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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和平演變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一個嚴峻的歷史性任務。和平演變戰略是國際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干涉、軍事包圍和政治孤立遭到失敗之后，采取以軍事實力為后盾，以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為主要手段，企圖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從內部演變，從而達到顛覆社會主義主義制度的目的。當20世紀50年代杜勒斯(時任美國國務卿)提出這一戰略構想后，引起毛澤東高度警覺，引發了他對防止和平演變的一系列戰略思考并采取相應的措施。鄧小平作為毛澤東領導時期一位重要的核心成員，往往是在一線落實毛澤東的相關思想，有豐富的斗爭經驗。在新的歷史時期，他依據國際風云變幻和改革開放新的歷史特點，堅持和發展毛澤東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為在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保持我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在這方面的思想是值得我們堅持和弘揚的。

　　要高度警惕“沒有硝煙的世界戰爭”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先后進行了全面的社會主義體制改革。這本來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但在西方敵對勢力的眼中，卻把它看作是他們實施和平演變戰略，葬送社會主義的大好時期。尼克松在80年代就曾斷言：“隨著一代人接替另一代人，我們將開始看到東方集團內部出現和平演變的過程，正如匈牙利和中國已經在很小的程度上出現和平演變那樣”。后來他拋出針對中國的“跨越長城論”，就是鼓吹通過“接觸”來促使和平演變的實現。里根上臺后的1982年6月，在倫敦英國議會發表了一篇代表美國對外政策總目標的講話，他提出，在當前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斗爭中，“最終的決定因素不是核彈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較量”。他叫嚷：“民主自由事業在向前挺進途中將把馬克思主義拋進歷史垃圾堆”。隨后，美國國務院召開會議討論關于“共產黨國家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辦法”，會議肯定了前些年采取的通過國際廣播進行滲透等三項辦法，又確定了“支持獨立的政治組織，援助發展民主和獨立的政治哲學，促使人們直接和普遍地接觸到西方的報刊雜志等”三個新辦法，并制定了一個“由政府和私人贊助的計劃”。這次會議特別強調“共產黨國家民主化的一個主要因素，應該是其內部勢力”。主張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尋找“新工具、新力量”，尋找新的代理人。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是幾十年一貫制。80年代以來，特別是蘇東劇變之后，更是加緊了他們的攻勢，叫嚷要“打一場沒有硝煙的世界戰爭”，完全融化掉社會主義。從這時起，他們強化了推行和平演變的策略手段：第一，更加強調以軍事威脅特別是核威攝為后盾的攻心戰。近20年來，歷屆美國政要人物都強調：“實現和平演變的前提是軍事威脅”(尼公松);“威攝是我們防務的核心”(老布什);克林頓則積極推行“接觸加遏制”的和平演變戰略。但他們同時又認為“意識形態的號召力將起決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搞攻心戰”，要將70%的力氣用于攻心戰。他們所謂的攻心戰，主要是開展思想理論攻勢，進行思想文化滲透。而這種思想文化滲透的目標，主要是集中在妄圖摧毀共產主義思想理論體系上，瓦解人們對它的信仰。第二，在強調攻心戰的同時，他們還力圖利用經濟優勢來達到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效果。西方敵對勢力憑借經濟和科技的優勢，交替使用經濟援助和經濟制裁的手段，對社會主義國家軟硬兼施，妄圖改變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方向。尼克松在其《真正的和平》一書中明確提出：“我們必須把各工業化民主國家的經濟力量聯合起來，以便我們能夠從東方集團取得政治上的讓步，作為我們提供經濟合作的交換條件”。他認為，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把愿意實行真正改革和不愿實行真正改革的人區分開來”。這真是司馬昭之心昭然若揭!他們就是要利用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以便把它引向西化的方向。第三，極力助成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使之成為實現其和平演變戰略的內應力量。第四，和平演變的步驟、目標和時間表更加明確，特別是蘇東劇變后，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大國，更是成為西方敵對勢力進行和平演變的一個主要目標。上述表明，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是他們既定的方針，是不會改變的，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嚴峻的外部環境。

