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的斗爭——記紅星農業社糧食問題大辯論的經過

　　糧食問題是當前農村中社會主義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斗爭的焦點。堅決地維護黨的統購統銷政策，克服富裕中農帶頭掀起的“鬧糧”歪風，已經成為鞏固農村的社會主義陣地和農業合作制度的關鍵。山西省平遙縣蘇家堡紅星農業社開展糧食問題大辯論的情況，充分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鬧糧”的歪風

　　去年冬天在進行糧食統購統銷工作的時候，紅星農業社內有以劉廷富為首的四個富裕中農成份的管理委員，主張把五萬余斤糧食隱瞞下來，少交統購任務。而以社主任劉玉杰為首的一部分干部，堅決反對這種錯誤主張，把實產報告給了國家，接受了國家所給的二十一萬九千余斤的糧食征購任務。于是，那些主張隱瞞產量的干部，一方面在社內多次阻撓糧食征購任務的完成，一方面向某些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人和落后群眾散布不滿言論。結果，使社主任劉玉杰陷于孤立。那時，他們揚言：“叫他(指劉玉杰)去完成征購任務吧!一過年大家就‘鬧糧’”，并且規劃了“3月小鬧，4月大鬧，5月全社鬧”的步驟。今年春耕開始，“鬧糧”的風潮就出現了。社員到處叫罵：“三百八不夠吃，蘇家堡社長劉玉杰，只顧國家不顧社員的死和活”。每天有成群的人到他家要供應，還有人經常給他房上扔石頭，真是鬧得烏煙瘴氣，正氣不能抬頭。社員勞動不積極，隊長給社員分配營生時，有些人說：“先拿糧食來”。春耕準備工作沒有做好，大大影響了今年的生產。直至夏季，國家供應了三千八百多斤糧食，“鬧糧”之風才稍平息。但由于在夏收中社主任劉玉杰又揭發了劉廷富等隱瞞八千斤小麥的錯誤，堅決完成了國家所給的小麥征購任務，又觸怒了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人，他們又在醞釀新的“鬧糧”風潮。

　　真缺糧還是假缺糧？

　　正在這時，省委農村工作部的一個工作組來到了蘇家堡。工作組一進村，便陷入“鬧糧”的重圍之中。帶頭“鬧糧”的干部和群眾都嚷糧食不夠吃，很多人說：“要不是靠單干時的舊存糧，靠高級社早餓死了”。那么，糧食究竟夠吃不夠吃，高級合作化以后農民吃糧究竟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呢?工作組和社內的黨支部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調查摸底。結果，事實相反。高級合作化以后農民的吃糧是增加了，不是減少了;農民的糧食不僅夠吃而且有余。1955年合作化以前(單干戶占87%)，全村共產糧食八十萬五千九百六十八斤，除過各種扣除，群眾實際留糧四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四斤，每人平均留糧四百二十七斤。1956年共產糧八十萬八千六百九十四斤(擴大棉田七百五十畝)，除過各種扣除，社員共留糧五十二萬七千零九十八斤，每人平均四百四十七斤;國家供應三千八百八十斤，每人平均實際留糧四百五十點八斤。全村1956年比1955年每人平均多留二十三斤，即提高5.5%。不僅留糧的數量增加了，而且質量也大大提高了。1955年全村每人平均吃麥四十二斤，1956年增加至一百一十五斤。今年由于小麥減產，每人平均吃八十一斤，比去年雖有減少，但比合作化前還高92.8%。是不是賣給國家的任務過多了呢?也不是。1955年全村共完成糧食征購任務二十五萬九千六百六十七斤，1956年共完成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九斤。1956年與1955年比較，糧食增產二千七百二十六斤，征購任務卻減少了三萬九千七百八十八斤。

　　究竟誰在“鬧糧”

　　摸實以上情況以后，黨支部和工作組肯定了紅星農業社不是真正缺糧，而是“思想缺糧”。于是，首先在黨和共青團的支部內學習了中共中央“關于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省委和省人民委員會“關于在農村中進行一次反對隱瞞產量欺騙國家的思想斗爭的指示”。經過學習，大家擦亮了眼睛，樹立了向“鬧糧”的歪風進行斗爭的勇氣，并且初步揭發了許多假缺糧的事實。但是，著手在管理委員會和群眾中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卻遇到了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富裕中農的強烈反抗。管理委員張志智肯定說：“現在農民吃糧比閻匪統治時代是提高了，比抗日戰爭前是降低了;高級合作化以后吃糧又比高級合作化前降低了”。有些富裕中農乘機否定高級社的優越性，說：“高級社一年不如一年”。

