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方和后發展中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討論(見本欄前兩周的文章)，主要是想說明資本主義如何在政治權力和資本互動過程中成長和發展起來。為什么可以把毛澤東和當代中國資本主義的 興起聯系起來呢?資本主義的發展要克服重重阻礙，而這些阻礙并非資本本身所能克服，必須借助國家的力量。在中國，正是毛澤東和其領導的革命，幫助克服了資本所必然遇到的所有阻礙 ;盡管毛澤東這么做主觀上有其他目標，但客觀上為當代中國資本主義創造了物質、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條件。當代中國資本主義的興起，是毛澤東及其革命“未被預期的結果”(unexpected consequence)。

　　毛澤東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后，進行了三場內部革命，即物質革命、制度革命和思想革命。這三場革命的徹底性及其成功，為毛澤東之后的資本主義發展準備了所有條件，使得資本主義長驅直入中國社會，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

　　首先應當說明的是，宗教力量對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從來就沒有構成過阻力，無論是毛澤東時代還是改革開放以來。文化上，中國一直是一個世俗國家，有宗教力量(民間宗教和佛教等等) 的存在，但傳統上宗教力量就很弱。宗教力量從來就沒有和商業產生過矛盾。相反，宗教力量作為一種心理要素，反而有助于商業的發展。在西方，宗教改革論證了資本追求利潤不再是“罪 惡”，而宗教力量所提供的社會服務，例如慈善也輔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解決了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一些弊端。

　　在毛澤東時代，除了一些官方所認可的宗教活動，宗教沒有了任何空間。共產主義不僅不相信宗教，反而是要消滅它。毛澤東反宗教并不是為了發展經濟，而是為了建設其所相信的共產主義 社會。改革開放以后，宗教力量有所恢復。盡管新宗教力量(官方所不認可的宗教)的出現和發展，同中國政治產生了諸多矛盾，但宗教和資本主義式的發展并不矛盾。因為政治上的制約， 中國的現代宗教力量主要在社會服務和慈善部門，是輔助資本主義體系運作的。在西方不難觀察到慈善組織和資本主義的共生性質，在中國也不例外。再者，宗教也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 對成功者是一個鼓勵;對失敗者是一種安慰。

　　毛澤東的革命是社會革命

　　毛澤東的革命重構了中國社會的組織架構。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只是“改朝換代”的意思，即一個朝代更替另一個朝代，而整體結構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都不會有重大的變化。 毛澤東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導致了所有這些方面的巨大變化。這是一場社會革命，它首先消滅了傳統地方共同體。傳統地方共同體的基礎是家庭、家族、宗族。在毛澤東時代，這些基礎要 不被摧毀，要不變得不再重要。

　　沒有一場革命能夠像毛澤東的革命那樣，深入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在毛澤東之前，孫中山和蔣介石也進行革命，但那只是政治革命，不是社會革命。蔣介石在北伐勝利和建立南京政權之 后，就開始搞“新生活運動”(1930年代)。但“新生活運動”一點也不新，因為其主要目標是為了恢復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和價值。毛澤東時代，傳統地方共同體的被消滅，使得民間沒有任 何力量來抵御外來力量的侵入，包括國家力量和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后，傳統社會共同體有些恢復，但力量遠遠不足以抵抗資本主義的侵入。

　　毛澤東的革命在摧毀傳統地方共同體的同時，也對社會組織進行了重構。自近代以來，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和城市化的進程，中國也開始出現了在西方稱之為“市民社會”的社會力量，主要是 那些自發的組織。共產黨革命之后，這些自發的社會組織被控制，甚至被消滅。對那些沒有被消滅的社會組織，例如宗教組織，共產黨對它們進行功能性重組，通過國家力量把它們組織起來 ，成為國家政權的一部分，或者說使得它們高度依賴于國家組織，沒有任何自治性。更為重要的是，共產黨對社會進行功能性的組織，最典型的是共青團、工會、婦聯等社會組織。這些組織 與其說是社會組織，倒不如說是政府向社會的延伸。

　　毛澤東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更重要的方式是通過行政制度和經濟制度的重建。在中國傳統中，王權理論上專制，但實際運作過程中往往是統而不治，社會具有高度的自治權。毛澤東革命 徹底改變了這種情況。最典型的就是行政體制的延伸。中國數千年，基本上只有三級政府，即中央、省和縣。元朝之前，連省都是中央單位。即使到了國民黨時代，仍然是三級政府。但毛澤 東革命之后，三級政府演變成為五級政府(即中央、省、縣(市)、公社、生產大隊)。實際上還更多，因為還必須加上行署、生產小隊等政府組織。這種行政組織的擴張是前所未有的。共 產黨是組織的產物，也相信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可以說，毛澤東革命促成了國家政權第一次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