　　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以無產階級戰略家的清醒認識，對我國面臨的國際形勢進行了科學的分析。他強調指出：“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1]鄧小平十分強調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的重要性，他說：“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在新形勢下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冷戰的特點，就是推行以武力為后盾的世界性的和平演變攻勢。鄧小平對此指出：“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和平演變”。[2]他多次要求全黨要高度重視這個事關社會主義歷史命運的問題，要始終保持應有的警惕性。正是基于這種清醒的認識，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始終堅持和發展毛澤東關于防止與反對和平演變的思想，并在不斷總結新的斗爭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重要觀點，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挫敗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陰謀作出了重要貢獻。

　　要增強抵御和平演變的能力

　　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斗爭，實質上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一場競爭與較量。社會主義要最終戰勝資本主義，要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使社會生產力獲得極大發展，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顯示出資本主義制度無法比擬的優越性。鄧小平深刻理解不斷增強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國際社會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經濟實力和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競爭與較量，他說：“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講艱苦奮斗，都很必要，但只靠這些也還是不夠。最根本的因素，還是經濟增長速度，而且要體現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來。人民看到穩定帶來的實在的好處，看到現行制度、政策的好處，這樣才能真正穩定下來。不論國際大氣候怎樣變化，只要我們爭得了這一條，就穩如泰山”。[3]他還說：“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只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4]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由于歷史的原因造成了東西方的巨大差距，也由于社會主義制度還處在幼年階段，還不成熟和完善，這就使得那些只從表面現象看問題的人，容易產生“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誤解，容易接受“西化”的影響。在80年代初期，鄧小平曾作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持續進行70年的判斷，這個時間表不是隨便說出來的，而是有深刻的科學內涵。這就是說，只有到了21世紀中葉，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樣才能消除產生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國際影響和社會基礎，也才能使廣大群眾通過國家的發展和自己切身受益中認識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是鄧小平一再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深刻原因。所以他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我國經濟能不能加快發展，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他指出：“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5]基于此，他提出“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的設想。這就是說，要正確估量國際環境對于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爭取隔幾年上一個新臺階。中國要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有效地抵御和平演變的圖謀，關鍵是要爭取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

　　由上可見，鄧小平把經濟建設作為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提了出來，決不是偶然的。應當看到，能否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歸根到底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的不斷進步。只有使廣大人民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確實促使社會生產力以資本主義難以具有的速度向前發展，能夠為人們的生存和發展創造更加優越的條件，社會主義才具有更大的說服力和吸引力，從而使人們破滅對資本主義的幻想。同樣，也只有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使人們日益增和的物質文化需要逐步得到滿足，使綜合國力和國防實力不斷增強，國泰民安，社會穩定，這樣國際國內敵對勢力就無隙可乘;也只有這樣，才能逐步削弱西方敵對勢力的經濟技術優勢，從根本上扭轉我們在物質技術上處于劣勢的被動局面，從而為戰勝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圖謀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所以，從反對和平演變的戰略高度出發，必須維護和保證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否則，我們將犯歷史性的錯誤。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實質是要在國內推行西方和平演變的戰略

　　在鄧小平看來，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縮小，夸大和縮小都是錯誤的。他指出：“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并且這種現象在長時期內不可能完全消滅”。當然，這種階級斗爭，“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或者說是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6]所謂特殊，就是說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消滅之后，階級斗爭已不再是主要矛盾，但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又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激化。鄧小平強調要充分認識這種階級斗爭的長期性，要作好長期斗爭的準備。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內的階級斗爭以及反對和平演變斗爭的長期性，是由世界上兩種根本對立的社會制度和思想體系長期并存和較量決定的。世界上只要還有帝國主義存在，這種斗爭就不會止熄。“因此，在階級斗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7]

　　正是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條件及其所處的國際環境，決定了階級斗爭的集中表現, 是四項基本原則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對立。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8]“自由化是一種什么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9] 正是由于這一性質決定了這種對立和斗爭具有極大的尖銳性。這正如鄧小平所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10]