　　為了沖破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的包圍，黨支部和工作組研究，必須首先發動貧農和下中農來分清是非，依靠貧農和下中農來向資本主義思想進行斗爭。于是，便首先在貧農和下中農中間組織了辯論，逐戶進行了算賬。結果，事實又推翻了某些富裕中農的謬論。全社貧農和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之中，有85%的戶比高級合作化前留糧增加了。比如丘奎信回憶他在土地改革以后分到九畝地，每年的糧食收入除去支出，每人只能平均吃到二百五十七斤糧食，不足部分靠賣短工過活。任根生土改前有二畝地，一年糧食收入每人吃不到二百斤，其余全靠摻菜吃，土改后分到十二畝地，但每人每年平均吃糧也不超過三百斤?？偟目磥?，合作化前貧農和下中農每人每年平均吃糧一般都在三百八十斤以下。貧農和下中農比高級合作化前留糧不增不減的只占10%，留糧減少的只占5%。老下中農比高級合作化前留糧增加的占35%，不增不減的占45%，留糧減少的占20%。新老上中農留糧不增不減的占30%，留糧減少的占70%。過去的地主富農有50%的戶留糧不增不減，有50%的戶留糧略有減少。總計，全社留糧增加的戶占51.8%，不增不減的戶占25.2%，留糧減少的戶占23%。經過這樣一算，貧農和下中農猛然覺悟到：“原來叫缺糧是跟上富裕中農和過去的地主、富農分子胡跑了”。隨著大家又揭發了“過去上中農有牲口，給咱們耕一畝地賺二斗半糧食”;有些上中農合作化前產糧多，賣糧少，歷來就抵抗統購統銷;有些農戶雖然留糧比合作化前減少，可是留糧還是夠吃的。

　　經過這樣算賬，把糧食問題上的謬論戳穿了。但是還有些富裕中農說：“社內留糧確實不夠吃”，不承認今春鬧供應是假缺糧。那么，究竟夠吃不夠吃呢?黨支部和工作組又在群眾中把供應戶的糧食情況進行了排隊。今年全社九十四戶(三百一十四人)吃了供應糧三千八百八十斤，每人平均供應十三斤，有些社員每人只平均供應了三斤多糧食。再從九十四戶供應戶去年分糧數來看：有去年每人平均分糧四百斤以上到六百斤的八十一戶，三百八十斤至四百斤的十三戶。而以分糧四百五十斤以上的戶“鬧糧”的最多，占這些戶的45%，分糧三百八十斤至四百斤的戶，“鬧糧”的只占30%。按照實際缺糧的情況，九十四戶供應戶中，只有一戶因娶妻帶來三口人留糧不夠吃，有三十三戶是留糧本來夠吃，因吃糧浪費而實際缺糧，其余六十戶都是假缺糧。

　　算清了這兩筆賬，干部和社員的頭腦清醒了。大家認識了“原來是糧少的不鬧，糧多的鬧”，是“過去靠糧食發財的上中農和地主富農分子鬧”。

　　統購統銷對誰有利，誰擁護，誰反對？

　　在廣大貧農和下中農社員中分清了糧食問題上的是非界限以后，召開了一次全體社員大會。由工作組根據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社內糧食情況和幾天來小組辯論的情況，做了一個報告，著重批判了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會后，群眾的思想更加清醒了，那些帶頭“鬧糧”的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人孤立了。但他們還是不服。說什么：“咱們這一帶是產糧區，農民吃糧應該寬裕些”，甚至說：“統購統銷對全國有利，對蘇家堡不利”，質問“蘇家堡過去糧食很多，現在那里去了”。于是，又組織了一次統購統銷政策的辯論。

　　辯論的第一個題目是統購統銷對個人究竟有利沒利?有的提出：“過去不統購統銷能隨便買糧，現在有錢買不到糧”。大家辯論說：“過去能買糧窮人受剝削，現在沒有糧食投機，物價穩定，還是對農民好。”比如糧食商人劉惠章過去販賣糧食一個下午就能賺一頭騾子，貧農李春晉在入社前一年，麥收前吃了別人的五斗高粱，麥收后就還了五斗小麥。于是，大家說：“不實行統購統銷對富裕中農和糧食投機商人好，實行統購統銷對缺糧的農民好”。接著，有些正直的富裕中農糾正了這種說法，他們說：“統購統銷也不是對上中農不好，咱們過去擔糧進城，糧販子‘三拐’(拐兩、拐合、拐零錢)‘一熬’(大秤)，既誤工又吃虧，現在把糧一次賣給國家，分毫不吃虧?？磥恚y購統銷只對靠糧食投機發財的人不利。因此，咱們擁護，他們反對。”

