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網站： 2014-05-21

　　來源：《毛澤東與新中國研究文集（上）》2010年7月版）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長期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全國政協主席、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等領導職務，在運籌大政、操勞國事、日理萬機的同時，每年都抽出大量時間，到一些省、市、自治區調研、視察、指導工作。可以說，他在首都北京以外地方的視察調研工作，與人民共和國的發展歷程同步，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艱辛探索攸關。

　　據湖南等地方黨史部門的調查，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從北京出發到京外各省、市、自治區視察指導工作完畢再回到北京，共計58次完整的過程。從某一個具體省份來說，視察湖南50次，視察浙江50多次，視察上海、江蘇、湖北40多次，視察天津、河北、河南、江西、廣東、安徽、山東也有一二十次，還視察過廣西、四川、遼寧、吉林、黑龍江等省、市、自治區。

　　據鐵道部檔案資料記載，從1949年3月25日乘火車“進京趕考”，到1975年4月15日最后一次從南方回到北京，26年里，毛澤東乘坐新中國鐵路專列共計72次，在專列上工作和生活2148天，累計6年10個月零21天時間，總行程344.79萬公里。

　　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偉大領導者和探索者，又是精通領導科學的巨匠，擅長領導藝術的大師。他的領導、工作、調研、決策，重點在地方，落腳在基層，依靠在實際，重心在人民。數十次視察各省、市、自治區工作，充分體現了他的這種執政品格和領袖風采，具體印證了他對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堅持不懈的探索和創新。也正是中共十七大所強調的“三堅持”——堅持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持群眾路線——的形象寫照和生動體現。

　　十七大報告闡述說：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毛澤東的調研考察活動，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其多方面的理論建樹和實踐創造，恰恰形象地證明了十七大報告的精辟論斷。本文試以時為序，略加梳理。

　　一、對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探索

　　1953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制定的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實行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造同時并舉，成為團結和動員全國人民共同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而奮斗的新的綱領。毛澤東在視察工作中對此作了廣泛的探索。

　　1.“當前總的任務是向社會主義過渡”

　　1953年春，毛澤東到長江中下游各省市視察，探詢治理長江問題，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毛澤東說：“發展生產，改善群眾生活是我們的頭等大事!地、縣黨委的主要任務就是抓農業。”他強調“在當前，總的任務是向社會主義過渡。我們正處在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什么叫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的步驟是走向社會主義。”“類似過橋，走一步算是過渡一年，兩步兩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毛澤東說：“我們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點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緒。”“過渡要有辦法。像從漢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樣。國家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現在起大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這是和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同時進行的。”

　　2.“對資改造，吃了蘋果再吃葡萄”

　　1955年11月，中央開始考慮加快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兩次約見工商界代表人物談話，勉勵民族資產階級要認清社會的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走社會主義道路。然后去杭州，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途經無錫，毛澤東與無錫市委書記、市長談話，聽取無錫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情況匯報。詳細詢問無錫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歷史和現狀、民族資本家代表人物的情況及其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態度。無錫的榮毅仁是在全國有影響的民族資本家，主動提出公私合營申請，為無錫的私營企業起了示范作用。許多私營工廠已建立了黨、團、工會組織，成立了增產節約委員會，廣大職工都盼望早日實行公私合營。無錫市的私營繅絲廠絕大部分是小廠，職工在500人以上的僅有2家，而且廠房簡陋、設備落后、勞動生產率低下、資金不足且周轉不靈，長期處于困難境地。毛澤東仔細聽了繅絲業這種“先私私合并，后公私合營”的改造方案，很感興趣，當即用形象的比喻表示贊許：好嘛!前個時期我們先吃了蘋果，現在再吃葡萄嘛!這就是在“對資改造”中家喻戶曉的“吃蘋果”和“吃葡萄”這一生動提法的由來。

　　3.“多種經營加精耕細作來解決農村多余勞動力出路”