　　回顧我們黨和人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的歷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并不是人為地制造出來的，而是實實在在的客觀存在。對這種客觀存在，只有如實地承認它、認識它，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做到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所要求的：“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避免重蹈“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的那種局面。在我們黨內，一些同志所以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上出現偏差，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存在的必然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期性缺乏認識，因而在思想上缺乏必要的警覺甚至失去警惕。特別是黨的高層領導人如果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失去警惕，甚至站到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上，那就會造成嚴重的后果。前任兩個總書記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足以說明這一點。所以，充分認識資產階級自由化存在的必然性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期性，對于我們始終如一地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資產階級自由化存在的必然性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期性是由當代歷史條件決定的。我們一方面要看到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總的趨向是走向緩和，特別是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使世界各國、各地區更緊密地聯系起來，我們必須抓住并積極利用這一有利機遇發展自己。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它們妄圖在世界上消滅社會主義實現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的既定方針是不會改變的，尤其是在蘇東劇變后，更是把“和平演變”的矛頭指向中國。盡管中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節節勝利使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戰略受到挫折，但他們絕不會善罷甘休。這是由帝國主義本性所決定的，也是客觀存在的國際范圍內階級斗爭的必然反映。今后，他們一定會利用各種機會采取公開或隱蔽的多種手法對中國進行政治、經濟滲透，繼續明里暗里地扶植和支持那些搞自由化的和國內各種反動勢力，幻想他們能夠住手，是不切實際的而且極其有害的。正如鄧小平在總結89風波教訓時所指出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11]這里所說的國際大氣候，就是指西方敵對勢力推行和平演變的戰略，是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動亂以至演變的外因。如前所述，在現今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居于中心地位的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美國依仗其經濟實力和科技優勢，極力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謀取和維護其經濟霸主的地位，并妄圖把它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乃至文化推向全球，謀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全面霸權，并按照自己的戰略需要構建以它為領導、為主宰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緊利用我們的對外開放進行滲透，積極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是必然的。在此種情況下，國內有人兜售西方的“普世價值”、“憲政民主”那一套，鼓吹“全盤西化”，妄圖在“改革”的旗號下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改革”成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也就毫不奇怪了。

　　從國內情況看，由于對國情的深刻認識和改革的深入發展，我們已建立并逐步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的，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應當長期堅持。但是，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也帶來一些新的情況。我們既要看到非公有制經濟對促進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一面，又要看到情況復雜的一面。非公有制經濟中除了勞動者的個體所有制外，其主體部分是私營經濟，私營經濟按其本性來說是不可能自覺地傾向于社會主義的。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必然要產生多種意識形態，這也包括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這種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今天已演變成為諸如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普是價值、憲政民主等等錯誤思潮。

　　我們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度里建設社會主義的，在黨的領導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雖已顯示出來并得到了證明，但它畢竟還是一種需要不斷完善的新生制度。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有近半個世紀的歷史，我們的經濟、政治等體制仍有需要通過改革加以克服、消除的弊端和需要解決的一系列復雜的問題，如怎樣保證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系，怎樣充分發揮黨內民主、社會民主，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怎樣協調處理社會關系特別是各方面的利益關系，保障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等等。所以，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必須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的艱苦奮斗，才能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正因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發揮也是一個長期過程，因而，在這個過程中，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必定會繼續利用資本主義的經濟、科技優勢擠壓我們，宣揚資本主義是世界上惟一優越的制度，同時鼓吹資產階級抽象的民主、自由，來迷惑和欺騙中國人民。在這種情況下，在中國社會主義還沒有充分強大，其優越性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會有一定市場，也就毫不奇怪了。鄧小平深刻洞察到這一點，他不僅一再告誡全黨要一以貫之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且還特別強調，“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12]

　　要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必須保持穩定。沒有穩定，什么事也干不成。我們在建設和改革中會遇到諸多困難、出現諸多矛盾，這些是難以避免的。但必須妥善而有效地解決好前進中遇到的這些困難，處理好各種矛盾，否則，這些困難和矛盾便會成為不穩定因素。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就會利用這些不穩定因素，推波助瀾，惟恐天下不亂。因此，為了維護壓倒一切的穩定，排除一切不穩定因素，必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誠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如果中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末肯定會有動亂”。[13]建設與改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維護穩定、反對自由化也是長期的。我們必須要有長期斗爭的精神準備，切不可因為一時的勝利而掉以輕心，放松警惕。

