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發揚民主,要啟發人家批評,要聽人家的批評,自己要經得起批評。應當采取主動,首先作自我批評。有什么就檢討什么,一個鐘頭,頂多兩個鐘頭,傾箱倒篋而出,無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認為不夠,請他提出來,如果說得好,我就接受。……總之,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利器,嚴格黨內生活,提高各級領導班子發現和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
一、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歷史沿革
1、八七會議
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后,“八七會議”在批評黨內右傾錯誤基礎上,開始探索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正確道路,后來才出現了“紅旗漫卷西風”的革命高潮。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個發言,總共談了國民黨、農民、軍事、組織四大問題。他批評黨此前不做軍事運動,指出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同時指出,以后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轉入革命的。
毛澤東的發言得到了大多數會議代表的支持,會議一致通過了《告全黨黨員書》,強調指出:“無產階級政黨不怕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如果共產主義者不能無所畏懼無所忌諱的批評黨的錯誤、疏忽和缺點,那么,共產主義者也就完了。我們的黨公開承認并糾正錯誤,不含混不隱瞞,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證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
2、井岡山時期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同志對當時黨內存在的“左”的傾向、對紅軍內部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了堅決抵制和批評。例如,針對“八月失敗”問題,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曾多次點名批評杜修經同志和楊開明同志。
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毛澤東這樣批評杜修經和楊開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乘力持異議的毛澤東、宛希先諸人遠在永新的時候,不察當時的環境,不顧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成分是宜章農民)逃避斗爭欲回家鄉的情緒,因而招致邊界和湘南兩方面的失敗……致邊界和紅軍一齊失敗。紅軍數量上約損失一半;邊界則被焚之屋、被殺之人不可勝數,各縣相繼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復。”可以看出,毛澤東善于用事實說話,批評得有理有力,能夠讓被批評者心悅誠服。
3、長征路上
長征路上,遵義會議通過嚴肅的思想斗爭,扭轉“左”的錯誤。
此次會議討論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周恩來主動進行自我批評,承擔了一些責任。接著,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者在軍事上的錯誤,并列舉了許多事實說明根據地的政府和群眾對反“圍剿”戰爭是大力支持的,駁斥了博古關于根據地政府和群眾支持不夠的說法。王稼祥、張聞天等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本次會議《決議》指出,在領導作風上,“華夫同志惡劣的領導方式”,在軍委內造成了不正常現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評糾正、反而支持。他們的錯誤是“嚴重的政治錯誤”,并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可以說,毛澤東、周恩來主動進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4、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是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武器的成功典范,通過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消除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不良作風的影響,為我們黨提供了許多寶貴經驗。
首先,延安整風成功的關鍵一環就是領導人帶頭。例如,針對“審干”運動中的種種錯誤,毛澤東主動做自我批評以爭得同志們的原諒:“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是我。別的地方搞錯了誰負責?也是我,發號施令的也是我。”
其次,是提出了必須認真學習黨的文件方針。因為“只有敢于認識自己,清算自己的人……才能在戰場上有效的繳敵人的械,并向死不繳械的敵人投出準確的,致命的一擊。”
第三,批評同志一定要出于公心。少奇同志曾明確提出,批評“必須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確的黨的立場上……為幫助其他同志改正錯誤和弄清問題的大公無私的立場上來進行。”而如果將“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樣批評就異化為“泄私憤,圖報復。”
第四,批評要重調查研究,要有理有據。毛澤東同志諍告我們:沒有證據的胡說亂說,這種“主觀主義的批評”,往往釀成黨內的無原則的糾紛。
最后,批評同志的方法要得當。毛澤東指出:決不能采取魯莽的辦法,批評“必須得當,就是說,要好好地說理。如果說理說得好,說得恰當,那是會有效力的”。
通過延安整風和隨后的七大,全黨思想上高度一致,組織上空前團結,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為贏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5、1950年整風運動
公審劉青山、張子善大會現場
1949年10月,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內發生了一些觸目驚心的貪腐案件。毛澤東指出:“各階層人民相當普遍地不滿意我們許多干部的強迫命令主義的惡劣作風……如不及時加以整頓,即將脫離群眾。”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整風指示,決定從1951年下半年開始,對黨的基層組織進行有計劃、有準備、有領導的普遍整頓。這次整黨運動的重點是進行“三反”,因為就當時的情況看,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實在已經成為影響黨風的罪魁禍首。
為了指導這場反腐敗斗爭,毛澤東寫了300多條指示、批語,以堅定、徹底的態度領導反腐敗斗爭。他親筆批示槍決了劉青山和張子善,震懾和挽救了一批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三反”運動使廣大黨員干部受到了一次生動深刻的思想教育,清退了一大批階級異己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凈化了黨風和政風。
6、七千人大會
1962年2月,毛澤東(右二)、劉少奇(右三)、周恩來(左二)、朱德(左一)、陳云(左三)、鄧小平(右一)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次規模空前的大會,是在三年“大躍進”造成嚴重經濟困難的背景下召開的,目的是進一步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增強團結,動員全黨更堅決地執行調整方針,為戰勝困難而奮斗。
大會討論了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草稿,報告嚴肅指出了黨在當前工作中的主要缺點和錯誤,包括生產計劃指標過高,急于過渡、搞平均主義,權力下放過多,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同時強調,很多黨員干部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妨礙了黨及時地盡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
此外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強調強調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讓人批評。并認真做出了自我批評:“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鄧小平、周恩來也分別代表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作自我批評。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七千人大會取得了重要成果。會議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評精神,給全黨以鼓舞,使廣大黨員心情比較舒暢,在動員全黨為戰勝困難而團結奮斗方面起了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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