　　1955年12月，毛澤東視察湖南，注意力轉到如何加強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營管理、發展生產、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等問題上。毛澤東說：“農民組織起來后，合作社辦得好不好，根本一條看是否增產。要抓經營管理，管理好才能增產，增產了才能鞏固。評工記分時，要發揚民主，貫徹同工同酬，按勞分配的原則，不能歧視婦女勞動”。毛澤東問道：“怎么解決富余勞動力的出路呢!”湖南同志答：“精耕細作。”毛澤東贊揚說：多種經營加精耕細作來解決農村多余勞動力出路，是個好辦法。聽取省地市縣同志的簡要匯報后，轉入商討農業發展綱要十七條。毛澤東問：“湖南再過12年能不能達到畝產800斤?”周惠答復說：沒有特大災害，按現在發展速度能達到。胡繼宗說：深耕細作，改良品種，擴種雙季稻，多種綠肥，防止病蟲害，小蔸密植，晚稻躲過寒露風，修好水利，是可以達到的，也許不要12年就可以達到。毛澤東聽了喜笑顏開，說：糧食指標就這樣定了，到那時，我國的糧食就不緊張了，工業化也有了基礎。

　　二、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初步建立，但是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后，如何建設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全新課題。毛澤東說：我們從蘇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獨立思考，從各個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是中國共產黨探索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的開始。

　　1.“工農業并舉，適當地多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1956年2月中旬至4月下旬，毛澤東分別聽取了34個部門關于工業生產和經濟工作的匯報，著重研究幾個帶全局性的問題，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初步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借鑒蘇聯經驗，提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為開辟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避免犯蘇聯、東歐國家同樣的錯誤起了決定性作用，標志著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和建設道路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隨后，毛澤東離開北京南下廣州，擴大調查，聽取一些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匯報，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和規律繼續開展調查研究。5月下旬，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偕同于明濤、徐羽、尚子錦、楊第甫組成匯報組赴廣州。主要向毛澤東匯報了1956年-1967年湖南農業發展規劃、湖南工業、手工業以及當時突出需要請示的問題。談到工業時，毛澤東說：這么大的中國，就只有一個鞍鋼!各省是不是也可以辦鋼廠?一個省要有幾個大廠做骨干，把小廠帶動起來。湖南是否辦一個年產20萬噸的鋼鐵廠?你們去研究。當聽到醴陵瓷廠是由許多家庭手工業個體戶聯合起來的，原料、加工都有不少矛盾時，毛澤東插話道：在我國，農業是大洋，手工業是大海，必須慎重處理。我們不能超越這個現狀。又說：一萬年都有手工業，譬如用牙齒吃飯，你總得用牙刷，生產牙刷的手工業就存在。國營、私營、集體、個體，個體與個體都會有矛盾。矛盾是客觀存在，怎樣解決，靠大家去摸索。聽取農業匯報時，毛澤東說，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究竟走什么道路，值得探索。蘇聯是先工業化，后合作化，我們是先合作化，后機械化。合作化后如何處理工業農業的關系，還沒解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無疑的。但是建設工業需要資金，需要原料，需要市場;還有城鎮居民、工人要吃飯。這要靠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才能解決。我們要適當調整重工業、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比例，工農業并舉，適當地多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湖南是農業發展較快的省份。醴陵縣種植雙季稻的經驗在長江以南各省正在推廣。“湖廣熟，天下足”，湖南農業的好壞，對全國有很大影響。你們要宣傳好《農業發展規劃綱要四十條》，把農業搞上去。

