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焦裕祿枕下遺物真相大白后，這個謊言的制造者任彥芳最近又在“人民中國網”發表文章《考古”新發現，可悲又可憐—焦裕祿枕下遺物之謎真相大白》。繼續為自己散布的謊言進行徒勞的辯解。既然任彥芳不肯認輸，我們就繼續對其謊言進行深入的揭露。
在焦裕祿枕下遺物這個問題上，最重要的是客觀證據。我們來看一看雙方持有的證據吧。
《焦裕祿枕下遺物之謎》一文為了證明焦裕祿枕下遺物的存在，舉出了七條證據，加上最近護士樊鏡珍的證言，共八條證據。這些證據都能證明焦裕祿在醫院是看過《毛澤東選集》和《共產黨員修養》這兩本書的。這些證明人中，有領導干部，有醫生、護士，有焦裕祿的夫人、女兒等親屬。這些證據出現的時間從1966年一直持續到2014年，它們相互印證，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證明了焦裕祿枕下遺物確實存在的事實，已構成了一個證明力強大的完整證據鏈。焦裕祿枕下遺物確有其事，已是鐵證如山，不可撼動。
再看任彥芳，這些年來說來說去，其證據還是只有一個所謂的“焦守鳳證言”。可能任彥芳也感到自己的證據有些單薄吧，于是他拋出了一個新證據：“之后，我也曾問過焦裕祿的夫人徐俊雅，她也同樣說，病床上沒有兩本書，一本也沒有。”可是，徐俊雅已去世多年，誰能證明她確實向任彥芳說過這話呢?所以，像這種死無對證的證據，再多也是沒有用的。
孤證不立，只有一條證據，即便這個證據證明力再強，也是不能據此認定事實的。何況，所謂“焦守鳳證言”也存在很多不能自圓其說的漏洞的。
首先是所謂“焦守鳳證言”存在兩個不同的版本。其一是《焦裕祿身后》中所寫的：“為此情節，我找到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鳳，守風說：‘我爸爸去醫院什么書也沒有帶。他臨終對我說：’……你已經工作了，爸爸沒有什么禮物送給你……家里的那套《毛澤東選集》，就算送給你的禮物吧。‘爸爸死后，是我和媽媽收拾爸爸遺物，他的枕頭下哪有《毛澤東選集》和《共產黨員的修養》啊?大通訊上寫的不對。’”
第二個版本是《我眼中的焦裕祿》中所寫的：“第三次來訪焦守鳳，這閨女實在，她說那寫她爸爸的報紙上(即《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有幾個地方不對，她都劃出來了。她說，這報上說，爸爸死后在他的床上發現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沒有書呀!爸爸病重才去醫院的，沒有帶書，什么書都沒有帶，爸爸死后，是我和媽媽收拾爸爸遺物的，哪里有書呀?這地方寫得不對。”
仔細閱讀這兩份證言，可以發現，雖然內容差不多，但在語境和細節上還是有差別的。前者說的是“為此情節，我找到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鳳”，說明任彥芳是專門為枕下遺物這件事來找焦守鳳的，任是主動，焦是被動。后者卻是焦主動說的。第二個差別是，前者最后說的是“大通訊上寫的不對。”而后者說的是“這地方寫的不對。”。請注意“大通訊”這個詞，這個詞是蘭考人后來形成的對《焦裕祿》長篇通訊的簡稱，通訊剛發表時，還沒有這個說法。
根據以上分析，這很可能是根本不同的兩份證言。
任彥芳先是引用第一份證言，在《焦裕祿枕下遺物之謎》揭露了他第一份證言的真相后，他在辯解時卻回避了這個證言而又拋出了第二份證言。如此做法不能不讓人懷疑這份證據的可靠性。
再一個漏洞是：所謂“焦守鳳證詞”并沒有得到焦守鳳本人的認可，可以說這個證據還是任彥芳的一面之詞。不僅如此，在《焦裕祿枕下遺物之謎》中指出焦守鳳曾經兩次在回憶文章中和接受記者采訪中都證明了焦裕祿在臨終時把《毛澤東選集》和《共產黨員的修養》這兩本書作為遺物留給了她這個事實。這就進一步證明了這個證據的虛假。
現在可以比較一下雙方的證據了。
我方共有八條證據，這些證據均發表在公開正規出版物上，任何人都可以核查證據的真實性。這些證據可以互相印證，以構成完整的證據鏈。
再看任彥芳，只有一條“前后不一”、“漏洞百出”的孤證，而且這條證據只是出自任彥芳一人之口，并沒有得到焦守鳳的認可。
焦裕祿枕下有沒有兩本書?相信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人都會得出自己的結論。
下面再來分析一下任彥芳對樊鏡珍證言的質疑。
任彥芳說我“欣喜若狂”，他說的對。得知樊鏡珍證明了枕下遺物的真實性后，我確實非常高興，因為我近幾年來不斷努力尋求的事實真相終于有了確定的結論。那篇《官媒揭穿貶焦謠言，焦裕祿枕下遺物之謎真相大白》就是我的即興之作。
樊鏡珍的證明，以直截了當，明白無誤的方式證明了焦裕祿枕下遺物的存在。它象一面照妖鏡，一下子使任彥芳精心炮制的謊言現出了原形。
面對樊鏡珍證言，任彥芳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
