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期間，隱蔽行動一直是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并服務于美國特定的政策目的和長遠的戰略目標。冷戰結束后，隱蔽行動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仍然占據重要地位，是美國應對競爭對手挑戰、維護全球霸權地位的重要手段。隨著美國相關檔案資料的逐步解密，美國學術界對隱蔽行動的諸多案例展開了研究，進一步梳理了隱蔽行動的內涵及其實施方式，總結并提出了隱蔽行動理論，從而為研究美國對外政策中的隱蔽行動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

　　一、隱蔽行動的含義和類型

　　就隱蔽行動的定義而言，美國學者作出了各具特色的解釋。羅伊•戈德森認為，所謂隱蔽行動，就是指一國政府或集團在不暴露自己的情況下影響其他國家或地區事態發展的努力與嘗試。洛赫•約翰遜和詹姆斯•沃茨則強調，隱蔽行動是指一國政府或其他組織所施加的秘密影響和操縱國外事態的所有行動;隱蔽行動的要旨就是間接性、非歸屬性和秘密性，政府或其他組織在隱蔽行動中的角色既非顯而易見，亦未得到公開承認。正因如此，隱蔽行動又被稱為“寂靜的行動”，或者是外交與戰爭之外的“第三種選擇”。戈德森進而指出，隱蔽行動的目的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影響目標國內部或跨國集團的權力平衡，例如影響政府的組成及其決策過程;二是影響目標國的輿論環境，通過輿論壓力迫使目標國政府按照隱蔽行動實施國所預期的方向作出決策;三是引導目標國政府或其他組織采取特定行動。約翰遜更是坦言，美國隱蔽行動的目的就是秘密影響海外事態，以支持美國的對外政策。

　　總之，美國學術界首先系統論述了隱蔽行動的含義和政策目標，其中有關隱蔽行動間接性和非歸屬性的觀點更是中肯地揭示了美國隱蔽行動的基本特征，從而為隱蔽行動的學術研究奠定了有益的分析起點和學理基礎。

　　鑒于隱蔽行動涉及的政策范圍和政策手段相當龐雜，為進一步梳理美國對外政策中的隱蔽行動，美國學術界還對隱蔽行動進行了歸類，將隱蔽行動劃分為四種基本類型，即隱蔽宣傳行動、隱蔽政治行動、隱蔽經濟行動和準軍事行動。美國學術界同時認為，隱蔽行動的各種類型相互聯系，相互配合，構成統一的隱蔽行動體系。美國學術界對隱蔽行動的類型劃分總體上界定了隱蔽行動的基本研究范疇，有助于針對不同的隱蔽行動政策和手段及其相互策應關系展開深入的學術研究，因而進一步深化了美國的隱蔽行動理論。

　　第一，隱蔽宣傳行動。隱蔽宣傳行動(亦稱心理戰)是隱蔽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工具。洛赫•約翰遜強調指出，隱蔽宣傳行動是隱蔽行動最常見的方式之一，其總體目標就是通過秘密渠道幫助實現美國的政策觀念。詹姆斯•奧爾森亦明確指出，心理戰和宣傳戰的目的就是利用精心挑選的真實信息或肆意捏造的虛假信息，以影響對手的判斷、行為和精神面貌，乃至改變對手的價值觀念和政治信仰。

　　戈德森則致力于隱蔽宣傳行動的類型研究，并將其分為灰色宣傳和黑色宣傳兩種類型。灰色宣傳是指沒有隱藏全部信息來源和渠道的隱蔽宣傳行動，其素材可以是真實的或捏造的，或兩者兼而有之;同時，為使捏造的宣傳素材(謊言)更加可信和有效，灰色宣傳可以夾帶一定數量的真實信息。所謂黑色宣傳，是指信息來源和渠道完全隱藏、宣傳素材完全虛假或捏造的隱蔽宣傳行動。戈德森尤其強調，隱蔽宣傳行動既可用于特定的、策略性的對外政策目的，也可服務于更廣泛和更長遠的對外戰略目標。