　　第二個題目是：糧食究竟那里去了?富裕中農張子治提出“過去村里有多少存糧戶，現在都是個剛夠吃”。劉玉印反駁說：不能光看糧食，還要看人口也增加了?？箲鹎霸鄞迤甙俣嗫谌耍F在一千一百七十八口。再說過去糧多的只有地主、富農，現在是人人富裕”。大家還說：“抗日戰爭前千里不運糧，百里不運草，糧多的地方賣不了，糧少的地方不夠吃，現在實行統購統銷，能在全國調劑。”弄清了這些道理以后，這個問題也解決了。

　　第三個題目是：國家不統購統銷行不行?有些社員說“現在糧食緊張是國家工業建設規模過大了，要讓農民多吃糧，除了兵工廠外把工廠都關掉，省下糧食讓農民先改善生活，國家再建設”。李守奎反駁說：“這個做法不對，現在每天建設新工廠，日用品還是不足，工廠再少些，就該穿不上褲子了。”最后大家又聯系到支援災區、支援解放軍，一致認為是應該的，認識了“國家糧食緊張是由于咱們國家興旺，人多，建設規模大，這是好事不是壞事。”

　　解決了這些思想問題以后，工作組又啟發大家討論要想多吃糧必須搞好生產。這樣，大家就把情緒轉到了生產上。有人說：“好好生產，向土地要糧吧，不要再向國家鬧糧了”。

　　隱瞞產量是不是代表群眾利益？

　　廣大社員的思想問題解決以后，黨支部領導向帶頭“鬧糧”、掀起“鬧糧”歪風的富裕中農展開了思想斗爭。首先在管理委員會內部對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社干部進行了斗爭。一貫隱瞞產量、帶頭“鬧糧”的劉廷富、張子治等人，由于看到農民分清了是非，使他們陷于孤立，不得不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在管理委員會作了檢討，承認他們的資本主義思想是造成“鬧糧”風潮的主要原因。可是，他們又認為，他們主張隱瞞產量，少交余糧是為了讓農民多吃糧食，是“代表群眾的利益”，是“走了群眾路線”。那么，隱瞞產量對農民是不是有利呢?管理委員會內又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辯。開始，他們認為“群眾多吃了糧就有利，少吃糧就沒利”。后來，大家檢查了“鬧糧”造成的危害：第一、擾亂了群眾的思想，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第二、社干部有的“鬧糧”有的應付“鬧糧”，不能很好領導生產。第三、使部分農民產生了吃“國家”，“吃社”，吃糧食不節約，說假話的壞風氣，還浪費了國家的糧食。第四、給過去的地主、富農分子的破壞活動造下了空隙。這些，都影響到合作社的鞏固。比如有些富裕中農看到“鬧糧”所造成的混亂，高興地說：“高級社過不了今年”。這樣，就揭穿了那些自認為站在群眾立場上“鬧糧”的社干部，證明他們是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為個人打算，不是為了群眾利益。

　　辯論會

　　這時，為了使社員徹底分清是非，社內對于鬧糧最兇的人，組織了一次辯論大會(全社分三片開)。

　　第一個辯論的對象是過去的富農分子劉天壽。他母親站出來說：“聽說有人說我‘鬧糧’來，我家確是沒糧吃了，不信去我家去搜。”張步雨馬上揭發她說：“你是一貫抵抗統購統銷的，從1954年開始，年年抗交統購任務，年年‘鬧糧’。1954年一個黑夜，你家從地里拉回一大車玉米藏了起來，卻‘鬧缺糧’，1955年有了自由市場才出售。”接著，她的鄰居劉玉印揭發他說：“你不但藏了一車玉米還藏了幾十捆高粱，反而一天哭哭啼啼說你沒吃的。你白天對著人炒豆子吃，黑夜關住門吃好東西。”又有人揭發她：“去年你全家每人平均分糧四百五十多斤，春天就開始鬧供應，騙了國家供應糧七十五斤，結果你兒去工程隊時糶的是陳谷子”。原來主張隱瞞產量的管理委員劉廷富也站出來揭露了她。由于辯論的理由充足，證據確鑿，駁得劉天壽閉口無言。

　　第二個辯論的對象是老上中農劉相義。有人揭發他是思想缺糧戶。他老婆假裝餓得吃不上飯在街上哭了一天，騙領了國家的供應糧三十六斤，可是在院里曬了一席子谷。他兒到工程隊時糶的糧食是生了蟲的陳糧。劉相義辯解：“生蟲糧食是從工程隊領的”，又說是從姑娘家借的。大家都以事實和道理辯得劉相義無理反駁，只好承認自己錯了。