　　2.“切實去摸，形成一條中國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

　　1958年3月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在聽取各地負責同志發言時插話說;“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的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戰三年，也可能形成。過去的八年，顧不上也抽不出手抓建設。現在才有可能抽出時間來研究建設，開始摸工業。現在建設路線還沒有完全形成。科學、文教、商業還沒有摸。我們一定苦戰三年，切實去摸，形成一條完整的、我們中國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他要求在努力發展集體經濟的同時，注意增加農民的收入，并對當時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說：“‘二五’計劃期間，平原地區合作社的規模大一些為好，可以辦小學，辦工廠。”“苦戰三年，不要減少自留地和個人的養豬。三年內增加合作社積累，分得少了，應該使農民發展一些副業，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減少，又不要多養豬，兩頭堵死不好。”毛澤東說，要同帝國主義爭時間，爭速度。要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一個又有現代工業、又有現代農業、又有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真正的醒獅派。但發起威來，不搞大國主義。

　　3.“各省都要按照自己的特點，搞好經濟建設”

　　1952年，毛澤東視察江蘇，在和譚震林共進早餐時，開玩笑說：“你是孫傳芳，五省聯軍總司令。”飯后，聽取譚震林的匯報，毛澤東對譚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本身就是一個聯合國，各省都要按照自己的特點，搞好經濟建設。”又說：“滬、寧、杭三角洲，經濟、文化、科學、教育都比較發達，要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基地和農業商品基地。”毛澤東強調，抓生產要深入、細致、踏實，反對浮而不深、粗而不細、華而不實。毛澤東一直要求各地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不能千篇一律、隨波逐流。1969年11月視察湖南，聽取黎原、華國鋒關于湖南形勢、農業生產、解放干部工作情況的匯報，表揚湖南省農業學大寨，南有新田，北有安鄉，路子走對了，各地搞自己的大寨。毛澤東強調說：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參觀，人去多了成災，你們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

　　4.“縣以上各級黨委要抓社會主義建設工作”

　　1958年1月5日視察長沙。剛下飛機毛澤東就向迎接他的湖南省委書記們介紹了在杭州起草的17個問題，聽取意見。毛澤東提出：縣以上各級黨委要抓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包括工業、手工業、農業、農村副業、林業、漁業、畜牧業、交通運輸業、商業、財政金融、勞動工資和人口、科學、文教、衛生14項。其中工業又可細分14項：產量指標、產品質量、新產品試制、新技術、先進定額、節約原材料和尋找代用品、勞動組織、勞動保護和工資福利、成本、生產準備和流動資金、企業的分工和協作、供產銷平衡、地質勘探、資源綜合利用、設計和施工。這是以后形成工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雛型。農業方面，他從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里抽出14個要點，要求各省地縣委抓住不放。工作方法上，毛澤東提出要掌握時機;計劃要有兩本帳，要推廣試驗田，抓兩頭帶中間，相互參觀學習，開展評比活動，加強檢查督促，加強調查研究;領導干部一年要有4個月在下面調查研究，接觸工人農民，增加感性知識。領導原則是：“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負責。”他要求各級干部努力學習科學技術，做到紅與專、政治與經濟、政治與技術、政治與業務的統一。要求重視知識分子，各部、省、地、縣都要培養專家“秀才”，沒有知識分子不行，無產階級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

　　5.“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者必須結合”

　　1962年7月，毛澤東在北戴河作出指示——工業要支援農業。鞏固集體經濟有兩方面：一是政策，二是支援農業。從長遠來說是農業的技術改造，總的是如何搞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毛澤東批評前一段科學的研究沒有抓農業，科學院黨組書記說科學院是搞尖端的，毛澤東提出要抓農業技術改造。他指示計委搞兩個文件：一個農業機械化要搞個文件，一個支援農業的報告。計委、經委、工交各部要加強支援農業。周恩來問：“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的順序，要改成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還是怎么寫都可以?”毛澤東說：“按社會科學來講，首先是生產斗爭。科學實驗是講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不好搞。”關于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科學實驗三者關系的問題，毛澤東曾作分析說：“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者必須結合。只搞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不抓階級斗爭，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奮，還是搞不好生產斗爭、科學實驗的。只搞生產斗爭，不搞科學實驗，行嗎?只搞階級斗爭，不搞生產斗爭、科學實驗，說擁護總路線，結果是假的。我說石油部作出了偉大的成績，既振奮起了人們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萬噸石油，還有一百萬噸的煉油廠，質量是很高的，是國際水平。”