　　實際上，作為美國隱蔽行動體系中使用最為廣泛、最具滲透力的行動類型，隱蔽宣傳行動的基本特征就是通過虛假或者真假難辨的信息傳播達到特定或長遠的政治和戰略目的。具體地講，隱蔽宣傳行動主要具有兩大政治功能：一是通過長期的隱蔽宣傳以影響目標國的輿論環境，控制對手的判斷能力，甚至改變其政治信念。這是隱蔽宣傳行動的一般功能，服務于長遠的戰略目標。二是在特定條件下針對目標國展開直接的輿論攻擊，在目標國制造經濟、社會和政治混亂。這是隱蔽宣傳行動的特定功能，主要服務于特定的政策目的。基于其獨特的政治影響力，隱蔽宣傳行動始終是美國隱蔽行動政策與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

　　第二，隱蔽政治行動。格雷戈里•特雷弗頓認為，隱蔽政治行動是指改變目標國政治力量平衡的努力，其通常的實施方式就是向特定的集團或個人提供秘密的資金支持。戈德森則著重分析了隱蔽政治行動的實施手段。他認為，通過秘密方式資助和扶持政治代理人并借此影響目標國政府及其決策是隱蔽政治行動的常用手段，此即所謂的“播種”——選擇和控制有現實或潛在影響力的政治代理人，支持其政治活動，進而影響目標國的政治進程，因此“播種”是一項長期細致的隱蔽政治工程。此外，發展政治代理人還可以起多種作用，包括情報搜集、暗中破壞、顛覆、制造動亂以及從事暗殺等。戈德森同時強調，支持非政府組織(如工會組織、商業團體和宗教組織等)以影響目標國的政治進程亦是隱蔽政治行動的重要手段，即通過秘密支持特定的組織或運動達到預期的政治目標。

　　凱文•奧布賴恩著重從掩護性組織的角度探討了隱蔽政治行動的實施方式，并認為設立掩護性組織是展開隱蔽政治行動的普遍方式。奧布賴恩指出，根據隱蔽政治行動的需要，掩護性組織可以采用不同的偽裝，總體上講，掩護性組織的設立或利用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由情報機構暗中出資開設的旨在掩護其活動的隸屬公司;二是利用新聞媒介作為掩護隱蔽政治行動的工具;三是利用宗教組織、商業團體等社會組織作為展開隱蔽政治行動的平臺。

　　由此可見，美國學者著重從政策目的、實施手段等方面對隱蔽政治行動進行了分析，同時強調隱蔽政治行動的本質就是秘密影響目標國的政治進程。鑒于隱蔽政治行動具有直接影響目標國政治進程的功能，并可服務于多種政治目的，因此它在美國的隱蔽行動政策和實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賄賂、色誘既是美國隱蔽政治行動的傳統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其目的就是將目標國的相關對象置于美國的控制之下并充分加以利用——包括情報搜集和秘密策反等。同時應當看到，美國學術界側重于研究隱蔽政治行動的實施層面，但沒有涉及如何防范隱蔽政治行動的問題。隱蔽政治行動具有更強的隱蔽性，因而更加難以察覺，也更加難以確定預先的具體防范措施，這從一個側面凸顯了隱蔽行動研究的重要意義。

　　第三，隱蔽經濟行動。作為隱蔽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隱蔽經濟行動旨在秘密擾亂目標國的經濟，進而支持整個隱蔽行動的展開。馬克•洛溫塔爾強調，由于經濟混亂往往會導致政治動蕩，因此擾亂目標國經濟就成為有效展開隱蔽行動的重要手段。隱蔽經濟行動的主要方式包括：通過隱蔽宣傳以制造虛假的商品短缺信息并引發恐慌，進而推動隱蔽經濟行動的進一步展開;毀壞主要農作物以達到直接引發經濟混亂的效果;大量偽造目標國貨幣以摧毀其貨幣金融的信用體系等。