　　防止和平演變要始終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

　　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一開始就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力排資本主義導向的干擾。他說：“我們的改革要達到一個什么目的呢?總的目的是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14]這是我們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他在這方面的論述大家已很熟悉，這里著重說明鄧小平晚年(指他退休之后)關于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大局問題的一些思考，有助于我們理解他在這方面思想的明確性和一貫性。

　　鄧小平晚年所思考的一個中心問題，仍然是如何保證黨和國家的事業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發展。他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對我們國家的未來走向是明確而堅定的，他說：“達到共產主義的目標，要經過社會主義階段，而這個階段是很長的。共產主義理想是偉大的，但要經過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才能達到。社會主義是可愛的。為社會主義奮斗是值得的。這同時也是為共產主義奮斗。”他強調在大方向上，必須分清姓“社”還是姓“資”，而且要通過實踐來證明這一點。他特別提出：“到本世紀末，上海浦東和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姓‘社’不姓‘資’，兩個地方都要做標兵。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資本主義。這是個大原則。要用實踐來回答”。“實踐這個標準最硬，它不會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實來回答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有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資本主義。”[15]在大方向、大原則面前，鄧小平總是旗幟鮮明，毫不含糊的。

　　在鄧小平看來，要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關鍵在于要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在改革開放之初，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否定黨的領導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在1979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明確指出：“每個共產黨員，更不必說每個黨的思想理論工作者，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16]這時他進一步指出，我這個講話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的地方。“這個問題可以敞開來說”。這就是說，現在更要亮明自己的旗幟，這是因為：“現在經濟發展這么快，沒有四個堅持，究竟會是個什么局面?”同時，“提出四個堅持，以后怎么做，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的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這就是說，我們既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善于結合新的情況更好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以，鄧小平這時進一步提出“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17]的重要思想，也就是說，它是關系到我們國家的指導思想、領導力量、社會制度和國體，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動搖的整體，是我們的立國之本。

　　對這樣根本原則問題，鄧小平一如既往，密切關注和回答現實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指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就在四個堅持”，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明了正確方向。有的人要求在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刪去社會主義這個關鍵詞，只提市場經濟，把我國的市場經濟同西方的市場經濟完全等同起來。鄧小平堅決拒絕了這種錯誤意見，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提了出來，這就從根本上區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市場經濟。我們并不否認作為市場經濟是有共同點的，這主要是資源的配置都是通過市場實現的，但我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是有質的不同。具體地說，這種優越性應當表現在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自覺地運用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這兩手，對國家經濟生活進行必要的、恰當的調控。前者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既是國家建設與發展、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并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是使國家經濟安全、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重要條件，也是使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依靠，從而保證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利于社會主義，而不是有利于資本主義;而后者，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也學會了運用計劃，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更應自覺運用和處理好“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的關系。這就是鄧小平一直強調的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都要加以運用。他在強調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時，他還以明快的語言指出：“計劃和市場都得要”。[18]所以，即使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情況下，也要自覺運用國家的宏觀調控。近些年來，我國自然災害頻仍，如果沒有國家宏觀調控，要戰勝自然災害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國家不加以調控調撥，受苦受難的只能是老百姓。很顯然，如果沒有國家全力以赴的進行調控，就不可能戰勝自然災害，更不可能有汶川、玉樹等地地震后迅速恢復的奇跡發生。所以，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就在四個堅持”的論斷，對于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運行具有方向性的重大現實意義。