　　6.“重視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

　　1953年視察長江流域時，毛澤東在同林一山交談時，曾詢問：你看，美國就總的條件和我國相比，怎么樣?林一山認為我國和美國的條件都不錯，各有所長，而我國可能稍為優于美國。毛澤東追問一句為什么?林一山作了互有所長的比較后，著重說明了我國所跨的緯度適合人民居住條件的比美國寬廣，亞熱帶面積也比美國大。我國的可耕地面積不如美國多，這是由于山多，而山多則礦藏豐富，地下資源得天獨厚。毛澤東詢問這些情況，說明這是他經常思考的問題之一。他考慮到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遠比歐洲各國要快，除了美國的資源外，遠隔大洋，沒有遭受大戰的摧殘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美國發展快的其他原因，毛澤東也在經常考慮，他不僅向林一山了解，而且也向別的同志調查。他所考慮的問題，也包括今天所說的體制問題在內的許多問題。毛澤東了解過美國之所以發展較快，不同于西歐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其原因之一是西歐在經濟體制上有許多條條框框，限制了有識之士和某些資本家的發展，而美國州議會都有獨立的立法權，給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更多的條件。毛澤東重視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是因為通過對比，可以得到啟發。他當時已在考慮體制問題，考慮怎樣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7.“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

　　1958年11月，毛澤東在鄭州召集九省第一書記，包括河南的吳芝圃、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陜西的張德生、甘肅的張仲良、河北的林鐵、山西的陶魯笳、安徽的曾希圣、山東的舒同，還有陳伯達等人，研究人民公社問題。毛澤東：“必須使每個公社，并且使每個生產隊，除了生產糧食以外，都要生產商品作物。西安會議沒有提倡這個事，他們一心一意要取消商業。”“每一個人民公社除生產糧食以外，必須大量生產經濟作物，能夠賺錢的，能夠交換的，有農業品，有工業品，總之是生產商品”。毛澤東批評說：有的同志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斯大林說不能剝奪農民。我國人民公社，不但種子，還有肥料、產品，所有權在農民。國家不給它東西，不進行等價交換，它的產品也不會給你。這一段時期內，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建國初期，我們利用商品生產團結了幾億農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有了人民公社，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1959年6月26日，毛澤東在故鄉韶山的招待所招待鄉親們，又和王任重等三人談了很久，說要讀馬列主義，還要讀點歷史，讀些古詩詞。談經濟工作時，他強調計劃工作必須搞綜合平衡。經濟建設必須鼓足干勁，又要實事求是，管理國家和管理家庭一樣，要精打細算。

　　三、對執政黨領導社會主義規律的探索

　　黨的八大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強調指出：“我們的一切任務能否勝利地完成，歸根結底，是決定于黨的領導是否正確。也就是說，決定于黨的領導能否實事求是，能否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結合起來。”為此，毛澤東在視察工作中也進行了不懈的探索。

　　1.“我們能夠領導，就是以政治去領導，以國家計劃去領導”