　　約翰遜認為，隱蔽經濟行動是隱蔽行動的重要內容，其實施手段主要包括：破壞目標國的石油輸送管線和石油儲備設施以威脅其能源安全;破壞目標國的電力設施以擾亂其正常的經濟和社會秩序等。約翰遜和沃茨進而指出，面對全球計算機網絡的發展，隱蔽經濟行動的主要目標已經發展成為擾亂目標國的計算機系統。秘密干擾或破壞目標國的計算機網絡，可以導致目標國的金融系統陷入混亂、通訊系統全面癱瘓，甚至軍事指揮和控制系統失靈。因此，計算機網絡攻擊所造成的混亂決不亞于軍事攻擊。

　　美國學術界對隱蔽經濟行動的研究集中于探討隱蔽經濟行動的實施手段，對于隱蔽經濟行動展開的背景和條件，美國學術界則著墨不多。應當看到，由于經濟對社會和政治生活均具有重大的影響力，隱蔽經濟行動從一開始就是美國隱蔽行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鑒于隱蔽經濟行動具有不同程度的破壞性和暴力性色彩，因此美國的隱蔽經濟行動往往與特定的隱蔽行動相聯系，服務于特定的隱蔽行動目標。進而言之，盡管隱蔽經濟行動具有戰略性目的，但相對于隱蔽宣傳行動和隱蔽政治行動鮮明的戰略性特點，其戰術性特點更明鮮。正因為隱蔽經濟行動具有更加直接的破壞性，有關國家更會在涉及國家安全的經濟領域(如能源、電信等)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設置符合國家安全需要的準入門檻，防止上述領域成為隱蔽經濟行動的滲透與破壞對象。

　　第四，準軍事行動。所謂準軍事行動，就是指未公開承認的武力使用，或向破壞勢力和抵抗勢力提供武力援助的政策行為。美國學術界認為，暗殺既是準軍事行動最原始的方式之一，也是一種重要的政治工具。

　　支持破壞勢力或抵抗運動是準軍事行動的重要方式，其目標就是削弱和消滅對手，促成目標國的國內革命，進而實現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革。戈德森認為，準軍事行動框架內的隱蔽支持和援助可以有多種形式，包括政治和道義支持、物質支持等。在他看來，為實現準軍事行動范疇內的政治目標，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通過第三國或國際機構向破壞勢力和抵抗勢力提供政治支持，并借此影響目標國的政治決策。戈德森指出，準軍事行動框架內的隱蔽支持經常采用向破壞勢力和抵抗勢力提供直接幫助的方式，如提供培訓、政治和技術咨詢、協調軍事行動等。此外，準軍事行動框架內的物質支持還包括秘密提供武器裝備、通訊設備等;通過經濟和軍事援助促使第三方向破壞勢力或抵抗勢力提供避難所亦是準軍事行動的重要途徑。戈德森強調指出，政變是準軍事行動的突出標志，同時也是隱蔽行動的最高級別的組成部分。盡管制造政變的方式多種多樣，但有效的政變均應具備相應的條件，如深思熟慮的政策策略、時機的把握、準確的情報支持等。

　　由此可見，美國學術界對準軍事行動的方式進行了歸納，認為準軍事行動主要包括三種形式：暗殺、支持抵抗運動及策動政變，從而為準軍事行動的研究圈定了基本范疇。更為重要的是，透過美國學術界的總結不難看出，美國準軍事行動的本質特征就是通過隱蔽軍事行動的方式影響目標國事態的發展，促進美國對外政策與戰略目標的實現。毫無疑問，暗殺是美國對外隱蔽行動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美國的政策實踐中，支持抵抗運動以及策動政變則是其對外準軍事行動中使用最為頻繁的行動方式。冷戰結束后，美國對外準軍事行動不僅包括對抵抗運動的支持，而且包括對宗教極端主義組織、民族分離主義組織的支持，其目的就是通過支持上述組織的破壞與恐怖活動削弱和打擊競爭對手，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正因為準軍事行動具有更大的破壞性和危險性，同時因為美國對外準軍事行動出現了新的變化，學術界更應加強政策和理論研究，為判斷美國的對外準軍事行動提供有力的分析工具。