首先，他不能承認樊鏡珍證言是真的，否則就等于承認自己是說謊了。
但是，他也不敢明白無誤地指責樊鏡珍是在說謊。如果這樣，他就很可能又要面對一場注定要敗訴的官司，對此，任彥芳是有前車之鑒的。
于是，看看任彥芳是如何為擺脫困境進行的徒勞辯解，倒是一件饒有興趣的事。
1 “五十年后才出來一個護士說真相”，
任彥芳以樊鏡珍五十年后才說出真相為由，否認樊鏡珍證言的真實性，這真讓人又好氣又好笑。
難道說出真相還有時間限制嗎?你任彥芳48年后才說出當年采訪焦守鳳的事，能不能說考古48年呢?
2 “這篇大通訊是周原起草的，因為穆青官職最大，故將他的名字放在最前面。周原的筆寫到此處，是為了當時提出的將焦裕祿做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范來樹立，故寫到此處靈感來了，便寫出了這個細節。”
說的活靈活現，作家虛構故事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了。可惜只是什么根據也沒有的一面之詞，對于否定樊鏡珍證言，一點用處也沒有。
3他們采訪的人員是有名字的，并沒有一人向他提供這個細節，
任彥芳自己承認，當年周原穆青來采訪時他并不知情。周原也根本就不認識任彥芳，那么任彥芳怎么會得到采訪人員名單呢?而且樊鏡珍遠在鄭州，記者通過什么方式得到這個素材的，只有穆青他們知道。任彥芳又不是新華社領導，記者的采訪活動并沒有義務向他匯報。他憑什么斷定“并沒有一人向他提供這個細節”呢?
4 周原不可能是聽這位五十年后出現的護士說此細節的吧。
“五十年后出現的護士”，樊鏡珍是當年護理焦裕祿的護士，焦裕祿逝世后，是樊鏡珍為焦裕祿擦洗了身體，換了衣服。任彥芳是真不知道還是在裝糊涂?
任彥芳還東拉西扯地提出什么“兩本書為什么不在展覽館展出”呀?什么“這兩本書下落何處”呀?等等，拿這些與樊鏡珍證言一點關系都沒有的問題來胡攪蠻纏，看來任彥芳真是黔驢技窮了。
綜觀這篇文章，既拿不出有力的證據支持自己的主張，又找不到充足的理由來駁倒樊鏡珍證言，任彥芳完全陷入非常狼狽的境地。用“可悲又可憐”來形容任彥芳現在的處境，是在再合適不過了。
勸告任彥芳一句：和事實真相作對是不會有好下場的。靠什么文字游戲，靠念幾首打油詩也是無濟于事的。靠扣“文革”大帽子也嚇唬不住人了。及早面對事實，承認錯誤才是擺脫目前困境的最好出路。
附：任彥芳原文：
考古”新發現，可悲又可憐—焦裕祿枕下遺物之謎真相大白
──致友人
今天接到朋友從大陸發來的信，全文錄下
任老師：有個網友(博客名為cyh116116)在我的博客中讀了《任彥芳和焦裕祿的情緣》一文后，給我發了這樣的“評論”，現轉給你——
官媒揭穿貶焦謠言，焦裕祿枕下遺物之謎真相大白
2014年5月14日是焦裕祿逝世50周年紀念日。這天的河南日報發表了記者李旭兵采訪樊鏡珍等人的文章《焦裕祿生命中的最后 53天》文章中出現了一句至關緊要的話：“焦裕祿去世后，樊鏡珍整理物品時，在他的枕下發現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正是這句話，給了在焦裕祿枕下遺物問題上造謠生事的任彥芳之流以致命一擊。
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里有這么一句話，焦裕祿死后，“人們在他病榻的枕下，發現了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這個情節遭到了以任彥芳為代表的一些人的質疑。他們認為這個情節是為了迎合當時的政治形勢而編造出來的。任彥芳在他寫的《焦裕祿身后》一書中精心炮制了所謂證據，以證明焦裕祿住院根本就沒有帶書，死后枕下也沒有發現書。
長期以來，任彥芳利用他的作家身份，利用各種方式散布這個謠言，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很多不了解真相的人信以為真，認為焦裕祿的事跡有水分，對焦裕祿的宣傳有拔高、夸大，影響了焦裕祿事跡的宣傳效果。
一些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以任彥芳的話作為口實，攻擊宣傳焦裕祿是’造神文化”,妖魔化前三十年代。
今年3月24日，烏有之鄉和紅歌會網都發表了《圍繞焦裕祿張欽禮周圍的謊言與真相》
一文，文章有專門一節駁斥關于焦裕祿枕下遺物的謠言。文章列舉了大量確鑿事實，證明了焦裕祿住院時確實是帶有《毛澤東選集》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兩本書的，有力地駁斥了任彥芳的謠言。但對枕下到底有沒有哪兩本書并沒有確切的答案。
現在，當年護理焦裕祿的護士樊鏡珍出來說話了，她以第一當事人的身份明確宣告：焦裕祿去世后，焦裕祿枕下確實有兩本書，這兩本書是樊鏡珍本人發現的。
至此，焦裕祿枕下遺物之謎真相大白，任彥芳的謠言徹底破產，焦裕祿、長篇通訊和它的作者們以完勝結局，大快人心!