　　1957年3月，毛澤東視察天津，在天津干部會議的報告中強調說：現在有些人說，共產黨搞科學不行，大學里頭教書不行，醫院里頭當醫生不行，工廠里頭當工程師、當技術人員不行。毛澤東作了一分為二的分析：就具體的業務、具體的技術來說，我們是不能領導;就整個科學的前進這方面，我們能夠領導，就是以政治去領導，以國家計劃去領導。我們只有一個出路，就是向他們學習。有10年到15年，就可以學到。不僅在政治上領導他們，而且在業務上。在技術上也領導他們。黨的八大上說了。我們全黨要來搞建設，要學科學，要學會在大學里頭當教授，在科學研究機關里頭做實驗、研究科學。要學會當工程師，當技術人員，當醫生。要率領整個社會跟自然界作斗爭，要把中國的面貌加以改變。為此，毛澤東強調說：我們應該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曾經有個同志跟我講：“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慣。老子就是一沖。”我說你一沖呀，不能解決問題，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種錯誤的意見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開座談會評論，會不會把我們的天下搞亂，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說完全不會。馬克思主義是同它的敵對力量作斗爭中創造出來的，發展起來的，現在還要發展。馬克思主義要跟非馬克思主義作斗爭才能發展起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所以需要，就是這個道理。隨后，3月20日，毛澤東又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二省黨員干部會上講話。他說：階級斗爭改變上層建筑和社會經濟制度，這僅僅是為建設、為發展生產、為由農業國到工業國開辟道路，為人民生活的提高開辟道路。所以，現在是處在這么一個變革的時期：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作斗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我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頭的社會主義革命到技術革命，到文化革命。我們國家要建設，就要有技術，就要懂得科學，這是一個很大的革命。沒有這樣一個革命，單是政治改變了，社會制度改變了，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窮國，還是一個農業國，還是一個手工業、手工技術的國家。為了這個，我們就要進行一個文化革命。讓我們跟全國人民一道，跟國家一道，跟青年們一道，干他個幾十年。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

　　2.“我們應當學會管理城市和改造城市”

　　1950年初，毛澤東出訪蘇聯歸國，聽取松江省委書記張策、哈爾濱市長饒斌匯報工作，然后同周恩來一道到哈爾濱車輛廠視察。毛澤東對饒斌說：“我們應當學會管理城市和改造城市啊!”毛澤東勉勵工廠領導：“哈爾濱市是全國解放最早的城市，這個廠又是全市最大的廠子，所以應給全國做出好樣子。”“越是大工廠，越要管理好，發揮好作用。”毛澤東繼續說，“還要保持自我批評的作風”，“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必須吃苦在前，只有把人民的事情辦好了，我們共產黨人才可以考慮辦一辦自己個人的事。如果我們的黨員隊伍中出現了先為自己辦事的人，那就要毫不客氣地把他開除出革命隊伍去!”毛澤東為省委題詞：“學習”、“奮斗”、“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毛澤東、周恩來看望了在沈陽的蘇聯專家，聽取了他們對經濟建設的意見和建議。毛澤東對他們說：“現在，我們頭上的問題已經解決了，而腳下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意思是說：已經推翻了壓在我們頭上的三座大山，現在是要建設好祖國，造福于人民。

　　3.“國家積累外，合作社積累，家庭積累，均很重要，特別要藏糧于民”

　　1957年9月8日，毛澤東視察湖南，在蓉園聽取省委、湘潭、常德地委的匯報。湖南省委常務書記周惠說：現在湖南農村普遍建立了高級社，基本實現了農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今后主要是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開展農業技術改造，改善經營管理，發展農村生產力。毛澤東對此很贊賞，認為農業合作化為大力發展生產力創造了條件。談到積累與消費時，毛澤東強調：積累與消費，是生產與分配中的基本問題，一定要處理好。國家積累外，合作社積累，家庭積累，均很重要。特別要藏糧于民。糧食儲存豐歉不同，豐年多儲點，歉年少藏些。糧食問題是這幾年鬧得最兇的問題——征購過頭了。湖南也有這個情況，韶山、湘鄉、衡山的農民給我反映過。俗話說，手中有糧，做事不慌。但征購過頭，農民吃不飽，總是不好吧!征購多了，還得返銷。當然，我們應向農民宣傳，搞社會主義建設，一定要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節省過日子。俗話說：蔬菜半年糧，多種蔬菜，也可節省些糧食。

　　4.“從中央到省地縣各級干部都要注意搞調查研究工作”