　　二、隱蔽行動的升級模式

　　作為研究隱蔽行動的著名學者，洛赫•約翰遜根據風險水平和暴力程度，提出了隱蔽行動的升級模式，從而為分析美國的對外隱蔽行動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論平臺。

　　隱蔽行動的第一階段：常規情報活動。約翰遜認為，常規情報活動是隱蔽行動的低級階段，其主要方式就是一國通過駐外使領館進行公開或秘密的情報搜集工作，包括情報官員通過正常渠道獲取的情報，以及友好國家情報部門之間低水平的情報交換。

　　應當看到，隱蔽行動是一國政府或集團秘密影響其他國家或地區事態發展的政策與行為，因而具有不同程度的攻擊性;而常規情報活動是日常性的情報搜集和交換行為，盡管經常采取秘密方式，但常規情報活動一般不具有直接影響目標國事態發展的特性，更不具有目標攻擊性的特點。因此，將常規情報活動納入隱蔽行動的觀點值得商榷。進而言之，常規情報活動同隱蔽行動是有本質區別的，因此常規情報活動不應屬于隱蔽行動的范疇。

　　隱蔽行動的第二階段：適度隱蔽介入。約翰遜認為，適度隱蔽介入首先包括隱蔽宣傳行動的啟動，且此階段的隱蔽宣傳行動應以不具爭議性的議題作為素材(如捍衛民主自由等)，其目的就是增強公開的政策宣示份量。約翰遜強調指出，隱蔽行動第二階段的主要特點就是戰略情報活動的展開，其政治手段包括：收買并策反能夠接觸目標國機密的情報官員;對目標國的遠距離技術情報監視(如高空偵察機和偵察衛星的使用等)。約翰遜還強調，適度隱蔽介入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向有關的非政府組織提供資金支持，并以此營造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由此不難看出，適度隱蔽介入實際上是隱蔽行動的起點，主要包括隱蔽宣傳行動和隱蔽政治行動這兩種行動類型。在此階段，隱蔽宣傳行動的主要功能就是秘密策應和支持公開的政策宣示，并以不引發廣泛的政治爭議作為前提;隱蔽政治行動的重要內容就是更具目標性的情報滲透，政治策反則是此階段隱蔽政治行動的核心組成部分。另一方面，盡管針對目標國的遠距離技術情報監視在適度隱蔽介入階段已經啟用，但此時的遠距離技術情報監視更具戰略性，因而屬于適度隱蔽介入的范疇。總之，在適度隱蔽介入階段，隱蔽宣傳行動和隱蔽政治行動的風險水平尚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內，并服務于美國長遠的戰略目標。

　　隱蔽行動的第三階段：高風險隱蔽行動。約翰遜指出，隱蔽行動第三階段標志著一系列危險的隱蔽行動的展開與升級，包括針對目標國敏感目標的近距離的、直接的行動，以及可能導致暴力的方法和手段的采用。

　　約翰遜強調，在隱蔽行動的第三階段，隱蔽宣傳行動進入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欺騙、捏造事實和散布虛假信息成為這一時期隱蔽宣傳行動的主要手段。第三階段的隱蔽政治行動包括：針對目標國更高級別官員的策反與滲透;對政治領導人的進攻性監視活動;針對目標國高級別決策機構而采用的諜報技術等。隱蔽行動進入第三階段后，隱蔽經濟行動隨之展開，以期擾亂目標國的國民經濟。其主要方式包括：破壞目標國的電力設施和石油儲備系統;在目標國內煽動罷工以及其他有限度的經濟騷擾行動等。約翰遜同時強調，準軍事行動的展開是隱蔽行動第三階段的基本特點之一，其主要方式包括：向友好國家秘密提供進攻性武器;向目標國的反政府勢力秘密提供武器裝備，以及秘密的軍事培訓;為反政府勢力提供相應的救援和避難場所。