讀后立即給友人回信
此文我早看到，是極可笑又可悲的事，為了這個細節，五十年后才出來一個護士說真相，好像考古新發現，令一些人欣喜若狂。好像抓到什么重型炮彈，足可以把真相打倒了，只要有頭腦的人都可以想想，這是為什么了。
我在最近出版的《我眼中的焦裕祿》一書，把當年的日記一字不動的披露出來。
1966年2月15日日記載：第三次來訪焦守鳳，這閨女實在，她說那寫她爸爸的報紙上(即《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有幾個地方不對，她都劃出來了。她說，這報上說，爸爸死后在他的床上發現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沒有書呀!爸爸病重才去醫院的，沒有帶書，什么書都沒有帶，爸爸死后，是我和媽媽收拾爸爸遺物的，哪里有書呀?這地方寫得不對。
以上是日記原文，我錄在新寫的書里了。
之后，我也曾問過焦裕祿的夫人徐俊雅，她也同樣說，病床上沒有兩本書，一本也沒有。
在以后，徐俊雅簽名寫給華主席，鄧副主席的信中，也揭出了穆青等大通訊失真多處，給蘭考人民造成的災難。
這篇大通訊是周原起草的，因為穆青官職最大，故將他的名字放在最前面。周原的筆寫到此處，是為了當時提出的將焦裕祿做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范來樹立，故寫到此處靈感來了，便寫出了這個細節。他們采訪的人員是有名字的，并沒有一人向他提供這個細節，周原不可能是聽這位五十年后出現的護士說此細節的吧。周原在后來說過，這篇大通訊應寫焦裕祿的人道主義精神，我是同意這看法的。
如果真的是死后病床上有這樣兩本書，我想這么有力說明焦學毛著和加強修養的細節，應在焦裕祿事跡展覽館里出現，并做說明，但我看過的展覽館里沒有。有了這新發現，會不會加上呢?
這兩部書在何處，是護士自己收起來了嗎?為何收拾遺物的親人沒有看到，而這護士卻看到了，一定是她收起來了吧?如是，應交給國家才好。
想來可笑，也可悲。有人竟想用此細節再次造神，實在是太沒有力量。難道說只有在重病中也看毛著，才是偉大人物嗎?更吊詭的是當年紅衛兵質問穆青，為何在焦的病床上造出劉少奇的修養來，他無法回答。今天竟也被人說成是為了保護焦裕祿全家，笑話，焦裕祿就是看了修養，就不被保護了嗎?
歷史是不容造假的，不論出于什么目的，用何種手段，假的永遠不會是實事，官媒說的便是事實嗎?
請看吧，以后不知還會造出什么笑話來呢?一些人因我說了真話，寫了實情，便對我恨之入骨，揚言要起訴我，他們用的語言完全是文革語言，他們一心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你從這篇小文中也可感受到文革大字報的氣味。
我想把我多年來寫的關于焦裕祿的文字和罵我的文字全收集起來，編成一個集子，留給歷史。前面是我多少年來寫的關于焦裕祿和張欽禮的文章，后邊附上烏有之鄉發的文革式語言的對我的討伐，聲言要起訴我，要判我死刑的文字，不知你讀過沒有，要讀，這才是奇文共欣賞呢。一些想為張欽禮翻案的人，實質是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現在他們正觀風向，找時機，我們不可不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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