　　1961年，是毛澤東提倡的調查研究年、實事求是年，1月份開完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九中全會，他親自組派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三個調查組，分別到湖南、廣東、浙江農村調查，強調從中央到省地縣各級干部都要注意搞調查研究工作。1961年3月，毛澤東的舊作《調查工作》(后改為《反對本本主義》)“失而復得”，使他很興奮，向黨員領導干部推薦這篇文章，目的是為了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毛澤東親自組派和指導的三個調查組，提供了許多具體的、生動的、有重要價值的第一手材料，成為黨中央整頓干部作風、調整農村政策的重要依據。在3月13日的廣州“三南”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省委第一書記要親自作調查研究工作，我也是第一書記，我只抓第一書記。只要省、地、縣、社四級黨委的第一書記都作調查研究，事情就好辦了;最近幾年吃的情況不明的虧很大，付出的代價很大。大家做官了，不作調查研究了;我也是浮在上面看報告，現在我要搞幾個調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我現在搞了幾個基地，派了幾個組住在幾個地方;我們了解情況主要不能靠報表，也不能靠逐級的報告，要親自了解基層情況。3月廣州工作會議結束后，各級黨委領導人紛紛走出機關，深入基層，進行比較扎實的典型調查。5月14日，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調查報告，毛澤東寫了一條批語：“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大批領導同志親自出馬，深入基層，蹲下來，進行典型調查，不僅成為當時全黨轉變工作作風、重新掌握工作主動權的思想先導，而且也直接結出了一系列工作成果。

　　5.“制度不合理，不違反是錯誤的，錯誤的東西要頂住”

　　1964年9月，毛澤東視察湖南，在長沙與省委書記張平化、華國鋒、李瑞山座談，強調說：六十條下去以后，群眾討論反映說，這樣大的事情還和我們商量，過去作田的事情農民不能管，沒有作田的人管作田;下去蹲點很要緊，是轉變作風的關鍵;不管哪一行業，都要摸清情況，才能有正確的政策;此次中央工作會議開了五天，各中央局同志要求談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問題。過去放得太多，什么也下放，現在中央又管得太死;有一個部長，一萬元的修補費都不能批;有的舊廠，投資一萬元、十幾萬元就可以設備更新，不給;而要搞一個中等的新廠，要花幾百萬元，就可以;制度不合理，不違反是錯誤的，錯誤的東西要頂住。湖南省負責人談到湘潭易俗河輪渡，汽油機著火燒死了人，要換柴油機，因為屬于基本建設，上面不批準，致使輪渡停了好久，群眾只好坐木劃子過渡，后來只有自行換了柴油機，毛澤東贊成說：換柴油機，是正確的，不是違法;制度有正確的，有錯誤的，雙十條還在改嘛!

　　6.“要繼承和發揚井岡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風”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視察湖南、江西工作，沿途同兩省負責人回顧井岡山斗爭歷史，強調要繼承發揚黨領導創造的井岡山斗爭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當時，江西省委工作人員感到蘇共中央領導層發生的事件離中國很遠。毛澤東則說，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毛澤東說，我們要摸索出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要繼承和發揚井岡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風。毛澤東問井岡山精神是什么。江西省委的工作人員回答說是艱苦奮斗。毛澤東笑了，叫大家再想想，說艱苦奮斗只是一個方向，只是一點，還差兩點，要從制度方向想。汪東興加了一條支部建在連上。毛澤東點點頭，繼續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毛澤東將井岡山士兵委員會的作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重提《井岡山的斗爭》中他寫過的話：“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說全國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井岡山精神不僅僅是艱苦奮斗，士兵委員會和支部建在連上意義一樣深遠。它們都是井岡山革命精神。井岡山革命精神不要丟了。

　　新中國建立以后，毛澤東數十次離開首都北京，到全國各地視察指導工作，重點是開展調查研究，了解基層情況，以資正確決策。他最關心的是抓緊工農業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改進干部作風，密切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聯系。他以身作則，平易近人，深入實際，艱苦樸素，為全黨樹立了榜樣，對現在各級黨委和領導干部做到黨中央提出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的要求，仍然具有很大的歷史借鑒價值和現實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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