　　總之，在高風險隱蔽行動階段，隱蔽行動的宣傳、政治、經濟和準軍事手段全面啟動，其風險水平和暴力程度明顯提高。就隱蔽宣傳行動而言，此階段的隱蔽宣傳更加具有蠱惑性和欺騙性，并以制造輿論混亂和心理恐慌作為目標。在隱蔽政治行動方面，此階段政治策反的力度進一步增強，情報滲透的進攻性特點更加彰顯。隱蔽經濟行動和準軍事行動的啟動是高風險隱蔽行動階段的突出標志，同時也是此階段隱蔽行動具有暴力色彩的集中體現。隨著隱蔽行動進入高風險階段，隱蔽行動更具針對性地指向特定的目標國。因此，高風險隱蔽行動具有目標針對性和手段暴力性的基本特點，并服務于美國特定的政策和戰略目的。

　　隱蔽行動的第四階段：極端隱蔽行動。約翰遜指出，隱蔽行動第四階段是特別危險的時期。除繼續實施高強度的隱蔽宣傳行動和隱蔽政治行動之外，第四階段伴隨著隱蔽經濟行動的升級，隱蔽經濟行動更具暴力色彩，其方式主要包括：改變目標國的經濟環境(如焚燒森林、污染河流湖泊等);在目標國內制造經濟混亂(如大量偽造目標國貨幣以引發通貨膨脹，制造能源恐慌，破壞工業設備，通過在田間投放寄生生物摧毀農作物，通過傳播病毒大范圍毒殺家禽等)。而且，準軍事行動也進一步升級，其主要手段是：向目標國國內的反對勢力和抵抗勢力秘密提供更具殺傷力的武器甚至尖端武器以增強其攻擊能力，針對特定領導人實施有計劃的暴力行動(如恐嚇)，等等。約翰遜認為，通過情報部門的秘密支持在目標國制造政變是隱蔽行動第四階段的突出特點，此外，針對目標國領導人的暗殺行動亦是隱蔽行動第四階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由此可見，極端隱蔽行動是前期隱蔽行動發展到最高階段的結果，并以策動政變、顛覆政權為其最高表現形式，高強度的隱蔽經濟行動和準軍事行動均服務于這一政策目標。正因為隱蔽行動、尤其是極端隱蔽行動制造的政權顛覆具有不暴露“美國之手”的特點，它便成為美國打擊敵對勢力和競爭對手、拓展戰略空間、維護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重要手段。

　　綜上所述，鑒于常規情報活動屬于情報活動而不是隱蔽行動的范疇，因此美國的隱蔽行動升級模式應歸納為漸次遞進的三個階段，即適度隱蔽介入階段、高風險隱蔽行動階段和極端隱蔽行動階段。約翰遜的隱蔽行動升級模式初步闡明了美國隱蔽行動的發展階梯和遞進過程，剖析了美國隱蔽行動諸類型和手段在隱蔽行動不同階段的運用方式，從而深化了美國學術界對隱蔽行動的研究，并為了解和把握美國隱蔽行動的演進脈絡和發展趨向提供了層次分明的解析路徑。

　　三、關于隱蔽行動的爭論

　　在探討隱蔽行動的含義、類型和升級模式的同時，美國學術界亦圍繞隱蔽行動的政策基礎及其合理性問題展開了爭論，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美國有關隱蔽行動的理論研究。

　　詹姆斯•巴里試圖以正義戰爭理論為美國的隱蔽行動政策進行辯護，認為正義戰爭理論為美國的隱蔽行動提供了理論依據。巴里堅信，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情況下，隱蔽行動就是正義的和可接受的，這些條件包括：隱蔽行動的意圖和目的是合理和正義的;獲致正義目的的其他方法是無效的;隱蔽行動具有合理的成功可能性;隱蔽行動的手段與其目標是相匹配的;隱蔽行動應將對無辜者的傷害控制在最低限度內。總之，在巴里看來，正義戰爭理論不僅有助于論證美國隱蔽行動的合理性，還為隱蔽行動的政策選擇奠定了理論基礎。