　　二是進一步指明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決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在新時期，鄧小平一貫強調，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既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又要符合中國的具體國情。“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不能搬用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這樣才能“保持自己的優勢，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毛病和弊端。”[19]他在晚年又進一步重申了這個觀點，他說：“在宣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時，我就說過，不贊成美國式的民主。我當面對布什以及其他美國人多次講，我們不會學美國。我們不贊成西方民主，但是我們確實也要民主，要社會主義民主。”[20]這在當時和今天都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改革開放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實質上就是要求中國“西化”，集中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力圖把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到照搬美國模式的邪路上去。近年來甚囂塵上的所謂“憲政民主”的主張，其實際內容就是要求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制度，要求把我國憲法修改成為美國那樣的憲法。這種用來調節資產階級內部權力濫用的“三權分立”原則，不但不能改變其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而且反而造成國家權力互相牽制和抵消。這正如鄧小平所說：“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手來對付其他國家，但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21]這顯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不但民國初年搞的多黨制、國會制成為一出歷史鬧劇，而且就是后來國民政府搞的五權分立，也沒能夠阻止蔣介石的個人獨裁。所以，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政體原則，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

　　由上可見，鄧小平晚年是從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大局上，闡明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正如他在南方談話中所強調的：“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22]這就是說，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必須堅持這條基本路線。這里還要特別指出，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對他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作了科學的闡明，他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3]這是對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堅持和發展，對我們全面貫徹黨的基本路線，正處處理黨的最高綱領同階段性綱領辯證統一關系，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是來自內部，關鍵是要把黨建設好

　　西方敵對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是當代社會主義事業面臨的主要的外部威脅，是導致社會主義國家發生演變的外部原因。但是，外因終究要通過內因才能發生作用。鄧小平深刻理解問題的關鍵在于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他十分強調建設一個為人民群所信賴的、堅強的領導集體的重要性，他特別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四個堅持，這不能動搖，堅持不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不堅持社會主義，這是個根本問題。當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工作時，他說：只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有一個好的常委，只要它是團結的，努力工作的，能夠成為榜樣的，就是在艱苦創業反對腐敗方面成為榜樣的，什么亂子出來都擋得住，“這是最關鍵的問題。國家的命運，黨的命運，人民的命運需要有這樣一個領導集體”。[24]他在南方講話中進一步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這確是十分深刻地指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加強黨的建設、增強抵御和平演變的能力指明了方向。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高瞻遠矚，深謀遠慮，一方面認真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糾正個人選接班人等的錯誤做法;另一方面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于培養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正確主張，繼續把培養和選拔接班人，加強后備干部隊伍建設作為反“和平演變”的一個根本戰略措施，作為他們退下來之前要完成的最主要的、第一位任務來對待。鄧小平指出：“我們歷來講，這是個戰略問題，是決定我們命運的問題。”[25]“中國的穩定，四個現代化的實現，要有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要有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性強的人來接班才能保證。”[26]他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27]陳云也指出：“只要把干部隊伍的交接班問題解決好，我們黨的事業就一定會后繼有人。”他強調：一方面要大膽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嚴格把好政治標準這一關。德才相比，我們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說，要確實提拔那些黨性強，作風正派，敢于堅持原則的人。[28]這些重要思想，對于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時期順利實現新老交替，造就一批經得起執政、改革開放和反和平演變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起了強有力的保證作用。

　　當今世界，風云變幻。在這種情勢下，培養造就革命接班人，使將來黨和國家的領導繼續掌握在能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手里，已成為保證我們國家繼續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最終粉碎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陰謀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根據新的歷史條件，這時提出各級干部應當具備的素質：一是具有履行職責所需要的馬列主義的理論功底，懂得中國國情，注意理論聯系實際，努力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二是堅定地站穩無產階級立場，正確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自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經得起執政和改革開放的考驗，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不迷失方向;三是堅定不移地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有開創新局面的信心和決心，有為實現黨中央提出的戰略目標而百折不撓地奮斗的勇氣和能力，做到勝不驕，敗不餒，知難而進，臨危不懼;四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系群眾，走群眾路線，發揚黨的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做到在酒綠燈紅、紙醉金迷面前不為所動，拒腐蝕，永不沾;五是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胸襟開闊，有全局觀念，善于團結同志，特別是能夠團結有不同意見的同志一道工作，有領導和組織才能。這五條，既是對干部素質的要求，也是培養造就接班人的目標。這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對毛澤東關于培養造就革命接班人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構筑社會主義中國防止“和平演變”的鋼鐵長城的戰略措施。

