好六級干部會。毛澤東說：“頭一天我把炮一放，他們一晚不睡覺，心里硬是斢不轉，第二天就開始轉過來了。河南這些干部也是這樣，頭一天放炮，大吃一驚，彎子轉得太陡了。‘倒退’、‘右傾’、‘不要共產主義’、‘富農路線’這些帽子都給我安上了。”(劉少奇插話：“他們今天的心情轉變過來了，昨天還有抵觸情緒。”)

　　毛澤東講了一個工作方法問題，是從一個三國故事講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謀士。他給曹操出了一個計策：先打呂布，后打袁紹。他說，袁紹這個人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見事遲，得計遲。（毛澤東解釋說，所謂見事遲，得計遲，就是形勢已經出來了，他還不能判斷，得出一個方針來，就處于被動。）曹操聽了郭嘉的話，結果先打敗了呂布，又打敗了袁紹。毛澤東說：“我借這個故事來講，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謀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斷，要能夠當機立斷；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這個方法不解決，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什么當驢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特別是對外斗爭，得計遲是很危險的。”毛澤東這段富有哲理性的話，確實給了人們以新鮮而深刻的啟示。(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2日)

　　關于第二次鄭州會議的情況，王任重在他的日記中有一些記載，很能反映一些與會者的心態和思想變化過程，摘錄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鄭州，晚上主席找我們七個人去談話，柯慶施、陶鑄、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還有李井泉。主席的談話像丟了一顆炸彈，使人一驚，思想一時轉不過彎來。一日上午繼續開會，由小平同志主持討論。看來大家還有相當大的抵觸情緒，怕變來變去影響生產。當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談，從下午四時談到晚上九點多鐘。就在這一天的午飯后，我睡了一覺起來，思想就開朗了，覺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問題、關鍵問題，而我們是直線，抓的是枝節問題，是改良主義的修修補補的辦法，不能徹底解決問題。”“這次主席談話，我們幾個人跟他唱反調，再一次證明我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遠。”“二號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當面宣布幾項結論，征求大家意見。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為了察言觀色，讓我們坐在他的對面。在這兩天主席寫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張，要各省開六級干部會，看來主席抓得很緊。”(《王任重日記》，1959年3月4日)

　　毛澤東最后一次講話

　　3月5日，召開最后一次會議，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北京的劉仁、內蒙古的烏蘭夫、黑龍江的歐陽欽、吉林的吳德、遼寧的黃火青、福建的葉飛、浙江的江華、江西的邵式平、廣西的劉建勛、云南的謝富治、新疆的王恩茂。

　　毛澤東在長篇講話中，講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簡直是不留余地的話，強烈表達他糾正“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等歪風的決心。他說：“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毛澤東為了迅速扭轉一種錯誤傾向，有時使用一些十分尖銳甚至是極而言之的話，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們的注意，不如此不利于問題的解決。正如他所說的：“因為我要把問題講徹底，所以一些不好聽的話都講出來了，比如什么搶產之類。整社五個月，時間過去了三個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沒有搞出根本徹底的辦法。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就是這些事情推動了我，我就想一想。現在的問題是跟公社特別是公社這一級，要使他們懂得價值法則、、等價交換，這是個客觀規律，違反它，要碰得頭破血流。我們對農民唯一的辦法是等價交換，買賣關系。公社內部買賣關系，三級之間買賣關系，社與社，隊與隊，買賣關系，做生意，等價交換。”又說：“六中全會決議就是缺三級管理、隊為基礎這一部分。這是個缺點，這個責任我得擔當起來。原先這個稿子說了，我本人就沒有搞清楚，有責任。”毛澤東在2月27日正式講話稿中，也寫了自我批評的話，他對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主要是劉、鄧造成的)承擔了責任。后來，在與會代表的一致要求下刪去了這些話。

　　在會議結束的時候，毛澤東批評大躍進中要幾億農民都要寫詩這件事的時候說：“有詩意的人才寫詩，沒有詩意也要他寫，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鄭州寫詩，我的詩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3月5日。

　　第二次鄭州會議的偉大意義

　　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那些日日夜夜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傾注到依據在大躍進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尖銳、復雜的矛盾斗爭，特別是一線領導人大刮“五風”，造成的嚴重后果，以解決矛盾，糾正錯誤，扭轉局勢，克服困難，繼續前進。他透過有些地方瞞產私分這個現象，發現了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即公社所有制問題，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決問題的方針、辦法和理論。在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干部頭腦仍然發熱的情況下，毛澤東比較冷靜，最早覺察了中央在劉、鄧主持下，造成的“左”的錯誤和“刮五風”的嚴重危害，并且下大氣力給予糾正。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說服工作，堅決貫徹自己的主張，包括糾正有些他自己曾經認可的看法。會議關于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話，就是根據他這些思想提出來的，這對于鞏固和發展人民公社這個新生事物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偉大導師和無產階級政治家必須具有的崇高精神和氣度。而上個世紀80年代，某些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從其狹隘自私的陰暗心理出發，利用陰謀手段，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解散了在中國大地上已經茁壯成長的新生事物——人民公社，給中國歷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造成了極大的倒退!在糾正錯誤的問題上，第二次鄭州會議比前兩次會議邁出更大的步子。后來薄一波回憶說：“如果不是毛主席從紛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的事業就可能被‘共產風’所葬送。”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P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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