　　毋庸置疑，巴里以正義戰爭理論為美國的隱蔽行動進行辯護是毫無根據的，而且這種辯護本身就漏洞百出。例如：判斷隱蔽行動正義性的標準是什么?這些標準從何而來?隱蔽行動的手段是正義的嗎?如何確保隱蔽行動對無辜者的傷害可以控制在最低限度內?實際上，美國隱蔽行動的政策本質就是服務于美國的對外政策目標，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因此以正義戰爭理論為美國的隱蔽行動進行辯護無異于掩耳盜鈴。

　　與此同時，也有學者從國家安全利益的視角對美國的隱蔽行動政策進行解讀。洛麗•達姆羅施考察了美國隱蔽行動政策的發展歷程，強調美國的隱蔽行動均以國家安全作為政策出發點。戴維•福賽思則明確指出，美國的隱蔽行動盡管時常打著捍衛民主和人權的旗號，但其實質卻是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維護國家安全利益是美國隱蔽行動最顯著的特點。

　　維護國家安全無疑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但以國家安全作為實施對外隱蔽行動的依據就會出現諸多問題。例如：如何判斷國外事態的發展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構成了威脅?美國是否能以國家安全面臨威脅為由，隨心所欲地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實施隱蔽行動?美國能否為了維護自身的安全利益而肆無忌憚地損害其他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從法理依據看，美國的隱蔽行動政策顯然違背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從政策實踐看，國家安全利益是美國對外隱蔽行動的借口，美國對外隱蔽行動的實質歸根到底是為了打擊敵對勢力和潛在的競爭對手，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利益。

　　實際上，針對以正義戰爭理論和國家安全利益為由解讀美國隱蔽行動的觀點，已經有美國學者提出了質疑和批評。杰里爾•羅賽蒂就指出，隱蔽行動及其手段是基于反共哲學和權力政治的“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政策理念，在國家安全的幌子下，美國的隱蔽行動可以采取任何形式，道德因素和國際法原則均無法介入隱蔽行動領域;而且，隱蔽行動的諸多手段和方法與民主、人權和自由的原則大相徑庭，因此隱蔽行動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幕后黑手”。隱蔽行動升級模式的創立者約翰遜則從國際關系基本原則的角度對隱蔽行動提出了批評。在約翰遜看來，隱蔽行動第一階段的常規情報活動并沒有對國際關系中的主權原則和不干涉原則構成嚴重影響，但隨著隱蔽行動的逐步升級，國家主權和國際法的基本原則開始遭遇嚴重侵蝕，進而國際秩序也受到嚴重威脅。正因為隱蔽行動直接違背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并對國際體系的穩定構成了嚴峻挑戰，哈里•蘭塞姆堅信，諸如欺騙、暗中破壞、政治暗殺、準軍事行動等隱蔽行動手段集中體現了世界事務的陰暗面。

　　綜上所述，隱蔽行動首先是美國冷戰戰略的重要工具，同時也是美國實現其對外政策目標的一項基本戰略。冷戰結束后，隱蔽行動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仍然占據重要地位，其總體目標就是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實際上，冷戰后美國實施隱蔽行動的頻率不減反增。通過諸多隱蔽行動手段，美國成功促成了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的“顏色革命”，再次展示了隱蔽行動對實現美國全球戰略目標所起的獨特作用。在朝鮮半島危機、伊朗核危機，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等地區緊張局勢中，美國的隱蔽行動若隱若現，并與其全球戰略意圖形成策應之勢，導致上述地區局勢撲朔迷離，嚴重危及地區和平與穩定。美國的對外隱蔽行動具有政策隱蔽性和手段多樣性的特點，因而更加難以防范，同時也更具危險性，對此有關國家必須高度重視，妥善應對。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盡管美國學術界力圖運用正義戰爭理論和國家安全理論為美國的隱蔽行動政策辯護，但從內涵、實施手段以及美國的政策實踐中不難看出，美國的隱蔽行動完全違背了《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嚴重損害了有關國家的主權和利益，造成了國際社會的混亂乃至危機，進而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構成了巨大威脅。鑒于此，對美國的隱蔽行動展開深入的政策和理論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戰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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