　　在鄧小平看來，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增強黨的免疫力和戰斗力，是防止和平演變的根本保證。他在強調要加強黨的理論建設、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的同時，還突出地指出新時期加強黨風建設的重要性。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以來，敗壞黨風的腐敗現象蔓延引起了黨的高度警覺和重視。早在1980年陳云就發出振聾發聵的警告：“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29]1982年，鄧小平針對當時剛剛露頭的嚴重的經濟犯罪活動，指出：“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末，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30]1989年，鄧小平在指明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時，再次強調：“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31]

　　改革開放以來黨內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原因是很復雜的。它既有社會歷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現實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方面的原因;既有個人主觀意識方面的原因，也有黨內生活不健全、黨的建設放松的原因。但究其根本原因，還是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對我們黨的腐蝕。雖然極少數的腐敗分子是新生的，但歸根結底仍是舊的剝削階級意識形態遺留的產物，因為導致他們走上犯罪道路的恰恰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應當看到，腐敗現象在一定范圍的惡性發展，是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密切相關的。這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腐敗現象很嚴重，這同不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系”。[32]那些頑固堅持自由化立場的人是那樣肆地攻擊、否定黨的優良傳統，連一心為公、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情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都成了他們嘲弄和批判的對象，而他們竭力宣揚的極端利己主義、拜金主義的價值導向，則嚴重地腐蝕了人們的靈魂，使一些黨員、黨員干部的黨性逐漸泯滅，走上了不擇手段地以權謀私的腐敗道路。這就深刻地告訴我們，敵對勢力是非常重視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他們力圖用資產階級的人生觀、價值觀來瓦解共產黨的隊伍，使它失去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和作用。不僅國內搞自由化的人是這樣做的，而且這也是西方反共勢力注重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所謂“攻心戰”的一個重要內容和企圖。這是值得我們嚴重警惕和認真對付的。鄧小平嚴肅指出，我們同腐敗分子的斗爭，雖然“不都是階級斗爭，但是包含階級斗爭”。[33]他堅持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對它作了深刻的說明。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做出了一個重要論斷：“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34]

　　鄧小平對加強黨的建設還提出許多重要思想。比如，他強調抓黨風建設，要特別注意的領導干部抓起。他說：“為了整頓黨風，搞好民風，先要從我們高級干部整起”。[35]人民群眾反對特殊化，首先是對著我們這些高級干部的，只要高級干部帶頭，這個事情就好辦了。他提出：“我們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復延安的光榮傳統，努力學習周恩來等同志的榜樣，在艱苦創業方面起模范作用”。[36]又如，強調要用制度來保證黨的正確，有效實現黨內監督，保證黨不變色，他說：“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37]再如，強調加強黨的領導要與改善黨的領導相統一。他多次指出，在新時期我們面臨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和繁重的歷史任務，關鍵要把黨建設好。只有不斷加強黨的建設，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改進黨的領導，才能使黨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核心力量，才能使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在抵御和平演變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中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和先鋒模范作有。

　　總之，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的反對和平演變的思想。他在這方面的許多卓越見解和有力措施，是我們黨戰勝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戰略的強大思想武器，是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1]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頁。

　　[2]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頁。

　　[3]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頁。

　　[4]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4頁。

　　[5]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頁。

　　[6]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9頁。

　　[7]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9頁。

　　[8]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7頁。

　　[9]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1頁。

　　[10]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頁。

　　[11]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2頁。

　　[12]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1頁。

　　[13]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頁。

　　[14]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頁。

　　[15]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48、1340頁。

　　[16]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3頁。

　　[17]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63頁。

　　[18]《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頁。

　　[19]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頁。

　　[20]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32頁。

　　[21]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5頁。

　　[22]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371頁。

　　[23]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

　　[24]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頁。

　　[25]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4頁。

　　[26]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3頁。

　　[27]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頁。

　　[28] 《陳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7頁。

　　[29] 《陳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3頁。

　　[30]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2、403頁。

　　[31]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3頁。

　　[32]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5頁。

　　[33]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3頁。

　　[34]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35]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頁。

　　[36]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頁。

　　[37]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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