　　經濟制度的重建主要表現在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通過政府力量來重組經濟活動并不是毛澤東的發明，而是近代以來經濟生活的主題和大趨勢。從晚清政府主導的洋務運動(官督商辦)，到 國民黨民國時代的政府經濟政策，再到毛澤東的計劃經濟，主題是一樣的。但計劃經濟和前面所有的經濟體制所不同的，是其對市場的否定。計劃經濟是一種完全的政府經濟。沒有市場，經 濟活動都是由行政部門組織起來的，所有經濟資源，都是由行政部門來分配的。這就導致了經濟活動的部門化，因為所有經濟活動是由不同官僚部門來進行的。這是一種垂直的經濟活動，可 以稱之為“垂直的封建制度”，從中央到地方，一個經濟領域，一通到底，即中國所說的“條條經濟”。但因為行政系統分為五個等級，而這些行政部門都有負責經濟活動的功能，就形成了 中國所說的“塊塊經濟”。廣大的農村是中國傳統最主要的載體。農村所有的經濟活動也被組織化，即人民公社體制，包括生產隊、生產大隊和人民公社。

　　從物質條件來說，主要指的是工業化和基礎設施條件建設。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進行了第一波由國家動員的大規模的工業化運動。毛澤東否定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要是因為他不認為這 種方式有助于中國的工業化運動。他從蘇聯等國家的經驗看到，國家動員式的發展更快、更有效。其實，毛澤東的目標仍然是趕超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以國家替代市場、以政治動員替代西 方的資本動員、以內部殖民地主義替代西方的外部殖民地主義，是毛澤東工業化的主要特色。

　　工業化深入中國各地

　　考慮到要盡快實現現代化，考慮到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情勢，毛澤東的這些策略也不難理解。當時的市場并不發達，很難依靠市場的力量來發展經濟。國內民間資本軟弱無力，很難依靠 它們來進行現代化建設。對外殖民地更不可能，因為中國革命本身是反殖民地主義的(即毛澤東所說的“半殖民”)，殖民地主義沒有任何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這樣，通過國家的力量，用 政治動員替代資本、用犧牲農民利益等形式的內部殖民地替代外部殖民地，成為毛澤東式工業化的有效手段。

　　不僅如此，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深入全國各地。無論是發達西方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工業都集中在幾個領域和幾個地區。盡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工業也相當集中在沿海和東北等 地區，但與其他國家相比較，中國的工業分布是相當擴散的。這尤其體現在“三線建設”上。“三線建設”主要是因為國防的因素，但在客觀上促成了工業、也因此是交通等基礎設施延伸到 內地。

　　國家動員方式也發生在農村。農村的土地改革、集體化和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等，都體現了國家的動員能力。在任何社會，農村的地主階層總是近現代資本主義的強大阻力。中國通過土改消 滅了地主階層，使得日后資本主義在農村面臨毫無阻力的局面。盡管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但“集體”是虛無的，土地實際上掌握在農村權力者的手上。當這些權力者本身接受資本的時 候，農民個體沒有任何力量抵制資本的侵入。

　　毛澤東在意識形態上的作為，也在日后產生了剛好相反的結果。意識形態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了頂峰。毛澤東的意識形態非常復雜，最主要的是“階級斗爭”的引入。在歐洲，階級斗 爭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產物。馬克思所提出的階級是經濟意義上的。中國傳統社會并沒有階級的概念。但在階級概念引入之后，傳統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徹底摧 毀。在文革期間，甚至連父子、母女、兄弟姐妹關系都被破壞。到文革結束，官方所持的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很難對人發生作用，沒有人相信官方意識形態，中國面臨意識形態領域的真空 。于是，改革開放一開始，隨著資本的引入，人們很快就轉向了另一個極端，那就是貨幣。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把所有社會關系貨幣化，這一點在當代中國得到了充 分的證實。

　　毛澤東通過重構中國的文化和教育建制，對中國人力資源的動員，與傳統的文化和教育建制培養精英的目標相反。他所建構的文化和教育建制基本上是反精英的，今天被稱為“反智主義”。 另一方面，毛澤東首次在中國確立了大眾教育制度，把數千年的精英教育轉變成為平民教育。在其統治時期，幾乎每一個村都有一所小學。毛澤東對婦女也徹底解放。在毛澤東時期，幾乎每 一個婦女都是勞動者。中國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是世界上少數最高的幾個國家之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到毛澤東去世，除了已經不能發揮作用的官方思想意識形態之外，中國已經為資本主義做好了所有一切準備。經過毛澤東三十年的“繼續革命”，沒有一個中國人仍然是自然人，人人都是改 造過的新人;沒有一個體制是傳統的，所有制度都是用政治力量重新構建。在毛澤東時代，只有依靠政治力量才實現了沒有市場、沒有貨幣化的局面。一旦當政治意識形態被去除，資本面臨 的便是一馬平川，這里沒有宗教、沒有傳統政治共同體、沒有現代市民社會等任何有礙于資本的東西，資本便毫無阻力地深入到了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深入到每一個個體的心靈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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