　　第三個辯論的對象是劉應瑞。他害怕別人揭發，首先站出來說：“我家是真缺糧。”賈秀英立即反駁道：“你就不是真缺糧，有一天我看見你磨小麥，問你道：你家不是說沒吃的了，領了國家的二十八斤供應糧，從哪里來的小麥?你說是沒秋糧了，不是沒小麥了。”劉應瑞還辯解說：“家中就有些小麥，沒秋糧。”團員郝素麗接著站起來說：“四伯伯，你家還有秋糧哩，供應后我還見你碾過一早上谷。”劉應瑞又辯解說：“我是吃了些供應糧，但沒有鬧過缺糧”。郝培興反駁道：“哪一天你不鬧，你從地里拔喂豬的苦菜，還向別人說是人吃哩!”劉應瑞被眾口駁得無話可說，接連向大家道歉說“今后再不胡鬧了”。

　　經過面對面的說理辯論，那些制造糧食緊張空氣的人一個個孤立起來了。

　　為什么貧農和下中農也鬧糧？

　　開過辯論會，“鬧糧”的真相大白了。但有些富裕中農說：“貧農和下中農也鬧過糧，為什么不批判?”而鬧過糧的貧農和下中農也感到理缺。這時黨支部和工作組又組織農民進行了一次座談，讓大家回顧為什么會跟著富裕中農鬧糧。大家檢討有兩個原因：第一，受了富裕中農的影響和威脅。如劉國棟說：“我在地里勞動積極，人家有些‘鬧糧’的人就破口大罵，你吃上什么了?”有人揭發富裕中農景應旭見一個社員吃干飯，就罵道：“你吃干飯不在家中吃，在街上吃，叫干部看見不是說你有糧?”有的說：“咱說是缺個零花錢，人家‘鬧糧’的人就指住眼窩說，你有糧食吃嗎?”有的檢查“在缺糧的空氣籠罩下，我們就是吃一斤供應糧也想當個缺糧戶”。第二，是由于過去吃糧過分浪費。大多數人都認為去年夏天分麥過多，以為秋天不知會分多少，以為入了高級社吃糧就沒個底。社干部閻生仁檢討說：“去年分了小麥后就是大張旗鼓地吃糧嘛，早上面片，中午干餅，就不吃稀的嘛。”他檢查去年兩個月之中，最少浪費半個月的糧，還檢討了經常把剩飯喂豬，用水泡玉米喂豬等浪費現象。大家都說：“像這樣吃糧有多少也不夠!”經過這樣的座談，大家一致認為“吃糧食可要節約”。“今后要根據從社里所分到的糧食有計劃地吃，不能大手大腳吃完再向公家要了”。

　　空氣完全變了

　　經過十余天緊張的說理辯論之后，鬧糧的歪風沒有了。為了鞏固大辯論的成果，社內召開了一次社員大會，進行了總結起來的教育。會上，讓挑起鬧糧風潮的社干部劉廷富、張子治等進行了檢討。對故意鬧糧，挑事生非，謾罵干部，破壞合作社的富農分子劉天壽作了取消社員資格，留社管制的處理。對于不滿意合作社，故意在糧食問題上制造緊張空氣，帶頭鬧糧的老上中農劉相義、李春生，讓他們把騙取的供應糧退出來。給在辯論中揭發出來的反攻富農劉東重新戴上富農帽子，開除出社。批評了幾個不在社內勞動生產，專搞商業投機活動又“鬧糧”的人。這樣，使社員進一步明確了是非界限。

　　經過這場大辯論，紅星社的空氣完全變了。有的社員說：“真是靈呀!開了幾次大會，村里‘擦’地就變了個樣。”大家對比了辯論前后的情況，感到有四個變化：第一，愁眉苦臉的“鬧糧”情況沒有了，再沒有人說三百八不夠吃了。那些過去說假話的人說真話了。第二，改變了吃糧大手大腳、浪費糧食的現象，出現了節約糧食的新風尚。節約有余糧成了光榮，浪費缺糧成了可恥。第三，社員的勞動積極性提高了。過去有些人說受不受社內也得給分一份糧，現在看到多勞動才能多吃糧，因此，過去有些調皮，不積極勞動的社員都主動要求分配農活。第四，管理委員會干部之間團結了。過去主張隱瞞產量欺騙國家的社干部承認了錯誤，認識了干部之間的不團結，完全是資本主義思想作怪。

　　1957年9月8日、9月9日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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